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中的农民工：再没活儿干，就没钱拿药了

为了多挣几天工资，晓琴（化名）正月初七就匆忙赶回了北京，可至今没有等来复工。疫情之下的餐饮行业尤其谨慎，她所在的这家奶茶店的老板之前说再等一等，已经说了三次。

晓琴51岁，张家口人，丈夫同在北京，去年腊月刚失业，儿子在北京上初一。奶茶店不开工，家庭经济捉襟见肘，上个月她手里实在紧张了，就用起了花呗。“我身边老乡也这么用，我已经花了500多块钱了。没办法，吃饭还得吃吧。”她说。

像晓琴这样的困境农民工还有很多，他们本来就生活在失衡的边缘，一不小心就会跌落。很难想象，如果疫情这么持续下去，等待他们的是什么。

复工拖延再三，用花呗救急

8年前，晓琴在张家口老家找不到工作，就跑来北京打工。她只有初中学历，没有多少选择的空间，期间换过很多工作。

去年6月，晓琴在一个地铁站附近的奶茶店做起了服务员，月工资只有2800元左右，而且老板是“私人老板”，没和她签合同。“一般老板不让签，我们也没办法，就不签了。”她说。不过，好在从那里回自己租房的村子比较方便。

晓琴一家人在北京租住的家。

晓琴的丈夫也在北京，身体不好，不能做重活儿。去年，他在一家电子厂上班，一个月3000块钱。但是电子厂有污染，当地要求关闭，厂子搬到了石家庄，丈夫去年腊月也失业了。

“我老公个子矮，当保安人家说身高不够，不要。”她说。其他的工作也不好找，丈夫决定先回家过年，疫情发生后，她也在丈夫的催促下回了家。

在老家，他们最着急的就是疫情能不能早早结束，他俩能不能早早回北京打工。晓琴问老板何时开工，老板说初五再定，后来又说初八。“我想着能挣一个是一个，初七就自己想办法回北京了。”她说。

晓琴回北京后至今还没开工，老板让她等通知，已经推了三次。“得看这疫情能不能过去吧，毕竟我们是餐饮行业，给人服务的，老板也是害怕。”她说。

现在一家人没有经济收入，孩子开学还要交学费，她很着急。房子这个月的房租、水电费，房东已经算出来了，但眼下没有工作和收入，手里的一点钱也不敢交，“交了，吃饭就是问题，孩子一开学学费也不够了，就省着这点钱给孩子交学费吧”。

回京后的这些天，她只买过一次白菜、粉条、茄子和几袋榨菜，加上家里之前留下的米、面，“凑合吃点”。上个月手里实在不剩多少钱了，她就开始用支付宝花呗，“那个不是这个月花，下个月能还么，我身边老乡也这么用，我已经花了500多块钱了。没办法，吃饭还得吃吧。”她说。

她现在最大的希望就是自己能顺利复工，丈夫能回来找到新工作，孩子顺利回来上学。

不上班就得吃老本，发愁孩子的学费

来一个月下来“几乎不剩钱”的刘兴（化名），疫情来临后更加犯愁。“不上班就得吃老本，我们没钱吃啥老本啊？”他说。

刘兴今年51岁，1988年从内蒙农村来京打工，2017年后住在木樨地，目前的职位是车管员。妻子36岁，智力二级残疾，无业；还有一个上初三的儿子，在北京读书。

刘兴租住的出租房的门口。

他右眼失明，左眼白内障，还不敢做手术，因为只有这一只“好眼”了。这些年，他从事过各种工作，视力越来越不好，好多工作干不了。

当车管员一个月挣3000块钱，他说：“我们这个车管员的工作，说白了不是歪瓜裂枣就是病病殃殃，身体好的人没人干这个活”。

即便如此，刘兴也担心哪天老板不让他干了。去年夏天，领导曾让他休息了一个多月，他明白是不想要他，后来找了领班，说家里不容易，老板才又让他上班。

疫情发生后的大年初一，领导说让他休息，啥时候上班也没说，他心里又在打鼓。刘兴心想，如果这里一直不让他回去上班，就找其他工作，“但是现在还不能找，因为他还没说不要我”。

这段时间闲在家中，他很是焦虑，自己所在单位是“个体单位”，不上班就没钱。目前房租水电一个月1000元，孩子学校离家得有40里地，坐公交上学100多元/月，早饭200元/月，一个月下来几乎不剩钱，今年过年就给孩子买了双棉鞋。

他非常担心疫情持续的时间太长，因为不上班就得吃老本。“但我们没钱吃啥老本？”他说。他更愁的是孩子每学期五六千元的学费，每次缴费学他都得跟朋友、亲戚借钱，还得跟学校说好话，过一段时间再缴。

“每次都是等我上班攒两三个月才能把借的学费钱还清，但是没多久又得交下学期的学费了，总是这样倒不过来。”他说，有一次没钱缴学费，老师不让孩子进教室，他不想让孩子再为难。

刘兴常跟孩子说，要是想留在城里就得好好学习，找到好工作，而且是正式的工作，工资待遇高，还受法律保护。“我说当临时工的话，说辞掉你就辞掉，干到100岁都可能没有退休金。”他说。

疫情加剧了他的迷茫。刘兴本想攒钱给孩子成个家，但自己身体不行，担心“将来只能靠孩子自己了”。

再没活儿干，下面拿药就没钱了

王春（化名）的妻子患有免疫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需要长年服药，如果没有药物控制就容易大出血且不易止血，最终可导致死亡。

王春夫妇是安徽人，2012年来北京后几乎没离开过，因为在那之前，妻子去过很多地方看病，但只有北京一家中医院开的药有效。每年春节也不敢回家，以前有一次回老家，妻子大出血，住院半个多月也没治好，从那之后就再不敢回家了。

王春一家居住在出租公寓深处王春每个月都要去买药，一次拿一个月的量，4000块。在北京村子里租房，房租水电费一个月一千，吃喝一千，一个月要花两三千块钱，“这样算，怎么一个月也要挣六七千才行”。他还要供女儿上学，女儿在北京一所打工子弟学校上六年级。

王春有焊工证，是在铁道部一个单位打工时考的。为了每个月最起码要把妻子的药钱挣出来，他只能找最起码可以按周结算工资的活儿，或者可以提前预支工资的短工。

现在，他找活儿主要靠熟人介绍，活儿好点儿，一天能挣二三百，也有一天一百多块的，都是些零活儿，“找你就去干，不找你就没得干”。

疫情给他带来的最大影响是就是没活儿干，天天在家看手机看电视。他说，这样下去个把月还凑和，要是几个月不能干活儿，生活就是问题了。“这不这个月也没拿药，医生也不上班，去了也拿不到药。”他说。

王春也发愁女儿上学的学费。女儿现在六年级，马上要升初中，开学要缴学费。他寻思着，要是再没活儿干，就找一起干活儿的人借钱周转。

各地“硬核复工”“抢农民工”，与他们无关

疫情初步得到控制后，那些用工地、用工企业比较集中的地方，都上演的一场“硬核复工”、“抢农民工”的“大戏”，如浙江各市政府就多次组织包火车包飞机把千里之外的农民工接回打工地，支持企业复工复产。

不过，这与上述困境农民工没有太大的关系，他们多数以保洁、打零工、收废品等为业，没有固定的雇主甚至没有雇主。当各地吹响复工复产号角，没有人“抢”他们。

疫情发生后，专门为农民工群体提供服务的公益组织“协作者”联合北京三一公益基金会启动了“农民工抗疫救援行动”，对46个困境农民工家庭情况展开跟踪。最新反馈是，春节结束后，仅有18个农民工已复工，但疫情导致他们收入也减少，尤其是那些计时计件的工厂打工者；有16个农民工春节返乡，但其中7个至今仍旧没有返回打工地，原因要么是买不到车票，要么是担心回城后社区不让入住。

南都记者注意到，在这些案例中，近八成农民工没有正式的工作，即未签订劳动合同的非正规就业。疫情发生后，他们有的在等老板的开工通知，还有则是等待干活的机会，比如有农民工以收废品为业，如今社区封闭管理，也无废品可收。

“协作者”团队发现了一个令人担忧的现象，即一些困境农民工的家庭存款正在消耗殆尽，他们开始通过借钱、透支的方式维持生活。有一名农民工说，因为疫情影响，自己挣不到钱，也借不到钱，只能拿两个信用卡套现，虽然知道这不是办法，但暂时只能这样。

由于是非正规就业，他们不能复工就意味着没有收入，加上其本身没有什么储蓄，所以在疫情之下其经济状况相当脆弱，很容易跌入失衡的困境。

实际上，此前从中央到地方都已纷纷出台政策，千方百计帮助农民工返岗复工。人社部牵头建立“点对点”服务保障协作机制，不过也主要是针对“已有工作单位和新确定工作岗位的拟进城务工农民工”。

“协作者”机构负责人李涛告诉南都记者，改革开放40多年，整个社会的人口都在高速流动，农民工与其他就业群体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他们的流动、就业、居住情况也日益多样化，所以现在针对农民工整体的各项政策难免会出现盲点。

我国有近2.9亿农民工，其中有约1.7亿外出务工的农民工。据人社部，截至3月6日，各地返岗复工的农民工已达7800万人，占今年春节返乡的60%；但另一方面说明，还有至少5000多万农民工未返岗复工。而这其中，究竟有多少农民工是困境农民工，仍缺少相关的数据。

被城市和乡村“悬挂”的人

刘兴的妻子残疾，无劳动能力，孩子在北京读初三，一家三口几乎全靠自己当车管员每月3000块钱的工资过活。他曾想在老家上低保，但是村长和支部书记认为，他有能力出去打工，就说明有生活能力，所以不能上低保。

这也是这些困难农民工遇到的问题，他们面临的不仅是就业难题，也有社会救助的难题。“在社会救助方面，农民工其实是被城市和乡村给‘悬挂’起来了，社会救助政策都是跟户籍挂钩的，城市显然也不会把这些农民工纳入低保对象当中。”李涛说。

在他看来，40多年来，农民工进城务工从原来的谋生存在向谋发展转变，“但实际上无论什么时候，谋生存的农民工一直存在”。

奶茶店服务员晓琴、车管员刘兴、给妻子挣钱买药的王春，都是谋生存的农民工。“这一类人都是‘回不去’的农民工，虽然流动性是农民工的一大特征，但实际上困境农民工的流动性反而很差。”李涛指出。

为什么疫情之下找不到工作、生活困难的他们，依然选择返回城市或留在城市？李涛认为，这是因为有一些农民工在老家也找不到工作，或老家支持网络完全崩塌消失了，没有家人亲戚，当然还有一些是为了看病，如在北京给妻子看病的王春。

针对农民工的就业政策和社会救助政策，李涛认为，政策应该符合当前人口高流动性的社会现实，而长远来看，还是要解决户籍制度带来的弊端，消除因城乡造成的政策差异。“尽可能地让各项的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制度、就业政策跟户籍脱钩，同时要用信息化的管理手段，无论他流动到哪里，遇到困境时，政策和服务都可以帮助他。”李涛说。

（图片由“协作者”社工提供）

南方都市报（nddaily）原创报道

南都记者 胡明山 发自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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