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2021年8月15日，在塔利班组织于阿富汗全境发动的春夏攻势持续三个半月之后，拥有460万人口的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已经处在塔利班武装的包围之下。
据新华社报道，阿富汗总统加尼在和塔利班代表举行会晤之后，于当天晚间飞往塔吉克斯坦，新的过渡政府即将成立。滞留在阿富汗的最后几批美国军事人员以及外国侨民将在未来几天经喀布尔国际机场撤离。
从2020年2月美国政府与塔利班阵营达成和平协议，到塔利班重新控制阿富汗绝大部分领土，短短18个月之内，中亚山地之国阿富汗再度经历了剧烈的命运振荡。个中原因既涉及阿富汗过去40多年的历史，也和美国中亚政策的调整有关。
本刊记者在2017—2019年曾三次前往阿富汗采访，这个国家的现代化，甚至融入现代社会，由于自身的文化传统与地缘因素，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尤其，这一过程，又加上苏联与美国两大外部因素，加剧了其艰难程度，也让国际世界“看见”了其间复杂与不易。
今年5月塔利班的全国性攻势开始前夕，本刊再度联络了阿富汗不同阶层的代表性人物，深度探询了变化时刻的这个国家。
记者 | 刘怡
当地时间2021年8月15日，阿富汗喀布尔，塔利班发布消息称，其已控制位于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的总统府。（视觉中国供图）
斋月结束之前四天，5月8日，炸弹在靠近达什德—巴尔奇社区中心的萨伊德·沙赫达中学门口爆炸了。“我和基金会招募的志愿者在傍晚前赶到了现场。当时那些哈扎拉人正在围殴医院派去的救护人员，咒骂他们和实施袭击的恐怖分子是一伙的。”两年前在喀布尔结识的年轻大学生法希姆·恰尼（Fahim Qiami）通过信号糟糕的语音电话向我描述道，“你应该会记得那个地方，在城区西南面的哈扎拉族聚居区。听围观的当地人说，第一枚炸弹是在女孩子们放学离校时被丢进人群的；当附近的居民们赶来实施救助时，又有两枚炸弹被引爆了。光是我看到的遇难者就超过30人，还有至少同等数量的受伤者。今晚喀布尔将会恢复宵禁。”2021年5月8日，萨伊德·沙赫达中学爆炸事件中的受伤者正在喀布尔唯一的外科急救中心接受手术（视觉中国供图）2019年春天我在瓦利·马苏德（Ahmad Wali Massoud）大使的办公室里初见恰尼时，他即将从喀布尔大学外交学系毕业，很自豪能在颇具声望的马苏德基金会找到一份秘书工作。这是一个以阿富汗国家英雄、传奇游击队领袖艾哈迈德·沙阿·马苏德（Ahmad Shah Massoud）命名的民间组织，长期致力于本国教育、医疗体系的完善以及妇女权益保护。恰尼的“老板”瓦利·马苏德担任过反塔利班阵线驻欧洲的代表以及阿富汗驻英国大使，讲一口雅致的伦敦腔英语。他在一个多小时的采访中告诉我：“阿富汗人民并不完全信任他们的政府。马苏德基金会的任务是使普通人对未来仍能保持好的期待。”和过去40多年里发生在阿富汗的许多暴力活动一样，没有个人或团体宣称对爆炸事件负责。塔利班组织官方发言人扎比胡拉·穆贾希德（Zabiullah Mujahid）通过他的Twitter账号宣称：只有萨拉菲派恐怖组织“伊斯兰国呼罗珊分支”（ISIL-KP）可能犯下“如此令人发指的罪行”，而阿富汗情报机构一直在利用ISIL-KP与塔利班进行竞争。加尼总统则在一份声明中谴责塔利班策划了袭击事件，不过并没有给出证据。至于那些被炸弹伤害的哈扎拉族平民，按照恰尼的说法，他们认为恐怖分子与合法政府不过是一丘之貉——作为一个人口占比不到9%的少数族裔集团，信奉什叶派教义的哈扎拉人在历史上曾经饱受普什图族（占全国人口42%以上）精英集团的欺压和杀戮。而看似尖锐对立的塔利班组织和阿富汗现任政府，恰恰都是由普什图人领导的。从爆炸造成的破坏规模和伤亡数字看，5月8日的袭击并不是过去几年里影响最大的。但它传递了一个悲观的信号：随着两任美国总统在两年时间里先后确认将会完全撤离阿富汗、并且单方面和塔利班集团缔结了和平协议，阿富汗政府对国内局势，尤其是安全形势的掌控力正在飞速下降。阿富汗国防部公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在2020年2月美国代表与塔利班签署和平协议草案之后的45天里，塔利班在全国发动了4500多次大大小小的军事进攻和爆炸袭击，较2019年同期飚增了70%。而在2021年第一季度，针对平民和非军事目标的袭击的频率相较一年前又上升了37%，至少2038人因此死伤，相当于2020年同期的1.3倍。“仅仅15个月之前，城市爆炸还只是塔利班宣示存在感的一种手段。但在那之后，事情发生了重大变化。”常驻喀布尔的印度记者埃尔塔夫·纳杰菲扎达（Eltaf Najafizada）告诉我，“美国政府宣布撤军，使得塔利班以及其他激进组织认定自己成为了战争的最后胜利者。他们现在不仅继续控制着山区和农村的根据地，还开始向大城市周边进军。爆炸袭击构成了一种施压策略，为的是告诉普通民众和国际社会：加尼政府没有能力治理好美军撤离之后的国家，兵强马壮的各派反政府势力才是最终仲裁者。”5月8日的袭击尤其挑选了一个恰到好处的时间节点：斋月结束之后，包含加尼政府、塔利班阵营以及印度、巴基斯坦等周边国家的代表将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峰会，讨论重组政府、军队以及举行新的全国性选举的时间表。爆炸的发生不仅将大大削弱与会各方之间的互信，还有可能导致全面冲突重启。届时，类似上世纪90年代初的内战势必重演。2011年6月26日，阿富汗赫尔曼德省，美国海军陆战队第4师的一支巡逻队正在掩护受伤的格罗斯克劳斯上尉向“黑鹰”直升机转移。随着拜登政府公布从阿富汗撤军的最终时间表，阿国全境的安全形势再度出现紧张 （视觉中国供图）
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拜登总统在今年4月13日发布的最终撤军声明使他们终于可以摆脱这场残酷而迷茫的战争：它以2001年的“9·11”事件为起点，以2021年9月11日为终点。在花费了7400亿美元的军费（根据美国国防部公布数据），蒙受了超过2.2万名军事人员伤亡的代价之后，美国可以不必再对那个陌生的中亚小国承担安全或政治义务。但对3200万阿富汗人来说，一切不过是再度清零，由一种外部力量导致的动荡转向本土势力主导下的冲突。自18世纪末以来，这个山地之国曾经一次又一次地埋葬世界帝国的征服野心，但本身从未自这种代价惨重的“胜利”中获得过任何好处。现在，在全世界的注视下，被抛弃和被遗忘的命运将再度降临在他们的头上。“对这一代美国人来说，连续20年在世界的某个角落进行一场永无休止的战争实在是过于漫长了。”长期关注美国外交问题的彭博社高级编辑、经济分析师彼得·科伊（Peter Coy）告诉本刊，“它或许依然具有某些必要性，但已经成为了一切沉没成本之母。经济学家们会说：甩掉那些包袱吧。”
即使没有乔·拜登总统在4月13日的公开声明，即使没有他那句“这场战争不应当成为延续几代人的事业”的评论，所有观察家也极其清楚：以2001年“9·11”事件为导火索的美国侵阿战争，注定已经无法实现它最初设定的野心勃勃的目标。在战争的前10年，两届美国政府成功地将恐怖组织“基地”（Al-Qaeda）的阿富汗盟友塔利班集团逐出大部分阿富汗城市，扶植了一个基于“波恩议程”的新政权，并在一次深入巴基斯坦境内的突袭行动中击毙了“9·11”事件的幕后主使者奥萨马·本·拉登。但随后的10年成为了令所有人筋疲力尽的消耗：重建的经济红利在层出不穷的爆炸袭击中被侵蚀殆尽，连续两任阿富汗总统先后与他们的美国盟友翻脸，持续攀升的财政和政治成本则令勉强走出全球经济危机的美国政府不堪重负。单从驻阿美军的规模看，2010年之后，美国国防部直接部署的作战部队一直处在持续减少的状态。在奥巴马卸任前的2016年底，派驻阿富汗的美国武装人员总数为8400人（不含私人承包商雇员），尚不及巅峰期的1/8。2020年2月特朗普政府与塔利班方面达成和平协议之后，留在阿富汗的现役美军士兵被进一步减少到2500人（2021年1月的数据），另外还保留了1.8万名私人军事承包商雇员。按照拜登4月13日的声明，他们将在今年9月11日之前最终撤离阿富汗，并将目前由美军运营的军事基地移交给阿富汗国民军。5月第一周，美军关闭了位于阿富汗南部赫尔曼德省的一个主要空军基地，移交或销毁了其中的1300台设备。2021年2月9日，正在楠格哈尔省前线与塔利班武装作战的阿富汗国民军士兵为一门无后坐力炮装填炮弹
“阿富汗不会是下一个南越。国民军将会为保卫自己的国土而战，他们目前已经能够独立执行80%以上的空中打击任务。”在5月6日五角大楼举行的记者会上，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Mark Milley）上将口气乐观。记者们试图提醒他，美国在上世纪70年代已经犯过一次类似的错误——1973年《巴黎和平协议》达成后，美军匆忙撤出南越，后者在短短两年内就被气势如虹的北越军队一举解放。1989年苏军撤离阿富汗之后，固守少数大城市的阿富汗纳吉布拉政权面对反苏游击队的进攻，同样只坚持了两年半。不过米利以及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Lloyd Austin）坚持认为，塔利班卷土重来的风险“并非不可避免”。美国将继续从中亚其他地区为阿富汗政府军提供财政、物资援助和培训支持，“他们目前拥有的武力，特别是空军也很强”。而2018年底特朗普政府主动开启与塔利班的和平谈判之前，这个一度占据了阿富汗90%国土的政治—军事组织正处在极为窘迫的状态。以名义领袖哈巴图拉·阿洪扎达（Hibatullah Akhundzada）为首的塔利班残部实际仅能控制南部的尼姆鲁兹、赫尔曼德两省之一部以及法拉、古尔、乌鲁兹甘三省的交界地区，大部分是人口稀少的农村或山区，总面积尚不及全国的15%。效忠于该组织的7万余名武装人员虽然仍能在全国大约35%的领土上维持对政府军的进攻或袭击，但在美军的空袭下财源濒临枯竭，内部也因为派系矛盾无法形成合力。2019年前往巴米扬和贾拉拉巴德采访时，退役国民军上尉拉马赞曾经告诉我：“今天的塔利班新兵大部分只是被强征入伍的年轻农民。他们或许能完成防御任务，但严重缺乏野战能力。只有两三个省驻扎的是精锐。”对此时的阿富汗政府来说，尽管他们依旧无力应对经久不息的城市爆炸和“人弹”暗杀行动，但在空中火力的掩护下对塔利班控制区实施孤立或分割，使对手沦为边缘化的割据势力，却是有希望的。实际上，从2017年开始，塔利班一年一度的春季攻势已经被局限在了一两个省的范围内，对加兹尼等大城市的攻坚效果也极不理想，近乎强弩之末。假以时日，此消彼长的趋势只会更有利于控制着主要城市、财力相对宽绰的政府军。然而，急于打出“带士兵回家”旗号的美国政府打破了这种平衡。在特朗普政府与塔利班达成的和平协议条款中，美方不仅承诺将在14个月内撤出全部驻军、限期关闭5个主要空军基地，还答应向阿富汗政府施压，要求其释放在押的5000名塔利班战俘。此举直接导致加尼总统与其自幼相识的密友、美国阿富汗和解问题特使扎勒米·哈利勒扎德（Zalmay Khalilzad）反目成仇。而塔利班为此提供的担保，则是一句承诺，“将完全禁止‘基地’组织以及其他国际极端势力在其控制区内的活动，并参加和阿富汗政府的国内和平谈判”。2020年2月29日，美国阿富汗事务特使哈利勒扎德（左）与塔利班代表毛拉·巴拉达尔在多哈签署和平协议后，相互握手致意（视觉中国供图）
从2020年第二季度开始，塔利班恢复了在中南部地区的大规模攻势，并且节节获胜。当年10月，3.5万名平民被迫紧急撤离毗邻巴基斯坦的赫尔曼德省。2021年3月22日，距离喀布尔不足90公里的查赫镇也落入了塔利班武装之手。阿富汗内政部在3月最后一周发布的一份报告中承认，政府军已经放弃了全国40%的公路检查站，塔利班及其盟友则“占领着2009年以来面积最大的实控区”。华盛顿智库期刊《长期战争》给出的估计数字是：政府军控制全国面积的33%，塔利班和“基地”组织控制19%，有48%的阿富汗领土正处于交战状态。尤其令人担忧的是，除去北方少数省份外，塔利班已经占领或者有效威胁到了阿富汗东、西两侧的绝大部分国境线；这意味着一旦美军及其盟友最终撤离，政府军控制区将被包围起来、慢慢扼杀，最终弹尽粮绝。“两个多月前，我去了一趟首都西郊的阿卜杜勒·阿里堡（Qal’ahye Abdul Ali），那里控制着通往坎大哈的高速公路。猜猜我在镇上看到了什么？”电话另一端传来了恰尼无可奈何的笑声，“全副武装的塔利班士兵大白天就在马路上游荡着。政府军名义上依然控制着那里，但塔利班已经建立了自己的影子政府和检查站，并且向过往车辆收取通行费。”而那里距离驻扎着最后一支美军的巴格拉姆空军基地，直线距离还不到100公里。当阿什拉夫·加尼（Ashraf Ghani）在2013年10月报名参选阿富汗总统之时，人们对这位曾经的“亚洲最佳财长”寄予了厚望——在美国求学、工作超过30年的加尼，拥有阿富汗政治家中罕见的开阔视野和国际资源，还在卡尔扎伊政权中担任过财政部长和喀布尔大学校长。远离部落纠葛以及派系斗争的立场，又使他不至于陷入葬送了前总统卡尔扎伊的贪腐指控。观察家们期待加尼能挽回国际资本对重新陷入停滞的阿富汗经济的信心，并说服美国政府继续向所谓“反恐战争”投入资源。然而这位总统的任期里几乎没有出现过“蜜月”。
2014年12月4日，阿富汗总统阿什拉夫·加尼在伦敦阿富汗问题论坛上发表演讲
2017年第一次前往喀布尔采访时，加尼惨不忍睹的公众形象已经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首都属于不同族裔的居住区街头张贴着一幅幅政治人物的宣传画像，其中有政府CEO阿卜杜拉·阿卜杜拉、第一副总统杜斯塔姆以及前总理希克马蒂亚尔，统统都是加尼的政敌或者竞争者。总统本人的海报仅仅出现在那些最不起眼的角落，上面无一例外被涂上了咒骂的口号。“对大多数阿富汗人来说，加尼是个谜一样的人物。”从2012年起就驻扎在喀布尔的法新社通讯员拜拉特向我解释，“他是个普什图人，但十几岁就离开了祖国，错过了从苏联入侵到塔利班崛起的所有重大事件。当他在2001年跟随美国军队重返喀布尔时，阿富汗的政治重建已经结束了，除去塔利班以外的所有派系都分到了自己的蛋糕。加尼试图打破这种局面，结局自然是成为全民公敌。”2009年，阿富汗一度实现了20.6%的GDP增长率，加尼曾被视为经济复兴的头号功臣。通过他的国际影响力，世界银行以及一系列欧美大企业同意为阿富汗的重建持续投入资金。这个在塔利班时代一度依靠种植罂粟取得外汇收入的破产国家，如今通过服务业创造了56%的GDP，将近一半的居民得以摆脱贫困，电信市场和二手汽车配件交易业在整个中亚都崭露头角。2013年，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将加尼评选为“全球百大知识分子”第50位，这也为他在一年后接替卡尔扎伊、成为“新阿富汗”的第二位总统奠定了声望基础。然而新总统接过的却是一个正在快速腐烂的苹果。联合国开发署2015年公布的数据显示，在重建带来的城市化进程速度放缓之后，阿富汗的实际失业率回升到了惊人的52.5%。裙带关系和派系分利带来的普遍腐败现象使得国民收入的5%被消耗在了行贿活动中，包括前总统卡尔扎伊在内的多名顶级政治家先后卷入层出不穷的贪腐诉讼。构成政府维系基础之一的军人集团的输诚也在消退：2017年，第一副总统杜斯塔姆（Abdul Rashid Dostum）被指控对其政敌实施绑架和虐待，加尼下令将其逮捕归案。但杜斯塔姆却出走到土耳其，同时在国内煽动乌兹别克裔民众组织反对政府的示威游行。在2017～2019年我的三次阿富汗之行期间，杜斯塔姆位于喀布尔舍尔浦区的官邸始终灯火通明，由其武装私人卫队严密把守着。但加尼又绝不仅是阿富汗复杂政治环境的无辜受害者。前总统卡尔扎伊的先例已经显示，一位由美国政府扶持上台的领导人，完全可以通过转向本土主义、扮演普什图民族主义者来强化自己的统治正当性。加尼迅速继承了这种策略：2016年，他与著名的普什图族反美武装领导人、本·拉登最早的合作者之一希克马蒂亚尔缔结了和平协议，允许这位声名狼藉的前总理重返政坛。两年后，他又公开提出“无条件和谈”的口号，提议参照特赦希克马蒂亚尔的模式，以允许塔利班成为合法政党并保留其南方控制区为前提开启国内和平谈判。鉴于这一年同时也是阿富汗的大选年，“和平”真正的目的显然不在于实现其自身，而是加尼积累政治资本的工具。正是在这种动机的驱使下，2019年4月初，加尼单方面以“安全问题”为由，将原定于4月20日举行的总统大选投票推迟到7月20日，接着在4月29日召开了传统的“支尔格”大会（全国部落领袖会议），试图在各政治派系之间形成共识，主动提出由政府主导的国内和平方案。在这次历时四天的闭门会议期间，我曾有机会拜访多个参会政党的代表，并与大会主席、前“穆贾希丁”领袖之一阿卜杜勒·拉苏尔·赛义夫（Abdul Rasul Sayyaf）做了直接交流。采访记录告诉我：加尼企图借和谈争取连任的动机早早就被其政敌看穿，他们在大会上发起了对总统的围攻，要求按照主要政党在议会中的席位以及“历史贡献”，分配前往多哈参加对塔利班谈判的代表团席位。拥有内阁半壁江山掌控权的阿卜杜拉·阿卜杜拉（他也是“北方联盟”势力的政治继承人）态度尤其强硬，坚持要求将塔利班完全停止军事行动作为开启和谈的前提。大会最终在混乱中草草收场。从2019年5月初到7月，形形色色的场外交易和勾兑在阿富汗达到了顶峰。希克马蒂亚尔、赛义夫等人单独派出代表前往多哈，试图绕过加尼政府与塔利班做直接接触。大选投票日则被再度延后，从7月20日直接顺延到了9月28日。直到8月初，阿富汗政府才勉强拟定出一份总数超过450人的庞大名单，迁就了几乎所有政党和势力。但此时塔利班方面已经察觉：与其和这个臃肿迟缓的代表团展开漫无边际的对话，不如直接与美国国务院达成有实际效力的协议，再由美方强加给阿富汗政府，如此便可绕过向加尼当局让步这一环节。美国方面也不满于加尼形成共识之迟缓，决定将后者踢开，一份没有阿富汗政府参与的协议因此出炉。“总统看上去已经被抛弃了。在2021年1月拜访过加尼的《纽约客》杂志撰稿人、普利策奖得主德克斯特·菲尔金斯（Dexter Filkins）告诉我。加尼和他会面的地点选在了喀布尔的城堡宫（Arg），四周密布着铁丝网、岗哨和机枪堡垒。三次阿富汗之行期间，我曾经至少六次进入类似的建筑中，拜访政府高官、政党领袖以及外国机构代表。今天的喀布尔在戒备程度上几乎不亚于1942年的斯大林格勒；即便如此，爆炸袭击依然在以每周一次的频率发生着。“你能想象那种古怪的气氛吗？就在一个月前，塔利班枪手扫射了我乘坐的汽车，打断了我的一只胳膊。但当我吊着打上石膏筒的手臂出现在喜来登酒店的餐厅时，塔利班的谈判代表却开始愠怒地交头接耳，仿佛一个女人出现在那里是对他们的侮辱。”和我通话的是法齐娅·库菲（Fawzia Koofi），过去20年阿富汗最活跃的女性政治家和国会议员，“不过我们最后还是在同一张餐桌旁坐下来了。我把羊肉串递给其中一位塔利班领导人，他微笑了一下，冒出一句话：‘库菲女士，您可是一位危险人物。’气氛随后渐渐变得缓和了。”
尽管充斥着层出不穷的争吵和内讧，尽管加尼三番两次威胁不会执行美国和塔利班签订的协议，在2019年那次喧嚣的“支尔格”大会闭幕之后16个月，阿富汗政府与塔利班之间的直接谈判还是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开始了。在那之前，加尼刚刚赢下一场总统“双包案”——根据独立选举委员会（IEC）公布的数据，在2019年9月28日举行的第四届阿富汗总统大选中，966.6万登记在册的选民只有182.4万人行使了他们的投票权，实际投票率不足19%。直到12月22日，IEC才宣布加尼以50.64%的得票率连任成功，竞争对手阿卜杜拉·阿卜杜拉则得到了39.52%的选票。后者拒绝承认这一结果，并且在北部的萨尔普勒省自封为“总统”。直到美国政府威胁要将对阿富汗的军事援助削减10亿美元，双方才宣布和解，阿卜杜拉被任命为主持国内和平谈判的全国和解高级委员会（HCNR）主席，450人的庞大代表团也终于可以启程前往多哈。2021年2月2日，赫拉特地区的阿富汗国民军士兵向媒体展示在清缴行动中俘获的疑似塔利班成员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团体啊！他们中间有像库菲这样的新生代社会活动家，也有“穆贾希丁”集团以及各省部落长老们的家族成员。前者在过去十多年里一直是塔利班攻讦甚至暗杀的对象，如今却不得不与对方坐在同一张餐桌上，努力保住2001年后来之不易的妇女受教育、就业、婚姻以及参政的自由。后者则是塔利班崛起的直接诱因，并且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和对方保持着暧昧的联系。如今，这些早已被证明治国成绩糟糕的“大人物”却作为阿富汗人民的代表出现在多哈，大言不惭地搬弄着“和平”“民主”之类虚妄的大词。我永远不会忘记2018年夏天拜访古勒卜丁·希克马蒂亚尔（Gulbuddin Hekmatyar）时的情景。见面的地点是在喀布尔一处幽深昏暗的地堡；这位曾经的“穆贾希丁”领袖、阿富汗前总理向我伸出手来，态度友善。与中年时代那些横眉怒目、满脸戾气的照片相比，今天的希克马蒂亚尔更像是一位大学教授。他戴起了老花眼镜，灰白色络腮胡须和鬓角梳理得整整齐齐，语速慢条斯理，滔滔不绝地讲述了40分钟依然中气十足。“假如你的父亲是出生在美国，他一定可以选上参议员。”我对老希克马蒂亚尔的儿子贾迈勒·贾马鲁丁感慨道。2019 年9 月25 日，阿富汗总统候选人、前“穆贾希丁”领袖古勒卜丁· 希克马蒂亚尔接受电视采访。自2016 年与政府达成政治和解之后，希克马蒂亚尔重新成为阿富汗国内政治中的活跃人物。
但希克马蒂亚尔同时又是过去40多年来阿富汗最残忍，也最狡猾的政治人物。1979～1989年，他率领一支上万人的普什图族民兵在边境地带啸聚山林，一度获得美国中央情报局以及以本·拉登为首的阿拉伯志愿者的全力支持。1992年，他为了夺取政府领导权，以重炮和火箭弹轰击喀布尔市中心，围困首都近三年之久，造成超过2.5万名平民死难。2006年，联合国秘书处发布的一份报告将他称为“阿富汗三大叛乱中心之一”。耐人寻味的是，希克马蒂亚尔绝非头脑简单的绿林好汉，他甚至可以被称为一名知识分子——抗苏“穆贾希丁”团体的大部分领导者，从希克马蒂亚尔、马苏德兄弟到赛义夫、拉巴尼，大部分是喀布尔大学上世纪70年代的学生和教师。在那个1500多万阿富汗人中每年只有2万人可以进入高等院校的年代，他们阅读外文书刊、讨论治国方略，表现出浓厚的精英意识和使命感。熟知世界革命史的希克马蒂亚尔最早提出了效仿埃及穆斯林兄弟会模式，建立秘密武装团体以推翻奉行苏联式政经模式的达乌德政权的想法。1976年流亡巴基斯坦之后，他组建了自己的政党古勒卜丁伊斯兰党（HIG），开始在巴阿边境的难民营中招募志愿武装人员。对外国观察家来说，1979～1989年的阿苏战争是一场西方国家和阿拉伯世界支援“穆贾希丁”反击苏联入侵的国际斗争。但在希克马蒂亚尔眼中，这却是他利用非常状态清除异己、为建立政教合一政权打基础的内战。伊斯兰党在“阿富巴”地区经营的训练营不仅招募普什图族士兵，也将本·拉登和数千名阿拉伯追随者带进了阿富汗。英美国家和沙特提供的6亿美元援助则被置换成步兵武器和坦克，为夺取全国政权做准备。但1992～1996年发生在“穆贾希丁”武装之间的内战打破了希克马蒂亚尔的幻想。他虽然一度被各方势力承认为总理，却始终未能攻下喀布尔，未能建立军事优势。而这些以“抗苏英雄”自居的军阀们肆无忌惮地屠杀、劫掠和腐败，迅速消耗了阿富汗民众对“穆贾希丁”政权的信任，使他们转而支持“为民请命”的塔利班。后者在宗教狂热和普什图民族主义方面与希克马蒂亚尔如出一辙，而他们的反智倾向在最初还没有暴露得很充分。不到两年时间，塔利班席卷了全国大部分领土，建立起“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政权。众叛亲离的希克马蒂亚尔先是托庇于老对手马苏德，随后在1997年出走伊朗。不过，2001年美军的入侵重新激活了这位不甘寂寞的大人物：在当时的许多阿富汗人眼中，美国帮助“北方联盟”重夺中央政权是一场塔吉克人、乌兹别克人和哈扎拉人针对普什图人的政治报复；共同的民族背景和反美倾向，使一个派系众多的“泛塔利班”联合阵线迅速建立起来。2002年初，希克马蒂亚尔从伊朗潜回阿富汗东南部，建立了以白沙瓦为中心的“伊斯兰党委员会”。在他麾下集结着大约2000名武装分子，是阿富汗境内第三大反美势力。希克马蒂亚尔在2007年甚至洋洋得意地告诉巴基斯坦记者，正是他在2001年帮助本·拉登和“基地”组织领导层逃出了危机四伏的托拉博拉山区。然而在2016年9月29日，这位大军阀、与塔利班有着一系列恩怨情仇的政治人物却选择了放下武器，与阿富汗政府达成和解。贾迈勒·贾马鲁丁向我解释了这一决定的动机：“伊斯兰党认为，资深普什图裔政治家不应当隔绝于阿富汗的政治和经济重建进程。2010年之后，我们和卡尔扎伊、加尼两位总统的代表都有过接触，发现他们并不是外国势力的傀儡，并且欢迎我父亲回归正常政治生活。要知道在和解协议达成之前，我父亲已经在阿富汗—巴基斯坦边境流亡了十多年，他不可能永远偷偷摸摸地生活下去。”这番剖白当然有自我美化之嫌，但它的确指出了一项事实：由于普什图民族主义在今天的阿富汗获得了合法存续的空间，任何一名拥有一定政治、军事影响力的普什图裔政客，只要愿意停止公开对抗中央政府，立即就能获得丰厚的酬赏。希克马蒂亚尔向政府输诚之后，伊斯兰党一度在国民议会获得了16个席位；他本人在2019年总统大选中更是一举拿下3.85%的选票，仅次于加尼和阿卜杜拉。这位反复无常、口才出众的矛盾人物，如今甚至扮演起了阿富汗和谈代表团“影子团长”的角色，在各派力量之间左右逢源，大谈“和解”。“我们就是身处这样一场危机四伏的谈判中：对面坐着的那些人认为自己是战争的胜利者，完全不屑于做任何让步。身边的人里则有人随时准备好了出卖我们。”库菲感到愤怒而无力。当代表团在多哈日复一日地展开那些冗长对话时，阿富汗国内的爆炸和暗杀一天也没有停止过。一位阿富汗高级官员告诉菲尔金斯：“就像是在一间人满为患的黑房子里，大家相互推搡、撕打。你无法指责任何人，因为所有人都可能是作恶者。”
瓦利·马苏德大使也参加了2019年夏天那场火药味十足的总统大选，只赢得0.22%的有效票。恰尼早就看出来他的老板毫无胜算：“大使和阿卜杜拉博士曾经是多年的好朋友以及政治上的同路人，也都继承了沙阿·马苏德将军的政治声望。但大使认为阿卜杜拉对塔利班的极端强硬立场，特别是他对加尼总统的仇视对即将开始的和谈是一种威胁。在今天，阿富汗需要的是妥协，而不是对立，所以他选择自己参选。不过这反过来也分散了阿卜杜拉的票源，使加尼获胜的希望进一步变大。”在日渐崩坏的阿富汗政坛，时时将“和解”“平等”挂在嘴边的马苏德家族看上去代表了某种稀缺的理想主义色彩，而现实中的时局距离这种理想正变得越来越远。不过，哈迪·阿兹米（Hadi Azimi）并不相信大使的诚意。这个一头卷发、在两个国家留过学的哈扎拉族年轻人认为，马苏德家族的真实人格并不比他们一直以来的对立面希克马蒂亚尔更高尚：“不过是因为他们是塔吉克人罢了！把一个已经死去的塔吉克人奉为国家英雄，既能获得其他少数族裔的支持，又不至于让普什图人心怀嫉妒。但我们哈扎拉人不会忘记沙阿·马苏德犯下的罪行：1992年他进驻喀布尔之后，同样对哈扎拉人实施了种族仇杀，至少杀害了上千人。”在90年代那场惊心动魄的喀布尔围城战中，城外的普什图人希克马蒂亚尔被视为屠夫，城内的马苏德则被称赞为平民的庇护者和英雄。到了今天，马苏德成为了阿富汗的英雄和圣徒，希克马蒂亚尔则依然能得到选票，依然是政坛举足轻重的关键人物。这样离奇的景象，似乎也只有在阿富汗这样一个复杂而混沌的国家才会出现。但哈迪不想接受这一切。他在内战末期出生在加兹尼省的哈扎拉人社区，从小被父母带去伊朗逃难，后来又有过在中国学习的时光。对这样一个懂几门外语、习惯于从互联网获取资讯、见识过阿富汗以外世界的年轻人来说，眼前这个充斥着暴力、失业和腐败的国家已经达到了他能忍受的极限，回到塔利班败亡之前的“黑暗时代”则是完全无法想象的。“我知道塔利班还想打回来，还想把女孩们从学校赶回家去。”他愤愤不平地告诉我，“我哥哥是个警察。我在加兹尼老家时，和他一起打退过塔利班的进攻，我们不怕他们。如果打不过，我们还可以选择离开。我在中国时联系过联合国难民署的工作人员，或许这可以帮助我去欧洲。”逃离并不是哈迪一个人的想法。在喀布尔的妇女技能培训中心，曾在纽约生活过的负责人马赫布达·塞拉杰（Mahbouba Seraj）女士已经在犹豫要不要暂时关闭这家远近闻名的妇女收容所。1978年，身为王室成员的塞拉杰曾经匆匆逃离刚刚被一场政变搅乱的喀布尔，但她在2002年选择回归故乡，理由是“这里有无限的可能性”。如今，塞拉杰觉得“活下来比当英雄重要”，离开因此再度成为了可取的选项。实际上，喀布尔街头出现的英语培训班海报远比北京来得频繁和醒目——在一个识字率低于四成、武装直升机的轰鸣声和弹片炸裂声此起彼伏的国家，那些胼手胝足、一贫如洗的穷困父母们正在心甘情愿地拿出他们为数不多的积蓄，把尚未成年的儿女送进外语培训班，以便为下一次逃离做准备：或许是合法出境，或许是暗中偷渡。但这又不是阿富汗唯一的一类年轻人。在贾拉拉巴德以东，毗邻巴基斯坦的边境地带，绵延数十公里的残破帐篷和土坯房构成了下一代阿富汗人的另一个“摇篮”。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这里就成为了流亡的阿富汗政治活动家以及普通难民的日常栖息地。正是在这片难民营里，希克马蒂亚尔和赛义夫们建立起属于自己的“穆贾希丁”武装；而塔利班的第一代成员也是从这片难民营中诞生。年复一年，激进组织和武装团体总能在匮乏已极、毫无教育条件可言的难民营中招募到新一批士兵，并且驱使着他们炸毁被视为“罪恶”的大城市。而在美军撤离之后，这些从难民营中走出的青年士兵还会进一步朝着另一批年轻人居住的城市进军。在进入喀布尔的旅行中，我曾经无数次经过废墟中的达鲁阿曼宫（Darul Aman Palace）。在普什图语中，它的意思是“和平之家”。现代阿富汗的缔造者、1919～1929年短暂在位的阿曼努拉·汗（Amanullah Khan）国王在上世纪20年代规划了这座文艺复兴风格的欧式宫殿，希望使它成为“中亚的慕尼黑”。但这位富于改革精神的开明统治者很快被保守的部落武装以及王室成员联手推翻，刚刚建成的宫殿也就此废弃。在那之后的将近一百年里，达鲁阿曼宫经历了一轮又一轮周而复始的重建和毁坏，每一次都伴随着激烈的政治冲突和血腥的内战。如今，它又一次开始了重建，但我总预感在有生之年，还会看到它再一次被枪炮和暴力埋葬。2013年10月19日，一群喀布尔儿童在达鲁阿曼宫的废墟前玩耍。这座命运多舛的文艺复兴式宫殿，正是阿富汗20世纪曲折历史的缩影
（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21年25期，点击文末封面图或数字刊链接，一键下单《寻路阿富汗》）本文为原创内容，版权归「三联生活周刊」所有。欢迎文末分享、点赞、在看三连！转载请联系后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