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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访超级工厂」
主笔｜杨璐
这一期，我们走进了中国的超级工厂，向读者们介绍那里正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以及我们谈论中国工业时，舆论最关心的几个问题，和解读它们的经济学常识。
源起是我们每天都生活在一个由工厂生产出来的现代世界里，却对它们的存在熟视无睹。特别是在社交媒体上，经济新闻似乎总是被互联网领域吸引着目光，甚至互联网轶闻和八卦都被津津乐道。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提到制造业，人们总是会称呼它们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创新成了谈论这个行业的常用语。可是，我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主要就靠制造业支撑的。2019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28.1%，连续10年保持世界第一制造大国地位。中国生产了世界上80%的空调，富士康高峰期一天可以生产超过100万台手机，徐工集团和三一重工跻身全球工程机械制造商的前五位，华熙生物等五家中国企业生产的玻尿酸原料占全球总销量的86%等等。除了被新闻报道遮蔽，随着经济继续向前发展，工业占GDP的比重下降，服务业占比逐步上升。大力发展服务业，工业还重要不重要？比如美国的服务业占GDP80%以上，同时，经常可以看到美国工业空心化的弊端和制造业回迁的新闻。当越来越多的人进入到服务业而远离工厂的今天，我们如何看待制造业在经济和生活中的价值？发达国家随着工业占GDP的比重下降，服务业占比逐步上升，“大力发展服务业”成为目标。工业份额下降，并不等于工业不重要。工业才创造真正的财富，也是服务业的支撑。美国服务业比重超过80%，其中60%以上都是为制造业服务的。美国的后工业经济不是不要制造业的经济，它依旧是世界上的工业强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印度。印度服务业占GDP的份额比中国高，可它主要是低端服务业。制造业既是服务业的客户，也是服务业的基础。中国正在发展的服务业，也是朝着高端服务业的方向。姚洋说：“中国的服务业里金融是一个很大的类别，工业设计是一个很大的类别，它们都是伴随着中国工业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 工业如此重要，美国工业的空心化就是前车之鉴。它出现的原因不在于服务业的发展，而在于工业生存空间被挤压。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后，美国的CEO用削减开支、削减厂房、削减岗位的方法迅速抬高公司股价，在金融市场上赚取高额收益，而不是通过生产优秀的产品，降低成本，在坚实的工业基础上创造更高的收益。缩减企业规模和大裁员让股东们获得高额回报，数以百万计的普通人的美国梦却分崩离析。姚洋认为中国也有这样的风险，“美国的金融业太发达了。资本追逐的都是最新的主题，所以美国的高科技非常强大，因为有大量资本支持它。汽车产业没有资本追逐，就衰落了。在中国，互联网是新东西，资本就会去追逐互联网，制造业好像不触网就要死掉了。我叫它互联网焦虑。企业要根据情况有自己的节奏，思想不要搞乱了。”工业对经济发展和财富增长如此重要，就总有两个问题始终萦绕在中国制造业周围：中高端制造业会不会回迁到美日等发达国家，低端制造业会不会外迁到东南亚、印度或者非洲。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讲席教授，北京大学企业大数据中心主任张晓波带领团队在今年5月份对企业外迁做了调研，448家制造业中，只有15家有外迁的计划，占3.3%。其中的出口型企业有138家，7家有外迁的计划，占5%。
非洲因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缺乏，基础设施不完善，熟练技术工人不足，短期内无法替代中国。
张晓波曾经跟嵊州领带行业和大唐袜业的企业家去卢旺达考察，看能否把这些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过去。“领带上有很多配饰，非洲没有，全要从中国运过去。单独运输要两三个月时间，成本非常高。如果有大批订单，缺少任何配饰都可能导致不能交付，要交巨额罚金。领带生产中间有一两个环节技术要求特别高，培养一个技术人员至少一年，到了一个陌生地方很难有人愿意来培训。当地的电力也缺乏，经常跳闸，工厂要自备柴油发电机成本又高了很多。国内虽然劳动力价格上涨，可以通过投资设备降低人力成本，企业家都是算综合账的。”张晓波说。留下来的，看中的是中国工业土壤的独特性。中国是同时拥有全产业链和劳动力丰富两个要素的国家，并且拥有巨大的市场。全产业链得来不易，是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的积累，让我国拥有41个工业大类、207个工业中类、666个工业小类的独立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当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张亚光说：“这个国际标准产业分类体系是二战后国际政治新秩序的产物，分类内容根据科技和生产力的发展动态变化。它的出现跟二战后美国成为最强大的工业化国家的时间高度一致，有理由推测按照早期版本的标准，美国曾经是有过完整工业体系的国家。可以说自从有了这个标准体系，到目前为止历史上只有两个国家拥有过全部的工业分类，一个是美国，一个中国。” 中国也有拥有超大规模市场的国家，14亿消费人口中，4.5亿是中等收入人口，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这意味着工业企业的研发费用和设备投入能够被国内市场摊薄，回报就比较高。这也是中国超级工厂层出不穷，很多产品能够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一半以上销量的原因。姚洋说：“比如中国的电器在国际市场上很有竞争力，它的销售利润只有7%到8%，其他国家没办法做这件事。中国企业能做是因为巨大的国内市场已经把创新成本摊过一遍了，再参与国际竞争只有生产成本。” 2015年，湖南省长沙市某工厂的工作人员正在检查生产线上的高铁列车。
在这样的工业土壤里，与其转移海外，不如在国内市场条件下想办法。中国现在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劳动力价格却在增加，可依旧还有竞争空间。姚洋说：“设备、材料等国际市场上价格差不多，竞争主要在劳动力价格上。我们虽然劳动力价格增加到了1万美元，可是台湾省年工资要1万8千美元，日本要2万多美元，价格依然是它们的一半。美国除了能源便宜，其他没有优势。东南亚的劳动力价格虽然便宜，可管理成本高。东南亚工人的素质低，中国工人的素质正在提高，大工厂里很多工人有大专文凭。”转移出去甚至有失去竞争力的风险。张晓波说：“工厂转移不出去，因为中国这方面做得太好了。工业生产要有规模效应，如果有市场需求，留在中国的企业加几条生产线，产品就能上规模。转移到其他地方，很难再跟中国的生产竞争。” 中国的超级工厂层出不穷，它们很大比例长在产业集群里。比如华熙生物是全球最大的玻尿酸生产和销售企业，它和同在山东的几家企业一起形成产业集群，生产的玻尿酸占据全球86%的市场份额。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刘志彪说：“中国企业是以一种双嵌入的方式参与到全球产业链竞争中的，它既以单体形式独立嵌入到全球产业链中，同时也嵌入到地方性的集群中，以集群企业抱团的方式嵌入到全球产业链中。”中国能够成为第一制造业大国和贸易国，除了工业发展的土壤具有独特性，也因为密集存在的以出口导向为主的产业集群。中国的很多乡镇现在是某种商品在全国、甚至全球的商品集散中心，浙江省的大唐镇生产全球三分之一的短袜，桥头镇生产了中国服装70%的纽扣。产业集群是中国能用短短几十年走过欧美200多年工业化历程的凭借。张晓波说：“在产业集群内，一种产品的生产被分解成很多独立的工序，这些工序再分散到家家户户，生产的投资门槛就大大降低了。你不会做，邻居会做，模仿一下技术和经营。这个产业里的新技术、新知识、新创意就这样在当地传播起来。第三个，做生意都需要流动资金，在产业集群里上下游可以互相接待。比如拿到订单到原材料市场，把原材料赊一星期等到卖出订单再付款。我们调研了很多产区，普遍存在这种现象。中国乡土信用的优势缓解了资金压力。”1954年8月， 通用电气涡轮厂的一名技术人员检测该工厂打造的轮船涡轮。
当产业集群有了雏形，还能催生出专门性的服务设施，比如专门的机器修理厂、公用设施、道路、专门的市场等等。因为工厂聚集，也培训和吸引了这个行业里大量的熟练工人，确保了工厂的劳动力供给。所有这些因素使得产业集群里的生产成本低，容易创新产品，在更大的市场中有竞争优势。 产业集群不是中国的发明，但中国把它的数量和规模做到巨大。张晓波曾经应埃及政府邀请去做产业集群发展的指导，也考察过尼泊尔等国家，发现当集群发展中遇到农民自己无法解决的问题时，地方政府和精英没有积极性去帮助克服这些瓶颈。 中国的情况不一样。张晓波说：“中国实行财政分权，地方经济发展好了可以留下更多可支配的财政收入，这是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主要动力。GDP增速等经济指标也是地方官员的考核指标。中国传统文化里对乡绅的尊重同样有激励作用，比如对义乌发展起到重要作用的县委书记谢高华，即便调到外地，义乌人还非常尊重他。这些地方精英带领大家致富，受到百姓格外的尊重。中国每个产业集群具体发展经历可能不同，但中国体制和文化使得地方政府、精英在经济发展上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2014年2月24日，天津空客总装厂内，即将完成的空客- A320飞机。
超级工厂是工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张亚光说：“一方面，只有产销两旺才会使超级工厂的产生和存续成为可能，这要求全球范围内的原材料采购和消费市场的承接。另一方面，超级工厂往往创造或采纳这个领域最前沿的技术，庞大的人员和设备规模也需要复杂的大数据信息管理。”与此同时，出于物理空间、供应链、劳动力成本的考虑，某些行业的超级工厂所在地一般幅员辽阔、人口密集。综合各种条件，符合的国家和地区数量有限。张亚光说：“即便是“亚洲四小龙”也很难说拥有过多少超级工厂。今天中国超级工厂林立，原因就在于上述这些优势我们全部都具备。目前还没哪个国家能和中国在超级工厂的数量和体量上可以相提并论。”中国工业规模虽然大，可依旧有升级的空间。制造业行业有一个“微笑曲线”理论，曲线左侧是全球性竞争，胜败关键在于技术、制造与规模。右侧是地区性竞争，胜败关键是品牌、营销渠道与运筹能力。中间下凹处为附加值最低的“生产制造”环节。“中国制造”就处于“微笑曲线”的下凹处，也就是全球产业链中低附加值区域。转型升级和创新几乎成了谈论中国工业的常用定语。可在这些具体问题之前，还有一项宏观且影响深远的问题，值得重视。美国工业空心化值得中国警惕，张亚光说：“产业转移到国外之后，最大的麻烦不是产业门类的缺失。事实上这些产业的核心技术始终掌握在美国手里，要在国内恢复生产并不太困难。麻烦来自于一个产业在数十年的生命周期里所聚集沉淀的产业工人群体。在高度专业化分工的工业时代，产业工人的技能被不断细分，一旦被所从事的行业抛弃，很难找到令人满意的新的工作岗位。这既是对人力资源的浪费，也带来了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前一代工人失业、老去之后，工业回流也招不到愿意当工人的年轻人了。姚洋说：“即使美国锈带的人，也不再愿意进工厂。他们已经完全丧失了原来那种制造业的情况。美国不是不要制造业了，而是招不到工人。” 9月2日，德国一家玻璃工厂的工人与艺术家交流。德国工人很大部分有大学文凭，凭收入可以过上中产阶级的生活。
现在的环境里谈论制造业的未来，首先要解决的是“谁来当工人”。姚洋曾经在巨型国营工厂里工作过，他认为计划经济时代培养工人的体系是很有价值的。“我们那个年代，初中毕业可以读技校。当了工人之后还可以再上大专。我从前工作过的工厂就有大专，用来培养我们的工人，让他们回炉提高一下。这套体系现在瓦解了。我走到哪儿都说这件事，最重要的是谁来做工人。中国如果不警惕美国工业的经历，再过不到20年，可能就招不到工人了。年轻人做快递员很自由，不想耗在流水线上。”姚洋说。创新是中国跟工业强国之间的重要差距。之所以强调制造业的重要性，除了它生产现代世界的物质基础、创造财富，也因为全球大部分的技术创新都是在制造业里实现的，要想保持领先，制造业不可或缺。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经济体提“再工业化”的发展战略，其中一个原因也是希望通过制造业为技术创新创造条件。创新因为跟技术进步和提高企业收益相关，很多是市场行为。姚洋说：“我们总说创新，其实不用提倡，到企业里去看看，它们自动都在做。重要的是关键技术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比如辅助设计软件、光刻机。”10月9日，湖北五方光电有限公司的一名工人在过滤器生产线上工作。
除了创新，中国工业里最经常提到的还有转型升级。“中国制造”虽然处于“微笑曲线”的下凹处，这并不是一个劣势。刘志彪说：“中国现有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是劳动力丰富，并且性价比高，尤其适合需要比较多人力进行加工的行业。这些劳动密集型行业里形成超大规模的工厂，加入全球价值链底端，参与国际竞争。这是最符合中国比较优势的选择，也是市场竞争出来的结果。它让中国的全球化取得巨大的成功和进步。”中低端制造业有存在的意义、创造巨大的价值，转型升级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许多企业坚守在代工领域依旧出色，甚至规模巨大。张亚光说：“一方面是我们在这些领域的比较优势突出，另一方面是国内市场极为庞大。代工是国外产业向国内转移的结果，西方国家普遍已经进入了“高额群众消费”和“追求生活质量阶段”，在产品细分设计方面大幅领先于中国，代工方式直接引入了这些方案，在很大程度上填补了中国工业设计的空白。短期来看，代工企业仍然有强大的生命力。” 探访超级工厂（杨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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