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0日，南都记者从云南省政协原副主席杨维骏的家属处证实，杨维骏于6月9日18时03分在昆明家中逝世，享年98岁。杨维骏的女儿告诉南都记者，目前在家中设立了供家人悼念追思的灵堂，暂不接受公众的悼念，晚些时候云南省相关部门将就杨维骏的生平等发布权威信息。杨维骏的遗体告别仪式将于6月12日上午在昆明举行。2014年，中央纪委公布曾任云南省委书记、十二届全国人大环资委副主任的白恩培接受组织调查后，一直坚持实名举报白恩培的杨维骏曾接受南方都市报专访。公开资料显示，杨维骏，男，1922年3月生，云南昆明人，1945年毕业于云南大学政治系，同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民盟云南省临时工委副主任委员，云南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建国后历任民盟云南省委秘书长、副主任委员和中央委员，云南省第五、六届政协副主席，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退休后的杨维骏多年来坚持为民请愿、反腐举报。他为实名举报曾任云南省委书记、十二届全国人大环资委副主任的白恩培，不仅给王岐山写信，还亲赴中纪委上访，创下中纪委信访室接待最年长部级高官的记录。中央纪委工作人员曾称其创下“三最”纪录，即“年龄最大、职务最高、反映问题不为自己而是最为老百姓着想”。2014年，中纪委公布白恩培接受组织调查后，一直坚持实名举报白恩培的杨维骏曾接受南方都市报专访。白恩培之后，杨维骏还曾实名举报过全国人大原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云南省委原书记秦光荣，他此前在接受南都采访时表示，在秦光荣主政下，强拆强征仍在云南持续，尤其对于秦光荣力主的“古滇王国”项目，他颇为反对。“他说一套、做一套，在晋宁使用警力打伤村民后，他只是以不再征用基本农田来敷衍了事，也没有任何惩处措施。”就此，杨维骏向中纪委实名举报。杨维骏：2001年他刚到任云南，我起初对他寄予希望，但不久我就对他提出了批评，但他对我的批评不理不睬，后来我就向中纪委反映情况。杨维骏：中央的科学发展观是“好”字优先，他却以“快”为上，说“快速发展是第一要务，要先于一切，高于一切，重于一切”。刚到云南，他就推出“一湖四片”的毁乡造城大城市化运动，围着滇池建城市，大片基本农田被拆。拆迁中，有的每亩市场价400万，只给村民12万，征地2万亩总计剥夺村民金额高达千亿，农民多次到省委大门口下跪哭诉，他都坐视不理，所以云南百姓给他取绰号叫“白眼狼”。我就给他写信批评他，每年省里要召开2次老干部座谈会，在每次会上也都向他提建议。杨维骏：他没有理睬，想了一个办法排斥我。我不是共产党员，他就将老干部座谈会缩小到党内召开，我就被排除在外了。对于党外人士，只有遇到重大问题才会召开老同志座谈会，我能见他的次数少了，每次开会的时候还有其他民主党派人士发言，我能够发言的时间也少了。杨维骏：后来一次党外人士座谈会邀请我参加，我写了发言提纲，也是提出严厉的批评，结果被告知说没有发言时间了。我就把这份发言稿整理成文字材料，开会时当面递给白恩培。当时他看后，脸色非常难看，毕竟很少有人对他提建议这样严厉，但他拿我也没有办法。这一次，我除了批评他“快”字发展与科学发展观唱反调的思路，同时还就兰坪铅锌矿一案的问题向他提出质疑。杨维骏：去年，我的一封举报信通过媒体记者在网上公开，指出“云南发生6个大要案”。其中涉及白恩培的是他任云南省委书记时云南多处矿藏被低价贱卖给私人老板，包括价值5000亿的兰坪铅锌矿、价值百亿的博卡金矿等。其中，兰坪铅锌矿一案尤其重大。《财经》也曾以“刘汉朋友圈”为题披露：刘氏弟兄的朋友很多，2000年左右，刘汉结识了时任云南省委一位负责人，之后成为其座上宾；去云南省委拜年时，刘汉还送过翡翠手镯、钻石、名表等礼品。有时送完礼就开始打麻将，刘每次会带10万元左右，输完钱才走。2003年，在云南省委主持下，刘汉的堂兄刘沧担任董事局主席的宏达集团以1.53亿元入股兰坪有色，持有51%的股份；母公司宏达集团（刘汉、刘维组成的集团）持有9%的股份。这项低价出售，云冶集团原董事长陈智向当时云南省领导提出异议未获同意，白恩培的理由是“这是市场经济”。杨维骏：云南“金座公司非法集资金融诈骗”案中，上万市民上当受骗，损失金额高达4亿多，受害者到处上访申冤，至今也没有部门受理。2008年就有公安部门汇报金座公司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2009年9月案发后，当地政府将公司生产基地1700万株椿树全部砍伐、10万余只鸡鸭畜禽等全部杀死贱卖私分、遣散基地5000多名工作人员。有关部门下令不准采访报道此案，并下令昆明各律师事务所不准受理投资受害人的诉讼委托。这个案件中，很多证据证明金座公司的非法集资金融诈骗是由当地司法部门一手炮制。还有传言说，案件的根子与省委有关。南都：除了网上公开举报信，你还通过哪些渠道实名举报？杨维骏：去年5、6月份我到北京看眼病，去中纪委递交书面材料，当面向信访室反映问题。当时排队的人很多，我就把工作证拿出来，看门的人一看我是副省级，就把我叫到里面。一个处级干部出来，对我的材料看了开头，就伸出大拇指说“我们感谢你”。又往下看，问材料是谁写的，我说是我写的，他又一次伸出大拇指说“写得好”。就带我进去见一位50多岁的局级干部，从头到尾看我的材料，每个案子都详细问根据是什么，最后跟我说“你举报的问题很重要，我们马上向党中央汇报”。后来有人告诉我，中纪委说我的实名举报创下了三个“最”：年龄最大、职务最高、反映问题不为自己而是最为老百姓着想。这次举报后，中央巡视组进驻云南，巡视组副组长还就我实名举报的问题，跟我了解情况。前几个月，我还给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写信，简要举报白恩培等省领导的腐败问题，这回是用特快专递寄出去的。杨维骏：有好多人打电话告诉我这个消息，大快人心，一个祸害云南老百姓的祸首终于落马，腐败的盖子终于开始被揭开。我觉得现在中央反腐决心很大，辛苦举报总算有成果。1989年全国各地成立治理整顿公司的领导小组，当时云南省的小组组长是省长，我被推荐做副组长，带工作组调查昆钢发现倒卖钢材问题、还买了两部私人面包车，我在会上公开汇报时没有人吭声、组长也不管，我就很奇怪，有监察部门的人拉拉我说，昆钢经理已经痛哭流涕了，我说违法问题不能不了了之。后来我发现省委书记的儿子倒卖统购云烟，出厂价跟市场价相差一倍，赚了很多钱，当时云南省70%的财政都靠云烟。我曾问过云南烟草专卖局一个处长，这样流出去的国有资产有多少，他说100个亿，那可是1990年左右。因为反映问题得罪高官，我只当了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省政协副主席本来应该还可以继续当一届，也不让我当了。南都：退休后继续反应这些问题，你个人有没有受到影响？杨维骏：去年我向中纪委反映情况、举报信又被媒体发布到网上，省里开会的时候围攻我、省领导质问我。后来我的电话被监听，还有车子在门外监视我的行踪。他们给我配的公车驾驶员，不允许出城，不能到乡下去（见农民），车子也只能用在生活、不能用在工作（调研）上。南都：你开通了实名认证的博客、微博，在网上揭露腐败问题，这些都是你自己写的吗？杨维骏：是我自己写的，但我不会打字，是手写好拿到打字店去打好发上网。现在眼睛也不行，都快93岁的人了，很费劲，走路也有点困难，看不清。南都：像你这样副部级官员实名举报的很少见，为什么这么多年一直这么做？杨维骏：我是穷苦人出生，祖父是挑水工人、祖母也是女工，父亲曾担任孙山大本营代参谋长，后来被军阀杀害。我小时候在上海，看到租界里洋人趾高气扬，在家仇国恨的环境里长大，解放前是云南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被特务追捕过，九死一生过来的。曾劳动改造20年，流着泪看马恩文选，有了信心，才撑过来的。为什么我要这样做？这是我应当的，老百姓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干部是公仆，这种思想在我脑子里根深蒂固，我现在待遇不低可以安度晚年，但如果眼睁睁看着老百姓受苦不闻不问，好吃好穿又有什么意义？我也不是针对某个人，谁对欺压老百姓我就要批评提建议，所以这回向中纪委的实名举报中，除了白恩培，我也说了其他几位干部的问题。* 南方都市报（nddaily）原创内容未经授权，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