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结束百年 | 被忽视的14万华工，和并非配角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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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秋天在伊拉克旅行时，我专程去巴格达海法大街瞻仰了费萨尔一世国王的立马铜像。这位传奇游击队领袖、1916年阿拉伯民族大起义的主要领导人，在上世纪60年代因为大卫·里恩的史诗电影《阿拉伯的劳伦斯》而蜚声全球。在阿拉伯大起义爆发整整一个世纪之后，伊拉克人依然把这位来自麦加哈希姆家族的“外来”国王视为他们进入世界现代史的象征。而使这次起义得以发生的先决条件，则是“一战”的爆发。
费萨尔一世国王 | wikicommon
随后的两年多时间里，随着在中东和中亚旅行路线的延伸，我越发清楚地感觉到了：今天人们所熟知的相当一部分国家版图、民族分布状况乃至边界划分，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直接催生的结果，且其现实影响至今不曾消散。
1917年4月2日，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在国会联席会议上发表演讲，呼吁立即对德宣战（视觉中国供图）
随着俄、奥、土三大帝国的崩溃，在战后的中东和东南欧诞生了超过20个“继承”国家，“民族自决”这一理念从此为国际社会所广泛接受。围绕着新国家安排的正当性和公正性与否，在21世纪初的今天，恐怖组织“伊斯兰国”依然在尝试取消大战造成的伊拉克—叙利亚国界，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民众在抗议1917年英国政府创造“犹太民族之家”的《贝尔福宣言》，俄罗斯则继续与其邻国乌克兰发生剪不断、理还乱的边界冲突：而这一切同样是大战的遗产。在时间和空间上，我们都未曾远离“一战”所创造的世界。
1918年11月11日停战日，伦敦街头的一辆军车上载着欢呼的乘客（视觉中国供图）
不仅如此，今天我们已耳熟能详的联合国这一国际组织形式，也是由“一战”的直接产物国际联盟演化和修正而来。在战后围绕世界秩序新安排爆发的法律战、舆论战中，公开外交、大众外交的理念和国际协调机制获得了世人的普遍接受，成为今天国际关系中的一般常态。意识流文学、达达主义和包豪斯建筑风格，则是大战在艺术领域的投射。以此观之，“一战”催生的不仅是有形的新国界，还有无形的新思想和新规则。
1918年，俄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犹太革命家托洛茨基在莫斯科红场参加阅兵（视觉中国供图）
但在中国，当我们提起“一战”时，往往会更直接地联想到其他一系列灰暗的影子。就在中国以战胜国身份庆祝大战告终之后第6个月，北洋政府在巴黎遭遇外交失败，未能收回战时已为日本攫取的山东权益。此事成为历史性的“五四运动”的导火索，也使中国民众关于“一战”的长期情感记忆，耻辱性远大过成就感。
当一个中国人回顾起本国在1914～1918年经历的历史时，直观感觉往往是异常突出的混乱、无序和涣散。在大战进行的四年多里，北京政府累计经历过12次内阁彻底改组，两度发生帝制复辟，爆发过两次南北全面内战。1915年的《二十一条》交涉以及1918年的《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几乎使中国置于遭近邻日本独占的处境。加之北洋政府并未派正规军参战，致使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在巴黎和会期间，竟发表了中国“未出一先令，未死一个人”的攻击性言辞，似乎坐实了中国困顿于内乱、对大战殊少贡献的习惯性印象。
1919年在巴黎市内法国外交部召开的巴黎国际和平会议（视觉中国供图）
然而此次大战之所以会被冠以“世界”之名，新意恰恰在于涵盖范围更广的全球图景，尤其是新的全球治理模式和国际行为准则，在战争进程中的浮现。在东北亚和西太平洋，逐渐兴起了以“中国之命运”为核心命题的区域国际关系体系，使日美两大新兴强国皆卷入其中，从而深刻地改变了20世纪的亚洲乃至世界历史进程。在战后的1922年，太平洋和远东秩序问题、尤其是中国问题成为了华盛顿会议上全球关注的焦点，新的《九国公约》由此诞生，日本独霸东亚大陆的野心遭到挫败。而以“五四运动”以及作为大战副产品的中苏交涉为契机，中国深刻进入了战后席卷全球的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大潮，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代就此开启。
更重要的是，所有这些变化并非纯系运气或机缘造就，而是中国政府决策者、外交官、知识分子乃至社会各阶层在大战期间审时度势，主动争取的结果。1901年灾难性的《辛丑条约》宣告了中国自19世纪40年代以来对近代国际体系持久抵抗的失败；中国正式进入国际社会，但依旧是以不平等、受摆布和宰割的客体身份。第一代“西化论”者和共和主义者试图通过推进内部革命，以建成与欧美同质的宪政体制来博取外交上的平等地位。但在北洋政府成立之后，谋求改订平等新约的尝试依旧为列强稳固的在华均势体制所挫败。中国在财政独立和边疆安全上仍然无法实现自主，“东亚病夫”的刻板外部印象也继续大行其道。
1914年爆发的大战，给中国的国际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带来了一个始料未及的机会。随着欧洲列强走向全面军事冲突，均势体制不复存在，世界秩序乃至东北亚国际关系迎来了新一轮洗牌。中国重新定位本国与国际社会间关系的可能性就此出现。从大战爆发之日起，以梁士诒、梁启超、陆徵祥等“外交政策群体”为基干的北洋政府外事和决策精英就已经意识到：获得参与战后和平体制缔造的机会，是中国摆脱“辛丑体制”、赢取具有主体性的平等国际地位的最大希望；而要获得此种机会，就必须加入更有希望赢得大战的协约国阵营，为最终的胜利做出贡献。
从1914年到1917年，中国三次谋求对德奥宣战，其间曾历经国内政局动荡的纷扰和日本独霸野心的威胁，最终得以如愿。由梁士诒首倡的“以工代兵”模式，自1916年起将14万名“中国劳工旅”成员输送到欧洲战场，为协约国的最后胜利做出了实际贡献。一番苦心运作之后，中国终究得以以平等身份参与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在战后世界秩序的缔造中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实属不易。
中国青年人学习使用进口打字机，练习西式速记和语言（视觉中国供图）
1924年，江南造船所建造的二号船坞（视觉中国供图）
香港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与“一战”关系史研究专家徐国琦指出：“中国参加‘一战’，从小处着眼，是为了应付日本，为了在战后和会上占一席之地。但从长远看，是为了加入社会，为了国际化，为了在新的世界秩序中有发言权。”
从直接结果看，参战使得德奥两国在华的租借地、势力范围以及包括治外法权在内的种种不平等权益被一扫而空，并在事实上终结了中国对屈辱性的庚子赔款的支付。20年代初北洋政府与德、奥两国新政府签订的全新双边条约，成为民国初年改订平等新约进程中的关键节点。而通过在战后历次国际会议上勉力发声，特别是利用日美关系的变化寻求国际支持，中国在华盛顿会议上最终得以收回山东权益，从而有效弥补了巴黎和会外交失败造成的损失。而在参战以及战后和平问题造成的内部涟漪中，中国知识分子群体通过著书立说、发表演讲、联络工商界和学界以及与闻国是，形成了覆盖范围甚广的社会动员机制。“五四运动”的兴起以及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便是这种机制的直接成果。
因此，在这组为纪念11月11日大战结束百年而撰写的封面报道中，我们没有把目光投向传统国际关系史叙述中的主角欧洲国家，而是尝试描绘中国这个长期被视为配角和陪衬的战胜国。
我们回顾了从1914年大战初起到1917年北洋政府最终对德奥宣战之间，陆徵祥、梁士诒、顾维钧等中国外交家为谋取获得参战国地位而付出的艰苦努力，以及日本独霸中国的野心终于随中国加入大战和国际格局的变化遭受重创的演变历程。
顾维钧（视觉中国供图）
我们请长期研究中国与“一战”关系以及战时华工问题的徐国琦教授阐述了他对战时中国社会的看法，尤其是长期被忽视的华工群体的真实形象以及他们在战中和战后的命运。我们也把目光投向战时中国民族经济的短暂春天，以及大战对艺术领域以及若干个人产生的重大影响。他们或许不是主角，但依然在斗争和抵抗着。
在今天北京天安门广场西侧的中山公园南门，有一座四柱三楼的醒目石牌坊。它的前身是《辛丑条约》后为向德国政府“谢罪”而建立的克林德纪念坊，曾长期矗立在东单北大街与西总布胡同西口交叉处，距离东堂子胡同的前清总理衙门旧址和石大人胡同的北洋政府外交部大楼仅有咫尺之遥，在鼎革前后的中国外交官心中皆是最刺目的疮疤。大战结束的第三天，中国警察和民夫将这座耻辱性的纪念碑推倒拆散，随后在中山公园重新树立起来，坊心正中央的匾额上郑重其事地题上了四个新的大字“公理战胜”。
1952年10月，有37个国家代表出席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期间决定再度更换匾额，由郭沫若题写了“保卫和平”四字，至今尚存。那时节，中国已经经历了一场新的革命和新的世界大战，成功跻身联合国安理会“五常”和全球主要大国之一。始于“一战”的历史转折，在20多年后，终于结出了丰硕的果实。
今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胜利100周年。在本期#封面大使#国务院参事、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时殷弘教授看来，一战的意义，除了让中国越来越被卷入现代世界之中，作为中国国际地位有所提升的一个重要阶段之外，还刺激了中国现代民族主义的爆发，是中华民族复兴的一个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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