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樟柯：我也不想活在自己创造的体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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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筹备这期封面专题前，我们想找一位影评人或学者，跳出编辑部的思路写一篇文章。我让几个朋友帮忙想想谁更合适，大家不约而同地首推贾樟柯本人。
的确，贾樟柯才是他自己和他电影最好的诠释者。过去这二十年，没有一位华语导演在这方面比他做得更好。
导演贾樟柯（视觉中国供图）
今年年初，贾樟柯的第二本文集《贾想2》出版。《贾想1》是1996到2008年间的文章、对谈和演讲集，《贾想2》又续上了2008到2016这八年。“从两本书的内容里，就能看出科长这些年的变化。”影评人木卫二第一时间读了新书，“千禧年前后，世纪之交，他的文字有对过去的缅怀和伤感，也有很多憧憬和希望，还是非常感性的。但后十年里，他更关注社会性事件，公共议题，反映在文字上，就没那么抒情了。”
这也是让贾樟柯电影学院的老师郝建担心的。哦对，我们当然没请贾樟柯来写这篇文章，而是邀请了郝建老师。沟通文章方向时，他提到了贾樟柯电影的叙事性。2006年《三峡好人》之后，贾樟柯的电影与社会、时代的关联紧密，房地产、拆迁、雾霾、生育政策、暴力事件……许多公共议题都出现在他的电影里。时代和社会性是他电影的优势，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物和故事常常成为配角。在郝建看来，要想进一步被大众和市场接纳，“叙事性”是贾樟柯的电影必须解决的问题。
《三峡好人》里赵涛饰演女主角沈红。在新片《江湖儿女》里赵涛重复了这个造型
新片《江湖儿女》已经可以看到这样的倾向。这大概是贾樟柯第一部爱情片，在跨越时代的背景下，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相爱、寻找、重聚、再分别成了故事的核心。其间还穿插了些黑色幽默桥段，喜不喜欢另说，但在这部新片里，郝建期待中的“叙事性”和“戏剧性”的确更强了。
《江湖儿女》剧照
采访时，贾樟柯和我聊到了《江湖儿女》里一场戏情感浓度很高的戏。
斌哥和巧巧在奉节重聚，两人坐在小旅馆里，不知话从何说起。那场戏空间很小，台词很多，还是个长达八分钟的长镜头。拍摄那天，雨下得特别大，赵涛总担心演起来听不到对方说话。“但导演一喊开始，整个世界都安静了。”赵涛和廖凡一下子掉进情绪里，一场戏下来，哭得情不自已。“后来，导演说，不行，情绪释放得太多了。”歇了一会儿，又拍了两条，最较劲的一场戏就这么顺利拍完了。
《江湖儿女》剧照
贾樟柯解释这场戏：“这是他们感情的核心，放在以前，我可能用别的方法处理过去了，写作技巧上完全可以避掉。但我不想躲了，它可能不轻巧，有点笨，有点卖力，但最近两部戏我都特别不想回避这个。”
看得出，最近两部电影，贾樟柯都在尝试大时间跨度的写作，也在尽可能地丰满故事性和人物形象，他的电影在接近大众观念中的“好看”。
电影《江湖儿女》拍摄过程中，贾樟柯和廖凡说戏（受访者 供图）
一个早期受迷影圈和欧洲三大电影节关注的导演，想要不丢掉艺术性的同时，得到市场的青睐，这其中的权衡和取舍并不容易。
眼前，在所有“第六代”导演里，贾樟柯似乎是最接近主流的，这常常也是他的争议所在。
电影《江湖儿女》试拍剧照
在这组封面文章里，我们采访了贾樟柯的同学、朋友，那些一起拍电影的人，试图用一些故事和细节来触碰他艺术家的一面，商人的一面，小镇青年的一面……
青年电影实验小组成员合影（受访者 供图）
我们走访了贾樟柯的老家汾阳，在山河故人面馆里吃了碗他家乡的刀削面，也和依然留在家乡的故人们见了面。聊到了贾樟柯的过去，也聊了聊当下小镇普通百姓的生活状态，话题里的那些人和物与贾樟柯的“故乡三部曲”（《小武》《站台》《任逍遥》）遥相呼应。
2006 年，贾樟柯和发小安群雁在老宅巷子门口（赵登新 摄）
我们还采访了长期关注中国电影和电影人的学者戴锦华，在她看来，贾樟柯、娄烨、王小帅这些“第六代”导演的作品还在继续尝试与中国现实生活发生关联，而今天，可能每天都有一个新导演出了他的处女作，但他们并没有形成一种共同回应，作品不接够地气，缺乏应有的时代自觉。
电影学者、北京大学教授戴锦华（尹夕远 摄）
这或许就是我们今天再讨论贾樟柯和“第六代”的意义所在。
专访贾樟柯
2013 年5 月18 日，贾樟柯在第66 届戛纳电影节上（受访者 供图）
三联生活周刊：《江湖儿女》与之前的电影《任逍遥》《三峡好人》的关系很密切，再回到大同、奉节拍电影，有什么感受？
贾樟柯：这是第三次在大同拍电影，让我最震撼的还不是变化，而是不变。《任逍遥》和《江湖儿女》都拍了那场巧巧和父亲走过河滩，去等公交车的戏。十七年了，那个河滩、公交车站还有远处的宿舍楼没有一点变化，唯一的变化就是马路上的公交车。我们这个社会飞速发展，但有非常多类似的角落被遗忘，被抛弃了。有时候我们被变化震撼，但变化多了，那些不变的东西可能震撼感更强。
三联生活周刊：《江湖儿女》更像是一个女人的成长史，好像从《山河故人》开始，女性角色在你的电影里越来越重要了。
贾樟柯：这是近几年非常大的变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到《江湖儿女》就很彻底了。过去，赵涛演了我那么多电影，对她个人来说是很吃亏的，因为我的电影大多是男性为主，女性是为电影添彩，或者是相对边缘的角色。我当然没有刻意为之，只是当时那个时间点上你关心的就是那些事。
《江湖儿女》剧照
时间是会教育我们的。这十几年，我们一直追逐某些东西，男性被社会裹挟的程度更强烈一些。男性更易折，更容易被社会塑造，女性不一样，她们更有韧性。特别是当我回望那些我曾凝视过的地方，想让新电影和《任逍遥》有一点关联的时候，我就更能看到这些男性的弱点了。所以，《江湖儿女》里，男人糟糕一点，女人比较坚持自我。但我整个写剧本的过程确实是被斌哥感染的。他有缺点，男性显得糟糕，但他离我确实很近。
《任逍遥》里的巧巧，贾樟柯在《江湖儿女》里沿用了这个人物
三联生活周刊：你曾说八十年代后，整个电影是世界性退步的，这几年往前走了吗？
贾樟柯：更不容乐观。
三联生活周刊：为什么？
贾樟柯：题材、手法、观念，还有电影文化环境都不乐观。最近几年，我总看到一些影评人特别兴奋，说某某某电影有很多创新。我看了并不觉得，那些他们所说的创新可能五六十年代就有了，虽然比较小众。创新本身肯定是建立在对电影史的了解上，但现在很多影评人都缺乏对电影历史的认知。二十年前我遇到的那些早期影评人，他们都对电影的历史有着严谨的完整的掌握，今天我们遇到的，很多都是爱好者，自身的知识是没有形成系统的。他们能写电影文化，但是乱掉了，这个是国际性的，电影文化有种衰退的感觉。
三联生活周刊：《小武》时期，状况好很多？
贾樟柯：那时大家的知识都是有系统的，不只是电影知识，任何知识都是。每个人都在各自的系统里思考问题和理解问题，有成熟的研究方法和感受方法，所有的认知都建立在掌握一种系统的基础上。但互联网打破了这些，所有知识都是片段的、零散的。现在，我经常看到这样的标题——史上最佳、华语片最佳，这肯定不是建立在对整个系统的了解上，太不严谨了。怎么去识别和归纳这个时代的创作，现在出现了很大问题，这不仅局限于电影领域。
电影《小武》剧照， 这大概是中国电影第一次以小偷作为主角
三联生活周刊：你是比较早用数码技术拍电影的中国导演，文章里还写到，数码给予大家影像上的自由平等。十七八年过去了，你会不会觉得，数码带给大众的自由过于自由了，是没有约束的自由。
贾樟柯：这不是数码的错，在面对这些问题时，我们不能叶公好龙。数码是无罪的，它帮更多人实现了拍摄自由，接下来就是人的问题了。这个东西很像民主，你民主了，每个人都可以发言，大众的发言水平就是参差不齐，但你不能因为这个来怀疑民主。
三联生活周刊：所以像民主一样，数码带来的自由也有个训练、提升的过程。
贾樟柯：慢慢的还是会有个标准，大家会自我训练，技术和审美上都会提升。我对这个还是很乐观的。
三联生活周刊：你说《三峡好人》得奖的2006年是本命年，经历了很多事，今年又是本命年，还有那种禁锢或压抑感吗？
贾樟柯：还有。说实话，我对自己这个已经选择了20年的职业还是非常犹豫。我经常有一种脱离现有生活的想法，比如去山东某个县城里租个房子，开始新的生活，认识新的人。或者跑去贵州开个店，谁也不知道我的过去。这些想法常常要被压抑下来，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
三联生活周刊：类似的想法通常在什么情况下出现？
贾樟柯：我也说不好，一种情绪之下。双子座，总觉得有另一个自我在呼唤自己。
三联生活周刊：事实上，你正走向这种避世生活的反面，电影稳定产出，商业上的事也越来越多。你曾经说过，要警惕滥用权力，觉得自己现在利用得怎么样？
贾樟柯：我可没有什么权力。
三联生活周刊：指的是现在能掌控的事和资源越来越多，话语权越来越大。
贾樟柯：我只是能力所及地做一些事情，不是能动用的资源多了，只是在行业里二十多年，积累的资源多了。当年那些朋友、同学也都慢慢成为各个领域很杰出的人了，能给你提供一些帮助，这是不能否认的。但这也不是权力，像我做平遥国际电影展，这就是个市场化的经营，繁琐的事很多，还得一件一件解决。
三联生活周刊：做这么多事，另一个自我就很厌烦？
贾樟柯：我十七八岁就打算以后不参加工作，立志做个闲散人员，现在看起来好像做了这么多事，但所有事，一旦上了轨道我就要给自己恢复自由身。像柯首映，我们做了两年，第一年费心费力，做出了一个模式，现在我已经一年多没去过那个办公室了。一件事做起来，能做多久，做到什么程度，我不会去干涉太多。电影节也一样，第一年选片、找人、找赞助我都要去面谈，亲力亲为，今年就不一样了，我只是一个参加电影节的人，不是组织者。我不想让影展变成贾樟柯的影展，个人色彩太强不是好事，所有这些都要去贾樟柯化。
三联生活周刊：能心宽地放手？
贾樟柯：必须放，因为我也不想生活在我自己创造的体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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