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期封面故事中，我们以多起青少年犯罪与霸凌事件为主线，走访了施害者、受害者，也走访了检察院、犯罪专家、司法社工、心理专家，以探寻“少年之恶”的背后到底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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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的他们：伤害从何而来】
主笔 | 陈赛
为什么一个看似有点怂、有点自卑的13岁少年会犯下强奸、杀人的罪行？为什么一个女孩会逼迫另一个女孩脱衣服、下跪、磕头，殴打到遍体鳞伤？为什么一群青少年会像看好戏一样看着一个同班同学跳楼，不但无动于衷，还大加嘲讽？ 为什么一个孩子会对另一个孩子做出极端残酷的行为？
几个世纪以来，很多学者试图对“恶”做出解释，包括神学的、法学的、哲学的、社会学的、心理学的。因为邪恶挑战我们关于自身和世界最基本、最重要的预设，而“邪恶为什么存在”这个问题事关人类在宇宙中的位置。欧洲中世纪神学家托马斯·阿奎纳曾经写过，在世界上有邪恶存在这件事情，是基督教信仰与教条最大的障碍。也就是说，没有什么比邪恶的存在更挑战对上帝的信仰。如果上帝是全善全能的，为什么他会允许邪恶存在？
但是，比起成年人的恶，更令我们感到触目惊心和难以面对的，是未成年人呈现出来的“恶”。我们到底应该如何理解这些“恶”的行为？或者说，这些行为，我们真的可以称之为“恶”吗？ 我们可以称一个13岁的孩子是反社会型人格或者精神变态患者吗？专业研究者会避免这样的词语，因为它们内含太多的污名和决定论，更中立的说法是这些孩子“具备系列冷酷无情的特征”，比如缺乏共情、悔恨、愧疚感，情感冷漠、攻击性、甚至残忍，以及对惩罚的漠然。甚至于他们犯下的恶行，也不应该用“罪”（crime），而应该用“少年罪错”（juvenile delinquency）——1817年在纽约防止贫困协会的调查报告中，美国首次公开使用了“少年罪错”一词，意指犯法、怠学怠业在街头游荡，或欠缺正常家庭的不满21岁的人。科学在一定程度上支持这样的说法，因为根据神经科学的研究发现，在一个人的发育成长过程中，像前额叶这样进行决策和情绪管理活动的大脑分区发展最晚，到青春期结束才能成熟。所以虽然少年具备了一定的辨别是非和自我控制能力，但不能像成人一样严格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同时，人类在14岁左右进入青春期后，大脑结构重塑，特别容易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对威胁、奖励的感知也与成人不同。
电影《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改编自一桩真实的少年杀人事件但是，在关于“恶”的讨论中，科学到底有多大的发言权呢？我们真的能冷静、客观地看待这些行为吗？
从某种角度来说，“恶”是一个极难讨论的话题，因为其中蕴含的恐怖过于巨大，几乎没有语言能够传达。比如，与杀人相比，霸凌的恶劣程度固然不可同日而语，但它同样强烈挑战我们对于人性的基本信念，以及我们关于孩子、关于少年的基本认知。
一个中学心理督导师曾经告诉我，旁观者能从摄像头的视角里看得到的“欺凌”固然是“欺凌”，但被欺负的感觉，远远超过这个。比如，在班级里，如果几个人看你不顺眼，他们有很多方法，可以在不违反任何规矩的情况下让你很难受。几个眼神，就有可以有巨大的杀伤力。“年轻人就是有这样的直觉，监控镜头下什么都没有发生，但你却感到身在炼狱。而当他们发现自己有如此操纵他人的能力之后，甚至会欲罢不能，就像小孩子捉弄小动物一样。”
在本期封面故事中，我们以多起青少年犯罪与霸凌事件为主线，走访了施害者、受害者，也走访了检察院、犯罪专家、司法社工、心理专家，以探寻“少年之恶”的背后到底是什么。我们试图从这些青春期少年的视角出发，去看看他们的日常生活以及他们每日生活在其中的世界，到底是什么触发了他们的“恶”？这些“恶”，到底是他们天性中携带的攻击性失控，还是后天教养环境的忽视或社会文化的腐蚀？他们是如何看待、感知和体验自己的行为的？社会网络在其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他们的情绪、认知、心理又在其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些“恶”与他们所处的人生阶段是否有特殊的关联？与我们这个高速运转的浮躁时代又有什么关联？在放任与刑罚之间，一个社会到底应该如何设立它的界限？
俄罗斯Iksha的少年犯劳改营，未成年服刑人员在进行劳动改造 | 视觉中国供图在《行为：关于人类最好与最坏的一面的生物学》一书中，斯坦福大学生物学与神经科学教授罗伯特·萨波尔斯基探讨了一个与我们非常类似的问题，为什么人类一方面可以互相屠杀，另一方面又表现出无私的善意？人性，当然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但这本书最有趣的地方在于，它以一个非常具体的行为为起点——假设某一天某一刻，一个陌生人突然激动地冲你跑过来，手里还拿着一个看起来像手枪的东西。这时候，你手里刚好有一把枪。于是，你开枪了。然后，你发现对方手中拿着的是一个手机。从“开枪”这个行为发生的瞬间开始，作者以一种“时间倒流”的方式不断追溯，从这个行为发生前的一秒钟起，倒推到几分钟之前，再倒推到几个小时之前，然后一直倒推到几百万年之前，在这样一个长长的时间链条上探寻这个行为背后的动因。
在这个行为编年史的解读中，你会发现，作者一直在提醒我们小心一个思维的误区：不要以为某个大脑区域、某种荷尔蒙、某个基因、或者某个童年经验，或者某个进化机制可以解释一切。恰恰相反，每一个行为都有多重的因果关系。
当我们问“一个人为什么会做出那样一个行为？”时，我们其实是在问一系列的问题：在这个行为发生的一秒钟之前，他的大脑里发生了什么？从几秒到几分钟之间，什么样的环境刺激影响了他的大脑？从几个小时到几天之间，什么样的荷尔蒙使他的大脑对这些刺激变得更敏感？从几个星期到几个月之间，什么样的经历重塑了他的大脑对这些压力的反应？
他的青春期阶段，当时尚不成熟的前额叶皮层如何塑造了他成年后的样子？他的童年，也就是早期生命经验如何影响之后人生的大脑功能与基因表达？当他还是个受精卵的时候，哪些基因编码了那些荷尔蒙和神经递质？再到文化，文化如何塑造了他生活的社会环境，以及生态因素如何塑造了他所在的文化？最后，我们一直追溯到几百万年前，看看暴力与善意的行为到底是如何进化的。以同样的链条和视角来观察少年的“恶行”，我们能得出什么结论呢？也许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情境的重要性。当我们解释某个行为背后的动因时，要非常谨慎，不要轻易下评判。而且，我们要意识到，其中的每一个环节都有变化的可能，时间带来的变化，经验带来的变化，环境带来的变化。最重要的是，个人会变化，大脑会变化，新的神经元会产生，新的回路会连接上，旧的回路会断开，换一个情境，一个坏的行为可能转变为很好的行为。
| 封面故事 |
- 文化：“24亿”艺术品失踪？跨国展览的生态链（陈璐）
本期《三联生活周刊》#封面大使#黄觉，在表现校园霸凌和少年犯罪的热映电影《少年的你》中，饰演了警察老杨。虽然戏份不多，但这个角色却是影片的“题眼”——人长大了，才学会同情。面对两位犯错的少年，历经沧桑的老杨看似平静的外表之下，有着不为人知的纠结：“他既觉得两个孩子应该为这个事情负责，又觉得他们还小，未来还有无限可能，应该给他们一次改错的机会。”黄觉本人也认为，大部分恶性事件中的孩子都缺乏社会家庭的关注，希望学校、家长以及社会，多注意他们的心理变化。
点击上图，听黄觉聊聊《少年的你》中“老杨”内心的波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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