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美三星堆：3000多年前的神秘青铜器从何而来？
「最美三星堆」
9月的第一个周末，广汉三星堆“祭祀区”发掘现场，举行了一个简单的仪式，意味着时隔34年，三星堆“祭祀坑”即将再次启动挖掘。2019年12月开始，在出土大量青铜器的1、2“祭祀坑”周围，陆续发现了类似的3至8号坑。这对于三星堆和整个四川考古乃至先秦考古领域来说，都是个振奋的消息。
1986年1、2号“祭祀坑”的出土，让三星堆成为考古界的焦点。与大多数考古发掘不同，三星堆的青铜器太过独特和令人费解，它们带着一种严肃、狞厉、神秘、具象的美，迅速进入大众视野。
没人见过这些东西，也没人解释得清，人们无法说服自己，这些东西不是天外来物。出土器物成为人们假想的母本，相关假说与推测铺天盖地袭来，将原本就扑朔迷离的考古难题包裹得更加神秘，更充满戏剧性。
1986年青铜大立人出土时的场景。| 敖天照 摄
剥去围绕这里的猜测与假说，三星堆文化承载的是严肃理性的考古问题和历史脉络——它是先秦考古中的重要一支，也是理解四川地域历史的关键环节，和与之相关联的宝墩文化、十二桥文化等，共同勾勒出古蜀国文明的轮廓。
另一方面，三星堆和盘龙城、赣江流域等地的考古发现也让我们确切地认识到，除以中原为中心的商文明之外，在长江上游还同时存在着一个相对独立的区域性文明。这些发现重构了中国青铜时代的文明图景，也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古代文明的多样性。
站在商代的土层上，想象着三千多年前，这里发生了什么，要将如此巨大体量的青铜器、玉器、象牙埋入土里？它们是被精心码放好的，在2号“祭祀坑”里，从各种器物层层堆叠，直到最上一层铺满象牙，或许是一场古老国度的宗教仪式就这样被封存在了土地下。
直至今天，三星堆1、2号“器物坑”出土已有34年，人们仍无法确切地解释很多问题：为什么四川盆地的先民要制造青铜头像？为什么他们倾国力铸造青铜器？这些头像是在蜀地铸造，还是在外地铸造后运至蜀地？作为古蜀国的都邑之一，三星堆人过着怎样的生活？他们的宗教到底如何，又与中原商王朝保持着怎样的联系？这些问题，即使在学界，也依然充满争议。
戴金面罩青铜人头像 | 蔡小川 摄
陈历志的家是离“祭祀坑”最近的一户，直线距离不过五六十米。从出生到现在77岁，陈历志一直住在这里。考古发掘除了专业的考古工作者，帮忙的村民是另一个重要群体。经过一些考古挖掘的基本训练，加上实地操练，他们很快就能上手，成为考古工地上的“熟练工人”。在1986年的整个三星堆发掘现场，像陈历志这样参与的村民有上百人。
1986年7月，1号坑的挖掘进度很快，不到1个月，所有器物出土。1号坑刚刚发掘结束时，30米之外，2号坑就被发现了。连续出土的两个坑，使它们相互之间成为参照，提供更多的互补信息。
陈历志记得，2号坑露出来的第一件东西，就是件青铜头像，虽然只有一角，却是仰面朝上。青铜的，阴森的，冷峻的，毫无一点表情的三千多年前的人像，这一幕，把在场的不少人都吓坏了。但陈历志挺淡定，“因为在1号坑见过类似的东西。”
青铜人面具 | 蔡小川 摄
1、2号坑之间距离30米，1号坑比2号坑略大一些，约有15平米。但与1号坑共420件的遗物出土数量相比，2号坑的数量要多得多，也精美得多，1300件出土遗物中，有735件是青铜器，金器61件，玉器486件。
这两个坑是同时埋下去的吗，是否有先后之分？两坑的年代又相当于中国考古学年表和历史年表中的什么年代？对于这两个问题，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多年进行三星堆和四川考古研究的孙华教授认为，这两个问题看似简单，但难下定论。
一是由于两个器物坑出土的器物种类和数量差异较大，2号坑几乎没有陶器出土，陶器是考古学中重要的断代物证，因为自古以来，陶器数量巨大，器型更新迭代比较快，每个时代、地域都有着鲜明的风格特征。相比之下，青铜器则属于历史中更迭变化较慢的器物，往往一种器型可以出现在前后相差几百年的不同历史阶段，因此不太适合拿来作为断代参照物。
二是学者主要依靠交叉断代法，根据两坑中器物的艺术风格来推断年代。通常会根据中原地区或江汉地区的诸多器物进行类比，但三星堆地处西南，相对偏远，不同地区这些貌似相同的器物或纹饰风格是否属于同一时期，它们在传播过程中有没有时间差，这些因素可能都会导致判断的偏差。
2号“祭祀坑”出土的青铜头像。仔细低头看，大多数2号坑出土的都是雕刻了鼻孔的，1号坑出土的量相对少，而且几乎没有细致地雕刻出鼻孔。| 蔡小川 摄
《三星堆祭祀坑》正式考古报告指出，1号坑的掩埋时间应该在“殷墟一期之末和殷墟二期之间”，2号坑的掩埋时间则是在“殷墟二期至三、四期之间”。现在也有学者认为两者之间的间隔更短。但总的来说，它们与中原的商王朝后期几乎是同时的，大约在3200年前。
2号坑，一直挖到第5层文化层左右，露出大量巨大的象牙。如今仍然瘦瘦小小的张有余大姐负责清洁象牙上的尘土，那时候她才60多斤，是所有帮工的村民中最轻的，只有她能光脚板站在象牙上，不会对象牙造成过多伤害。象牙又大又粗地盖在表层，空隙中，青铜器的光泽仍难以掩盖。
“那么大一个东西，凹进去的，怕不是皇帝的座椅哦！”从坑里第一眼看到这个巨大的青铜器时，陈历志惊呆了。从1980年就开始跟着考古队在三星堆发掘，也算是对古物见多识广，但他从没见过这么大的一个青铜器。把这个硕大的东西从土里搬出来，翻过来，做了简单的清理后，纵目大面具呈现在大家面前，是不同于中原青铜器物的狞厉之美。
青铜纵目大面具
纵目面具出来不久，很快就看到了大立人。“大立人出土的时候，斜着拦腰断成了两截。”接下来就是可能来自中原商王朝的铜尊、铜罍。所有这些画面，都被敖天照拍了下来。在敖天照的照片里，大立人、纵目大面具这几件超大型的青铜器，都需要五六个人一起搬出坑来。直到现在，每一个在博物馆里看到这些东西的人仍然会发问：这些青铜是从哪里来的？做什么的？
青铜大立人像 | 蔡小川 摄
大多数说法认为，三星堆青铜器与中原青铜器具类似，都是祭祀用品。同时期中原商王朝的青铜器，更像是人与神之间的一般中介物，它们是一种沟通的媒介。但在三星堆的宗教系统中，这种介质不再是几何形的器物，而是神像或祖先本身。
“从现在的考古来看，三星堆没有发现文字，但这些神像可能成为我们解读三星堆最直接的渠道，它给出的信息量和信息价值既与文字不同，也与中原青铜器物不同，其他文化要猜统治阶级什么样，三星堆却有明确的形象，给我们提供了统治阶层的很多信息。”孙华解释说。
对于“祭祀坑”的判断，参加过1980年至2000年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研究和组织工作的赵殿增是坚决捍卫者。这位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前副所长认为，“祭祀坑的性质决定了三星堆的性质”，因而，整个三星堆都可能是一个以祭祀为主要目的的古城，成为古蜀国人宗教信仰的中心。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施劲松则认为，1、2号坑出土的遗物存在着明显区别：1号坑的遗物以青铜人头像、龙柱形器和金杖为主，它们可能是部族首领的形象和王权的象征物，因此一号坑埋藏的是宗庙内的器物 ；二号坑以青铜太阳形器、神树、神鸟、雄鸡、眼睛 形器和表现祭祀场景的器物为主，其主题是太阳崇拜，它们出自神庙；在三星堆的早期国家中，王权与神权并存。
三星堆1号神树 | 蔡小川 摄
1、2号坑器物的谜题和争议还远不止这些。看似出土的器物非常丰富热闹，但其实完整的屈指可数，很多都是残损的、碎片的。从1986年两个“祭祀坑”出土到现在，已过去34年。在广汉的三星堆博物馆和位于成都的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库房内，仍存有大量青铜残片，等待着研究和复原。它们原本是什么样？它们的复原会不会成为解开某一个三星堆小谜题的钥匙？我们对三星堆的了解还有多少空白，以至于有关三星堆的很多问题至今难以定性？
当种种遗留的问题摆在面前无法解答时，三星堆考古迎来了一次新的突破——在1、2号“祭祀坑”的周围，现任三星堆考古工作者站站长的雷雨和他的同事们又陆续发现6个相似的器物坑，四大两小，它们朝向一致，都是东北-西南走向。
目前，6个坑的挖掘工作已经进入最后的筹备阶段。根据探测，下面的器物可能与1、2号坑相似——铜器、金器、骨渣、象牙，会不会在新坑里找到旧坑中残缺的零件？会不会出现新的器物？一直以来，有关“祭祀坑”年代的争议是否可以有新的证据来给出一个更明确的结论？这几个坑之间又有年代上的跨越吗？
三星堆博物馆修复实验室内 | 蔡小川 摄
新坑即将开始挖掘，人们期待着这次发掘可以给三星堆的诸多疑惑带来一些确切的解释。“通过发掘这几座祭祀坑，可以全面了解当时人们怎样安排器物坑，以及人死之后又需要做哪些仪式性的行为。”考古队对新坑的发掘充满期待。
在经过多年城市考古的实践之后，雷雨也希望通过新器物的发掘和研究，可以反作用于三星堆古城址的研究——人与物、人与城、物与城之间构成怎样的关联？当8个坑的面貌全部展现在我们面前时，对于古蜀国的认知是否又会发生新的改变？每一代人通过考古得到的认知都在不断变化，就像剥去地层的考古工作一样，一层一层地，离历史一步步靠近。
封面动画设计：黄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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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与三星堆的缘分，本期#三联生活周刊##封面大使#郑云龙觉得还挺有戏剧性。最初他被吸引，是因为自己长得跟三星堆的出土文物青铜头像有几分神似，后来机缘巧合，郑云龙成为了三星堆文化创意体验官，也慢慢了解到，“三星堆作为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该遗址的发掘也打破了以往对巴蜀文化的认知。”去年9月，郑云龙去到了四川广汉的三星堆博物馆，总算亲眼见到了那批文物，在他看来，“这些青铜人像，它们各有姿态，有的站立，有的跪坐，看细节也是非常丰富，极具神秘感。”
点击上图，听郑云龙聊聊三星堆背后的神秘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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