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断崖,放开三胎就可以了么?
“总和生育率已跌破警戒线,我国人口发展进入关键转折期。”半个月前,民政部部长李纪恒的一篇文章引发热议。他建议,要引导生育水平提升并稳定在适度区间,增加劳动力供给。
北上广深的居民们也在抱怨,养孩子太贵了,生不起。一个小孩从出生到大学毕业得几百万,成年了还要帮助他们买房子。其实并不是养不起,而是少子化后家庭纽带更紧密了,对孩子寄予了太多的希望,养育费用层层加码。这是历史趋势,大城市的居民,高收入高学历,劳动效率高,和古人不同的是又不能“养儿防老”,于是最明智的选择便是不养育。因为有着基因上繁衍的本能,如果要孩子,也会尽量少。
少子化是全球发达经济体的普遍现象,要改善过来,或者像美国那些超级富豪,养育费用完全不在考虑范围之内。要么也像发达经济体,鼓励那些劳动力成本、时间成本不那么高的群体去更多地养育孩子。在西方,颇有些靠救济金生活的人养育了很多子女,就是这个原因。
2019年我国的出生人口首次降到了1500万以下,是“三年困难时期”之后的第一次。围绕着“三年困难时期”,还有另一个有关人口的大趋势,那就是到了2022年,“三年困难时期”后的第六十个年头,那些困难时期后出生的婴儿潮一代中的男性将逐步进入到退休年龄。那是中国三次婴儿潮中持续时间最长,数量最多的一次,这一波高峰在1965年,持续至1973年。彼时人们能吃饱饭了,补偿性生育来势很猛,人口出生率在30‰~40‰之间,平均达到33‰,10年全国共出生近2.6亿人。这一代人对国家的经济运行的影响甚剧,曾经提供了劳动力红利的一代人,10年多的时间内将全部退休了。即使延迟退休,若是分步骤实施,对他们的影响也有限,总之他们要靠在职劳动力供养了。
插图|张曦
解决人口问题,放开三胎之外,还必须直面一胎骤降的症结。在日本,学者藤田孝典在畅销书《贫困危机:日本“最底层”社会》中,将近半篇幅聚焦到20~40岁的人群身上。他揭示了一个现象,即“相对贫困”。这里的贫困,并非露宿街头衣食无着的绝对贫困,而是无法在健康、文明和“人”的需求上得到满足的生活状态。年轻人为什么贫困呢?按照毕业生的收入统计,初入职场的年轻人并未受到压榨,他们的起薪实际上和整个职场的薪资水平是一致的,可这些年来西方国家的学费像火箭一样攀升,读书花费远超收入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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