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北上的野生亚洲象群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了。7月5日凌晨，象群终于离开停留了18天的玉溪市峨山县，进入新平县，又一次冲上热搜。在过去一周，象群共移动约81公里，移动方向总体为南偏东，所经之地海拔也越来越低。这场亚洲象北上寻找新家园的“流浪”之旅，原因追根溯源，指向它们赖以生存的栖息地。本刊为此专访了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亚洲象研究专家张立。他从1999年开始，在西双版纳地区从事亚洲象研究，在勐养子保护区建立了第一个亚洲象行为监测站。他撰写的《中国亚洲象保护研究》一书，被认为代表了我国亚洲象研究和保护领域的最高水平。张立认为，亚洲象的种群恢复与人类活动带来的栖息地减少，是目前亚洲象保护面临的最大困境。
编辑｜陈晓
张立 （黄宇 摄）
三联生活周刊：亚洲象在我国的数量和分布情况如何？近年来是否出现了种群上的变化？张立：中国的亚洲象基本生活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临沧南滚河、普洱市这三个地区，其中西双版纳保护区是亚洲象的主要分布区。亚洲象种群在近20年逐渐恢复，目前整体数量大概在300头左右。大象没有什么天敌。老百姓保护动物的意识增强，也没有人去进行猎杀。为了缓解人象冲突，当地政府对老百姓的农作物损失进行保险补偿，当大象来到农田取食时，老百姓就不会伤害大象。于是，大象每四五年生一个，种群速度以每年3%～5%的速度稳步增长，目前属于种群恢复期。三联生活周刊：亚洲象对栖息地有着怎样的要求？现在栖息地是否能够满足它们的需求？张立：亚洲象喜欢热带雨林里开阔的沟谷地带。适宜栖息地的评估包括十几个生态因子，总体而言，食物是最重要的因子。那么我们依据卫星图片，分析了过去40年版纳、普洱、临沧等亚洲象分布区的植被变化，一个很重要的现象就是橡胶和茶园的分布面积在不断增大，原始森林面积在减少。1975年，因为当时只在国有农场里面种橡胶，老百姓都不种，橡胶地面积很少；1990年，橡胶林面积明显扩大；2005年，茶叶也开始出现了，而橡胶林已经连片；2014～2015年左右，随着橡胶价格下跌、国家负责收购的普洱茶的价格稳定，茶叶的种植面积大幅增加，森林进一步减少。大象能吃的植物有200多种。但是在橡胶林中，同样的面积，热带雨林里可能有几百种植物，橡胶林里的植物就非常单一，有“绿色沙漠”的称号。我们综合推算出，亚洲象适宜栖息地减少了40%。航拍云南普洱境内的亚洲象种群 （视觉中国供图）
亚洲象自由活动，并不会全部生活在保护区内。现在有将近一半的大象都生活在保护区外。比如，勐海县的大象基本都在农田周围和国有林地里面；在普洱和版纳交界的区域没有保护区，大象就生活在原始森林里。在2015年对西双版纳亚洲象栖息地的调查中，我们发现亚洲象的适宜栖息地在保护区内外的面积相当，但所占比例却相差悬殊——保护区里有保留较完整且集中的亚洲象的适宜栖息地，然而保护区外的栖息地占比不足10%，整体由于经济作物种植和人类活动，呈现碎片化、岛屿化分布。保护区外的栖息地该怎么办，是更重要的问题。三联生活周刊：关于保护区的森林覆盖情况，云南省林草局提供的信息是：随着保护力度的加大，森林郁闭度提高，森林覆盖率由1983年的88.9%增加至2016年的97.02%，导致亚洲象的主要食物芭蕉、粽叶芦等林下植物演替为不可食用的木本植物。你怎么看这个说法？难道是森林保护得越好，大象能取食的就越少吗？张立：森林覆盖率统计的到底是天然林，还是包括经济植物在内，比如橡胶林和茶园，这个概念应当有所甄别。大象能吃的植物种类多，对森林有改造作用。在自然演替的热带雨林中，它们会推开高大的乔木，开辟林窗，寻找合适的食物。原始森林是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我们不能简单地说，森林变密了、林下植物减少了，大象就没吃的了。这种说法是避重就轻。三联生活周刊：由于栖息地与象群数量和需求之间的矛盾，这种寻找新栖息地的扩散现象是否以前就发生过？张立：大象是大型食草类动物，对季节有适应性，会在几个栖息地之间来回迁徙，保证食物的供应和循环更新。我们做过一个研究，在1995～1996年，有5头象每年从版纳跑到普洱转一圈，因为普洱没有保护区，它们就跑到老百姓农田里吃东西，晚上在里面睡觉，再转回到版纳。到了2004～2005年，象群的迁徙通道被人为的建造活动阻断了，版纳修建了高速公路，把勐养子保护区一劈两半。这对象群的干扰非常大，它们回不去版纳了，就留在了普洱。到了2010年，又有六七群象不断从版纳往普洱扩散。
三联生活周刊：既然大象的扩散以前就有，这回北上的象群是何时吸引了你的注意力，让你感到警觉？张立：目前这批北上的“断鼻家族”，从勐养子保护区出发，去年年末就开始往北走。我注意到它们的时候是今年3月中旬，走到了普洱界内的宁洱县，此时已经走得比较远了。在这之后，象群继续北上，一个月后来到了玉溪市元江县，活动了近一个月，5月16日抵达红河州石屏县。它们越走越快，我推测有几个原因。首先，栖息地质量下降，食物比较少，是象群持续北上的重要原因。普洱的森林质量比较差，以思茅松、西南桦为主，大象可取食的食物只有40多种。出了普洱越往北走，比如玉溪、昆明的林地质量就更差，没有什么可取食的东西，所以大象更依赖于老百姓的庄稼。然而，现在正值旱季，田里也没什么庄稼，大象要加速地去寻找新的栖息地。6月6日，昆明市晋宁区夕阳彝族乡拍摄的野象群（无人机拍摄）（新华社供图）
其次，迁徙路上人口密集，人多了以后大象变得更恐慌，象群里又有小象，有保护群体的欲望，于是它们就加快了运动的速度。我们在研究中发现，根据野外取样，在人象冲突比较多的地方，比如大象经常受到惊吓或轰赶的地区，象群的应激激素，也就是荷尔蒙的皮质醇水平会增高。大象处在应激的状态，精神紧张，可能有一些攻击的反应，但更多是对自己的保护。象群长期处于精神紧张的状态，会一直往前跑。三联生活周刊：对于这群北上的亚洲象，存在最佳劝返点或最佳劝返时间吗？张立：我一直主张早作干预，因为大象没有地图，但我们有遥感卫片，知道哪儿有可能是它的适宜栖息地。比较理想的是，在象群走出普洱的时候，也就是离开了它原有的分布区开始北上，就应该进行干预，准备紧急预案。比如，大象去人口密集的区域会引发更多人象冲突，威胁人民财产安全和生命安全。那么就需要设置电围栏、围堵等等做法，明确象群往哪儿走是可以的、往哪儿走是不行的。三联生活周刊：目前关于亚洲象有哪些监测和预警的方式？这些方式都在哪些地方存在？张立：在亚洲象的主要分布区里，如普洱、版纳，都设有预警装置。2016年，勐海县首次尝试用无人机对亚洲野象进行全方位的监测预警，并成立了首个县级亚洲象预警监测中心。然而，在常见的分布区以外，监测点就没有了。这次象群长距离迁徙出去了，都是无人机在跟。勐养的象分布得比较多，老百姓急需预警的试点示范。于是在2017年左右，版纳热带植物园的邓云博士就着手这件事情，我们提供支持，共同完成了预警系统研发。2019年推广到了村寨，通过红外相机的预警，红外相机照到了大象之后，记录它在哪儿出现，监测员就在老百姓的村口用广播或者手机App通知村民疏散。2019年，我们投入使用了33台无线回传红外相机，对31个亚洲象活动监测点进行实时值守。从2015年到2020年象的活动期，项目监测到亚洲象活动293次，对其中266次发布预警，也就是对90%的活动都进行了预警，这5个村民小组没有发生一起大象踩死人的事件。监测人员少、专业程度低、监测点之间没有系统联动、分布区外没有监测，这都是目前存在的问题。所以2018年，云南林草局发布了《云南亚洲象监测预警体系建设实施方案》，目前在全部亚洲象分布区推广预警的方案。
三联生活周刊：在亚洲象的主要分布区，人象冲突现在到了何种程度？张立：应该说人象冲突愈发升级了，因为人和大象之间的缓冲地带消失了。我们的农耕活动已经把田林种到大象的家门口，人和象的接触机会在增加。2019年，是大象引起的伤亡事故最惨重的一年，分布区共有14人死亡。大象造成的人员伤亡，基本上都是人在劳作时不经意跟大象偶遇了。要么就是外来的务工人员没有见过大象，不了解大象是猛兽，不听劝阻，非要去看。人象冲突比较多的地方，大象也有报复性行为，甚至有一些象群的个体见了人就要去追，但这种情况不多见。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象群里有幼象，大象就会表现出更强的护幼性和攻击性。科学对待野生动物的方式，是和它们保持距离。三联生活周刊：在缓解人象冲突方面，是否有行之有效的方法？张立：我们曾尝试过一些办法让大象远离村庄。大象日常需要吃盐来维持体内电解质平衡。大象进村去，经常是为了找盐，把老百姓的家翻得乱七八糟。于是，我们在保护区做了5个盐碱池吸引大象。然而，保护区里也曾有一些错误的尝试，比如为了大象不再去老百姓的农田，在保护区里提供大量的农作物供大象食用，这实际上改变了大象的食性，会让大象更加依赖农作物。玉溪市峨山县玉林村，象群吃光一片玉米地，还把大棚损坏了 （摄影 | 刘飞越）
将热带雨林里的植被来做恢复是更根本的做法。我所担任秘书长的阿拉善SEE基金会就和淘宝公益合作，对总共5000多亩的大象栖息地进行转变。在勐海县，我们用公益基金来租赁老百姓的土地，恢复种植大象喜食的当地植物，如草本科的芭蕉、大象草等，建立食物源基地。另外，还在林下搞了小规模的烧除，加速林下植物的更新。我们去年去现场看了，土地修复后已经长出了一些芭蕉苗。在2019年到2020年，通过补偿耕地、计划烧除、种植食物源基地，总共恢复了3157亩林地，这样就让大象尽量留在森林栖息地里。三联生活周刊：除了公益行为介入外，当地老百姓是否能从栖息地保护中真正受益，从而主动改变或者调整农作物的种植？张立：我们曾做过一个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方面的计算。西双版纳自然保护区里，勐养子保护区是最大的，村庄里有大概9.67%面积的集体林。大家都想用它，把原生森林砍掉，用这9600多公顷来种植茶叶和橡胶，因为他们认为这样能够带来更多的经济收益。我们利用了多个指标进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包括气候变化、固碳效应，淡水资源保护里面水源的保护效应，还有森林的林下农产品收获，以及发展旅游这样的娱乐价值。计算的结果表明，如果10%的雨林被砍掉，生态系统就不健全了，它所能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就会减少40%。那么这种生态价值是否能够得到很好的转换？我了解的一种方式就是开展旅游行业，比如野象谷景区用了保护区的一小片地方，为周边社区的老百姓提供了工作，每家基本上都有人在野象谷景区上班，搞旅游接待。我曾建议景区，应该算一算他们每年解决了多少劳动力、为当地创造了多少经济价值的收入，这些都是依托于保护区的良好生态。除了旅游产业，还可以做林副产品的生产。阿拉善SEE基金会在纳版河橡胶林给村民做林下养蜂培训，从2018年到2019年，我们组织了11次养蜂技术和蜂场日常管理的培训，周围来参加培训的村民有90多人，目前已有31名村民掌握了关键养殖技术，在周边社区建立起两个养蜂互助组，帮助辅导周边养蜂户。野象谷景区里，游客可以购买食物，喂食大象（刘飞越 摄）三联生活周刊：针对栖息地破碎化的问题，是否还有其他方法，能够帮助亚洲象更加自由地迁徙移动？张立：亚洲象的栖息地破碎化，会导致不同的种群之间近亲繁殖。恢复植被之外，还有一个方式就是建立生态廊道。廊道是把比较近的栖息地连通起来。原来尚勇和勐腊中间有一块原始森林，现在是一片橡胶林，中间有公路、高铁。我们计划种植五六种常见的热带雨林建群种，中科院也在对橡胶林进行改造。只要有连通的森林，大象就会自由地在栖息地间移动。这个生态廊道自提出来后，一直没有真正落实，这次的象群北上事件也许能成为一个契机。而对于自然保护区之外的亚洲象分布区，应该把它们也包括进来，通过亚洲象国家公园的规划，给大象提供更多的生存空间。目前，我国在做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已经建成了10个国家公园试点。同样地，我们也在做亚洲象国家公园的规划。这可能也是居民的替代生计之一，未来老百姓可能就是国家公园的巡护员、发展生态旅游的讲解员、亚洲象监测员等等。不过，亚洲象生存的地方，人口非常密集，与祁连山、三江源等国家公园试点相比，如何迁移居民、进行生态补偿和寻找替代生计，还面临着较大的挑战。微信审核：王海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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