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游戏、电子屏……媒介如何建造城市？
因为新冠疫情的原因，与墨尔本大学教授斯科特·麦夸尔（Scott McQuire）的采访只能通过线上视频会议的方式进行。墨尔本从7月份重新封城至今，再加上去年的长期封锁，整个城市的总计封城时间已经超过了200天。这种状态虽令人崩溃，但也成为他观察网络媒介与城市空间关系的一个新切入口，“未来很可能变成远程和办公室混合的工作模式，甚至办公室都可能不存在了。墨尔本现在在建的公寓里，有些已经开始提供一些公共空间，给住客办公使用。远程办公系统也会改变城市的交通。过去100年随着大城市的发展，大规模涌向市中心的通勤时间表可能会逐渐发生变化。”
一直以来，麦夸尔投入很多精力在探索数字媒介在塑造城市空间中的作用。与传统认知中将媒介视为再现与传输通道的观念不同，他提出了“媒介建筑复合体”、“地理媒介”、“媒体城市”等概念，将数字网络与具身行动、虚拟空间与城市地理、在场和缺席、直接与中介等等原本二元对立的事物进行重构。
他认为，媒介与建筑一样，都是建构城市空间的实体环境。
记者｜吴丽玮
三联人文城市：我们先从您感兴趣的城市大屏幕项目聊起。大屏幕并不是城市中的一个新鲜事物，它的诞生似乎也没有跟网络数字时代产生密切的关系。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这些大屏幕的？它的什么特质吸引了您？
麦夸尔：我对它们的兴趣可能是在 1980 年我的哥哥在东京居住时产生的。我看着这些屏幕出现在城市中难以到达的地方，它们让东京看起来与当时的许多其他城市截然不同，这在当时也影响到斯科特制作电影《银翼杀手》。
不过这现在已经发展成为全球流行的城市屏幕、建筑物上的大型数字幕墙等等。它们都试图吸引最广泛的注意力，因此会面对繁忙的道路或步行空间，会在建筑物的顶部，就像东京和首尔的大屏幕一样，人显得非常渺小。
大约在20年前，在墨尔本市中心的联邦广场上刚刚建造了一个大屏幕。它的设计师很有趣，他们让它不正对道路，而且面向一个舒缓的斜坡台阶，周围被咖啡馆和各种公共机构包围，形成一个类似圆形剧场的整体结构，是一个可以让公众聚集和坐下的地方。它吸引了我的兴趣，去探索让这里成为一个公共表达论坛的可能性。
传统的公共领域是人们聚集在广场上的实体空间。但现代观念里，公共领域是与媒体空间有关的。尤其是自电视成为主流媒体之后，观众的身体并没有聚集在一起，只是在家中收看电视节目。我们发现城市大屏幕可以将公共集会和公共广播这两种传统结合在一起，并创造出一些不同的东西。这是一个相对罕见的组合，于是决定举办一些相关活动。
人们聚集在墨尔本联邦广场大屏幕前©Scott McQuire
三联人文城市：您在联邦广场大屏幕上策划的一些活动，是否达到了汇聚公共群体和实现城市权利的作用？
麦夸尔：我们举办的活动都是希望探索当身体聚集在一个空间时，能够通过屏幕上的动作与另一个空间中的人建立联系。比如使用屏幕作为公告板，让人们分享想法，或者在墨尔本和首尔两地之间远程学跳舞，甚至包括多城市之间的嘻哈舞蹈大赛。
墨尔本和首尔两地市民通过大屏幕远程学跳舞
©Scott McQuire
你会看到一群青少年暂时接管了广场，他们创造的内容被分享在大屏幕上。青少年在公共空间中通常是真正的边缘群体，他们并不强大，也没有很多钱。因此对于他们来说，能够占据墨尔本这个象征性和地理性的中心，真正为大量人群所见，是关于公共空间包容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声明。
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城市开始意识到使用屏幕的潜力，将其作为不同社群实现城市权利的途径，而不只是推广官方信息或促销。当然，我认为还有更灵活的方式可以改变公共空间，比如小范围内、非永久安装的数字投影，通过创造不同类型的声音环境，或通过计算机控制照明来呈现。
2001年鹿特丹剧院广场上的艺术项目Body Movies
©Rafael Lozano Hemmer
三联人文城市：说到新媒体和新技术的发展，可能人们首先会想到的是空间距离被缩短了，甚至像麦克卢汉说的，“时间和空间都会消失”。但您认为媒体在一定程度上创造着地点和时间。我们究竟该如何理解媒体与城市空间的关系？
麦夸尔：我并不认为媒体是某种与城市相分离的事物，相反我认为，现代社会生活的空间体验是由建筑、社会实践和媒体共同构造的。
城市空间的媒介化有很长的历史。我所从事的研究是从新媒体时代开始的，从摄影技术开始，包括电影、广播、电视。它们不仅为城市制作影像，也参与了新的城市空间与社会关系的建造。其中广播电视是最容易说明的，它是基于家庭的媒体，创造了一种共时性的新体验，在建立公共事件和私人空间的关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传统的空间边界是由墙、门、窗户和道路等物理性因素所定义的，但纵观20世纪，我们看到像电话、电视和广播这样在空中传播的新媒介技术越来越参与到空间边界的定义之中。它们可以穿过墙坚固的边界，同时要求我们调整关于距离和远近的感受，对连接和分离的体验，和对在场和缺席的理解。
因此，我提出这个观点，现在的空间体验是由媒介平台和构成环境的建筑结构来联合构成的，这就是我所说的“媒介建筑复合体”的意义，这两者是互动的。这也意味着，我们传统认为的城市空间由建筑和城市规划等构成的观念需要更新。而随着网络数字媒体的兴起，它对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在产生着影响。
三联人文城市：网络数字媒体跟之前所有的媒体形态都是完全不同的，之前的所有媒介都塑造了专属的空间感，比如看电影要去电影院，看电视要在客厅里，但移动互联网时代是不需要特定空间的。怎么来理解数字时代在空间塑造上的可能性呢？
麦夸尔 ：我在提出“地理媒介”这个概念时，归纳过网络数字媒体空间化转型的三个条件。
首先，现在的媒介空间是“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现在随着移动设备和无线网络的快速发展，可以认为我们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都能使用媒介。
地理媒介的第二个特征是“位置感知”。2000年之后，市面上的定位功能设备出现了井喷式的增长，这就导致了与位置相关的大数据筛选出现了。无论你身在何处，在进行数据检索的时候，位置成为一个相关性的筛选条件，最后信息会以与位置有关的方式进行组织和呈现。此外，我们现在可以将信息与特定的位置相联系。
它的第三个特征是“实时反馈”。虽然电视给了我们实时的体验，但它是由一个中心广播和广大观众构成的。现在我们进入到一个完全不同的媒介环境里，使用联网的移动设备进行分散式传播，人们可以在任何地点使用自己的设备生产和传播内容，它的网络传播也会对他人产生影响。
三联人文城市：您认为这些特征将会塑造出哪些城市空间？
麦夸尔：地理媒介的这些特征让各个层面的社会交往都在发生着改变。
比如我们如何在城市中穿行，如何约定与别人的见面 。现在我们不会再说，“我在某个地方等着你”，而是会相互之间来来回回发信息，直到我们真正见到面为止。
即便是音乐节或体育赛事这样固定场所的活动，人们也不断地通过移动媒体与朋友互动、拍照、发表评论，包括你在参与活动时获取信息的能力，这些都改变你在该事件中的行为方式。
同时，它也改变了我们在城市中组织行动的能力。回到历史，比如说召集某种公众集会，要花很长时间组织。你必须张贴通知，要靠由政府组织的机构才有能力动员社会。现在有了分散式媒体，更广泛的参与者很快就可以汇聚出这种能力。
数字媒体在塑造城市空间上具有更大的潜力，这些对于广播媒体来说是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这是因为我们可以以新的方式将数字设备嵌入城市，比如屏幕或标牌等都具有了移动性，城市中有90 %以上的人口将携带连接的移动设备。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媒体在创造公共空间的逻辑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墨尔本联邦广场SMS_Origins互动项目
人们通过手机短信参与大屏幕上的城市互动
©Scott McQuire
三联人文城市：您提到的数字媒介在推动社会交往中的作用，让我想到它的反面，就是人们一直以来对网络沉迷的担忧。尤其是在社交媒体迅速发展之后，很多虚拟世界的交往替代了真实世界的互动，人会变得越来越孤立。但我觉得您对新媒体的态度是很乐观的，为什么您认为新媒体是可以促进社会交往的？
麦夸尔：你提出的关于孤立和分离的问题，当然是真实的。当你坐在地铁里，打开手机，戴上耳机听音乐，或者看一个玩游戏的节目，接着就下车了，你是没有真正与周围的人发生互动的。
德国社会学家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在100年前就曾说过，生活在大城市的挑战是与陌生人生活在一起。他说在大城市生活，存在一种新的人际关系，即与陌生人的关系。如果你生活在小镇上，虽然会有陌生人进入，但如果他们留下来，他们就会成为你熟悉的人。大城市的不同之处在于，陌生人可能永远是陌生的。
现代城市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它的多样性。像 19 世纪的巴黎或20 世纪初的纽约这样的大型移民城市，由许多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不同语言的人组成，多样性成为城市非常独特的一部分。美国社会学家理查德·桑内特（Richard Sennett）说，生活在以高度多样性为特征的多元化城市中，需要新的合作形式和社交形式，而公共交往并非人天生就会，它是一个习得的过程。所以我认为，这是数字媒体的问题所在。如果我们过多地使用它来封锁自己，只进行远程交流，我们可能会失去与他人互动的能力。
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对与艺术家、软件开发人员和市民合作非常感兴趣的一个原因。他们思考如何创造新的体验，让人们走出个人封闭的舒适区，让他们参与到真实的城市生活中来，和周围人能产生互动。
三联人文城市：网络数字媒体时代，我们不得不提到大数据。现在城市治理领域有一个流行的“智慧城市”概念，就是基于数据的收集、分析和利用的。据我所知您是不认可这个理念的，为什么？
麦夸尔：在前数字媒体时代，如果你在看书或者看电视，几乎没有人知道你在翻哪一页，在看什么节目。但数字环境真的很不一样，因为我们采取的每一个动作、每一次敲击键、每次打电话或浏览网站时，都会被系统自动捕获数据，并进行分析。所以我从不使用任何社交媒体。
人一旦连接了数字设备，可能是相机、网络传感器或者移动蜂窝连接的任何内容，各种行为、人员、运动都可以被跟踪和量化。它可能是手机位置数据，也可能是庞大的意见数据库，来自社交媒体的照片，在捕获这些数据，和分析这些数据的基础上，诞生了流行的“智慧城市”的概念。
坦白说，我不喜欢它这种野心。
当然，一些与智慧城市相关的雄心壮志是很好的。比如，进行资源和空气质量的规划，使城市在能源使用或防治空气污染方面更有效率，或者避免交通拥堵的数据分析，制定更科学的应急响应预案，使城市生活更可持续等等。它是一个绝妙的营销理念，因为谁不希望这个城市变得聪明，但这个想法是有缺陷的。
首先我们要考虑它来自哪里，它是由IBM、西门子和三星这样的技术巨头推动的，智慧城市的叙事来自强大的商业利益。它们倾向于用技术语言来阐述智慧城市的议程，只要获得了正确的技术和足够的数据就可以解决复杂的社会问题，它们倾向于强调效率和优化等价值。但它在城市功能中，只适用于如电力或水力这样的公共事业部门。
三联人文城市：您觉得大数据、市民权利和城市发展应该是怎样的关系？
麦夸尔：如果将城市视为一个复杂的社会有机体，那么我们就是在谈论生活质量、公民、参与度和城市民主等问题，你不能以同样的方式谈论效率和优化。基础设施从来都不是中立的，技术中总有一定程度的政治因素。因此，我对技术可以让城市出色地运转的想法持怀疑态度。
现在已经有很多小规模项目的实验，都在试图了解智能城市的社会维度，了解居民如何使用这些新技术参与城市生活，而不仅仅是作为移动数据收集的对象。我和我的同事一直在开发一个“交流城市”的概念，这是一个扩大智慧城市狭隘的技术导向的想法，以突出城市居民在生成和使用城市数据方面的作用。如果你生成数据，它就应该对你有价值，你应该有能力使用这些数据。
三联人文城市：您如何看待疫情期间各种政府制定的市民扫码追踪轨迹的规定，您觉得这种数据收集方式会对未来的城市空间发展产生什么影响吗？
麦夸尔：现在很多国家都要求使用应用程序来登记出入场所，知道谁都去过哪里。当2020年全球疫情爆发之后，令我真正感到震惊的是像苹果、微软这样的大型科技公司，它们为手机设计了世界上大部分的操作系统，早已在收集大量的移动数据，显示人口的移动水平，在封城期间移动数字如何变化等等。当疫情之后政府开始部署检查应用程序时，才发现这些科技公司拥有的数据水平和分析能力，通常是政府都不具备的。在保留国家权威的同时，政府会与大公司形成一种新的相互依存关系。
我认为新冠疫情意味着城市治理模式可能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就像福柯在分析瘟疫时所说，一系列全新的机制将在城市中发展起来，将监控手段变成常规。不光是二维码，现在诸如人脸识别技术在内的生物识别措施已经变得非常普遍，除了护照和边境控制领域，在城市内部运营中也是如此，这带来了众所周知的关于准确性、偏见，以及隐私的问题。
我认为我们面临的长期挑战是：如何在保护个人隐私和在安全应对流行病之间取得平衡。谁有权访问存量信息？它应该保存多久？它只应用于公共卫生，还是有其他合法性？现代都市独特的公共文化是由城市交往的自发性所创造出的，如果数字技术过多地被用于增强中心控制，城市的体验必将会发生很大改变。
2020年，《三联生活周刊》发起了第一届三联人文城市奖，以期推动公众启蒙，激发公众参与，推动未来中国城市的社会价值与人文关怀。以此为起点，未来将在偶数年举办三联人文城市奖，奇数年举办三联人文城市季，搭建一个“人文城市”创新生态系统。
2021年，三联人文城市季以“跨越边界”为主题，希望激发人们去思考和面对城市的数字化和公共空间的网络化。围绕这一主题，将开启“人文城市光谱计划”。11月中旬，人文城市光谱榜的发布盛典及高峰论坛将在成都举办。届时，还将举办为期两个月的人文城市摄影展，以“建造幻象”主题，重新审视影像媒介与城市公共空间的关系转变。
光谱榜即将发布之际，我们邀请了国内不同领域的城市分享人来讲述他们最为关心的一个人文城市细节。与此同时，面对城市的数字化和网络化现实，围绕“跨越边界”的主题我们还采访了诸多重量级国际学者。敬请关注有关人文城市光谱计划的更多精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