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最感人的纪录片：当七八十岁的老年人也要恋爱

*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在纪录片《前浪》开始筹备的2022年，中国迈入了老年人口增长最快的时期。老龄化的加剧引发了社会层面的讨论和关注，在这些关于如何养老，如何保障老年人权益的议题中，“老年”往往被划分为一个特殊的群体，作为社会治理的客体而存在。但老年并不是骤然而至的。对于社会来说，老年人是一个需要扶养的庞大群体，但对于个人来说，衰老是一个必须经历的、缓慢下降的过程，是一个少有人知却又十分漫长的人生阶段。“老年”的抽象与神秘，是因为在公共场域中，真正老年人常常是失语的。而《前浪》试图真正走进老年人的中间，将镜头和话筒置放到每一个人具体真实的生活中，去看他们的故事，聆听他们的声音。镜头下的老人们有自己鲜明的性格与丰沛的生活，就像是先行者，带着观众去触碰那些即将或者终将到来的真实。

文｜魏侨

以下内容涉及剧透，请谨慎阅读

看见我，听见我，知晓我

2023年3月，腾讯视频尤里卡工作室制片人谢琳在上海电视台纪实人文频道公众号上看到了一篇拍摄手记，讲述的正是《前浪》第一集里在宜家拍摄老年人相亲故事的历程。尤里卡工作室已经做出过《十三邀》《解释鸿沟》等节目，始终关注着这个时代正在发生的公共议题，老年议题也是团队一直想要做的选题，于是谢琳辗转找到了《前浪》的拍摄团队。

上海广播电视台纪录片中心范士广工作室此前拍出过感动无数观众的《人间世》，这一次他们将镜头对准了老年群体。“《前浪》最打动我的是，它核心不是在讲养老，而是在讲老。”谢琳说。于是在2023年9月，两个工作室达成合作，腾讯视频尤里卡工作室加入到《前浪》的制作和传播中来。

两年的跟踪拍摄，14万余分钟的素材里，最终提炼出了7个主题，20余位老人的故事。他们的年纪最多的相差了二十余年，有的人追爱、学车、写作，仍然在积极地追求着新的意义，有的人在认知障碍中倔强地抗争，也有人笑对身体正在发生的不可逆的失控，还有人已经失去了自理能力，却依然努力地好好生活。

上海徐汇区宜家的老年相亲角已经有着十几年的历史，几乎成为了城市文化的一部分。老年人，相亲。这两个听起来毫无关联的词语，在如今已经不是一个新奇的话题。伴随着社会老龄化的加剧，丧偶、独身老人的情感需求问题开始被正视。

《前浪》在这里破题，把第一期命名为《不老爱神》。“爱情是我们第一个确定的选题，但是会拍到哪些人物，故事的落点在哪里，这些完全是不可知的。 ”在范士广看来，长久的拍摄历程，是逐渐打破刻板印象的过程。

宝叔经历了三次婚姻被分走了三套房子，现在却依然一边说着“我们没有结果的”，一边热切地为一见钟情的“山口百惠（网名）”付出；玲玲和老张曾经是相亲角的一段佳话，却在80岁的时候选择分手，继续追寻下一段邂逅；金阿姨种花、做旗袍，咕噜噜地喝可乐，穿着带跟儿的白色小皮鞋爬山，碰见喜欢的人就立刻情不自禁地翩翩起舞。

他们的热忱、自由打动了许多年轻观众，但这并不只是一个单纯地歌颂爱情美好，讲述老年人新生故事。就像宝叔一边追求“山口百惠”，一边积极地不断相亲；老张刚说了分手，还在玲玲家里就开始安排下一场见面，但每次相亲前还要去玲玲家吃饭。

这些不仅与普遍认知的浪漫爱并不相符，甚至违背了基本的叙事逻辑。“我们被很多文学、电影给规训了，其实可能这才是一种回到生命最初状态，非常原始的爱。”范士广说。“老年人不会管叙事逻辑，可能复杂、混乱就是生活本身，我们想尽可能把生活的真实的东西展现出来。”

“在七八十岁的年纪，毫不吝惜付出，勇敢追求感情是很酷和很勇敢的，但是故事的底色仍然还是点悲凉的。”在谢琳看来，《前浪》也从来不规避老年要面对的问题，“衰老就是一场不断的失去，你可能会失去自己的老伴，失去你对自己身体和大脑的把控。”

《明天会更好》里95岁高龄，为了带老伴出门旅行而坚持学车的徐纬爷爷，最初分不清倒车入库和侧方停车，第三次科目二的考试依然失败了，《监护人》里的龚爷爷在一次又一次的认知测试里失败，直到去世也没能指定自己选择的刘大姐作为监护人，还有《洗澡》里，因为疾病而失能，只能由专业人员来完成洗澡的老人们，都在镜头下被真实地展现了出来。

有人在衰老的泥塘里挣扎，也有人从容地接纳衰老。患有认知障碍的王敏华阿姨喜欢网购，但无论买回假货被儿女数落，还是最后在菜场丢了手机，她都始终乐观、积极地面对生活里的一切。范士广最初要给王敏华奶奶的故事取名《逆水行舟》，但一周之后又觉得这个名字不合适，“我凭什么要求一个老太太去跟衰老做斗争？人家活得挺顺从、挺开心的，一家人和和美美地生活不是挺好的吗？”最终《逆水行舟》变成了《顺水行舟》，似乎也代表着对于流行的价值观、刻板印象的打破。

可能没有结局的故事，难以去定义的主角，无法用一句话去总结陈词的主题，是《前浪》呈现出来的故事形态。我们在其中既看到了身体的衰老、现实的残酷，也看到了热忱的生活、坚韧的抗争。“被看见是尊重的开始。”谢琳说，“看见真实的人，而不是被各种刻板印象浪漫化和粉饰过样子。无论是悲凉的、残酷的，还是热忱的、有力量的，都是其中的一部分。”

老年应该是怎样的？或许原本就是个伪命题。故事里的老人们不再代表一个年龄、一个年代，而是遵循着自己内心的想法，在真实、具体地生活着。“还原到生活的本身，其实就是高级的。”范士广说。

《前浪》播出后，一位观众的留言切中了范士广创作的初衷，“他说：看见我，听见我，知晓我。”

镜头的背后

《前浪》的拍摄团队几乎都是年轻人，最年轻的导演是“00后”，想要走到老年人中间，获得他们的信任，尽可能拍摄到最真实的素材，是一项漫长而艰难的工程。最初去到宜家相亲角，老人们对年轻的生面孔充满了敌意。“先是派了一个男导演去，一个礼拜就回来说不行，在那儿没人跟我说话。后来又派了一个女孩子过去，我就说你们以后也别来台里上班，就在宜家待着。”范士广说。

导演们在宜家喝咖啡、吃饭，偶尔聊天，没有目的地“混着”，直到三个月之后，老人们开始问“那些年轻人来了吗？”他们才第一次把摄像机拿出来。

在宜家主创们采访了36个老人，宝叔是第一个确定要拍的人物。他是这里万众瞩目的明星，因为热情又慷慨，常常都带着一大箱零食水果和饮料出场，十分享受被大家围绕的感觉。当工作人员去到他家里拍摄时，他自然而然地在锅里煮了六个鸡蛋，导演在拍摄手记中写，“他并不知道我们拍他一个人的早餐敲六个蛋是不合理的，他只是单纯地想给我们做早餐吃。”

在老人们的认知里，来者是客，应该保持基本的礼貌，几乎每一个导演都被自己的拍摄对象招待过，有的人不停地送吃的，也有许多人一次又一次打开自己的相册，给工作人员讲起自己过去的故事。“其实很多老年人生活就是吃饭，睡觉，听听广播，看看电视，甚至就是枯坐。他们知道你是电视台的记者，总是觉得你来了之后我得能够给予你点什么。”

一年多的拍摄时间里，主创和老人们形成了独特的交流方式，他们一起吃饭，一起买东西，一起生活，彼此陪伴，年轻人们的到来成了老人们新的期待。每次离开时，王敏华阿姨总是会问下次什么时候来，而《爱人》中的申阿姨，则在日历上工整地标上“神仙来访”或者“神仙傍晚到”，是因为导演金翔的微信名叫“JX要做神仙”。

在长久的陪伴里，镜头记录下了老人们的不同侧面，比如阿宝坐在家里用手机斗地主，一个人睡着了，醒来以后打电话，朋友因为雨天拒绝了出门，于是他一个人去吃馄饨，又一个人打着伞去了宜家。再比如徐纬爷爷坐在家里一边念口诀，一边对着空气打方向盘，就像和风车搏斗的堂吉诃德一样。还有《洗澡》中的华鹤定爷爷，罹患帕金森症卧床两年，时常跟天猫精灵聊天，他们聊国际形势，也聊退休工资，甚至问人工智能“你们那里谈恋爱吗？”每个问答充满了奇遇感。

甚至《爱人》的故事原本不在计划中，是在这样的相处过程中生发出来的，跌宕起伏，几经反转。一开始去上海精神卫生中心的老年门诊，主创们是想要寻找关于阿尔兹海默症的故事，碰上了申阿姨一家。申阿姨和罹患阿尔兹海默症的老伴难舍难分，似乎让人看到了一个质朴凄美的爱情故事。可在老伴骤然去世之后，申阿姨却突然告诉导演，“你知道吗？我一辈子都不喜欢他。”

没有人知道申阿姨在说这句话时的真实心情，就像很长一段时间内也没有人能够锚定这个故事的落点，直到申阿姨在书中读到“鸡虫得失无了时，注目寒江倚山阁”，坚定地说“我是这么认为的”。这是杜甫很少被提及的一首诗，却又在无比细腻的生活细节中呈现出对于世事的洞悉。“没有什么时候能结束这个问题，但最后是要注目寒江，看得开阔一些。”她说。

老年是处境，生活是选择，点点滴滴的细节，汇聚起最真实的故事，超越所有的预设和编排。“我一直觉得纪录片的拍摄其实是一个相互奔赴的感觉，拍得好与坏有很多时候和导演的关系并不是特别大，其中80%的功劳都是运气，是因为遇到了好的拍摄对象，有一个很好的故事，完全把他自己的生活敞开给你拍。”范士广感叹道。

好好生活

《前浪》播出前，主创们试图联系参与拍摄的老人们，只有王敏华阿姨和家人一起看了成片，儿女们很开心地说“回头请你们吃饭”，王敏华阿姨则提出把“阿尔兹海默症”改成“老年认知障碍”，不想让自己被认为是“痴呆”。

徐纬爷爷住进了养老院，但他依然固执地追求自由，隔三差五就逃出养老院，偷跑回家，自己做饭自己干家务，一个人住上一个礼拜，再回去看看老伴。

风风火火的宝叔已经联系不上，导演听说他找到了新的女朋友，比他年轻许多。再次联系上金阿姨的时候她因为脑梗已经住院了，但旁边床位的病友认出了她，问“你是不是《前浪》里面的那个主人公了，你住院了？ ”

生活仍然在继续，而《前浪》的影响力在持续、缓慢地扩散，很长一段时间里，范士广收到许多身边亲人朋友的反馈，让他感到惊讶的是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父母辈的，“过去纪录片的观众大部分是年轻人，但这次有很多老年观众。我身边的我妈的很多朋友，在看《前浪》的时候看到了我的名字，来找到我妈。很多老年人他们真的看完了，觉得拍得很真实。”这种真实感，也让在屏幕前观看的千千万万老年人感受到“被看见”。

与此同时，有年轻观众评论说“对后浪而言，这部《前浪》来得恰到好处。”在纪录片上线后，主创团队做了一组海报，“一起看见《前浪》，也看见此刻的我们。没有代沟，都是代入。”无论是在相亲角寻觅合适的伴侣，还是通过学车的方式在把握人生的方向，片中讲述的问题，并不孤立地存在于老年，而是贯穿一生的议题。

“每个人都会遇到相似的问题，真实的故事产生的共鸣感， 会让你获得很大的力量。”谢琳说。

纪录片的篇幅有限，许多珍贵的镜头与故事无法在一个小时的片长中完整地呈现出来，于是谢琳给每个主题做了一套文字稿件。稿子里描述了老张过去给年幼外孙女买娃娃，没有送出去，但自己却迷恋上了买娃娃，他给每一个娃娃取名字，买衣服打扮它们，寄托难以与他人言说的情绪。观众还能在稿子里看到被砍掉的故事：61岁的钱女士在家里装上扶手、电动升降床，置办了各种监测仪器，为了照顾父母把自己的家改造成了养老院。

文字可以置放更丰富的细节，更深入的内心自白，也有更广阔的延伸空间。《监护人》里当人民调解员提出了一个考验性的假设：“如果老爷子生病，需要的金钱数额很大，高于老人的资产和收入，你也准备出？”龚爷爷和刘大姐都无法反驳这个问题，但当谢琳找到法学专业的教授咨询时，才得知根据《民法典》条例，意定监护人并不一并承担法定赡养义务。

针对阿尔茨海默症患者的问题，谢琳请了协和医院的主任，更细致、专业地探讨老年人在病程中末期应该如何去照护，并且提出了社会层面上“喘息服务”的必要性。“我觉得我们让大家看见了这些困境，也有责任给出一个专业的参考，引导大家去更好的去理解这些问题，当遇到相似的困境时有据可查。这也是我在传播上非常看重的地方。”谢琳说。

“就像文学的目的都是为了让我们好好地生活，纪录片也是这样。”范士广说，“做纪录片让我们不断通过创作，通过和他人的沟通接触，走出自己比较狭窄、匮乏的世界，去理解更宽阔的世界。也是我希望能够给观众的一个感受，让大家对他人有更多的体谅和理解。”

从《人间世》到《前浪》，范士广和团队始终在这条道路上前行着。“看了那么多老年人的家庭，后边都是中年人在默默支撑着他们，接下来我想做中年人的故事。”他说，“中年人的难可能是更难以言说的，但那一部分可能才是一个作品最好的、最有意义的表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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