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丨为什么人人都是暴脾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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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众场合撒泼的人好像越来越多，比如那些占座的。是不是因为我们还不适应都市生活？BBC一个节目说，城市会让我们变得粗暴无礼。社会心理学家解释说：“当我们走进地铁，或者拥挤的城市街头时，我们的大脑会对周围的威胁高度警觉——我们只是很多其他人中间的一个小人物。这会导致我们自我封闭、采取守势。我们一直在查看周围潜在的威胁。”

《理解粗鲁文化》一书作者丹尼·华莱士说，研究发现，粗暴无礼会迅速地传染，就像感冒一样。单纯目击他人粗鲁的举动就有可能让我们之后也变得粗鲁起来。科学家称之为神经毒素，一旦被感染，我们就会变得更有攻击性、创造力降低。粗鲁还会引发报复。当有人对我们犯罪时，比如跑到我们家里抢劫，我们不会有去他们家抢劫以示报复的想法。我们想要的是公正。但是，当有人对我们很粗鲁时，它会唤起我们内心黑暗的角落，让我们想去报复。我们想让他们感受到他们对待我们的那种不尊重。但情况会升级。回应粗鲁的举止时，我们应该很有涵养地规劝对方。

一个人占了别人的座位，这时如果有人去制止他，他反而先爆发起来，这种人可能是自尊心太强又有些自恋的人。美国哲学家努斯鲍姆认为，复仇的欲望会阻碍社会进步。要求正义不等于要求偿还。她在新书中说，愤怒从根本上说是错误的，它源于软弱，最终是有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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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写道：“愤怒有害但很流行。如果受到侮辱或不公正的对待时你不生气，人们就觉得你没有骨气、遭到了践踏。传统智慧认为，当有人不公正地对待你时，你应该使用合乎情理的愤怒羞辱他们，实施惩罚。”

努斯鲍姆提出，发火是一种愚蠢的做法。亚里士多德说，愤怒是一个人在他在乎的东西或人受到损害后的反应，而且这个愤怒的人认为这种损害是不公正的。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成问题的是，愤怒的人希望得到某种偿还。如果你不希望得到偿还，你的情绪就是别的（比如悲伤），而不是愤怒。亚里士多德正确地指出，愤怒包含一种反击的倾向。当代研究愤怒的心理学家赞同亚里士多德的观点，认为愤怒包含一种从痛苦到希望的双重运动。

努斯鲍姆提出，要求报复的想法是不合理的。

努斯鲍姆说，人类历史和文化的主流是认为愤怒是不对的。人们通常以三种方式为愤怒辩护。第一种是，愤怒对尊严和自尊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没有愤怒，温顺的人默不作声，遭人羞辱。其次，如果你对犯错的人不动怒，你就是不把他们当回事，而是把他们当作无助的、不需要负责任的孩子。最后，愤怒是反击不公正的重要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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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斯鲍姆对这三种观点一一做了反驳。她说，在政治领域，甘地、马丁·路德·金和曼德拉证明了，可以不带怒火而又有力、有尊严地反对不公正。第一种她称之为偿还道路，认为不义者的苦难有助于修复被损害的东西。第二种是地位道路，目标是扭转加害者对自我的贬低，更厉害地去贬低他。这犯了自恋的错误，它把所有的伤害变成了地位的高低问题。

她设想了这样一种情境：一个人受到了伤害后非常愤怒，想去反击，不久他会到达一个分岔路口。他面前有三条路。第一条：他选择了注重地位的道路，认为这件事关乎他和他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他的报复计划是合理的，但他的规范性焦点是自我中心的、狭隘的。第二条道路：他关注最初的侵犯事件，希望去报复，让罪犯去受苦。在这种情况下，他的规范性焦点是对的，但他的想法不合理。第三条道路：如果他是理性的，在探索和拒绝了前两条路之后，他会注意到第三条路在向他敞开，它是最好的：他可以转向未来，专注于去做合理的、真正有帮助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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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斯鲍姆除了分析愤怒的各种形式，还讲述了她自己的经历。一次乘飞机时，一位男子走过来帮她把行李箱放到头顶上方的行李架上，完全没有注意到她并没有寻求帮助。“我不那么礼貌地说，我每天在健身房花几个小时时间举重，可不是为了被人羞辱，我敢说我能举起的杠铃要比他能举起的重很多。我非常生气，我的反应相当愚蠢。我愤怒到问空姐能不能给我换座位。直到两周后我还很生气。”努斯鲍姆的反应确实过于极端了，她没有想到，那个人并不是想贬低她的地位。也许他只是习惯了要有绅士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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