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风流公子到一代高僧，李叔同为什么要出家？
100年前的今天，1918年8月19 日，李叔同在虎跑定慧寺披剃出家，法名“弘一”，号“演音”。此前，正在浙江第一师范任教的李叔同将一直视若珍宝的书籍字画、折扇、衣物分赠给朋友和学生，所藏金石封存于西湖西泠印社石壁上，并与其最亲近的弟子丰子恺、刘质平合影留念，结束了他的执教生涯。至此，这位20世纪初闻名遐迩的艺术家、中国现代艺术启蒙教育的先驱者，斩断世俗情缘，从此芒鞋布衲，托钵空门。
弘一法师出家时与刘质平（左）、丰子恺（右）合影
李叔同擅长的艺术活动范围极广，而他涉猎的许多艺术领域都充满了时代精神。他集诗词、音乐、话剧、书法篆刻等艺术成就于一身，是“二十文章惊海内”的大师；为中国近代的艺术界、教育界、文化界和宗教界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为后人提供了嚼不尽的精神食粮。
李叔同传奇的一生里贡献了多个“第一”：他是第一个学习美术的留学生，东渡日本留学期间，李叔同创立中国第一个话剧团体，演出话剧《茶花女》、《黑奴吁天录》、《新蝶梦》等，其中《茶花女》是国人上演的第一部话剧。李叔同归国后，编纂了中国第一本音乐期刊《音乐小杂志》，国内第一个用五线谱作曲的也是他。李叔同还是中国油画之鼻祖，是最早在中国介绍西洋画知识的人，也是第一个聘用裸体模特教学的人……
弘一法师书法
正如丰子恺在《缘缘堂随笔集》中说道：“欧化东渐的时候第一个出国研习油画、西洋音乐和话剧的是李叔同先生。第一个把油画、西洋音乐和话剧介绍到中国来的是李叔同先生。”就是这样一位极具开拓精神，在各方面造诣皆达顶峰的近代艺术家，却在“五四”前夕遁入了空门。
对此，柳亚子评价道: “以方外而列人南社籍者，……逃释归儒之曼殊，与逃儒归释之弘一。”苏曼殊“逃释归儒”成为不僧不俗，亦僧亦俗的“革命和尚”、世所少见的奇人；李叔同“逃儒归释”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由艺海入潮声，以缁衣终其身。
一带风流归逸谈，可谓惊世骇俗，直至今日都令人扼腕叹息，深感遗憾。而近代知识分子这种思想、情感以及心态的变化始终是耐人寻味、值得仔细研究的。它从侧面反映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在社会经历前所未有的动荡时的彷徨与苦闷；以及在外来文化进入后，中西文化的交流碰撞中所产生的冲突。
在日本时留影
其实，李叔同与佛教的渊源可以说是自他幼时起的。从小，他就从笃信佛教的父母那里受到了熏陶。后来，他又跟随年轻守寡的侄媳妇去过庵里，并学会了背诵一些经文。尤其是他父亲李筱楼在临终前，请僧人朗诵金刚经，在佛经诵读声中安详而逝，如入禅定。停灵期间，每天都有和尚诵经不绝。幼年里周遭的佛教氛围以及父亲临终前的种种，为李叔同留下了太深刻的印象，这些都对他成年以后对佛学思想的领悟奠定了感性的基础。
李叔同在谈到他出家的动机时也曾说：“年七八岁，即有无常、苦、空之感，乳母每教之以为非童年所宜。……母殒，益觉四大非我，身为苦本。其后出家虎跑，全仗宿因。”可见，从儿时起，他便耳濡目染，在乳母潜移默化的教导下，就已感生老病死、人生无常，生母去世后，更是内心孤独无可寄托。这对他长大后的出家无疑是产生了重要影响，他出家的那一天（农历七月十三）也正是大势至菩萨的生日。
同时，从当时李叔同所处的社会环境看，他生活在晚清与民国时期，中国已处于所谓：“蚕食鲸吞，已见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的状态。甲午中日战争，给中华民族带来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在外来政治、军事及文化的巨大冲击下，其社会震荡亘古未有。另一方面，险恶的社会环境让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新式知识分子觉醒起来，开始掀起了救亡图存的政治变革。在这种文化思想启蒙运动的影响下，李叔同的社会观、文化观也在发生着巨大变化。
此时内忧外患的环境，为佛教的复兴提供了契机，新式知识分子为了寻求社会政治危机的解决方案而纷纷向佛，佛学一度昌盛。包括当时的改良主义者在内的很多文人，都对佛学大加提倡。梁启超也在《佛教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说：“吾师友多治佛学”，李叔同曾刻有“南海康君是吾师”的印章，所以理所当然的，他对梁启超所提倡的佛学应该也十分受用。谭嗣同也说过：“善学佛者未有不震动奋勇而雄强刚猛者也”，李叔同对他也十分欣赏。在此环境下，佛学在李叔同心里占有了十分重要的地位。
但在辛亥革命大潮退下后，正如鲁迅在《南腔北调集》中说道：“见过辛亥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许多知识分子都对这场革命能改变中国命运寄予了厚望，然而在理想幻灭后，他们都或多或少面临着思想上和心理上的危机，需要借佛学来让心灵有所寄托，这只是一种隐遁的权宜之计，他们绝不会真的出家当和尚。所以，李叔同最终做出出家的选择，不单要着眼于他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同时要考虑到他的气质、性格等因素。
那代知识分子大致都经历了这样一个由希望到幻灭的思想转变的历程。辛亥革命成功时，李叔同极为振奋，他作《满江红·民国肇造填满江红志感》：皎皎昆仑，山顶月，有人长啸。看囊底，宝刀如雪，恩仇多少。双手裂开鼷鼠胆，寸金铸出民权脑。算此生，不负是男儿，头颅好。荆轲墓，咸阳道。聂政死，尸骸暴。尽大江东去，余情还绕。魂魄化成精卫鸟，血花溅作红心草。看从今，一担好山河，英雄造。
而后期，苦闷、抑郁、彷徨的情绪笼罩着李叔同的心灵，“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瓢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他深沉地唱出了时代的感伤和遗憾。从前是亡国的威胁带来的痛苦，但毕竟还是有着历史条件决定的明确的目标，如今则是没有目标的或目标模糊的苦闷、革命后无路可走的愤懑。在这样的时刻，他只能去寻求某种新的人生依归。
但从文化个性上来看，李叔同作为中国现代艺术启蒙教育的先驱者，他皈依佛教，不能简单地归结于对现实的逃避，还应从他独特的艺术个性上去探讨。艺术家在艺术境界中追索人性时会发现，对人性的圆满表达就会使自己的艺术创作中充盈着乌托邦式推想创造无限的冲性，这在李叔同的歌曲里有鲜明的体现：如《天风》、《朝阳》、《落花》、《月》、《晚钟》等作品与无限的每一种联系都是宗教。李叔同正是从艺术走向宗教的，他将自己的命运“自托于佛门”。佛教对于李叔同是一种趋向崇高的、升华心灵的精神激素。
李叔同临终偈语“悲欣交集”
出家后的弘一大师，其所持重的戒律精神，与在俗的李叔同所有的浪漫气息，是生命迥然不同的两极，显示出了他人生发展的极不平衡。他在艺术上的极高造诣让后人难以望其项背，同时，他爱国爱教，广结善缘，他生命过程中所达到世俗和超凡的层次境界，是无人可及的。李叔同病危前曾手书二偈给夏丏尊等旧友：“君子之交，其淡如水。执象而求，咫尺千里。问余何适，廓尔亡言。华枝春满，天心月圆。”展现了大师极高的境界，而“悲欣交集”四个字又蕴含着他对人生怎样难以言说的感慨，谁又能参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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