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批人在用“紧箍咒”提升孩子的注意力

远远（化名）今年八岁，在北京市海淀区某重点小学上二年级。在升学竞争如此激烈的北京，远远的父母自然是不愿意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所以远远刚上小学不久，就得上各种各样的课外班，课余时间也被塞得满满当当。

前不久，远远的日程表上又多了一项任务，去一家注意力训练中心，参与所谓的“脑波反馈训练”：头上绷上软头带，软头带上连着几根导线，然后坐在电脑屏幕前玩小游戏。

根据该中心官网的介绍，脑波反馈训练“是通过脑电反馈仪捕捉大脑皮层各区的脑波活动节律，基于视听觉方式反馈给儿童”，它是“现代意义上注意力训练的核心科技”。这家中心自成立至今，已经在全国各地多达三十个校区，服务上万名学员。

如果你在百度上搜索“注意力训练”、“提升注意力”、“儿童注意力”这样的关键词，瞬间就会得到上百条相关信息。可是，如果稍微仔细留心观察一下，就会发现在这些机构天花乱坠的晦涩名词、酷炫大脑图片之外，他们并没有给出任何一篇参考文献，对于脑波反馈技术本身的描述更是支吾其词、模糊不清。

天猫截图

所谓的测量脑电波，究竟在测量哪个部位？所谓的“精密设备分析优势波段”，又究竟用的是什么算法？除了网站上的学员情况统计以外，是否有真正严谨的临床证据表明这种训练有效？

对于这些重要问题，这些网站一概没有回答。

只是安慰剂效应？

“脑波反馈训练”又称脑电波神经反馈（EEG neurofeedback)，是通过使用电生理指标来反映大脑活动，并对大脑活动进行可视化、反馈给被试者的一种临床干预手段。这项技术听起来科学，但其实它自上世纪中后期诞生以来，在学术界和临床医学中就一直争议不断。

2017年，麦吉尔大学的心理学家罗伯特·T·蒂博（Robert T. Thibault）和埃米尔·拉兹（Amir Raz），合作撰写了一篇对于神经反馈的综述文章。文章中概括分析了近几十年来的脑电波神经反馈的论文，最后得出结论：这种干预方式的所谓疗效，在很大程度上都能用安慰剂效应来解释。

图 | Neurodevelopment Center

儿童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 是脑电波神经反馈干预治疗的一大热门。有不少研究证据表明，注意缺陷多动障碍者的静息脑电波与健康对照组有明显的区别。而脑电波神经反馈的支持者就认为，通过监控脑电波、训练患者控制与ADHD相关的不同脑电波的微伏数值，就可以达到干预效果。那么，这种效果真的来自于有意识地调节自己的脑电波吗？

为了探究这种现象背后的原因，俄亥俄州立大学精神病学与行为健康中心的尤金·阿诺德（ Eugene Arnold）教授开展了一项临床试验，并专门调查了一款“NASA技术支持”的商用脑电波治疗仪。他采取了双盲随机分组的方法，将小患者们随机分配到安慰剂组和治疗组里，研究人员和参加实验的家庭都不知道自己的所属组别。被分配到安慰剂组的小患者们和治疗组一样，以每周两次或者每周三次的频率，进行一次脑电波神经反馈训练。唯一的区别就在于，安慰剂组里的小患者们受到的反馈，根本不是脑电波实时反馈，而是和他们自己的表现完全无关的随机波形。

所谓“NASA技术支持”的商用脑电波治疗仪SmartBrain的官网

经过四十次的治疗后，研究人员发现，两个组的孩子们的表现竟然都获得了显著的提升——治疗的主要效果是依靠父母和老师对孩子的评估。而且更有趣的是，安慰剂组的孩子竟然被毫不知情的家长和老师们评估为进步更大。也就说，对于一些孩子来说，安慰剂效应起到的作用竟然比“NASA核心科技治疗”起到的作用更大。

当然，如果这只是大量双盲对照试验中唯一得出如此结论的研究，一定是值得怀疑的。但是，英国的一支科研团队在2016年完成了一项元分析，其中整合了十三项双盲对照临床研究、囊括了520名ADHD小患者。他们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目前为止，并没有足够的临床证据表明，脑电波反馈训练技术能够起到治疗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的作用。

更值得一提的是，权威医学期刊《柳叶刀》也在随后刊发了一项临床研究。实验人员共招募了118名被诊断为ADHD的成人患者，将他们随机分配到脑电波反馈治疗组、集体心理治疗以及“假”脑电波反馈治疗组。研究人员发现，治疗结束之后，三个组的患者都报告称自己的症状得到了缓解。也就是说，没有证据表明脑电波反馈治疗组的疗效，要优于传统的集体心理治疗和安慰剂组。

为什么你不该买安慰剂

也许有人觉得，哪怕脑电波神经反馈效应是安慰剂效应，那也能起到治疗的作用——所谓黑猫白猫，能抓到耗子不就是好猫吗？如果家长愿意砸钱在孩子身上，只要效果有了，目的不就达到了吗？

脑电波反馈治疗的干预都是在真正被确诊为ADHD的患者身上进行的 | 图虫

首先，这种疗法的耗时耗力会挤压孩子的课余时间，带来不必要的压力。要知道，前文提到的治疗干预都是在真正被确诊为ADHD的患者身上进行的，而像远远这样只是因为“上课老走神”就被送去进行注意力训练的孩子，才是目前的培训机构里占大多数的存在。

其次，单就论培训机构夸大疗效，不充分提供现在学界的争论与证据的冲突供家长参考，就已经构成了一种欺骗。这样的欺骗行为是建立在我们假设这些培训机构具有基本的科学素养的基础上的。

还有一种可能性是，这些所谓的专业的培训机构人员根本就没有查证文献的能力，对于自己正在进行的“训练”没有任何科学、专业的了解。这样一来，虽然并没有在“是否是安慰剂”上欺瞒家长，但这样不符合从业道德的行为，也就与招摇撞骗没有什么区别了。

某“脑波反馈训练”培训机构在其官网宣传中提供的、含糊其辞的“脑反馈技术”作用示意图 | 图片来自该机构官网

技术仍有前景，但离我们还很远

那么，我们现在应该对这项技术盖棺定论了吗？这项看上去很美的技术，真的就是个彻头彻尾的骗局，一场商家策划的圈钱大戏吗？那些试过很多种治疗方式却总是以失望告终的ADHD患者，需要再放下一根希望的稻草吗？

2011年，京都大学的一支研究团队首次发现，提供神经反馈能提升人类在任务中的行为表现。但这里必须强调的是，他们提供的神经反馈并不来自于脑电波信号，而是由功能性磁共振（fMRI）扫描提供的大脑血流信号。与EEG测量的脑电波信号不同的是，fMRI扫描提供的信号空间分辨率较高。也就是说，实验人员们能够更好地解读、定位不同的信号是由大脑的哪一块区域产生的。

近些年来，科学家们逐渐将目光转移到利用fMRI进行神经反馈的研究。例如，就在今年年初，一项同时利用fMRI和EEG的研究发现，一定的神经反馈训练可以有效提升士兵们的抗压能力，甚至还有起到预防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的作用的潜在可能性。

与其给孩子买一些安慰剂效应，还不如多花时间陪陪孩子 | 图虫

不过，在实验室里得出的结论，离真正被商业化还有很长一段路。拿fMRI神经反馈技术来说，其高昂的造价与使用费用、对于被训练者的挑剔程度，都是目前很难解决的问题。也许在不久的未来，随着脑成像技术的不断发展，这项技术真的能够走进我们的生活，帮助患者改善认知功能——但绝不是现在。

每个孩子的童年都只有一次，对于那些像远远一样接受脑波反馈训练的孩子来说，他们本可以把这个时间花在自己更喜欢、更感兴趣的事情上。与其用自己的血汗钱给孩子换一些安慰剂效应，还不如多花时间陪陪孩子，共同创造出最美好的童年回忆。

作者：曹安洁

编辑：EON、odette

参考文献

1. Arnold LE, Lofthouse N, Hersch S, et al. EEG neurofeedback for ADHD: double-blind sham-controlled randomized pilot feasibility trial. J Atten Disord. 2012;17(5):410–419. doi:10.1177/1087054712446173

2. Cohen, J. D., Lee, R. F., Norman, K. A., & Turk-Browne, N. B. (2015). Closed-loop training of attention with real-time brain imaging. Nature neuroscience, 18(3), 470.

3. Cortese, S., Ferrin, M., Brandeis, D., Holtmann, M., Aggensteiner, P., Daley, D., ... & Sonuga-Barke, E. J. (2016). Neurofeedback for attention-deficit/hyperactivity disorder: meta-analysis of clinical and neuropsychological outcomes from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Child & Adolescent Psychiatry, 55(6), 444-455.

4. Thibault, R. T., & Raz, A. (2017). The psychology of neurofeedback: Clinical intervention even if applied placebo. American Psychologist, 72(7), 679.

5. Barry, R. J., Clarke, A. R., & Johnstone, S. J. (2003). A review of electrophysiology in attention-deficit/hyperactivity disorder: I.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electroencephalography. Clinical neurophysiology, 114(2),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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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Keynan, J. N., Cohen, A., Jackont, G., Green, N., Goldway, N., Davidov, A., ... & Ginat, K. (2019). Electrical fingerprint of the amygdala guides neurofeedback training for stress resilience. Nature Human Behaviour, 3(1), 63.

8. Meisel, V., Servera, M., Garcia-Banda, G., Cardo, E., & Moreno, I. (2014). Reprint of “Neurofeedback and standard pharmacological intervention in ADHD: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with six-month follow-up”. Biological psychology, 95, 116-125.

9. Schönenberg, M., Wiedemann, E., Schneidt, A., Scheeff, J., Logemann, A., Keune, P. M., & Hautzinger, M. (2017). Neurofeedback, sham neurofeedback, and cognitive-behavioural group therapy in adults with attention-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 a triple-blind, randomised, controlled trial. The Lancet Psychiatry, 4(9), 673-684.

10. Shibata, K., Watanabe, T., Sasaki, Y., & Kawato, M. (2011). Perceptual learning incepted by decoded fMRI neurofeedback without stimulus presentation. science, 334(6061), 1413-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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