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一小区多名业主称遭遇相同，已有人向警方报案

新房交房在即，业主却频繁遭到推销电话“轰炸”，生活和工作受到严重影响。5月12日，本报报道了甘井子区一小区业主刘女士个人信息遭到泄露的事情。（回顾→大连女子新房未交付，却接到这些电话...）报道刊发后，小区多名业主联系本报，表示自己有着相同的遭遇，已有人向警方报案。目前，个人信息泄露呈现高发态势，国家采取多种措施向不法行为“亮剑”。但实际上，很多人都遇到了维权难的尴尬。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哪些？如何加强治理？对此，记者进行了采访和调查。

母女同购房妈妈电话被“打爆”

5月12日，本报报道了甘井子区一小区业主刘女士个人信息遭到泄露的事情。报道见报后，该小区业主张晶（化名）向本报反映称，去年12月，她和母亲在小区里分别购买了一套房屋，并分头在两家不同的银行办理了贷款。此后，母亲吴女士的手机接到了大量推销电话，来电者包括装修公司、家具销售人员等等。“手机一会儿就响一下，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吴女士经营着一家企业，因业务需要，无法屏蔽陌生来电，各种推销电话严重影响了日常工作。

奇怪的是，女儿张晶的手机却一切正常，这让母女俩百思不得其解。“一起购买的房子，为啥一个人没事，另一人却频繁遭到骚扰呢？”张晶与同小区其他受害业主取得联系后，就信息泄露渠道进行了分析，由于缺少共性特征，尚无证据指向购房流程中的某一环节。

记者发现，小区还有其他两名业主遇到了个人信息泄露的问题。本报官方微信推送报道后，一名业主留言称：“每周至少接到三个装修电话，在明确告知没有装修意向的前提下，同一家装修公司换电话号码反复来电……”另有业主留言：“天天被装修电话‘轰炸’，换成谁也受不了，原来不好意思挂断，现在干脆一句话不说直接挂掉拉黑。”

五个领域成信息泄露“重灾区”

个人信息泄露的多发领域有哪些？根据本报征集到的线索，记者进行了梳理。

1

购房类

网友“@水蓝”称，最近为了购买二手房，找了房屋中介帮忙办理贷款手续，结果各种装修公司电话接踵而来，不堪其扰。后来，对房屋中介进行了投诉，电话终于消停了。网友“@若水”表示，去年九月份买个小公寓，然后接到了各种装修公司的电话。到今年，各个房屋中介又开始打电话询问，“是不是该出租了啊？托管不？”

2

购车类

有网友反映称，签完购车合同后，连车都没摸到，就接到了车险的推销电话。

3

幼儿培训类

“孩子出生没多久，各种早教电话就来了。”“儿童摄影和儿童培训机构总来打电话推销，直接就能说出孩子的姓名，信息是咋泄露出去的？”多名网友向本报反映了类似的经历。

4

金融贷款类

“需要办理贷款吗？额度高，不用抵押，即时放款……”市民梁先生总能接到贷款机构的电话和短信，每次接到电话后，他都会告诉对方“不需要”，但同一家机构还会换人换号码继续打，让他不胜烦恼。

5

网络购物类

有市民反映称，此前他在一家量身定制西装的网站购买衣服后，接到了大量服装类商家的推销短信，“有卖腰带的，有卖男性饰品的，五花八门什么都有。”也有人网购游戏充值卡后，被陌生短信“邀请”试玩各种游戏。

-尴尬-
个人信息泄露缘何维权难

目前，个人信息泄露呈现高发态势，国家采取多种措施向不法行为“亮剑”，手段包括专项立法、开展专项打击行动、提升行业内部监管能力等等，形成了社会协同共治局面。但是，公民个人信息遭到泄露后，维权难的尴尬仍时有出现。

记者调查发现，由于行业壁垒的存在，又因为非法收集、提供个人信息带有隐蔽性的特征，导致维权者难以取证，无法举证究竟是在哪个环节遭到了侵害。作为普通市民，很难追溯到信息泄露源头。即便是有了怀疑目标，要走完司法流程，也需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而获得的赔偿却不高。因此，大多数受害人虽然因信息被泄露而感到不满，但“较真”的意愿却并不强烈。“算了，再有骚扰电话，挂了就是。”采访中，一位多次接到过推销电话的市民无奈地表示。
立案难也是一种普遍的现象。一位法律界人士告诉记者，一方面是因为信息数据有着“层层转销”等情况，不好确定侵害行为的主体和源头，给执法增加了难度；另一方面则是在司法实践中很多案件达不到立案标准。《个人信息保护法》、《刑法》中明确规定，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个人不得侵害自然人的个人信息权益；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向他人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则涉嫌犯罪。
2017年，两最高院发布了《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其中规定了如何认定为“情节严重”的标准，包括：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行踪轨迹信息、通信内容、征信信息、财产信息五十条以上的（以下简称“第三项”）；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住宿信息、通信记录、健康生理信息、交易信息等其他可能影响人身、财产安全的公民个人信息五百条以上的（以下简称“第四项”）；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第三项、第四项规定以外的公民个人信息五千条以上的。同时，《解释》还规定，为合法经营活动而非法购买、收受第三项、第四项规定以外的公民个人信息，“获利五万元以上”等情形可视为“情节严重”。
“虽然追查到了信息泄露源头，往往因为证据有限，最终不够刑事立案处理，惩治力度就显得偏弱。”这位人士说。

-建议-
引入“两专制度”加强治理

“个人信息被泄露、滥用，除了干扰到受害人的生活和工作外，还有因电信网络诈骗而蒙受经济损失的风险。”本市一位从事公共管理的人士向记者表示，不少市民接到骚扰电话后，不知该向谁投诉和举报。究其原因，目前还没有专职部门和专职人员受理此类投诉举报信息。仅靠受害人个人去维权，一般很难取得实际效果。
“加强治理，关键在于政策法规要落地。”这位人士说，对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的处理，可否从模式和力度上，效仿“反电信网络诈骗”，设立专职机构和人员，开设投诉举报通道。他提出了设想：“在现有法律框架下，哪些情形是由个人信息保护行政部门来处理的，哪些情形需要移交执法部门，由专职人员介入……”如果能够“一站式治理”，不仅将大大提升维权效率，也将对不法人员形成有效震慑，从而达到治理目的。

此外，他还提出，各行业内部应实行“一票否决”制度。对于非法收集、提供、使用个人信息的人员，要给予行业终身禁入的处罚，并在新闻媒体上予以曝光。这位人士表示，构筑个人信息安全堡垒是一项系统性工程，虽然是困扰社会多年的顽疾，但只要认真思考、肯下决心，就一定能把这种违法现象遏制住。

-观点-
“非法使用”也应列为治理重点

对此，辽宁宏展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律师刘万昕表示，从国内披露的多起侵犯个人信息司法案例中，不难看到黑色产业链的存在。从上游的非法获取、采集、打包，再到转手出售、层层转销，再到下游的非法使用，个人信息俨然成为了不法人员牟利的资源和工具。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个人信息安全面临着更为严峻的挑战。

刘万昕认为，从提升治理效能目的出发，不仅要打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上游链条，也要把下游的“非法使用”列为整治重点。例如，非法利用公民个人信息实施电信网络诈骗即是“非法使用”其中一项，国家对此进行了全方位整治，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那么，可否把非法利用个人信息进行商业推销等情形同样予以重点整治？例如，对于非法购买和使用个人信息进行推销的个人和机构，达到一定量化标准的，或是有特定从重情形的，要坚决予以打击处理。
“这样做的好处有两点：一是取证方便、露头就打，二是让侵犯个人信息安全的产业链条‘断电’，没有了生存土壤，就没有了非法获取、采集、提供个人信息的利益动能，从市场端倒推问题的解决。”刘万昕说，把“非法使用”列为治理重点，一方面需要加强立法，加大对“非法使用”的惩治力度；另一方面要因地因情制宜，拓宽执法思路，多角度、立体化开展工作。

半岛晨报、39度视频首席记者满文飞

编辑：刘晓霞

责任编辑：张一蕾    值班主编：张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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