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上一支乐队，和它所在的城市
「我们那些不足挂齿的忧伤」
梧桐垃圾灰尘和各式各样的杂货”；
“有无见过海丰的汽车、摩托车，
我经常看到它们非常潇洒，红灯绿灯当无影”；
“兰州，总是在清晨里出走”；
“晚安北京，晚安所有未眠的人们”；
“安阳、安阳、别离的话不必多讲”；
“窗外明媚着冬天成都难有的阳光”；
“山中之城，杂乱的街，
疯狂的司机与陌生的脸”；
“夜幕覆盖华北平原，
忧伤浸透她的脸”；
“我喜欢早晚的温差，
鼓浪屿沙滩还有她”；
“我会在南京的路上等你，
一直等到电话都响个不停”
……
要认识一座城市，无需阅读宏大的参数，有时只需播放一曲音乐。崔健曾在《北京故事》里唱道：“我面带着微笑和人们一样仍在这世上活着，我做好了准备，真话、假话、废话都得说着，突然一场运动来到了我的身边，象是一场革命把我的生活改变。”
崔健像是一座城市中的重塑者，时而站在边缘，时而审视，用乐队记录充满喧嚣与杂音的时代。乐队是一个城市的记录者，无论伟大与否。
卡尔维诺在《看不见的城市》中曾写道，无论我怎样描述采拉这个有许多巍峨碉堡的城，都是徒劳无功的……组成这城市的并不是这些东西，而是它与历史事件之间的关系。然而这城不会泄露它的过去，只会把它像掌纹一样藏起来，写在街角、在窗格子里、在楼梯的扶手上、在避雷针的天线上、在旗杆上，每个环节依次呈现抓花的痕迹、刻凿的痕迹、涂鸦的痕迹。直到今天，我仍旧觉得这段文字，是一段绝好的歌词。
彭坦和达达乐队一起在西安音乐节上演出（缓山 摄）
十年前，我和朋友一同翻译了荷兰人高伟云（Jeroen de Kloet）所写的《打口中国》，作者曾对中国充满好奇，是因为在过去的20年间，北京几乎凭空冒出了近千支乐队，并对之后的音乐生态和年轻文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但是作者没有料到的是，在数年后，这本书中所写到的大多数乐队也相继陨落，乐队的迭代，随着互联网音乐蔓延至北京以外的省份和地区。
2019年，第一季《乐夏》播出时，我被来自连平县的九连真人所唱的《莫欺少年穷》打动；今年，来自广东海陆丰的五条人乐队，再次让我意识到，在情怀之外，还有更多被值得注意到的乐队和音乐，以及他们的诞生地。
在这一期杂志中，记者宋诗婷先后到访了广州、深圳和东莞，她站在堆填区的现场中，被巨大的吉他声模拟出的工业声浪所震惊，广州的超级斩，东莞的蛙池，同样是女主唱，却发散出气质迥异的声音故事。
2019年之前，我曾以为广东仍是重型音乐的故土，却发现，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那里如同车间一样，制造出了不同样态的独立乐队，高频次地举办着各类音乐演出。
海丰的五条人乐队，杂糅着咸味的海风，带给我一种林生祥式的郊县画面感，如果说林生祥的音乐中带有的是伤痕和一点点无奈，那么五条人所唱的，大概是更多的白描和不足挂齿的忧伤。这种音乐气质无疑形成与那片海域和街区，他们用蹩脚、低沉的普通话唱道，“虽然说人生并没有什么意义，但是爱情确实让生活更加美丽”。
记者张星云抵达了成都。当地的音乐现场根据地“小酒馆”构成了与北京完全不同的摇滚生态。1997年，小酒馆在玉林西路落脚，成为一处艺术家据点，随后，它便成为了摇滚乐最重要的一个发声地。在北京的livehouse尚未形成规模的时候，那里已经充满了年轻的躁动，很多乐队在这里完成了他们的初次登台，也正由此，一些温软细腻的音符孕育而生。
声音玩具乐队是蓉城之声，《秘密的爱》和《星期天的大街》所描述的是一种脱离了严肃、沉重的浪漫情愫，这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后来的马赛克乐队，在他们时髦、诙谐的迪斯科曲调中，仍旧歌唱着城市的年轻和最好玩的去处。不过在他们快乐的表达之下，似乎还深藏着一种难以名状的忧伤。
在兰州，淌不完的黄河水向东流。记者薛芃在西北听到了充满颗粒感吉他声，那声音，像是夹杂着尘土的西北风，带着干涸的烟霾，紧紧包裹着内心。从低苦艾、再到岛屿心情、黑撒乐队，这个盛产民谣的地方，似乎找到了一种全新的语言，简单的律动，直白的唱词，不断反复的调子，勾勒着西北的纯粹与苍茫。在城市民谣的歌词中，“兰州”不过是一支来自遥远城市的香烟，在低苦艾的歌声里，兰州，是夜晚温暖的醉酒。
新开的Live house“星球工厂”里，跳水乐队的乐迷情绪高涨（缓山 摄）
西北也是野孩子乐队的故乡，他们的歌声根植于黄河与土地。从90年代中期，他们的音乐便已成为鲜活的中国式蓝草音乐范本，在苍岭、霜雪包裹的唱腔中，回荡着最原始的腔调。再后来他们搬到了云南，像是很多贪恋安逸的人一样，在那里定居、生活。
云南人卡生在她的故乡，找到了野孩子。张佺告诉她，河流是人生的歌，是漫长的漂泊，是远方的幻觉，是静止的时间，也是想象的消逝。云南独特的高原环境，塑造了新的野孩子乐队，他们在彼岸登陆，在雨绵绵的古城中歌唱恍如隔世，歌唱黑雨将至前的凄寂，因为那里容得下朴素和简单，因为在音乐响起前，他们不需要语言的表达。
Mandarin乐队的排练室在一间大厦的高层，闹中取静，站在窗边，可以俯瞰半个长宁区的街道，三个年轻人随意拨动下乐器，便能构成迷离的几何式音阶。
在鸭打鹅乐队的作品中，可以听到错落的空间感、数学式的鼓点，和扭曲的混响。他们的音乐像工整的平面设计，那种曲调是属于上海的。《太空提款机》像是纵横在楼宇和车流间的一道光线，它显然更适合在茂名路这样的小道上聆听，而注定不是北京宽阔的长安街。
鸭打鹅乐队的韩涵（左）和33在家中（高源 摄）
重塑雕像的权利乐队认为他们没有特定的“归属感”，无论南京、北京还是成都，都不足以承载他们的音乐，华东选择住在北京，是因为这里的紧迫感，仅此而已。
“重塑雕像的权利”乐队（高源 摄）
记者张月寒在北京采访了木马乐队，他们在1998年成立于北京，最初，他们称自己是医生、诗人和火车司机的儿子，很多人是在《摩登天空》杂志上第一次听到他们的《舞步》这首歌，音乐充满昏暗的色调，如同歌词所写：“每块墓碑上都涂沫着青春”。
主唱谢强常常出没在鼓楼的Mao和海淀区的D22，在这两家俱乐部相继停业后，他又成为了“学校”酒吧的常客，因为乐队的老朋友们总是出现在那里，在地下摇滚乐的现场，他目睹着这个圈子的繁荣、沉寂与高潮与蜕变。
北京音乐圈所能波及的范围有限，最远似乎只能辐射到石家庄，却在那里制造出了华北平原上最独特的荒芜，万能青年旅店在《这个行星所有的酒馆》里清醒的讲述：“只唱情歌，看不到坦克”，那个干涸、苍凉的声音，随着秦皇岛的海风，随处飘散。
傻子与白痴的主唱蔡维泽认为，今天的台湾乐队大多受到了草东没有派对的影响，他们的音乐与万青相似，骨子里是绝无出路的虚无。孙若茜先后采访了三支台湾的乐队，椅子、傻子与白痴、康姆士，他们是今年来到乐夏的乐队，从他们的音乐中不难听出融合、多元的曲风，以及少了一份沉重感的表达。
傻子与白痴乐团在三联书店的楼顶上（高源 摄）
最后想说一下，就像去年做《总有人正年轻》一样，我们为本期的封面乐队纠结了数次，我们最初认为重塑的音乐和表达都有一种独特的魅力，同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也都认为Mandarin乐队代表了一种新的势力，他们的音乐中充满了想象和新的解构，也正由此，他们所发出的声音和我们的这期主题不谋而合。
在经过了多次商讨之后，编辑部在九月末的某个晚上还是选定了五条人。他们是这个夏天最受瞩目的乐队之一，不过，他们没有表现得很“听话”，他们像一支情商很高的朋克乐队，挑战了综艺舞台的规则，同时他们也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里，收获了最多的粉丝，从某种角度看，我们的最初选择就这样败给了流量，但愿仁科的聪明也不会败给流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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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源的身上有很多标签，汪峰曾在一档节目中称她为“九十年代中国摇滚乐唯一的全程记录者”。但这一次，她记录的是“乐夏”第二季。本期《三联生活周刊》新刊邀请高源担任封面大使，她感慨，“这么多年来，从没有一个空间能把所有顶尖的乐队聚集在一起，而现在一档综艺就让他们生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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