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鸡娃”是一场对稀缺教育资源的极致竞逐，也是中国大城市崛起的“新中产一代”在特殊处境中的时代选择。父母们期望用教育这个最可及的资源，尽可能扫清孩子前程的种种障碍，但这条计划中的稳妥道路未尝不是风险之途。9月开学以后，杭州妈妈薛婧好几次接到老师的电话，女儿涵涵刚升入小学三年级。“老师反复跟我确认：你知道这是三年级了吗？因为老师家长普遍有个共识：如果你想在中国的高考体系里混下去，三年级是个坎儿。”薛婧解释说，“家长这个时候还‘佛系’，那就是放弃了国内体系的斗争路线，彻底放羊了。”当年涵涵进入现在就读的小学，沾了薛婧工作单位的光。但沾光不意味着不选拔，幼升小招生的时候，校长把所有家长叫到一处，提个了问题：“你如何理解快乐教育？”放了6年“羊”的薛婧一激灵，赶紧答道：“纯粹的快乐教育是不存在的。”“我又不是笨蛋，从那天开始我就知道我必须得迎合主流，除非你不想让孩子上他们的学校。”主流应该是什么样？薛婧观察：在北京、上海，“鸡娃”父母们动静大，调门儿高，江浙人讲究闷声发大财，不露富，“鸡娃”也低调。上课外班的这些事，家长们在微信群里是不讲的。但种种事实显示，“抢跑”是全方位的，且是默认的规则。一年级寒假，一个小男生给大家做新年贺词，把3000余字的《少年中国说》“从第一个字背到最后一个字”。上英语课，有孩子用英语讲了一遍“泰坦尼克号”沉没的全过程。那时候，涵涵的水平还仅限于“Hello”和“Hi”。三年级的第一堂数学课就是培优班选拔考试。涵涵回家问：“妈妈，那里面的题目为什么我一道都没见过呢？”还有一次，老师用难以置信的口吻向薛婧求证：“涵涵妈妈，你们真的没有上课外班吗？”薛婧这才意识到，自己是绝对的另类存在。“佛系”育儿在三年级这个坎儿上面临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一、二年级，教育部门明令不许考试。三年级，试卷上有了明码实价的成绩。家长们掐指一算，小升初迫在眉睫。当务之急是必须要参加课外班。有家长这样向薛婧阐明问题的紧迫性：你一、二年级都没上过“学而思”，没有基础，三年级报名进去的难度就很大了；如果你三年级还不报“学而思”，你整个小学阶段就很难报到“学而思”了。薛婧的实践证实了这种说法，她万万没想到，原来报名课外班也需要“秒杀”，“秒杀”不中还要请客走关系。“而且钱也不是万能的，人家要先给你一张考卷，看你有没有资格。”课外班约等于奥数。在小升初的择校竞争里，除非孩子手持市级“三好学生”之类凤毛麟角的荣誉，否则奥数就是必不可少的敲门砖。同事A向薛婧现身说法：他当年就是扛着不让女儿早早学奥数，结果孩子虽然课内成绩名列前茅，但奥数成绩拿不出手，小升初的时候，只有两条路可选：要么去比较好的民办学校摇号，承担摇不上的风险，要么就回公办学校来，等于自己接受学校降一两个档次，一家人都不甘心。为了最后拼一把，他女儿六年级挤进了民办校的“坑班”。这个在课余时间上课的“坑班”有三次重要考试，如果都能达标，就可以进民办校。女孩栽在了最后一次考试上。“坑班”老师让孩子再等等，等他们录取完择优生、摇号生，如果还有名额，再考虑她。但是女孩的自尊心已经很受伤，选择直接进了公办的普通初中。
西安市一家民办学校开展“小升初”面谈。图为学生排队进入面谈现场（视觉中国供图）
深圳妈妈李锦的大娃去年刚过小升初这一关。她形容，小升初择校是一场大型战争片：谍影重重—枪林弹雨—突出重围—曙光乍现—天亮了。孩子是明星，家长是经纪人，带着孩子辗转于各个培训机构及考场，就像明星赶通告。一场战役下来，尘埃落定，人困马乏。李锦刚想松口气，却发现，在手机新添加的初中交流群里，“鸡血”只多不少。几位好心的前辈家长给她敲了警钟：千万别高兴得太早了！万里长征才刚刚起步，比起中考，小升初算个啥啊！在深圳，要考上一所好高中有多难？李锦算了笔账。首先是中考。深圳中考要考语文、数学、英语、理化（合卷）、历史五门。按照2019年中考录取的分数线，要上第一梯队“四大名校”打头的深圳中学，每门课平均分要达到95分。要上第二梯队打头的红岭中学，平均分要93分。“每一科多错一个选择题，就会让你从第一梯队掉到第二梯队。”李锦发现，孩子上初中以来，数学、英语几乎“周周爽”——每周都要年级统考，比自己当年高考还紧张。光有考分是不够的，能够考高分的孩子太多了。2019年，深圳市中考成绩要结合“综合素质（养）评价”（简称“综评”）。综评是几个大城市普遍存在的考核方法。根据深圳当时的规定，在中考成绩相同的时候，综评等级高者优先录取。综评分研学任务、艺术特长、调查项目、海外交流和传统文化五大项，每项都要计分。分数又分为A、B、C三个等级，其中C等级不能被省级学校录取，而深圳的第一、二梯队以及大部分普高都是省级学校。
初中生每学期完成24小时义工，可以拿到4分。“这意味着除去长假以及期中、期末各两周复习，每个孩子每周都要做至少2小时义工。机场、广场、书店，各处都有穿着红背心的青少年，他们做义工的机会，都是家长时刻守着手机和几万人拼抢来的。”综评还要求，学生每学期参与国际友好学校（含港澳台）的交换学习、联合调研，或参加国际事务相关会议、讲座、社团等活动一次以上。这就更考验家长们找路子找资源的能力了。实在不行只能花钱买服务，有机构量身定制了香港、澳门大学的研学一日游。
2019年7月15日，浙江省东阳市的一名学生利用暑期在书城做义工。义工服务在不少地方列入了与中考相关的综合素质考评范畴（视觉中国供图）
家长们每分必争，无非是为了把孩子“鸡”进一流高中。一流高中意味着进入一流大学的可能性大增。薛婧感到，在这个过程里，人们是不计成本的。她的同事几乎都为孩子上学换过房子。从前，人们追求学区房，至少学区房可以保值升值，转手方便。现在，有同事当机立断就卖掉了舒服的住所，换了没有任何投资价值的“老破小”，就是因为房子离孩子学校只有10分钟路程，能够给考进杭州“前8所”提供有力的后勤保障。李锦有个观察，最近几年，每年3、4月份学校开始招生的时候，深圳就会掀起一股“抢学区”的浪潮，各个片区纷纷要求在区内引入优质学校，声调最高的往往是几个收入水平最高的片区。今年，前海妈湾的900余户业主联名上书政府请愿，因为该片区正计划引入百花小学。家长们在公开信里说，必须有“高标准、高起点的公立学校”才能解决“在前海妈湾工作生活的高技术人才”的教育之忧，“不入流”的百花小学，是在“蹲前海的光，摇名利浪”。百花小学本部在深圳百花片区，百花片区素来是深圳“鸡娃”的核心地带。这封公开信一出，很多家长们难以理解了：百花小学怎么说也是中上游，是省级名校。对教育最焦虑的地方往往并不是真正缺乏资源的地方。“一线城市比小城市焦虑。在深圳有关内、关外之分，关内肯定比关外焦虑。”李锦说，“北京海淀可能就是宇宙最中心最焦虑的地方，可是他们那里不是有最好的学校，那里的孩子不也是最优秀的吗？”
9月23日，北京市朝阳实验小学校外，一位母亲抱着孩子在雨中艰难前行
优质的资源在任何地方都是稀缺的。北京向来因为高考录取率高，特别是清华、北大录取人数多被各地家长艳羡和诟病。从绝对数字来看，北京2020年高中毕业生约为5.4万人，清、北两校在京招生约800人，录取率超过1%，相比地方省市有巨大的比较优势。但是，只要你的目标是1%，这依然是个超小概率事件，要扩大概率，只能奔着一流高中而去。2020年高考，北京地区清华、北大录取人数排名前10的高中瓜分了664个录取名额，这意味着，如果你的孩子不在这10所高中内，他们进入中国顶级高校的概率就很小了。优质资源内部也有巨大的层级差距。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有169名学生被清、北两校录取，在全国名列第一，比第二名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多58人，而第三名北京十一学校的录取人数只有69人。人大附中每届有大约800名学生（中外合作项目除外），换句话说，进入人大附中，被清、北录取的比例就提高到了惊人的20%。要获得这样的高概率，其实就是把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时间从高考往前挪。2020年，除国际合作项目外，人大附中的中考招生分几种途径：202个“校额到校”名额，只面向海淀区和通州区的学校，且由近50家学校分配，也就是说，只有这些学校的最顶尖的孩子有机会。“市级统筹”面向全市招生，只有25个名额。“统招”名额590个，除去特长生84人，大学子女直接入学70人，教育改革项目直升270人，集团内直升10人，还剩下156个名额。这样看来，一个孩子在北京要上人大附中，概率比上清、北还小。上最好的小学，以增加上最好的初中的概率；上最好的初中，以增加上最好的高中的概率；上最好的高中，以增加上最好的大学的概率；上最好的大学，以增加找到“最好”的工作的概率——一条“鸡娃”战线由此形成，环环相扣，丝毫不容懈怠。如果孩子进入了一流的高中，是不是就可以松口气了？北京妈妈顾原的孩子在一所一流初中的尖子班，可以直升这所学校的高中部，是人人羡慕的“别人家的孩子”。她这样向我描述自己丝毫不敢放松的缘由：“这个班的孩子有将近一半以后是能够上清、北的。你都已经走到了这一步，机会就在眼前，怎么能不努力抓住它？”薛婧朋友家的孩子今年刚刚考上了杭州的“前8所”，家长马上感到形势逼人——“清、北录取率”5个大字之下，家长孩子不想“打鸡血”，学校首先不答应。8月录取完毕，学校马上开家长会，要求家长服从学校的安排和整体的教育规划。一个星期后，学生全部入学，第一天就是考试。朋友的孩子作为尖子生直接被划入竞赛班。一家人为此大伤脑筋。竞赛班的任务不是高考，而是通过学科竞赛拿到清华、北大自主招生和保送的入学资格，提前结束所有战斗。进入竞赛班意味着脱离高中学习的日常，学习强度会被再度极化，光是课程就要上到夜里10点。更重要的是，要在竞赛班获得成功，你必须得让自己处在更顶尖的位置。竞赛班实行淘汰制，大比例的学生只是选拔过程里的分母，而一旦被淘汰，还要回头走高考之路，未必会比其他学生更有优势。这样一看，还是只能拼命往前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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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淀黄庄的银网中心大厦位于中关村寸土寸金的绝佳位置。从“银网中心”这个名字看，它本来志在成为金融公司和互联网公司的大本营，但另一个商机更有利可图：方圆一公里内，坐落着俗称“海淀六小强”中的两强——人大附中和北大附中；海淀区排名前五的小学中的两所——中关村第一小学和人大实验附小。于是，焦虑的父母和强大的牛娃，催生出了一条庞大的教育培训产业链。如今，银网中心80%的入驻公司都是教育机构。从小升初、初升高、高考，到出国留学、兴趣培养，一个学生几乎全部的补习生涯都可以在这一栋大厦里完成。银网中心一共20层，有6部电梯和2部观光电梯。周末，上培训班的学生和家长要等两趟电梯才能上得去楼。孩子多是由妈妈陪同。妈妈们肩上背着硕大的书包，一只手里拎着装满练习册、印有补习班名字的手提袋，另一只手牵着娃，脚步匆匆。一位妈妈一边走一边叮嘱：“我今天忘记给你带水杯了，课间你就找老师到前台拿那种一次性的纸杯子喝水，知道了吗？去教室的饮水机接水，小心点不要被烫到。（饮水机）应该和咱们家的一样，蓝色按钮的是凉水，红色的是热水，知道了吗？上课的时候认真听讲不能开小差⋯⋯”直到送孩子进入班级，她才稍微松了口气。如果不是因为疫情期间补习班规定家长不得陪同，这位妈妈大概率会跟着一起坐进教室，在后面旁听。手机、iPad、三脚架是旁听的三法宝。一些补习班还会发家长版的配套教材。不能旁听以后，大家就聚集在空闲的教室里、过道里或者楼下的咖啡馆里。妈妈们做练习册、听网课、做笔记，好像孩子在上大课，而她们在上自习。这些场景对没有孩子的人，或者还没有进入“鸡娃”战斗的人来说难以想象，但其实，它并不新鲜。上世纪90年代初在武汉上小学的我就是一个初代“鸡娃”的亲历者。三年级的暑假，我第一次被父母带到湖北大学上奥数课，两三百人的阶梯教室坐得满满当当。一下午的课上下来，座椅上会留下一汪汗水。奥数班内部实行流动淘汰制，大班先上课、考试，筛出40个人进入小班。大班放学后，小班接着学，学完再考，排在末位的学生下次再回大班。周周如此。那时候，我们的父母也坐在教室的后面，做笔记、讨论题目的做法。他们彼此交换信息，打听哪里有更好的老师，殚精竭虑地去争取每一个报名名额。此后的两年多时间里，我的课余时间几乎都是在奥数班上度过的。父母期望我至少拿到一个数学竞赛的奖项，敲开一所好初中的大门。奥数像一块几乎覆盖一切的巨大乌云，沉甸甸地压在我的童年记忆里，成为我成长中反复纠结的主题。而在无数次回望中，我逐渐意识到，在那个时代，我父母的头上是一片更沉重的乌云。父母在同一家国营大厂工作。90年代初的武汉，城市的主题是下岗。从前，子承父业，铁饭碗的传承是大家默认的规则，但对我的父母来说，这条路已经堵死了。拼命读书，考一所好大学事关整个家庭未来的前程。我后来的经历从另一个侧面佐证了环境的压力。小学六年级下学期，父母下决心辞了职，母亲去了一家私营企业工作，全家因此南迁到广西柳州。在柳州市，我依旧就读于一所普通的国营工厂子弟学校。只不过，这家工厂的效益非常不错，还处在快速上升期。转学第一天，班上所有同学都来我的座位参观两样东西：一是我的新书包，它是我在离开武汉前买的，像旅行包一样庞大；二是我写满笔记的语文课本，我几乎已经提前上完了这个学期的大部分课程。这个书包我只用了这一次，从此束之高阁。“奥数”两个字在我的生命里也彻底成了过去时。如果说，我父母的“鸡娃”是作为工人的他们，在整个阶层的社会、经济地位迅速下坠的时期，与时代对抗时所能做的自救选择，那么今天，在中国的大城市里，拥有体面职业、较高收入的家长们又为何有如此普遍的教育焦虑呢？
美国经济学家马赛厄斯·德普克（Matthias Doepke）和法布里奇奥·齐利博蒂（Fabrizio Zilibotti）发现，两个经济因素在教育策略上扮演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首先是收入的不平等水平。以西欧和美国为例，从历史上看，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是历史上经济发展最平等的年代，那时的父母大多采取放任型的育儿方式。上世纪80年代初，全球经济的不平等开始加剧，父母投入到教育上的时间便开始增多。横向来看，就业人群中最富裕的10%与最贫穷的10%的收入份额之比在美国是18.9（2014年），在瑞典是7.3，在荷兰是7.8。与之对应地，美国从90年代开始出现“直升机式育儿”，此后这种教育模式越来越常见，而瑞典和荷兰的教育模式普遍更为宽松。与收入的不平等水平一同发挥作用的是教育回报率。如果父母预期社会变得更加不平等，竞争会更加激烈，人力资本具有更大的优势，他们就会追加教育投入，尽可能争夺优质教育资源。
在中国，德普克和齐利博蒂发现的两个经济因素贯穿了过去40年的发展。“70后”们普遍是放养长大的，是脖子上挂着钥匙的一代。计划经济时期，大家都不富裕。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基尼系数还不到0.3。等到“70后”的孩子在2000年后上学时，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逼近0.5。在“70后”“80后”和他们父母的经验里，教育回报率之惊人自不待言。无数人通过高考从村镇流入城市，从小城市流入大城市，完成了家庭财富的迅速增值和积累。今天，政府公务员、金融机构职员等社会地位高、收入高的职位大都有明确的学历要求，很多职位甚至明确只招收“985”“211”大学毕业生，或者进一步要求硕士以上学历。这一切都促使新一代的父母们在教育自己的孩子时，迅速接受了他们未曾经历的“鸡娃”式教育法则。德普克和齐利博蒂在《爱、金钱和孩子：育儿经济学》一书中说，孩子数目少、对子女教育高度重视是典型的中产阶层家庭模式。在中国，高水平“鸡娃”折射的是一个新兴阶层的集体困境。
2010年8月，无锡某棒球训练营内几名儿童正在练习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李春玲多年来从事阶层和代际研究。在她看来，今天中国城市的“鸡娃”主力是一个“新中产一代”群体。“现代中产阶层的概念来自欧美国家。‘二战’以后，欧美国家同时经历了经济的高速增长期和教育的扩张期，出现了一个受过高等教育或者中等教育，收入不错，生活体面，从事白领职业的新中产群体。在这个群体出现以前，欧美社会的中产主要由农场主、店主和小企业主组成。新中产不像他们，不掌握生产资料，靠出卖自己的知识和专业技能为生。在过去一二十年时间里，类似的过程在中国的城市里发生了。”“对于中国中产阶层的划分标准，各界从来没有达成共识。”李春玲说，“但在过去10年，我们很明显地感到一个变化。从前我们做研究，说一个人是中产，他自己往往不这样认为，现在你会发现大家对这个身份的接纳程度高了很多。可以说我们确实出现了这样一个群体。”中国新中产的焦虑不同寻常，首先是因为作为“一代”，他们的身份和社会地位格外特殊。在西方发达国家的语境中，中产是一个橄榄型社会的中间部分，是社会主力军。李春玲指出，无论以何种标准来定义中国中产，他们在中国社会中都是少数。中国的社会分层呈现出金字塔型。这样的社会结构里，中产有强烈的抵御阶层下滑的压力。“社会保障水平低，中产抵御风险的能力弱，比如人们常说‘一病返贫’，疫情期间一些体制外的私营企业迅速倒闭，种种现实都使人们缺乏安全感。”与此同时，压力也来自精英阶层特权的挤压。“我们的精英阶层大部分也是第一代精英，他们也有不安全感。一方面他们掌握特权，能够为子女提供中产提供不了的社会资源和经济资源；另一方面他们其实也在防止下滑为‘鸡娃’。在这种局面下，中产的压力就更大了。他们能够利用的只有教育资源，就只能把教育这条路走到极致。”
“一代”中产的焦虑还来自社会心态。“在欧美成熟的中产阶层社会，人们对于中产身份具有普遍共识，建立了相应的文化规范，但这是通过几代人来实现的。对于‘一代’而言，他们界定彼此身份的方式往往就是消费，所以我们今天买房、买车、买教育都存在‘鄙视链’。”鄙视链之下，人们更加焦虑，更有向上跨一步的渴望。“我们属于人家说的‘凤凰男’‘凤凰女’。”薛婧说，“从心理上说，我们觉得肯定是脱离了以前的阶层，有了一个提升。可是在这个城市里，横向比较你身边的人，很容易体会到差距。”薛婧住的小区是杭州公认的“豪宅”。“豪宅”边上就是“人才公寓”，住着大学老师、大企业新晋人才。女儿上幼儿园的时候，有一次薛婧和老师闲聊，老师很自然地问起来：“你们那个人才公寓是怎么申请到的呀？”薛婧愣了一下，告诉她自己住在哪里，并不知道如何申请人才公寓。这位老师顿时非常尴尬，连声道歉。“她的意思是她看低了我，可是人才公寓里住的都是高知，住人才公寓就丢人吗？”薛婧说，“其实我也很尴尬。虽然顶着‘豪宅’住户的名头，但小区里也分成两种房子：70年产权的和40年产权的。我们这种40年产权的房子价格差一截，而且不能落户，楼下花园都要少一些精致。我并不觉得我和邻居属于同一个阶层。”薛婧对物质没有太多的追求，但比较无处不在，随时可能冲破心理防线引爆一个焦虑点。带孩子小升初报名的那一天，薛婧吃惊地发现，排队的人群里，除了她和孩子，没有一个大人和小孩不是穿一线大牌的。目力所及的每一件体恤都印着显眼的logo。薛婧是单位的领导层，但她开的车是全单位最便宜的。她自己倒不觉得有什么不妥，但同事会贴心地替她找补：“我们单位门口修路太脏了，所以领导才会开这样的车。”最近，薛婧生了二胎，家里需要添一辆车，丈夫看中了的一辆价值14万元的。薛婧承认，这辆车经济实用，但她必须得考虑周围人的观瞻。“我想好了，实在不行就买电动车。买电动车就相当于脱离比较体系，别人会想，这个人一定是因为弄不到燃油车的号牌。”还有一次，孩子从住别墅的同学家回来，问薛婧：“我们家为什么不住别墅？”薛婧坦率地回答买不起。后来孩子说她长大了也要当老板，住别墅，至少，房间里一定要有浴缸。在特殊的身份和社会地位之外，让“新中产一代”的焦虑进一步激化的是时代的转型。中国改革开放后经历的高速经济发展和社会流动在人类历史上都是罕见的。“新中产一代”获益于时代的红利，但他们的子女几乎不再可能坐上同样的快车。上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高等教育逐渐从精英教育转变为大众教育，适龄人口中受过高等教育的比重不断提高，每10万人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由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时的3611人升为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时的8930人。每年中国高校大学生毕业人数从2000年的107万人增加到2020年的874万人，增长了8倍。学者何平立、孔凡河、陈道银和杨小辉在《中产阶层与社会发展：中国模式下的问题与挑战》一书中指出，社会并没有做好准备接纳这些蜂拥而至的中产阶层后备力量。在中国的经济结构中，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例依然偏低，难以为迅速增加的高校毕业生提供合适的、保证他们顺利跻身中产阶层的就业和升职机会。与此同时，中国的中产阶层在社会竞争，特别是在教育成本和时间成本上投入巨大，因此他们对未来的社会地位有较高的期望，实现向上流动的动机强烈。比较中美两国拥有大专以上学历劳动者的行业分布会发现，中国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劳动者过度集中在金融、信息、教育、卫生和公共管理等行业，这几个行业中大学生的比重甚至高于美国；而那些直接生产性行业中大学毕业生的比重则比美国低很多。例如在农业中的大学生就业比重，中国是0.6%，美国则高达24.6%；在制造业中的大学生比重，中国为10.3%，美国为30.0%；在交通业中的大学生比重，中国为10.8%，美国为17.1%。何平立等人认为，这说明，中国拥有较高学历的劳动者更不愿意从高端服务业转向制造业，甚至农业这些传统上认为“低端”的就业岗位。向上流动的欲望与向上流动的挫折一同塑造了巨大的焦虑。这10年，面对大学毕业生就业难、大学毕业生的起薪向农民工看齐的现实，追加教育投资，非“211”“985”，甚至于非清、北不上也就成了中国中产们的自然选择。
现代社会，无论在任何国家，重视教育毫无疑问都是睿智的选择。但正如德普克和齐利博蒂所言，当一个社会将提高未来的收入水平视为教育的唯一功能时，这个社会将面临一种集体风险：人们有强烈的动机让孩子们为考试而学，为此投入巨大，但对社会整体而言更糟了，因为学习脱离了现实生活，孩子没有获得分数以外的实际收益。就算一个孩子因此获得了某个心仪的职位，其代价是另一个孩子被抛弃了：在职位数量一定的情况下，争取职位的竞争对社会而言是一个零和博弈。
插图｜范薇
去年12月的一个晚上，李锦打开电脑为刚上初一的孩子填写综合素质评价表。她万万没料到，在工作中早已填惯了各种表格的自己会在这套初中生的综评系统面前败下阵来。李锦不吐不快，在自己的公众号上发表了一篇吐槽文章，细数包括综评在内，深圳孩子中考面临的种种难处。李锦是位医生，开公众号原本是为了医学科普，一直有一搭没一搭地发文，关注者有限。没想到，这篇文章迅速获得了百万阅读量。文章发出后的第四天，深圳市教育局来电邀请她参加座谈会。这次座谈会之后，深圳暂停了综评填报。有家长告诉李锦，他打电话告诉孩子这周末不用去做义工了，整个宿舍欢呼雀跃。还有初中家委会的家长们为此集体聚餐庆祝。李锦想，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家长们真的太焦虑、压力太大了，综评的暂停给他们难得地松了松绑。综评事件以后，李锦跻身深圳家长的意见领袖。她的微信加了很多人，公众号也有了不少粉丝。交流多了，她发现极度的教育竞争带来的影响已经远远不能用“焦虑”二字形容。家庭本身就在承担巨大的风险，而很多人并不自知。今年7月2日晚，深圳教育局突然发布通知，取消各级各类学校的期末考试。一个无法证实的消息在学生和家长中广为流传：之所以出台这个政策，是因为有孩子在期末考试中跳楼。李锦在公众号上发了一篇文章对政策表示支持。她想，期末考试本来就不是什么大事，取消一次有何关系，孩子们正好有个喘息的机会。没想到，这篇文章引起了很大争议，甚至在她的朋友圈里，也有大批家长言辞激烈。有反对者认为，出事的孩子太脆弱，取消考试是纵容脆弱。还有人认为，不能因为一个孩子牺牲其他孩子。疫情已经耽误了正常上课，考试再取消，孩子的学习就被耽搁了。倒是有很多孩子给李锦留言，表达对文章的支持。一个初中孩子说，他在学校的心理社工作，同学们的压力之大并不被家长们看见。一个高三学生在评论中质问反对取消考试的家长：“一场考试能说明什么？难道你的孩子一场考试考好了就可以拥有美好的未来？如果在疫情这个特殊的时期，少一场考试能挽救一条生命，为什么不去救他？”这个孩子讲到自己一天6套试卷的生活：“作为一个人，我连最基本的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都没了，我要分数有什么用？‘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可以理解，谁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有美好的未来呢？可是，能不能真正地和孩子们站在一个世界里，看到他们所能看到的世界。而且未来是我们自己的，我们也不需要你们口中所谓的‘光明的未来’。”这段时间，北京妈妈顾原和先生两个人去做了好几次心理咨询。原因是，在北京一流中学上初中尖子班的儿子子默，拒绝去上学。为了这件事，姥姥抹了好几回眼泪，顾原觉得天都塌了下来。上初中以后，子默小学时的一切兴趣班都取消了。疫情期间上网课，顾原明显感到孩子缺少学习的动力。等到复课时，学校要考试了，孩子就开始选择逃避。有一次，子默坐校车遇到一个小哥哥。小哥哥大半岁，已经在读高中，很快就要高考。他跟子默说，我每天只能睡4个半小时，其他的时间都要用于学习，尽管这么努力，成绩在他们班上还不是最好的。子默当时就给妈妈发了信息，说自己感到有太多的事情要做，有太多的事情做不完。
2020年7月，山东烟台的几名小学生进行帆船训练
医生诊断孩子患上了焦虑症。顾原头一次开始羡慕朋友家的孩子。朋友和丈夫平时工作忙，觉得孩子在读书上没有特别的天赋，一直“放养”。男孩和子默同龄，学习成绩一般。顾原看男孩的朋友圈，他总在兴致勃勃地发一些乐事：在村里坐拖拉机，爬树，在小区某个毛坯房里“探险”。顾原知道，这些事在子默眼里都很“幼稚”，是浪费时间。但她忍不住想，如果子默也能有这么简单的快乐就好了。可是一直以来，子默只有考分。失去了考分，就失去了一切。未来的路怎么走？顾原心里充满了矛盾。她承认，在当下，她只希望自己的孩子健康、快乐。可是以后呢？如果孩子的情况好了，她还是希望他能赶一赶、追一追，“接着打鸡血”。
对于未来，子默和父母有了完全不同的想法。最近他向顾原宣布了两大“人生决定”：一是自己已经摸透了很多游戏，以后要当一名游戏主播；二是以后不会生孩子，因为“看你们养孩子太累了”。在顾原看来，孩子的想法是不成熟的，但她发现自己确实无法回答孩子的诸多疑问：“拼命学习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考好大学。考好大学是为什么？是为了找好工作。找好工作是为什么？是为了赚钱。你们是这样过来的，但你们快乐吗？如果游戏主播就能赚钱，而且我还快乐，我为什么不能做？”这段时间，为了应对孩子的状况，顾原做了很多心理调整，看了很多文章和资料，发现自己开始慢慢能接受“条条大路通罗马”。但是，如果有一条道路更稳妥、更安全，是不是还是应该选择它？当年自己选职业，母亲就告诉顾原，医生、老师是好工作，社会声誉高，而且稳定。顾原那些进小私企的同学，总在跳槽，总归不是个正经工作。母亲的说法过时了吗？顾原觉得好像也没有：疫情期间那些小公司倒闭，是不是就证明了这一点？李锦发现自己在孩子的前程问题上也是少数派。她曾经和朋友们说起，虽然孩子成绩优秀，未来考个艺术院校也是个不错的选择，可是大家都摇头：“艺考，那不是成绩不好的人才走的路吗？”儿子从小学钢琴，也喜欢弹钢琴，李锦想未来考一个普通的音乐学校，虽然当不了大师但可以当老师，选择自由职业。她印象很深，儿子有个钢琴老师从普通音乐院校毕业三年，就已经开了好几家自己的工作室。其实她当初是想去学校当音乐老师的，没有应聘上，自由职业是找不到工作的无奈之举。李锦还留意到，给孩子调琴的调琴师，一次服务三五百块，档期约得满满的。“你说这样的职业，比体制内的工作有更多的自由，收入也不错，它们不香吗？”
一名学生在暑期上钢琴课
有这个盘算，是因为她并不看好人们追捧的热门职业。“主流社会认为的好工作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是稀缺的。从前进国企还要看家庭成分，这个要求高不高？门槛从来都是存在的。”紧跟主流的另一个风险在于，风向其实一直在变。李锦考大学的时候，会计是热门专业，因为大家都觉得进银行是好工作。“可是现在，你都不上银行办事了，会计干的活被电脑取代了。后来金融又是最热的专业，这两年又变成了计算机，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李锦说，“我母亲是幼儿园园长，后来自己下海办幼儿园，在他们那一代人里算是先锋了，但她绝对不可能想到今天的人可以靠写公众号这种东西赚钱。今天的家长又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替孩子判断未来的前景呢？”其实，无论是独木桥还是“条条大路通罗马”，无论是李锦还是顾原，他们都在期盼孩子未来能获得体面的、收入丰厚的职业机会。但很可能，这一代父母无法回避的命运是，他们的孩子已经在玩和他们截然不同的游戏。上世纪70年代初，美国政治学家罗纳德·英格尔哈特（Ronald Inglehart）觉察到西方社会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价值观革命。1977年，他正式提出了“后物质主义”概念。“后物质主义”是相对于“物质主义”而言的。“物质主义”强调经济和人身安全的价值取向，而“后物质主义”强调自我表现、生活质量胜过经济和人身安全。
“新中产一代”获益于时代红利，但他们子女面临的时代机会不一
西方的这场观念转变发生在60年代崛起的白领中产一代的孩子们身上。这些年，李春玲做代际研究，从“80后”，到“90后”，再到“00后”，她有一种感觉，一场“后物质主义”价值观转变正在发生。李春玲今年新招收了一位博士后学生。这个学生在英国一所不错的大学拿到了博士学位，父亲是国家公务员。在过去，这样的孩子一般都会进研究单位或者去企业做专业性的技术工作。可李春玲得知，这个孩子在英国毕业后一直以街头杂耍为职业。他告诉吃惊的李春玲，做这一行在英国也是有行业协会的。李春玲问他：未来到底做什么？来读博士后就是做社会学研究了吧？“他说，他既做博士后、做研究，也要干别的事情。他喜欢滑板，要做滑板领域的创业。”前不久，李春玲和团队做“00后”调查发现，这样的孩子并不是个例。很多调查对象都背离了父辈给他们的安排，从事着那些传统观念看来很不稳定、很不正经的工作。他们认可自己从事的工作的价值，并不以收入和名声作为职业追求，这不仅发生在家境富裕的孩子们身上，也发生在家庭条件一般，父母并不能提供充分经济支持的孩子们身上。（本文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20年第43期封面故事，除李锦外，文中父母和孩子皆使用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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