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年前的今天，汪曾祺先生去世。
如今，汪曾祺前所未有地受到追捧。他的作品和个性契合了当下的“时代情绪”，这是生前意在“偷偷写作”的作者本人万万预料不到的。
文 | 宋彦
1980年，好友林斤澜将汪曾祺的短篇小说《异秉》推荐给南京的文学杂志《雨花》。稿件一去两三个月，毫无回音。后来才知道，在编辑会上，稿件没有通过。因为有的编辑认为，“如果发表这个稿子，好像我们没有小说好发了”。
晚三个月写成的《受戒》时运稍好。在完稿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它都是一份“地下读物”，只在汪曾祺供职的北京京剧团内部和少数朋友间传阅。“我写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尽管汪曾祺内心这样认为，但他与所有刚刚重获自由的知识分子一样噤若寒蝉，不认为“一个小和尚谈恋爱的故事”能被主流所接受。后来，《受戒》在忐忑中发表了，一见刊就在文化圈引起了不小的讨论。这让早早收到《异秉》的《雨花》杂志主编叶至诚很懊恼，他赶紧将这篇小说排发，副主编高晓声也附上了一段《编者附语》：“‘异秉’这个词，一般读者会有些陌生，所以作者在文中解释说，就是‘与众不同’。这很有意思，我们写小说，也应该力求‘与众不同’，否则也不能叫‘创作’。”
小说《受戒》中所写的菩提寺（又名慧园庵）已经不在，后智隆和尚在原址重建寺庙。图为智隆和尚 （张雷摄）《受戒》与《异秉》之后，汪曾祺几篇讲述高邮故事的小说接连发表，文化界评论他作品的人有，但声量不大。“当时，汪曾祺的作品是很边缘的。”1982年，现任沈阳师范大学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特聘教授的季红真还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的研究生，北京作协召开四位北京作家的研讨会，她参与会议，并针对汪曾祺的小说作了发言。评论界不知如何对待汪曾祺的作品，在那个伤痕文学、“意识流”小说受追捧的年代，普通读者也不知如何阅读他。甚至在高邮，也不止一个人向我提及，虽然汪曾祺笔下写的都是故乡高邮，但80年代初，本地知道他的人也不多。在向我回忆汪曾祺第一次回高邮的经过时，前高邮文联驻会主席陈其昌觉得，“确实做得有些不周到”。1981年，汪曾祺受高邮市政府邀请，回到阔别42年的故乡。当时在高邮县委宣传部任职的陆建华牵了头，因为与汪曾祺同父异母的弟弟汪海珊是中学同班同学，他比多数人更早读到汪曾祺，并有书信往来。在《汪曾祺的回乡之路》里，陆建华提到，要促成汪曾祺回乡，“作家”的身份还不够，他想了个充足的理由：“家喻户晓的《沙家浜》的作者，就是汪曾祺。”汪曾祺的第一次回乡相当低调，甚至在南京中转时的住宿费都是自掏腰包的。官方活动不多，最重要的一场就是在百花书场的讲座。原《小说选刊》副主编王干当时还在兴化教书，他跑去听过讲座。活动当天，王干早上5点半出发，先乘船，再步行12里路，换汽车，终于在下午2点讲座开始前赶到了现场。但像王干这样热烈的文学青年实在是少数，百花书场200多平米的场地站了100多人，其中有高邮政府的人，一些本地文化圈的，部分文学青年，还有很多压根没看过汪曾祺作品的老老少少。“他们是来看《沙家浜》的作者的。”王干说，那次讲座后，他很快写了一篇汪曾祺作品评论，投稿到《文学评论》杂志，受到编辑肯定。但文章发表已经是三年之后的事了，“毕竟在当时，汪曾祺还不是什么有流量的作家，拖一拖无所谓”。
汪曾祺第一次回乡远不如后两次隆重，但对他个人而言，那是他后半生最重要的一次出行。1981年8月26日，汪曾祺在给弟妹的信里预告了即将回乡的消息：“我的孩子汪朗随大姐到了高邮，听说你们盛情款待了他一番，他回来后还一直称道活鳜鱼和呛虾。我如果回来，请不要对我如此，给我准备一点臭苋菜杆子吧。——当然这是说了玩的，没有臭苋菜杆子也行。”一个多月后，60岁的汪曾祺搭上了在南京中转的火车，阔别42年后，第一次回到他笔下的故乡高邮。
高邮整个城市向东发展，汪曾祺从小生活的东大街附近属老城区边缘，近些年街貌变化不大。图为东大街附近的街道（张雷 摄）80年代的高邮已经与他1939年离开时大不相同。曾经的东大街已经更名为人民路，科甲巷上的汪家大宅在新四军入驻时让出，成为军队办公地，随时代流转又先后改为粮仓、造纸厂，大宅前的汪家药店保全堂也在新中国成立后并入医药公司。属于汪家的只剩下老宅西北角的两间偏房，弟妹等一大家人挤在这两间旧屋里，日子并不宽裕。汪曾祺同父异母的妹妹汪丽纹告诉我，那次回家，家中局促，大哥住在位于城里中市口的县第一招待所。白天，除了参加政府安排的活动，为给《人民日报》撰写的水利稿件搜集资料，他常常独自一人在东大街上散步，有时往臭河走，有时往当年的五小走，出了五小再往西就能爬上堤坝，望一望已经改道的京杭大运河。晚上，汪曾祺总是回到拥挤的旧屋，和一家人围坐聊天。“他喜欢聊过去的事，打听过去的人，哪怕是一两件小事，他也感兴趣。聊到12点还不舍得走，一家人就陪他走回旅馆，大半个钟头的路，还是聊不完。”后来，妹夫金家渝才知道，有些闲聊被大哥写进了文章里，“母亲聊起的男产科医生陈小手，后来就被他写进了小说《故里三陈》”。80年代初是汪曾祺重拾写作后的黄金时间，评论界对他有“黄金四年”的说法，指的就是1980到1983这四年。很难说，回乡不是一次刺激。那之后的很多年，汪曾祺在与金家渝的通信里常常提到些过去零散的记忆，比如，新风巷口打烧饼的那个‘七拳半’，在家乡风俗里从正月到腊月怎样过年，关于露筋晓月的传说……他拜托妹夫帮忙打听，好把这些记忆补全，写进文章里。
东大街上偶遇吃早点的汪曾庆（左），他是汪曾祺同父异母的弟弟（张雷 摄）首次回乡时，汪曾祺在给弟妹的家书里提到，想“搜集、整理秦少游的材料”。这位北宋著名文人生于高邮，是苏轼的弟子。元丰年间，苏轼过高邮，与秦少游、孙觉、王巩把酒论文，当时的集会地点就在泰山庙，也就是今天的文游台。汪家大宅离这里不过三五百米，少年汪曾祺常常到此游玩，站在楼阁最高处遥望高邮湖，流连于徽式建筑的庭院里，品玩花鸟草木。更为珍贵的是，盍簪堂四壁嵌有六十几块碑刻，其中包括25块《秦邮帖》。《秦邮帖》由清代嘉庆年间高邮知州师兆龙收集，含苏东坡、黄庭坚、董其昌等书法名家作品，由当时著名的金石家刻制。如今，《秦邮帖》被密封在玻璃里，看得着，摸不得。当年可没这样的文保意识，一块块名家碑刻就赤裸裸地挂在那儿，少年汪曾祺甚至能把纸铺展在上面当字帖用。在东大街上，见到的老人都说，汪家曾是这条街上有名的大户，有地，有两家药店，还有大片房产。我去时，汪家大宅原来的那块地正在施工，汪曾祺纪念馆即将在故居原址落成，占地面积超过1500平米。姚维儒70岁，说起汪曾祺的作品就像报自家亲戚。少年时，他住在离汪家大宅不到200米的巷子里，故事里的很多人，他都听说过，甚至见过。过去两三年，他走访东大街的老人，对照着作品和记忆，绘出了详细的“汪曾祺地理”。“原来的大宅也有这三分之二大小。”姚维儒让我打量着，遥想鼎盛时汪家的风范。
汪曾祺文学馆坐落在文游台（古泰山庙）院内，这里是高邮最重要的文化坐标（张雷 摄）汪曾祺曾在散文《自报家门》里自报家门，他出生在一个旧式地主家庭，祖父汪嘉勋中过拔贡，八股文写得特别好，虽然家业不小，但生活节俭，“一个咸鸭蛋能喝两顿酒”。祖父屋里常放两部书，一部顾炎武的《日知录》，一部《红楼梦》，还订了份杂志——邹韬奋编的《生活周刊》。《论语》、练字，这些都是祖父亲自教。和祖父相比，父亲汪菊生是个不新不旧的人。他在南京读过旧制中学，吹拉弹唱样样都会，年轻时竟然还是个运动员，在江苏全省运动会上拿过撑杆跳第一名。和那些旧式家庭的大家长相比，汪菊生相当开明，甚至开明过今天的很多家长。儿子17岁初恋，写情书，他瞎帮着出主意。虽然开通，但汪家很拿子女的教育当回事，除了祖父和父亲言传身教，祖父、三姑父还曾在小学毕业的假期请当地有名的先生教几个孩子国学，姚鼐的《登泰山记》，《史记》，汪曾祺都是那时读到的。家学归家学，汪曾祺从小受的正式教育却是完完全全的现代教育。县立五小幼稚园落成，汪曾祺是第一届学生。老师王文英是科班出身，幼稚师范毕业，带孩子们唱唱跳跳的是《小羊儿乖乖》和小歌剧《麻雀和小孩》。五小语文教师高北溟曾被他写在小说《徙》中，这位有国学底子的小学老师既教学生《项羽本纪》，也教《字形音义辨》。小学最后一年，学校还开设了英文课。这是受教育于民国时代的福利，古今、中西，即便在苏北的小县城里，也能顺然相遇。串联文游台、汪家大宅、五小这三个坐标的大路小巷就是汪曾祺笔下的高邮世界了。如果说，三个坐标和后来的西南联大给了汪曾祺写作的能力，那这段路上的店铺和人家就给了他展现这种能力的载体。“手工作坊、布店、酱园、杂货店、爆仗店、卖石灰麻刀的铺子、染坊……这些店铺、这些手艺人使我深受感动，使我闻嗅到一种辛劳、笃实、清甜、微苦的生活气息。”不知道80年代的汪曾祺重走东大街时是如何在这条路上找寻过去的，我一个纯粹的外来人，很难想象一个在这里生活19年的人，40多年后为何还能将旧日子的细节讲得如此真切。从汪家大宅到五小原址的那条路我走了很多次，直到了解了一个细节，我才略微能感受到一些当年的氛围。“原来东大街很窄的，后来街道拓宽，沿街店铺都缩进去一大块。”姚维儒告诉我。
高邮本地的汪曾祺研究者姚维儒，他和汪曾祺一样，出生在东大街（张雷 摄）这个信息很重要，少年汪曾祺从这条街道穿行时，他离人那么近，离别人的生活那么近，不光能看见，能摸到，连气息都能感受得到。我和摄影师偶然穿进相邻的复兴街，那是条更好保留了当年面貌的街道，说是街道，更像是老上海的弄堂。有些人家的灶台洗手池还搭在屋外，正是午饭时间，一个大哥架一口铁锅，豆腐炖鱼看得真真切切，迎面扑来的不仅有色香味，甚至还有热腾腾的锅气。一次次经过，一次次拼凑生活碎片，更不用说尚有那些真正的交道，想到汪曾祺曾无数次走在这样的街道上，他笔下的王二、戴车匠、各有买卖的“岁寒三友”就更生动了。
东大街上的老房子，依稀还能看出当年的模样和曾经的烟火气（张雷 摄）女儿汪明在回忆文章《高邮汪曾祺》里提到过，激起父亲回高邮的念头，哥哥汪朗起了不小的推动作用。当时，借着去报社实习的机会，汪朗曾到镇江看望姑姑，并和姑姑一起，先于父亲到了高邮，这让汪曾祺心里痒痒。“我去看过你写的那个大淖，一泡子水，脏了吧唧！也不知道你怎么能把它写得那么美？”回到北京后，汪朗抱怨父亲《大淖记事》里真实的那片水不好看，或者说，父亲写得不够真实。30多年后，我眼前的大淖和80年代的又不相同。它变得太过规整，岸边是小路，用围栏围住，对岸立起了住宅楼，小码头还是那个码头，但船是再也没有了。
在大淖水上撑船的人。如今，此景已经难见。在汪曾祺的《大淖记事》里，这里曾是城乡商业活动的密集地（张雷 摄）高邮多水，这是再迟钝的人都能得到的第一感受。整个高邮城的西面被水围着，顺着80年代汪曾祺的足迹，从五小原址向西，上了坡就是京杭大运河，京杭大运河再向西就是高邮湖。运河是条悬河，早年河道窄，水患多，高邮城总有洪水。汪曾祺小说《故乡人》里写“钓鱼的医生”游过激流救人，背景大概就是1931年那次水患。东大街上的老人说，那是记忆中最大的一场洪水，水漫过房子，人们都躲到高处的寺庙和城墙上去。那年，汪曾祺11岁。除了这属于整个城市的水，还有一处水属于东城门外的老百姓。这水就是汪曾祺笔下的大淖。直到现在，汪曾祺最被认可的两篇小说《大淖记事》和《受戒》都和这片水有关。
《受戒》中的庵赵庄，少年汪曾祺曾随家人到此躲避战乱（张雷 摄）《受戒》的故事发生在距高邮城区三四十公里的庵赵庄，庄里有个寺庙叫菩提庵。17岁时，汪曾祺曾随家人躲避战乱，在庵赵庄住了半年。走的是从大淖出发的水路，到了后就住在菩提庵的偏房里。那半年，汪曾祺见识了乡村和寺院的生活，对当地的一个姑娘生了情愫。这段朦胧的感情化作一个小和尚和少女小英子的爱情故事，于是有了《受戒》。还原了大淖的样子，才能还原汪曾祺和他当年的生活。姚维儒带我去找96岁的严世俊老人，老人年轻时做过炕房学徒，曾和汪曾祺的父亲是忘年交。“以前大淖有现在两个大，东北侧有30亩芦苇地，从乡下进城的船都停在大淖边，人多得很，好热闹。”严世俊不太识字，没读过汪曾祺的小说，但他记忆中的大淖和汪曾祺笔下的像极了。
96岁的严世俊老人在新中国成立后与汪曾祺的父亲有一段“忘年交”友谊，他记忆中的大淖与汪曾祺笔下的一样（张雷 摄）“养女儿不把土城头，日做地摊子夜如牛，三天不洗脸，七天不梳头，手如丁筢手，头像牛海头。”严世俊背出一段草巷口打芦席做窝积的民谣，从这段民谣就能看出，汪曾祺虽家境好，但汪家大宅所处位置并非市中心，而是城乡交汇的集散地，这让他一直和小商贩、手艺人、乡下人为伴，对他们有着极深的体察，写过知识分子，写过新时代的工农兵，但这些人才是汪曾祺小说里永远的主角。了解汪曾祺在高邮的19年是如何度过的，再参照他解放后的经历，很容易理解《受戒》《异秉》里为何会出现那些人。但很难想象，一个写过《沙家浜》的人，如何在80年代初用清澈的笔法写小和尚谈恋爱，挑扁担的小媳妇偷汉子。在1982年那场关于汪曾祺的争得面红耳赤的研讨会期间，季红真曾向汪曾祺问起他40年代出版的第一本小说集《邂逅集》。汪曾祺说，那是孤本，可以借给她看一看，但不要弄丢。没过几天，季红真果然收到了书，随书而来的还有一封信。“他在信里提醒我，书不要弄丢了，也不要引用内容，因为他不愿意让人知道他曾经是这样的。”
纵观汪曾祺的一生，虽没遭受太多政治磨难，但他的政治觉悟一直不高，用汪朗的话说，就是“相当天真”。不过到了1958年底，政治运动终于是波及了汪曾祺，他被打成“右派”，下放张家口沙岭子农业科学研究所。整个反右和“文革”期间，汪曾祺只发表了《看水》《王全》和《羊舍一夕》三篇小说，三个故事都来自他下放时期的经历、见闻。
重新恢复创作后，汪曾祺也不是马上就写出了《受戒》和《大淖记事》。“一开始，还是写了些当下的题材。”汪朗指的是《骑兵列传》《塞下人物记》和《黄油烙饼》，“反映工农兵生活，或者以他下放经历为题材的小说”。汪朗同意父亲自己的说法，老头儿虽没在历次运动中受过什么大难，但十几二十年，折腾怕了，对任何人事纠纷都有所顾虑，于是不写活着的人，少惹麻烦。汪曾祺的妹妹汪丽纹也能佐证汪朗的说法，1981年回乡时，听说他写过的一位老邻居还建在，汪曾祺立马有些不好意思，还特意上门看望人家。在《高邮汪曾祺》里，女儿汪明却觉得，父亲写出《受戒》和大姑“文革”后来北京相聚有关。“姑姑走了以后，爸爸常愣着，我们看出来，他得了思乡病了。不久，他接连写了《受戒》《大淖记事》《异秉》等小说。”汪曾祺1981年回乡时的那次讲座，很多细节王干都记得，“现在回想，那时汪曾祺的写作思想已经成熟了”。汪曾祺提到北京街头的一个标语写得极好——横穿马路，不要低头猛跑，“形象生动，又有平仄，是很漂亮的汉语”。当时，汪曾祺已经写“马严肃地吃草”，只觉得这状态准确，“现在已经经常普遍这样使用了，在当时这还是挺超前的”。那次，王干觉得汪曾祺的演讲醍醐灌顶，但像他一样把这番话视作启蒙的人并不多。“汪曾祺在世时从没大热过，远不及他去世后受关注。”不仅是没大热，很多书的出版都有些犯难。当年，因为散文集《晚翠文谈》出版时只印了2700册，汪曾祺心有余悸，在1987年的《汪曾祺自选集》出版前，他还特意写信给当时的责任编辑彭匈：“自选集征订数惨到什么程度？我在浙江文艺出版社出了一本《晚翠文谈》，只印了2700册，出版社为此赔本，我心里很不安。漓江恐怕赔不了这个钱，早知如此，真不该出这本书。”整个80年代，他都是小众的，90年代后才渐渐受关注。那时，他一定想不到，去世后这二十几年，自己的作品被变着花样地编成各种文集，小说、美食、游记、谈写作、谈哲学……虽然单本书印量都算不上大，但一直有新书出版，长销就说明，源源不断的读者正在走进汪曾祺。
汪曾祺“家宴”。在汪曾祺的散文中，“美食”占了很大比重。《汪曾祺年谱》的作者徐强提供了一组数据。在汪曾祺逝世后的前15年间，基于他作品的各类出版物粗略估算不过五六十种，但到了201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汪曾祺全集》小说卷主编之一李建新统计到200多种。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著中，早期汪曾祺通常只被列入“京派”、“乡土文学”或其他文学体系下的一个案例做简单叙述，甚至不做单独介绍。“但在晚近以来较有影响的史著中，他几乎都有一席之地，而且所占篇幅越来越大。比如复旦大学教授陈思和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在‘新时期’部分用专节分析了40部左右作品，其中就包括《受戒》，陈思和把它视作‘新时期’文坛呈现民族风土和精神生活的代表作。”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洪子诚2010年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里，汪曾祺是小说部分少数几个被单独列出的“新时期”作家，洪子诚称其是“为数不多难以归类的作家之一”。
学术界和出版界在“重新发现汪曾祺”，大众读者也真正开始关注汪曾祺，尽管这种关注常常是从“误读”开始的。博客、微博刚兴起的那几年，汪家兄妹常觉得困惑，好些粘稠、温吞的“鸡汤”句子被冠上“汪曾祺语录”的名头，在网络上到处流传。“很多一看就不是父亲写的。”汪朗说。但恰恰是这种“误读”和不太加以限制的质量不一的出版物，反而让汪曾祺在更大的人群中有了认知度。季红真却认为，与其说是出版物和“误读”帮助了汪曾祺的传播，不如说是他的作品和个性契合了“时代情绪”。她以萧红的两部作品随时间而评价转向来比照，“在作品刚刚面世时，《生死场》的评价和受欢迎程度要高于《呼兰河传》，因为前者讲民族反抗，契合当时的历史情绪。后来受八十年代启蒙思潮影响，批判性更强的《呼兰河传》评价更高，其中对于乡土、民俗的呈现更让当时的读者共情。到了九十年代后，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民族自信起来了，《生死场》又开始受欢迎，一部作品的命运与时代情绪息息相关。”当年发表《异秉》时，编辑担心“小说太不像小说”，今天看来也早已不是问题。当年在高邮的讲座上，汪曾祺就谈到了如何用唐诗、宋词的意境融入到现代汉语体系的问题，“在中西、古今这方面，他琢磨得很清楚”。晚年，季红真口中这位“文化史的幸运儿”在“文革”后还有一重幸运。经历过这场文化浩劫，很多老先生已经不在了，有些健在的，笔力也大不如从前，“汪曾祺就成了为数不多依然有创作力，还能续上传统的人”。
王干甚至愿意用当下人的阅读习惯来解释汪曾祺的长销。汪曾祺一生没写过一部长篇小说，晚年要写《汉武帝》，也觉得精力不够，留下的都是散文、短篇小说和职务性的戏剧作品。“今天，很少有人再去看《战争与和平》那样的长篇小说了，汪老自己也看不下去。短篇小说符合当下人的阅读习惯，他笔下那些小人物，尤其是手艺人，还有吃吃喝喝的事，都是今天过小日子的读者所喜欢的。乱世读鲁迅，平淡日子里读汪曾祺，这很有道理。”
新时期的小说打开局面后，除了偶尔对时局有意见，吃了一场不大不小的版权官司，汪曾祺的日子过得很平顺，很难叙述出什么波折。买菜做饭，抽烟喝酒，常常早起在旧沙发上坐一两个钟头，一杯茶，几根烟，打完了腹稿，提笔写作。1997年，汪曾祺因消化道出血去世。女儿汪明写道：“在他的墓碑上写些什么呢？想来想去，决定了，就写：高邮汪曾祺。”（本文节选自三联数字刊2020年第14期，参考资料：《汪曾祺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人间送小温——汪曾祺年谱》，徐强著；《革命时代的士大夫——汪曾祺闲录》，孙郁著；《老头儿汪曾祺——我们眼中的父亲》，汪朗、汪明、汪朝著；《你好，汪曾祺》，段春娟、张秋红编；《“新启蒙”知识档案——8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贺桂梅著。感谢高邮市委宣传部，姚维儒、王树兴、杨早、郭娟、陈其昌对本文的帮助；实习记者梁梓琳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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