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三下学期，我去到北京一家出版社实习，周一到周四在出版社坐班，周五到周末回学校上课，七天无休。我的本科学校在天津，那一年，我在来回两座城市的节奏中度过，实习费用基本都用来填补交通费、食宿费，幸运的是，因为曾经给一家青年空间写过很多稿子，他们负责人愿意给我免费打地铺，我就这样睡了半年地铺，节省房租。
在出版社实习期间，每天早晨，我要坐上开往朝阳门的地铁。从五道口换乘到朝阳门，如果畅通无阻，四十分钟可以到达，但一般来说，算等车、挤车、换乘、下车后走路的时间，大约要一个小时。
有时候，我在五道口等二十分钟都无法挤上车厢。早班车的地铁像一台研磨机，每一个人都被碾压，即便是筷子一样的瘦子，进入车厢后也无法动弹。他会竭力伸长脖子，试图呼吸上层的新鲜空气，但除非他身高一米九以上，否则他能闻到的，还是汗臭味、香水味和烟味。即便坐上车，乘客也要小心谨慎，坐到西直门的人，在知春路站需尤其留意，那是换乘大站，出来和进来的人都够你呛一壶。上地铁的人总盼望进去，地铁里的人希望进的人越少越好。在北京工作，我会有强烈的紧迫感。北京是“争”的极致，大江南北的“于连”都来这里争，争学历、争工作、争转正、争学区房……对于学历不够的人，这样的焦虑会被进一步放大，刺耳的招聘信息提醒着你，你不是硕士研究生，我们不要。这段打地铺的日子可能是我最起早贪黑的一段时光。我的日常就是：早上七点起来，骨头咯吱咯吱响，匆忙洗漱，穿外套，睡眼惺忪上地铁，一边扶着把手，一边在地铁上闭眼小睡，等换乘了再匆匆忙忙随人流一泻而下，晚上七八点，再次坐上返程的地铁，出来时已是一片清凉，路面上停满了共享单车，仿佛一片自行车的坟场。有时漫步在朝阳门内大街，看到一排排气派的建筑和陌生的人流，尽管我们同在一座城市，却又是如此不同。我能够在这片城市立足吗？黑幕落下，望着大雾笼罩的远处群山，偶尔也会问自己，但很快就会被推推搡搡的人打回原形。那是我对五道口印象深刻的一年，很多个夜晚我都从地铁五道口站出来，抬头看到购物中心的蓝色灯牌。昂扬的标语是五道口的写照，这里网罗了一批一流的大学生和创客，他们有的是北京土著，有的远道而来，五道口名头响亮，不但是奋斗之地，也是魔幻现实主义创作的宝库。沿着成府路、蓝旗营一带，豆瓣书店、万圣书园隔着一条马路。再走几步路，便是北大东门，圆明园和中关村就在附近。后来，我住进了五道口的合租房，三室一厅，十个人一起住，在我们屋，四个男生共用一屋，类似于大学宿舍，每个月交2000块房租，就在五道口，听起来不错，其实也就那么一回事。
住在群租房，每个月都会遇到检查。每个月总有那么一天，小管家告诫我们，有人敲门不要马上开，先透过门上的小洞，看看来者是谁，如果是送外卖的就开，不是就假装屋里没人。一般来说，送外卖的敲门声比较温柔，查群租房的，敲门声格外地响，透着一股凶狠劲儿，我们听到就脊背发凉，哆嗦着腿，不敢出声，猫手猫脚的，键盘都不敢敲。待到敲门声止，才重新作业。可总是关门也不是个办法，中介就和执法大队里的朋友通气，约定个时间，我拆床，你检查，等你拍完照走了，我再把床装上。这样的日子持续到毕业。大四下学期，我换了一份实习，去到媒体工作，但结束实习后决定开始自由写作。朋友说很羡慕我，觉得自己的生活越来越像监狱，我却羡慕他，有社保，有基本收入。朋友笑了，这大概就是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当时离开单位，没有接受转正，并不是过得多么不顺心，相反这可能是我最愉快的一段实习，但我厌倦了追逐热点，也对每天都需要更新的生活感到疲惫，因为这是一个不断输出的过程，而你的输入跟不上，久而久之，你就是在透支自己的储备，所以才会想要离开。毕业后，我搬到了五道口华清嘉园，住在706青年空间的书屋里。706青年空间是类似嬉皮士公社和青年社区的结合体，书屋是一家生活实验室，把志同道合的人聚起来，探索不同于冷冰冰合租的生活。那时候每天早上起床，我能隔着窗户看到13号线飞驰而过的地铁。
706本部，在里面打过一年地铺，办公室、图书馆和咖啡馆都睡过。
书屋的月租是2500，我跟706运营者说，自己可以每个月办一场分享，供一篇稿子给706新媒体，把月租降到了2000元。在五道口，这算是一个相对便宜的数目。朋友问我为什么非要住五道口，不住远一点，租金便宜，住的房间还大点，我说因为五道口朋友比较多，在外地，我更喜欢待在离朋友近的地方。为了给自己省一些钱，多一笔储蓄，我在五道口想了很多省钱的办法。比如写书评、读后感换取免费赠书（把购书的开支减掉）、给706办活动换取一定的住宿补贴。在706是一段快乐的时光，但这样的时光在疫情中结束了。今年春天，因为经济上的持续亏损，以及被邻居举报（由于举办活动扰民，706与邻居多有矛盾），706本部宣布关闭。706公布消息的那一天，我和很多706认识的朋友在社群里自发怀念，也在朋友圈说了一些很失落的话，因为对我来说，那不仅是一个青年空间，也是我在北京留下美好记忆的地方。因为706要整个撤出五道口，我们的书屋也面临了告别。在北京，你随时要做好突然就离开的准备，有时候，你会觉得在北京住的地方是你的家，但被迫离开时你知道，这里从来不是你的家。总有一些时刻，我抬头看见高大的宫墙，感到自己的渺小，也意识到自己举目无亲的处境。我在北京有一些朋友，也有过一些美好的时刻，但在这座威严的城市，我似乎是一个注定要离开的陌生人。今年年初我在老家湛江过年。疫情刚缓和，3月份我就回到北京。隔离结束后的第一天，我回到五道口，重返706本部所在的华清嘉园。但我进不去。因为新冠之后进入小区需要出入证和身份证，而我并没有华清嘉园的出入证，只能远远地望一眼706所在的15号楼，然后独自离去。
706的书屋回不去了，我搬到六道口附近的一处小区，两室一厅的合租房，完全合法，不用担心查房，但中介有点坑，住进去后我和室友才发现，这是一个漏水漏电的房子，有几个晚上还容易跳闸，为此我们麻烦了好几次维修师傅。春天本该是万物复苏的季节，但我和朋友却对前路迷茫。朋友所在的纪录片团队因为疫情暂时解散了，她不得不找一份新的工作维持生计。在某家图书公司工作的朋友也选择了暂时停薪留任。这期间，我听说不少朋友被裁员、失业，也在新闻上看到一家家书店关门了事。我不知道这个具体的数字是多少，但自己亲身的感受是：新冠疫情对我们这一代人的冲击比2008年金融危机还要大。疫情对我供稿的媒体、刊物也产生了冲击。三月份一位媒体朋友透露，领导下个季度可能要削减财政支出了，我知道，外约稿酬是被削减的重点对象，从三月到四月，我在那家媒体也确实没发过什么稿子了。四月份，一家供稿平台实质性解散。比收入锐减更让我心悸的是，去年秋天父亲罹患鼻咽癌入院，前前后后花了20多万（化疗、放疗、后期检查等），两位哥哥和我分摊，母亲也从邻居那借来一笔钱，幸运的是父亲年初从鬼门关里出来了，我们又是团团圆圆的一家人，但这次意外让我对经济有了更深的担忧，因为我要挣的不只是养活自己的钱，还得考虑到父亲和母亲未来的生活。他们的储蓄已经在一次次疾病和供养我上学中消耗殆尽，现在是该到我报答他们的时候。今年夏天，因为和室友规划不同，在六道口住了3个月后，我又搬回了五道口，我以为这就完了，但是两个月后，因为房屋中介租的两居室处于亏本局面，为了止损，他决定把我们住客转移到一处三居室，这样能多住一个人。当然，搬家是中介在帮忙的，所以这一次没有太折腾，只是住的空间明显缩小了，我花费一个月2500块钱，住在一个狭小的二人间。在北京，如果你要住个好的单间，在三环内至少得4000块钱甚至更多，如果想要3000块以内就有单间待遇，就得迁移到燕郊、通州等边缘地带。不久前，我去燕郊见到了一位久未谋面的朋友。她如今是编剧，也在写小说。我们分享了各自的瓶颈。她现在说是编剧，但没有自主权，给公司打工，剧本最后怎么样，她做不了主。我写小说、评论，但寂寂无名，年初拿了一个青年文学奖，进了几个比赛的复赛或决赛，生活好像也没多大变化，依然出不了书。说实话，如果写很迎合市场的东西，也不是不能出书，但我还是不想，总觉得第一本书很宝贵。
我们分享了各自的稿费信息，那些我们最心爱的收入，而在今天最廉价。我们说起年轻作者要等待多久，“熬”，是对话中提到最多的字眼。熬什么？我说，写出代表作。可是，如果你觉得写得好，却没人看呢？我们一同走向沉默。* 南方都市报（nddaily）发布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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