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个月内，黑龙江依安县赵先生称九万多元，全部被侄女用于打赏一直播平台直播间内让她“感到温暖”的主播们。近日，赵先生向南都报料，今年10月17日，他在核查账目时发现自己账户内九个月内向一直播平台充值了九万余元，一查才发现竟是自己12岁的侄女明明（化名）获知自己支付密码后在直播间内悄悄打赏主播93271元。事发之后，赵先生与该平台客服多次沟通，希望能追回充值钱款，却被告知须证明消费系未成年人做出才能退还全部消费金额。而在赵先生向该平台提交包括支付记录、侄女口述视频等相关证据后，却被告知仍不足以证明，不能退还赵先生充值金额。有观点指出，如何识别游戏主体系未成年人，又如何认定虚拟货币消费系未成年人所为等，是家长、游戏公司共同头疼的问题，举证难成为了目前未成年人网络消费纠纷家长维权普遍现象。南都记者注意到，5月19日，最高法出台相关指导意见明确，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未经其监护人同意，参与网络直播平台“打赏”等方式支出与其年龄、智力不相适应的款项，监护人请求网络服务提供者返还该款项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10月17日，黑龙江省依安县的赵先生称在核对疫情以来的收入账目时，发现账目余额异常，仔细检查微信支付记录后发现自己的账户自今年2月18日至10月16日，陆续在一直播平台充值了九万余元。仔细询问下得知，是侄女明明在观看直播视频期间因购买金豆、续费直播会员充值了93271元，并在充值消费后删除了微信账单的支付通知和短信通知，导致他没能及时发现阻止，“给孩子玩的那个手机是我的备用机，平常不会仔细查看支付记录”。据赵先生介绍，明明的父母在几年前离婚，抚养权归属于母亲，但是因为他妹妹目前在外务工，所以明明平日里主要与他和他母亲一起生活。疫情期间，孩子需要大量使用手机上网课，于是他放松了警惕，允许孩子自主使用手机看视频、玩游戏，“但不清楚她在直播平台看交友、秀场直播。”“确实也是我们对孩子管教不够。”赵先生承认，他和母亲对明明的关心不够，才让她沉迷于直播，“孩子说在直播间里有很多人一起说话，感觉很温暖”。10月至今，赵先生多次联系该直播平台进行申诉，希望对方退还已充值金额。因为明明的妈妈还在外务工，所以该平台客服要求她作为法定监护人签署了在线委托书，并要求赵先生提供四项材料：监护人与委托申诉人身份证件、监护人委托书；孩子的户口本、出生证明；微信、支付宝的账单记录；此消费是未成年人进行的相关证明。不过，在赵先生提供了微信和支付宝记录、明明口述证明属未成年人消费的视频后，该平台客服多次拒绝了赵先生的退款申请，表示材料“不足以证明系未成年人在无监管状态下独自做出的消费行为”。11月7日，南都记者联络该平台客服，咨询有关未成年人打赏退款相关问题，对于“未成年消费证明”，客服回应称不论任何形式与内容，只要可以证明有未成年人使用账号消费即可，对于这项证据具体指什么，客服人员始终没有给出直接明确的例子。 “我也问了客服能不能举个例子，到底哪种材料才能补充证明，但一直没有明确的例子。”截至发稿前，赵先生仍没有收到任何的退款。赵先生和明明的遭遇，正与南都此前针对未成年人巨额打赏调查的情形类似。家长、直播平台各执一词：家长指责平台存在审核漏洞，未履行企业责任；平台则称家长未尽监护责任，在审核退款的同时担忧被“恶意退款”。5月19日，最高法出台相关指导意见明确，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未经其监护人同意，参与网络直播平台“打赏”等方式支出与其年龄、智力不相适应的款项，监护人请求网络服务提供者返还该款项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陕西恒达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知名公益律师赵良善向南都记者表示，《合同法》《民法总则》等法律法规，均对未成人游戏消费性质和法律后果进行了规定，但是并未就举证责任进行界定，如何识别游戏主体系未成年人，又如何认定虚拟货币消费系未成年人所为等，是家长、游戏公司共同头疼的问题，因此举证难成为了目前未成年人网络消费纠纷家长维权普遍现象。赵良善认为，就民事诉讼法“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据规则，网络平台要求家长举证证明消费行为是孩子本人实施并无不当。但是，他也指出，结合司法实践及举证难度，这种举证要求不能过于严格，在家长提供消费流水，游戏账号，未成年人手机ID，未成年登陆游戏所进行的账号设置、认证信息、微信或QQ登陆时的设置记录、照片、视频等能够让人初步相信未成年人游戏消费的合理证据时，游戏公司就应该酌情退款。* 南方都市报（nddaily）原创内容未经授权，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