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经贫困”意味着什么？在南都此前报道中，记者呈现了卫生巾背后的经济压力：有人视卫生巾为奢侈品，亦有农村女孩使用毛巾、草纸、用完的作业本、破布条等代替卫生巾。
南都记者观察到，对“月经贫困”的讨论中，舆论场上出现的一些争论，与缺乏基础的月经知识不无关系。在性教育专家看来，从认识月经到尊重女性，月经教育不仅关系女孩和男孩们的性生理知识，也关乎孩子们的人格成长。那么，女孩和男孩们又需要哪些性教育，来去除对月经的羞耻化和污名化呢？卫生巾免税可以解决“月经贫困”问题吗？
作为必需品的卫生巾，其实并不算便宜。南都此前报道提到，一名女性一年在卫生巾上的开销从200余元到千元不等，但对不少中低收入女性而言，这仍是笔不小的负担。为此，她们只能选择便宜但舒适性欠佳的品牌，并减少更换次数，后者有很大的健康风险。在一名租房实习的大四女生看来，对她现阶段的开支而言卫生巾几乎属于“奢侈品”的范畴，在卫生巾上的花销是“巨款”。而在农村贫困地区，由于家庭收入较低和缺少必要的知识，不少女孩都是“有什么用什么”。UU公益创始人、“关爱贫困女童生理健康”项目发起人清幽就发现，毛巾、草纸、用完的作业本、破布条都可能是女孩们的选择。浙江省妇女儿童基金会亦开设有“暖心计划”，为困境儿童、妇女和家庭提供需要的物资，包括卫生巾、内裤、毛巾等卫生用品。基金会副秘书长何晨霞表示，通过妇联系统内部反馈，“暖心计划”资助的西藏和新疆部分地区的女性，也存在用布条代替卫生巾的情况。从南都记者了解的情况看，贫困或边远农村地区普遍存在这种情况，国内有多个公益组织也在为农村女童提供卫生用品或性教育服务。但第三部门的覆盖范围终究有限，很多地区仍是空白，具体需求缺口有待官方或学界的进一步摸底。“月经贫困”亦是全球问题。咨询公司FSG的一项国际调查显示，在全球范围内，超过5亿女性无法获得管理月经的“一切所需”，这相当于全球育龄女性人口的近四分之一。即使在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也有不少女孩因无法负担经期产品而被迫旷课或辍学。无论是使用草纸、破布条，还是延长卫生巾使用时间，亦或者被迫辍学，都会带来两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健康风险及教育受损。北京师范大学儿童性教育课题组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能不能提供廉价的经期卫生用品，不仅是一个底层女性能不能健康、体面地度过经期这么简单。它还关系到——她们能否顺利完成学业进入社会；能不能不受歧视地完成工作，能不能逃离家庭内部的暴力；甚至是能否带着自己的孩子跳出世代贫困的轮回。性教育专家、赋权型性教育督导师王晓斌认为，这将使“月经贫困”的女性产生对“身为女性”的负面自我评价，如果因此认为女人不如男人，那么对自己的期待和人生信念也可能随之变化。散装卫生巾冲上热搜后，在网络上也引发了网友的争论。例如，有人认为女性一个月只用四、五片卫生巾（事实上，这可能是有些人一天的用量），亦有人拿作为必需品的卫生巾和球鞋、男性自慰器相比。在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吴小英看来，这一话题能进入网络和社交媒体的公共讨论也是一件好事。“因为以往月经都被视为女性私人话题，甚至有月经羞耻传统，所以才会有例假、身上来那个了、大姨妈等等婉转的说法。”她表示，武汉疫情期间为女性医护人员捐安心裤的行动，就是一个很好的女性话题进入公共视野的讨论，很值得赞赏。至少可以引起全社会关注，特别是让更多男性了解相关的知识和常识。性别平等倡导公益机构新媒体女性创始人、学者李思磐指出，大部分公共讨论中，男性都是议程的设置者，而以往与性有关的讨论，也常由男性发起。“这种（卫生巾一事）情况，双重颠覆了既有的公共空间发言潜规则，”李思磐分析，这也导致了一些人感到“不舒服”。“遇到这种性别的话题，争吵是挺好的现象，在议论和讨论过程中，往往也可以引起重视。庆幸的是呼声大的议论总能吸引权威媒体邀请专家发话，专家从专业视角给予的点评和建议将有利于社会舆论往科学的方向走。”王晓斌说。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无论是网络争论中的认知偏差，还是边远地区女孩们对月经的不了解，大多指向相似的问题。王晓斌表示，除了物质匮乏和经济短板，月经问题背后最根源的问题是性教育的缺失，以及由此带来的羞耻感和污名感。清幽告诉南都，农村留守女童因为父母外出打工，大多和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由于缺少生理卫生知识，她们很多时候羞于谈起身体的变化。而这也是导致女孩们“有什么用什么”的原因之一。“很多人对月经是无知的，甚至对月经是羞耻和污名的，这也会影响她们看待月经的视角和人格成长。”在王晓斌观察中，由于难以启齿也缺乏表达需求的渠道，一些贫困和性教育落后地区的女孩们因为用了不合格的卫生巾引发妇科疾病后，更不敢去求医，这便是对性错误的价值观导致的对身体健康的负面影响。这也是让清幽特别苦恼的一件事，她帮助的一些女孩就出现了这种情况：女孩们会担心被同学家长碰到自己去妇科看病，认为自己“怀孕了”。在多位专家看来，对月经的羞耻和污名具有一定历史根源。例如，《第二性》一书提到，盎格鲁-撒克逊人把月经说成“诅咒”；在埃及，女人月经期间要受到禁闭；印第安人会在船头放上沾满月经血污的纤维团，因为流出的血对他们超自然的敌人是不祥的。这种情况在古代中国也存在。《新京报书评周刊》的一篇文章提到，汉族民间认为 “月经可以雷……取秽布盖头，雷不敢击。” 在清末的义和团运动中，月经被认为是打败八国联军的法宝，义和团的拳民们从全城搜集到无数染有月经的布条，挂在北京的城墙上，到处是一片红色，认为能叫攻城的大炮哑火。但与此同时，又有“月经既行，秤、尺、斗等应用物品绝对不许女人跨过；某车夫因为车垫给女客污染了，洗涤以后，再烧串纸锭以祓不祥”的说法，指出了月经污血的可怕。王晓斌强调，对经血的污名化不具有生物学的科学性，它本质上是父权文化建构出来的对女性的压迫。“性一直是一种禁忌，用于女性私处的生理期用品，自然也被耻感化了。”长期关注性别问题的作家侯虹斌表示，古代女性由于经期卫生不能解决，不能保证干净和安全，也成了剥夺她们出门、学习和工作的重要理由。时至今日，“赛先生”深入社会，围绕月经的离奇传说大大减少。不过，受传统文化影响“月经羞耻”依然存在，来自家庭内外、两性之间的认知差异也在影响着孩子们的身心健康。王晓斌看来，性教育不仅仅是教授与月经和卫生巾有关的生理知识，实践中也要去掉社会对月经的羞耻感和污名感，强化女性正面的自我评价。她强调，虽然传统文化至今仍在“污名”月经，但随着性教育课程的增多，这一情况也在改变。“月经教育是一种性别平等、女性价值感提升的教育。如性学家方刚所说，性教育不单单是性生理知识的教育，也更多是人格成长和亲密关系的教育。”王晓斌说。不过，从2020年刊发的多项研究看，当前的性教育并不理想。重庆科技学院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工作研究中心讲师杨梨对重庆市两所小学5~6年级学生的调查发现，在“男性有阴茎，女性有阴道”的问题中，有77.3%的学生表示自己不知道，还有9.1%的学生认为是错误的。“这说明小学生由于接受性教育少，对生殖器官缺乏了解。”贵州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夏卉芳对贵阳市16所初级中学1221名初中学生的调查显示，36.69%的学生对未成年女性怀孕的危害不了解，30.14%的学生对遗精或月经生理及个人卫生知识不了解。合肥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对初中生的调查显示，仅有28.0%的青春期女生在月经来潮前获得了月经相关知识，通过老师和书籍途径获得月经相关知识的仅分别占5.2%和13.7%，青春期女生对月经知识和经期保健知识较满意者仅占25.6%和31.3%，其中64.7%青春期女生认为有必要在青春期普及相关月经知识教育。何晨霞在各类妇女支持项目中也发现，目前性教育比较缺乏。她认为，可以通过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两个渠道共同解决这一问题。前者需要政府的教育体系提供支撑，同时也需要家庭配合学校把正确的知识传达给孩子。“女童性教育也是家庭的性教育。”她强调。王晓斌也强调，虽然民间性教育是在中国效果最好的性教育形式，然而家庭性教育却是对孩子最重要的。她告诉南都，从目前情况看，家长普遍缺乏正规的性教育，很多家长对性带有羞耻感甚至污名化。“很多孩子在学校学完，回家里又被家长打回原形了，所以家庭性教育要从家长入手。”在业内人士看来，学校性教育更多从知识理论层面入手，而家庭教育可以更多从主观意识层面施加影响。如果家庭能够正确的引导，一定有利于孩子更好地认识和保护自己。王晓斌建议，学校可以请专业的性教育讲师给家长开设性教育讲座，以此促进家庭教育的专业度。同时，也应当为家长开设网上学习渠道，并为家长介绍专业的性教育书籍。王晓斌也希望，家长们能以“增能赋权”的理念看待性教育，给孩子思考、主见、选择，而不是规训孩子。家长也要掌握随时用身边的小事情开展教育的能力。此外，王晓斌发现，不少家长遇到性教育问题，是去百度、知乎、微博等平台寻找答案。但实际上，家长们不一定能找到正规、专业的性教育知识。“上网看评论比较适合专家去了解公众的心理动态和议论导向，家长不应该去这些平台，而应该锁定专业的性教育学习平台。”南都记者观察到，在对“月经贫困”的讨论中，舆论场上出现的一些争论，也与男性缺乏必备的月经知识有关。在业内人士看来，对月经和卫生巾的性教育，不应止步于女生。虽然男生体验不到月经，但这方面的教育亦有助于他们的人格成长。不少女性都有月经沾到裤子上的经历，在王晓斌观察中，学校开展性教育前，男生之间对此更多是嘲笑，而女生之间更多是回避和帮助。“嘲笑和回避都是来自他们对月经的好奇心和污名感。”王晓斌告诉南都，她也会告诉女孩，如果有人因此取笑你，你可以很坦然地认为是对方的错，你不需要羞怯、自卑，这也有利于女孩的人格成长。王晓斌教育过的一名男孩子，看到女同学有这种情况后，不仅会取笑她，还会在全班传纸条说这件事。但上过性教育课后，这名男生有了“非常大的转变”，看到月经沾到裤子上，会给女生递个纸条提醒她，甚至把校服外套脱下来借给她。王晓斌发现，不少男生都有些“大男子主义”。例如，她在性教育课程上问：当你有女同学月经沾到裤子上，你会帮她买卫生巾吗？而大多数男同学会说，“这是女孩子做的事情，大男人怎么能做这种事情呢？”——如果你长大了有了女朋友，当她需要卫生巾的时候你会帮她买吗？——未来当你有了女儿，她来月经的时候你会帮她买吗？王晓斌继续追问，如果班上有女同学需要的时候你会帮她买吗？这次得到了男孩子们肯定的答复。“为什么性教育是亲密关系的整体教育？因为性教育构建了从认识月经到对女性的尊重的过程，我觉得这点对未来亲密关系的建立也是非常重要的。”王晓斌评价。回到散装卫生巾最初引起关注的原因：不少女性因为难以承受卫生巾的价格，而陷入“月经贫困”。目前看，多个国家对此交出的答卷是给卫生巾减税或免费提供。例如，新西兰政府在今年6月表示，将向全国各地的学校提供免费的女性卫生用品，以解决“月经贫困”问题。该国总理曾披露，该国9岁至18岁之间近95000名女孩生理期只能呆在家里，原因是买不起卫生巾和卫生棉条。澳大利亚则取消原先对女性卫生用品所收10％的商品及服务税（GST）。这些举措在微博上也引起不少讨论。合秦资产创始人吴向宏就表示，与食品相似，对于具有消耗性的生活必需品性质的卫生巾，应该予以免税。多位接受南都记者采访的专家也认为，减税或免费提供卫生巾不失为一个好方法。长期关注性别问题的作家侯虹斌同意吴向宏的看法。“最好还能向特定的人群，发放免费卫生巾。因为在贫困地区，确实就是有女性用不起卫生巾，这对她们是一种很大的困扰。”她说。侯虹斌表示，免费卫生巾满足产品标准和安全卫生的要求即可，经济条件好的女性会自己购买体感更好、质量精良的卫生巾，并不会造成冒领。“我觉得减税是一个最低的要求，”性别平等倡导公益机构新媒体女性创始人、学者李思磐表示，卫生用品比较贵，也是必需品，对公共卫生非常重要。吴小英表示，卫生巾使用的差异首先反映了贫困程度在女性之间的不同呈现。她认为，卫生巾是否减免税这一问题应该在经济学和社会政策方面多做探讨。王晓斌认为，从性教育和关爱贫困女童生理健康的角度看，如果能减税或提供免费卫生巾“当然是最好的”。但从国情和经济角度看，她呼吁经济学专家和社会学专家能关注这一方面，在专业研究后给出适合我国国情的对策。目前看，帮助公益机构覆盖贫困女童的可行性更高。李思磐也认为，目前国内提供免费卫生巾的可能性不大。但她也表示，贫困地区缺少的卫生用品不能仅靠捐助，这样只能满足一小部分人的需求，应当创造可持续的供给。“这种情况下，可以通过市场、税收来调节，让生产特别便宜的、合格的，满足卫生需求的卫生巾厂家免税。”李思磐说。此外，为满足基本的卫生用品需求，她建议，也将卫生巾纳入救灾扶贫物资等国家采购体系。“是否可以在贫困地区和其他低收入群体中，以准公共物品的方式对经期卫生用品进行配置，将其列入价格管控名录，并享受基本的补助？”前述北京师范大学儿童性教育课题组文章也提到。值得关注的是，提供服务的公益机构也存在较大压力。以清幽所在的UU公益为例，今年的筹款缺口为三百多万元，可为一万多名女孩提供卫生用品和生理心理健康关爱。“捐了一年，第二年孩子们期盼的眼神问今年还会有嘛。这时候，我都很想哭。”清幽说。浙江省妇女儿童基金会副秘书长何晨霞也表示，“暖心计划”上线众筹平台后有一定关注度，但筹款速度较慢，20万的项目经费需要一年的时间才能集齐，仅能勉强满足项目需要，难以扩大覆盖面。此外，她告诉南都，卫生巾生产企业目前也缺少这类的公益项目，若能对公益机构提供公益采购价，也可有助于扩大项目覆盖面。南方都市报（nddaily）原创报道
南都记者 宋承翰 实习记者 王凡 发自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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