姐姐
吴华英在福建福清市的家中
Who is it 吴华英、念建兰、朱玉珍,三个为失去自由的弟弟奔走的姐姐。
创伤
去年9月,念建兰女士腹腔查出了个瘤子,体积惊人,直径8.3厘米。医生觉得不可思议,问她,这么大个东西长在身上,难道不会疼吗?为死刑犯弟弟念斌争取自由的8年,她心思全没在自己身上。所幸是良性,开刀切了。伤口还没完全愈合,她就出院了,捂着肚子,佝着腰,带念斌看病。狱中8年,39岁的念斌也落了一身病。术后半年,每28天,念建兰要接受一次激素注射,粗大的针管扎在肚皮上,一针下去两千来块,又贵又疼。激素的作用下,她不自然地胖了起来。
「我这个人怎么说,从来没有很好地对自己、善待过自己。」她笑笑。
2006年,念建兰的弟弟念斌,被怀疑投毒致死两名邻家儿童。8年,4次死刑判决,在2014年8月被无罪释放。
吴华英的故事跟念建兰差不多。弟弟吴昌龙2001年卷入一场爆炸案,超期羁押直至2013年,才宣判无罪。
从弟弟失去自由,到她们抛下个人生活,为其奔走申诉,再到弟弟重获自由,吴华英花了12年,念建兰花了8年。
法官宣判弟弟无罪的那一刻,念建兰心中的悲伤压倒了欣喜。弟弟虽死里逃生,现实却是伤害已成,父母含恨而终,姐弟俩身心俱损,已经家破人亡了。「这些混蛋」,「真的想干掉他们」。她没法消化这些,说起那些造假陷害、刑讯逼供她弟弟的人,仍咬牙切齿。
至于自己的生活,更是一片狼藉。她40岁了,白发丛生,感叹人生走到一半,却一事无成。代理律师张燕生宽慰她说,做什么都没有救一条人命来得伟大。她想想觉得也是。
吴华英努力地压制着情绪,像一座静默的雕像。44岁的她头发留得很短,五官分明,声音低而轻,很少起伏。相似地,她感叹自己是个失败者,「12年只做了一件事」。「我们真的十几年都没有好好地体会活着是什么意思了。」
吴华英姐弟是福建福清市人,如今分隔一条街住着,这样可以避免频繁打照面。姐弟俩希望启动错案追责,并不顺利。吴昌龙又瘦又黑,精神状态糟糕,抑郁、焦躁,甚至产生幻听。两人互相看着对方就难受。姐姐看到弟弟被折磨得一身伤病,逼着自己为伤残成疾的弟弟再讨个公道,弟弟则希望她为自己活着,不要再为他的事继续奔波。恩大成仇,弟弟反复冲她念叨,「你不要再去搞了,你不要再去搞了」,语气介于压制不住的烦躁与哀求之间。吴昌龙心疼姐姐,也因为姐姐为他付出太多,他难以承受,更无法偿还。
念斌出狱后,念家姐弟俩自觉地达成了某种默契,不深问对方心事,绕着痛处走。
媒体采访络绎不绝,姐弟俩一并坐着答,才互相听着对方的一些心事。弟弟在死刑阴影下如何度日如年、身心俱损,姐姐如何在外辛劳奔走,绝望中一度起过暴力复仇的念头。念建兰不想让弟弟自责、难受,虽然这在所难免。
复刻版
朱玉珍的故事是吴、念二人故事前半段的复刻版,跟两人不同,她的弟弟还在狱中。2010年,安徽淮南第一打黑案一审宣判,她弟弟朱玉龙作为首犯,被判有期徒刑14年。弟弟失去自由近6年,朱玉珍也奔走申诉了6年。
她四处递材料,希望案件能启动再审,「就是不受理」。「只要公开审理一次,就这点要求。」54岁的朱玉珍拧着眉头,呓语似的反复念叨。这几年,她离了婚,准备好了遗书,还一度起过从天安门城楼上跳下去的心思。
2013年1月,朱玉珍开始到北京上访。和几个访民朋友合租一间简易铁皮房,月租150元,没有暖气。衣食敷衍,半个馒头蘸点儿辣椒,就是一顿饭。像弟弟一样,她也做过一段厨师,积极热情,「做菜也是讲心情」,两年全无心境,身体上也跟着发生变化,已经尝不出盐的轻重,「吃什么都一个味」。弟弟还在里面,她觉得稍微吃好点儿、穿好点儿都是罪过,吃不出来好坏也挺好。
朱玉珍说,在她们维权圈子里,吴华英和念建兰是明星般的人物、成功人士。这个圈子的人们认为,她们能力强、能量大,她们的弟弟才获得自由。朱玉珍早在网络上关注了两人,是她们微博的积极转发者和评论者。
2013年5月吴昌龙无罪释放,2014年8月念斌无罪释放,看着她们的案子历经一波三折,最终峰回路转,朱玉珍跟着激动不已,盼着这样的好事也能发生在自己身上。「他们的姐姐能够把他们从监狱里面能弄出来,我很无奈,我没能力。」
去年9月,在律师伍雷的会所中,她碰上了带弟弟来北京看病的吴华英和念建兰。「巧了。」朱玉珍有点激动,少见地露出了笑容,「心灵上的安慰吧,沾沾喜气」,「大家都是那种心有灵犀,都是姐姐为弟弟」。
律师李金星是吴昌龙案的代理律师之一,也是另外两个案子密切的关注者和声援者。他位于北京的复式公寓会所是3个姐姐后来聚会的固定地点。吴华英、念建兰来北京时,在这里落脚、借宿。朱玉珍一听说她们来了,就兴冲冲赶过来一聚。
「她们在一块本身是对高压情绪的一种释放。她们在彼此身上都能看到自己的影子。」李金星说。聚会的时候,「苦难的事情能讲成快乐的」。吴华英讲自己怎么被抓到看守所,念建兰自嘲当年为做案情模拟实验,到处找鼠药,都成了半个鼠药专家。
「我轻松不起来。」朱玉珍说。李金星记得她讲自己想不通警察为什么要造假害她弟弟,一夜之间白了大把头发,神情「就像背着一座大山一样」。
申诉之路上,3个人前后走着。在各自弟弟获得自由前,吴华英和念建兰的状态跟如今的朱玉珍没有两样,都背着山。
吴华英是3人中申诉最久、经验最丰富的一个。念建兰曾把她的博客当做行动指南和上访攻略来看,怎么申诉、怎么上访、怎样避免被截访,尽在其中。吴华英弟弟吴昌龙刚出狱的时候,念建兰羡慕得不行,看吴华英的眼神,「瞪着对方,高度的忧郁,高度的压抑,高度的祈求,祈求她弟弟(也能)无罪」。李金星说,如今两个人的弟弟都出来了,轮到朱玉珍羡慕了,她也常常怔怔地看着她们俩。
磨盘里的沙子
听到弟弟因为「涉黑」被抓时,朱玉珍正因为腰间盘突出在床上瘫着,她挣扎着爬起来,想着赶紧找关系捞人。起初不明白什么叫「涉黑」,别人告诉她,说你弟弟朱玉龙是黑老大。她蒙了。
卷宗材料里罪名林立,「把我弟弟写得就不是人」。她不厌其烦地举例说明弟弟如何温顺善良,说印象中这个弟弟长到30岁,也只跟人打过一架,声称指控他涉黑是黑白颠倒。
一人失去自由,整个家庭进入战争状态。兄弟姐妹6人,她是大姐,「我必须要为我弟弟讨个说法」。老家的房子上面挂起6面大红旗。屋前3面,屋后3面,白字写着「冤」,迎风飞舞。父亲电动车上也贴上了图文并茂的案情介绍,骑哪儿都招人注意。一到世界瞩目的大型盛典或国家会议,一家人就琢磨着,趁机会得做点什么,「引起高层注意」
。
2013年3月的一天,这个原先老实本分的安徽农村妇女,率领自己70岁的父亲和智障弟弟前往中南海。两位家中的男性分别爬上了中南海附近的两棵大树,在最顶上的树杈上站着,希望「惊动高层领导」。他们和警察一上一下僵持长达两个小时,最后被疑似为辣椒水的液体喷了下来。
这是前些年的事了,她为自己当时的天真大胆感到不好意思,「那时候很傻,怎么可能让你见到领导,见到领导又能怎么样?」朱玉珍脸色发黄,站在北京冬天的街头,卷着沙子的寒风吹得她直眯眼,「这两年对这些事情我都很失望了」。
吴华英能力出众,曾40多次拦下福建省主要领导的轿车。某领导第一次被拦下时,非常客气,接了材料,嘱咐她「注意安全」。再往后就不高兴了,「怎么又是你」。越往后难度系数越高,驾驶员警觉度提升了,远远看到她,就开始拐了。
早上3点多起床,赶最早一班从福清开往福州的班车,再转趟公交车,在领导上班的必经之路上守着。每次她都躲在一棵茂盛的粗壮榕树背后,掐着秒冲出去。顾不上安全,想着哪怕轧断条腿,官员心里内疚了,兴许能注意一下她家的案子。
「到后面想我就觉得那个太天真了。」第25次拦下同一位领导的车后,吴华英被拘留了15天。出来后,她发现那条必经之路装了一溜电子眼,直通「青天」的路堵死了。
这让她反思类似激烈行为的实际效用,「如果上访能解决问题我就不会走了快10年,是吧?如果能解决问题都不要(拦)25次」。
以前在北京上访,一次被抓到派出所,一个民警一直劝她回去,「他说你们就像沙子,放在磨盘里面的沙子,他们就是套在磨盘上面的驴,上面鞭子一鞭一下,驴就要走了,转动的过程就把你这个沙子碾碎了」。她觉悟到,「那种(指上访)叫无畏的希望」。
「新一代访民」
游精佑是念建兰和吴华英共同的朋友,是她们的支持者和维权策略提供者。他评价维权后期的二人为「访民2.0」。1.0和2.0的版本差别在于维权者对司法现实的认知水平。「看透了我觉得就是2.0了,」他说,「她们都比较坚定。」
本文为节选版,首发于《人物》2015年2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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