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写100篇稿，我就不做记者了
2023年2月18日下午5点，我蹲在沈阳市北陵大街的一家医院门口流眼泪。
春节假期刚结束，复工第一周，我被派到当地做一个伤医案的报道，一位中医科大夫被患者用改制枪袭击，进了ICU。当时到沈阳已经一天半，我仍一无所获。行前定好要从受害者和嫌疑人两方入手，但出发前在采访本上列好的联系人都明确拒绝了采访要求，我决定到医院科里去碰碰，也许有熟悉受害者并愿意讲几句的同事。
那天，科室里有四位医生出诊，我提前查好他们的公开资料，坐在待诊椅上，戴着帽子，裹好羽绒服，两手揣兜，等待问诊结束。每当一位医生出门，我都深吸一口气追上去，迅速说明来意。有的医生很沉默，摆摆手避开我的眼睛，有的颇感受惊，步伐加快逃进电梯，还有一位被我追上后，两手立起放在胸前：“对不起，我知道采访是你的工作，但我不能接受采访是为了我的工作，好吗？”
就这么到了下午接近5点，走廊里的患者都离开了，还有一位医生的办公室还亮着灯。我又练习了几次，敲门，他从病历里抬起头。但我的话还没说完，他接一句：“出去。”
我想再争取一下，继续说明，他再次打断。待我第三次开口，他突然大吼一声，瞪起眼：“你赶紧给我出去，不要逼我动手打你啊！”
我想我当时是被吓懵住了，但仍在无意识地解释什么报道的意义，而他一跃而起，从办公桌旁作势冲向我。像见到受惊的动物似的，这次换我两手放在胸前，一边真心地道歉一边倒退着逃出了他的诊室。
一出门我就哭了。这是我在周刊工作的第二个春天，也是我迄今为止遭遇过的最令人灰心的挫败。在社会部，这样的情况对每个记者都不陌生。周刊训练记者有个老传统，要把他“扔”进突发事件的新闻现场，在关键场景和当事人的碰撞中找到关键事实，锻炼采访和应对能力，以及更重要的，形成寻找事实，用事实说话的基础职业习惯和价值观。
这些“硬新闻”，有时被我的同事们统称为“杀人放火”。其实，当我在沈阳的医院外崩溃哭泣时，他们有的在云南的大山里一筹莫展，有的还在山西的小城里深夜辗转寻人。这么看来，这工作真的是糟透了。
何况我的压力还不太一样。笼统算来，那已经是我做记者的第五年。2017年研究生还没毕业的时候，我在一家财经媒体开始了自己的记者生涯，毕业后又到政府机关媒体工作，三年后才换到周刊，在此之前，我写过文化报道，跑过商业新闻，也跟过“两会”，写过一本正经的官方报道，很多时候，我看起来已经是个“老记者”，但要说做社会新闻跑突发，跑“杀人放火”，追着受害者家属和嫌犯到处跑，这还是第一次。
我突然发现，我在这些方面几乎算得上一无所知。我不清楚去哪儿能找到采访对象，不知道什么是“采访链条”，更不知道怎么进入核心现场，怎么抓住重点迅速出击。年龄和工作经验到这时反而成了累赘，我抹不开面子，心理负担重，一路吭吭哧哧地找人采访，状态忽好忽坏，好几次出差，我整夜做梦都在找采访对象。这种梦醒来后最悲伤，因为你完全理解那些拒绝者的立场和心理，而你需要去寻找那也许是1/100的愿意或希望倾诉的人，电话你还得一个一个打过去。
于是，那年春节前，我在笔记本上给自己定了个目标：再写100篇稿，我就不做记者了。我算了一下，按照杂志的工作节奏，100篇稿大概要写5年，那时我也快35岁，我想，要是那时这件事还让我这么焦虑，就是放弃的时候了。
而坐在医院门口流泪的那天，我又重新调整了计划：再被拒绝500次，我就不做记者了。这位医生当然不是故意的，他的同事不久前刚在工作场合遇袭，本就处在应激状态，再加上看了一天病人已经很累，突然被外人闯入诊室，他的心情可以想见。但按照这次采访的情况来看，这个数据应该很快就能突破。
已经忘了后来那篇稿是怎么写出来的了，只记得蹲了好几天，仍没从受害者同事那儿拿到信息，他们中最友善的一位也在最后一天拉黑了我，但当时已经没有觉得悲伤。我和同事们还在聊着种种不易，可就像过去所有记者告诉我们的一样，“天亮了，稿子总会有的”，也许在东北的寒夜里站久了，敲门敲累了，哭够了，稿子也总会有的。一篇一篇稿子有了，人就好了伤疤忘了疼，又对自己升起一点信心。
都这样了，为什么还要做记者？同事们一起聚会，问题总免不了拐到这儿。大家嘻嘻哈哈，打趣着也就过去。
但我知道，人人都有个“非如此不可”的答案。这两年，我总会想起自己刚开始做记者时的感觉。应该还是2017年，为了采访一个学者，写了两三页的采访提纲，坐在椅子上紧张得两腿都绞在一起变得麻木，但聊完下楼回想，觉得这样的对话比任何时候都要深刻；深夜采访结束回家，因为百般辛苦拿到的一点点信息，开心得都要走错地铁出口；当然还有稿子怎么都写不出来，绕着床边走来走去像难产一样的时候，通宵写稿的时候，稿子终于发出来，看见自己普通的名字出现在黑字标题下方的时候。
英剧《神探夏洛克》里有个情节，军医华生从战场受伤返回后患上了严重的心理障碍，到哪儿都要拄着拐杖一瘸一拐地行动，心理医生对他说这是战争恐惧的表现，却怎么都治不好他。在和福尔摩斯的一次追凶中，华生忘了带拐杖，却仍然健步如飞。对目标的极度兴奋克服了恐惧，他这才知道，他不是困于惊险局面，而是无比怀念它们。
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和华生一样，是对“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的好奇牢牢引住了我们，然后是追寻中发生的一切奇遇，被拒绝、被接纳、冲锋、迂回，如同身处一场属于自己的小型战争，比起其他经历，它快速更新着我们对周遭世界的感知，也更让我们看清自己和他人。
伤医案之后，我又去过一次东北，是为了去绥中采访两位涉疫货车司机。为了避免麻烦，他们一开始都拒绝了当面采访，其中一位司机在答应我的一小时内就后悔了，他和家人打电话叫我不要过去，即使来了也不会见我。而我当时已经拼了车，正往绥中市西北的山区里赶了。进退维谷，我想着大不了在村里挨家挨户找，可两小时后，当我以“要不就让我进屋喝口水”为由站在他们家门口时，那位在电话里对我言辞激烈的大姐还是心软打开了门。
那是他们自上诉以来第一次接受媒体面访。坐在炕头上，我们一口气聊了三个小时。十年“拴车”的心酸，判决下达一年来的种种委屈，还有对复议案件的期待，说至动情处，她向前挪了一步，突然拉着我的手哭了。哭完后，她长吁一口气，抹掉眼泪，又跑到外屋烧柴添水，语气轻快地问我要不要留下吃晚饭。我突然意识到，在全然无关的陌生人面前，她终于把压在心里的紧张、疑问和不平暂时放掉了一点点。
面对受访者的善意和信任，记者又能为他们做些什么？我们当然不是心理医生，更不是法官，也不是扶贫济困的慈善组织，如果其中一定要有个“什么”，我想只能是回以真相——起码是我尽最大的努力拼凑还原的一小块真相。就像在那次伤医案里，一位一直不愿露面的医生同事回复留言时跟我说：“我想知道患者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们，我想知道我们要做什么才能避免悲剧，我想知道怎么来弥补我们说不出口的痛苦。”
是的，我也想知道。苦等一整天，一扇扇敲开诊室大门时，正是这些问题引着我们往前走。
《新闻女王》剧照
当然大部分时候，采访对象给我们的，永远比我们所能回报的要更多。在采访这种特殊的“加过了速的亲密”里，采访者和受访者互相经过对方的生活，是他们和记者共同创造了一点这个世界上之前没有的东西。
再一次有这样的感觉是在2023年夏天。当时我们正在做一组关于安宁疗护的报道。经医生推荐，我认识了一位渐冻症的患者，他和家人已经与疾病抗争了一年多，终因难以忍受折磨，到北京协和医院求助。后来，医生向他们推荐了安宁缓和医疗。采访中，在北京郊区的一家疗养院里，我见到了这位渐冻症患者和他的妻子。那天正是清晨，一见面，他的妻子就给了我一个橘子，说是早饭后顺便带下来的。她为人干练爽利，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依然保持着冷静和乐观。在病房里，患者见我来了，戴着呼吸面罩，一字一顿地说，欢迎，我过去在机场里经常看到你们的杂志……我忽然意识到，他只比我大两三岁，我们几乎算同龄人。
因为还要去上班，那天上午他的妻子是和我一起离开疗养院的。临行前，她抱抱自己已经不能翻身转头的丈夫，柔声细语地叫“宝贝”，和他开玩笑，问晚上想吃什么，让他等自己回来。站在走廊里，我又一次升起一种奇异的的感受，好像触到了嘈杂现实之下的一个小而坚固的“核”。我说不清那是什么，却被它飞速击中了。而我的写作，终于在这个“核”上层层累积起来，稿子完成，就是我们生命共同的琥珀。
当然，这些“被击中”的时候，也是你再次确认，自己到底为什么一定要做这份工作的时候。前阵子听同事杨璐说起对清华大学教授甘阳老师的采访，他说自己开始对青年大学生的观察，他们可以一本正经地讲出很多宏观精到的“大词儿”，却没办法应对最真实的生活。
困守书城的人总是这样的，做记者之前，说起人生、社会，脑子里总是些抽象的概念，我们能和朋友彻夜长谈结构性的问题，可以快速归因，毫不犹豫地作出判断。但现在，想起我的采访对象，想起我在粪土味的田埂上，在下雨的小街上，在汗津津的城中村里徘徊的日子，交错其间的复杂性总让我犹豫如何开口，我知道，自己已经被它们深刻地改变了。
归根结底，我们也只能在采访和写作中一遍遍地经历自我，就像把自己当成实验品，在一次次的田野中承认自己作为普通人的怯懦和勇敢，焦虑与平静、过去和当下。
还没到周刊工作时，我曾看过一期“跟着绿皮卡车行中国”的封面报道（后来才知道这是杂志相对常规的一种报道形式），觉得那就是我想象中记者工作的样子，坐着大众熟悉又陌生的交通工具，在中国大地上游历，和各不相同的人们聊天，顺便写下自己的经历，既洒脱又浪漫。直到去年参与到“跟着卡车行中国”的封面报道中，才知道自己大错特错。
浪漫嘛，多少还是有一点，但大多时候，我都在为找合适的采访对象、设计路线、今晚住在哪儿等各种各样的琐碎事情发愁。那次我们的行程分了两段，按照计划，我和摄影师张雷要先坐着卡车从临沂到蚌埠，再从蚌埠到合肥，晚上和第二位司机会合，然后坐他的车一路到广州。但在合肥刚休息了一夜，第二位司机行程有变，突然问我能不能在中午前赶到芜湖，否则就要再等两天了。那天下午，我俩顾不上吃午饭，驱车赶到芜湖郊外的一家厂房外，在草丛旁边的小三轮上等了三个小时。等司机师傅的银色货车满载钢材，从工厂里徐徐驶出时，我敢说，那是我这次采访中最幸福的时刻。
货车上一路颠簸，我好几次都熬不住想睡觉。张雷坐在副驾驶座上给我拍了一张照片，照片里，我闭着眼睛，靠着车厢盘腿而坐。我觉得好玩，就把这张照片发给姐姐。她回了我一句，仿佛看见了20年前的妈妈。
我这才想起，20多年前，老家山西的铝矿业发达，母亲为了生意，有段时间还真的去押运过运铝矿石的“大车”。我只记得那时的她回到家，总把一包装着军大衣的袋子放在家门口，袋子边缘零星掉落煤渣和灰土。她后来不常谈起那时的经历，我们也没有过问，但那天躺在货车后排的床铺上看着照片，一路摇晃着驶过赣粤省界的时候，现实和历史中的我、司机大哥、钢材、铝矿、母亲，一切东西连成一气，我仰面闭上眼睛想，这个工作还真是有点意思啊。
毕竟，还有100篇稿子等待我去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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