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文 | 徐菁菁
苏提（化名）很清楚自己抑郁的原因。“与同龄人相比，我算是工作上面很不错的那种，别人都还蛮羡慕我的。我不知道他们所谓的好是从哪里来，他们对自己的要求是有多低。我没有达到我心里面的预期，我觉得我很差，一无是处。” 这种一无是处包括从青春期开始就令她羞耻的体重。去年3月，苏提第一次走上手术台做了四肢吸脂手术。手术后整整５天，两条腿全是淤青，肿得面目全非，没法弯腿，没法坐，也没法躺，走路就像刀割。可是夏天时，苏提敢穿短裤了。于是年底，她又去做了腰腹和妈妈臀。没想到，3个月后，抑郁症暴发，服药期间苏提“复胖”，那么大的罪，白受了。
《超大号美人》剧照
几个月以后，苏提选择对身体进行更彻底的改造。她找到一家医院做了“腹腔镜袖状胃切除术”。不只要求自己拥有新生儿般大小的胃，苏提还要求医生用手术方法将大部分小肠闲置，重新建立更短的肠道消化道，减少营养成分的吸收。做手术前，苏提陆续被好几位医生拒绝和劝阻，可她说，她已经30岁了，可以为自己做决定。手术面诊的时候，苏提的体重是110斤，而她的身高是1米62。 手术至今，苏提还没有达到自己认为的完美体重：95斤。她说，这个数字很重要。除了体重，苏提定期做皮肤管理，用激光祛黑眼圈；她的眉毛、眼线、嘴唇都是文的。几年前做的双眼皮有点小瑕疵留了疤，她想着等过两年眼皮下垂后找家靠谱的医院做修复。《听见她说》剧照
为什么要以如此大的痛苦为代价追求“美”？苏提从十几岁开始学画画，大学学的是艺术，现在是一名策展人。艺术很高雅，也很现实。还没能出名的艺术家们囊中羞涩，总希望能在策展人身上找到机会。可苏提知道，他们的期盼会落空。 从前，她总把展览办得很有趣。可一个让人驻足的展览并不意味着会让人们真的掏腰包：你可能有一些想法，表达了一些情绪，也可能关注现实，非常深刻，但这些有艺术性的作品通常不够“美”。现在，苏提把更多精力花在了商业展上。“画一些花花草草，一些温暖的东西，有装饰和美化的作用”，人们会为这些付钱。从某种意义上说，对外表完美的追求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种隐喻。北京林业大学的心理学教授訾非的研究方向包括完美主义，用訾非的话说，在现代社会，追求完美是一种固有逻辑，有时候甚至是生存逻辑：在一个镇上只有一家铁匠铺子的年代，大家购买一把水壶，重视的是它的功能，不会太在意外表的瑕疵。在心理咨询室里，他经常会遇到一些有强迫性人格的来访者。他们对于秩序感的要求比较高，有刻板的道德感，喜欢制定很细致的计划，并希望一切能按照计划进行。在心理咨询的过程中，这些来访者往往会讲到自己的整个成长过程中都会不断地追求更好，希望在任何方面和人比较都能处在更高的水平。訾非问他们：你觉得自己有完美主义的倾向吗？他们总是很惊讶：我离完美还差得远呢！《超大号美人》剧照
“身材完美主义”“成绩完美主义”“爱情完美主义”“绩效考核完美主义”“健康完美主义”“品行完美主义”“成就完美主义”⋯⋯訾非指出，无论是感知觉层面的完美主义，还是抽象层面的完美主义，从文化和社会运行的角度分析，它们都具有共同点：完美主义行为，往往是“被看者”为了博得“看者”的好感而做出的印象整饰。简言之，完美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一种“看”与“被看”的不平等的权力关系。 谁在“看”？谁在“被看”？谁决定完美与否？人本主义哲学家和精神分析心理学家埃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说，今天的人们不再生活在教会权威或道德条规之下，而是生活在公众舆论等这样的“匿名权威”之下。这种权威是公众本身，但是这个公众仅仅是许多个体的集合，其中每一个个体都带有自己的雷达装置，他们可以通过调整这个装置来发现其他人期望他怎么做。满足这种期待本身往往暗含了巨大诱惑。期待和诱惑面前，我们还是“完美时代”的无限责任人。
工作之后，李鑫（化名）花了很长时间才真正接受一个事实：工作的结果好不好，并不总由他说了算。从小，他是在充满了计划的环境里长大的。父母在学校工作，对他要求严格。寒暑假“特别惨”，每天几点起床、几点写作业、几点玩，有明确不容更改的计划。“遵守是应该的，违反必须受到惩罚。比如起床起晚了，今儿就别出去玩了。这种严苛的计划性慢慢写进了李鑫的骨子里。做任何事情，他都喜欢量化，细分步骤，制定规则和计划，然后严格执行。大学毕业后，李鑫进入一家车企市场部。工作有KPI指标，具体到每一个项目，市场推广做现场活动，讲究的都是不能出错，职业属性更加强化了李鑫对于完美和控制的追求。但不可避免的是，不管他为了“万无一失”如何起早贪黑地工作，不管他设想了多少种可能的情况，做了多少预案，总会有意外发生：有的时候是因为公司内部的支持体系不够好，有时候是因为竞争对手的“袭击”，有时候团队里突然有人离岗。最简单的，一场台风，一阵突如其来的大雨，都会让他完美无缺的计划失守。“我会觉得特别崩溃，辛辛苦苦做了这么多，就为了完美呈现的一刻，这种挫败感，内心里承担不了。” 《超大号美人》剧照
人们焦虑，往往因为他们相信追求完美之事本应尽在掌控。《反脆弱：从不确定性中获益》（Antifragile：Things That Gain from Disorder）一书的作者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Nassim Nicholas Taleb）把现代化的定义为人类大规模地治理环境，系统性平整世界的凹凸不平，以控制波动和排除压力。他认为，现代化以天真的理性主义为时代的精神：社会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可以设计的——由人来设计。我们的城市生活就是这种天真理性主义的践行者。生活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哲学家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早就洞察：大城市生活的复杂性和广泛性迫使生活要遵守时间，要精打细算，要准确，为了保证秩序和效率，我们拒绝非理性的、本能的、主观独断的性格特点和冲动。今天的城市要比齐美尔的时代“精确”得多。我们通过天气预报预知天气，通过地铁车站的屏幕得知下一趟地铁在几分钟内到达。我们越来越不能忍受不确定性。过去，公交车因为到站时间不可控，被视为一种不靠谱的出行方式。我总是在不着急的时候才去坐公交，对“左等不来，右等不来”的情形泰然处之。可是自从手机软件可以查询公交车的到站时间，随遇而安就消失了：我无法控制自己一遍遍刷新手机上的数字，就好像它们在我的掌握之中。前不久，苏提在社交网络上，把所有的家人都拉黑了。这是她摆脱那个低价值感自我的另一种方式。有一回，妈妈给苏提打电话。她说，她在爸爸那里丢了一些面子，“你帮我们挣回来”。苏提小时候，父亲在外地做生意，事业不小。初中的时候苏提才回到妈妈身边。她好像要把过去欠苏提的照顾都弥补上，可这种照顾令人窒息。每天晚上，妈妈都要在学校门口等苏提放学。她和女同学走在一起。妈妈说：不要跟坏学生一起玩。她和男同学说话，妈妈把人家臭骂一顿。于是每次出学校，苏提就装作不认识妈妈。高中的时候，苏提本来应该住校。妈妈不让，在学校对面租了个房子，和学校老师都在一个小区。大学，妈妈自己盯不了了，就让在同一所大学教书的姑姑盯着，叫姑姑报备苏提一周去图书馆的次数。《小别离》剧照
妈妈把希望都寄托在苏提身上。十多年前，苏提的爸爸在外地有了另一个“家”，那个家里也有个孩子。全家人都知道。最近几年，苏提自己创业，让妈妈在亲戚们面前颇有面子。
“这么多年为了你的面子，你不知道我每天都想自杀。”瞬间，苏提对电话那头的妈妈脱口而出。“这是我第一次把这件事说出来。我告诉她我活得很累。”挂了电话，苏提觉得身在一个逃不出去的怪圈里。她自问：我为什么要证明自己优秀，证明给谁看？“我觉得人生毫无意义。”
“我只不过是许多镜子的集合，反映了其他所有人期望于我的东西。”上世纪50年代，美国存在主义心理学创始人罗洛·梅（Rollo May）在《人的自我寻求》（Man’s Search for Himself）一书描述了这样一种现代人的普遍状况。罗洛·梅分析了现代人面临的空虚、孤独与焦虑，认为在一个标准和价值观剧变的时代，一个对现在和将来所有一切都不确定的时代，人们要获得长期的发展和内在的完整性，不能仅仅敢于满足外在的期望，必须重新唤醒自我。在他看来，一个人需要有自我核心和保持自我核心的勇气。他在保持自我核心的基础上参与到世界中去，直接感受他人和世界，并且有跳出来反省自己的能力。“成熟个体的标志是，他的生活与他自己选择的目标是融合在一起的⋯⋯”罗洛·梅写道，“他爱他家庭中的成员，不是因为由于出生的偶然而与他们凑到了一起，而是因为他发现他们是可爱的，并选择了爱他们；而且他努力工作，也不是仅仅为了机械地例行公事，而是因为他有意识地相信他所做之事的价值。”
但在现实中，人们常常生活在一片混沌之中，就像法国作家阿尔贝特·加缪（Albert Camus）的短篇小说《局外人》（The Stranger）中的主人公：他经历了母亲的去世，每天都去上班并处理生活中的琐事，他有私通事件和性经历，但他自己对所有这一切都没有明确的决定或意识。后来，他开枪打死了一个人，但甚至在他自己的心里也搞不清楚他开枪是出于意外，还是出于自卫。他经历了谋杀审判，并被判处死刑，而他对所有这一切都具有可怕的不真实感——所有事情都已经发生在了他身上：但他觉得自己从未做过什么。罗洛·梅描述的自我的丧失在今天依然具有普遍的意义。在心里咨询室里，訾非不会主动提到“真实的自我”这样的字眼。“活出真实的自我，是个很奢侈的话题，太多的人其实已经关闭这个方面。一些人从小就这样长大，接受人生的规定动作，还有一些人会面临内心的冲突。他们会出现困惑和一些症状：每天我把工作干完了，有了很多钱，放假可以去澳大利亚玩，也许将来还可以到月亮上去旅游，可是为什么总觉得空虚？挣钱、享受生活，为什么不能让人踏实？如果我放弃现在的活法，别人会怎么看我？我会不会后悔？这些不适感，有的人能说出来，有的人甚至说不出。那个时候，我们离讨论真实自我还差得远。我们得和他们一起探索，这种不舒服从哪里来。”《非自然死亡》剧照
李鑫说，他花了六七年时间才慢慢接受这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一些东西他把握不住，并不是因为他做得不够。在没转过弯来之前，他能做的，就是再和自己较一把劲。 两年前，李鑫从汽车公司离职。不久后，他去上了心理学课。课程包含大量互动式的体验，也教大家使用各种心理学的小工具处理自己的情绪。他学会了每天拿出一段时间来，回想回想这天发生了什么，自己的感受到底是什么。 李鑫感到自己心里慢慢地起了变化。从车企辞职以后，李鑫做了保险经纪人。有一回，公司找了几个保险经纪人录视频，包括李鑫。这是李鑫第一次录视频。录了三次，前两次他都卡了壳。第三次录完，他没看成片就离开了。回家的路上，一路开车，一路不开心。“录得不好，我压根儿就不想看。我心说这是什么玩意儿，我怎么就那么僵硬，想表现的东西都没有在镜头前表现出来。”后来他干脆把车停下里，坐在车里体验当时的情绪。他突然意识到，其实能被选去录视频，就证明自己已经不错了。他的不开心，完全在于对自己的要求太高了：“第一次录视频，你就想要《新闻联播》的水平，那不是扯吗？想到这里，我自己就乐了。”
《七十七天》剧照
也许在外人看来，李鑫依然还是追求完美的。入职两年，他的业绩是公司大区新人里的TOP30。他对自己依然有很高的标准。但是，他在标准面前更加从容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焦虑。从前，焦虑本身让李鑫更焦虑——他认为，一个积极的人是不应该有这些负面情绪的。这种想法会让他陷入一种加倍自我否定的陷阱里，彻底失去做事的动力和信心。现在他会想，焦虑不是问题，只要不被它支配，它就是督促你更好的动力。他也会仔细去拆解，自己到底为什么焦虑？他慢慢地发现，每一个不能达成期待的焦虑背后，都可能有不同的诉求，有时候是为了荣誉，有时候是为了钱，有时候是担心自己是不是有能力养活自己，有时候是因为付出没有回报的委屈。当他把种种情绪梳理清楚，看到自己究竟想要什么的时候，就没有那么张皇了。（本文节选自三联数字刊 2021年41期《如何避免完美主义》）编辑：王海燕/排版：雨筠/审核：小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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