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亮做裁缝已经9年，量体裁衣是他的坚持，他只做独一无二的衣服。多年来，由他亲手裁制的作品超过了2000件。40岁生日刚过去不久，李晓亮在胸口纹了一个“审视”的“审”字，一笔长竖钻出衣领，穿过脖颈中线，直抵咽喉。审慎的态度也贯穿他生活中的每个角落。他有自己的舍与得。拒绝将设计好的衣服量产，接的单大多靠朋友和老客户推荐；试图寻找一种真实而自由的生活方式，“不跟风、不入流、不买房、不炒股、不生娃、不勾心斗角”，他想把握每一个当下的小确幸。
李晓亮是东北人，数年前为了爱情来到广州，初高中时无话不谈的笔友雯雯成了他现在的妻子。现在他制衣服，她做蛋糕，自由地安排自己的时间。通常李晓亮上午只工作两个小时，午睡后再随机做些事情。他们尽可能每天找时间一起散步，随便挑一个地铁站下车，然后走上几公里，走到下雨或不想再走的时候，就坐车回家。自由的生活是有代价的。李晓亮说，按照主流标准来看，自己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时有负债。但相对来讲，他更能忍受贫穷、忍受平庸、忍受“自己什么都不是”，但忍受不了被许多东西绑架。他更看重生活的状态本身，在乎用什么方式去使用有限的时间，他说别的都排在次要位置。他也没有度假的概念。他认为用时间去换取金钱，再花钱去旅游、去做喜欢的事情，这样是浪费生命。他选择直接去做喜欢的事情，每天都生活在自己向往的“景区”里。在成长过程中，李晓亮是那种“别人家的孩子”，他考上南开大学，读了当时火爆的国际金融专业。但他从来得不到父亲的肯定，越得不到认可便越是渴望。毕业后，他认为独立是解决问题的方法，于是决定逃离，远赴阿联酋打工。交出一笔不菲的中介费后，他抵达阿联酋，被安排在一家游乐园做服务生。不久他变成了熟练工，辗转在迪拜、阿布扎比、沙迦和阿莱因等城市为公司培训新人，也兼做游戏设施的软装设计和装修。工作本身不算辛苦，然而身在异乡，经常被拖欠工资没处说理，让他异常苦闷。工资拖到第三四个月时，已没钱吃饭了，他把周围能借钱的人都借了一遍，能求助的同事都有相似的境遇，差不多一样穷困潦倒。尝到了挨饿的滋味，还被埃及领导、菲律宾同事排挤，有时他会忍不住去天台大哭。那时，伊拉克战争一触即发，他也只能对家里报喜不报忧，怕远在7000公里之外的爸妈“急疯了”。他现在还记得的仅有几句阿拉伯语中，有一句是当时每次讨薪时会得到的答复“因沙安拉布可拉“，意为“如果安拉允许的话就是明天（发钱）”，可这个明天很少到来。还有一句“哈利瓦利”，他也很快学会挂在嘴边，意思是“爱谁谁”。合同到期后，他回国玩了几年电子游戏，开了一个淘宝店。有天淘宝突然改变搜索和推荐方式，如果不按照新的规则来，一件东西都卖不出去。他不太喜欢这种被别人决定命运的感觉。于是他把淘宝店关了，在广州天河南租了间小店，卖些日系饰品和杂货。看店让他有了大量闲暇时间，百无聊赖中开始做一些简单手工，把样式简单的T恤和裙子拆解成布片，再一遍遍缝合、复制。李晓亮自己做的布料架子，在阿联酋打工时就锻炼了动手能力。李晓亮的外公是裁缝，外公家有个很大的操作台，有缝纫机、针线和皮尺，还有一把裁缝剪，他仍然清晰地记得它独特迷人的结构。小时候他时常把玩这些工具，也弄伤过自己，但这没有冲淡他对它们的亲切感。可能是这种融入血液里的记忆起了作用，他一摸到裁衣工具就有兴奋的感觉。“剪子的好坏能从声音听出来，好的剪子剪布就像切奶油一样”，他说。这种兴奋感推动着他去购买更多的工具，买来后又催生了使用它们的欲望。他做出来的衣服被买家拍照、分享，这些反馈带给他非常美好的感受。就这样，做衣服渐渐成了他谋生的方式。李晓亮的外公是裁缝，记忆里外公家也有这样一个大工作台。最开始时，他对服装设计完全没有概念，一切全靠自己摸索。他找来人体模特，搭一块布翻来覆去地摆弄，掐着腰线缝一缝，再把布拿下来研究。后来他才知道，这种“野路子”其实就是“立体剪裁”，是服装设计中非常重要的造型方法，比起平面剪裁更为直观和灵活。自制的剪套，李晓亮觉得“好的剪子剪布就像切奶油一样”。也许因为是从分解结构开始入门，现在李晓亮看到一个人，就能做出一件合乎对方体态的衣服。走在街上看到路人的穿着，也能立刻知道该分解成什么形状的布片，是用什么针法、工艺裁制的。做一件衣服，从构思到剪裁、组合、调试、成型，模特上身拍照，七八个小时一转眼就过去了，几乎感受不到时间的流逝。李晓亮还喜欢写毛笔字，一次抄写上万字的经文。无论是做衣服还是练字，他非常享受这种专注、沉浸的状态，彷佛是在跟自己做游戏，心境轻松又自由。
谈到自己的经营模式，李晓亮用“特别另类、极端小众”来形容。他喜欢做独一无二的衣服，“对做过的东西，产生不了再去重复它的欲望”。虽然他觉得自己在独创性方面算不上艺术家，“还不够分量”，但仍希望制作的是艺术品，而不是单纯的商品。当客户发来一张图，要求他仿制一件衣服时，他会说：“我可以给你做一件好衣服，保证用优质的材料，保证所有工序都是精心制作的，但请不要直接给我一张图”。为了保有创作自由度，他会挑客人，同时也被客人挑。有人觉得他狂妄，有人觉得他不识抬举，为此他失去了很多订单。但李晓亮认为，创造一个作品并得到认可，和抄袭一个作品被认可，带来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价值感。作为一个裁缝，真正要量体裁衣，也要求他面对面和客户沟通，了解尺寸、身型和喜好，更重要的是让客户有参与感、感受到定制的氛围并建立信任。疫情期间，这种模式行不通了。人们出行变少，无法到工作室来，买衣服也不再是刚需，“生意非常不好做，一个月有几单就不错了”。李晓亮看到了短视频和直播带货带来的机遇，有朋友“指点”他，这些有固定的玩法，按照套路来就能赚钱。他想了一下，放弃了，不情愿玩套路去改变自己。他也考虑过量产，可这样一来，就免不了要跟面料商、辅料商、工厂、仓库、物流沟通和妥协，“这些就是我要失去的东西，其实就是我最在乎的东西”。到现在，李晓亮的生意还是仅靠好友、客户口口相传维系着。不止是衣服，他还做帽子、包包、窗帘门帘、家居软装、书法作品等，尽力满足客人对作品审美、意境的需求。朋友经常吐槽他，东西做得不错，为什么照片拍得那么丑？
李晓亮有些无奈，自己是个裁缝，核心本该是做好衣服，摄影、销售都不是他擅长的事。而且每件衣服只有一件，如再聘请摄影师和模特来拍摄照片宣传，那么利润就所剩无几了。对于生产模式带来的困境，他想得通透，但不打算改变。“我就一件一件地去做，我真的喜欢这种状态，喜欢我的客人拥有我独一无二的作品，没办法就是这么矛盾，生活中的很多事都是矛盾的，解决不了。就像你想吃美食的话，它是会长肉的，对吧？”李晓亮给自己的工作室起名叫“小确幸”，出自村上春树的随笔集《兰格汉斯岛的午后》，意思是“微小而确实的幸福”。在李晓亮的家里，可以找出几百件他亲手做的东西，桌子、架子、招牌、工具袋、灯，每个角落都有自己劳动的成果。那些所谓“大”的幸福，理论上需要胸怀大志，而他的生活就在这个工作室里。他觉得自己在做的事情，也许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但让他非常踏实。
他学着承认自己的平凡，有些悲观地看待环境，降低对一切的期待，在这个心理基础上，就会觉得自己已足够幸运，状态还不错，“时不时会有非常幸福的感觉”。李晓亮把“完美是一场灾难”刻在木板上，提醒自己不再去追求完美的作品和完美的幸福，因为完美并不存在。38岁那年，李晓亮曾突发心梗被送进重症监护室，心脏一度停止跳动，医生把他从死亡关口拉回来。那以后他意识到，其实时间不是无限的，不是可以肆意挥霍的，必须要在有限的时间里做些真正喜欢的事情。所以，他坚持做“独一无二的”衣服，除了性格，更是想活得真实，不想妥协。他的肩膀上有个纹身，是个“生”字，左手手背纹了一个“死”字，用一条长长的线划过手臂连接起来，意为“生死一线”。李晓亮觉得，人应该多思考一些关于死亡的话题。有过濒死体验之后，他意识到自己其实并不是想象中那么生猛无畏，也贪恋生活的美好，也是个怕死的人。他开始更多地去反思、审视自己的生活和选择。他把“不入流、不跟风、不买房、不炒股、不节食、不打折，不要孩子、不勾心斗角”写下来，挂在墙上。他会花更多时间去反省，训练“抵抗欲望的能力”，用平和的心态去面对得不到的和失去的东西，不再视已拥有的东西为理所当然，而更加努力去珍惜当下，握紧手中踏实的“小确幸”。 * 南方都市报（nddaily）原创内容未经授权，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