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服装行业的主要劳动力，女工们需要在技术上通过熟悉不同工序实现职业发展，还要克服家庭在这个过程中带来的拉扯。“熬下去”是她们获得职业发展、带动家庭上升的必经道路。只是在今天，年轻女孩们更难忍受流水线的枯燥，这使她们更难获得技能上的长足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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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来当工人」
记者｜王梓辉
摄影｜于楚众想在一家服装工厂内分辨出不同的车间，噪声的大小是一个重要标志。我在浙江温州的服装厂采访了一阵，发现了一个外行分辨这些车间的简单方法：裁剪车间机器运行的声音不算大，工人们或操纵布料裁床，或手持剪刀，将一整片布料裁剪成设定好的大小，若离得不太远，人与人之间还能用正常音量谈话；整烫车间稍显嘈杂，为了避免熨斗产生的高温蒸汽伤害到工人，熨衣服的烫台下方有吸风设备，好像吸尘器一样，这时说话就要抬高嗓门了；而站在缝制车间的门口，因为几十甚至上百台缝纫机同时在吞吐着丝线，你会觉得这里好像停满了将要起飞的飞机，长时间在这样的噪声下工作，对任何一个普通人来说都显得不容易。
不过，35岁缝制女工张丽华的工作环境却是相对安静的。在温州市龙湾区的一条繁华街道，浙江乔顿服饰股份有限公司的生产基地就在一栋商业中心对面，周围有不少年轻人喜欢的奶茶店和快餐店。步入他们的生产大楼，坐着电梯上到5层，就进入了这家服装企业的样衣与成衣定制车间，也就是张丽华工作的地方。比起其他普通的缝制车间，这里显得既安静，又没那么拥挤，一条长20米左右的“流水线”上只有5个人。而常规情况下，这个数字应该是20。大规模流水线生产已经成为服装行业的工作模式，其中的主要劳动力是女性。
拥有3到4倍大的工作空间，是因为张丽华要一个人在这里完成一件衣服从无到有的全过程，也就是裁剪、缝制和整烫。所以她一个人就有三张工作台，一张摆满了布料，一张属于缝纫机，还有一张是用来整烫衣物的。每天早上8点，张丽华会准时在这里开始一天的工作，除去中午在对面食堂吃饭的那一个多小时的休息时间，她会在这里一直工作到晚上9点。正常情况下，她在这12个小时内能做出2～3件衬衣。下午2点半，我们过去找她时，她刚刚开始埋头缝制那天的第二件衬衣。接受采访这样的“意外”会使她的工作进程被耽搁，但因为有品牌技术经理兼样衣车间主任陆万峰的介绍，她很通情达理地放下了手头的工作和我们聊天。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他们二人是夫妻。3年前，张丽华脱离了“流水线车工”的身份，成为了一名可以独立做衣服的样衣工。在那之前，她也是流水线上的一名普通车工，是一个缝制小组的一员。小组里有14～15个人，每个人只负责一个很小的工序，大家围着一张接一张的桌子坐成一条直线，因为所有的工作都要在自己面前那台缝纫机上完成，所以她们也和其他需要操作机器的制造业工人一样被称为“车工”。几十年前流水线模式进入服装行业，彻底改变了过去几千年裁缝师傅们“作坊”式的制衣模式，一件衣服的制作被切割成若干道小的工序，生产效率大大提升，服装行业彻底进入了大规模工业化生产的时代。张丽华2011年刚进厂时负责的是给衣服缝拉链和上门襟的工序，她前面一道工序是上领子，她上完拉链或者门襟后再传给下一位同事，那位同事负责给衣服缝上袖子，如此十几个人通力合作，才能做出一件完整的衣服。她通常10分钟左右就能缝完一件衣服的拉链或门襟，每天要做80～100件。做了两三年后，她主动要求换了一道工序，一段时间后又换了一道工序；有时候流水线上有了空缺，她就去帮忙做一下，几年下来，张丽华基本把一件衣服所有的工序都做了一遍，“反正什么都会了”。一件新衣服的诞生需要从设计、制版到缝制、整烫这一系列过程
如今，样衣和定制是服装行业为数不多带有古典主义色彩的“手艺活儿”。2017年春节刚过，恰逢年初服装订货会密集的时候，厂里样衣工们忙不过来，张丽华抓住机会向领导申请，说自己想来试试做样衣，领导给了她这个机会，让她做一件男士大衣的样衣。张丽华说，其实那件衣服技术上并不难，但她那会儿特别紧张，压力也很大，觉得不能错失这个好机会，就自己从裁剪布料开始，一步步花了两天时间做完了这件大衣，而通常做一件大衣的时间只需要一天。第一年这样做了三五件，第二年订货会时又继续申请做样衣，这次做了十几件。因为样衣的质量都不错，打动了领导，把她调到了样衣车间当起了样衣工。“我们这个行业里，能做样衣的工人都是技术水平比较高的，所以年龄基本都在30岁以上。”39岁的陆万峰告诉我。在他管理的品牌样衣车间里，5位做定制服装的样衣工年龄在34～45岁之间。他解释说，如果是一个没什么功底的年轻人进入这个行业，先把一道工序做熟练可能就要三四个月，然后他们要主动提出去尝试其他工序，还得遇到愿意给他们机会的领导，如此这般将十几道工序全部做完做熟练，怎么也得两年左右。但显然，两年只是理论上的最小值。在这个需要不断换岗的过程中，个人的努力坚持与外部机遇缺一不可，这个行业内的绝大多数普通工人很难遇到一切顺遂的状况，通常都需要更长时间才能获得职业晋升的机会。1999年，17岁的陆万峰离开家乡湖北黄冈，跟着表哥到温州学做衣服。因为表哥不藏私的教学以及自己的勤奋，2003年时，陆万峰就已经在一家服装厂做起了样衣工。2007年，陆万峰进入乔顿做样衣工，一年多之后就被提拔为样衣组的负责人，几年之后再次得到提拔，成为了这家有两千人的服装企业的样衣生产技术负责人，接近这个职业的天花板。张丽华与陆万峰夫妻俩从老家湖北黄冈来到温州，经过十几年的打拼，成为服装行业一线生产员工中的佼佼者。但他这样的幸运儿是极少数。他还记得自己工作的前一家工厂有六七十个普通车工，但样衣工只有一两个人。“不仅因为大多数人的技术能力还达不到这个水平，而且企业其实也不需要那么多样衣工。”陆万峰告诉本刊，“他们最需要的还是大量流水线上的普通工人，所以很多人哪怕技术达到了要求也没有这个机会。”因为这种用工需求上的巨大差距，流水线车工与样衣工虽有技能和级别差异，在收入上的差别倒不太大。大多数服装企业针对一线工人是计件算薪水。张丽华现在每做一件衬衣能有75元的收入，每天能做两三件；之前她做男士大衣时，一天能做一件，每件的报酬是300元。而一条十四五人的流水线一天能做100多件大衣，每个人分下来，一天也能有两三百元的收入。吸引流水线车工们向样衣工努力的原因除了更高的职业追求外，工作环境的宽松与自由是更现实的理由。张丽华每天可以按自己的节奏分配工作，“有时候可以轻松一点点，没有那么赶”。哪怕那天要分出一个多小时接受采访，她晚上赶赶时间也能把工作补回来。但流水线上的车工们可不能随意休息。在几家服装厂采访时，大多数流水线车工的工作状态都不允许她们停下来接受采访，少数愿意聊聊的也不会离开自己的工位，一边回答问题，一边手里马不停蹄地在缝纫机上干着工作。“因为流水线是前后关联的，前面的人如果停下来不干了，下面的人就没活儿干了。”张丽华说。在十几公里之外的永嘉县乌牛镇，温州另一家大型服装企业东蒙集团的流水线车工陈彩华就是一边缝着西服内衬，一边和我聊天的。我担心她这样会不会有危险，她笑着解释说其实不会，说自己过去那么多年也就被针扎到过一两次，用创可贴包一下还能继续干活儿。虽然刚满30岁，陈彩华已有了13年的从业经验，是小组里的技术能手。去年，她还被评为公司的“十佳员工”，受到奖励去千岛湖玩了几天。
说起来，陈彩华在这家公司属于“二次入职”的员工。2015年回老家生完第一个孩子后，陈彩华跟着老公到了温州。在此之前，从17岁跟着姐姐离开家乡河南周口外出打工起，她一直在杭州和上海的服装厂工作，所有的手艺都是在那边的工厂里学会的。因为老公一家人常年在温州打工，2015年陈彩华也跟着到了温州，在东蒙集团所在的永嘉县乌牛镇落了脚。乌牛镇有四五家规模在两三百人以上的服装企业，陈彩华比较了一下这几家企业贴出的招聘信息，觉得东蒙集团福利不错，还包吃包住，就凭着此前积累的工作经验顺利进入东蒙，成为了一名流水线车工。2016年初，陈彩华又怀了二胎，怀着孕干了半年后，她不得不离职回老家生孩子，第二年开春又回到了东蒙上班。事实上，回家带孩子、照顾老人就是这些年服装行业老员工流失的主要原因。这一行业女性占比较大，每位女性因为各自都有养育、照顾家庭的需求，使得多数人很难在一个工厂稳定地干下去。虽然很少有服装企业在招聘时对性别有要求，但因为需要心灵手巧，女性还是服装行业的生产主力军。东蒙和乔顿的女性员工在流水线上的占比都超过了一半，虽然她们时常要挣扎在职业与家庭之间。不过东蒙集团负责人力资源工作的人资总监王建友告诉本刊，他们作为用工方，其实非常欢迎这种“二次入职”的员工，这甚至还是他们一线工人招聘的重要渠道。“对我们这样的服装企业来说，内部推荐是最重要的员工来源，也就是老乡带老乡。”王建友说，“除此之外就是那些之前在东蒙工作过的员工，我们会重点对她们做一些对接和联系。”王建友现在是东蒙集团的人力资源负责人，他认为老员工内部推荐仍然是这个行业最重要的招工方式。老员工的价值如此之大，这既与服装行业本身的技术特点有关，也与服装行业这些年的变化有直接关系。温州地区蓝领人才公益服务平台“在他乡”的负责人徐军告诉本刊，根据他们这几年的观察，服装企业的招聘难度确实会比其他制造行业大一些。“因为服装行业的一线工人是有技能要求的。可能你在制笔厂做注塑工，你只需要很简单地在流水线上做一拿一放的动作就可以，但像你我这样的普通人如果不经过一段时间的培训，是不可能操作缝纫机去缝衣服的。”徐军说。因此他总结，服装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又含有技能要求的行业，所以它的选择余地就很小，“可能外面有一百个人，做过服装的只有一个人”。为了证明自己的说法，徐军随即询问起了一对正在他们线下服务中心找工作的中年夫妻，二人都在50岁左右，他们告诉我说没准备找服装厂的工作，“因为以前都在工地上打工，没做过车工，做不来。”在这种选择余地本就不大的情况下，行业的变化趋势反而进一步加大了对工人们的要求。王建友告诉本刊，“多批次少量”已经成了这几年服装行业订单变化的趋势。“一个批次的订单量可能只有十几件，如果是定制的话，甚至只有一件，所以客户对工艺的要求变得更高，款式也越来越复杂，交货期却又缩短了。”在这种生产模式下，对工人有了两方面的要求，一是技能更高，二是稳定性更强。“因为我们的服装都有春夏和秋冬两季，而不同季对工艺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希望工人们稳定。你只有把一年两季的不同款式做个两三年，才能慢慢理解不同客户的要求，后面做起来才会顺。”王建友说，他们不仅欢迎陈彩华这样的老员工回来，还制定了一些激励政策，比如工龄可以延续，以及给予交通补贴等等。至于那些已经普遍存在于汽车等大型工业制造领域的自动化设备，目前在服装行业还很少用。乔顿人力资源部经理戴取文告诉本刊，他暂时还看不到机器人在服装行业完全代替人的可能性。虽然这些大企业已经用上了智能裁床这样的先进设备，但从大规模应用的层面来看，服装业这些年最大的设备变化就是电动缝纫机代替了传统的脚踏式手动缝纫机。张丽华记得她2002年左右在镇上跟着老师傅学手艺的时候，大部分人学的还是传统缝纫机。那时带马达的电动缝纫机刚开始普及，去培训机构里学一天就要30～50块钱，她们根本学不起，都是后来到了工厂里才学会的。不过电动缝纫机和传统缝纫机相比，最大的优点就是不用自己剪线，机器会在一段缝制完成后自动剪线，但在实际工作量方面，帮助其实有限。不过这些年像陈彩华这样，愿意再次离开家乡去打工的熟练服装工人越来越少了。“我们当然优先考虑做过服装的熟练工，但是现在这样的人越来越难招了。”王建友说。今年，王建友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招工难。“我记得2001年那会儿，我们一个岗位可能要挑3～10个人，哪怕是一线工人也一样；而这几年倒过来了，变成工人们来挑我们了。”
即便地处温州市区，旁边还有一家大型商业中心，生活便利，并且包吃包住，乔顿今年的招工形势也不算太好。已经在乔顿负责人力工作19年的戴取文告诉本刊，他感到今年是招工最难的一年。他们今年原本计划增加一个新的生产车间，但因为人员无法招齐，这个车间到现在还添加不起来。“过去温州很多企业一到开工的时候就到温州各个招工点去招人，我们从来没做过这个事情，但今年我们也做了。”戴取文说。周晓乐是陈彩华所在小组的组长，已经在东蒙集团工作20年的她对这种变化的感受最直接。2001年，23岁的乌牛镇本地人周晓乐来东蒙应聘一线工人岗位，在那之前，她在附近的一些小服装厂工作了三四年，正好有亲戚告诉她东蒙集团在扩产招人，她赶忙过来试试。“因为我们小时候都在家里帮忙种地，吃过苦，知道这种大厂福利好，都想进来，像我表姐当时进这个厂还要走后门托关系。”她记得当时不仅有面试，还要参加考试，考试的内容是现场用机器缝出两个一模一样的衣服口袋，她在考试中战胜了两位竞争对手才成功入职。周晓乐在东蒙集团工作了20年，经历了这个行业招工的变化。
不过今时不同往日，东蒙虽然顺利发展成为一家有1500名员工的大型企业，是温州市服装商会的会长级企业，但周晓乐这样的一线组长也得在朋友圈发招聘广告，因为她的小组按计划需配置24人，目前只有19人。今年过完年，她的组里又流失了两名老员工：一位陕西籍员工因为父母年龄大了，小孩在家里没人带，就回老家了；还有一位安徽的女生从学校毕业后就在这里工作，也做了四五年，但是年龄到了二十五六岁，家里催着回去结婚，今年也没回来。根据东蒙集团统计的返产率，他们今年的员工返产率是86%，其中新员工的稳定性要更差一点儿，流动率达到了20%～30%。如今，东蒙集团一线员工的平均年龄为37.6岁，“80后”是主力。周晓乐告诉本刊，她的小组里，“70后”及“80后”员工占了绝大部分，“90后”有4人，“95后”没有。“因为年轻人流动性大，像我们这种‘70后’‘80后’就相对稳定了。”说到这里，周晓乐想起了自己出生于1996年的儿子，不禁长吁短叹起来。儿子当年不爱读书，周晓乐就在儿子没读完高中时把他送到上海一个专门学服装打版的职业技术学校学了一年，回来后把儿子推荐给公司做了打版师助理，这显然是老员工才有的福利。陆万峰告诉本刊，打版与制版在服装行业的地位在样衣工之上，因为这项工作要根据服装设计图把每一部分用纸板切割出来，要懂衣服的构造，对技术有很高的要求。为儿子谋到这样一个较高的发展起点，周晓乐觉得儿子应该会满意。但儿子做了三四年后还是选择离开这个行业，倒不是因为有多辛苦，而是忍受不了加班。“因为做服装会牵扯到加班，晚上忙起来的话要到10点，他就不喜欢了。”离开服装行业后，儿子去药厂打过工，也去学过水电技术，这两年在家开了一个教育培训班。但周晓乐感觉儿子的压力也很大，每天的抱怨不少。不仅是周晓乐的儿子，重庆武隆职教中心的服装专业老师何敏告诉本刊，根据她在这个岗位12年的观察，这些年服装专业的学生毕业后能留在服装行业的不到10%。她自己分析，觉得原因还是服装行业太辛苦，也太枯燥了。“我有一个今年正在实习的学生，他们那儿已经连续上班一个月了，而且晚上还要加班，这会让他们完全没有自己的业余生活。”而这种工作强度是行业普遍现象。小工厂自不必提，一位在温州一家几十人规模的小型服装厂工作的员工告诉本刊，他们每个月只能休息两天。哪怕是在乔顿或者东蒙这样的大型企业，淡季时周末可以休息，但忙起来同样一个月只能休息两三天，而且每晚也要工作到九、十点钟。因为公司优越的地理位置，乔顿集团的戴取文过去十几年都没有感觉到太严重的“招工难”现象，但今年他们也遇到了招工方面的挑战。很多年轻的学生在未进厂之前还对此抱有浪漫的想象，觉得自己是要做服装结构或者服装设计的。但何敏说，这个行业能从事这部分工作的人是极少数，对大部分学历一般的年轻人来说，不实实在在地去一线工作，是没有办法得到提升的。“你只有到了车间，并且在车间工作几年，你才有可能把各个工艺流程掌握透。”何敏说，“所有我认识的服装行业一线的组长、车间主任或生产部经理，他们的文化水平都不高，都是靠经年累月在一线工作，把那些技巧都掌握了，慢慢熬过来的。”但愿意去熬的年轻人越来越少了。戴取文说，他们每年都会招不少服装专业的大专和高职学生过来，比如从江西服装学院固定招几十人，但不会将他们安排到一线车间去。“因为他们到车间普遍待不住。”戴取文说，“而且我们现在去学校招聘，学校为了自己容易招生，就跟我们说，我的学生你不能放到车间。所以我们现在对学校都是拍胸脯保证的，说来了我们公司后，6个月到一年之内，我肯定会把学生们调上来。现在基本上等不到6个月，因为学生在车间里等不了那么长时间。”哪怕是那些留在车间里的年轻人，也不愿意在流水线上做生产工人。我在乔顿的打包车间见到郑修圆时，她正拿着工单检查一排衣服是否按订单要求完成了。出生于1995年的她性格开朗，说话时瞪大了眼睛看着你，给人感觉就是那种坐不住的年轻人。18岁那年，她从温州职业技术学院服装专业毕业，在学校参加招聘会进入了乔顿。刚来时，她被分配去了流水线车工的岗位，只做了几个小时，她就觉得自己不适合这个工作，“一直坐在那边有点儿累”，就申请换岗。随后她被调到了跟单员这个“可以上上下下跑”的岗位上，按她的话说，“可以去这里，可以去那里，三楼、四楼、五楼我都可以去”。她告诉本刊，当初她们班有二三十人，选择和她一起到乔顿试一试的只有三人，最终只有她一人选择留下来。相比这些“95后”年轻人，1991年出生的陈彩华已经快熬出头了，她最近正在犹豫要不要申请成为一名“流动工”。王建友告诉本刊，流动工是他们公司一线工人向上晋升的一个必经之路，“就是让工人们从只会一两道工序，慢慢培养他们会五六道工序，这样他们就能成为比较全面的多功能工及流动工了”。只有成为流动工，才有机会变成班组长，乃至更高一级的车间主任。
不同公司的说法可能不一样，但获得了职业发展的张丽华和陆万峰已经印证了这个经历不同工序的必要性。陈彩华犹豫的原因当然不是能力不够，她担心的是自己的孩子无法留在身边。22岁那年，陈彩华通过相亲认识了同乡的丈夫，两人现在都在东蒙集团工作，已经育有二子，老大正在幼儿园上大班，下半年就到了上学的年纪。因为自己的公公婆婆也都在温州打工，他们就在工厂附近大约两公里远的村子里租了房子，把两个小孩带在身边。前段时间，公司下发了有关员工子女入学申请的通知，她就赶紧提交了申请，领导告诉她有结果了就通知她，但没说什么时候能有结果，这让她心里惴惴不安。“我还是想尽量申请下来。”陈彩华对我说，“因为我们一家人都在这边，回老家的话很不方便。”陈彩华不想让自己的孩子重复自己的童年经历。她的老家在河南周口农村，父亲常年在外打工，通常只在收麦子的时候回家帮忙；母亲虽然在家，但务农养家之余，没有太多的精力照顾三个孩子。“我们小时候基本都是自己照顾自己。”她对我说，“反正打从我记事起，我感觉我们都在帮忙干地里的活儿，没有闲着的时候。”在这样的环境里，陈彩华上完初中后就选择跟着职校毕业的姐姐外出打工。王建友谈到他们企业对于此类员工子女上学问题的规定。他告诉本刊，因为东蒙集团是温州市永嘉县“功勋企业”，因此有一定的入学名额；但相关规定对员工工作年限有较高要求，所以也不是每一个员工都能申请成功，每年成功申请到子女入学名额的员工大约为5～10人。我问陈彩华如果申请不上有什么打算，她也想不到有什么好办法，愁云一下浮上了眼角，说那就到时候看情况吧。言语中，她还是想尽量留在这里，毕竟对公司的管理和工作都熟悉了，而且家里人也都在这里。“虽然说忙一点儿，但晚上回家看到他们的笑脸也开心一点儿。”而在另一家规模稍小的女装企业嘉韩服饰，26岁的安徽女工车晴晴可能要放弃了。她告诉我，她几乎已经确定明年要回老家安徽界首。“因为我有两个孩子，大的上幼儿园大班，明年上一年级，所以我这两年在外面再干一干，明年就要回家带小孩了。”车晴晴与丈夫在同一家公司打工，是车间的一名流水线车工。丈夫每月能有六七千元收入，她因为生完孩子后腰不太好，在车间负责核算统计工作，也能有四五千元。如果回到安徽老家，她只能在镇上的店铺里找些事做，工资很难超过2000元。出生于1996年的车晴晴几乎确定要在明年离开温州回老家，因为她需要和自己的两个孩子在一起。
但孩子的问题没法解决。根据温州市瓯海区的相关规定，车晴晴和丈夫还不满足申请子女入学的条件。因为家庭条件的原因，车晴晴在初中毕业后没能继续学业，这成了她最大的遗憾，乃至于她20岁结婚后还心心念念想再去上个学，而不是着急出门打工赚钱。她对我说，虽然并不一定非得回去带孩子，但她认为如果条件允许还是应该回去。“因为你挣钱也是为了小孩子，如果说小孩子都带不好的话，你挣钱也没用，对吧？”在这方面，张丽华夫妻俩走在了前面。那天下午5点半，工人们开始分批去食堂吃晚饭，张丽华和陆万峰还得先做一件事，就是到路口的公交车站接孩子。去年疫情前，他们的两个孩子都在湖北老家上学，由陆万峰的父母照顾；因为疫情的缘故，老家的学校迟迟没有开学，夫妻俩干脆把两个孩子接到了温州。在大女儿已经10岁的这一年，一家四口终于团聚了。他们一家现在住在公司的宿舍里。大约20年前，乔顿就在生产厂区对面盖了一栋7层的宿舍楼，取名“乔顿家园”。这个工人们的栖息地很像一个传统国企的“大院”，一层是他们的食堂，上面的宿舍区每层有40个房间，房间和大学宿舍一般大小，单身员工一般4人住一间。夫妻俩的房间里本来放了一张双人床，孩子们来了之后，他们又向公司要了一张上下铺，这下就有点挤了，不过房间里有独立卫生间和空调，还算方便。目前“80后”是服装行业一线工人的主力军，“95后”的年轻人并不多
公司还帮忙解决了孩子们的上学问题，两个孩子都在附近的同一所小学读书，一个上四年级，一个上二年级。他们每天自己坐公交车上下学，平时放学早，他们自己会拿着饭票去食堂吃饭，然后回家做作业。因为夫妻俩通常要晚上八、九点才下班，每次他们回家时，两个孩子都已上床睡觉了。那天正好轮到孩子们在班里做值日，一家人才能一起吃顿饭。傍晚时分，宿舍楼下的院子里有不少玩闹的孩子，给这个距工厂仅一街之隔的大院带来了难得的生活气息。不过宿舍毕竟是宿舍，夫妻俩最近也在考虑买房的事情。“因为我女儿已经四年级了，过两年就要上初中，肯定要有户口才好上一点儿，所以我们也在考虑买房子，把户口落下来。”谈起买房的事，张丽华多少有一些焦虑。“我们在附近看了两家，反正最少一万多元一平方米是要的，压力也挺大的。”父母看到他们在外面一边上班一边带小孩，挺辛苦的，就叫张丽华回老家找个事情做，在家带孩子。张丽华不愿意。“我没想过（回老家），我觉得还是必须要有自己的事业，必须要上班挣钱，哪怕辛苦一点儿、累一点儿。”语气温柔的张丽华谈到这个事情，一反常态地坚定。“让我在家做饭带小孩，说实在的我不喜欢。那样就整天围着孩子转，没有自己的感觉了。”（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21年18期，点击文末封面图一键下载）微信审核：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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