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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来拯救我们的老腰?

鲁伊 三联生活周刊 2018-07-05

作为一个每日伏案时间远超8小时的写稿中年,我的许多个早晨,都以跳下床来、双手叉腰、龇牙咧嘴拉开序幕:

“哎呦这老腰……”

不过,当这一幕在今天早上再次上演时,我的哎呦声里,却也有些吾道不孤的欣欣然——因为一个新知道的数字:

就在此时此刻,全世界和我同此腰痛的人,多乎哉不多也,也就5.4亿吧。

没错,绝非夸张,就是5.4亿!

这个数字,源自6月9日出版的《柳叶刀》(Lancet)杂志腰痛特刊中引述的一项针对310种疾病和损伤全球负担的系统分析研究。

该研究指出,截至2015年,腰痛的全球时点发病率为7.3%,而从1990年到2015年间,地球人因为腰痛而处于伤残失能状态的生命时长,增加了54%,达到了惊人的6010万年。

这是个什么概念呢?

其实恐龙灭绝,也就是6500万年前的事吧……

特刊中引用多项研究强调,虽然老龄化趋势、从事重体力工作、身心疾患、吸烟、肥胖和静止不动的生活方式被公认为导致腰痛的高风险因素,但就个体而言,在腰痛面前,还真是人人平等,不用担心年龄歧视:从00后10后的小屁孩儿到80后90后的老人家,都可能被它措不及防的找上门来——虽然不是病,疼起来绝对要你命!

且慢,等一等,吃瓜群众怕是有点儿蒙——都说的这么严重了,怎么还不是病?

真相的确如此。

根据目前医学界的共识,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发生于下肋缘(lower rib margins)与下臀线(buttock creases)之间部位的腰痛(low back pain),还真的不是病,而是可能由多种不同的已知及未知原因引起的疼痛症状,现有医学手段无法准确找出导致疼痛的源头。一个最具有说服力的例子,是一项2009年的澳大利亚研究:在1172例因急性腰痛而就诊的患者中,只有11例——0.9%——最终找出了确切的致痛原因,其中8例为骨折,2例为感染。

那么这剩下的疼得莫名其妙的百分之九十九怎么办呢?

这就要看你生在什么地方了。

对于古往今来不幸生在那些缺医少药地区的人,万变不离其宗,主要靠自己扛。反正对于大多数人,虽然疼是疼得莫名其妙,但往往好也好得莫名其妙。

但假如生在医疗卫生基础设施发达的高收入国家,事情就会变得比较复杂。很可能,你的初诊医生会让你去拍个片儿,再给你开点儿强效止疼药,开张假条休息几天没问题,爱科普的可能还会劝你换张人体工程学座椅,平时有空做做瑜伽。等高大上的影像检查结果下来了,你或许会被告知,腰椎间盘有点突出啊,腰椎可见莫迪克1型改变啊,虽然这些名词听着半懂不懂的,你还是一下子着急起来——咋办?能治?可以手术?注射?消融?植入?真能治?不差钱,Let’s go啊!

然而,吃瓜群众还真别忙着羡慕后一种人投胎有水平。在构成《柳叶刀》腰痛特刊的4篇从不同角度审视腰痛问题的论文中,一个最突出的主题,便是对后一条道路深刻而沉痛的反思:欧美医学界在过去三十年中采取的将腰痛视为一种疾病而大量使用影像学检查、强效止痛药干预和复杂外科手术介入的做法,虽然投入了大量医疗资源,并造成巨额医疗费用开支,但从现有的证据来看,并没有能够令那些“不差钱”的腰痛病人生活质量得到明显提高,甚至反而会增加人财两空、贫病交加的风险。

而促使数十位来自世界各国的腰痛问题专家此时站出来振臂一呼的主要原因,便是这些很少将医疗的复杂成本纳入考虑的做法,一旦被不加反思地照搬入中低收入国家的诊疗指南,潘多拉魔盒打开的后果,可能会更加可怕。

仅举论文中几个在我看来特别触目惊心的事实吧:

首先是诊断。近年来,关于是否应当使用X光片、CT扫描和MRI扫描结果诊断腰痛,在医学界已经产生了越来越激烈的争辩。反对者最强有力的一个论据,便是腰椎及椎间盘组织会随着衰老的过程而产生变化,但对于老年人——尤其是50岁以上的老者——来说,一个腰痛得要死要活的人,和一个毫无痛感谈笑风生的人,光从拍出来的片子看,可能没有什么差别。此外,凭借这些影像学证据,并没有办法预知病情的进展,甚至不能断定一个人未来是否真的会腰痛发作。更重要的是,即便是在有全民医保的高福利国家,这些日益高精化的影像学检测,很多时候也需要患者自掏腰包,构成相当大的经济负担,但除了增加过度诊断和过度治疗的几率外,目前却没有任何现存证据显示,常规的影像学检查对腰痛患者的病情改善有任何益处。然而,它们却依然在临床上被大量使用:在挪威,39%的腰痛患者会被转诊拍片,在美国和意大利,这个比例是54%和56%。

其次是药物。曾经作为治疗腰痛一线用药的扑热息痛(paracetamol,又名对乙酰氨基酚),由于缺乏有效性证据,而过量服用又可能导致肝肾衰竭甚至死亡,目前已经被推荐不予使用。但只能轻微缓解疼痛却伴随着极大的成瘾风险的鸦片类止痛药(opioids),虽然在治疗指南中不鼓励常规使用,但数据显示,在北美等高收入国家,因腰痛而前往急诊室就诊的患者,60%会被开具鸦片类止痛药,而半数以上长期服用此类药物的病人,都是腰痛患者。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便在《柳叶刀》这期腰痛特刊出版后不久,发表于《损伤》(Injury)杂志上的一项研究分析了30.9万个骨折案例后发现,使用鸦片类止痛药可能显著增加骨折风险并影响愈合过程——为了不痛,反而更痛。

最后,是各种外科手术干预手段。研究者指出,仅在2011年,美国医保Medicare报销的腰椎或骶骨面注射(lumbar or sacral facet injections)就高达99万例,腰椎或骶骨面神经切断术(lumbar or sacral facet neurotomy procedures)高达40.6万例。也是在这一年,脊柱融合术(spinal fusion)成为全美国累积住院开支最高的手术项目,总额高达128亿美元。然而,越来越多的长期追踪调查结果表明,这些花费巨大且伴随手术创伤和众多并发症风险的外科介入干预,虽然在短期内可以立竿见影的缓解腰痛症状,但不过在手术一年后,益处便会渐渐消失,而那些并没有选择手术治疗的患者,许多人的腰痛也可能随时间而缓解。

……

上面的这些,写在纸上,可能不过是一些冷冰冰的数据,但对于曾目睹至亲之人经历两次腰椎手术而依然多年饱受腰痛困扰的我来说,那都是自己满怀着对医学进步的希望而跳进去的一个又一个大坑啊!

而当我们自己也在慢慢变老,越来越多的被腰痛拜访时,又该何去何从?

(图片来自视觉中国)

《柳叶刀》上的论文,并没有给出答案,但却指出了一个方向:也许,我们应当放低自己的骄妄之心,把目光从过于乐观的依赖诊断和强调治愈,调整到关注初级预防和接受疼痛作为一种人类生存状况之上。

毕竟,早在半个多世纪前,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就曾经从语义学的角度,讨论过“痛吾痛以及人之痛”的问题。在他看来,社会的宽容、理解与道德,都建立于人们借助自身对疼痛的主观经验和感受而接受他人对其痛苦的描述之上。而以奥地利维也纳大学社会、认知与情感神经科学组为首的研究小组,也曾在2015年于《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NAS)上发表论文指出,大脑中与感受自身和他人疼痛以及产生悲悯之心相关的神经通路,很可能是同一的。

如果这一刻的腰痛会让你想到,也许你的哎呦,与这地球上另外5.4亿人的哎呦并非漠不相关,不能凭借财富、权能和知识得以幸免,那么,真正拯救之道,或许便藏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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