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不是“病了”：走进心理咨询室的女性

*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作为心理咨询师，宫学萍的来访者中女性和男性的比例大约为4:1。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咨询里，女性所共有的群体困境像河岸沉淀的细沙一样慢慢显露出来：主体性的消失在女性的叙事里依旧普遍。而当新一代女性为自己的权利呼喊的时候，她们也面临着深刻困惑。

口述｜宫学萍（心理咨询师）

主笔｜徐菁菁

“阁楼上的疯女人”

不久前，一个住在上海的男性朋友给我打电话，说想给自己的妻子找个心理医生，请我推荐一位。这位先生说：“我哄也哄了，道理也讲了，她就是不高兴，我这就想，还是让她去看看心理医生吧。”

听到这句，我心里的火“腾”地一下窜了起来——我解读到了话语背后暗藏的意味：“这个女人有问题，明明是很好的生活，我也是个很好的丈夫，理性的和感性的帮助我都给了，她油盐不进，是不是有病？”这种思维之下隐藏的问题是，谁拥有精神健康的话语权？谁有权定义什么是健康和正常？

《底线》剧照

十多年前，心理咨询还不普及，寻求这种相对昂贵的服务，很多家庭首先想到的是“为了孩子”。我经常遇到的情况是，妈妈或者爸爸来约咨询，说自己的孩子“有问题”，“好话坏话都不听”。他们来找咨询师，意识层面都是说希望咨询师帮助孩子，但很多人寻求的解决方案却是希望咨询师听他们的话，让孩子被成功“矫正”。有时候，等我真的见到孩子，我往往觉得孩子挺正常的，我甚至感到，如果我生活在这个家庭之中，我可能比他们更“有问题”。可是孩子是弱势的，父母有权认为他们需要被“矫正”。

同样的道理，如今，越来越多成年人自己走进心理咨询室。我又发现男性和女性之间也存在类似的这样一种话语权的不平等。一个在婚姻中感到十分痛苦的女性，常常伴随着一个具有很强烈的传统男性意识的丈夫，他面对妻子的痛苦傲慢而嚣张，也完全不能意识到，作为伴侣，他其实就构成了这些痛苦之中很重要的一部分。这样的男女和女人，一同把这个家庭中的冲突和问题都指向女性，认为一切问题的产生都是因为这个女人病了。这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冒犯和伤害。

这让我想起文学批评里的“阁楼上的疯女人”。在《简·爱》里，妻子伯莎没有说过一句话。人们对她的了解都来自她的丈夫罗切斯特。罗切斯特说，伯莎疯了。可是书里的所有女人——从简·爱到管家和女仆，都从没说过伯莎是疯子。伯莎被哥哥包办婚姻，被丈夫囚禁。在小说里，她出场了五次，其中三次都是为了复仇。她真的疯了吗？

《简爱》剧照

对女性的“归罪”并不只发生在男性身上。文化看待我们的方式就是我们看待自己的方式。在我的来访者里，女性和男性的比例大概是4:1。比较常见的男性来访者的困扰是“我挺好的，但我面对的外部世界过于混蛋”。他们想在咨询中寻求支持者，寻求解决这些外部冲突的具体指导。还有少部分男性来访者的困扰，则是因为自己与前者不同，太过关注情感体验，这样太像女人，这样不对。

而相对男性来说，女性来访者常常更多迷茫，更多哭泣，有强烈的精神痛苦感，并且因此对自己气愤。她们往往把这样的情绪体验理解为是一个人能力的不足，很容易批评自己的脆弱。她们内心里有一个理想化的自我榜样，常常会想：“如果我变得不这么脆弱，不这样容易感到受害，我的问题就能解决了”，却习惯忽视自己在关系中的被忽视、被否定和缺乏实际的支持。

这种差异在一定程度上源于社会中存在一种普遍误区：很多人会认为那些容易哭泣，容易感到受伤的人有情绪问题，但同时却把情感淡漠视为刚强，意识不到其实这意味着另一种情感能力的缺失。这样的人缺乏体察和安抚他人的能力。他们不允许别人软弱，也不允许自己软弱。如果你向他们表达“我很受伤”，他们第一反应就是建议你：“你就不该感到受伤。”

《我可能不会爱你》剧照

更重要的是，在社会化的过程里，人们对男孩女孩的要求往往是不一样的。男孩从小就被鼓励要勇敢，但女性往往会被鼓励要“懂事”，懂得照顾别人，保护所在关系的和谐气氛。每当春节回老家，亲戚朋友一大家子在一起，我就多次观察到这样的现象：长辈们决定去哪里聚一聚，一个十几岁的男孩就很容易说出：我不去了。大家问他为什么。他说：我已经去玩过好几次了，没意思。他妈妈又问：那你吃饭怎么解决？他说：你们不用管我，我可以在家吃泡面。几句话下来，大家就都接受了男孩的选择，允许他按照自己的喜好来安排自己的生活。但如果是一个女孩提出来不想参加集体活动，众人的反应往往是：去吧，大家都去，你一个人干嘛呢，别闹。你看，从一开始，女孩的个人诉求就不被认真讨论的，她的自身感受就是被直接忽视的。

同样，在家庭关系中，很多女性都是这样长期处于过度负责的状态里。比如孩子上学需要接送，很多妈妈就直接把这个任务认下来了。还有一个重要的表现是女性往往要求自己为整个家庭的情绪氛围负责。 比如，有的来访者会提到自己和先生吵架了，先生觉得自己胡搅蛮缠：“和你说不清话。”于是，本来一个挺好的周末，“又被我搞砸”，把孩子也吓着了。此时，她的叙事关注点，就已经从自己的体验感受转移到自己没有做好家庭的情绪管理者的失责上了。

实际上，一个家庭并不存在单纯的迫害者、受害者和拯救者。每个家庭成员都应该为家庭的困境负责。但往往，男性会推脱，女性却会把负责都揽到自己身上来。在关系中，男性会更重视自己的权力和向往，但女性往往会忽略自己，把注意力放在群体感受上。而一个人想要活得舒服畅快，在人际交往中必须有健康的界限，也必须获得足够的支持和理解。

“I”和“me”

在心理咨询室里，面对女性，我常常需要帮助她们学会善待自己。在英文里，“我”的表达有“I”和“me”的区别。“I”是“主体的我”，“me”是“客体的我”。在心理学上也是一样，我们要学会找回“主体的我”，“用行动力的我”，让她去捍卫和保护“客体的我”。

比方说，我买了件新棉袄。我妈妈可能对此张口就来：“太丑了，你该去买个貂。”这个时候，“客体的我”是被贬低的。但如果“主体的我”清晰且强大，就不会把这种贬低接受或者忍受下来，我会回击：“你觉得好就好啊，你那是老太太的品味。”我内心的真实感受得到了捍卫。

《一个女人》剧照

很多看似好像无解的关系，都是因为“I”消失了。很多女性来访者会倾诉：“我老公总是不让我干我想干的事。”“我妈妈总是对我很苛刻。”当我们这样总结一种关系的时候，我们的主体性的“I”是虚弱的，不清晰的，我们完全处在一个被动的角色里。

主体性的消失在女性的叙事里非常常见，哪怕是一些觉得自己非常有力量，也非常注重自己权利的女性，也难免会陷入这样的叙事之中。比如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说法：“我给我老公生了孩子，养了这么多年，难道还不应该……”

在今天，一个女性如果缺乏主体意识，尤其容易陷入痛苦之中。传统社会对女性的要求只是相夫教子。我们这个时代的女性面对的冲突更多。很多女性小的时候被教育要聪慧，要有上进心，要在学业上战胜男孩。可当她们长大了，要进入社会和婚姻的时候， 原有的对女性的评价标准也冒了出来。于是，一个女性要工作，不能依赖别人，但你也不能在事业上太有上进心，不顾家。你要苗条、精致、有衣品，但也不能太爱漂亮了，显轻浮。总之，你在任何一件事上得了100分，就说明你在另一个地方不及格，总有东西让你感到自己太差劲。

唤起主体意识并不容易。“这个世界上所有的被动都是被无意识地主动选择的。”很多来访者在早期咨询的时候很困难。有来访者说，丈夫对自己有一些要求，她并不想接受，但又不能不接受。我问她：那你不就放弃自己的权利了吗？她说：我知道你觉得我很傻，但我只有接受了才能获得宁静。

《女心理师》剧照

作为外人，我们可能觉得很奇怪：这样难道不会痛苦吗？但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人生故事，每种选择都有其背后的形成原因。比方说，一个女性一回到自己父母家里就会拼命干活，异乎寻常的勤快。这种勤快让她身心疲惫又欲罢不能。慢慢地，我们会一起看到，她这样做是因为从小每当她勤快一些，她妈妈就会对她更好一些。当我陪伴着她，让她变得更爱自己时候，她才能从这种自我剥削里走出来。当她可以喜欢自己的时候，妈妈的喜不喜欢，对她来说就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爱的缺位

生活中，我身边也有一些女生朋友是坚定的女权主义者。她们非常看重自己在各个生活领域的权利，甚至有些锱铢必较的味道。比如说，她们之中有人在构想婚后生活时就要与未来的老公约法三章，划分了各种事务的详细权责，细化到如果生了孩子，我喂几次奶，你喂几次奶。这是不是另外一种矫枉过正？

但是矫枉必须过正啊。各种主流的社会思潮总是要先在两极激荡，然后才有机会一步步回到最终中正平和的位置上。比如金钱观，过去我们曾经羞于谈钱，后来我们觉得只有钱才是最可靠的。同样，二三十年前，小说里都是爱情至上，然后一堆人在爱情中吃了亏，于是现在大家都纷纷免谈爱情了。

《北京爱情故事》剧照

在批评新一代的女性在追求权利的过程中太过激进之前，不妨先来理解她们的处境。

我最近发现，在很多新晋的偶像剧里，女主角不会做饭，下厨的都是男主角。在某部剧的最后一集，女主角的妈妈说：“不会做饭，这在以前是嫁不出去的。”男主角的妹妹赶紧圆场：“我哥做饭可好吃了。”场面热热闹闹，皆大欢喜。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孩子对妻子这个角色的理解来源于母亲。在工作中，我听到过很多孩子眼中“不开心的妈妈”，似乎总在厨房里，灶台边忙忙碌碌，委屈、卑微地操持家务。于是今天，当女孩子认定“我可不要像活成我妈那样”的时候，做饭这个本身很中性的事情就变成了是否拥有权利或权力的具象表现。

女性意识到两性中的权力问题，为自己的权利呼喊，这当然是一件好事。但我并不认为，仅仅追求任何一种单纯的理念就能让我们获得幸福。人在青少年的时候总会想，如果有一天父母不管我了，那一切该多美好。可真到成年、独立之后才发现，自己可以说了算了，可这离幸福还远着呢！

弗洛伊德认为一个健康人的标准是具有“去爱，去工作”的能力。每一个看似相同的行为，背后可以是完全不同的两个驱动力：一个是爱，一个是恐惧。驱动力不同，情感体验就大相径庭。

我在街边看到一只流浪的小猫，买了一包小鱼干来喂它。从现实的角度看，我付出了时间和金钱，但我不会觉得委屈，因为“主体的我”很想爱它一下。小猫得到了小鱼干，我也得到了能力体验上的满足。同样，爱一个家，为家人做一份早饭，我会感到自己是有能力的，我的内心是丰盈的，有创造力的。但是，如果我做一份早饭，是因为被他人、被规则所要求，做不到就会得到惩罚——不管那种惩罚是负性评价还是关系破裂——那一定都不会让人觉得愉悦。同样的，换一个角度看，今天，网络上看人们在婚姻关系里变得无比现实，处处计算得失，其内心体验上基本上依旧是被动的，是恐惧的。

这种恐惧归根结底是因为我们对爱特别不信任，也好像没有什么能力和意愿去实践它。

《都挺好》剧照

这种困境不难理解。读大学的时候，我有个大学同学，冬天经常穿得很单薄。有一次我们一起出去玩，她的外套儿脏了，就借了我的羽绒服穿。穿了一上午以后，她突然说：哎呀，冬天原来可以这么暖和的。原来，从小到大都是她妈妈给她买衣服，她的冬季穿衣的感觉仅仅是“可以承受”的冷。因为从来没穿过更暖和的衣服，她就认为冷就是冬天的常态，她不知道，也想象不到该如何让自己更舒服。

人的关系和情感也是这样。从前，大部分婚姻存续靠的是依赖，嫁汉嫁汉，穿衣吃饭。很多女性以婚姻换生存，既不被爱，也没有权利。现在的女性有了独立生活的能力，也把上一代女性在过往的婚姻中不被爱的处境看得清清楚楚，但是，她们却没有见过真正的被爱的样貌。她们对爱自然无法产生信任。在社交网络上，你常常能看到这样的情况：一个女性发帖讲到自己的生活如何幸福。评论里就会有好些人说：你这是运气好，遇到好男人了。大部分说出这些话的女性，并不相信“好男人”会在她的生命中出现。

在《甄嬛传》里，甄嬛最初相信自己是可以被爱的，因为被爱，衣服的料子和冬天的炭火自会有人送过来，因为被爱，她会拥有尊严和安全。而当她开始对爱失望甚至绝望的时候，她投身于对权力的争夺，因为权力也能让她得到这些东西。甄嬛的故事，就是一个人如何逐渐变得只能去依靠权力的故事。但也就像故事的末尾所展示的，只能依靠权力的人，内心都很荒凉。

《甄嬛传》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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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版：树树 / 审核：小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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