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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协调员是研究者、申办方和研究中心之间的纽带，为新药临床试验的开展承担了大部分的日常性工作，这些工作如此琐碎，以至于很多人轻视了这项工作的重要性。
记者 | 张从志
CRC是Clinical Research Coordinator的简称，在中国被译为“临床研究协调员”，主要职责是在临床试验过程中协助研究者完成非医学判断的事务性工作。这个概念最早是上世纪70年代在美国出现的，随着上世纪90年代中国新药临床试验的开展，CRC被引进国内，不过此后一直处于萌芽状态。直到2015年“7·22”事件之后，中国的新药临床试验项目急剧增加，这些项目涉及的受试者少则几十人，多则上万人，牵动的医院和科室众多，且多集中在三甲医院，在此背景下，CRC队伍迅速壮大。
中国CRC之家创始人、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的李树婷教授（于楚众 摄）
中国CRC之家的创始人、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的李树婷教授告诉本刊，国内目前有约70%的CRC注册登记在中国CRC之家，2014年的登记人数不到2000人，去年登记人数是2.5万人。这些CRC有的是从护士转型而来，有的是医药相关专业的毕业生，女性占比高，年轻化程度高，他们主要受雇于第三方SMO（Site Management Organization，即临床机构管理组织）机构，由这些机构以人力派遣的形式去医院开展工作。李树婷说，CRC是临床试验的基石之一，是研究者、申办方和研究中心之间的纽带，为新药临床试验的开展承担了大部分的日常性工作，这些工作如此琐碎，以至于很多人轻视了这项工作的重要性。临床研究协调员是研究者、申办方和研究中心的纽带，也是在临床试验中与患者打交道最多的人（视觉中国供图）本刊采访了从护士转型做CRC的刘菲菲，她在2017年入行，也踩在了CRC行业爆发的节点上。那时候以靶向药为代表的抗癌新药纷纷立项，SMO机构的规模快速膨胀，招进了大批公立或民营医院的护士，还有不少医药大学的毕业生。在这个新兴行业里，CRC在医院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他们对一种新药的成败有何意义？以下是刘菲菲的自述。
我是学护理专业的，2005年毕业后在天津当了8年护士，开始是在公立医院，但因为夜班多，收入也不高，后来我跳槽到了一家民营医院，再后来，因为丈夫工作变动，我跟着他从天津到了北京，进了一家民营男科医院。说实话，那里的工作体验不太好，因为医院有创收任务，要我们去引导病人消费，但病人有时候发现自己被坑了，就会产生各种纠纷。我觉得在那里挣了钱心里也不踏实，就想着跳出来。
当时，我身边有朋友转行去做了临床研究协调员，就是CRC。她们说这个工作不用上夜班，比较自由，而且是做新药，对社会也有价值。所以，2017年我就应聘到了一家头部SMO机构，在那里接受了一段时间的培训后，公司把我派到了一家知名的肿瘤专科医院。一开始是有个资历老一点的师傅带着我，做了一段时间后，我就独立接手了。我做的第一个项目是在淋巴瘤科，当时有一个靶向药在做一期临床试验。我其实是中途接手的，上一个CRC离职了，所以那时候已经入组了20多个受试者。一期临床试验虽然样本量比较小，但对CRC的挑战更大，因为一期临床重点是测试药效和药物的安全性，需要观察药物在人体内的代谢过程，所以在试验中需要我们去收集药代动力学（我们叫PK）数据。在受试者初次用药后的头两周里，我们要给受试者密集采血，有时候一天24小时要抽7到8次血，而且每次采血都有固定的时间点，不能早也不能晚，否则数据就失效了。采血是在移植舱里进行，我们换了衣服进去后不能随便出来。因为CRC没有采血资质，到时间点了，我就要去提醒护士采血，还要做好记录，然后去找医生签字。虽然病人入组前都签了知情同意书，但如果试验中病人觉得不耐烦，不太愿意配合，也需要我去做沟通工作。
这也是我们工作的日常状态，大部分时候，CRC都是在和受试者、医生、医院、申办方沟通协调各种事情，有时候真是觉得挺难做的，处处受气。很多CRC都和我一样是从护士转型来的，这个角色转变就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因为以前你是医院的人，病人求着你，现在你虽然在医院工作，但其实不属于医院，谁都可以骂你，犯了错、受了委屈你都得自己担着。CRC是跟着项目走，要不停地换医院，就更难有归属感。很多人就是因为没办法适应这种转变，做了一段时间就放弃了。我去的第一家医院，工作环境也不太好，都是在医院的走廊、电梯间或者外面的花坛旁边找地方办公。这种大医院，病人本来就很多，哪儿都是人满为患，科室里也不可能为我们CRC腾出专门的空间来，但慢慢地也就习惯了。在淋巴瘤的这个项目上，我只待了半年。项目进行的时候，我不知道自己已经意外怀孕了，当时工作强度和压力又比较大，连续PK了16天，可能是身体吃不消，就流产了。但那时正是项目的关键期，要休长假也不太好，我就辞职了。
从第一家公司辞职后，我又换了一家SMO公司，后来也相继做了几个肿瘤项目，有胃癌、前列腺癌、肝癌等等，中间也做过几个普药的项目。我现在就职的这家公司规模比较小，做的一般是普药项目。我目前在手里的是一个治疗痛风的新药，去年10月份启动，到今年8月份，试验数据的清理工作已经做完了，试验中心马上就要关闭了。做普药项目相对轻松一些，节奏没那么快。因为肿瘤项目跟普药项目相比难度更高，周期也更长，一个项目平均下来两到三年才能做完，普药可能只要一年到一年半。虽然肿瘤项目和普药项目在方法论上差不多，但大家都觉得做肿瘤项目的含金量会高一些。它的专业性确实更强，就从EDC系统（临床试验电子数据采集系统/数据管理系统）来看，肿瘤项目的模块比普药复杂很多，这意味着你要收集的数据多得多。如果有人想转行来做CRC，我一般都会建议她先从肿瘤项目开始做起，这样你用同样的时间学到的东西会更多一些。一个成熟的CRC有时候甚至相当于半个主治医生，虽然她不能代替医生去做医学判断，但对受试者病情的了解足够深的话，也有利于她在受试者和研究医生之间沟通。
《中国医生》剧照
在一个项目启动的时候，CRC的主要工作就是协助医生招募受试者，完成病人入组的各项工作。以前很多患者听到临床试验就觉得是去当小白鼠，有时候病人想入但家人不让，有时候家人想让病人入但病人自己不想入。这些年因为新药临床试验项目在大医院的普及，再加上现在的新冠疫苗接种，大家对药物试验的了解更多了，态度也有了很大的转变。
现在相当一部分项目都是针对那些一线或者二线治疗失败之后的病人，还有的是针对那种难治的或者容易复发的肿瘤病人，一般是在已有的治疗方案效果不明显的情况下，才会让患者尝试新的。因为临床试验毕竟是一项试验，有很多不确定性因素，不管是从伦理上还是医学上，一般的原则是没有更好的办法了才会建议入组。现在的临床医生在筛选病人方面都挺严谨的，在项目启动时，他们就会聚在一起讨论很多问题，因为他们作为临床医生和搞研发的人还不一样，研发人员看的主要是数据，而临床医生面对的是一个个的病人，他们更了解病人的需求，对疾病的发展也更清楚。有时候，病人病情的实际发展和理论是不一样的，所以就更需要临床医生去判断和把控。在招募受试者方面，如果跟普药项目比，肿瘤项目是有优势的，就是肿瘤病人入组意愿更强一些，依从性也更好。这主要是因为两个患者群体的心态是不一样的，肿瘤患者是要求生，尤其是一、二线治疗失败后的患者，他们更愿意尝试新的药物；普通疾病则一般不会威胁到患者的生命，而且市面上已有的药物一般疗效也还不错，所以患者不愿意去冒风险使用新药。
对肿瘤患者来说，经济层面的考虑也很重要。因为参加试验后，研究者会定期给患者做肿瘤评估，基本上所有的检查费用都是申办方承担。这可以给肿瘤病人家庭减轻很大的经济负担，尤其是那些从外地来北京看病的患者，很多家庭都是已经掏空了家底，而且他们到北京看病做检查大部分都需要自费，医保报销的比例低，所以他们会有更强的参加临床试验的动力。我常常是做完一个肿瘤项目，受试者出组后还会来问我其他医院有没有适合他们的试验，如果有的话，我会极力给他们推荐。在临床试验中，应对不良事件是最关键的几项工作之一。在病人入组的时候，我们就会明确告诉他们，哪些药物在试验期内是不能用的，但因为肿瘤项目的试验周期比较长，病人回家后需要自行服药，然后定期来医院做检查。病人不在医院，就需要对他们的身体和用药情况进行监测。受试者一旦有任何的不适，比如发烧、头晕等等，都有义务及时通知我们，我们再去汇报给相关的研究者，让他们做出判断。造成受试者不适的原因有很多，有时是药物导致的，有时可能是疾病本身导致的，还有的是他回去后吃了别的药。按照临床试验的规范，如果判定是不良事件，就应该上报到国家相关部门，而CRC有责任协助研究者搜集并上报这些事件。如果药监部门抽查的时候发现有漏报，后果是很严重的。
从2017年入行到现在，我经手的项目大概有七八个，其中肿瘤项目有四五个。现在整个行业里，一半以上的临床试验都是肿瘤项目。我入行的那两年，正是PD-1出来的时候，很多SMO机构创立，那时候我们公司好多入职的新人都是名牌医药大学毕业的。刚开始我还不理解，问他们有这么好的学历为什么不去大医院，要来干我们这一行。他们说，好的医院要么是进不去，要么是进去了也不会有太好的岗位，还不如出来试试。我在第一家医院做第一个项目的时候，光我们公司就有四五十个CRC常驻在那里，现在比以前更多了，全部加起来应该有好几百个CRC。随着行业的发展，这两年CRC的工作环境也有所好转。你现在去一些大医院的图书馆，可以看到里面已经新加了很多座位，跟那些大公司的工位一样，在座位上对着电脑一排排坐着的，十有八九就是CRC。因为医院的电脑是有限的，你如果想登陆HIS系统（医院信息系统），就得等别人用完之后，所以有时候我们就得等医院下班以后，再去用电脑录入数据或者查看受试者的化验单。像北肿（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医肿（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这样的肿瘤医院在我们CRC圈里属于口碑比较好的医院，因为它们的临床试验项目多，所以对CRC比较重视，科研护士以及伦理办公室的老师也都比较尊重我们，把我们当成他们中的一员，让人比较有归属感。我以前在一家医院做项目时，有个GCP办公室（药物临床试验机构管理办公室）的主任说的一段话让我很感动，他说CRC犯了什么错误，临床的医护人员可以跟我们说，不要骂我们的CRC，你要是真想投诉，可以找GCP办公室。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黄宇 摄）
其实不是所有的医院都这样看待我们，有的医院就觉得我们是外来的，不太当回事，很多CRC都是年轻人，受了委屈没人管，干了一两年自然就不干了。这几年，CRC队伍壮大很快，但流动也很快，两三年就是一个离职高峰期。
我们这个行业里有一句自嘲的话，说CRC就是挣着卖白菜的钱，操着卖白粉的心。但一个好的CRC还是需要有很强的责任感，不能说反正这不关我的事，我挣这点钱哪儿还管那么多。比如我们采集了数据要去找医生签字，但这个签字也是有讲究的。有些医生嫌每次都签很麻烦，有时候就让我们攒到一起再去找他签，但这就可能导致一些错误。因为临床试验对数据的真实性要求很高，比如我们采集和录入数据都要在医生的工作时间里，如果显示是节假日采集的，监管部门就会怀疑数据的真实性。国家相关部门有时核查还会看科室的排班表，看一些关键数据的时间跟医生的排班能不能对得上，如果他那天没排班，但却签了字，医生还得解释，如果解释不够合理，就有可能被认为是造假。监管部门一旦认定你一个项目造假了，就可能把你手里其他项目也翻出来核查，情节严重的还会取消你参与临床试验的资格。如果一家医院普遍存在造假的情况，药监局就会取消整个医院的临床试验资格。这不仅让医院损失掉临床试验的那部分收入，也对它的名誉造成打击。这些年我偶尔听说过有个别项目因数据造假被查，但都没有上升到这个层次，我觉得是大家心里都开始有那根弦了。有时候想想，虽然我们做的工作是很基础的，也没太多人知道，但我们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推动临床试验的进行，保证数据的真实性，我觉得也是很有意义的。排版：西西/审核：小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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