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思妥耶夫斯基200周年诞辰｜我终于看完了《卡拉马佐夫兄弟》
*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2021年11月11日，是俄罗斯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两百周年诞辰。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创作了12部长篇小说、4部中篇小说、16篇短篇小说以及许多其他作品，其中《罪与罚》（1866）、《白痴》（1869）、《鬼》（1872）与《卡拉马佐夫兄弟》（1880）是他最重要的作品。他的作品探讨19世纪俄罗斯动荡不安的政治、社会、精神氛围中的人类心理，其文学风格对20世纪的世界文坛产生了深远影响。
文 | 苗炜
总也读不进去的《卡拉马佐夫兄弟》
《卡拉马佐夫兄弟》这本小说，总能激起我对泰国海滨的回忆。至少有两次，我收拾行李，准备去海边度假，把这本小说连同游泳裤和防晒霜一起塞进行李箱里。我想，飞机上的时间足够让我进入这本小说，泳池边的躺椅和阳光也能驱除这本小说特有的寒意，但我的如意算盘落空了，打开看就头疼就心烦意乱，坚持到几十页就扔到一边。至少有一本译林版的上卷，被我在旅途中弄丢了。
肯定是在某一个海边的酒店，我坚持读到了120页左右，本以为这一下真的进入了，但看到120页就是一个极限，没力气看了。
电影《卡拉马佐夫兄弟》剧照
《卡拉马佐夫兄弟》实在太有名了，即使我不看，我也大概知道这个故事说的是什么，知道其中有一个章节叫“宗教大法官”，知道苏珊·桑塔格喜欢陀思妥耶夫斯基，把俄罗斯小说看作高级文化的代表，她说：“我毫无疑问、一点也不含糊、一点也没有讽刺意味地忠于文学、音乐、视觉与表演艺术中的高级文化的经典——如果非得在俄罗斯文学与摇滚乐之间做出选择，我当然会选俄罗斯文学。”
不用再列举还有哪些人推崇陀爷，推崇这本小说了，反正足以形成一种压迫——你喜欢文学，为什么没看过《卡拉马佐夫兄弟》？你这个小文人，有什么资格对陀爷这样的大作家挑三拣四？正是在这样的压迫感之下，我总要把这本小说看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TPG/alamy供图）
2021年1月，我终于开始看陀思妥耶夫斯基了。我看了弗兰克的“陀爷传记”，看了陀爷早期的小说，看了他的《白痴》和《鬼》，还穿插着看了一些参考资料。到11月，我终于看完了《卡拉马佐夫兄弟》，这桩缠绕心头多年的心事终于有了一个了结。
我总觉得陀爷有一种很特别的“饶舌风格”。陀爷全集有30册之多，创造力如此旺盛的作家，身上好像有一个按钮，只要按，他就开始说话。
这种“饶舌风格”在陀爷笔下人物中时常出现，比如臧仲伦译《卡拉马佐夫兄弟》第800页，阿廖沙拜访霍赫拉科娃太太，霍赫拉科娃太太见了阿廖沙，说：“多时，多时，许许多多时候没看见您啦！对不起，有整整一个星期了吧，啊，不过您四天前还来过，星期三。您是来看丽莎的，我十拿九稳。”
阿廖沙进屋，霍赫拉科娃太太连续说了五六百个字：“我总是心急火燎的。我为什么心急火燎呢？我也闹不清。我现在已经什么都闹不清了，对于我什么都乱成了一团。”说完这一大段话，霍赫拉科娃太太问阿廖沙要不要来一杯咖啡。
陀爷叙事时，轻松准确，不乏幽默感，但笔下人物说话，时不时就被启动了一个同义反复的按钮。这个按钮随机出现在不同人物身上，指不定是谁，指不定在什么场合，就噼里啪啦来上一段饶舌。《卡拉马佐夫兄弟》最后的高潮是庭审段落，检察官和辩护人的长篇演说简直是喷薄而出。
陀爷还有一个特点，喜欢把小说中的人物聚在一起，开一场“英雄大会”，比如《鬼》中写到瓦尔瓦拉家中的星期天聚会，作者强调，这是决定斯捷潘命运的日子，“是我笔记中最值得注意的日子之一”。“这是出乎意料的事件的一天，是过去的事情了结、新的事情开端的一天，是尖锐的解释和更严重的混乱开始的一天。”“谁也没有想到，一切都得到解决。总之，这是偶然性的惊人汇聚的一天。”
陀爷在叙述中经常会出现这样的解说词，好像是为了给他要写的戏剧性场面烘托气氛。我记得纳博科夫对陀爷的批评，说他应该去写剧本，却入错了行，写起了小说。
我弄明白陀爷在《白痴》和《鬼》中用过的“戏剧性聚会”技巧之后，就明白了为什么我以往读《卡拉马佐夫兄弟》，最长的地方也就终结在第120页左右，那是第二卷结束的地方，修道院中的家庭聚会写完了，人物亮相了，我已经被饶舌的对话和啰唆的行文弄晕了，却发现故事还没有开始。
饶舌、叙述或者对话中的同义重复，缺乏足够冲突的戏剧性场面，这是我读陀爷小说读不进去的障碍，看清楚这两个障碍，并且把它们视为陀爷的特点，我也就心平气和地读下去了。
还有一个障碍，来自作家的相貌。有一个法国外交官，当年在圣彼得堡见过陀爷，他对陀爷的描述是这样的——“那是一张普通的俄罗斯农民的脸，他的鼻梁塌陷，小眼睛在弓形的眉毛下眨动，眼神时而阴郁时而温柔；他的眉毛很大，上面凸凹不平，他的额头也是塌陷的，就像被锤子砸过一样。所有这一切特征在扭曲与塌缩中被引向他那张痛苦的嘴。我从未见过哪张脸能这样表露如此之多的苦楚经历，他的眼睑、嘴唇、所有的肌肉纤维都在紧张地抽动。”
这是陀爷在社交场合比较正常的状态，如果癫痫病发作，他的样子会更吓人，满头是汗，口吐白沫，眼睛凸出眼眶。陀爷9岁时癫痫病第一次发作，写作旺盛时期，癫痫病发作很频繁，发作一次就得缓好几天才能继续工作。这个病还遗传，陀爷的一个儿子3岁时癫痫病发作而死，给陀爷带来了极大的痛苦。
陀爷的一脸苦相让我望而生畏。书中人物总是有点儿病态，性格很极端，动不动就长篇大论地谈上帝。他所谈论的苦难和救赎，带给我一定的道德压力，这就是障碍所在。
这个作家的形象还带有一种知识背景的压力。我记得索契冬奥会闭幕式表演，俄罗斯演员再现他们的12位大文豪，凭借装束和扮相，我能认出普希金、托尔斯泰、契诃夫、阿赫玛托娃等等，但我对俄罗斯文学的了解实在是太肤浅了，他们用一种你不懂的语言，构建了一个辽阔的“文学场域”，那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压迫感。
我上大学的时候，有一本课本叫《文学概论》，里面有普列汉诺夫、车尔尼雪夫斯基等等，他们说，艺术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这套现实主义文学观无处不在，压制了读者的审美趣味。他们动不动就问：怎么办？谁之罪？谁能在俄罗斯过得快乐而自由？一个人到底需要多少土地？俄罗斯文学承载了很多政论功能，让我有点儿敬而远之。
契诃夫肖像，列维坦（Isaac Levitan），1886
所以我采取迂回战术，先从英国作家奥兰多·费吉斯的《娜塔莎之舞》看起，对俄罗斯文化有一个粗浅的认识；然后看约瑟夫·弗兰克的“陀爷传记”，弗兰克的这套陀爷传记五大卷，1976年出版第一卷，到2002年出版第五卷，写作跨度26年。
中文版引进之后，也是一卷接一卷地出版。2021年，陀爷两百周年诞辰，才出版了第五卷。我在今年读完陀爷的小说，也是想纪念一下这位伟大的作家。
迂回战术
1877年10月，陀爷在《作家日记》上宣布，这份杂志要停刊，他打算开始写一部重要的小说。我们可以把《作家日记》看成是陀爷的blog或者自媒体，他说，在办杂志的这两年里，一部小说渐渐在心中生长起来。他或许意识到这将是他最后一部小说了。史料记载，陀爷1878年7月动笔，11月把第一卷稿子送到《俄罗斯导报》编辑部，一边写一边连载。
1879年，陀爷多次参加朗诵会，朗诵普希金、果戈理的作品，也朗读自己的小说片段，评论家说，《卡拉马佐夫兄弟》的文体比以往作品更富于音韵、更朗朗上口，或许跟这段时间的朗诵有关系。
陀思妥耶夫斯基文集（全9册）
1880年2月，有一位女士拜访陀爷，发现他脸色苍白，很疲倦，陀爷说：“我感到，在我内心隐藏的东西，远比迄今为止我作为作家所能表达的要多得多。”他希望上帝能给他灵感和力量，说出心中和幻想中所包含的一切。
小说第三卷《好色之徒》中，有一个人物叫利扎维塔，她是斯梅尔加科夫的妈妈，身高一米四，脸色红润健康，却是个呆傻，总光着脚，穿一件粗麻布衣服，头发上总有树叶和草屑。富有同情心的人送给她皮袄和鞋子，她就把皮袄和鞋子脱下来放到教堂的台阶上；别人施舍她几个钱，她也送去教堂的募捐箱里，她靠黑面包和水生活，夜里在牛棚或者过道里睡觉。
某天夜里，几个老爷寻欢作乐完毕，在一个栅栏边看见利扎维塔，这帮人污言秽语，说不能把利扎维塔当女人看待，老地主费奥多尔却强奸了利扎维塔。利扎维塔怀孕了，临产的那个夜晚来到费奥多尔的花园，生下孩子，老仆人格里戈里夫妇收养了这个婴儿，孩子就是斯梅尔加科夫——后来杀死老地主的私生子。这一小段故事固然惨痛，然而更惨痛的是，这一人物形象有其原型。
《在人间》剧照
陀爷的弟弟安德烈回忆说，他们小时候，在父亲的领地见过傻姑娘阿格拉费娜。“在我们的乡村里有一个傻女，不属于任何家庭，她在田野上游逛，度过所有时间，只有在冬天严寒时，才强制地把她收容在某个农舍里。她当时已有20岁到25岁，她很少说话，不情愿，不清楚，也不连贯。唯一能听懂的是，她不间断地回忆着藏在墓地的一个婴儿。
“她似乎是生来的傻女，尽管她的状况如此，却遭遇了强暴，而成为很快就死去的婴儿的母亲。后来在哥哥的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中读到利扎维塔的故事，我不由得回忆起我们的傻女阿格拉费娜。”这是《同时代人回忆陀思妥耶夫斯基》中的几句话。
讲俄罗斯文学的书，总会提到俄国农民中的“圣愚”形象和农村的悲惨生活，为了搞清楚故事背景，我找到了一本书，题目叫《沙皇统治末期的俄国农村》。此书作者是谢苗诺娃·天山斯卡娅，19世纪90年代在梁赞省的农村进行人类学考察，记录乡村生活的状况，特别是妇女生活的状况。
《我的童年》剧照
虽说她进行考察的年代跟陀爷小说描述的年代相差了好几十年，但为了给读小说增加一点儿真实的“氛围感”，我大略把这份考察报告看了一遍。
陀爷小说中的地主费奥多尔生了四个儿子，他对儿子大多是不闻不问，如果生的是闺女，他可能会对孩子更残忍。谢苗诺娃记载了很多乡下人重男轻女的现象，也记载了“接生婆”这个行业——按惯例，接生婆“领孩子”的报酬是一块黑麦面包，再加上一块精面粉的面包，一条价值20戈比的棉花围巾和10戈比的现金。如果住在附近的接生婆嫌钱少，婆婆就会到另一个村庄去找另一个接生婆。这个时候，母亲大多被扔在家中经受阵痛，无人照顾。
婴儿通常在出生后的第二天受洗，较少的是在第三天受洗。对男性来说，最常见的名字是伊万、瓦西里、米哈伊尔和阿列克谢等；对女性来说，是玛丽亚、安娜、阿夫多西亚、阿库利纳等。牧师洗礼可以得到50戈比，外加一些黑面包。人们喜欢去参加富裕家庭孩子的洗礼，不太愿意参加贫穷家庭的洗礼，因为“茶点很少”。在受洗晚宴上，父母端上伏特加、黄瓜和格瓦斯、面包，除此之外，有钱人家还会提供白菜汤、面条、煎饼，甚至鸡肉。
俄罗斯南部农业区的村庄（约1890年）（视觉中国供图）
谢苗诺娃记载，在农奴制时期，母亲产后三天就要回到田地，19世纪90年代一般是间隔5到7天。当母亲返回田地工作时，她或者带着孩子一起，或者田地离房子不远，她能跑回家去喂孩子。
分娩后的辛苦工作会导致某种程度的子宫脱垂，但在接生婆看来，这没啥好担心的。接生婆会在母亲的肚子上擦一点儿油脂，然后把一个陶锅翻过来，同时迅速点燃锅下的一块纱线，真空会让母亲的腹部肌肉被吸进锅里（类似于拔火罐的原理）。
接生婆认为，这样一来，子宫就恢复到正确位置了，疼痛停止了，这种治疗叫“敷锅”，也要收取一点儿面粉或者面包。还有一种方法，接生婆用肥皂洗手，强行将子宫放到合适的位置，然后将一个削了皮的土豆推入阴道，并用毛巾紧紧地绑住下腹。很多母亲会在新生儿出生一个月之内接受多次类似的“治疗”，很多妇女都有严重的子宫问题，或者她们自认为的是“胃”的问题。
《母亲》剧照
这本乡村记录写得非常松散，可以说并没有真的形成“一本著作”，因为谢苗诺娃在1902年完成她的田野调查工作之后，一直在修改她的笔记，她本想增加一些内容，写1905年革命前后的内乱对村庄的影响，但她1906年就去世了。她长期患有心脏病，生命最后几个月，腿部肿胀无法行走，她最后可能死于相关的感染。
谢苗诺娃1863年出生，她的父亲叫彼得·彼得罗维奇·谢苗诺夫，是著名的地理学家，因其对中亚天山的探索而被沙皇赐名为“天山斯基”。她的父亲还曾参与制定将俄罗斯农民从农奴制度中解放出来的法律，农奴制改革在1861年至1863年实施。
谢苗诺娃在圣彼得堡自家的庄园里长大，23岁时，因收集梁赞省的民歌获得地理学银奖。曾经有一个年轻人向她求婚，但被谢苗诺娃拒绝了，那个年轻人随即开枪自杀，谢苗诺娃也就终身未嫁。
我知道女诗人阿赫玛托娃当年被古米廖夫追求，阿赫玛托娃屡次拒绝，古米廖夫屡次自杀，至少在巴黎一次、在开罗一次，每次自杀还都能被救回来，终于娶了阿赫玛托娃。古米廖夫曾经写过一首诗：“那时，我受尽一个女人的折磨，无论是咸涩而清新的海风，无论是异国集市上的喧嚣，都不能给我一丝一毫的安慰。那时，我祈求上帝赐我一死，我本人也做好靠近他的准备。”阿赫玛托娃、露·安德烈亚斯·莎乐美，还有这位谢苗诺娃·天山斯卡娅，大概都有天仙一般的魅力，让男人求爱不成，就自杀。
这样我也算是理解了《卡拉马佐夫兄弟》中老大德米特里所经受的煎熬。小说中整整有两个章节，是德米特里向弟弟阿廖沙倾诉他爱的苦闷，这两个章节的题目分别是“热烈的心的忏悔·诗体”和“热烈的心的忏悔·双脚朝天”，德米特里向阿廖沙说，他不想跟卡捷林娜好，他想跟格鲁申卡好。
陀爷在创作笔记中说：“人就是具体表现出来的话语。他的出现，就是为了意识和说话。”这也算是帮我理解了他笔下的人物为什么那么能说，这是作家的美学追求。
19世纪晚期的俄国处于危机之中，受过教育的俄国人拿自己的国家跟法国比、跟德国比、跟英国和美国比，西方的教育和文化水平高于俄国，工业化和城市化方面也领先于俄国。
俄国往何处去？知识分子们有各式各样的讨论，各式各样的小组，各式各样的文字，不论是激进的还是守旧的知识分子都相信自己更理解占俄国人口85%的农民是怎么想的。
19世纪80年代，有两个知识分子在农村考察，写出了两部作品，其中一部叫《农民生活研究》，描述俄国乡村的习俗，另一本著作叫《来自村庄的十二封信，1872～1887》，主要写的是农村经济以及农民和贵族地主在经济生活中的关系。谢苗诺娃正是受这两本书的影响，决定将自己的研究生涯放在乡村。
陀爷写到斯梅尔加科夫的时候，说他能看两页果戈理，也会看两页《世界通史》，但从书中得不到什么乐趣，他会在家里、院子里或者大街上呆立十来分钟，他不是在思考而是在洞察。俄罗斯巡回画派画家克拉姆斯科伊有一张画叫《洞察者》（或译为《默想者》），画的是林中路上，站着一位衣衫褴褛的农夫，他似乎陷入沉思，但他并不是在思考，而是在洞察。
陀爷说，俄罗斯农村有很多这样的洞察者，他们时不时就在村子里发呆，这样过了几十年，他要么就去耶路撒冷朝圣，要么就一把火把村子给烧了。我读到这里的时候，免不了又去找克拉姆斯科伊的画看，克拉姆斯科伊画的农夫，能帮助我想象陀爷笔下那些人到底是什么样子。
阅读《卡拉马佐夫兄弟》的过程，充满了这样的插曲，先是想搞清利扎维塔的生存状态，结果找到了天山斯卡娅的书，看到了她模糊不清的生平介绍，然后我想看看“洞察者”是啥样子，就去查一下克拉姆斯科伊画过些什么，于是又会继续走神儿，还想知道天山斯基都干过什么，《天山游记》写了些什么，想知道列宾画了什么，巡回画派是怎么回事。
俄罗斯真实的历史和真实的文化史似乎比小说有意思得多。陀爷本身的生活经历，读起来也比小说本身更有意思。这样掺杂在一起，我的阅读节奏就乱了。其实陀爷小说上册，从修道院聚会到晚上阿廖沙返回修道院，是一天之内的故事，阅读节奏一乱，我就觉得这一天的时间被拉得很长。
信仰之跃
1849年4月，圣彼得堡一个秘密的知识分子小团体被警察抓了起来，小团体中就有28岁的青年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个小组没事儿聊聊文学，聊聊空想社会主义，商量着偷印一些禁书。被捕之后，他们被关押在彼得保罗要塞，这是建在涅瓦河中一座小岛上的堡垒，要塞司令是纳博科夫将军，就是后来那位写出《洛丽塔》的作家纳博科夫的曾伯祖父。
《洛丽塔》剧照
这批知识分子被关押了半年，然后判决下来了，包括陀爷在内的15个人被判枪决。1849年12月22日，这些知识分子被押往谢苗诺夫校场，先念判决书，再来了个神父让他们忏悔，然后把他们都绑在木桩子上，戴上头套，行刑队上前，犯人们等着扣动扳机的那一刻。
突然，传来一阵鼓声，鼓声是后退的意思，沙皇开恩了，死刑取消了。这个假死刑的心理冲击还是非常强烈的，陀爷的一个同伴，在关押期间精神状态就出了问题，假死刑一吓，此后半辈子一直疯疯癫癫。陀爷自己倒还算镇静，临上刑场还在跟同伴谈论他在监狱里构思的一部小说。
陀爷逃过了死刑，被流放到鄂木斯克，像是落进陷阱中的狼。喧哗、吵闹、喝酒、斗殴、镣铐，他要干好多体力活儿，监狱长官还经常搞体罚。在这个满是强盗和杀人犯的流放地，陀爷看不到人性的尊严，也看不到任何忏悔的迹象，他看到的是人性中最黑暗的那一面。
陀爷后来在《死屋手记》中记录了他的流放生活，在小说《白痴》中写到了“假死刑”。他在《作家日记》中讲了他在流放地的顿悟。陀爷说，在流放地的木板床上，他想起了儿时的一件往事。
《我的大学》剧照
那时他住在乡下，在树林里散步，听到有人喊狼来了，赶紧跑，他在农田里遇见一个农奴，农奴安慰他说，别害怕，画个十字吧，上帝保佑你。那个农奴的表情非常慈祥，充满母性的爱，他伸出粗大的、沾着泥土的手指抚摸陀爷。
想起这件事之后，陀爷说，我下了木板床，向四周看了一眼，我突然感到，我可以用完全不同于从前的另外一种眼光看待这些不幸的人，突然间，我心中的全部憎恨、愤怒都一扫而光。那个剃了光头、脸上带着烙印、喝得醉醺醺的农民，说不定跟我小时候见到的那个农奴一样也很和善，只不过我不能看到他的内心。
这似乎是陀爷在描述自己的信仰之跃，按照克尔凯郭尔的意思，信仰这事儿就不归理性管，信仰是人类最高的热情，你向前纵身一跃，就信了。陀爷想起儿时遇到的善良的老农奴，而后就相信俄国农民的灵魂深处一定仍然有以耶稣为榜样的地方，周围原本充满敌意的囚犯，也变成了俄罗斯大地上依然有基督存在的证据，这大概是一个信仰之跃。如果你不这么跃一下，在艰苦的流放营地，你总是跟周围人格格不入，总看不上他们，那就很可能死在那里了。
我当然能从《死屋手记》中去想象陀爷所经历的磨难，但我总觉得陀爷有些叙述中的“一跃”显得太轻巧了。陀爷写过一个短篇小说叫《一个荒唐人的梦》，以第一人称叙述，“我”要自杀了，晚上回家的路上，遇到一个小姑娘，小姑娘拉着这个“我”要去救妈妈，但“我”弃之不顾，回到家，坐在沙发上昏睡过去，梦中到了一个天堂一般的地方，早上醒来，把要自杀用的手枪推开，领略到了生命的意义，“我”要到处去宣传，要爱一切人。
《卡拉马佐夫兄弟》第九卷中，德米特里也做了一个梦，他梦见草原上，瘦弱的母亲没有奶水，孩子在啼哭，德米特里感到自己心中涌起了一股从未有过的大慈大悲：“人们为什么穷？娃娃为什么穷？草原为什么光秃秃的？为什么他们不互相拥抱，互相亲吻？为什么他们不唱快乐的歌？”德米特里说，但愿从这一刻起，任何人不再流泪。他头天晚上还在饮酒作乐醉生梦死，做了个梦就忽生慈悲之心。我当然相信陀爷心中始终怀有这样的慈悲，但让笔下人物经由一场梦，就发愿去改变，好像有点儿怪异。
《卡拉马佐夫兄弟》第五卷和第六卷，在陀爷说来是“全书的最高点”，大概是道德论争的最高点。其中第五卷中，就有伊万向阿廖沙讲述的“宗教大法官”故事，第六卷中有佐西玛长老圣徒传一样的故事，这两段插曲是陀爷在表述自己的宗教思想。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两卷，我找来两本书看，一本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观》，一本是《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宗教思想》，说实话，基本上看不明白，也不是完全看不明白，而是始终带着隔膜。我能理解所谓“严肃性”和“宗教性”是俄罗斯文学的特点，我也能明白这两个问题——“上帝和魔鬼斗争，战场就在人的心中”“如果上帝不存在，一切就被允许了”——困扰着德米特里和伊万，然而，作为读者，这两个问题对我并不构成什么困扰。
我看《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宗教思想》这本书，总关心一个非常庸俗的问题——为什么托尔斯泰的小说气相庄严雍容华贵，笔下人物也更容易理解。
对这个问题，我也有一个非常庸俗的答案：托尔斯泰有钱，陀爷太穷，陀爷一辈子都在为钱发愁，写稿还债，而托尔斯泰住在大庄园里，娶了一个年轻漂亮的媳妇，婚后过着宁静的生活，写出来两大本文学名著。
然而接下来又是一个我难以回答的问题，写出《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之后，为什么托尔斯泰花了十来年的时间专门去写宗教文章？有一些问题，我不理解其严肃程度能给托翁和陀爷造成何种程度的困扰。小文人总是不太理解大作家的痛苦，所以我又从这里岔开，再去看一下托尔斯泰。
绕道托尔斯泰
1865年秋天，托尔斯泰带着他11岁的小舅子，坐着马车离开莫斯科，前往波罗季诺战场。路途120公里，只用一天就到了。他们住在当地的一家修道院中，探访1812年战争的遗迹。结婚之后的十多年，是托尔斯泰最为平静又最具创造力的时期，大多数时间他住在自己的庄园里。
1812年从斯摩棱斯克撤退的俄国军队中，有一位中校，名叫卡尔·冯·克劳塞维茨，他是一名普鲁士爱国者，不能忍受国王和拿破仑的同盟，因此加入俄军。他后来成为19世纪最著名的军事思想家。他记述俄军的退却：“当一支军队总是在退却，总是不停地沿着一条直线退却的时候，追击者是很难包抄它或者迫使它远离预定的退却路线的。这种简明性极大地节约了人力和马力。这几乎不需要展现出战术技能，也基本不用消耗实力。”
8月29日，退却的俄军迎来了新任总司令库图佐夫，65岁的老将虽然还能骑马，但更喜欢坐马车。他把波罗季诺村作为阵地，密集部署了7万步兵和1万骑兵。俄军要在这里迎战法国军队，工程兵和莫斯科民兵修建多面堡。所谓“多面堡”，简单来说，就是构建一个凹多边形的堡垒，进攻方要攻进城堡的任何一点，都会暴露在交叉火力之下。拿破仑带着13万军队和587门火炮来到了波罗季诺。9月7日天亮之后，会战开始了。
有一个虚构人物闯进了拉耶夫斯基多面堡，又高又胖，略微笨拙，他就是托尔斯泰笔下的皮埃尔。按照《战争与和平》里的描写，炮台上有10门大炮正在射击，士兵们在装填炮弹，不知道这位老爷为什么会出现在阵地上。皮埃尔面带微笑地在炮台上溜达，一个士兵问：“您怎么不害怕啊，老爷？”皮埃尔回答：“难道你害怕吗？”士兵回答：“怎么会不害怕？大炮一轰，肠子就炸飞了。”
《战争与和平》剧照
9月15日，拿破仑进入莫斯科，就在这一天，大火在莫斯科燃起，烧了六天，城中四分之三的建筑被烧毁。虚构的皮埃尔伯爵在城中转悠，他想刺杀拿破仑。他从大火中救出了一个孩子，他被法军当成纵火犯逮捕，而后又在一个虚构的老农民身上找到了人性的闪光点。
《战争与和平》的故事我还算熟悉，邦达尔丘克的四部曲电影，我翻来覆去看过好几次。然而今年我又顺道读完了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1812年的战火又从另一本书中燃起。
莫斯科城里的百姓大多已经逃亡，虚构的罗斯托夫一家逃走了，真实的雅科夫列夫一家留在了莫斯科，老爷磨磨蹭蹭还未收拾齐整，仆人就来报告，法国军队进了城。雅科夫列夫家里的仆人普拉东从莫斯科军械库中拿到了一把军刀，有一个法国龙骑兵，跑到雅科夫列夫家抢马，普拉东拉着缰绳说：“马是我家的，我们不给你。”龙骑兵举起手枪恐吓，不料被普拉东一刀砍倒，再补上几刀砍死，扔进了臭水沟。
雅科夫列夫的私生子才出生几个月，被奶妈抱在襁褓之中。有几个法国兵把襁褓打开，要察看里面有没有钞票和钻石。这个襁褓中的孩子，就是后来的革命家赫尔岑。
他的爸爸雅科夫列夫在基督受难修道院附近遇到了一队意大利骑兵，他找到骑兵队长，说自己的家不断受到骚扰。很快，一队法国卫兵就被派来保护这一家人。
雅科夫列夫早年间曾旅居国外十多年，在法国从事外交工作，所以拿破仑在克里姆林宫召见他。雅科夫列夫见法国皇帝时，穿着一件破旧的蓝色燕尾服，脏衬衫，皮靴也没刷。拿破仑说他派兵保护了孤儿院和圣母升天大教堂，说他要给亚历山大一世修书一封，建议双方议和，让雅科夫列夫充当信使。
雅科夫列夫来到圣彼得堡，向沙皇的宠臣转交了拿破仑的信，描述法军进城及莫斯科大火的场景。而后一家人住到乡下。法国人在莫斯科逗留了6个星期，后世的历史学家说，如果拿破仑让部队在莫斯科休整两周，就能在第一次降雪前，安全地撤到斯摩棱斯克，他坚持留在莫斯科是等亚历山大一世答复。在这6个星期内，库图佐夫得到了1.5万名骑兵增援。
10月19日，拿破仑率领主力部队离开莫斯科。10月28日，气温降到零下12摄氏度，拿破仑将自己的大本营迁往斯摩棱斯克。11月1日，气温降到了零下17摄氏度。在《战争与和平》里，虚构的年轻彼佳在追击战中，策马向枪声最密集的地方冲去，他死了。
在真实的历史中，赫尔岑慢慢长大。稍稍懂事之后，就缠着奶妈讲故事。莫斯科大火、波罗季诺战役、别列津纳（第聂伯河的一条支流，1812年法国军队撤退时，在这里遭到俄军围歼）战役，这些战争中的故事是他的摇篮曲。他在《往事与随想》中说，处在这样的环境中，我成了狂热的爱国者。
1812年，拿破仑率法国军队撤离莫斯科（视觉中国供图）
法国军队撤离途中再次经过波罗季诺战场，上万具尸体散布在战场上，拉耶夫斯基堡垒附近成了巨大的尸堆，有文字记载：“他们躺在那里足足52天，成了恶劣而变化无常的天气的受害者。很少有尸体看着还像人。早在霜冻降临之前，蛆虫和腐烂就留下了它们的印记。其他的敌人也出现了，成堆的狼群从斯摩棱斯克省各个角落赶来，猛禽从附近的原野飞来。林中的野兽和空中的禽类时常争夺撕开尸体的权利，猛禽挑出眼睛吃掉，狼则清理干净骨头上附着的肉。”
以上这段描述来自《俄国与拿破仑的决战》，我之所以读这本书，是想弄清楚他们到底为何打仗，战争之后又有什么影响？我从《牛津通识：俄罗斯文学》中获得了一点儿常识：普希金地位至高无上，自1812年之后，俄语经由普希金、果戈理等大作家的努力才变成一种文学语言。
我从《倒转红轮》中粗浅地知道了一些俄罗斯知识分子的思想脉络。这倒不是“延伸阅读”，而是因为《卡拉马佐夫兄弟》一书的注释中，经常提醒读者：这一段模仿了普希金的一首诗，这一段是在批判俄罗斯青年中的无政府主义思想，这一段是在暗讽别林斯基。书中角色斯梅尔加科夫说，1812年不如战败，让拿破仑统治俄罗斯。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剧照
文学评论中说，当时俄罗斯青年中很多人抱有类似想法，那我就想弄清楚，这些想法从何而来？按理说，不搞清楚这些，并不妨碍读小说。以我的经验来说，这些事搞不清楚，我本来是想弄明白托翁和陀爷各自的宗教思想，结果被更多的人名和著作弄得晕头转向。
相比之下，还是从一些小段子里理解历史，更轻松自在。《安娜·卡列尼娜》里，有一个贵族列文，这个人物形象多少有些托尔斯泰的影子。
“列文割草”是小说中一段很有意思的情节。列文要跟农民一起工作，他要割草，起初他干不顺手，但慢慢地进入了“心流”状态，劳动让他快乐。真实的历史中总有一些小段子嘲笑托尔斯泰跟农民在一起的努力，说托尔斯泰要喂猪，但他不会喂猪，就把猪都杀了，这样他就可以心安理得地继续坐在书房里写作了。
还有一个段子，说大画家列宾有一次去拜访托尔斯泰，托尔斯泰非要到田里向列宾展示一下自己是怎么犁地的。列宾看到，托尔斯泰庄园里的农民都对这一番做作视而不见，向主人打个招呼就走开，外村的农民来了，看着托尔斯泰犁地，但脸上是一副特鄙夷的表情。
列宾从小就在屯垦地辛勤劳作，早知道农民生活是多么贫困和艰难，他不相信庄园主托尔斯泰能够真的像农民一样生活。列宾说，托尔斯泰只是花一天的时间到农民那里了解一下疾苦，然后就宣布“我和你们在一起”，白天去田里干点儿活儿，晚上回家享受戴着白手套的佣人端上来的饭菜，这是十足的虚伪。
托尔斯泰与孙女（1909年）
托尔斯泰小说中的农民形象都很正面，而他自己是热衷扮演一个农民。他当然为这种精神上的矛盾而痛苦，世上有很多画好了的格子，安心待在格子里，就会自洽，不安心待在自己的格子里，总觉得世上的这些条条框框要改变，就会给内心带来极大的冲突，这样的冲突特别适合一个作家。
托尔斯泰一生都在处理这种冲突。有一位托尔斯泰传记的作者说，如果你不理解托翁那篇《那么我们该怎么办》，也就无法真正理解《战争与和平》。这样的话总让读者不服气，什么叫“真正理解”？为什么我们看一个战争故事还要读作者讨论社会问题的书？
《那么我们该怎么办》是托翁1886年写完的，有点儿自传性质，书中很大篇幅是在谈论贫穷问题。他说：“在莫斯科存在着成千上万的穷人，而我和成千上万别的人，却吃牛排和鲟鱼吃得太饱，用布匹和地毯来覆盖我们的马匹和地板，这是一种罪恶——不管世界上一切有学问的人会怎么说它们是必需的——是一种不只是犯一次，还要不停犯着的罪恶；而我，以我的奢侈，不只是容忍了它，还参与了它。因此，我过去感到，现在感到，将来也要不停地感到：只要我一天有着多余的食物，而别人一点也没有，只要我有两件衣服，而别人一件也没有，我就参与了一桩不断地重复着的罪恶。”
托尔斯泰的控诉是，在我们中间存在着隐蔽的奴隶制，我们容忍一个永远在享受的阶级的存在，奴役一个吃不饱却永远在干活儿的阶级。托尔斯泰的药方是，所有人都过最低标准的生活，都为糊口而劳动，他的理想生活就是不受政府干扰的、俄罗斯乡村农民生活。那些不愿意改变其生活方式的人就期盼活着的时候能维持原状吧，因为“可怕的灾难越来越近了”，“带有破坏和屠杀的恐怖的工人革命就要来临”。这本书写成之后30多年，革命真的来了。
托尔斯泰早年有一篇小说叫《琉森》，写的是在瑞士旅行的见闻。卢塞恩湖边有一个卖唱的艺人，表演水平很不错，但在此地度假的英国富人不给赏钱，托翁看不过去就写了这么个小说。
我看到这篇小说的时候就想，这有什么值得写的呢？大文豪为什么要写这么简单的故事呢？这就是小文人的小趣味，小文人总拿自己那把小尺子去量别人。
比如，我翻检自己在Kindle上的读书笔记，发现我在陀爷小说《鬼》中标记了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说的一段话：“所有那些狂热的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同时又都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吝啬鬼、财迷、一毛不拔的私有者，越是社会主义者，越激进，就越是一毛不拔的私有者。”
为什么要标记这么一句，还是因为书中人物说出了我那点儿小趣味。然而，大批评家是这么说的——如果你轻慢陀爷的文学成就，那你就太幼稚了；如果你太看重陀爷的社会及政治思想，那你也是太幼稚了。
历史闯进文学
陀爷喜欢以刑事案件为小说题材，其中《鬼》的灵感，来自1869年的涅恰耶夫案件。
涅恰耶夫曾经在圣彼得堡参加学生运动，流亡国外之后跟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会面，一起编写了《革命问题方法》和《革命原则》等文件。他认为，革命者要有随时牺牲自己的准备，对自己残酷，对别人也残酷，谁妨碍革命目标，就要干掉谁。
1869年8月，涅恰耶夫带着《革命者教义问答》返回俄国，在莫斯科组织了一帮学生搞“人民裁判团”。大学生伊万诺夫不愿接受涅恰耶夫的领导，反对他的权威，涅恰耶夫就跟同伴把伊万诺夫骗到郊外一座花园将其杀掉。
这桩新闻广为流传，陀爷看了报纸，就以此案件为灵感，写出了《鬼》，又译《群魔》。我看这本小说，完全是被真实历史激发的兴致，想看看陀爷笔下的革命者到底是什么样子。
我说了，看托翁和陀爷的小说，虚构人物会闯进历史现场，真实的历史也会闯进小说。往前，普希金、赫尔岑、恰达耶夫《哲学书简》都会成为理解小说的前提，往后，列宁、斯大林、托洛茨基、“大清洗”、“二战”及“冷战”、铁幕及帝国解体，更庞大的故事一直在低沉地嘶吼。
托翁和陀爷在不停地讲述俄国的乡村、农民、信仰和青年道路，后面发生的真实历史却有一种张力，让他们的所有文字都离散，都受到轻微的震荡。这种怪异的感受，好像只有在读俄罗斯小说时才出现。
《卡拉马佐夫兄弟》下部，在佐西玛长老的尸体变臭之后，我读起来非常顺畅。第十卷《孩子们》，中间出现了一个早熟的13岁孩子科利亚。按照陀爷原本的构思，《卡拉马佐夫兄弟》还会继续写下去，阿廖沙会成为主角。我不知道那个小孩子科利亚会不会作为书中一个角色继续下去，但我免不了会想，后来的阿廖沙是什么样子？后来的科利亚是什么样子？此时，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以阿廖沙或者科利亚的样貌出现了。
1888年3月的一个早上，米哈伊尔·罗马斯离开喀山，乘船沿伏尔加河下行30英里，来到克拉斯诺维多沃村。他打算在那里开办一个合作商店，改变当地农民的生活。罗马斯是个民粹主义者，秘密民权组织的成员，他曾被监禁流放12年。
19世纪70年代，俄罗斯大批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到农村去，宣称要和农民一起生活，这就是俄罗斯民粹主义运动的兴起。他们真的相信，改变农民，提升农民的地位，就能改变国家的面貌。罗马斯经过多年流放，依然坚持自己的梦想，他想把村民组织成一个合作社，向喀山销售水果和蔬菜。
这位名叫罗马斯的民粹主义者身边，跟着一个20岁的青年，当时名叫阿列克谢·佩什科夫，后来更响亮的名字是马克西姆·高尔基。这个著名作家，我最早是在小人书里看到的，《童年》《我的大学》《在人间》，都有非常好看的小人书。
小人书中描绘的场面留给我的印象跟真实历史差不多，高尔基9岁就开始捡破烂，吃剩饭，偷东西，这个街头流浪儿干过码头装卸工、巡夜人、皮匠助手、制图工学徒、圣像油漆工，最后在喀山成为一名面包师傅。罗马斯在喀山遇见了高尔基，在这个小伙子试图向胸部开枪自杀之后，对他产生了怜悯。
《在人间》电影海报
罗马斯和高尔基的合作社当然是失败了，农民纵火烧掉了他们的合作社，还差点儿把他们打死。三年之后，高尔基在农村看到一位丈夫鞭打他的妻子，上前劝阻，结果被围观的村民暴打一顿。
这位作家坚信，淳朴的农民变成一群乌合之众，他们的残酷正是革命中的暴力来源。这些农民不像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说的，比欧洲人有更高的道德水平，也不像托尔斯泰所说的，是天生的圣人。
高尔基这个名字，意为“最大的痛苦”，他用这个笔名写作。1921年，他离开俄国去欧洲治病，到达柏林之后，他给罗曼·罗兰写信说：“我的肺结核复发了，但是，在我这个年纪它不要紧，更加难以忍受的是心灵的悲哀——我感到非常疲劳：过去7年在俄国，我目睹经历了许多悲剧——更加可悲的是，这些悲剧不是激情和自由意志的必然结果，而是狂徒和懦夫鲁莽冷酷的预谋造成的。我仍然热诚地相信人类未来的幸福，但是，让我感到厌倦和困扰的是，人们不得不忍受越来越多的痛苦作为为其美好的希望付出的代价。”
以上这个片段来自奥兰多·费吉斯的《人民的悲剧》，我从他的《娜塔莎之舞》开始，又以他的《人民的悲剧》做结尾，来完成围绕着《卡拉马佐夫兄弟》的阅读。用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我总算把这部小说看完了。
我有更多的迷惑不解，比如到底什么叫“村社”？俄罗斯的村社是什么意思？“农奴制”废除之后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托尔斯泰和教会的矛盾到底是什么？坦率地说，读完陀爷的几部作品和他的传记，我依然不喜欢这个作家。
不过，我终于学会了不再用小文人的标尺到处衡量那些大尺度的东西，伟大作家也不是让我们亲近的。面对那个庞大的文学场域，面对过往两百年的俄罗斯历史，有很多人写了很多书进行了很多思考，我根本没能力梳理清楚这些思考，但总算是非常认真负责地把《卡拉马佐夫兄弟》看完了。
早年间，我在课本上读到过克伦斯基这个名字，1917年“二月革命”之后，他当过俄国临时政府总理，在《世界历史》课本上大概占两三行，也不会出现在任何考试中。
这个36岁达到其政治巅峰的历史人物熬过了他的对手列宁及其继任者斯大林，一直活到1970年。他在美国教书，有一次他会见到访美国的苏联共青团员，他问一个年轻人，你的主要目标是不是实现世界革命？
年轻人听了哈哈大笑：“管他什么世界革命不世界革命，在非洲或者随便什么地方建立共产主义政权，与我们毫无关系。我们的希望是使自己的人民生活得稍微好一点儿，有强大的国防力量来保护我们自己。”我免不了自作多情地想，托翁和陀爷的希望也不过如此，让我们的人民生活得稍微好一点儿。
排版：西西/审核：同同
本文为原创内容，版权归「三联生活周刊」所有。欢迎文末分享、点赞、在看三连！转载请联系后台。
大家都在看
▼ 点击阅读原文，一键下单本期新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