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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春天来到成都是幸运的。从初春到暮春，城市处处繁花似锦，又在交替变换。“你可以去新华大道欣赏木绣球，到武侯祠大街观看樱花，前往红星桥目睹如紫色云霞般的泡桐，或者跑到猛追湾感受洁白优雅的玉兰。”《街巷里的四季：成都草木寻踪》的作者孙海一口气向我列举了好几处此时可以赏花的地点，“都不是什么特别的景点，不过是平平常常的街道。然而花期一到，立刻惊艳了路人。”有时候与花朵也是不期而遇的。他给我展示手机里刚刚拍下的木香花照片。就在前来与我碰面的路上，在一处老式居民区的大门口，一大丛木香花轰轰烈烈地倾泻下来，颇为震撼。人类热爱自然是天性。从地理位置和温度气候来看，成都有着让人亲近自然的优势。它是全国唯一能够从市区望到5000米以上雪山的特大中心城市。微信上有一个“在成都遥望雪山”群，每逢天气晴朗时，成员们就会纷纷晒出从自家窗前拍摄到的壮美雪山。事实上，开车也只需要两个小时，就能从位于冲积平原的城市中心上升到海拔5000多米的西岭大雪塘脚下，去体会由落差孕育的生物多样性。成都属于亚热带湿润气候，太平洋和印度洋两股暖湿气流交汇带来丰沛雨水，这里春早而冬暖。春季当然各种花开最盛，其他季节也同样能看到花色葳蕤，草木葱茏的景象。
从玉林菜市场向下俯看，街道被树荫遮蔽
“也许你会说南方城市大抵如此，但成都的植物是被历代文人反复书写过的，其中承载的历史文化，让一草一木都显现出了不一样的气质。”孙海这样对我说。孙海的另一个身份是成都青羊区作家协会副主席。成都青羊区集中了大量的文博旅游资源，孙海策划了“寻香青羊”的路线，定期带着辖区里的孩子和家长，结合文物古迹来认识植物。按照路线，我们一路从道家圣地青羊宫，前往浣花溪公园。陆游写过一首《梅花绝句》，后两句是“二十里中香不断，青羊宫到浣花溪”。“早春时沿途仍能赏梅，只不过现在多为一种名叫美人梅的现代园林品种，花朵更为娇艳。”海棠倒是正当其时，路上经常能碰到它的一树繁花。相比之下，陆游对海棠花更为痴迷，自称为“海棠颠”。陆游一生作过40余首海棠诗，大部分都写于在成都期间，“成都海棠十万株，繁华盛丽天下无”就是最出名的一句。玉林东路“巷子里”社区公共空间，吸引了不同年龄的居民
2018年，是成都开启公园城市建设的元年。如今漫步在成都，有如徜徉在一个巨型的公园当中。这不仅要得益于沿街的行道树和绿化小品，还有从城市核心区到郊野，分布着的大大小小1000多个公园。公园的外墙近些年已经陆续拆掉，市民们从四面随意进出，城市与公园已然融合为整体。人们在水泥丛林里待得厌倦了，走上几步就能置身于一个绿意盎然的空间，被虫鸣鸟叫所环绕。年代悠久的公园自有魅力。成都最早的公园是人民公园，它在1911年刚刚建造时称作少城公园。1949年成都解放后，少城公园更名为人民公园。今天这座公园正如名字所示，最为著名的就是绿树掩映下，丰富多彩的民众活动：喝茶、跳舞、唱歌、下棋、写书法、相亲、划船……这里还是成都花展最多的公园。一年一度秋天举办的菊花展，到去年已经是第58届。生态景观和人文景观相结合，就蕴含在成都公园的基因之中。
新近建设的公园则又是截然不同的气象。天府绿道工程是成都营造公园城市的重要一项，至2035年，总长度达1.69万公里的绿道系统将会形成一个巨大的绿色网络。整个绿道体系最关键的部分是沿着绕城高速建造的锦城绿道，也称作锦城公园，实际是由一系列公园构成。目前已形成锦城湖、桂溪生态公园、中和湿地、江家艺苑、花田湿地、青龙湖等园区。建成之后的锦城公园从空中看去，就像一条绿色的丝带环绕成都城区一圈。它对城市不仅起到生态养护、降尘功能，更是提供了一个绿色、时尚消费新场景空间。公园与公园之间是相通的，即使碰到车行道路阻断，也有桥梁横跨相连。时间要是足够，人在里面可以完整骑行或者走完一圈。
绿道上颇具设计感的五岔子大桥，一处“网红”打卡之地老公园展现的是川西古典园林之美，新公园则体现了当代生态设计理念，能够看到时下休闲健身的潮流动向。在锦城绿道上的桂溪生态公园和锦城湖公园，“海绵城市”的方法运用其中，无论是绿地还是步道，都可以借助渗透井和渗水边沟快速排水。老公园里稀缺的大面积可进入式草坪、巨型湖泊和林荫道慢跑体系在这里都有布局。在草地上野餐、放风筝、参加啤酒嘉年华，在湖面上尝试皮划艇、站立划水桨板、小帆船，是这里流行的市民活动。慢跑的人们拥有更为开阔的视野，一边跑步一边沉浸在天府新区的景色中——新区有独特的城市色彩美学，“透蓝、渗绿、银城、彩市”。银灰色鳞次栉比的写字楼是远景，近景是湖水与蓝天的相互映衬，以及植物的环抱。同样处于锦城公园中的青龙湖湿地公园是个观鸟的好地方。“青龙湖公园足够大，有湖心岛这样的地方完全不会被人类打扰。乔、灌、草相结合生境更为丰富，鸟的种类就会更多，第一次观鸟的人就会感到惊喜。”观鸟爱好者蒋志友告诉我。他所创立的乡野走廊是个自然教育机构，经常组织孩子们前来观鸟。
观鸟爱好者蒋志友在青龙湖公园
观察水鸟是对初学者更为简单友好的方式。因为无需用望远镜去上下寻觅，水面是舞台，水鸟就是演出的主角。青龙湖公园湖水面积足有4000亩，是成都市最大的湖泊，便成为了水鸟活动的天堂。有鸟友见到在成都已经销声匿迹半个世纪的棉凫重出江湖，那是世界上体形最小的雁鸭类；全国仅剩1500多只的极危物种青头潜鸭也在青龙湖显现身影。这天清早我们的运气不错，仅仅走了不到一小时，就看到了24种鸟。蒋志友经常会在上班之前，来这里溜达一会儿。和这些共同栖居在城市里的动物朋友问声早安，能让他一天的心情都保持舒畅。
夜色降临时，“锦江夜游”的游船就要从东门码头出发了。悬挂着红灯笼的乌篷船队一路经过合江亭到安顺廊桥，再折返回来。在水声和灯影里，游客们一边可以细细感受锦江水生态治理和沿江绿道的营造成果，一边则可以顺着时间的长河逆流而上，进行一番关于历史的怀想。城市需要安放得住记忆，无论这份记忆属于个人还是集体。承载了记忆的城市，能唤起人留恋的情感，也造就了此城和彼城的差异。成都建城至今2300多年来城名未改、城址未变，而这两江环抱一城的格局早在唐朝时就已经定下，一直绵延至今——当时为了抵御吐蕃、南诏的滋扰，将领高骈修筑成都府的罗城。府河与南河本是两条并行的河流。高骈在府河的上游郫江修縻枣堰导流，以改变府河的流向，使它北流东行，在城东折向南边，与南河在合江亭相汇。两条河流就成为了包围成都的护城河，统称为锦江。就像黄浦江之于上海，珠江之于广州，香江之于香港，锦江见证了成都这座城市的演变。古代的锦江河面比现在宽阔，水量比今天大，是一条出入川的重要通道。杜甫的“门泊东吴万里船”、李白的“濯锦清江万里流，云帆龙舸下扬州”都写的是锦江之上大船游弋的景致。合江亭因为处于两江汇合的优越位置，是一个码头渡口，也是文人墨客们吟诗作赋，饯别友人的地方。范成大的诗就说：“合江亭前送我来，合江县里别我去。”这说明送行的人依依不舍，从合江亭一直将他送到了三百多公里以外的合江县。再往前的安顺廊桥，最初的建筑踪迹可以追溯到元代，是锦江上另一个颇为热闹的码头。马可·波罗来到成都时，对这里的水和桥都印象深刻，这些让他想起了故乡威尼斯。他形容锦江“此川之宽，不似河流，竟似一海”。他描写一座有顶石桥：“从桥的一端到另一端，两边各有一排大理石桥柱，支撑着桥顶。桥顶是木质结构，装饰着红色的图画，上面还铺上瓦片。整个桥面上排列着工整的房间和铺子，经营各种生意。其中有一幢较大的建筑物是收税官吏的住房。凡经过这座桥的人都要交纳一种通行税。”这应该就是安顺廊桥当年的样子。从东门码头上岸走上不到一公里，便到了大慈寺。大慈寺始建于魏晋，极盛于唐宋，这和河流改道有很大关系。由于客运与货运都移到了东门之外的码头进行，城东一带便繁华起来。大慈寺正好就处于内城东门到外城东门之间自然形成的一条东干道上。香火最为鼎盛的时候，大慈寺共有96个院落，8524间厅室，占据了成都四分之一的面积，有“震旦第一丛林”（震旦是古印度对中国的称呼）之誉。眼前所见的大慈寺是1876年鉴真和尚发愿重修的，占地仅有盛时面积的一个零头。有意思的是，历史上的大慈寺一直是一处洋溢着世俗欢乐气息的佛教圣地。这里当然有着庄严肃穆的宗教活动，相传高僧玄奘来此学习过佛法，也是在大慈寺的大殿上正式剃度出家；这里也有着精美的宗教艺术，苏轼在游览大慈寺时夸赞过壁画“精妙冠世”，因为当时大慈寺有100多幅壁画精品，其中就包括唐代画家吴道子的亲笔画10幅；不过大慈寺同时以成都的商业和游乐中心著称。宋代侯溥在《寿宁院记》中写道：“成都大圣慈寺据圜阓之腹，商列贾次，茶炉药榜，篷占筳专，倡优杂戏之类，坌然其中。”除了坐商之外，大慈寺一年到头还有诸多临时性的庙会：农历二月十五卖花木蚕器，称为蚕市；五月卖香药，称为药市；冬月卖用具器物，称为七宝市。远洋太古里的出现，仿佛就是在呼应那个古老的市与寺的共存，让大慈寺这片一度老旧破败的街区，又重新成为了成都的地标。在这片新的商业街区里，大慈寺依旧是重中之重——所有建筑是两层或者三层，不超过大慈寺藏经阁的高度；它们的屋顶用的是川西传统建筑的深灰瓦坡屋顶，在大慈寺面前显得谦逊低调，也和寺庙红墙形成了颜色的对比。在远洋太古里，商业建筑的高度都不能超过大慈寺藏经阁原本区域里广东会馆、欣庐、马家巷禅院、章华里、笔帖式、字库塔等六处历史院落被保留下来，它们围绕着大慈寺形成了U字形状。U字形状以内，称作“慢里”，这里安排的是以轻食和创意生活品牌为主的业态，刻意用这种缓慢安静的消费形式形成包裹精神内核的隔离带。“慢里”中还有一条水体。这是因为建筑师了解到历史上有一条名为解玉溪的河水从大慈寺边流过，重新以当代设计手法演绎这条水流能够衬托出周边雅致的环境，也制造出了怡人的微气候。外围的大U字形，是“快里”，那里分布着各大一线品牌，不少都是西南地区首店，因而成为成都最摩登时髦人群的流连忘返之地。
对成都图书馆副馆长肖平来说，他每次来到远洋太古里都有一条固定的路线。他会穿过外层“快里”的喧嚣扰攘，直奔位于“慢里”之中的方所书店。这个集设计服装、生活艺术品和图书为一体的书店，每次光顾都有新的收获。接着他就要去趟大慈寺。肖平的脑海里会不断想起1987年夏天的傍晚，他第一次来到大慈寺的情景。那时他刚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了成都市博物馆工作，而博物馆就位于大慈寺内。“半掩的红漆大门后，几个摇着蒲扇的老人正在小木凳上悠闲地下着象棋。日益嘈杂的都市里，竟然有如此静谧的所在，也不知它在那儿等我多久了。”肖平照例会去看看他当年工作和住宿的小院，还有乘过荫凉的大树。时过境迁，虽然大慈寺里的露天茶座已经从大殿与大殿之间的空场，搬到了偏殿中的院落，博物馆搬走后，也无从透过雕花木窗，窥见那些古老的字画，但是当茶园里四川清音的声音响起，那种安详又悠然自得的气息就又回来了，好像一切都未曾改变过。远洋太古里之所以成为成都的一个逛街胜地，另一个关键点在于它采用了一种里巷式的结构。在纵横交错之间，逛街的人可以从四面八方自由穿梭。里巷的概念不是新鲜的做法，不过是古为今用。
在成都的街巷，总有不期而遇的风景
巷和里定义了旧时成都的城市肌理。“解放以前的成都，用巷和里结尾的街道名占到了百分之六七十。那时宽阔的称作‘街’，比如清代时全城最宽的街是东大街，各大商号云集。而成都第一条南北向的大路是1958年开始修建的人民南路，后来不断向南延伸，是成都的中轴线。”设计师王亥这样告诉我。王亥出生在华兴街，长在春熙路，自称“街（gāi）娃儿”，对成都的小街小巷感情深厚。“在巷和里中，有人情关系的建立，也有店铺小贩的聚集。路是为车通行的，巷和里是以人为尺度的。”
在成都，位于小街小巷的餐馆门口普遍都有外摆桌椅
其实“里”的叫法并非来自成都本地。“成都只有东门附近才有‘里’的名称。里是里弄，是江浙一带的人对巷子的称谓。原因就是过去江浙的商人走水路交通来到成都贩卖丝绸等杂货，赚钱之后在靠近东门的地方建造院落，就把故乡的称呼挪用过来。”巧合的是，开发商太古集团在中国的发展轨迹是从上海开始的。王亥推测，北京和成都，太古地产的项目都叫作太古里，和品牌历史相关。这个有着上海色彩的词，竟然无意中契合了成都这座城市的移民史。王亥曾经主持过一个名叫崇德里的旧城有机更新项目，后来成为了旧城更新的典范案例。他积极参与进来，源自他本人的经历。王亥1987年去香港谋求事业。他走之前，成都的城区就局限在两江环抱一城的范围，基本就是今天的一环路之内，外面是零星工厂和广袤菜地。他几乎年年都会回成都待一段时间，眼见着城市在一圈圈向外扩大，熟悉的老城在一点点消失。“我快要找不到回家的路了。”根据成都文化学者袁庭栋所著的《成都街巷志》，崇德里这条小巷北起中东大街，南接红石柱横街，本是一条无名小巷。1925年，一名叫王崇德的商人在此建房，命名小巷为崇德里。崇德里南北两端都有骑楼。抗战时期，作家李劼人在乐山开办的嘉乐纸厂的成都办事处就设在其中一座骑楼之上。由李劼人担任会长的“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成都分会”也在这里。不过，当王亥重新面对崇德里时，它只是一条还剩下60米的残巷。南北两头的骑楼早已被拆毁，南端入口处是个公共厕所，李劼人当年究竟在哪里办公过已经不可考。作为锦江区的棚户区改造点，居民已经搬出，腾出来了三座破败不堪的院子和一座老旧的教工住宅楼。
改造好后的崇德里仍然维持小巷的宽窄。要打车过去，入口极易错过，倒是和出租车师傅说“红石柱横街那个有公共厕所的地方”，人人都知道。这是王亥想要的效果，他不想破坏周遭业已形成的生态。崇德里的石板路坑洼不平，多走几个人就需要侧身。“什么是好空间？他走过来，我让一下，这就是属于人与人的空间。这一来一让，相互打个招呼，人和人就有了感情。”空出来的房子他赋予了三种功能，分别是“谈茶”、“吃过”和“驻下”，满足了喝茶、用餐、办公和住宿的几种需求。房子里，过往岁月的痕迹一丝一毫全部保留下来。柱子上看得到虫蛀过的地方，实在朽坏得不行的部分才嵌入新的木头，新旧之间要区分得清清楚楚。即使里面配备了非常先进的设备，也要给老物件让位。餐厅里有个价值百万的德国橱柜，但为了不伤害房间里的柱子，生生被切割成了U形。设计师王亥，自称“街娃儿”，对成都的小街小巷感情深厚
王亥平时见朋友都喜欢约在崇德里。他称崇德里是“一个城市的回家路”，是一个让他感到踏实的地方。最近他参与的另一个旧城更新的项目耿家巷就在不远处。耿家巷有民国时期绸布业富商杨润之的宅院“润居”，也有“湖广填四川”时从广东迁徙过来的邱家人所建的“邱氏祠堂”，还汇聚了五金、干货、文具、蔬菜等形形色色的小店。这里将是一个比崇德里更为复杂的更新过程。王亥乐此不疲，愿意贡献一己之力来保存老成都市井的烟火气。不仅老成都遗留下来了可供逛游玩味的街巷，当代成都也生长出人性化的城市肌理。玉林就是这样一片街区。玉林是一个宽泛的地理概念，大概是成都的一环路、二环路、永丰路和人民南路所包围的区域，分别由芳草街道办和玉林街道办来管辖。即使你没有来过玉林，你一定也记得歌手赵雷唱的歌曲《成都》里那句“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坐在小酒馆的门口”；你所在的城市可能也有一个“玉林串串香”的餐馆；你可能还知道诗人翟永明开的那家“白夜”酒吧，最早的地址也是在玉林。玉林究竟有何魔力，吸引了艺术家、文艺青年、创业者全部聚集于此？
建筑师刘家琨的工作室在玉林多年，对玉林做过许多观察。他选择用建筑类型和街巷尺度来解释玉林的独特。玉林的楼房集中建于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1993年，玉林的沙子堰巷修建了一些政府和企业配套的家属楼。其中若干大户型的房间，有着对当时居民来说，用起来并不习惯的大客厅，无意中成为了画家中意的工作空间。艺术家们口耳相传，周春芽、何多苓、翟永明、张晓刚、唐蕾等人陆续定居于此。艺术家们的聚居，促进了酒吧的诞生。唐蕾的“小酒馆”和翟永明的“白夜”都是这样为了方便大家聚会交流，相继在玉林西路上开张的。和之后市场经济起来后，城中那种“孤岛”一样的房地产大盘不一样，玉林多是几栋住宅楼组成的微型院区。宽度不等的街巷有如毛细血管一样，将这些建筑组织在一起。进出口就在楼群和院落，出了大门仍是玉林，同时也是与城市融合的公共空间。经过多年发展，酒吧和政府主导发展的服装零售业态，由于聚集效应多集中在主干道玉林西路上，而背街小巷里却大量存在着好吃又便宜的“苍蝇馆子”，修车、补鞋、露天理发和流动卖菜这样的传统业态，以及坚信酒香不怕巷子深的年轻人开出的时尚小店。刘家琨专门写过一篇题为《玉林颂》的文章，赞叹玉林对于成都而言的地位，就像是苏荷区（SOHO）之于纽约。
随着沙子堰的画家们搬到房间更大、租金更低廉的蓝顶艺术区，小酒馆因为噪音原因将演出放到了芳沁分店，白夜搬去了宽窄巷子，服装实体也由于网购的兴起变得不再吃香，玉林曾出现过一段时间的萧条。转折点是2016年，赵雷的那首《成都》一下子又把小酒馆和玉林西路唱火了。赵雷说那句歌词饱含了他对唐蕾的感激——2007年他来到成都，写了一些歌，很想在已经是地下音乐圣地的小酒馆演唱。得知小酒馆的演出都需要提前安排，他怀着试试看的心情当面找到唐蕾，没想到对方爽快地答应了。“是你给了我对成都的初次印象，那是我一辈子都忘不掉的。”赵雷曾给唐蕾发去短信。
刘家琨主持设计了成都西村大院。夜晚的市集，让西村大院的生活有种市井味道
玉林西路的再次走红给玉林片区带来了业态升级丰富的更多可能。芳草街道就发起了一个“城市合伙人”项目，邀请第三方运营团队，一起来做玉林片区的商业调整。屈强自己有文化公司，也是街道聘请的“城市合伙人”。如何让前来小酒馆打卡的人群在整个街区停留更长时间，并且还能够将他们引向街巷深处？屈强想出的办法是将一些吸引人流的关键节点重新打造。有的是消极空间的改造，屈强的团队来经营。有的则是在上一个租约期满后，屈强作为中间人，再来寻找合适的租户。于是街巷里的车棚被改成了一个定期做展览的小小美术馆，人们能够在这里领到一份街区小店的手绘地图。堆放清洁用具的卫生站则改造好后出租给精酿啤酒品牌来做啤酒品鉴，卖水泥河砂的街角小店变身为售卖椰子水的小铺，街道的一溜儿办公用房成为了创意市集的摊主们固定营业的实体店。未来在玉林逛街，将会在小街小巷中发现更多“珍宝”。逛街走得累了，不如去茶馆歇歇脚。成都的茶馆仅工商注册的就有一万多家，这还不算那些在社区里随便摆几把竹椅就形成的茶座。成都周围是山，水蒸气在上升过程中凝结成厚厚的云雾，阴天居多。偶尔一个艳阳天，成都市民都呼朋引伴跑到茶座喝茶晒太阳。四川人很早就开始饮茶。《华阳国志·巴志》记载：周朝初年武王伐纣，巴蜀两个小国前来进贡，贡单上就已经有了茶叶的记录。而茶馆后来能在成都蔚然兴盛，和一系列因素有关。“四川是个移民大省。明末清初，18个省的移民来到四川。这时候大家有很多事情商量，茶馆就成了最好的去处。”袁庭栋这样告诉我。并且老成都的井水含碱量大，味道发苦，要专门差人去城外买水成本太高，茶馆提供了日常饮用之水。茶馆的氛围还很是契合四川人古已有之的安逸精神——春秋战国时期建造的都江堰水利工程，造就了“水旱从人，不知饥馑”的天府之国。生活富足，也就能有泡茶馆的闲暇。“当这些小贩吆喝着经过茶馆时，不想回家吃早饭的茶客便摸出几文铜钱，叫小贩把点的小吃端进来，屁股不用离开座椅，早餐便已落肚。那时成都人最常吃的早餐，无非是汤圆、醪糟蛋、锅盔、蒸糕、糍粑、油条等，出三五文便可打发肚子，小贩们担一副挑子，一端是火炉，一端是食品佐料和锅盆碗盏，简直就是一个流动厨房。”这是历史学家王笛在《显微镜下的成都》这本书中，描写的1901年1月1日清晨的茶馆世界。就在前一天，一位英国传教士在山东被杀，义和团运动遍及整个华北平原，而成都人似乎还沉浸在几百年不变的悠闲光阴中。“20世纪初的精英知识分子对泡茶馆采取批判态度，认为那是一种浪费时间、消磨意志的行为。其实是他们不了解茶馆的运行规则。茶馆不只是一个休闲空间，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微观世界。”王笛告诉我，“茶馆是一个市场，小商小贩在那里卖东西，还有掏耳朵的、算命的；茶馆也是个谈生意的地方，做绸缎生意的、大米生意的、卖瓷器的都会和买家约在茶馆见面；袍哥这样的社会组织，他们没有自己的据点，茶馆就是他们的活动地点；茶馆还扮演着街坊邻里之间信息中心的角色，有人说那里小道消息和流言蜚语胡乱传播，但它同时有种‘舆论监督的作用’。”
在西村大院，“扫雪煮茶”组织的茶会
成都在历史上一直是一个消费型的城市，以小商铺和手工业为主。解放初期，人们戏称成都的工业是“三根半烟囱”。“新中国成立后，成都向生产型城市转变，发展大工业。但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大家又在思考，是不是所有的城市都要千篇一律成为工业城市，城市也可以是多样化和讲求生活品质的。”改革开放后，一度几乎全部关闭的茶馆，又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了。诗人翟永明就和我回忆，上世纪80年代，朋友圈要聚会，是很难找到一个公共空间的。单位分了她一个18平方米的宿舍，她一个人住，算是非常大了。每天下班回去，里面都已经挤满了朋友。在酒吧还没有兴起前，茶馆就是一个很好的聚会场所。那时旁边还经常可见被称为“皮包公司”的商人，茶馆是他们的办公室，也是会客厅。双流区彭镇观音阁茶馆在成都是如“活化石”一般的存在。游客基本只能做到早上八九点钟到场。看到这幢还是砖木结构的老屋子，从屋里蔓延到街边，黑压压地坐了百十位上了年纪的老茶客，已经是惊奇不已。其实观音阁茶馆几十年如一日凌晨4点开门，就为了满足喝早茶的客人。“这批客人有环卫工人，也有在市场批发蔬菜的，来这里休息一下，还要继续工作。”老板李强告诉我。接着再过来的老人，都是住在附近的。偶尔李强不在店里，还要嘱咐代班的亲戚注意不要让游客坐乱了位置，“老人家每人都有固定的位子和聊天的圈子，破坏就不好了。这里对他们来说还是个获取信息的场所，和以前没有区别。”
在彭镇观音阁茶馆，上午八九点钟是老茶客聚会的时间
茶馆所在地原来是座寺庙，民国初年变为了茶馆。解放后茶馆并入了供销社系统，李强的妈妈在里面工作。1995年，他把茶馆承包下来，先将它按照记忆中的样子做了恢复。“上来取缔了麻将。老茶馆是没有麻将桌的。麻将挣钱，可变成一个打牌场所就变了味道。”有的仅仅是做了保留：煮水的地方仍然是老虎灶，地面裸露的软土地也没去管它，经过茶客们踩了那么多年，变得坑坑洼洼，自动都包浆了。2006年左右，一批摄影爱好者发现了这个被时光遗忘的宝地，纷至沓来。李强也定了规矩：游客收10块钱，本地老茶客1块钱一位的茶水费是不会变的。“有人说，1块钱还不如免费！可就这1块钱，人就会觉得有了尊严和底气，不管是谁，给了钱就能享受平等待遇。”任何人严禁给小费，不然拍照要钱，整个风气就坏掉了。所以游客虽然来得多，但和老茶客之间也都和平相处，互不干扰。“有些老人当你拍他的时候，会很配合地点烟。因为他们也很理解，知道如果我只为他们而开，可能就经营不下去了。”服务好老茶客，是李强坚守的立店之本。“维系一个茶馆，最重要的还是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关怀。茶馆里的这些老人，相互都会牵挂。一个老人如果连着好几天都没来，大家都会担心，他是不是病了？”一个让他印象深刻的情景，是有位老人由老伴儿陪着来喝茶。老人已经连茶盅都拿不稳了，老伴儿就端起茶盅来，一勺一勺喂他。茶馆和茶客之间的关系，也应当如这对老人一般相濡以沫。观音阁茶馆更像是面对本地一圈固定茶客的茶馆。而要问成都人平时会去的茶馆，家门口就近的之外，位于铁像寺水街的陈锦茶铺是个不错的选择。铁像寺水街是一片仿古风格的商业街区，陈锦茶铺有着室内和露天茶座两片空间，旁边还有一个戏台，要知道过去茶馆里也是有曲艺演出的。陈锦是四川摄影家协会副主席，以拍摄茶馆题材著称，也借着这间茶铺来弘扬茶馆文化。
摄影师陈锦在他的“陈锦茶铺”
沐浴在阳光里喝着“坝坝”（四川方言：平地）茶极其放松，即使对第一次体验的外地人来讲，也是有点上瘾的事情。陈锦能把这种体验解析得明白：“这和竹椅也有关系。川南那边的竹椅要矮，只有靠背没有把手；川东重庆那边属于码头文化，走路爬坡上坎，船来了要去抢生意，整体生活节奏要快，茶座用的是条凳，人不会久留。只有川西成都这里，竹椅有把手，靠背倾斜角度刚好，窝在里面舒服得可以打个盹儿。”成都人自古喝绿茶，变为钟情喝花茶，是在清代受到了满人饮茶习惯的影响。“喝花茶，老人称作‘啖三花’，三花是茉莉花茶的等级，后来也发展成一个花茶品牌。”北京和成都人今天都喝茉莉花茶，可在成都的茶馆里一定讲求用盖碗，并且茶水里有两朵真的茉莉花浮动。“掀开盖子漂一下花瓣的动作很优美，让人不由得沉浸其中。”
即使对成都年轻人，泡茶馆也依旧魅力不减。成都的精品咖啡馆在这两年数量爆发，丝毫没有抢夺茶馆的风头。一位朋友就和我表示，她有时会打包咖啡到露天茶座去喝。“更加惬意、舒展。被市井杂声包裹，也给自己注入了力量。”
傍晚时分，在“巷子里”这处社区空间门口坐上一会儿，就能看到一幕幕有趣的景象：小孩子拉着妈妈的手叽叽喳喳地经过，在落地玻璃前突然变安静了。原来是里面正在进行着丝网版画展览，斑斓的色彩打动了她；两对遛狗的小情侣在门口碰到互相打了招呼，狗狗们玩耍着不愿意离开，主人们选择了走到里面买上杯咖啡来聊天等待；一个提着菜兜子的嬢嬢决定在门口歇个脚，正好边上有小贩拉着一车耙耙柑走过，她站起身来挑了一些；等到街上的人都散得差不多，又有一位老大爷踱步过来坐下，从怀里掏出一只陈年烟袋，啪嗒啪嗒抽起烟来。
西村大院的内部，提供了一个供周边居民活动的公共空间
这样的画面每天都在上演，如同关于社区生活的一部充满温情的纪录片。每个人都生活在社区之中，但很少能关注到社区里其他居民的情况。即使是在社区中较为活跃的退休人士，交往的对象也都是和自己状况相似的人。“巷子里”则像一块磁石一般，将社区中不同年龄、性别、职业的人全部汇集到了一起，大家都在这里找到了舒适愉悦的感觉。“巷子里”位于玉林东路社区。玉林东路社区的书记杨金惠告诉我，从2016年起，社区就在探索怎样能做到空间友好。最初的实践是做墙绘，接着又关注到社区里一些没有被好好利用过的消极空间。“巷子里”的这个位置在玉林东路居委会的背后，之前用来放自行车。共享单车普及后，就很少用到了。杨金惠计划将它发展成一个社区公共空间，向社会招募建筑规划师。她有几点想法：首先就要全龄友好，让所有人都愿意来；其次是要有个“刹一脚”的功能，这是成都话的说法，也就是能让人停下来喘口气；还有一点，须得是个积极向上、有美学设计的生活场景。“否则支上几张麻将桌，也同样能坐满。”在设计“巷子里”之前，这个名叫一介的建筑工作室已经在其他社区做过空间改造的实验。创始人张唐平时喜欢在老旧社区里闲逛，她经常能捕捉到民间智慧对方寸空间的巧妙使用，当然也有不太合理的地方。上一个改造项目，是一个小区里快递柜旁边100平方米的空间——顶上有蓝色拱形的遮雨棚，下面有座位，但更多是保安堆放的生活用品。张唐的改造方法挺简单：她将顶棚换成更为透光的白色；地上专门有个区域画上格子，引导整齐地存放旧物；乱七八糟的水电管线全部包上白色的外皮，再一根一根排布好；墙上空空荡荡，她干脆发动小区里的孩子们一起来填色画画，画的就是小区的地图，这样快递员来了就不至于找不到楼号。空间做好后，居民们都更愿意进去待着了。尤其是夏天的晚上，顶棚垂下的一串串灯泡闪烁着微光，里面格外热闹。整个改造费用不到两万块钱，却让张唐意识到一个简易而低成本的设计就能极大改善社区生活。起名“巷子里”，是因为它藏在巷子深处。对于这个空间，张唐首先考虑的是它能否足够方便社区弱势群体使用。玉林东路社区有1.6万居民，老龄化现象突出，残障人士加上行动不便的老年人，能达到三四百的数量。这里还有存在心理问题的居民。“只有对这部分人友好，才能对所有人都友好”。因此“巷子里”的入口处有方便残障人士进出的斜坡通道，咖啡吧台是可升降的，易于相互之间沟通。墙壁上装有栏杆做扶手，上面还刻有盲文引导。建筑大面积使用玻璃，里外的人都能相互看到，增加互动，也减少焦虑感。原来街边的两棵树被保留了下来，建筑外立面特地向后做了退让。婆娑的树影打下来，也让人心里变得舒缓温柔起来。过往的居民可以走进来坐下，也可以坐在外面的长椅上。长椅的尺寸刻意做得比较宽。张唐记得，“巷子里”还没正式营业时，就已经有大爷们在长椅上下棋厮杀了。
“巷子里”有不同的咖啡店品牌以快闪的形式来售卖咖啡茶饮，定期还有展览和主题分享。各个群体不仅在这里相遇，还会交流。养宠物的和不养宠物的，通过一次关于宠物的展览，相互了解了立场，也就减少了潜在的矛盾。以前社区活动都是中老年人更活跃，而围绕“巷子里”举办的各类创意活动，则能看到更多年轻人的身影。“一次有位老人家路上丢了钥匙，马上跑来找‘巷子里’的年轻人帮忙打电话。”杨金惠说，这是她期望看到的：并不需要在敬老日这种特别的日子里，组织青年人去慰问老人。彼此平时熟悉了，自然就会去关注对方的情况，社区的人际关系就变得很融洽。
城市化进程从增量时代过渡到存量开发，城市建造也从宏大叙事变为了微观视角。2017年，成都在全国率先成立了城乡社区发展治理委员会，将社区发展放在一个城市治理的高度来推动，成效显著。在成都，人们的社区感普遍要更强。有形的社区空间让人们在公共生活中感受到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结，无形的社区文化和社区服务则进一步强化了人们对社区的认同。另外一个下涧槽社区位于成都的老工业区成华区的二仙桥街道，社区居民基本是中车成都公司（原成都机车车辆厂）的职工及其后代。这个建于1951年的老社区在2017年做了一次全面的改造。除了拆除违章建筑、改善老化基础设施等硬件的提升，一个重要举措就是要梳理和重现机车文化的记忆。这里的社区居委会有一个小博物馆，里面陈列着居民捐出的奖杯证书、制服工帽、工作证件等老物件；走在社区里，不断可以看见机车零件改装成的绿化装置点缀在路旁，就连休憩的长椅也是由齿轮箱为基座焊接而成。2014年，机车厂搬离了成华区，以后也不再生产机车，而是进入到城轨制造领域。这些物件，寄托了老工人们对于工厂往日荣光和自己青春岁月的怀想。
“邻里月台”的空间，从建筑形式到取名，都延续了机车文化记忆，有着火车月台一般的纵深空间。它是由“爱有戏”这个致力于社区营造的NGO组织来运营的一个社区发展治理支持中心。一进门的醒目位置，摆着机车厂老照片做的明信片和老工人口述编成的文集，都是“爱友戏”协助来做的整理项目。创始人刘飞告诉我，一度社区老旧、工厂改制，居民都像散沙一样。是升级改造和记忆唤醒的做法又将居民凝聚在一起，从而才有在某些方面有特长的“能人”愿意参与到社区日常工作中来。“爱友戏”在这里开展各类活动，有的是纯粹公益性质的，有的是引进的外来服务，少量收费来维持运营，目的是重塑整个社区生活。
下涧槽社区里，机车零件改装的长椅
社区需要怎样的服务？刘飞认为，能体现出对弱势群体的关怀是最基本的。比如“爱友戏”坚持了多年的“义仓”在这里同样能够见到。它倡导定期的、非现金的小额捐赠，包括旧物资、食品、洗化品、可以奉献的服务时间四大类，用于帮助低收入者，尤其是孤寡老人、残疾人家庭。每件义仓物资都会有捐赠收据及唯一编号，社区居民参与到物资的派发中。而对于其他不同群体，也要有针对性的活动。现在很受欢迎的有“笨爸爸工坊”——回应“丧偶式育儿”现象，让爸爸懂得如何将自己的力量发挥出来；正在进行中的还有一个艺术项目叫作“童年秘密档案馆”，鼓励大人和孩子把童年时埋藏在心里的秘密写在留言簿上。艺术家定期会提炼出不断涌现的关键主题，像“家暴”之类，来做策展和讨论。
在这个有着和煦阳光的午后，“邻里月台”里的每个人都各得其所：买咖啡的男孩子一口气购入两杯，因为第二杯半价，他会存在那里，给之后前来光顾的任何一位残障人士；旧物展区，有人在挑选着邻居捐出来的生活物品，看看是否对自己有用；一个年轻的女孩正在对着留言簿这个树洞吐露心底的秘密。在家门口就能获得便捷，是一种可以切身感受到的幸福。
每逢周末来临，成都人都喜爱驱车前往郊野。没有人不向往田园生活，郊游的习俗在成都古已有之。游乐的风气，在唐宋时期最盛。尤其春季，城里人要结伴去近郊踏青，如果有亲戚在当地，还会住些时日。大概受到这个传统的启发，国内的第一个“农家乐”就是诞生在成都——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成都市友爱镇农科村是远近闻名的花草苗木基地，很多人慕名前去采购。1986年，村里一位叫徐纪元的农民突然灵光一闪：为花卉购买者提供食宿服务，让他们多在周边逛逛，何乐而不为？中国第一家农家乐“徐家大院”就这样出现了，从此这种新兴的旅游与乡村振兴结合的模式，逐渐走向了全国。居于一座公园般的城市，已经让日常的工作生活提升了品质。更难得的是，城市周边还保存有良好的生态资源，能让人有机会把都市的烦扰与喧嚣抛在脑后。林盘是川西乡野的一种独特景观：一片片绿林耸立于田野，高大茂密的树木将其中的宅院围绕，仅依稀可见时而露出来的墙角院墙，外围又有耕地将林盘包围。和华北平原上多族聚居的村落不同，这是一种散居的模式。人们栽种的林木和果蔬为生产生活供应了原材料和农副产品，耕地就在旁边，劳作十分方便。杜甫在成都时，居住在锦官城外的草堂，他所营造的环境就契合了这样的林盘形态。他描写草堂的诗句中提到周围栽种的桃树、绵竹、桤木、松树，还写过“自锄稀菜甲，小摘为情亲”这样有关种菜摘菜的诗句。林盘上的农家生活对环境友好，又很怡然自得。“竹里”拥有客房，是炙手可热的民宿酒店
来到成都周边的道明竹艺村，就能充分领略这样的林盘美景。几年之前，城里的人们来到这里仅有一个理由，就是从村子前的重庆路开过去，观赏春天的油菜花海。现在竹艺村已经成了成都郊外一个颇受人们喜爱的周末度假地，两天时间待在村子里可能仍旧觉得短暂。依托林盘而打造的民宿首先发展起来。最为引人注目的就要数这处上海同济大学建筑师袁烽设计的“竹里”。袁烽说，他第一次来到道明，被介绍了一首陆游写这里的诗歌。那是陆游担任蜀州（今崇州）通判时，造访道明的白塔禅院时留下的诗句：“竹里房栊一径深，静愔愔；乱红飞尽绿成阴，有鸣禽。”袁烽发现，一千多年过去了，自己看到的道明景色和陆游所见也没有太大区别，依旧是林盘地景，竹林丛生。“走过竹叶铺的松软地面，张大鼻孔嗅闻着略带竹香的微风，蹲下来凝视着丛生而出的清新竹笋，又不小心惊起一群飞鸟。”他将诗句的前两字“竹里”提取出来作为建筑的意象。在这块林中空地里，袁烽以类似无限符号“∞”的两个圆形建筑最大化地将地块撑满。“∞”的符号有一种一气呵成的感觉，“是中国自古以来绘画和造园对环境最直接的回应”。灰瓦造就的屋顶，透明玻璃的外墙，中庭高耸的树木，门口保留的一块菜地……阳光洒下来时，沿着S形的小径一路走进来，会看到丰富的光影变化层次。整个建筑又仿佛消隐掉了，融化于一片绿意当中。“竹里”的外立面用了竹编工艺做装饰，竹艺也是道明村努力发展的另一个产业。道明盛产慈竹、白夹竹、斑竹，是竹编制品的上好原料。过去生活中的各种容器，篼、篮、盘、碗、瓶、盒都是本地人自己劈竹划丝，编制而成。道明村的竹艺博物馆里陈列着村中技艺能人巧手制作的产品，最让人惊异的莫过于一只鱼缸。竹篾层层叠叠地编起来，竟可以做到不漏水。“道明村长大的孩子没有不会竹编的。从小我会跟着父母一起编工人戴的安全帽，还有新店开业用的花篮。”肖瑶这样告诉我。她本来在外面从事一份护士的工作，在书记的劝说下回乡投身到竹编手艺的转型改造中来。除了生活用品外，她之前对竹编用品没有别的想象。直到村里送她去美院研修，她看到那里的学生用竹子编出自行车，还有一把竹编“抱抱椅”，就像环抱的手臂，她这才意识到竹编的无限可能性。现在她主要从事公共空间竹编装置的制作。几天前，我在远洋太古里看到的一些像飘带一样的装置就出自她手。当时我还在好奇，这些轻柔的、飘逸在树杈之间的东西是用什么材质制作的。“慈竹的韧性和柔软度出奇地高，我也是通过作品，重新认识了一遍这些从小相伴左右的‘老朋友’。”在道明村还可以体验一次竹艺课，吃一餐农家的粗茶淡饭，在市集上挑选农民刚刚收下来的新鲜菜蔬，在书院里听搬进来的“新村民”聊聊他们理解的乡村建设。在这个仅仅距离成都一小时车程的地方，无论视觉、听觉、触觉还是嗅觉，都可以接收到截然不同的信息。仿佛用清冽的泉水洗了把脸，整个人都焕然一新起来。同时你也会觉得很亲切。这里的竹艺装置就出现在城市的公共空间里，竹艺正和不同的品牌跨界合作，呈现在不同的时尚产品之上。城市与乡村之间，联结如此紧密。
（实习记者路雅对本文亦有贡献，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21年19期，点击文末封面图一键下单）
微信审核：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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