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判无罪、重获自由仅42天，左德刚再次被逮捕。十年里，因为同一桩案件，他被判五次死刑、一次无罪，如今又站上再审的法庭。这起看上去缺乏有力客观证据的杀人案，像一道看不到尽头的浓厚阴影，笼罩了嫌疑人和受害人两个家庭的十年。
11月25日，阜阳市已经连续下了一周雨，天气湿冷，杨中芬和律师一早等在了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门口。50岁的杨中芬穿着银色长羽绒服、镶金丝线图案的小脚牛仔裤和一双短靴，搭配脖子上橘红色的围巾，看起来干练，接受庭前采访时也很有精神。但她身上早已落下了失眠、头痛、焦躁等毛病。儿子周杨被杀之后的十三年里，她频繁奔走于各级司法机构，为儿子“讨要公道”，时常与人发生吵闹争执。这天，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在此开庭重审左德刚故意杀人案。这已经是法院第十次审理此案。2007年，杨中芬16岁的儿子周杨被杀害，抛尸于阜阳市颍上县江店孜镇的一间公厕内。三年后，左德刚等三名犯罪嫌疑人被逮捕。从2011年到2018年，阜阳中院三次判处左德刚死刑，其中安徽省高院第一次发回重审，随后两次维持死刑判决。按照我国死刑复核制度，死刑判决均要交给最高人民法院审核。但安徽省高院的两次维持死刑判决，都被最高人民法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撤销。今年6月23日，安徽省高院再次审理后宣判，认为此案“疑点较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判处左德刚无罪，当庭释放。
开庭再审后，杨中芬奔波在各个政府部门之间
6月份的无罪判决书下来前，杨中芬住在颍上县城的快捷宾馆里等消息。十三年来，杨中芬说自己常常梦到儿子。每次案件被发回重审或是审理没有进展时，周杨就会频繁入梦，让她无法安下心来做其他事情。“他的灵魂回来了，站在我面前。我睡不着觉，闹心，放下工作开始去找法院‘闹’，他就不来了。”等待判决的日子里，她又梦到儿子“来找我了，吓得我夜里不敢睡觉”。杨中芬对本刊记者说：“我在想，这到底怎么了？他是只想来看看我，还是有什么别的情况？”几天后，当阜阳中院的工作人员把无罪判决书交到杨中芬手中时，她才知道法院判决嫌疑人无罪，“连人都放了”。她站在原地，浑身发抖，眼泪啪啪掉下来。但她没有吵闹。因为这个案子，杨中芬和司法机构打交道了十年，多少清楚各级部门的权力范围。“跟他们闹没有用，要是把精力耗光了，我还怎么跟高院折腾？”杨中芬只有一个要求——见省高院院长，“只有他才能提起再审”。在她的强烈要求下，安徽省高院派了6名工作人员到颍上县，和她谈到当天半夜3点，仍没有结果，工作人员只好在当地酒店住下。杨中芬也搬到这家酒店，每天紧紧盯着他们，还把90多岁的父亲、哥哥姐姐、侄女全都叫到了酒店。有一次，她实在太疲惫，倚靠在床上休息，半睡半醒间得知有几位工作人员出门了，马上追出门把人拦下。对方说，只是出门买洗衣粉，杨中芬也不松口，非要陪着一起去，对方只能掉头回了房间。杨中芬就这样盯了高院的工作人员10天。10天里，她还曾经“把一个副庭长的头砸烂了”。杨中芬记不得为何生气，只知道吃饭时，自己和哥哥交谈中起了冲突，“突然一下子脾气上来了，抓起桌上的碗朝那个庭长砸过去了”。而这位庭长在饭桌上并没有和她说过一句话。“砸完后我就骂他，我说‘你去告我呗，赶紧报案，要不然就去医院治疗’，他也没敢说啥。”当地政府委托了一位心理咨询师，咨询师对杨中芬的初步诊断是，她的情绪以沮丧为主，易激怒，伴有攻击性，“叠加重大负面生活事件，产生特别强烈的破坏性压力”。僵持到了第十天，7月3日，杨中芬终于被同意到安徽省高院见院长。一直到进入省高院大门时，她仍然保持着“盯人”的紧张状态。“我转身和别人说话时，有一位庭长想跑，我一下子拉住他的腰带，没拉住。保安很多，把我拦下来了。”现场一片混乱，杨中芬几乎晕厥，被人用轮椅推着进入了高院大厅。最终，安徽省高院在当天受理了杨中芬的申诉，并于7月6日下发了对左德刚犯故意杀人罪、盗窃罪、故意伤害罪的立案审查通知书。此时距离安徽省高院做出无罪判决仅过去12天。11月25日这天，左德刚再次以犯罪嫌疑人的身份站上再审法庭。他的辩护律师袭祥栋告诉本刊记者，法院出示的《再审决定书》中，再审理由为“本院院长认为（原来的无罪判决）确有错误，经审委会讨论决定再审”。至于原无罪判决错在哪里，《决定书》没有详细说明。
命案发生在颍上县城往东25公里的江店孜镇。这里是淮北平原西部，淮河以东，盛产水稻和小麦，留着千百年来农业社会的痕迹。如今，种庄稼的人依然习惯用“割稻后几个月”来记忆时间，城市的发展给小镇留下的痕迹并不重，镇上依然保留着两天一次的赶集习惯，每逢赶集日，周边村庄的村民也会到镇上摆摊或购物，宛如过节般热闹。小广场上空不断循环着“羊毛衫大甩卖”的喇叭声，孩子们流连于烤火腿肠、炸爆米花、彩色棉花糖的小摊之间。
十三年前，少年周杨被杀一案震惊了小镇。周杨家里穷，用杨中芬的话来说，“吃了今天没有明天”。杨中芬怀孕时，丈夫周广付与镇上的人起了纠纷，失手将对方打死，被判入狱十六年。孩子出生不久，杨中芬就到深圳打工，做服装生意，一年只回家两三次，周杨跟着爷爷奶奶长大。2007年1月中旬，16岁的周杨突然失踪了。爷爷周祥光带着亲戚在镇上挨家挨户地寻找，没有孩子的下落。那段时间，杨中芬说自己做了好几次噩梦，有时梦见周杨落入一个很深的井里，有时又梦见他在水沟里，“在那种上不去、下不来的地方，被水淹得难受，只剩一口气”。一个多月后，2月25日清晨，一位老人到镇上的老区政府院内公厕捞粪水准备浇菜时，发现粪坑内有一具尸体，正是失踪多日的周杨。周杨是被人用绳子勒死的，喉结下方有一道绳索，在脖子偏右侧打了一个死结，喉结上方及口腔处有两道绳索，脖子左上方又打一死结。在粪水中浸泡40多天后，尸体有些肿胀，皮肤被粪水浸染成了灰绿色，已经开始腐烂。但杨中芬只看一眼就确认这是周杨。她认得儿子经常戴的那块电子表，还有意外受伤缺了一小节的右手食指。那是周杨七八个月时留下的伤痕——有一次趁着杨中芬不留意，满屋子爬的周杨拿到家里的刀具，玩耍中不小心切掉了右手食指的一小节，哇哇大哭。杨中芬又自责又上火，只顾着拿纸巾裹住儿子的手止血，没有及时到医院接上。至今，她还保留着儿子那一小节断指。
当年凶案发生地公厕已被拆迁，一排楼房在案发地被修建起来
回忆起儿子时，杨中芬的声音柔和了许多，像是说给我听，也像是说给自己听，“其实还是蛮想他（儿子）的”。她坐在宾馆床头，头倚靠着墙，垂下了眼帘，看起来放松而疲惫，既不是那个闯入政府部门，不达目的不罢休的“访民”，也不是医生诊断下“有特别强烈的破坏性压力”的危险人物，而是一个纯粹的、思念孩子的母亲。案发后，当地公安机关对周围群众进行了大量排查，但三年里未能确定犯罪嫌疑人。儿子出事后四五个月，杨中芬也开始带着家人“上访”，从阜阳到合肥，甚至在2009年夏天跑到了北京。2010年，这起厕所抛尸案被公安部挂牌督办。当地警方对羁押在颍上县看守所的江店孜籍人员逐一谈话。大约两个月后，一名涉嫌盗窃案的嫌疑人刘道胜，向警方举报同伙左德刚、陈永宣、杨士庆三人涉嫌杀害周杨，其中左德刚被指为主犯。
左德刚的家离案发公厕大约两公里。房子离江店孜镇的小广场不远，在另一个公厕后面，筒子楼状，但只有两层。左德刚家拥有二层的两个小房间和楼下的储物仓库，其中一个房间不到10平方米，摆放简单的烹饪工具和一张小矮桌，另一个稍大，在半空中隔出夹层。十几年前，左德刚与妻子张玉侠就睡在夹层中，三个孩子太小，爬不上夹层，睡在一张1.8米宽的床上。如今，房子的样貌与十几年前几乎没有区别。屋里昏暗，11月份已经冷得像冰窖，大床还在，床上整齐地铺着两床旧褥子。墙上仍保留着十年前贴的墙纸和开网吧打下的电线洞，但多出了几张婚纱照，左德刚的两个女儿已经出嫁，19岁的儿子在外送快递。丈夫被捕后，张玉侠为了养家，常年在上海打工，直到今年左德刚无罪释放后才回来。如今，房间的桌子上堆着两摞书，其中有《最新司法解释全集》《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全书》等好几本厚厚的法律书籍。张玉侠说，这是丈夫在“里面”看的，回家时一并带回来，没想到一个多月后再次被逮捕。
左德刚的妻子张玉侠和母亲陈英仍住在旧房子里
张玉侠裹着毛呢大衣坐在床上，双手有时捧着热水杯取暖，有时相互塞进衣袖里。周围的环境印证着她对家庭的描述，“非常穷”。十几年前，左德刚买了一辆车在镇上跑出租，但生意寡淡，两人又在家里置办了七八台电脑开网吧。张玉侠知道，左德刚还和同村的石秀建、陈道胜等人一起小偷小摸，“我跟他们吵过一架，让他们别来找左德刚偷东西，我们小孩这么小，他被逮到了怎么办？”果然，2007年至2009年间，左德刚等人分别在颍上县、淮南市等地盗割电缆线23起，盗窃数额22.5万余元。2009年10月他被颍上县公安局刑拘，随后被逮捕羁押在颍上县看守所。但张玉侠万万没想到的是，“进去几年怎么突然变成了杀人罪？”张玉侠对本刊记者说，周杨生前常来网吧上网，她知道周杨的父亲在蹲监狱，母亲外出打工，觉得这孩子挺可怜，还曾想把左德刚的一双新鞋子送给他，“他跟俺说，‘阿姨，我穿不下，太小了’。他还叫俺阿姨”。周杨失踪那会儿，丈夫左德刚还曾帮着周杨的爷爷四处寻人。少年沉尸公厕的消息传来时，她在一楼洗衣服，许多邻居跑到老公厕围观，张玉侠没有跟着去，“害怕，也心疼小孩”。盗窃案与杀人案，由于看守所的内部举报产生了交集。本刊记者从相关司法文书中看到，曾与左德刚同案盗窃的刘道胜举报称，他曾听到左德刚在无意中提到“周杨拿了我几百块钱，还有一部手机，还偷我的空调，一气之下，我与杨士庆、陈永宣把周杨在合淮阜高速公路旁打死，然后拉到厕所里扔进去⋯⋯”很快，左德刚、陈永宣、杨士庆三人到案。根据当时办案时获得的左德刚口供，2007年，自家网吧空调的室外机被偷。他怀疑是周杨干的，便打电话叫上另外两人，从江店车站坐了石秀建的车去找周杨。晚上八九点，他们在江店中学门口遇见周杨，叫他上车后，质问他有没有偷空调，周杨否认。按照左德刚和他律师的说法，在左德刚遭受刑讯逼供后，他被迫描述说，他让石秀建把车开到老区政府往南的路口，四人下了车，杨士庆开始用棍子打周杨，自己和陈永宣对他拳打脚踢。周杨被打倒在地后爬起来就跑，三人追撵至区政府旁的公共厕所垃圾堆旁，陈永宣从身后用绳子勒住周杨的脖子，五六分钟后，周杨不再动弹，随即另外两人把周杨的尸体扔进厕所。三人返回路口，司机石秀建问：“周杨呢？”杨士庆叫石秀建别问，随后各自回家。张玉侠至今不相信丈夫杀过人。“他的心没有这么狠。”张玉侠说，偶尔有乞丐到家里要饭，左德刚盛完米饭，总要再盖上一层菜，有时候自己添的菜少了，他还会不高兴。对于杀人动机，张玉侠更是无法理解，“一个二手的空调室外机才值多少钱？俺老公那时已经40岁了，会因为几百块钱的旧机器杀16岁的小孩吗？我们俩连发现尸体的老公厕具体在哪里都不知道。”
站上再审法庭的左德刚也是这么坚持的。11月25号这天的庭审，从上午8点半一直持续到晚上7点。经过一上午的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合议庭认为包括左德刚供述在内的证据均合法有效。但左德刚坚称自己没有杀害周杨，当年因为遭受侦查机关的刑讯逼供才作了有罪供述，他在法庭上赌咒发誓了好几次。不过在杨中芬眼里，法庭上的左德刚“还是会流露出很凶恶的样子”。她认定这就是杀害自己孩子的凶手。而为孩子讨还公道，将杀人凶手执行死刑，是她的信仰，是这些年来花费最多气力的事情。如果不是因为儿子的事，杨中芬已经很少回江店孜镇了。2010年嫌疑人被逮捕后，她“整个人放松了下来，又累又生气”，很快被检查出癌症，转移到双肺，医院甚至下了病危通知书。但她“勉强活了下来”。如今，杨中芬留着短发，发尾还残留着染发后褪色的枯黄色。她好几次指了指我的长头发，说自己以前也是过肩长发，因为化疗才剪短。但令她自豪的是，头发没有掉光。“因为我不听医生的话，我做什么事都不是那么听话的。我买解毒的药，化疗6个小时以后吃下去，头发就没怎么掉。”
案发地的小村庄
2011年5月3日，因犯故意杀人罪，左德刚被阜阳中院一审判处死刑，参与杀害周杨的陈永宣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杨士庆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接到判决结果时，杨中芬正在化疗，她觉得“算了，反正知道小孩怎么死的就行了”。她没有想到的是，此案开始在阜阳中院、安徽省高院和最高法之间游走。十年间，左德刚被阜阳中院三次判处死刑，省高院两次核准，但又被最高法撤销。直到今年6月，安徽省高院做出了和之前截然不同的判决，左德刚无罪释放。安徽高院的无罪判决书认为，原判认定左德刚伙同他人故意杀人，主要依靠三名嫌疑人的口供和其他证人证言。由于侦破不及时，除了现场勘验、检查笔录、尸检报告外，公安机关从现场没有提取到指向左德刚等三人作案的客观性证据，根据被告人供述也未发现与本案有关的隐蔽性客观证据。而作为主要判案依据的口供，疑点较多。比如，举报者刘道胜检举内容前后不一。最初检举时，刘道胜称，他只怀疑是左德刚干的；但后来的案卷中，他对专案组列了详细的“事实”，称周杨在高速公路旁遇害，被左德刚自己开车拉回厕所；但之后刘道胜又一次改了口，说部分情节是自己的猜测。唯一的“准目击证人”出租车司机石秀建，口供也不统一。起初，石秀建供述自己曾开车拉过三人与周杨，看见三人追撵周杨后，周杨没有再回来。但在安徽省高院第一次将左德刚死刑报请最高法复核时，石秀建翻供称没有开车载过左德刚三人去找周杨，以前的供述是公安人员胁迫和引导。在监狱以涉嫌作伪证隔离审查40天后，石秀建再次将证言翻回去，说之前翻供，是担心左德刚打击报复。在左德刚等三人的有罪供述中，部分作案细节也不能相互印证。左德刚否认自己用绳子勒周杨，陈永宣则称是左德刚和他用绳子勒周杨。杨士庆供述的是，左德刚用手捂周杨的嘴或掐周杨颈部。另外，三人均供述对周杨拳打脚踢，其中一人用棍子打，而尸检显示周杨胸部、腹部和四肢无明显外伤。十年里，左德刚的家属为他换过几次辩护律师，都坚持无罪辩护。“宣告无罪十分艰难，尤其是影响重大的故意杀人案件，若无百分之百的确信，法院不可能判无罪。”左德刚的辩护律师徐昕强调，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是排除一切合理怀疑，必须高度重视客观证据。“聂树斌、呼格吉勒图是怎么被冤死的？不就是主要靠口供定案吗？是否是真凶，只能凭证据。”而此案目前的客观证据只有现场勘查、尸检报告等，“任何一个杀人案都会产生以上证据，只能认定在2007年2月25号，在江店孜镇区政府公厕内发现男尸这一事实情况，但不能指向凶手是左德刚三人”。左德刚的另一位辩护律师袭祥栋对本刊记者说。
杨中芬的诉讼代理人，安徽金亚太律师事务所律师郑强则认为，尸体被抛于敞开的公厕内，大粪池有腐蚀性，当年尸体浸泡40多天后才被发现，几乎所有痕迹都没有了。而从案发到侦破，花了三年时间，许多物证自然已经无法获取。但郑强相信，“本案不缺客观证据，而是缺乏比较正确的论证方法”。他分析，三名嫌疑人的有罪供述在作案时间、地点、方式等方面可以相互印证，只是由于紧张或是自我袒护，对于具体作案细节的供述有所不同。此外，供述中如用绳子勒死周杨、抛尸在公厕等内容，均与客观现场情况符合。而司机石秀建正好可以证明三人前期的找人方式，对周杨有追撵和殴打动作，以及四人下车后只有三人返回等前后行为。郑强认为，不一定是每个细节、每个点都完全清楚，但目前整体事实清楚，已经可以排除合理怀疑。“对证言吹毛求疵，我们认为不符合证据的论证方法。”郑强对本刊记者说。
11月25日的重审庭上，出现了一份新的鉴定文书。从死者周杨双手各提取到一根毛发，其中一根毛发判断是周杨本人或其亲属所留，另一根毛发既不属于周杨或其亲属，也不属于左德刚等三名嫌犯。袭祥栋认为，有可能是真凶的。他告诉本刊记者，本案纠葛十年，和杨中芬对死刑的执着紧紧相关。若判处左德刚无罪或死缓，被害人家属坚决不服；判死刑或死缓，左德刚等人坚决不服。这生死之间的坚决对立，“只有找到真凶，才能烟消云散”。
但谁是真凶？在被害人和嫌疑人两个家庭里，已经有了不同的答案。这次开庭，杨中芬有了一个新的发现：庭审中首次播放了审讯的录音录像，左德刚在供述时有两句话声音低沉混沌，难以辨认，这两句话没有出现在文字笔录中。杨中芬笃定，他是用江店孜镇的“土话”描述自己在周杨脖子上勒了一道绳子，而且参与了抬尸。开庭后第二天，杨中芬到镇政府、县公安局、纪委办公室走了一圈。向各个部门反复模仿左德刚说话时的语气和模样，想通过这两句话证明另一位嫌疑人所言，左德刚也用绳子勒了周杨。在纪委办公室里，她要求对方尽快查明，当年举报人和证人出现翻供，其中是否有公职人员涉嫌受贿违法。那天是周五，她要求工作人员明确回答回复时间，“是下周一还是下周二？是我打电话过来还是你们打电话给我？”奔走十年，杨中芬自认已经掌握一套和政府部门打交道的方法——把往来的细节精确到每一个时点，每一个动作，像摁图钉一样牢牢摁住。也有过绝望和不堪的时候。她曾等在省高院门口，不断打电话，没有一个人回应她。路边的大巴车刚要发动时，她一下子躺倒在大巴车的车轮前方，90岁的父亲也跟着躺下。保安过来拉她起来，那是大热的夏天，杨中芬穿着宽松的衣服，拉扯挣扎中衣服都扯掉了，她光着脚在马路上狂奔，脚底被地面烫了几个泡，“后来警察都觉得我是疯了”。张玉侠经历的是另一种十年。她坚信自己的逻辑——丈夫没有杀人，但不知道“去哪里说理”。她没上过学，分不清楚中院、高院、检察院都是些什么地方。在她口中，所有政府部门都是“公家”。丈夫进看守所后，张玉侠把孩子交给婆婆带，一个人跑到上海的食品厂打工。工厂里的活儿排得太满，她甚至没有时间参加左德刚案的庭审。今年6月，左德刚的无罪判决出来时，她正在厂里工作，手机锁在工厂的储物柜中，女儿打了20多个未接来电。接到消息的张玉侠高兴坏了，也很意外，“公家终于还我们一个公道了”。
左德刚的妻子张玉侠和母亲陈英
左德刚被无罪释放的42天，是夫妻俩十年来第一次相处。左德刚不怎么下楼，也不爱与人来往，少数几次出门是由女儿领着他去理发和去药店买药——他被逮捕时，女儿还在上初中，如今女儿也有了自己的孩子。一楼储物仓库的门坏了，张玉侠让左德刚下楼修门。53岁的左德刚一个人挪不动那扇门，最后只能叫来隔壁邻居帮忙。他的身体虚弱，甚至晚上睡觉时都需要张玉侠扶着他躺下。说到丈夫的身体，张玉侠忍不住抹眼泪。他们原本商量好，把身体养好后一起到江西打工。但8月5日晚上10点左右，左德刚准备洗澡时，又被颍上县公安局带走了。张玉侠眼睁睁地看着，不明白缘由，只知道“他们拿出一张纸，念了上面的一些话”。11月25日，张玉侠第一次参加左德刚案的庭审。在法庭上，她也第一次见到杨中芬，这个和她一样，在案件阴影下生活了十年的女人。播放左德刚供述的录像时，张玉侠的注意力全落在了左德刚浮肿的手腕上，她忍不住又流下眼泪。庭上没有家属发言的时间，否则张玉侠有很多话要问。她不识字，每次都是别人拿到判决书后告诉她“左德刚被判死刑了”“左德刚死不了了”“左德刚又被判死刑了”。如今第一次正式面对“公家”，她想问问：“北京的‘公家’能力最高，应该查得最清楚吧？它两次都说俺老公没有杀人，合肥那边也放人了，为什么又给抓进去了？”杨中芬也很想在法庭上说话。她想问的话和张玉侠一样，又不一样，“为什么又把左德刚放了？如果不是他，又是谁杀了我儿子？”
（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20年5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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