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立生育基金制度解决“生育危机”，真的有用吗？

8月14日新华日报发表了《提高生育率：新时代中国人口发展的新任务》的署名文章，文章建议设立生育基金制度，解决我国的人口出生率面临断崖式下跌的现实问题，随后，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胡继晔也发表言论称，未来不仅可以设立生育基金制度来鼓励生育，还要对丁克家庭征收“社会抚养税”。

这样通过“罚款”提高生育率的提议立刻引起舆论热议，在社交媒体遭到一片抨击。解决“生育危机”问题，除了罚款我们还能做什么？

“新生儿” 图片来源：央视新闻

我国正面临严峻的生育危机

实际上，中国人口面临的严峻态势比我们想象的要严重很多，据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2017年全年出生人口总量和出生率双双下降，出生人口总量比2016年减少63万人；全国人口出生率为12.43‰，低于2016年。

同时，结婚率下降亦是社会人口结构变化的信号。2018年第一季度全国的结婚人数较5年前同期结婚人数的高位428.2万对下降了29.54%，这也意味着社会生育率会相应降低。

社会结婚率、生育率、老龄化程度等，其实都具有高度的内在关联。结婚率走低，导致社会生育率降低，反过来又会进一步加快社会的老龄化进程。

而关键的是，现在民众的生育意愿也在降低。自我国正式放开全面二孩政策后，2016年、2017年每年都有1700万的新生人口，达到了近20年人口增长的高峰，但不容忽视的是，这一部分新生人口的父母大部分出生于1985-1990 年，也是我国近30年人口最多的一批人。1700万的新生人口，实际上是一种延续性的增长。并且根据数据显示：在2017年的新增人口中，二孩比重达到51.2%，超过一孩占比。这说明即使二胎政策的开放，很多人生一胎的意愿也在大幅降低。

另一方面，中国的老龄化程度已达到国际标准的1.5倍，更可怕的是由于生育率不断下降，老龄化程度还在不断加速。如若老龄化社会到来，将会滋生一系列社会问题，如经济发展急速下降，生产力严重匮乏，也就是劳动力比例失衡，养老金的缺口将会越来越大，年轻人的负担将会越来越重……老龄化已经是一个关乎民族存亡的问题。解决“生育危机”遏制老龄化趋势蔓延变得刻不容缓。

为什么现在民众“不愿意生”?

事实上，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生育率下降是一个普遍规律，无意生育也并非中国年轻人独有的人生观，放眼世界，越是经济发达国家，生育率越低。在美国，2009年以来生育率达到了历史最低值，并一直在低位徘徊。在日本和德国，40岁的女性有三分之一没有生育过。

在国内，作为今后生育主力的90后、00后们更崇尚自由和独立，而年轻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对生育的意愿近来也在急剧下降。同时，由于部分企业对女性职场的差别待遇，也导致部分女性面对职场压力，不敢生育。

另外，大部分国人自小受的是“少生优生，晚婚晚育”的教育，这也影响了生育意愿。

当然最为关键的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养育孩子的时间和金钱成本越来越高，加上托育服务短缺、医疗资源分布不均、房价高企等诸多现实原因，也让现在的年轻人“不敢生”、“不愿生”。

西安一家长统计养孩子成本

以西安为例，有家长曾经粗略计算过，在西安从孩子出生到大学毕业就得45万+，这还不包括孩子之后要继续出国深造的花费。面对这样高额的生育成本，即使有生育意愿的家庭，也只能望而兴叹。

解决“生育问题”依靠“罚款”有用吗？

在国外，一些国家深陷生育率低、严重老龄化等困扰，国家级逼婚的案例也不在少数，历史上也曾有国家面对人口问题进行过 “强制干预”。

例如，1966年罗马尼亚为了提高人口数量，增强国力。废除了以前关于个人可以自由流产的法律，实施了禁止堕胎的政策。并规定，禁止离婚，每对罗马尼亚夫妻至少要生四个孩子。在这项政策实施一年之后，虽然罗马尼亚的婴儿出生率翻了一番，成绩显赫。但地下流产与堕胎的服务也随之出现，怀孕妇女的死亡率不断上升。仅仅一年中，罗马尼亚的婴儿死亡率就增长了145.6%。

图为一群婴儿，照片摄于1989年，其中很多都生病或残疾。 图片来源：凤凰网

而为生育问题焦虑的还有韩国人，2015年韩国为解决“人口问题”征收单身税，规定年薪2000万到3000万韩元的未婚劳动者，需要多缴纳20万韩元(约合1100元人民币)左右的税金。不过，即便如此，韩国政府“逼婚”的成效近年来也收效甚微。据数据显示，目前20至29岁的韩国人中，未婚率依然高达91.3%，未婚率的逐年增长导致韩国总生育率更是连续下降，2016年新生儿只有42万左右。

可以看出，解决“生育问题”依靠“罚款”未必能达到期望，若想真正形成生育率的稳定增长，还是要奖励多生而不是惩罚少生。经济学家马光远指出，“‘提高生育率’一定要抓紧构建鼓励生育的公共政策体系，在产假、孩子入托、幼儿教育、家庭负担减轻、税收减免、财政鼓励上下大功夫。”创造适合生育的社会环境，鼓励民众“愿意生”因此显得更为重要。

通过“鼓励生育”提高生育率迫在眉睫

最近十年，我国多次调整生育政策以应对人口发展趋势。从2000年出台“双独二孩”，到2013年的“单独二孩”，再到2016年的“全面二孩”。 面对新的人口发展态势，渐进式地调整计划生育政策并鼓励民众生育已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就提出：“促进生育政策和相关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加强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未来，我国将建立完善包括生育支持、幼儿养育等全面二孩配套政策。即通过完善生育家庭税收、教育、社会保障、住房等政策，探索对生育二孩的家庭给予更多奖励政策，减轻生养子女负担。

针对陕西而言，陕西省统计局近期也发布了《陕西省2017年人口发展报告》。报告显示，2016年陕西省二孩增长加快，占比首次超过了一孩。但育龄妇女人数减少且生育意愿不强，人口增长后劲乏力。同时建议，适时全面放开计划生育，出台鼓励生育措施，通过对生育进行补贴奖励等方式提高生育意愿。

可是我们需要注意，现阶段，可量化、落到实地能够执行的配套政策还在探索中。

“鼓励生育”不妨借助“他山之石”

关于生育政策的鼓励措施，我们可以借鉴他国是如何做的。

俄罗斯家庭 图片来源：华商网

在俄罗斯，为了促进人口增长，政府大力推行鼓励生育和扶持多子女家庭的政策。通过设立“母亲基金”对生育第二个及更多婴儿的家庭提供补贴，并允许产妇享受140天全额津贴产假，而且还向多子女家庭免费提供住房用地，并且对生育超过10个孩子的妇女授予“英雄母亲”荣誉称号并给予物质奖励等。

作为“少子化社会”较为严重的日本也积极鼓励生育。日本妇女在育前做孕检基本都是免费的，并生产之后享有约一年左右超长产假。并且从怀孕四个月一直到小孩读到中学毕业，每个阶段会有不同的补助金发给家庭。其次在社会照料方面，日本有很多保育园和幼儿园，并配备专业的育儿师，而且孩子上保育园和幼儿园的50%以上的费用是国家出，只有20%左右的费用由孩子父母负担，这为双职工家庭带来便利同时也减轻了生活压力。

当然，我们反观新华日报发表的文章，虽然其“生育基金”的建议饱受诟病，但其中还有一些建议确实值得我们思考。例如，大力发展幼教产业和托幼服务，帮助家庭分担儿童照料责任；将征收数年的社会抚养费用于生育补贴；延长产假时间；制定鼓励生育的住房政策，对多胎家庭提供长租房、租房补贴等；对多孩家庭和女性再就业的企业给予税收优惠，并对二孩家庭减免个税和财政补贴，以减轻多胎家庭职业和生活压力。

“鼓励生育政策”从探索到落地，还有极其漫长的过程，可是对如此严峻的现实，如果真的想下决心改变现状，这就需要政府管理者未雨绸缪，创造适合生育的政策和社会环境，让年轻人，不仅“愿意生”，还要“生得起”“养得起”。

来源：西部网、陕西头条

---

要闻回顾：

社会、民生类稿件征稿

一经采用，稿费1000元起

征稿邮箱：[e-ma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