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并不了解真实的台湾

彻底失望,气得我一夜睡不着觉,从今天开始我支持武统

100部BL动漫大放送(上篇)

H游戏只知道《尾行》?弱爆了!丨BB IN

深度解读 | 姜文《让子弹飞》

自由微信安卓APP发布,立即下载! | 提交文章网址

人物

「私奔」的母亲

一个和母亲从未有过亲密接触的人,会怎么理解「母亲」这个词语,又如何确证母亲对自己的爱?在彭佳的印象里,4岁那年,生母跟一个陌生男人骑着摩托车走了,把她丢给了爸爸。直至2012年,生母因肝癌去世,彭佳和她的见面不过几次。在漫长的时间里,她生气,愤怒,她想,母亲拒绝了她,她也要拒绝母亲。成年之后,她体会到愤怒里头包裹的是悲伤,她一直放不下的是,为什么生母不爱我?这是一个女孩的郁结。她曾经试图在继母身上建筑「母亲」的形象,但失败了。「母亲」的形象,对她来说一直是空缺的。2020年,她开始创作一个和生母有关的摄影作品。她去姥姥家取回了生母的遗物,扫描了留下的数百张照片,去了每一个生母居住过的地方,频繁地去生母的墓地,用这些稀薄的碎片重建了生母的形象——一个没有太多学历背景的女性,可能是因为爱情,丢下铁饭碗,之后一次次被时代甩脱。她经历了计划生育、创业经商热、南下打工潮,她恣肆过,贫穷过,在47岁,还非常年轻的时候,因为癌症离世。她是时代的「耗材」,却也是鲜亮的、热烈的一生。彭佳理解了生母的没有选择,也在碎片中证实了母爱的存在。照片里的那个女人,彭佳原来叫她的名字「李爱军」,后来叫生母,再后来标记为「mama」,现在,她知道,自己心里那个一直空缺的「母亲」的位置,已经有人坐了下来。这是一个理解母亲的故事,也是一个女孩自我修复的故事。她厘清愤怒和恨意的来源,走出了长年缠绕的梦魇。她发现,自己与母亲的情感关系不会因为一场死亡、一个作品终结,它时时更新,永不停息。以下由彭佳的讲述整理而成。文|林秋铭编辑|槐杨图|受访者提供12012那年,我上大四,跟同学骑车去城市周边的一个森林公园玩,路上经过了好多隧道。在一个隧道口,我接到了那个电话。她跟我说她不行了,让我回去一趟,见最后一面。「她」是我的生母,但我没有对她用过「妈妈」这个称呼。我跟别人提起她,会叫她的名字「李爱军」,因为爷爷奶奶也这么称呼她。他们会说,你看,李爱军走了。1993年,我4岁。那年,李爱军跟着一个男的骑着摩托车走了。我当时很难过,在摩托车后面追,追呀追,但她就是不回头。这个事情不是我看到的,是我奶奶告诉我的。奶奶跟我说的次数特别多,所以我对这件事情的印象非常非常深刻,直到很久以后,我才意识到,这段回忆好像不是真实的。我问过奶奶、爸爸、姥姥,李爱军究竟为什么离开,每个人的说法都不太一样。我爸说,她爱上了另外一个男人;一个亲戚说,我爸没有家庭责任感,所以她想通过离婚考验一下我爸。最后我明白了,立场不同的人,故事的侧重点也不一样。总之,在我4岁那年,她和我爸离婚,我被判给爸爸。离异后不久,我爸想复婚,和我老叔带着我去我姥姥家找她。屋子里有很多人,他们吵起来,相互推搡的时候,把我推到一边,磕到了柜子上,但是没有任何一个人停下来看我。我后来经常会想起那个画面,很具体的,比如说那个柜子长什么样子,比如我流了鼻血,他们还在吵。那天回家以后,他们说我特别没用,去了也没起到什么作用。我躺在床上,觉得躯体非常沉重。小时候不太懂,只是觉得难受,身体像灌了铅一样。很久以后,因为一件很小的事情,我又有了那种身体灌铅的体验,感到崩溃,无助,没有出路,我才知道这是人在极度绝望时产生的反应。李爱军离开之后,到她去世之前,我见她的次数不超过5次。那些年,我可能是想见她的,但是嘴上不会承认。奶奶他们当时一个劲地说她不好,说她很糟糕,他们不会说离婚是你父母感情出问题,只会说,你妈不要你了。那时候我有强烈的被抛弃的感觉。人会用生气或者愤怒包裹住悲伤,我的第一反应是生气,等意识到那是难过的时候,我都已经成年了。我觉得她拒绝了我,所以我也要拒绝她。我不应该承认我想见她,我说离开李爱军,地球照样转,我照样OK。但长大一些,遇到「妈妈」这个词,或者想起妈妈这个形象,我仍然觉得难过。那时我一看电视剧《小龙人》就哭,也不知道为什么。后来重新看《小龙人》,才发现讲述的是小龙人找妈妈的故事。就是这个刺激吧,我受不了。李爱军与幼年的彭佳小学四年级,我爸再婚。我从爷爷奶奶家搬出,跟他进入新的家庭。结婚典礼上有个改口仪式,我之前叫「阿姨」,改口叫「妈」,继母就给我发个红包。那一刻其实我不抗拒。他们俩还没结婚的时候,有一次她走了,醒来以后,没人告诉我她走了,我以为她跟我爸黄了,对着空气大哭,担心是不是自己造成他们俩分手。我对着空气道歉,说对不起,我做错了。我还是想要一个妈妈。但这个渴望没有得到满足。我小时候身体不好,几次看病是继母带我去的,看了几次她不高兴了,跟我爸说,我老要看病,事儿多,「你带『你姑娘』去看病」。还有一次,她带我买衣服,我挺开心的,试了几件,我说好好看,可不可以买两件,她说了三个字,她说,「想得美」。同父异母的弟弟出生后,我觉得她特别偏袒弟弟,偏袒到让我觉得有点过分的地步,有段时间我抑郁,有什么不爽都要表达出来,我就跟她说,你对我和弟弟差别太大了,让我非常不舒服。她说,不是亲生的,我没有办法。这个事过去有三四年了,到现在,我慢慢能消化这句话了,但那时真的消化不了,只觉得难以置信。我工作以后,只要出去玩,都会给她带东西,因为我爸不是很关心她,他在家庭里面没尽到什么责任,我总觉得这个妈跟着他有点亏,每个人都需要在家庭中得到爱,我希望她能开心一点。其实我们关系还可以,这种事情是少数,加起来可能不超过五件吧,但它们非常伤害我。我也慢慢理解,做一个继母,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她不一定是有意的。我都能理解。但是继母说了这句话之后,我再也没买过东西。我觉得那就算了,没必要了。李爱军与幼年的彭佳2——那通电话,是一个很虚弱的声音?——好像是吧。——她在电话里会称呼你什么呢?——我忘了,我真的忘了,应该没有什么称呼。我光记得见她最后一面,她跟我说对不起,也不知道是哪件事对不起,反正就是对不起。可能还有寒暄,我记不住了,我只对这个印象比较深,她跟我说对不起。我说,「哦」,好像是这样。知道她快不行的时候,我第一件事就是去买巧克力,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她喜欢吃巧克力,就是接到这个电话,就特别想去买巧克力,可能是为了抚平情绪,不是悲伤,我也解释不了。其实后来挺长一段时间我爸都想复婚,我就去问我爸,你们俩最后为什么没复婚?他跟我说,他当时想复婚,但是她那个时候好像已经和很多男性发生了关系,我爸无法接受这个事情。到我过生日的时候,她有时会来看我,带我去买很贵的文具,比如水彩笔,一买买几十种颜色。我上初中时,是她最后一次来给我过生日。那天她化着非常浓的妆,给我带了一件我不喜欢的高领衣服,还有一些膨化食品,零食里有一包番茄酱,我没有吃,一直藏在抽屉里。你问我青春期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去找她,没有,从来没有,一次都没有。还是那样,我觉得,她拒绝了我,那我也要拒绝她。直到接到那通电话,我去见她。她的状态很差了,瘦得皮包骨。发现的时候,已经是肝癌晚期,我看过报告,那个肿瘤有小孩拳头那么大。我舅说花了很多钱。但因为最后我姥姥给我了好多东西,我在里面发现了医院的结算单,才发现其实花了很少很少的钱,才发现他们根本就没有怎么认真救这个人。可能救也救不回来了。那时候医院不收她,让她回家去。她住在我姥姥家的后院,是临时搭的棚子,她想一个人待在那儿,因为她常常痛得叫出来,不想让我姥姥听见。我记得,她当时买了好多中药,堆到那个棚子的角落,指给我看,说,那就是我的救命稻草。这是她的原话。那一瞬间,我觉得人好脆弱。最后的那次见面不超过半小时。也许是知道自己快不行了,她给了我一个绣着小女孩图案的十字绣,说送给你,作为礼物。我和我爸一人一张,是她一针一线绣的。我把它拿回家之后就叠起来,再也没有把它拿出来过。我很害怕。一个快去世的人,一针一线给你缝的十字绣,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害怕。有的时候,人会对某些东西或某些人有一种奇怪的隔阂,那种隔阂你很难描述,你就是不想碰它,你就是觉得非常不舒服,就好像一层雾,很浓很浓。两个月后,她去世了。姥姥让我去拿她留下的东西,其中有一张是她曾经觉得很漂亮的艺术照,大概有一米多长。照片里,她化了很一般的妆,穿着白纱,侧卧在那里。其实挺尬的,这么大的照片,她想拿它当遗照。结果我舅操办她的丧事时,突然找不到这张艺术照了,最后她的遗照是身份证上面的照片。照片放大之后,还带着证件上的网格。你知道吧,那一幕挺戏谑的。她一直很爱美,最后是这样。做过美容后,李爱军的连拍。她一直爱美
8月9日 上午 10:10

一半中国人去云南,挤爆了大理

突如其来的人流,让一些大理本地人崩溃了。「救救我,我一个本地人抢不到早饭。」「打车打不到,买奶茶买不到,我都不敢出去吃饭,生怕排不到,那天去大理古城,差点给我挤沟里。」文|徐晴
8月6日 上午 10:00

那些放弃985的高分考生

从县城考出来的沈琼觉得自己想得「透彻」:一个字就是「稳」,报的学校和专业要有助于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她觉得像自己这样出生于普通家庭的学子,没有太多试错的空间,只能务实、谨慎一些,把养活自己、改变生活列为首要目标。如果只能去读不好找工作的专业,那些上985大学的机会,也可能会被一些考生抛弃。文|高越
7月30日 上午 10:19

​「德阳女医生案」后四年:一个被网暴撕碎的家庭

2018年8月25日,因为一场泳池冲突而遭到网暴的德阳医生安女士自杀身亡。3年后,网暴的发起者终于受到了法律的制裁。在报道这起案件审判结果的新闻评论区中,一位网友留言写道:「发起网暴的人受到了惩罚,但是参与网暴的人呢,那些将恶毒言语掷向他人的人,再次想起安医生时,他们会愧疚难过吗?作为一起案件,有人最终胜诉,但回到生活,没有人是胜利者。」文|龚菁琦编辑|金石「一条命顶一个心理创伤够了吗?」《人物》第一次与乔伟见面是2021年10月20日,在德阳一家被烟味与麻将声覆盖的茶馆。他穿着一件黑色皮衣,里面的毛衣也是黑色,背弓着,完全看不出一米八的身高。嘴唇是完全风干的状态,没有半点笑意。话说了不到半小时,烟抽了四五根,没了他立即出去买,买最浓烈的芙蓉王回来。叹气一声接一声,仿佛胸腔里一种吐不尽的愁懑。在他的左手无名指上,戒指依然在那儿。他称安医生「我爱人」,他依然清晰地记得三年多前的那个夏天,每一件事的每一个细节。2018年8月21日晚上7点多,安医生正在家里玩手机,同事忽然发来一个链接。点进去是一个微博用户的主页,内容是「快来看,×局员工公开殴打未成年人,就因为孩子游泳不小心撞到了他老婆」。配图是一张泳池的动图。这是那起泳池冲突彻底走向失控的开始。泳池冲突发生在前一天,2018年8月20日,乔伟和安医生去德阳太平洋游泳馆游泳,泳池里人太多,安医生与两名男孩发生了碰撞,就在安医生转身游走时,其中一名13岁男孩朝她背后吐了口水,这一幕被乔伟看到,护妻心切的他游过去,打了男孩一巴掌。随后男孩的母亲常瑞和同行家长在更衣间找到安医生,双方发生口角和肢体接触,常瑞报警后,双方都去了派出所接受调解。经过民警的调解,乔伟主动道了歉,
7月28日 下午 12:45

那些后悔学医的年轻人

豆瓣的「大学后悔学医」小组,有2.3万余人加入,规培是他们讨论的高频词汇。他们自嘲为「医疗废物」,在规培中付出琐碎、重复、高强度的劳动,拿着微薄的薪水,也难以学到真正的技能。文|徐晴编辑|金匝退出28岁的阿米娜一直在犹豫:要不要退出规培,从此不做医生了?这个想法就像偶然跳进她鞋子里的一颗小石子,每走一步,都会磨到脚。第一次有这种想法是3年前,她读完临床医学本科,去乌鲁木齐一家医院的妇产科规培。规培,即「住院医师规范培训制度」,这是所有想要从事临床医学的医学生们的必经之路。毕业后,阿米娜没有直接参加工作,而是以规培生的身份,在不同科室轮转,接受系统的临床训练,时间是36个月。原本,阿米娜有毕业后结婚的打算,但实在太忙了,规培生一天要在医院工作十多个小时,没有周末,还要值夜班,根本挤不出时间筹备婚礼。实在没办法,她想到医院有个「献血假」,献了200ml之后,她获得了7天宝贵的假期。第二次是急性阑尾炎发作的时候,同事告诉她,得做个手术切除阑尾。她第一反应是看了一眼银行卡余额,3000块的规培工资,还完当月的房贷,只剩下几百块钱,最终,是爸爸给她出了手术费。那些天,阿米娜很内疚,「快30岁的人了,还得向父母伸手要钱」。第三次动念头,是她意外怀孕了,因为身体虚弱和长期疲惫,胚胎在11周时没了心跳。她在科室晕倒,带教老师给她做了流产手术。躺在病房里,她听到老师们议论:一个规培生,结什么婚?生什么孩子?那一刻,她觉得无比委屈,眼泪流了下来。和阿米娜一样,在规培的3年里,学医的年轻人会从事高强度的工作,拿着不匹配的收入,还需面对不对等的权力关系——退培的理由很多,但对阿米娜来说,又很难最终做出这个决定。因为一旦退培,就代表着一个医学生要放弃过去长达5-8年的努力,再也做不了医生,这是巨大的沉没成本。在广西桂林,王凯就真走到了退培这一步。毕业后,他直接进入当地一家医院工作,成为住院医师。3年后,医院要求他去别的医院参加规培,36个月的规培时间,他撑到第8个月,决定退培。回来后,大半年没见的同事疑惑得很:「怎么退培了?」潜台词是:学医的人都能坚持下来,你怎么没有?他也不知该怎么解释。这8个月,王凯在委培医院的多个科室轮转,换来一个月2400元、共计19200元的规培薪资,这些钱在退培时全部还给了委培医院。更深层的损失,是他的职业可能性:原医院规定,拿到规培证书才可以考中级职称,这是王凯成为主治医师的必经之路。但王凯不后悔。他今年30岁,未婚,房子买在县城,是父母出的首付。规培的这段时间,他像掉进一个黑洞,社会时钟彻底停滞,还不起房贷,靠家里的帮助才能维持生活。在亲戚眼中,周围30岁的人早已成家立业,他却跟没毕业的学生差不多。他开始害怕过年,害怕亲戚们聚在一起吃饭,讨论谁的儿子在南宁买了房,谁的女儿年入数十万,大家的眼光投向他,他的脸会难以控制地微微发烫,想找个借口逃离,又害怕被看出来,战战兢兢地吃完这顿饭。办完退培手续,他感到前所未有的轻松,走出医院,觉得外面的天好像都更蓝了一些。退出规培的年轻人不是孤例。豆瓣的「大学后悔学医」小组,有2.3万余人加入,规培是他们讨论的高频词汇。他们自嘲为「医疗废物」,像阿米娜和王凯一样,他们在规培中付出琐碎、重复、高强度的劳动,拿着微薄的薪水,也难以学到真正的技能。经历规培之后,他们中有些人,「失去了对医学的热情」。
7月26日 上午 9:05

中考高分扎堆之后

海淀区的周迪刚刚看到自己的成绩是652分时,感到非常满意,「内心还有一阵窃喜」。但当看到海淀区的分段排名,她的心一下凉了半截。她在一次模拟考试中五科考了423分(总分440),区排名290名左右,这次中考只扣了8分,却一下子掉到了1500名之后。在海淀区,652同分段的考生共有391人,「一分一操场」不再只是一个夸张的比喻。文|王媛编辑|楚明图|视觉中国「怎么能有那么多的满分?」拿到语文试卷时,北京丰台区的考生小楠甚至没有看到第一道题。按照一直以来的习惯,她从选择题开始作答,直到誊抄答题纸的时候,才发现前面还印着一个空行。她把卷子翻到第一页,今年北京中考的语文第一题是:「用正楷书写『国家植物园研学日志』九个字」。小楠生怕题里有「坑」,仔细审了好几遍题,才确认这道题只是简单考了抄写。用很多考生的话来说,这是「只在小学时候才见过的题型」。如果说平时的模拟考难度是10分的话,朝阳区的考生许梦盈觉得,这次的北京中考整体难度,「也就5到6分」。许梦盈一直以来成绩都很好,一模「发挥失常」,也只是从平时的年级第二掉到年级十几名。即使如此,中考前夜,她还是紧张得睡不着,背道法老师临时发下来的知识清单,边背边哭。数学考试时,平时大约一个半小时答完的卷子,许梦盈一个小时就写完了。她心里开始有些打鼓。数学是她的强势科目,但今年的题,她感觉「格外简单」,以往的画图证明题这次图都不用自己画,直接证明,「就相当于直接给分」。她开始担心,这次的分差一定特别小,拉不开差距。剩下的时间,她把卷子翻来覆去检查了四五遍,还有时间,她又蒙上答案,把卷子整个再做了一遍。只有最后一道大题的最后一小问确实不会,她蒙对了答案,但缺少过程。最后,她数学就只在这里扣了2分。出分的前一晚,斯斯在一个教育机构的直播里看到对今年北京中考分数线的预估,对于她最想去的学校,机构预估的分数线比去年涨了16分。当时,斯斯觉得「肯定是假的,用来蹭热度的,怎么可能有那么多的满分?」第二天,北京的很多考生和家长都被今年的分数「震惊」了。今年北京继续实行「两考合一」,「中考」既是初中毕业考试,又是高级中等学校招生考试。除少部分「校额到校」的跨区招生名额外,各区各自独立判卷、排名、招录。总分660分的考试,今年655分以上(含加分)的学生仅海淀区就达到517人,东城、西城、朝阳三区也分别有98、105、225人。全市中考人数共10.09万人,达到640分以上的就有近万人。海淀区的周迪刚刚看到自己的成绩是652分时,感到非常满意,「内心还有一阵窃喜」。她问了几个平时跟自己水平差不多的同学,大家平均比自己高一两分,她觉得自己基本是正常发挥。对于这次中考,她并不认为「特别简单」,比如物理的最后几道大题,难度还比模拟题稍高一些。但当看到海淀区的分段排名,周迪的心一下凉了半截。她在一次模拟考试中五科考了423分(总分440),区排名290名左右,这次中考只扣了8分,却一下子掉到了1500名之后。在海淀区,652同分段的考生共有391人,「一分一操场」不再只是一个夸张的比喻。根据往年分数线和招生人数排出的各校预估录取分数线很快在网上流传。周迪一直向往考到清华附中,但今年它的预估分数线达到654分,宣告着她很有可能已经与它失之交臂。而最「顶尖」的人大附中,预估录取分数线达到了656分,也就是说想要考进这所中学,7个科目平均每科只能扣0.5分。周迪非常懊恼,她在英语阅读上错了两个选择题。高分考生如此之多,她猜测主观题的判卷标准可能比较松,像她这样错在选择这种客观题上的人,变得尤为吃亏。像她一样懊恼的考生还有很多。西城区的斯斯也在反复回忆,自己到底是不是在数学计算题里粗心写错了一个正负号。数学一直是她的弱势科目,中考数学91分,是她初中三年数学第一次上90分。但斯斯一点都高兴不起来,因为这已经是在她们学校接近垫底的分数。她终于相信前一晚的网传信息都可能是真的,「一落千丈,感觉天都塌了」。斯斯总分645,英语、化学、道法、历史都是满分,对于她而言,已经是意料之外的好成绩。然而她在西城区的区内排名比一模下降了将近一千名,只能排到1663名之后,与实验中学普通班的预估分数线还差了500多名。那天晚上,她和爸妈一家三口都没睡着觉。
7月24日 上午 11:06

这可能是史上最热的一个夏天

这可能是史上最热的一个夏天。连日高温已笼罩国内多时。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显示,自6月13日以来,我国出现区域性高温天气过程,截至7月12日,高温事件已持续30天,覆盖国土面积达502.1万平方公里,影响人口超过9亿人。江浙沪成为此次高温的重灾区,摇身一变成了「工折户」。7月12日,浙江全省当日发布54条高温红色预警,打破高温红色预警日发布量最高纪录;7月13日,上海徐家汇站气温达到40.9℃,追平1873年以来徐家汇站观测史上最高值;从7月5日至14日,上海已连续10天最高气温超35℃,其中3天超过40℃,7月上中旬出现三个40℃+,在上海历史上尚属首次。高温也可能导致死亡。由于罕见高温频发,浙江、四川、江苏等地多人确诊热射病,这是重度的中暑,表现为意识障碍或者抽搐惊厥,更严重者会昏迷,体温上升到40℃以上,并出现皮肤的灼热和脏器功能的损伤。但一天24小时,人们无法彻底逃脱气温的影响,城市也不会因为高温而停止运转。《人物》找到了一群高温下的人,他们中有蟹农、外卖员、出租车司机、蜘蛛人、建筑工人、室外墙绘者、动物保育员、核酸采样员、交警、消防员等等,试图还原一个24小时的热力图景,看看在史上最热的夏天,这些必须和高温打交道的人,到底会经历什么。文|钟艺璇
7月19日 上午 9:47

县城的房子都卖给了谁?

这是很多县城的图景:一批又一批的年轻人离开县乡,去往更高线的城市,但他们又依赖家乡的资源保障自己以及下一代的生活。他们掏空几个钱包回县城买了房,像是买到一张通往更好生活的入场券,而那些房子本身,大多数时候,可能是鲜少居住的钢筋水泥。文|冯颖星
7月18日 上午 10:11

5111只动物在最贵的土地上

几经风雨,这家116岁的动物园仍伫立在北京二环西北角。100多年来,北京动物园与初时的农事试验场布局变化并不大,科普馆中展示的农事试验场全图,覆在今天的动物园地图上,土地、水域几乎可以吻合。正门的牌楼、豳风堂、西郊行宫畅观楼和楼前的铜狮铜吼已成重点保护文物,依旧在静待游人。文|耿学清编辑|杨杰来源|冰点周刊
7月15日 上午 9:17

《梦华录》背后,一个「小声」的女导演

一部《梦华录》,在六月热闹非凡。这部制作精良的古装偶像剧,讲述了北宋年间三个女性在东京的遭遇,剧中有一段动人的情感,和三个女性的守望相助,由此也产生了诸多讨论与争议。只是,喧嚣并没有完全传到导演杨阳的耳边。播出期间,杨阳又拍新的剧去了。偶尔她在微博上更新导演笔记。她特地提到的,是赵盼儿和顾千帆凭栏相望的离别戏。拍到这场戏时已经是半夜,人累得说不动话,助手们都不理解导演在拍什么。「微醺,一人在水,一人凭栏」,「克制的情愫和安静的波澜」,她制造了一种恰到好处的留白。这种「安静」,是杨阳剧组的一个特色,也是她身上最显著的特质。安静的杨阳不是第一次经历这样的热闹。上世纪90年代末,她执导的《牵手》在央视一套播出,这部电视剧第一次直面了「婚外情」话题,掀起了世纪末人们关于「婚姻与家庭」的讨论。《牵手》之后,杨阳又隐身了。她拒绝了大部分情感剧剧本,转向了战争戏,一拍又是三年。之后,她拍了几部「男人戏」、几部「主旋律」,也拍现实题材的剧。到了《梦华录》,则是一部为女性拍的剧。她认为,关注女性故事,是身为女性的一种本能。但杨阳始终是一个「很小声」的导演。她有旺盛的好奇心、涉猎广泛,但她始终躲在自己的作品后面。她的创作安静、稳定,也很多元,面对汹涌的社会议题,她没有过度强烈的表达欲。七月初,杨阳在公司接受了《人物》的专访。她穿着衬衫长裤,没有化妆,声音很轻,却充满热情。她的新片刚刚杀青,快乐得一夜没睡。从前她可以三年做一部剧,到如今一年得拍两部剧,这位喜欢躲在角落里的导演,认为地球自转的速度一定悄悄发生了改变,否则怎么一切都变得如此快速呢?六月过去了。《梦华录》的热烈,映照了这个时代人们的内心需求,是此时此刻的一个印痕。如杨阳所说,那是她无法控制的部分。无论如何,她要回到自己的片场了。以下是杨阳的讲述——文|戴敏洁编辑|姚璐图|受访者提供(除特殊标记外)1其实我是拍现代戏起家的导演,从《牛玉琴的树》,到《午夜有轨电车》,到《牵手》、《心术》、《爱的妇产科》和《今夜天使降临》,我一直以来的思考是很关注社会现实的。我觉得一个作品如果不跟当代去碰撞的话,束之高阁是没有意义的。你拍得再唯美,再精致,你跟当代的人没有办法沟通,那你的创作其实可能不一定有那么强的生命力,就没有活在当下。不管是古装的,还是战争的,我都是很在意作品跟当代人的这种关系。看到《梦华录》剧本,我的第一感觉就是北漂。虽然讲的是一个北宋年间的故事,但是我看完之后在我脑子里呈现,就是北漂的故事,或者沪漂,或者哪里的漂。就是一个外地的女孩子,到大都市来去打拼,开始自己的新生活,在这个过程当中,她们经历种种的苦难,种种的挫折,她们受的委屈,她们相互帮助,相互支撑,完了以后支楞起来的这么一段经历。《梦华录》播出期间,我又进了组,我没有看播出的情况,心里的频率可能跟大家追剧的频率没有办法在一个节奏上。我这段时间好像有点跟《梦华录》脱节了。对于我来说,我在混录完的时候就和这部剧告别了。我记得那天我特别激动,我跟我们的制片人说,我这么多年混完片子之后,这个是让我最兴奋的一次。每天每天混录,每天都高密度地跟这个片子在一起。我就觉得它是一个会让人兴奋的东西。这里边有很多让我感动的、欢笑的(部分),也有一些可以引发思考和讨论的(部分)。我觉得一个作品出来以后,首先让受众看了以后很舒服,也让他在舒服的过程当中体验快乐,然后在内心获得慰藉和治愈。更好的一点是,它会引发很多的社会话题。
7月14日 上午 9:12

《隐入尘烟》,失语者的爱情

7月8日,《隐入尘烟》上映,距离它入围柏林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已过去4个月。这是李睿珺的电影第3次入围柏林电影节,今年2月,因为没买到返回的机票,他干脆待在北京,没去柏林,度过了高光又平淡的一段日子。这部电影的男主角武仁林却无法如此安然,他的另一个身份是李睿珺的小姨父、花墙子村的农民。也是2月,中国电影资料馆进行了一次《隐入尘烟》的放映,为了参加这场活动,武仁林不得不从甘肃张掖赶来北京,家乡的土地正在春种,一年就这么几天,他内心焦灼,惦记着自家的麦子错过了时节。李睿珺大概是中国青年导演中最独特的一种存在:从太原一所大专毕业,没钱拍片,他只好把故乡所有的亲戚都变成了演员。《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里,为了节省经费,他直接拉上自己的舅姥爷做了男主角。在澳大利亚的一个电影节上,舅姥爷击败刘德华与吴彦祖,站上了影帝的领奖台,出席典礼之前,他们找遍整个县城,也没找到一件体面的、能够去参加颁奖的衣裳,最终,领奖台上的舅姥爷,穿上了一件寿衣店做的唐装。这次的《隐入尘烟》,他把镜头给了村庄里的一对失语者,患有疾病、身体残疾的贵英,和村子里最没有地位的光棍老四走到一起,他们种麦子、孵小鸡、盖房子,经历春夏秋冬,直到贵英去世,「用自己生命的整体过程完成了农耕文明生存的必要条件」(导演黄建新语),悲悯又动人。《人物》和李睿珺在国贸相见,他身材瘦小,宽大的衣服套在身上,显得后背有些佝偻,在明晃晃的写字楼里略显失调。同样,他也觉得自己不属于这里,这是他做导演的第16年,这些年,他的视角始终没能离开甘肃那片土地,并不断重复同一个命题:土地里如何长出庄稼,又如何长出文学与电影。以下,是李睿珺的讲述——文|冯颖星编辑|金匝图|受访者提供(除特殊标注外)墙拍《隐入尘烟》的村子,其实是我的故乡,甘肃张掖花墙子村。为什么叫花墙子?这是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它在黑河边,黑河是中国第二大内陆河,其实古时这里叫若水,「若水三千,只取一瓢饮」的那个若水,它的源头是祁连山,整个河西走廊的灌溉全靠黑河,所以有大量的湿地。以前这里的人修房子,会去湿地采土方,因为淤泥聚集的土方很细腻,相当于我们采草皮一样,最上面的一定带草,杂草啊、野花啊什么的,用这样的土方去砌墙,那个墙就花里胡哨的,所以叫花墙子。我就在这样的一个村子里出生和长大,17岁,高二那年,才跟随父亲进城,我对很多事情的认知已经在这个村子里建立,现在又以电影的方式回到了这里。在村子里,一直都有老四这样的人,他可能是我的亲戚,或是小学同学的父亲,依附在哥哥、嫂子的庇护下,每天去放羊,无聊时会看村子里的人打麻将。他就坐在一个角落里,我从没听他张口说话,不是不会说话,他有语言功能,就是没听到过。他没有社交,也没有朋友,吃饭的时候是哥嫂把饭给他,他吃了,接着就是干活。也有跟贵英特别相似的女性,她精神上有一点失常,每天脏兮兮地流浪。她特别喜欢去我们家,有时候我妈跟别人聊天,她就进来坐下,我妈会给她馒头吃,没有人说你不可以来,可能就是因为没有赶过她,她觉得她能到这儿。她也不说话,听一会儿,她自己就走了。她家的屋子边上也有一堵墙,那种老的、土的、夯的城墙,是这个村子以前的城墙残存的一处,城墙上有好多蜜蜂的洞,我们都喜欢去那儿捉蜜蜂,拿一个瓶子,把里面的水倒干,把这个瓶子的嘴对着那个洞,趴在那儿等,等着蜜蜂钻出来,钻到瓶子里拧住。有时候她看见我们逮蜜蜂,她就吓唬,拿一个土块要砸我们,我们就跑,但她追到了,就故意往后扔,把土块扔掉了,其实就是逗我们玩,后来我们渐渐地喜欢跟她玩,配合她玩这种游戏。可能只有孩子能和她玩。孩子的心灵会更干净一点,纯粹一点,没有那么强烈的分别心。也许她在躯体上、肢体上是一个看起来有点残破的人,但我觉得,她应该有一个非常非常纯洁的、干净的内心世界,能跟这些孩子玩到一处,她只跟孩子们说些什么,而不是对大人说。后来我觉得,老四和贵英这样的人,其实不光是我们村子里有,村子之外也有,别的村子,甚至县城也有,比如说那些流浪汉。一个班级里也有这样的人,有的人是那种特别活跃、特别抢眼,容易被注目的,有的人就是不怎么出挑,坐在角落默默地做一些事,你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不知道他跟他周边的人、跟这个世界如何建立联系,如何去沟通。等你大学毕业,去一个公司上班,一个团体里,也总有这样的人,只要有集体存在的地方,其实就有这样的人,但他们又是构成我们生活很重要的一部分,那些说得天花乱坠的人,很容易第一时间吸引我们的注意力,但坐在那儿、沉默着、一言不发的人,会像一个磁铁一样,牢牢地把你的目光吸在他的身上。人的一生,从出生到长大、到生活的这个过程,特别像在参加长跑比赛。我们习惯于注目第一名、第二名,但我觉得,最后一名、倒数第二名也很重要,因为在这个比赛中,没有谁不是拼尽全力的,大家都很努力地活,很努力地遭受这一切,那些境遇没那么好的人,更值得被看到、被听见、被关注。意识到这一点后,我就想拍这样一部电影,其实这个念头有五六年了,它一直在我脑子里,就像很多年前,你种了一颗种子,你一直在全情地陪伴它生长,生根发芽,给它施肥,丰满它,它一直都没有长到可以拍的时候。到2018年年底,我觉得它成熟了,所以2019年,我就花了一年的时间坐下来,把它变成文字,然后去修改、完善这个故事,拍了这部《隐入尘烟》。
7月11日 上午 9:09

逃离鸡娃的中国妈妈,「卷」在泰国清迈

清迈,旅游胜地,泰国第二大城市。一群中国妈妈带着孩子来到这里。她们不像海淀妈妈,用黄庄大大小小的补习班堆出金字塔顶层的学位,也不像顺义妈妈,能豪掷千金地把最好的教育放在家门口。成为「清迈妈妈」是一个更经济实惠的选择。这里有16所国际学校,一年学费在2-8万元之间,最贵的15万元,是国内的一半甚至三分之一。来清迈之前,妈妈们曾是世界500强公司的员工、舞蹈老师、瑜伽馆的老板,经济上,大家顶破天都只能算「中产」,「但要在能力范围内给孩子最好的」,有人甚至拿出前半生攒下的百万元教育资金,赌孩子的一个未来。在这里,孩子们可以接受与欧美世界名校挂钩的IB、AP、A-Level
7月4日 上午 9:00

二本女孩的伤心毕业季

在这个被称为「最难毕业季」的夏天,求职者中还有一部分连年考研失利的人。我们接触到一些二本毕业生,大学在迷茫中度过,没做规划,赶着考试,也随大流考研。24岁的东北女孩杨静怡是其中一个,3次考研落榜,几年来早出晚归为各种考试奔走,因为学习胖了20多斤。她认为自己是人群里的大多数。勤奋、听话,按照父母的建议选专业,就业选择也趋于保守。但找工作时她才发现,自己尴尬地夹在学霸与专科生之间,没有工作经验,应聘前台也被拒。经年累月地考试,很多像杨静怡一样的学生鲜少认真思考过自己的特长和爱好,也不太关注外部世界发生的变化。考研分数线上涨,就业竞争压力越来越大,他们在多次考试后发现,自己最终被剩下了。文|罗晓兰
6月28日 上午 10:48

黄永玉:人只要笑,就没有输

人只要笑,就没有输。黄永玉的存在,证明了一个不会磨灭的人性真理——人生苦,但人大于苦。文|李斐然编辑|槐杨摄影|尹夕远(除特殊标记外)我就揍他黄永玉是中国最后一个侠客,这句话差一点就成真了。老家院子里有一个打拳的道场,他5岁在这里拜师学功夫,从小逃学,打过老师,打过恶霸,打过警察,上课熟读《江湖奇侠传》。12岁那年,他站在沙包架子底下做了决定——湘西汉子黄永玉,这辈子要当侠客,浪迹天涯。然而,人生在想当侠客那天下午拐了弯。妈妈突然宣布,家里孩子太多,他得离开这个家,打包行李,明天就走。这是一个母亲无奈的决定,也是一个时代的宿命。家族败落,父母失业,跟随父亲离家,几个月后,抗日战争爆发,后来投奔叔叔,中学打架退了学,他和家人失去联系,开始流浪。现在的他是一个画家、作家、诗人、雕塑家、偶尔的菜谱创作者和长期的拳击爱好者。他平生最讨厌的一个词叫做「历史必然性」,被他称为「屁咧的历史必然性」。最好的证据就是他自己,以下两份迥然不同的人生履历都属于黄永玉:黄永玉,湖南凤凰人,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中国画院院士,曾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三次获得意大利政府官方授勋,其中包括最高等级的大十字骑士勋章。代表作包括木刻作品《春潮》《阿诗玛》、水墨画作品《墨荷》《天问》、毛主席纪念堂巨幅壁画《祖国大地》,还有很多无从归类的作品,共和国第一张生肖邮票猴票、湘泉酒和酒鬼酒瓶的设计、电影《苦恋》的人物原型。黄永玉,湘西流浪汉,爱好打架、逃学、偷吃爸爸做的鹌鹑脑壳,初中留级5次,因打人退学,烧过瓷器,做过棺材,在小学、中学、大学当过老师,抗战期间在战地服务团画过海报,在香港写过电影剧本,打猎、做烟斗,60多岁在动物园门口制服了三个抢劫的小伙子。80岁时说自己还是想组织一个侠客队伍,劫富济贫,伸张正义,「比打官司解决问题好」。出生于1924年的黄永玉是另一部中国百年史,教科书里不写的那种。他是中国最擅长打架的画家,中央美术学院唯一一个最高学历小学毕业的教授,中文公开作品中出现「他妈的」「混蛋」「杂种」「小兔崽子」词频最高的艺术家。他说自己没有学历,所以不相信书本上的历史分期,他只认两个历史时期,一个是新时代,一个是旧时代。让人平安快乐的日子叫做新时代,让人挨饿害怕的时候叫做旧时代,「毋论唐汉,毋论纪年」。黄永玉相信古老的中国道理,相信因果,重视情义,讲究礼尚往来、知恩图报,他靠具体的生活经验活着,任何后天学的理念、主义都没有大于这种质朴的人生法则。他这辈子只在吃牛肉的时候喊过万岁,见最高领袖说的是「祝你健康」。直到今天,他骨子里依然活得像百年前的侠客,按照江湖规矩过日子,待朋友赤诚,见长辈谦卑,和三教九流交朋友,佩服有本事的,敬畏有学问的,搭救落难的,只有一种人他不来往,「害我是不行的」,这是闯江湖的底线问题,「我就揍他」。再有两个月,黄永玉就要99岁了,该有老人模样了,可他没有。他的画室门口挂了一个拳击沙袋,写作的桌上依次摆着一支钢笔,一叠草稿纸,还有一把匕首。他每天早起画画,中午写作,下午见朋友,晚饭后窝进沙发里,抱着一只小猫,看电视上的拳击比赛。《人物》在过去一年采访了这位老人,记录了一个人即将到来的99岁。这一年的最大感受是,黄永玉始终是黄永玉,他有一种强大的内在力量,大于时代,大于命运,大于痛苦,大到足以让他扭转结局,把悲剧写成喜剧,把苦变成笑话。黄永玉做梦遇到鬼,从来都是他追着鬼跑,吓得鬼到处躲。他的梦想是有一天把鬼捉住,挠他痒痒,看看鬼会不会笑。这样的黄永玉没有同类,他是一个会画画的齐天大圣,一个偶尔参加组织生活的孙悟空。认识之初,黄永玉给了我一张他自己印的名片。他听人说名片是身份的象征,头衔越大权力越大,他不服气。他的名片上没有电话,没有单位,没有官职,只有一个他自创的头衔:黄永玉享受国家收费厕所免费待遇(港、澳、台
6月27日 上午 9:00

朱一龙 让「种星星的人」被看见

在一部讲述死亡的电影结束后,创作者们都获得了「继续好好活着、认真活着」的动力。文|王唯编辑|金石视频|茂一、潘颖欣12019年前后,几则「重刑犯出狱后从事殡葬行业」的新闻报道让「殡葬师」这个职业引发了一波关注——这是此前几乎从未有过的状况,因为,在「忌讳谈死」的大环境下,殡葬师一直被认为是一个「晦气」、「吓人」的职业,是「一般普通人不愿意从事的边缘职业」。那是一个无奈又温情的故事。几位重刑刑释人员,出狱后大都经历了曲折的求职之路,最后,在公益组织的帮助下,在一家名为「妈妈送你去天国」的殡葬店安顿下来。他们每天往返于殡葬店和医院的急诊、重症病房,每年经历超过200场葬礼,为无数逝者净身、穿衣,陪着逝者家属在殡仪馆进行殡葬流程、办追悼会、领骨灰,全程专注、肃穆、手脚麻利,因为,「死是大事」。殡葬师这个职业给了他们回归社会的机会,但故事的另一面还是那个残酷的现实——这仍是一个被歧视、被忽视、被认为晦气的边缘职业。导演刘江江不这么认为。因为爷爷和伯伯都是木匠,会为逝者做棺材,小时候的刘江江就经常绕着棺材玩,有时候捉迷藏,有时候甚至躺在里面睡觉。他对葬礼也不陌生。刘江江回忆,大伯去世的时候,家人把他的遗体放入棺中,所有人绕着棺椁转圈,说说心里话,看最后一眼,然后告别。那天,表哥拿着逝者生前用的手机,一边放到棺材里,一边说了句:「舅舅,到那边别换号。」大家一下乐了,乐完就开始哭。下葬前的另一个仪式是钉棺,长长的钉子钉进棺盖,所有亲友在一旁喊:「躲钉!」「他虽然没了,但所有人都让他躲着点,别砸到。」刘江江意识到,在这种表达哀思的仪式里,有非常浪漫和浓烈的情感在,人们在漫长的仪式里表达对逝者的敬畏,同时,也在一遍一遍的告别里治愈生者。所以,当刘江江拿起摄像机,这几乎是顺理成章要讲的故事。连片名《人生大事》也来自小时候的见闻——但凡有白事的家里,都会在门口贴上仨字:当大事——人生除死无大事。电影《人生大事》剧照导演韩延也一直关注「生死」命题。他喜欢《天堂电影院》,拍过《滚蛋吧!肿瘤君》,刚听说电影《人生大事》的时候,他正在拍《送你一朵小红花》,两个患癌青年的故事,也关于生死。《小红花》拍完,韩延就收到了《人生大事》的剧本。真的把剧本拿到手上,发现故事和自己想得不一样——这是一个关于生死、殡葬,关于一个被家人视为「拖油瓶」的小女孩和被社会视为「loser」的殡葬师之间的故事,用很平和、很轻松的心态在说死亡这件事,不沉重,没有忌讳。韩延想「为这个剧本做点什么」,于是,他成了《人生大事》的监制。韩延对殡葬师最早的印象来自爷爷的葬礼,「那个人平时没有任何存在感,但只要出了这种事,所有人都会去找他,当他来的时候,所有人沏茶倒水,那一瞬间其实是他的高光时刻,也许这个事过去了,他又变成了街巷里最不起眼的一个人」。这种「边缘感」也让韩延思考,到底要找一位怎样的演员来饰演这个角色呢?他们当时有两个方向,一个是按照生活中日常可见的那种殡葬师的形象去找一个演员来演;另一个方向就是去找一个有反差感的演员,这会让这个角色更加令人印象深刻。韩延想到了朱一龙。他早在2019年左右就认识了朱一龙,那时候,他想找人饰演一个斯文角色,很多人推荐朱一龙。他们见面,韩延发现朱一龙确实像所有人描述的那样,文质彬彬,沉默寡言,但聊到表演和塑造角色,「眼睛是亮的」。韩延对他印象很好,三年后,他把他推荐给了刘江江——有反差,并且可挖掘的侧面非常多。不久后,朱一龙收到了电影《人生大事》的剧本,这是一个在他演员生涯中几乎从未遇到过的题材和角色,看完剧本后,朱一龙决定出演。韩延在给朱一龙讲戏2和导演刘江江第一次见面,朱一龙穿了条短裤,上衣是白色的,长袖;头上戴着一顶蓝色帽子,「好像极力想把自己藏起来」。那时,他刚从一部需要攀岩的电影里下来,很累,于是「把自己调成了省电模式」。那之前,刘江江没看过朱一龙的作品,对他的全部概念来自于自己的老婆——听说可能是朱一龙出演《人生大事》的主角三哥,老婆「原地蹦仨高儿的那种」。见到本人后,面对面坐下来,刘江江脑袋里蹦出的全是很好的形容词:安静,优雅,礼貌,漂亮。但就是不像自己想象里的三哥。直到一年后电影上映,他们去武汉路演,刘江江还半开玩笑地回忆起那次见面时的感受:「我心里凉了半截。」朱一龙太不像三哥了。在电影中,三哥原名莫三妹,他喜欢穿花衬衫、大裤衩,戴大金链子,爱骂人、好干架,因为打架被抓进监狱,因为一无所有被女朋友「戴绿帽子」,因为经营殡葬生意被人骂「吃死人饭的」,因为干活不着调被老父亲拿着拐杖打……现实中的朱一龙,堪称三哥的反义词。2020年,朋友李易峰在接受《GQ》杂志采访时描述:「(朱一龙)打招呼的时候会笑眯眯地看着你,然后就变得很安静。我以为这是初次见面的腼腆,后来知道这是他的日常……他一喝酒脸就特别红,然后笑眯眯地看着你,你以为他终于要说点儿啥了,然后他睡着了。」但是,二十多天后,《人生大事》剧组到了武汉,刘江江再次见到朱一龙,还没开始围读剧本,就发现他已经变成了三哥:给他的服装、道具,都变成了他自己的,怎么说话,怎么走路,怎么抽烟,怎么吐口水,都是三哥的影子。二十几天前那个「安静、优雅、礼貌、漂亮」的男生,突然开始趿拉着鞋走路,整个人「像一只躁动的猴子」,甚至还撩起衣服下摆擦嘴擦汗。闲聊的时候,朱一龙和刘江江说起,在去北京电影学院读书前,自己一直生活在武汉,土生土长,日常生活中见过太多三哥这样的「街溜子」,这次,他只是把他们作为素材「抓取」到了自己身上。拍摄前期,剧组到殡仪馆采风,原本是想了解了解工作流程,没想到碰到了一个殡葬师,那个剃着寸头的哥们儿坐在面包车里,脚翘在方向盘上,正发微信。制片人点了点导演,导演点了点主演,朱一龙抬头看了一眼,后来,这些细节变成了《人生大事》里三哥的出场。刘江江说,朱一龙还顺着这一眼,联想了这个人高兴什么样,发脾气什么样,谈恋爱什么样,打架什么样。《人生大事》里三哥的出场通过采风,朱一龙逐渐了解了殡葬师究竟是一个怎样的职业——他们从来不会和别人说「再见」,也不会和别人握手,但他们不太会觉得自己很边缘、很丧、很倒霉,有些瞬间他们会有这种感觉,但不会沉浸在这个情绪里。他们每天会出去干很多事情,大多数的人都是很努力、很认真地活着。正式开拍前,朱一龙以三哥的方式生活了一段时间,去跟每一个对手交流,寻找「三哥的度」。谈起这段经历,朱一龙说,他希望自己不只是提取他表面的细节和特点去「演」一个人物,而是考虑怎么「变成」他:「去『演』的时候,永远在『够』这个人物;但当你『是』这个人物的时候,其实是往下降的。」正式开拍前,朱一龙剃了一个凉快的寸头,从剃完头的那一刻起,剧组里的所有人都开始喊他「三哥」,「这段时间,我就是三哥了。」后来在拍摄中,有一天,一个大爷盯着朱一龙看了很久,然后用武汉方言叫了声「林楠笙」——当时,朱一龙主演的电视剧《叛逆者》正在播出,他的角色叫林楠笙,是位眉清目秀的挺拔军官。确认眼前的这一位的确是「林楠笙」之后,大爷还很认真地说了一句:「你现在长得没有林楠笙好看啊。」《人生大事》中的朱一龙3《人生大事》选择武汉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这是一座生命力旺盛的城市,随处可见生机与市井。去武汉考察的时候,刘江江发现,武汉的很多殡葬店就开在胡同里、餐馆旁边,甚至有的店还兼营卖烤肠、冰糕,老头老太太坐在一旁喝茶聊天打麻将,热闹又寻常。于是,《人生大事》里的殡葬店「上天堂」也是这么搭的景,开在胡同里,旁边就是婚庆公司和水果摊,人来人去,永远热热闹闹的,镜头拉开,周围就是城市景观,车流,高架,写字楼,霓虹灯。每天,三哥开着那辆破破烂烂的面包车穿梭在这个城市里,去高档别墅,也去老旧的城中村,但做的事是一样的,入殓、抬棺,送逝者一程。「在这个繁华的、忙忙碌碌的、很有生机的城市,大家其实很少会想到(死亡)这个事情。」韩延说,他们希望传达的就是,死亡不是什么需要避讳的东西,每个人都要面对,对每个人也都平等。讨论角色的时候,大家说起武汉和武汉人的气质,朱一龙说到最多的就是「码头文化」:武汉靠江,九省通衢,五湖四海的人聚集到武汉来做生意,所以它是一个包容性特别强的城市,特别热闹,加上天气也热,武汉人的性格就会非常热烈、奔放、豪爽,充满江湖气,同时又有仗义和柔软的一面。他们把这些融入到了三哥身上。在《人生大事》里,小女孩小文的外婆去世,是三哥来处理的殡葬事宜,小孩子不明白外婆究竟去了哪里,拉着三哥纠缠,三哥没多想,随口敷衍:「你外婆变成星星了。」那天夜里,三哥看见小文坐在门口,一边听外婆的语音,一边抬着头看星星,眼眶一下湿了。小文抬头看星星这是朱一龙作为演员,与殡葬师这个职业深刻共情的一个时刻——在那之前,三哥是边缘人,没什么存在感,他们被别人说成「吃死人饭的」,被嫌弃晦气,还被怀疑过偷走了逝者的戒指……但那一刻,三哥第一次发现,他说的话会被别人那么在意,在这之前,他一直觉得自己是不被需要,不被在意的。从被人嫌弃到被人尊重,《人生大事》也一步步重塑了大众偏见中的殡葬师——在故事后半段,小文和幼儿园老师说起三哥的职业,称他是「种星星的人」。还有一次,三哥和同行们被一位失去女儿的父亲痛骂,但后来,当他们给女孩定制好粉色骨灰盒,当小文给骨灰盒画上了五颜六色的图案,那位父亲给他们鞠了一躬。片子里还有一场戏,是小文的外婆出殡。舅舅摔完碗,三哥和同事抬着棺材往外走。送别的唢呐一响,两排群演的眼眶全红了。武汉不像横店,没有那么多专业群演,电影里的路人们几乎都是剧组从公园里拉来的当地人,他们和三哥以及所有武汉人一样,热烈、奔放、豪爽,说起话来大嗓门,一身江湖气,但也仗义、重感情——三哥身体内的演员朱一龙抓取到了这个群演们红了眼眶的瞬间,他说,自己当时一身鸡皮疙瘩,「我觉得这种就是我想要找的电影,这个题材,我觉得一定会给观众带来一些慰藉,带来一些温暖。」电影里的武汉街头
6月26日 下午 2:00

高考志愿,如何影响一个人的命运?

2022年高考出分后,填志愿会成为头等大事。无论你距离高考有多久,都无可否认,这是一个人一生中不容忽视的一次选择。高考,作为「世界上规模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匹配机制之一」,影响着身处这个机制中每个人的命运——有因为家长改了志愿而痛哭的人;有没考好但被好学校幸运录取的人;也有考了高分,志愿却填差了的人;有选了喜欢的专业,最后发现工作难找的人;还有为了赚钱选专业,但放弃了自己兴趣的人……其中有喜悦、有遗憾、有痛苦、有纠结,这是与很多人有关的故事。叶晓阳,今年34岁,是布朗大学教育经济学博士后。他的本科和硕士毕业于北京大学,博士毕业于密歇根大学。他多年以来的研究方向,是试图用行为经济学和人工智能改善学生的教育决策,其中就包括高考志愿填报对个体命运的影响,以及如何更科学地填志愿。对考生来说,2022年无疑是个特殊的年份。今年一共有1193万人参加高考,这是恢复高考45年来,报考人数最多的一年。今年的考生,同时也是高中生涯全程受到疫情影响的一届考生。按照去年的数据,所有考生里,有约41%的人能录取到本科,约20%的人能录取到一本。至于今年,一切都还是未知数。什么影响了你的高考志愿?志愿填报与教育公平又有怎样的联系?填报高考志愿有什么策略?为了回答这些问题,《人物》与叶晓阳进行了一次访谈。以下为叶晓阳的讲述。文|易方兴编辑|楚明图|视觉中国(除特殊标注外)什么在影响你的高考志愿?要回答这个问题,我想先讲一个亲身经历的故事。2016年夏天,我跟团队在宁夏做高考志愿填报研究。当时的课题是关于「信息干预对高考志愿专业选择的影响」。我们由北大教育学院的博士生导师丁延庆老师带队,给宁夏三分之一的高中生发放了我们自己编写的志愿填报手册,去了7所高中做讲座,还给100多个学生做了一对一的辅导。志愿填报的最后一天中午,我们结束了所有的工作,准备返程。对我来说,宁夏是个很重要的地方,是我做教育决策系列研究的起始之地。我接触了很多省市,宁夏是迄今为止唯一愿意全面和一个学术团队进行高考志愿研究合作的地方。离开宁夏前,我们在银川的一家餐馆吃午饭,大家聊起来这几天填志愿的事。当时包间有两个女服务员,她们突然问:「老师,听你们在聊高考报志愿?你们能帮我们提一些建议吗?」当时正值6月底,是宁夏一、二本的报志愿时间,到8月初才轮得到三本和专科。这两个女生中的一个,还从学校领到了我们当时发的志愿填报手册。我们就问:「你们志愿报了没有?」两个女生都说:「没考上二本线,所以没报。」我顿时觉得不对劲。因为我们知道有一个非常特殊的高考政策,少数民族学生可以填报预科班,低于二本线80分都能报,而且通常会有很多线下学生被录取。报上了预科班,相当于多花一年时间学习但能够上二本。这对于很多家境并不富裕的少数民族学生,是一个不错的选项,尤其是三本以收费高的独立学院居多的情况下。我们在志愿咨询时也努力让学生们知道这个选项。我们赶紧说:「下午5点志愿系统关闭,别上班了,赶紧回家去把预科的志愿报上。」两个小姑娘还犹豫,我们就让她们赶紧去跟饭店老板请假,下午的工资我们帮忙付。当时萍水相逢,也没留联系方式,不知道两位女生后来怎么样了。这件事我印象非常深刻,就像我经常跟学生们说的一句话,「你以为你没有机会,其实你还有机会,但你要知道这个信息,要去积极行动」。类似「信息缺失」的案例几乎每年都在发生。家庭背景相对弱势的学生面临的困境更大。我们发现,在高考分数相同的情况下,农村学生会比城市学生录取到平均质量更低的学校、就业前景更差的专业(「高分低录」)。这个现象不仅是中国独有。我参与的一个8个国家的跨国研究发现,大学录取的贫富、性别差异在这几个国家都普遍存在,也很相似。我们估计全国范围内平均每年有三分之一的学生高分低录(包括没有被大学录取),这个估计值和美国相当,虽然两个国家的大学录取机制极其不同。高校招生咨询活动现场,一名学生正在浏览学校招生简章这背后的核心问题,不是高考没考好,而是志愿填报有问题。回到城乡差异上,哪怕高考分数相同,农村学生最后录到的学校、专业相对更「差」。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农村学生缺乏对院校和专业信息的真实观察,仅能根据院校和专业的名称等基本信息,获知院校和专业的水平。核心困境,依旧是信息缺失。我们这几年也在帮助弱势学生填好高考志愿。在宁夏,只有百分之十几的学生的父亲上过大学——这意味着,即使很多学生填志愿参考家长的意见,但是绝大部分家长并没有上过大学。那些西海固的学生们,努力了12年才有机会通过教育走出去,如果因为高考志愿填报的障碍而失去更好的人生机会,是非常可惜的事情。这也是信息时代的一种不平等。这种「不平等」,是可以改变的。提供关键信息可以帮助人们做更好的决策。举一个例子,我们只是给学生提供了一个非常简单的信息——按照专业大类(比如文学、经济学、理学、工学)划分的全国本科毕业生平均起薪,就有22%的学生决定改变他们的专业选择意愿。这说明这些学生可能在选专业的时候并不知晓这么一个非常简单的信息。信息并不一定能解决所有高考志愿填报的问题。我们过去这几年一直在摸索有没有更好的方式,比如讲座和一对一辅导,效果明显更好。我们还找过更多的人来做志愿辅导,最先想到的是当地高中的班主任老师们。当时,我们还筹了经费用来激励老师们。他们只用干5天志愿辅导的活儿,可以领到相当于1-2个月工资的报酬。但问题也来了,激励确实很大,但我们发现,老师们帮学生报出来的志愿,并没有比学生自己报得好更多。这背后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当地的老师们也不知道怎么报志愿。我们问了老师们3道志愿规则的题目,只有百分之十的老师回答正确。尤其是,宁夏从2009年开始就从顺序志愿改成平行志愿了,8年过后,还有老师不知道什么是平行志愿,继续按照顺序志愿的规则给学生提建议。我们还同时调查了老师和他们的学生,超过一半的老师认为他们的建议对学生的志愿填报很重要。而学生中,只有百分之五的人这么认为。某高考志愿填报咨询会现场看到一张迷茫的脸事实上,国内直接做高考志愿填报研究和辅导的人并不多。原因多种多样。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研究的「食材」——数据难以获得。就像我们前面说的,宁夏能够拿到数据就已经天时地利人和了,我们后来在其他好多省也做过这种大规模的项目,项目做完了,钱也花了,但是到今天都还没有拿到数据,所以也不知道效果如何。现在很多研究只能找一些局部地区的数据,比如一个县或者一个学校。很难再有像宁夏这样的规模了。另一个原因就是这个事情要做好真的很难。老师也提醒我:「你可能不太了解,国内目前高考咨询已经成为一个鱼龙混杂的商业领域,人们已经不太相信还有人在做非商业性的努力了。」即便这样,这条路上也有「无限的少数人」同行。我近期最重要的合作者之一邱昕瑶,不管是北大光华毕业生还是斯坦福大学博士生的身份,都能让她有远大光明的前途。她选择来做高考志愿研究,我很多时候都很担心把她带「沟」里了,但她好像还没有放弃。我之所以到今天还在坚持做,除了有三分热忱,也有我自身经历的影响。我是2006年毕业于重庆巴蜀中学。中国有很多超级中学,重庆巴蜀中学肯定名列前茅。那一年北大的文科在重庆一共招20多个人,我们班去了11个。我当时拿到了北大的自主招生名额,可以任选专业。在我们班的同学里,我是报志愿最快的一个,当时见了北大招生组的老师,我就问了一句:「我想上经济学院可不可以?」对方说:「可以。」我的志愿填报就结束了。我后来反思,这有很多遗憾。哪怕在一个重点中学里,我们这些学生,并没有从学校老师那里得到高考志愿填报的信息支持。比如我的兴趣是文史哲,但我当时看着专业名字,就选了经济学。后来进入了北大,才知道北大的经济学研究中心有经济学双学位,如果当时我就知道这些,我可能就会填文史哲专业,再修一个双学位。对于那几年的文科生来说,可能北大首选专业院系都是光华管理学院。高三时,我从学校报刊亭奶奶那里买到的一本杂志,上面说北大经济学历史古老,听起来更「学术」。后来才发现,原来北大经济学做得好的老师多在光华和经济学研究中心。虽然我在经济学院也认识了很多好老师和互相信赖的好朋友,但回到16年前的今天,假如我知道得更多,选择也许会不同。我还想起了一个朋友,我们叫他韦伯。我作为一个志愿系统开放第一分钟就填完志愿的闲杂人等,在2006年6月的最后几天,陪着我的各路朋友们填志愿。一天下午我去了学校机房陪另一个同学填完志愿,我妈打电话催我回家说表哥在家里等着我回去帮他建议志愿(现在想来,我一个18岁的小孩又能知道什么呢?),正要走出机房的时候,韦伯叫住了我。一回头,我看到了一张特别迷茫的脸。韦伯父母没法给他提供任何建议,也不像我在学校里朋友众多(我可能算作他最好的朋友之一)。我去到他的电脑前,屏幕上开了几十个页面,都是各个学校和专业的介绍。他的分数很高,除了清北之外,其他学校都可以考虑。但是去哪里,学什么专业,在老高考下还有专业调剂的风险,这些选择加在一起,对于高分考生来说,也都是很困难的。我已经不记得我到底给他提供了什么建议,感觉自己当时的作用,只能是给他吃一个定心丸。后来他录取南京大学法学院,现在已经是重庆一个非常优秀的律师了。后来,这些填志愿的场景,总是出现在我的记忆中,它无疑影响了我迄今为止的人生。在求学和研究的道路上,直到2015年之前,我做的都是教育政策的二手数据研究,越做越觉得虚无,发现不能改变什么,差一点都辍学了。2015年之后,从高考志愿开始,我发现了随机实验这条路,才终于感受到正向的反馈。它真的能够帮助到人,改变个体的命运。所以一直坚持到现在。叶晓阳和团队伙伴们。(前排中间为北大教育学院副教授丁延庆,最后一排左四为叶晓阳)
6月23日 上午 10:03

我在县城卖手机,6年前的iPhone最抢手

在县城开手机店,要有比直营专卖店更加灵活的业务范围。程为安甚至会把自己的店看成「当铺」。一个18岁的年轻男孩,身无分文,用光了花呗的额度,也没有朋友愿意借钱,就把自己的手机「押」在店里,借了500块钱,约定好一个月之后来「赎」,利息是200块。文|饶桐语编辑|胡刘继
6月20日 下午 1:59

我在国外写代码,35岁焦虑消失了

随着中国互联网行业红利逐渐消逝,竞争压力越来越大,很多互联网人把目光瞄向了国外。在技术前沿的美国硅谷,在消费互联网方兴未艾的东南亚,在平静安宁的北欧,都能见到中国互联网人的身影。他们有人为了平衡工作和生活,试图逃离内卷,来到国外后,危机感和焦虑感减轻了一些。还有一些错过国内互联网浪潮的人,试图在新的环境中寻找职业生涯的第二曲线。这仿佛是一部互联网人的《出埃及记》。文|常芳菲编辑|赵磊
6月17日 上午 9:47
6月16日 上午 10:22

姜昕,嬉皮士的爱情

今年四月,姜昕再次站上舞台,开始巡演。距离她上一次举办专场演出,已经过去了十二年。这十二年里,曾经火热的、自由的、理想的摇滚乐文化,已被时代的潮流冲散,当年在鼓楼、后海热闹着聚集的年轻人,也纷纷搬到了五环外。而对姜昕而言,这十二年更加充满跌宕,像她歌里唱的,「人生戏剧变幻无常」。成年之后,姜昕一直在恋爱,最著名的,当然是她和窦唯的那段,这段关系以失败告终,它和她后面两段仍然失败的恋爱一起,给了她建立爱情的原则:不为对方洗衣做饭,不生孩子。到32岁,她遇到了鼓三儿张永光,他接受她,欣赏她,想要和她「分享生命」。在所有朋友看来,这都是神仙眷侣般的感情。他们先是住在鼓楼,经常在后海、香山、长城脚下热舞、游荡,又搬到顺义,租下六层房子,练鼓,读书,招待朋友。遇到下雨下雪,他们俩就开着车往外跑。不拘年龄,他们一直过着从年轻时候就认同的、嬉皮士一般的生活。2014年底,鼓三儿自杀。姜昕「懵了」,这样的日子过了两三年,她和世界之间好像一直隔着层塑料膜,模模糊糊看不真切。她再也没有恋爱,但又开始唱歌。2017年,姜昕发布了单曲《重生》,这是鼓三儿离世前,许巍给她做好的歌。她唱道:「青春不会老
6月11日 上午 10:26

降价4次,我终于卖掉了环京房

过去几年来,要说情绪最跌宕的买房者,环京房的业主可能是其中之一。他们曾经看上去最幸运,又可能最不走运。「环京」,给过他们巨大的红利想象,但腰斩的房价以现实的形式回应了他们。入手容易,脱手难。买了一套不断下跌又难以卖掉的房子,说不清是保障还是烦恼。随着限购政策逐步取消,提振楼市的讯号更强烈,一些被套了好几年的业主,有了趁机脱手卖房的想法。文|高越
6月10日 上午 9:39

125万考生,河南高考到底有多难?

如果把高考比作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而河南考生的桥,看上去比别人的更窄,往桥上挤的人却更多。「在河南,700分上不了清北,600分读不了郑大」,这样的说法,也加深了人们对「河南高考到底有多难」的疑问。
6月9日 下午 2:35

一个大四女生,对「只招男生」说不

21岁的小鱼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大四学生。上个学期,小鱼做了一件特殊的「小事」。在看到一则「只要男生」的招聘启事两次之后,她写了一页言辞激烈又有理有据的PDF,作为邮件的附件,伪装成应聘简历发给对方。她想要质问这种不合理,也想要告诉HR,性别歧视是一件很错误的事情。
6月8日 上午 9:34

杨千嬅的普通心事

框架眼镜遮盖了一些疲劳,没有任何技术含量的丸子头,两边流泻出碎发,灰色卫衣,杨千嬅在长沙的酒店餐厅落座时,周围没有翘起一颗好奇的脑袋。因为录制《声生不息》,杨千嬅在长沙待了近一个月,按她的描述,长沙一直在下雨,这是五月的末尾,前两天还灰暗,「我没有出去嘛,真的好闷的」。她不吃辣,自己叫外卖,「一些比较健康的,比较轻食的,没有什么油」的食物,外卖填了同事的名字。「王女士?谁是王女士,打错了。」半天想起来是自己的,又跑去拿。很多事她都喜欢自己做,大到一首歌需要请几种乐器伴奏,小到接孩子前要买什么零食。在超市里,店员搬东西很慢,她三两下就帮着把东西码好,「我说你一直在我前面,我不能够挑(东西)啊」。她好像没有女明星应有的纠结与仔细,比如不敷面膜,也不做保养,在丈夫兼经纪人丁子高眼里,「这位是大情大性的人,有时希望她能积极一点,去做个美容,好像也不在乎」。电影导演们能打捞到杨千嬅性格里的特质,放心地让她与吴彦祖、梁朝伟、郭富城、余文乐等人合作,而不会引发任何人类的嫉妒。「普普通通,邻家女孩咯」,杨千嬅回忆公司当年给自己的设定,「给我一个非常好的出发点,我其实最舒服」。很多人对她的歌和电影都有一种代入感,总能从中体味到一种普通人的真实心境。但仔细琢磨,在演艺圈,平凡和普通意味着淹没人海,而杨千嬅是怎么用「平凡」在演艺圈立足,又怎么做到「自己的不确定和不自信反是别人欣赏的地方」?我们追溯她成名前的经历,谈及她和家庭的关系,以及对音乐、生活、「职场」的理解,试图解释这种独一无二的「普通」。以下是她的自述——文|龚菁琦编辑|姚璐图|受访者提供(特殊标记除外)音乐也是一种护理最近我发布了一个纪录片,分享入行25年的点滴。大家可能分享过我好多不同的歌,一些歌在歌迷心中也是充满故事和共同成长的回忆,但我很少告诉大家,我的故事是什么样的。所以纪录片就是说,在平行时空,当我的音乐在记录你们的故事的时候,其实我的故事是这样。其实我就是一个普通的人,有平凡的生活,所有演出的题材跟灵感都是从我生活的感受出发。那你们很好奇为什么一首歌唱得很到位,1995年参加无线电视第14届《新秀歌唱大赛》,我是季军,清唱《秋来秋去》,有人说(我的)声音里有故事性。我就想,可能由于我不是学校出来的歌手,在医院工作四年才跑去当歌手,那个人生转折点很厉害,可能故事性从这里来。从医院训练出来,要无惧所有的状况,因为医院是守护生命的地方,什么都要第一时间反应,要很小心、很仔细,逻辑性要很强。18岁刚刚工作时,我没有准备好。第一天上班,有个老婆婆,我还有印象那天上午她还跟我打招呼,姑娘,你是新来的吗?她是四川人,讲话是有乡音的,但她那天跟我讲话是很清楚的广东话。我就说婆婆,你身体还好吗,她说她是心脏病的问题。结果隔天早上6点钟,我上班的时候看到她的床被封起来了,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后来夜间的护士下班了,跟我说,你马上跟师姐去处理一下。哇,我看到老婆婆,她走了,已经盖着布。她昨天好好的,为什么突然变差,就是一刹那。我看着她,也不敢哭,很害怕,当时也很伤心,那种很复杂的情绪又消化不了。师姐教我怎么去打包,她一直在跟婆婆讲话,听完之后我觉得很感动。她说伯母,不好意思啊,你走了,我帮你处理一下,我现在要帮你换衣服,我现在要把你的手放好,这边要绑起来,有血的要擦干净,消毒好,说那些过程给她听。师姐告诉我,他们都有生的权利,他们走了,还是要尊重他们的曾经。这个就是我第一天在医院学到的人生价值观,学会「尊重生命」四个字。生命是平等的,不管你出身是很富有,或者是比较贫穷,但是生命都是公平的,我一直持这样的心态面对出现在生活里的每一个人。护士其实训练一个人理性、(有)逻辑、仔细地工作,每一个东西要看得很细,责任也很大。有一天,一个女人就拿一个水果走进去看丈夫,然后突然两个小时以后,在洗手间,我们走进去,全部是血,他丈夫躺在里面,是打了毒品。我就想那个毒品哪里进来呢,是藏在橘子里。像拍电影一样。我们走病房,看见一个人,我们都能知道是谁,认得出谁是谁家人,因为万一出问题,得认出来,那时候也没有什么科技,永远都是靠我们的双眼,比方说那个婆婆可能八个小时以内不能吃东西的,因为她要去手术房,你得盯住。看到很多人的神情、动作的细节,马上作出反应。当然现在已经放下几十年,但那种观察人的逻辑不会走的。你看人生跟平常人不一样,我是面对一种生离死别,一些极端情况我是在现场,是负责处理的那个人,我的感受是很深刻的,知道无常是什么意思。我们观察一些人,病人除了身体上的病,其实最重要还是心灵的那种病,那个伤痕,生病会带来恐惧,带来家人的焦虑、不安,你怎么去解决他们的情绪,不要让他们有任何自伤的念头。那时候我18岁,人生经历也不多,只能够从同事口中的故事去消化理解,然后跟病人家属去说。我说婆婆已经死了,离开了,你不要伤心,对方觉得你懂什么懂,年纪太小了,被骂的(情况)都有。但是没有关系,对我来说共情就是同时培养出来的,一个有共情的人才会负有责任。我也很敏感,我也有很多情绪,但因为工作,我的情绪不能够放在病人身上。很多人觉得我情商很高,其实是理解别人的同时会控制好自己情绪,会学懂怎么去爱,你会成就别人的生命。到后面我觉得,某种程度上,听音乐都是治愈,都是护理。为什么我们需要音乐,因为这是我们生活的情绪分享、一种对话,这就是一种治愈情绪的方法,需要的是爱和共情。就像攒飞行里程数
6月7日 上午 9:32

经历过三次怀孕胎停,她写下了这本书

如果你之前听过傅真的名字,或许是因为她写的游记,也可能是因为她的爱情故事——傅真是南昌人,2003年非典期间,她离开正封校的大学,到西藏旅行,认识了香港男生毛铭基。他们很快相爱,一起到英国,读书、工作,几年后,他们辞去伦敦体面的工作,开始环球旅行,最后回到了国内定居。这个过程里,傅真写了三本书,其中《藏地白皮书》还将被改编成电影。七年前,他们生下了一个女儿,小名叫毛衣。这是一段听起来浪漫、自由、顺遂的人生。但在今年春天,傅真出版了一本新书,一本名为《斑马》的小说。这本书的源头,是她的亲身经历——在2012到2014年,她经历了三次怀孕胎停,做过四次清宫手术,还经历了一次葡萄胎,这是一种肿瘤性疾病。她长期写作,有一些读者,但这是她第一次公开这个沉痛的秘密。生育的困难,给她带来巨大的撼动,包括生活的破碎,不育的耻感,对怀孕、胎停、他人眼光以及自身偏执的持久恐惧。直到最后,她去到泰国,通过生殖辅助技术,生下女儿毛衣,这种震动才逐渐平息。这之后,她以自身的经历为材料,花了几年时间,完成了《斑马》。胎停育在如今并不罕见。根据《自然流产诊治中国专家共识(2020年版)》,胎停育、生化妊娠、空孕囊、胚胎或胎儿死亡,都属于自然流产。在中国,育龄期女性发生一次自然流产的风险为10%左右,而有3次以上自然流产史的女性,再次妊娠后胚胎丢失率为40%—80%。这份共识同样提到:「如果不及时干预,不仅会给患者及其家庭带来严重的经济负担,还将对患者的身心健康造成极大的影响。」在最近几年,关于生育的代价、生育的痛苦,有过一些讨论,但很少有人谈到不孕不育的痛苦。但实际上,不孕不育门诊里的人总是乌央乌央、满面愁容,这是另一种现实。也是在最近,有一些女性开始公开讲述自己胎停的经历。博主Alex曾在自己的视频中提到过自己经历胎停后,身体和心灵的双重悲伤——孩子不在了,但她的身体还没反应过来,会分泌催产素、分泌乳汁,会非常想要一个孩子抱在手里,会嫉妒大街上的孕妇,「甚至想偷一个孩子过来喂奶」。女性也会处在孤独的痛苦之中,因为只有她自己经历身体和心理的变化、与胎儿产生过情感连接,这些记忆无法与他人共享。讲述是为了彼此看见和照亮,也是为了消除耻感,获得尊严。如同傅真在她的一篇创作谈里提到的,「要亲手将那把刀从自己的胸口拔出来。不只是用叙述来疗伤,我也想让私人的痛苦变成可见的痛苦,这似乎是一个创作者的本能和义务。」以下是她的自述:文|林松果编辑|姚璐1我的第一次怀孕,在2012年,应该算是计划内的怀孕。当时我刚好30岁,和丈夫铭基回到国内生活。好像是突然之间觉得,我们可以准备要小孩了。我不知道这个想法具体是怎么出现的,可能跟回国定居有关系。回国之前,我们好像过的是一种临时过渡的生活,那个正式的、成熟的人生还没有开始,一直没想过要孩子,也没办法想象有孩子的生活。也可能跟生物钟有关系,30岁了,生物钟不知道怎么就响了,而且很奇怪,我们是两个人都想要,不知道这是不是互相影响,但就是我们同时觉得,哎,好像可以了。当时我们定居在青岛,铭基找到了一份青岛的工作,我刚好接了出版社的合约,就想说,不如正好用这个时间把孩子生了,正好书也写完了,这两件事可以同时进行,其实想得很理想。然后我们就做了孕检,停止避孕,当时也觉得,不一定说成就成,但是很快,我就怀孕了。一开始我挺高兴的,心想这么顺利,我应该挺健康的。到了第七周还是第八周的时候,我去医院做B超,医生跟我说有胎芽,但是没有胎心,我其实不太明白是什么意思,医生又说,可能就是太小了,让我再等一两周,中间还根据医生的要求,吃那种巨大的中药保胎丸。但其实没有必要,后来还是胎停了。第九周的时候,我去做了清宫手术。我当时觉得很难过,也很意外,搜索了很多资料。之前我根本不知道还有这种可能。我好朋友第一次怀孕是胎停,但也会觉得那是小概率事件。要么就是在电视上看到有人流产,是很drama的,摔了一跤,或者提了一个很重的东西,然后血流下来了。你好像不知道它会静静地发生,或者说停就停了。而且我以前觉得,它要么就活着,要么就死了出来了,没想到它还可以不排出来,可以在里面待挺久的。但当时我认识的那些胎停的人,下一次怀孕都成功了。所以我就想,可能第二次就好了,坏运气已经用尽了。但结果是,第一次不行,第二次更糟。
6月6日 上午 9:00

​50年后,当我们再次重温《教父》的滋味

2022年,是电影《教父》上映的50周年。50年,再次回望这部经典的黑帮电影,这究竟是一部怎样的电影,以及它所讲的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故事,以下,是专业影评人梅雪风的解读——文|梅雪风图|《教父》剧照两种黑帮片要想讲请楚《教父》,其实拿另一位大导演马丁·斯科塞斯的作品来和这部电影比比就知道了。斯科塞斯与科波拉属于同一时期的创作者,同样都是意大利人,同样拍摄了有关意大利黑帮的经典电影。科波拉拍的是《教父》系列,而斯科塞斯最著名的黑帮片是《好家伙》。显而易见,斯科塞斯的黑帮是写实的,里面的人物鄙俗、聒噪,充斥着底层社会的精明、野蛮,以及因为见识有限而无法避免的更深层次的愚蠢。而科波拉的黑帮,里面的主要人物沉稳、低调,铁血无情,却又有绅士般的节制。电影《好家伙》剧照在《好家伙》《赌城风云》等片中,乔·派西那种喋喋不休的粗口,很难不引人注目,而在《教父》中,无论马龙·白兰度所饰演的老教父,还是阿尔·帕西诺所饰演的新教父,他们更倾向于惜字如金,他们更擅长坐在椅子上,眼睛深邃地看着对方,似乎穿过他们的身体,直到刺破灵魂。在斯科塞斯的黑帮中,无论多聪明的人物,最终都会被自己的性格缺陷击倒,其实不止是他的黑帮电影,基本上他所有电影中的人物,都有一种自毁的魅力,他们知道这要坏事,但他们无法自控,
6月5日 上午 10:00

5月的一些必要生活

去喜欢的男孩的实验室,一起玩炸金花。我焖出了「豹子」,他实验室的师兄、同门、师弟都一齐叫了起来。每个人都给我五个回形针做份子钱,我瞬间像个富婆。且是爱情富婆。现在他是我男朋友了。@佳伟的粉
5月31日 上午 10:52

如何在北京拥有一次「粗糙」露营?

这里是《人物》的「见好」栏目。本期「见好」主题——最值得买的露营装备。已经很难去定义「露营」的真正含义。它是开着房车深入无人之境,在荒野里抱着火炉看星星;也可以是在公园草地上铺个垫子,一群人吃吃喝喝;更可以是搬一把小椅子,在城市小河边从天亮坐到天黑……在户外,待足够长的时间,最好中间能吃上一顿饭——恭喜你,完成了一次露营。到郊外去,到自然中去,这本不是一件特别需要昂贵花费的事情,所以本次《人物》的作者们为大家推荐的都是一些不精致,甚至有些粗糙,但绝对实用的露营装备。希望属于你的下一次露营,早日到来。
5月29日 上午 10:32

杀害了600万犹太人的「万湖会议」,「平庸之恶」只是假象

对纳粹历史的描绘,《万湖会议》显然选择了极端之恶的立场——并不是一群被动参与者「无思想、无意志」地执行命令,而是一群手握第三帝国核心权力的人,在极端思想和狂热意志的支配下,各自「累积式激进」,最终在一场70分钟的会议上接力制造了人类历史上最高效冷酷的杀人流水线。不是一群平庸的人,而是一群狂热的人。文|卢美慧图|电影《万湖会议》(特殊标记除外)
5月28日 上午 11:26

程序员郭宇,28岁退休之后

两年前财富自由、公开退休的程序员郭宇,如今又开始写代码。不同的是,以前他面对的是一同加班的同事,现在他面对的是一片青翠的麦田,和深绿的远山。退休之初,他曾计划开温泉旅馆,但疫情打乱了他的计划,此后,越来越多超出计划的事情发生了,他曾想建一栋面向太平洋的别墅,但现在觉得租住两室一厅也不错;他曾想一直退休下去,没想到又开始见投资人、开会、工作……年纪轻轻,财富自由,郭宇提供了一个样本,关于一个人如何走上一条没有同行者的小路,试图在孤独中建立一种不一样的生活。文|戴敏洁编辑|槐杨图|受访者提供1这半年我住在安曇野乡下,是因为去年底学滑雪时,发现它离白马很近,来了之后,发现它四季都有很多东西可以玩,就住了下来。在北阿尔卑斯山脉和长峰山脉中间,是成片的稻田。春耕之后,灌水,水是山上的融雪。稻子这会儿还没有长出苗来,只有一点点头,变成一个水池。你经过时,会从中看到倒映着的雪山,日语把这个叫「水镜」。我租住在一个两室一厅,房子外面是荞麦田,很安静,我经常站在阳台上,看麦子的生长。天气好的时候,有风吹过,变成了一种「麦浪」。2020年2月,我在朋友圈和微博发了一封信,说我选择在28岁的末尾退休,离开任职6年的字节跳动,去日本旅居。当时我更多地看到互联网行业的焦虑,感觉程序员这个职业迟早会被消灭。用「退休」而不是「辞职」,是因为我要跟互联网行业彻底告别。2020年,我从字节跳动离职之后,就没有再关注这个行业的发展了。但是今年,我开始重新写代码,又回到了程序员的工作里,只不过关注的是web3,它是下一代互联网,是涵盖着金融和文化领域的价值互联网,所有的关系都存在于区块链上,记在账本里,任何一个产品,或者你自己,都会在区块链端,记录和关系都不会消失。我意识到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是我进入支付宝、创业再到字节跳动十几年的工作经验里,从来没看到过的一种变化。从2008年到现在,我们做的事情基本上都是在告诉大家,可以用手机上网,导致中国的网民从两亿多变到了现在的十二亿,它是一个量变,而web3的改变要比所有这些加起来都要大,有大量的优秀人才正在涌入这个领域。我决定加入。我又开始写代码,一个人在乡下写代码,感觉很奇妙。以前在北京,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衍生投资人,有各种各样的程序员和程序员聚会,你不想自己一个人写代码,也可以去到某个咖啡馆,旁边就有一堆人和你干一样的事情。所有人都希望实现他们的梦想。而安曇野完全是个世外桃源,没有人知道你是谁,没有人知道你在干吗。我现在打开窗子,外面就是麦田,会有一种「我可以随时开始、随时暂停、随时停止」的感觉。在北京,你没有办法决定暂停或者停止,你只能决定开始。之后就是事情推着你转,有很多的责任和压力在头上,投资人说我今年必须要见到什么东西,明年必须要怎么怎么样,后年一定要怎么怎么样,你的内心会给自己压力。身处在洪流当中,你不动,别人也会把你往前推着动。但现在,当你看向窗外,你会觉得自己身处的这个现实世界和你想要去追求的理想的、数字当中的世界,那个虚幻的目标,其实完全没有关系,你也不用为那个结果承担过多。哪怕我电脑一关,或者电脑一砸,坏了,我明天还是该怎么样生活照样怎么样生活,平常出门还是吃家庭餐厅,听那些日本人聊一聊养孩子的日常。没有人可以在现实生活中给我压力。这附近的人可能一辈子都没有出过长野,理解不了你在干什么,他们也不需要这些东西。平常你也不需要和人家沟通,不需要参与到这个社会当中,你只是住在这里。在安曇野生活越久,我就越感谢大自然,在乡下的生活让人意识到,真正对肉体有意义的东西都是免费的:清洁好喝的北阿尔卑斯融水、新鲜的本地蔬菜、洁净的能见度极好的空气、天然温泉,有点像我小时候在江西的乡下,一种自给自足的环境。去年我的目标是在伊豆建一个面朝太平洋的二层小别墅,这是一种对于退休生活的执念。现在觉得也没太大必要。我看很多这种样板房,每个都挺好的,但是都是为大人和小孩设计的,比如说客厅有很大的玩乐空间,外面还有很多给小孩玩的游乐设施之类。但是我用不上,一个别墅占地500平,两个人住在那里以后会不会觉得很可怕?这是退休之前和退休之后最大的落差。以前觉得我必须要有一个地方能够定住下来,一个房子,一个空间,一个不管什么样的地方,它得非常的好,作为一种每天上班的心理代偿。但是真实生活下来觉得哪里都可以,租的房子可以,买的房子也可以,在乡下也行,在城里也行。
5月27日 上午 9:58

在西二旗,网约车司机什么都知道

在食物链中,越是顶端的生物,影响到的下游链条越多。西二旗生态的核心无非是大厂和它的员工们,牵一发而动全身,公司人少了,司机不来了,卖团购草莓的女人如今转移到了西二旗地铁口附近的人行道边,架了盏小台灯,「两盒15元」。在腾讯门口给司机卖盒饭的阿姨也消失不见,五月的一个中午,陈大强饿着肚子找了半天,最后在一个手抓饼摊位才勉强解决了午饭。处在一个共生系统里,如今大厂日子不再好过,司机们也正在适应新的常态。文|钟艺璇编辑|赵磊西二旗的夜晚安静了在自然界里,微小的生物往往依存于一个庞然大物,比如牛椋鸟经常与犀牛为伴,啄食犀牛背上的寄生虫和昆虫,同时也为视力低下的犀牛充当「哨兵」。这是一套互惠共生的法则,就像西二旗本没有自己的司机。严格来说,司机们不会一直待在西二旗,只是在夜晚9点到凌晨1点,他们提前从北京各个角落赶来——这个时间最好控制在8点半左右,太早了会把时间浪费在等待上,太晚就抢不到好位置了。于是到了晚上9点以后,西北旺路、软件南街以及后厂村路就像偌大的停车场,鸣笛声、轰鸣声、脚步声、交谈声通通混杂在一起,迎来一天中西二旗人气最旺的时刻。西二旗汇聚着中国最头部的互联网公司,百度、腾讯、滴滴、网易、新浪、快手等都将其总部设在这里。西二旗也是北京人流量最大的区域之一,仅仅西二旗地铁站,每天就有30万人次在这里乘车,比春运时北京西站的客流量都要大。平均每个月,乘务员都会在站台下面的道床上捡到遗落的20多只鞋,70多个背包挂件。西二旗也养活了司机陆斌一家。他今年53岁,中年下岗后,又经历创业失败,卖掉进口的帕杰罗,买了辆现代领动来跑网约车。西二旗人流量常年不断,互联网大厂的加班报销制度为司机们提供了数以千计的固定单量。任何一个在西二旗趴活的司机,都对大厂的规则了如指掌:百度9点后下班打车报销,腾讯是9点半,快手则是10点。一个聪明的司机会在10点半前全速赶回来,因为这个时间又是一波下班潮,要是他足够拼的话,还能等到凌晨一点半最后的小高峰。陆斌至今难以忘记西二旗晚上的打车盛况,连环单一个接着一个,长途预约单的铃声响了又响。他和他的车子从不会停下,绕着外环转一转,乘客一上车,报个手机尾号,一踩油门就出发。跑一晚上,流水能有三四百元。而现在,等待的时间越来越长了。今年2月以来,腾讯、阿里、字节等头部互联网企业开始裁员,多位司机告诉《人物》,自己在西二旗的单量比过去少了30%。他们开始有了闲暇,有时把车停在路边,左手托着头靠在驾驶座车窗上,刷短视频、玩游戏,甚至干脆把座椅放低,直接把腿架在前窗。从4月底开始,大批互联网公司居家办公,用陆斌的话说,「西二旗的声音又降了几十个分贝」。原本打车是一件很奢侈的事,如果忘记预约,一个大厂员工下班后得排上一百多号,等待时间超过一小时。而如今,在西二旗任何一个角落,再小的单子,几秒内都必定有人接单。
5月26日 上午 10:35

硕博生涌入县城之后

这似乎是一个新趋势:越来越多的硕博毕业生正在涌入县城,他们下街道、入乡镇,进银行,做中小学教师。他们可能毕业于最好的大学,受过最高等的教育,在最大的城市里见过世面,而今他们挤进县城,竞争那些「基层」的岗位。比如,24名著名大学的毕业生去了浙江省丽水市遂昌县,一个普普通通的县城。作为被引进的人才,他们中4人是博士,19人是硕士,唯一的本科生还是浙江大学毕业的。他们应聘的无一例外都是县级事业单位、乡镇和街道的体制内工作。广东和平县,证明了这可能并非个别情况。当地的橄榄枝抛出去之后,700多个硕博生愿意奔向这个小县城,毕业学校的名气也都响当当,包括清华、人大和国外名校等。有人说,这是人才浪费。也有人分析说,这没什么值得奇怪。一方面是硕博生年年扩招,已从「稀缺」变成「海量」,工作选择变得狭窄;另一方面,离开竞争激烈的大城市,去小县城找一份安逸的生活,也是当下年轻人的一种新趋向。当然,还有人会问,扎进县城里,他们过上想要的生活了吗?他们是否甘于待在小县城里,又是不是实现了内心的安置?我们找到多名去县城的硕博毕业生,他们基本涵盖年轻人最热衷的体制内身份——公务员、在编银行员工和教师等。为了尽可能扩大样本,我们还找到一名非「体制内」的——回县城创业的海归硕士。他们讲述了选择县城的理由,以及在那里真实的工作、生活是什么样的。以下是他们的故事——文|高越
5月23日 上午 9:00

保住第八位幸存者的腿

漫长的寂静被一名护士的到来打破了。护士是来借东西的,要止血带和吗啡。黄俊记得,随她一起到来的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废墟下,「8号幸存者」生命体征稳定,但双腿被卡住了,人要活着出来,可能得牺牲腿。这是2022年5月2日凌晨1点,在长沙望城区自建房倒塌事故现场,救援已经持续了超过60个小时。黄俊是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的骨科医生,专攻「创伤」。事故发生后,他作为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成员,进入现场待命。那里已经集结了来自湖南省人民医院、长沙市120急救中心等多家医疗机构的医护人员。「一条街上都是消防车和救护车,」黄俊回忆,「但是人(幸存者)出来得很慢。」8层的建筑物垂直坍塌后,高度瞬间压缩至不到两层,同时挤压着紧邻的两侧房屋。救人,要一边小心地掏,一边加固通道。抵达后的大部分时间里,黄俊都在等待。他周围人来人往,机械不停,灯光明亮,但为了准确捕捉生命迹象,也因为救援都在废墟之下,现场听上去总是「一片静默」。在这个安静的夜晚,真正的难题即将出现。文|秦珍子
5月19日 上午 11:44

相亲100次

「本人身高154,年龄28,学历硕士,无固定工作,相貌普通。」2019年,28岁的艺术家黄引,以一种在市场里「毫无竞争力」的姿态,开始了一场相亲实验。一年多的时间里,她线下相亲了四五十个男性,自信被摧毁得一点不剩。她的艺术家身份、开朗和搞怪的个性、被欣赏和尊重的专业领域的技能,在婚恋市场被完全否定,变成了一个没房没车,还没有稳定工作的大龄剩女,变成了一堆的「数据不匹配」。既然人可以被物化、变成一堆数据,那么自己是否可以创造出一个百分百符合条件的角色?这个角色又会遭遇什么?一个名叫「子欣」的人设由此诞生,由黄引扮演,加入全妆和藕粉色的调料,以及嗲嗲的语气词,体贴一切,热爱生活,对男性崇拜,看起来非常好「掌控」。不出所料,「子欣」太受欢迎了。以「子欣」的身份,黄引又相亲了四五十个男性。在婚恋市场「尽情打滚」之后,她反而越发无法遵守市场里的规则。当一切都是可以被伪装和扮演,那么男男女女应该置自己真实的个性、真诚的情感于何处呢?人们寻求婚姻、爱情,到底在寻求什么?5月初,在《人物》的视频采访里,黄引保持了自己的模样,没有化妆,常常大笑,表达真挚。她已经线下相亲了近100个人,深感厌倦。项目还没结束,「子欣」还在。黄引常穿衬衫、长裤,这天她偶然翻出一件泡泡袖、白色纱质连衣裙,干脆穿上,「子欣」又出现在了黄引身上。更戏剧性的事情发生了。采访的第二天,她即将带着交往5个月的男友去见家长。说到这里,她扑哧一下笑出来,有点不好意思,又「唉」了一声。她提起男友说过,选择她,是因为她「合适」。她是不是终究还是落入了「合适」的圈套里,她自己也说不清。因此,她时刻警醒自己,也提醒自己的女性同胞,「你若认同相亲市场的价值体系,你就在其中,必然逃脱不了被物化的命运,也绝不可能依靠婚姻去赢取利益,一切都是交换」。以下是黄引的讲述——文|戴敏洁
5月17日 上午 9:07

我们能多大程度相信MBTI?

「你做过MBTI测试吗?结果是什么?」今年,这样的问句在社交场合频繁出现,在职场简历中,在社交软件上,到处可见一串由4个英文字母组成的密码。这个简称为MBTI的测试引起热议,曾4次登上微博热搜榜。很多人觉得,经由这串字符,自己的很多困惑得到了解释与宽慰。古今中外的名人们也都被安排上了MBTI标签,16型人格中间出现了鄙视链和配对表,甚至还有人针对各个人格开始卖水晶——总之,MBTI已经取代了星座,成了新一轮认识自己、认识他人的普遍工具。MBTI全称为迈尔斯-布里格斯类型指标(Myers–Briggs
5月15日 上午 10:22

当被规训的她们,拿起了笔

这是一群初看起来几乎与写作无关的女性。她们大多中年,从农村来到城市,住进不属于自己的家里,做着家务、照顾幼儿或者老人。作为家政工,她们长时间居住在雇主的家里,没有属于自己的空间,时间也几乎全都交付给了别人。当这样的一群女性拿起笔,她们首先会写什么?出乎意料的是,她们在赞叹生活的美好。看似辛苦、艰难谋生的城市生活,是她们获得收入、拥有较为独立的生活和身份的难得的方式。她们给自己取「美美的」笔名,进行「美美的」抒情,这是一种乐观的、心怀希望的体现。但真正的写作不能停留于此,它还关于你如何去看待自身以及自身所遭遇的,关于你要去写出生活里更丰富但也更复杂的面貌。艺术家静远在2020年给一群家政工上过写作课,除了告诉她们「每个人都可以写作」之外,她还说,写作的实质是「我需要面对我自己,面对现实」。静远并不来自于她们,她在广西的一个小城镇长大,考进大学,又出国留学,成为一个艺术家。她在女工的写作里,看到了完全与自己不同的叙事:她们常常因性别和贫穷而失去教育的机会,被婚姻和生育束缚,之后又困于一种责任感和道德感。她在她们的故事里看到了一个更艰难但同时也更广阔的图景。写作课之后,静远和一些女工保持了长久的、深入的联系,这得以让写作课从课堂走进了彼此的生活,写作课就是她们的生活,不只是教学,也是聊天。她们一起面对一个具体的困难、一个具体的选择,成为一个句子和一个段落,成为了「在向世界说话」。以下是静远的讲述——文|戴敏洁编辑|槐杨1
5月13日 下午 12:55

少年全部幸存

在拍摄的过程里,陆春桥逐渐理解,在长大成人的10年里,地震如何影响了自己的同学,影响了北川这一代年轻人。它给予他们幸存者的罪恶感、失去所爱的失落,也让他们逐渐理解父母、爱情和命运。
5月12日 上午 10:20

建筑工地上最后的老人

在河南老家,适龄的男性比女性多,一个女孩可以跟十几个男孩相亲,男孩没房没车,几乎没办法结婚。父亲给儿子买房,是风俗,是传统,也是规矩。城里新开的楼盘都是一百多平,两个儿子都背上40多万的房贷,每攒够几千块钱,他就转给儿子们。他在北京做建筑工人赚的钱,又流入了老家的建筑行业,他说,自己是劳动力,也是购买力,水不过是从一条河流到了另一条河。文|徐晴
5月11日 下午 4:29

县城体制内的女孩,和她们的婚恋困局

一个80末、90初出生的女生,成长在县城的中产之家,作为独生女、乖乖女或者「别人家的孩子」,一路顺风顺水地长大,大学毕业后在父母的建议下返乡,考进县城或是乡镇的体制内单位……当社会时钟把「婚恋」这件事推到眼前,接下来,她会遇到什么?2019年,论文《县域体制内的「剩女」——基于中部D县的调查》发表,调研数据显示,在中西部等偏远地区的县域体制内,有大量的大龄未婚女性。一到二十六七岁,她们便开始承受着来自熟人社会的催婚压力,急于寻找另一半走入婚姻;但同时,受到传统婚恋观念的影响,她们普遍希望选择比自己更优秀的体制内男青年作为婚配对象,而体制内男青年无论在数量还是在质量上都无法满足这一择偶需求,她们最终被「剩下」。论文发表几年后,随着大众对女性议题的讨论增多,回到县城就业的年轻人也越来越多,这篇论文开始被频繁讨论、转发、报道。论文第一作者欧阳静是江西财经大学教授,原本的研究领域是基层治理,但在和县城体制内工作者打交道的过程中,她发现,县域体制内大龄未婚女青年很难找到心仪的另一半,似乎是个普遍问题。在此之前,关于婚恋话题,更多的社会关注集中于城市「剩女」、农村「剩男」,一个更有话语权和表达渠道,另一个处于社会相对弱势地位。但县城「剩女」似乎是「隐形」的,欧阳静曾在接受采访时说:「就像在学校里,老师总会特别关注学习拔尖和垫底的学生,处在中间的学生往往没那么受关注。」但事实上,「隐形」的县城「剩女」实实在在地存在。论文发表后,她不时会接到来自不同县城的电话,问:是不是写的我们这里?她意识到,这一现象的普遍性甚至超出了她最初的认知。欧阳静说话利落,习惯聚焦于事实本身,不一定「政治正确」,但却是真切的现实。上世纪80年代初,她出生于江西,有「小镇女孩」的成长经历,也有属于县城的生活经验,直到现在,她的亲人依然生活在县里,并且有几位是县乡公务员。所以,她对县域生态并不陌生,对体制内这个圈子也足够熟悉,研究起县城婚恋话题有天然的便利。体制内适龄未婚青年性别比失衡,但县城生态下对女性的规训又更加严苛,她们一边承受着找不到心仪伴侣的压力,一边还要承受来自熟人社会的舆论压力,欧阳静说,在她的访谈对象中,有人降低标准,有人异地解决,也有人单身至今。那些曾经的好学生、乖乖女,后来顺利考进体制内、有着体面工作的女青年,唯独在婚恋的竞技场上,被「困」在原地。如果说「女性独立」是现代社会的「应然」,那么欧阳静的调研反映的是县域语境内的「实然」。以下是欧阳静的观察——文|王双兴编辑|姚璐1本来,我是做县域治理的,做了县城婚恋研究算是「误打误撞」。我是学政治学的,后来学社会学,研究政治社会学,真正进入田野调查、进入基层政府领域应该是从硕士开始,2004年在一个乡镇待了一个暑假,第一次接触乡镇干部。那时候我发现,在基层女干部没那么多,也没有「剩女」的现象,体制内女性在婚姻市场上还是优胜者。2008年,我做博士论文的时候在另外一个乡镇待了一年,回想一下当时乡镇的情况也很少有「剩女」,但那时开始小学老师和护士就有一点多了,跟她们聊天发现,学校普遍开始是女老师了,没有数据上的统计,但能感觉到进入体制的女性逐渐多了。回忆我在基层调研的经历,「剩女」第一次进入我的视野应该是博士论文之后做回访,我跟组织部一个干部聊天,组织部一般负责招人,他说,他们一点都不想招女孩子。我说为什么?他说把女孩子招进来,找不到男朋友。2010年之后,我在县直机关调研多一些,因为和他们很熟了,有时候年轻人在一起聊天,就会说找男女朋友的事。那个机关有十多层楼,有一次,一个干部给我数了一下大龄未婚女性人数——三楼人大,有几个;四楼政协,有几个;五楼政府办,有几个……最后整栋楼至少有十几个。但是我并不觉得它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因为没有结婚的也很正常啊,对吧?真正觉得它是一个问题,是跟MPA的学生接触时发现的。MPA是公共管理的在职硕士,学生一般是来自全省单位的公务员,因为MPA要工作三年以后才能报考,他们最小二十六七岁。2014年上课的时候,因为我跟他们关系特别好,就问他们有没有结婚。我们一届MPA有上百人,但男生大部分结了婚,没有结婚的也有女朋友;但不少女生没有结婚,而且没有男朋友。他们说,这在县城体制内的年轻人群体里其实很普遍,而且很多女生来读MPA,就想认识一些人、扩大自己的圈子,或者通过学历提升,可以换工作,然后找到男朋友。为了印证这到底是不是一个普遍的问题,我就开始进行访谈。2014年到2015年、2016年,每一年上课、每一学期,我都会问不同的学生,有时候参加他们的同学聚会或者什么娱乐活动,也会和她们了解相关情况。详细的访谈应该是从2016年开始,一共访谈了大概五六十人,起初就是聊天,聊聊身边有多少个这样的人,我慢慢地知道了有这种「剩」下来的状况,最主要原因是没法在县里找到心仪的对象。到2018年,为了使这个论证更充分,我专门去了以前调研的那个县,因为要有数据。那个数据是组织部工作人员帮我收集好的,主要从D县民政局、组织部、人事局、团委、妇联、教育局、卫生局等部门获得的,这个数据一拿过来就有一点吓人了:D县自2008年以来新招聘总人数为2993人,其中女性1895人,在这些女性中,目前30岁以上未婚女性约有248人。而且,县域「剩女」具有明显的「体制」特点,主要出现在县乡党政机关和事业机关内。图源视觉中国2这种现象的原因,其实和高等教育市场化改革有关。像我是上世纪80年代初出生的,我读书的时候是最后一批包分配,有工作分,你就不会流动,就不会去北京、上海找工作了。一毕业分你去哪个地方教书,就去了呀,男的也去了,女的也去了,你就不会感觉男女有差别。但现在不分工作了,一毕业你会去考一个小学、去教书吗?男孩子绝对不会,女孩子也很少,但是女孩子相对男孩子又多。像我们江西比较落后,那人都是往高处走,比如说流到北上广,能去外面打拼才显得你有本事、有追求。我的同学几乎没有一个回到县里面工作的。我一个亲戚的小孩在一个县城中学教书,是2019年招录进去的,那还是一个比较有名的县里面最好的一中,但那年那个学校录了22个老师,只有4个男生,其他都是女生,而且那4个男生都有女朋友或者快结婚,其他的女生都没有男朋友。我们调研也发现,现在县城的无论是小学、中学,几乎就没有90后男老师,高中好少,初中更少,小学就几乎没有。反正我调研的那几个学校都没有90后的男老师。但相比之下,女生回到县城工作的人数更多,优秀的女生回来的也多。父母会给你这种压力,特别是小县城的父母,第一一定是追求安稳,他觉得男孩子应该要去外面闯拼,特别是读了大学的男孩子,但是对女孩子的预期就不是这样子了,他觉得女孩子有一份工作就很好了,就不要去外面了。我认识一个局长,他女儿开始在发达地区的银行上班,父母就觉得银行太辛苦了,还是回来吧,回来考了乡镇公务员。觉得小县城安逸,我就一个小孩,女孩在我身边我也觉得安全、觉得好,男孩子就不存在安不安全(的考虑),男孩子就应该去外面闯荡。那你提到,现在的女孩子独立意识和自我意识越来越强了,还会按父母意愿回到县城吗?但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没有回来的都是独立意识很强的,想独立、想自由的,或者像我的本科生说的,小县城连逛街、看电影的地方都不多,还是喜欢城市这种快节奏、灯红酒绿的现代生活。但愿意回的一般都是乖乖女啊,往往是独立意识相对不强的、愿意享受安逸生活的,她们喜欢这种安稳,喜欢在周末去看看油菜花、爬爬山。但同时,在这些中部地区的县城,很少有大的企业,小的企业比如工业园区的工厂,做加工、制造,什么水泥厂,或者化工厂,都是从沿海地区淘汰下来的产业,里面没有一个大学生。所以,回来的年轻人往往都进了体制内。为什么女孩子去考乡镇公务员,其实考公务员好难考的,但是女孩子她吃得了苦,考试能力强。而且,在县城,体制内的工作意味着稳定,铁饭碗,收入高。如果夫妻两个人都是县城的公务员,月薪加上年终各种奖,那可能年收入有二十多万了。有父母给你首付,结婚就有婚房,有车、然后两个人去还款,所以其实小县城公务员的生活是不错的,就是有些基层工作繁重、压力大。随着体制内女性职务和身份的升高,眼光和择偶标准也越来越高,比如我们江西财大的学生,不可能找一个职校的男生,你心里都觉得他配不上你。像你说的真有感情有火花的也有,但是现实是很少。像我的一个访谈对象说的,自己是公务员也想找个公务员。如果找个非公务员或是体制外的,感觉是「下嫁」。这其实也符合我们通常所说的择偶梯度理论。在她们看来,首先得是体制内的,其次体制内又分几种:最受欢迎的就是县委县政府的,然后是公检法的,其次是乡政府的,最差的体制内可能是老师,中学老师比较好一点,小学老师是最差的。所以,在县城的婚恋市场,其实是有一个「鄙视链」的。我自己从小在农村待到八岁,小学和初中在一个小镇上长大,高中我们家到了县城。现在我的父母和兄妹也都在县城生活,我的七大姑八大姨很多也是县城,所以我对县城还是比较了解的。县城最大的特点就是熟人社会,做什么都要靠关系,去哪里办事首先说,你认识什么人吗?去医院看病也要问,你有认识的人吗?所以为什么要找体制内的?为什么小学老师没人要啊?医生肯定也比小学老师好一些,因为你总要看病,认识个医生可以不要排队,可以给你介绍好的医生。但公务员又比医生更好,因为医生只能看病,公务员能干好多事。但小学老师几乎没有什么社会资源,农村也不太注重教育,管你教不教呢,只要不打我的小孩就可以了。图源视觉中国3所以就形成了这样的局面:县域体制内女青年普遍希望选择比自己更优秀的体制内男性青年作为婚配对象,但体制内的男青年无论在数量还是在质量上,都无法满足这一择偶需求。相亲,还要相无数次,和自己的好朋友相亲相过同一个人,也不罕见。弄来弄去都是那几个人的圈子。有的团委搞活动,来来去去也还是那几个人,其实早就认识,也撞不出火花。我访谈过一个女生,她给领导做秘书,很优秀,她说就没几个看得上眼的,说优秀的男生都不在小县城。到后来那个女孩提升了副科级干部,自己能力又很强,家庭条件又很好,眼光更高了。我有几个2016年受访的MPA学生,到现在还没有男朋友。有的硕士毕业了,在县里工作,也提拔了,我觉得越提拔越难找到。还有一个受访的小学老师,现在三十多岁,相亲相了有一两百个了,有个相亲对象是县里一中的男老师,但那个男老师长相一般又一点内向,反正就不是很阳光,女方一看,觉得不吸引自己,而且,女孩父亲是一个副局长,在小县城当了一个小领导那是不错,那她父亲怎么看得上老师呢,觉得老师没地位。还有一个女孩大概是1977年的,长得很漂亮,父母是县领导,眼光也很高;另外一个1980年末的,父亲厅级干部,也都没有结婚。在小县城,父母的职位越高,找女婿要求更高,你越漂亮,你对颜值要求也高,对男孩子各个方面要求都很高。但「优秀」的男孩子,在县城本身又很少。所以,县城体制内的男青年就成了「香饽饽」。男孩只要是公务员,真的是长得哪样都能找到一个好女孩。这几年,体制内「鄙视链」底端的小学男老师,也比较「抢手」的。我的另一个案例,一个1990年生的男生,身高偏矮、长相很一般,用认识他的女生的描述来说,说话有点「娘娘腔」,毕业之后考到了一所乡村小学做英语老师。他说,目前最大的苦恼是不知道选哪个女孩做女朋友,一个女同事经常找他玩,帮他代课、打饭、送水果什么的;乡镇的一个女干部也时常打电话约他散步;还有乡镇卫生院的一个女护士也对他表示有好感,而且人也长得漂亮。我有个女学生觉得宁愿剩着,都不愿意找这种男的。而且觉得不公平,她们那么优秀却找不到一个男的,他那么差劲能遇到这么好的女孩子。而如果是条件更好的男生,选择权就更大了。有一个案例,他是县检察院副科级干部,1988年生,身高1.75米,长相端正,外地人,在本县已购房。他刚进入检察院就开始有人给他介绍对象,用他们同事的话说,这种「单位好、个人条件好,又当了个小领导,并且又是外地人,找对象时只有他挑的份」。所以他对县里所有条件好的适龄女孩「了如指掌」,任意报上某个女孩的名字,他就知道其长相、父母的职业、职级等家庭条件。我访谈过一个男生,我说你找女朋友的标准是什么?他的原话是:颜值,颜值,颜值(笑)。因为他有多的选择空间,比如说同样是公务员,同样是老师,他一定选那个比较漂亮的。但肯定不会降低说,一个体制内的选一个体制外的,是吧?因为够他选啊。如果本身单位就很好,比如有10个女性让他挑选,他一般不会挑一个农村条件很差的,除非这个女孩子长得特别漂亮。他一般会挑一个县里面的、特别父母可能还是县里领导的小孩,很现实的。所以为什么那个男孩子,他都摸得很清楚,谁的爸爸做什么,在哪个单位,家庭条件怎么样。稍微优秀的男生,一般不会挑从农村出来、长相又一般、可能两个人买房还要自己首付的。如果人家父母是干部的,可能在小县城有好几套房,是吧,那就很现实啊。大家发现,很多县城男孩很快结婚了,但不是因为着急,你知道他为什么很快结婚、结婚很早吗?因为他的对象太容易找了,太容易找到心仪的对象了,就是很简单,就是这个原因。比如有一百个供他挑选,下一个可能就是领导干部的小孩,一下子就满意了,就跟她结婚了。就像我的MPA的学生一样,为什么他们都有女朋友?或者他们都结婚了?你一上班,马上单位的七大姑八大姨都来问,小伙子有没有女朋友啊?都给你介绍女朋友,生怕你被抢了。所以在小县城的体制内的男生,不可能单身好多年。图源《总觉得邻家更幸福》4县城优秀男青年「抢手」的一个原因,可能在于更多优秀的男孩子去了大城市。北上广也有「剩女」,但逻辑和小县城是不一样的。我教了十几年书,很多学生在北上广,工作非常忙,每天9点挤公交、挤地铁上班,晚上10点才能坐地铁到家,已经非常累了,就想休息,周末好不容易有空了,只想睡觉。如此快节奏的工作,哪里有时间、精力去跟异性聊天呢。我有个同学在深圳,公司男生很多,但是她们工作很忙,同部门又不能谈恋爱,所以她公司大龄未婚女也不少。我的一个关系要好的学生在上海工作,我去上海出差时,刚好坐地铁路过她公司楼下,当时是周末,但她仍然在加班,跟我说,她只有一个小时陪我吃饭。你说她周未都只有一个小时时间陪我,她哪有时间去谈男朋友呢?对不对?从她这个案例,我就知道为什么北上广的女性会「剩」下来。每天都在工作,特别是你越努力,你的职位可能上升得越快;上升越快,越忙。但是「剩」在上海深圳没人管,这种女性多。一线城市婚恋压力会小一些,你结不结婚跟我没有关系,也没有人管你结不结婚。但在小县城,这方面的焦虑很大,因为无时无刻不在熟人社会的舆论压力中、眼光中。大家都会催你(笑),会有那样的一个氛围,别人会时不时地问你,有没有男朋友啊?该找男朋友了!什么时候喝你的喜酒啊?你那么大了也需要考虑这个问题了!现在可能城市里有不婚主义者,但小县城没有这种小女孩,我至今都没有听过,都是觉得到这个年龄是需要结婚的,反正我所了解的都是这样,如此超前观念的、独立的、异类的,就不会回到小县城。我有一个观点,我有时候会觉得,知识女性、现代女性面对婚姻生活的时候会更不幸福,但脚踏实地从现实生活中来生活的女性才会幸福。同样小县城的离婚率可能要比大城市低一点,更是在于对自由的理解,对自由观念的接受程度,会不太一样。可能我跟你、我跟我的博士生会争论性别话题,但我的访谈对象不会,人家都不会想这些,我们自己多虑,人家根本就没有这个考虑,她们在想现实问题,在想怎么找个好男朋友啊。还不是要结婚、生小孩嘛。难道一个人孤独到老吗?那么多亲戚朋友那不天天去催,那我都不要出门见人了。小县城的是好想结婚,不是说不想结婚,她有积极的脱单的意愿,只是想找一个优质的男性,找不到,是这个悖论。所以一旦到了二十七八岁,就开始着急了,我认识好几个县城的领导、公务员,小孩就是二十七八岁啊,每次说,哎呀欧阳老师,你有什么类似的男孩子吗,介绍一个啊。到处找关系、发动亲戚朋友找合适的男孩子。有一个女孩子好像是1990年的,2016年左右我访谈别人的时候,她在旁边都觉得她很小,但现在也三十多岁了嘛,还是单身,已经相亲相了无数次。在小县城很难去屏蔽外界的声音,因为一旦年龄大了,慢慢就没有人跟你相亲了。开始外界觉得你值钱,但年龄越大,越来越觉得你不值钱了。比如说你都30多岁了,不可能给你找一个20多岁的;觉得找一个年龄相当的,那种30多岁的男的一般都已经结了婚了,要不就找一个离了婚的或者是丧偶的,你就会觉得「掉价」了。图源《不结婚》52004年我去乡镇调研的时候,几乎没有外来的干部,都是本地干部,而且当时的大学生几乎很少流入到基层,几乎没有本科生,研究生全县只有一个。是近十年就业压力大了,才慢慢有大学生回到县城了。你看第一批流入县城的,就是现在刚好到婚恋年龄的,可能是不太好的学校,也有本科以下的;然后第二批流入的就开始有本科生,二本三本的了;到现在都有研究生了,还有985的毕业生通过选调回去。这两年,随着大环境的变化,这种趋势也变得越来越明显。我的文章是2019年发的,标题是《县域体制内的「剩女」——基于中部D县的调查》,但其实2019年不怎么火,好像是从这两年开始火,很多记者联系我希望采访,隔段时间就有公众号转发,而且很多都破了10万+,可能越来越多的人觉得,这真的是个真问题,越来越触碰到人的共鸣。其实不止是内陆地区,沿海地区可能也一样的。有一个记者采访我,她是浙江人,跟我说她们那边也是这种情况,过年回去一问,她在县城体制内的同学跟我写得都差不多。最搞笑的是,文章出来后好多县以为是写他们县,因为我写的D县,好多D打头的县的办公室给我打电话,说老师,你是不是写我们这里的?你那个报告能不能免费给我们研究一下?说明这个现象还是很普遍,如果不普遍,他们不会那么敏感,不会这么有同感。几年过去,我当初的访谈对象有的依然单身,也有的结了婚。比较普遍的办法是「降低标准」,也蛮好的。前年,我参加了一个MPA学生的婚礼,她也是我当初的访谈对象。我记得很清楚,她当时主动找到我,跟我聊了一两个小时,就是聊她自己。是一个很好学的女孩子,农村出身,条件并不是很好。毕业于省内的一个二本学校,然后考公务员,考到了县城的事业单位。应该说一个农村的小女孩能够考试考出来,这个就特别不容易,而且能做到县里的公务员,也特别不容易。到县里也有人给她介绍男朋友了,用她的话说相亲对象肯定有,但就是不满意嘛。我发现能这样子考的女孩子,本身就好强,不好强就不会这样考,你发现没有?她好强,眼光就高对吧,一定是比她更优秀的男生她才看得上。但另一方面,条件好的男生不愿意找她,为什么?她是农村的,家庭条件很一般。她有一个前男友,条件还蛮好的,他的妈妈也是有单位的,就好在意这个,感觉她配不上她儿子,她家也配不上他,就瞧不上她。在60后的父母眼里,农村和城市这个差别好大的。比如家庭条件,用一个事情来说,买房人家父母都不能给你出啊。比如一个单身女孩子,你家就你一个人,买房没有任何问题的,可能结婚父母都给你资助一半对吧,但是农村的话是不可能的,可能还有弟弟妹妹。一个农民他把所有的积蓄都用来给小孩读书了,小孩读书之后,要靠工作挣钱买房啊。特别是家里一个小孩的话,父母可能这种干预就会大一些。年轻人所谓的感情,但是可能感情也没有到那种死去活来的地步吧。女孩自尊心也受不了,就分手了。然后她就又拼命读书,考了我们的MPA,上课特别认真,天天坐在第一排。是那种听课两眼冒光、特别爱学习、对生活很有热情的女生。后来她说要读我的博士,我说你找一个男朋友再跟我读,因为她的年龄还蛮大了,应该是1988年左右。她很厉害的,后来又从事业单位考到县检察院里去了。现在的老公是人家介绍的,一个国有企业的员工,那个企业在南方还是一个比较好的企业。以前她不愿意降低档次啊,就想找公务员,对吧?现在愿意找一个国企的,我觉得也不错。就是说,她在体制内找不到优秀的,就跳下一个档次,能在国有企业找一个优秀的也蛮好。现在她老公就对她很好。她现在天天在朋友圈晒幸福,说她老公有多好、多疼她,她觉得她老公就像疼女儿一样。还说,以后要生个女儿,老公就可以疼两个女儿。举办婚礼的时候,她特意邀请我去了,当时很激动,说老师你还记得吗?我还是你的访谈对象。参加她的婚礼我也很开心,看到她找到了幸福,真的是很祝福。现在我好几个访谈对象,找的就是在外面比如在上海做电商的、广州开店的。她们不会说找不到就独处,找不到也会降低标准,找不到公务员我找个事业编的,找不到事业编的我找个企业的,企业的找不到我找个打工的,只要男生好就可以。小县城的「剩女」解决婚恋问题,还有很多是选择异地的,本省隔壁县异地解决。比如说她考到A县上班,那儿人生地不熟的,认识的人也很少,可能你的朋友、同学在B县,认识一个也是体制内的,觉得蛮可以的,就介绍一个在B县的男生,现在的信息网络又很发达,说介绍就介绍。还有一个访谈对象通过遴选考到市里去了,现在也有男朋友了。其实从小县城跳到别的台阶去,男孩子就多一些,她的范围就广了,接触的人也广了。很多人往上遴选、往上读书都有扩展自己的婚恋圈子的一个考虑。也有至今单身的。我的好几个访谈对象是女老师,都是出生在1986年左右,她们有一伙人,可以约在一起,彼此安慰彼此鼓励然后彼此玩,如果小县城就这一个人没结婚,好怪对不对?但是有一群人没有结婚,你也有朋友,也不孤独啊,你们也玩得来。没结婚也不可能跟他们结了婚的去玩,因为结了婚的就有宝宝、有自己的家庭了,也跟你玩不到一块去了。她们开玩笑说,没有合适的,只能就这样了,只能等了。图源视觉中国美美享受春天,人物2022限量版丝巾在售中点击图片购买👇
5月7日 上午 9:44

当「社会时钟」在我身上瓦解

做着自己不喜欢的工作,每天按部就班且疲惫地生活,这是很多「社畜」的生存状态。有可能摆脱这种生活吗?豆瓣一个名为「逆社会时钟」的小组里,一些年轻人在努力摆脱这样的生活。所谓「逆社会时钟」,指的是不再遵循「在什么阶段做什么事情」的社会预期,按照自己的时钟去生活——这当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从小组里的帖子也能清晰地看出来,发声的更多是仍在「社会时钟」里挣扎、困顿、焦虑的人,只有极少数人有机会分享自己的「逆社会时钟」经历。我们找到了几位「逆行者」并与他们聊了聊。有人高三毕业后以复读的名义在海边过了一年「间隔年」;有人在28岁成为一名大一新生;有人在30岁从大厂P7的位置上裸辞,实施十年前搁置的农场体验计划;有人在每每离父母期望的完美「差一点」的时候,将生活打碎重来……在他们的讲述里,你可以反复窥见打破社会时钟的不易,大部分人都曾与焦虑与抑郁共生,但打破的渴望是如此长久与强烈,不再做生活的傀儡后,他们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这也许才是打破社会时钟的真正意义:更多选择,更多流动。就像小组里一位网友所说的,「现在才明白,原来我可以创造属于自己的人生」。文|刘与编辑|槐扬图|受访者提供(除特殊标注外)小五:高三后,在海边住了一年「你并不是为了一个什么目的在做一件事情,你只是很自由地活着而已。」第一次高考结束后,有一天吃晚餐,我跟爸妈说,我要复读,今年没考好,我要考一个更好的学校。其实我想的是,以复读为名,但我不学习了。高三太忙碌了,每天五点起床,晚自习到十点,几乎每一天都在地上打滚的那种焦虑。看到身边的朋友们兵荒马乱,就觉得特别没意思。所有人用各种八卦把自己的生活包装得特别有意思,但其实所有人都知道自己在磨损。你知道手机会有它自己的使用寿命,你用得越久,电池寿命就会越低,当时我就是这种感觉,就觉得我们这些小年轻还没有步入社会,就开始了比996还要乏味的生活。学校有时举办讲座,通常都是我们学校的校友,讲自己怎么从初中、高中一路不停地奋发努力,考上了好大学,找了个好工作,有一个美满的家庭,这就是你人生的终点嘛,但我不想活成其他人的影子。用我爸的话说,我散漫惯了,其实也是因为他们是对不尽责的父母,小学时候我问我爸,要是我怎么怎么样了,你会怎么怎么样?他说,这是你自己的人生,你要自己作主,我不能对你的选择负责——我记得特别清楚。现在,我选择停下来。我骗家里人要专心复读,离家搬到了海边住。那是我们老家的房子,在一个镇子上。除了最开始的一个月和最后的半个月,我几乎没有复习。我花了很多时间看《哈利·波特》原著,尝试了一段时间素食,有时去海边尝试一些娱乐项目,游艇在前面开,我绑在一个降落伞上,游艇拖着我飞。每天都会去探索一个以前没有去过的地方,看到不同的景色,不同的人,挺好玩的,像是人类观察。现在觉得挺「中二」的,但是当时我总是沿着街一路走,观察人,揣摩他做某件事的心理,或者什么都不想,就漫无目的地闲逛。有些时候不想看手机,也不想去玩,就躺在沙发上,天花板一看一整天。想很多东西,比如说性别问题,去读了《第二性》,还有《厌女》,结合社会上一些热门议题思考,脑海里像有两个小人打辩论。那之前,我一直在过群体生活,在家,在宿舍,24小时要跟其他人类生活在一起,我不知道自己原来可以一个人生活。那是一种很新奇的感受。没有同学老师,没有跟爸妈在一起,你也并不是为了一个什么目的在做一件事情,你只是很自由地活着而已。第二次高考,我考上了一所头部211院校,入学后唯一的感觉是,我自证预言——预言是我不会喜欢大学。大学还是为了一个目的而读书,但我不想要为了达成某个目的再去做什么,这很不随心所欲。但因为疫情,我还是只能待在这里,每天在宿舍,回到了类似高中的生活。海边的那一年,回想起来有些不真实,但我已经不是从前那个我了。我现在不能没有独处,边界感特别强,如果别人对我没有边界,我会暴怒。每天,我都要花点时间一个人走走,不看手机。
5月5日 上午 9:14

2022年的产房静悄悄

一个喜静的孩子要在2022年来看看世界,似乎是个明智的选择。起码在生命的最初几天,他们会比以往的新生儿享受更多的安静。2021年,1062万个婴儿在中国降生,比以饥荒载入史册的1960年还少了340万个,这是2016年全国出生人口数量达到新世纪顶峰后连续第五年下降。很多人用「菜市场」形容5年前的产科病房,如今,受生育率下降和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多地医院的产科在不同程度上变安静了。北京市朝阳区妇幼保健院的产科主任说,疫情前,早7点的门诊大厅总像春运时期的火车站,这种情况不再。北京市通州区妇幼保健院综合服务台的工作人员对咨询者说,建档名额充裕,「不像过去」。北京大学深圳医院的产科医生护士不再超负荷工作,浙江杭州树兰医院的产科大夫有时一天也做不了一台手术。北京市东城区妇幼保健院,这家承担着基础医疗功能的公立二级医院,2016年下半年平均每月要迎接200多个新生命,如今每月只有20-40名婴儿出生。产房护士站每天要写「产房日报」,记下当天出生的婴儿信息,「xxx之子/女,顺产/剖宫产」。2022年4月11日,日报上的是数字:「0」。文|
5月3日 上午 9:43

动物讣告,一件重要的小事

现在大家都知道了,紫金是一只棒棒的、「带头吃饭」的獐子。文|林秋铭编辑|姚璐1那个小小的消息公布在2020年9月。那时,南京的初秋开始了,这个城市褪去了燥热,人们乐意到外头走走。红山森林动物园的獐麂坡入口的拐角处,挂上了一张淡蓝色的过塑纸板,纸板的上方写着「动物离世」四个小字,不到100字的内容概括了一只小獐子的一生——「獐子紫金(雄性)于2020年9月16日早上发现精神不振,不愿活动及采食,在工作人员对其检查救治中途离世(9:40左右)。紫金性格友善,沉稳,带头吃饭,是群中首领般的存在。我们很怀念它。感谢它陪伴我们的时光。R.I.P.」游客中有些人停下脚步,一字一顿地把这则讣告念了出来。常来的游客认得「紫金」,这只群体中最活泼亲人的獐子,通过这张纸和他们作了告别。讣告后来被传上了网,引起网络上的一些议论,和一些小小的惊叹。过往,我们极少看到动物园记录并公布一只非明星动物的死亡,它们的消失是隐形的、无声的,但现在大家都知道了,紫金是一只棒棒的、「带头吃饭」的獐子。彭培拉与「紫金」的日常互动
4月25日 上午 9:31

我和「赔钱书」的漫长战事

这里是人物的专栏《书单》,本期我们请到的读书人是杨全强。杨全强是一位编辑,如果你对人文社科感兴趣,你几乎一定读过他编的书,比如鲍勃·迪伦的《编年史》,《安吉拉·卡特的精怪故事集》,或者在思想前沿的德勒兹、鲍德里亚。他在出版行业做了22年,四次从零开始,辗转三家出版社,每次白手起家把一个出版品牌做出声响,他就会离开,有时是主动,有时是被迫。但说起这些波澜,他毫无激愤,他朴素地讲述自己,不渲染和标榜什么。能从杨全强身上捕捉到约翰·威廉斯笔下斯通纳的影子——斯通纳迷恋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在大学里度过了自己作为老师的并不完美的一生,他追求完整的自我,将追求智识当作抵抗无意义的战争,拒绝与外部世界作廉价妥协。他拒绝为系主任开绿灯,因为「大学就像一座避难所,一个远离世界的庇护所……我们不能让他进来」。出版是杨全强的庇护所,在相对纯粹的环境里,他保持着一种朴素的尊严。年轻时他也曾追着名人和热点出书,他毫不客气地贬损自己——「像做贼一样惦记过」,后来幡然悔悟,做了很多原创作者的书和引进版图书,至今看仍然「小众」。朋友揶揄他,是中国出版界的「赔钱树」。杨全强绝不承认自己做的全是赔钱的书。他有一种散淡的直觉,能够呼应时代的需求,并将之转化成书的销量——不是超级畅销书,但持续多年一直销售。2005年,他将鲍勃·迪伦的回忆录引进国内,书的原名应该翻译为《编年史》,但定名时,他改成了《像一块滚石》。这本书卖得很好,直到现在。也是那一年,他在报纸上写文章,说,十年之后鲍勃·迪伦即使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也不要惊讶。他没有特别当真。2016年,鲍勃·迪伦真的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表彰「其为美国歌曲传统带来的全新诗意表达」。今年,在投资人撤资后,杨全强决定创业,做了独立出版品牌「新行思」,他依然延续着一贯的风格,总是在热闹面前后撤。一些书,以前能出的,现在出不了了。他说自己并不失落,因为出版只是一个让一些书经过自己的工作,工作中的进退取舍,他按照李寻欢、乔峰的标准要求自己,拒绝改变形状。但最近这几年他开始有些疲倦,他向往窗外那对喜鹊的生活,他开始背《庄子》《诗经》《老子》,渴盼自己写书,创造才是真正有价值的,他一直在写诗。年轻的时候他背过艾略特的《荒原》,到现在还能背二三十句出来,诗与书,一直陪伴着他。以下是杨全强的讲述:文|翟锦编辑|槐杨设计|田伟1很难说阅读给我提供了什么,它也不能让我对良好的生活做出判断,就是构成了一种精神性的、意识性的底色。因为即使你了解何为良好生活——知识的、审美的、情感的、物质的,你仍然可能过得一塌糊涂。我1989年上大学,读图书情报学,四年里很大一部分精力在阅读艺术史论,看到关于西方艺术、中国艺术史的书都去读一遍。后来读研,经常到先锋书店去,就觉得以后到出版社,如果能和这些书打交道,就很好。那时的出版物绝对数量很少,出版社的标准高,从业者水平也都很高,刚开放,大家刚刚去认识、了解西方,翻译作品有很多启蒙的意味,美学热,哲学热,不管看不看得懂,至少大家觉得有价值。那时候我就是崇洋媚外,觉得外国的就是好的,我去看莱辛的《拉奥孔》、温克尔曼《论古代艺术》、苏珊·朗格的《情感与形式》、丹尼尔·贝尔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觉得知道几个外国作者、学术术语,很时髦,不管你对他们了解有多深,就跟年轻的时候喜欢穿佐丹奴牛仔裤一回事。现在想来,80、90年代就像琥珀一样,它把某一种氛围、某一种时间固定住了,碰到某首歌,比如窦唯的《无地自容》,崔健的《花房姑娘》,那种氛围就在头脑中弥漫开来,是那种特别年轻,特别向上的感觉。现在,我们曾经关注的东西只有一小部分人在关注了。消费社会,资本的力量无所不在。我不知道现在的年轻人,等到他们40、50岁时,想起自己的青春,互联网时代对他们会意味着什么。虽然碎片化、虽然喧嚣闹腾,但也是他们的青春啊。人跟时代的关系已经改变了。我对时代没有困惑,对大问题没有困惑,因为我们跟时代是根本不匹配的。完全不匹配。我们是一粒尘埃。和时代话题之间,我尽量能避开就避开。那种公共的事件、新闻、舆论,我的一个作者说得很好,「能错过一件你就赚了」。「看一些新闻就跟吸二手烟差不多」。而读书是获得一些愉悦,跟天热了喝一杯可乐差不多。可能会在面对人生、工作时提供你一些心理支撑,让你觉得生活中还是有美好的部分。我读《史记》《尤利西斯》,就觉得这个生活值得过,很开心,书是特别具体的、陪伴我生活的东西。受访者供图2之前有篇文章写我,「成为中国出版界的『赔钱树』意味着什么?」,是个反讽。大家都喜欢摇钱树嘛,但我在南京大学出版社,在上河卓远,都是刚好到了一个时间节点,已经有影响了,可能要成为摇钱树了,我走了。做书不是那么急功近利短平快的事情,一般来说五年的版权期,首印六千、八千,慢慢加印,就很好了。一本书可以这个月出,也可以下个月出,一年一共做多少本书,这种节奏感比较适合我。另外,做出版要和作者、译者打交道,喝个酒、吐个槽,他们是我愿意这一辈子打交道的群体。这个行业,大家性格都比较散淡,书有人买,不赔钱,有个工资,也就够了,打交道比较轻松,还能谈谈文学,谈谈学术,是我喜欢的生活的具体日常。刚做书那两三年,我想做畅销书,立功心切。那时候有名人出书的风潮,从赵忠祥、崔永元到白岩松,一个同事找过李咏,我也问过一些朋友,认不认识王小丫?还跟过社会热点。那时我动过很多心思,跟个贼一样去惦记。比如2002年日韩世界杯,我做过白岩松、黄健翔、刘建宏的《大话世界杯》,但卖得也没有特别好,紧赶慢赶没赶上。2003年非典的时候,我做过西方瘟疫的历史;也是那年,张国荣自杀,我考虑出他的画册,想着买他的剧照,找几个写得特别好的文化人,写两三万字就能做出来。那时,我还联系了一个当红的央视主持人,在梅地亚酒店见面,匆匆聊了一会,出来后,我在长安街走了很长的路,就想能不能做这个书,这件事情到底有没有意义,胡思乱想,走过木樨地、复兴门、南礼士路,都快到天安门西了。我想我为什么要干这个事情,感觉自己像苍蝇一样贴着人家,整天给人发短信、打电话,问能不能合作,这不是做出版正常的态度。很快我就幡然悔悟了,再也不找名人出书了,除非是我欣赏的作者,如果是窦唯的画册,我愿意出,但也不是我能强求的事情。我可以去做引进版图书,只要跟对方出版社谈,行就行,不行拉倒。社会热点是永远跟不上的。我做的书里,最畅销的是《安吉拉·卡特的精怪故事集》,鲍勃·迪伦的《编年史》也卖很好,
4月22日 上午 10:24

切阳什姐,金牌迟到十年

因为前面两位运动员都被查出兴奋剂违规,2012年伦敦奥运会女子20公里竞走项目,切阳什姐递补成为冠军。金牌迟到了10年。在体育史里,切阳什姐成了一个极为特殊的案例。过去十年里,她几乎都在世界排名三甲之列,稳定性几乎无人能及,却从未得到过顶尖大赛的金牌加持。很长时间,亚军成了她的魔咒,亚军,遗憾的代名词。你是被冠军俱乐部排斥在外的人。你永远站在最高领奖台稍微矮一点的地方。冠军可以谈论梦想,也可以谈论汗水、泪水与挫折。亚军呢?一些人会认为你没有胜利,你不配谈论胜利。另一些人则认为你没有失败,你的失败甚至无从记挂。谈多了,甚至显得矫情。在冠军与没有名次的人之间,你无比孤独,因为你是无法分类的那一个。一场酣畅的胜利能够重塑一个运动员的样貌。而对于切阳什姐来说,她后期生涯里始终缺少那样一胜。惜败成为不断重复的主题。现在,金牌终于来了,她却不能享受站在冠军领奖台时的荣耀与光芒。这是切阳什姐遗憾与好胜交织的十年,至今,她没有退役,她还在与自己作战。文|谢梦遥编辑|槐杨沸水之下那个意大利小镇萨罗佐的星期一早晨是以一种特别方式开启的。切阳什姐醒来,打开手机收到7个时区之外的信息。在田径领域做了多年报道的记者朋友田兵告诉这位已在国家队服役12年、目前正在海外集训的老将,她将递补成为2012年伦敦奥运会女子20公里竞走的冠军。除了这个特殊的开始,那天的剩下部分照常进行。31岁的青海藏族姑娘起床、洗漱,准备出门。直至坐上车去训练地,利用那10分钟的车程,她和队友简短地聊了下这个事。晚些时候,她给身在国内的国家队队友刘虹发了消息——刘虹将紧随其后递补获得银牌。除此之外,她没有告诉任何朋友和家人。很快,这个消息就在国内传播起来。事实上,关于10年前的那场奥运比赛排名,已不是第一次发生变化。2016年3月,因为被查出兴奋剂违规,亚军俄罗斯选手卡尼什金娜的银牌被剥夺。到了2019年,当年第五的基尔佳普金娜也因为同样理由被取消名次。今年3月21日,根据世界田联旗下的田径诚信委员会公告,当年的冠军叶莲娜·拉什马诺娃也违规服用兴奋剂,她同意接受惩罚,取消2012年到2013年的成绩。至此,3位俄罗斯选手全部出局,而3位中国选手,切阳什姐、刘虹、吕秀芝在经历名次调整后,包揽下伦敦奥运女子20公里竞走金银铜牌。互联网沸腾了。切阳什姐登上了微博热搜,许多体育大V都恭喜她。家人瞒不住了。他们看到了其他人转发的朋友圈。「幸福突如其来」,一则流传甚广的报道把这样一句话放在标题里。知乎上,有网友以此作梗:「只参加了一场比赛,却先后获得了铜牌、银牌和金牌,请问这是什么赛事的哪个项目?」人们感慨着命运的安排,被兴奋剂偷走的金牌终于在10年之后,回到了干净的颈上。但对于当事人而言,用金牌迟到十年来概括整个故事,未免太简单了。回到那个改变发生的周一,上午的训练安排是一个12公里。午睡后,一个5公里等着切阳什姐。过程里她很平静。「我是一个不会把情绪放到训练上的人,所以那天训练确实没有任何的影响。」她向《人物》回忆。那天晚上,复杂的情绪慢慢渗透出来。她难以抑制,在微博草稿上写下感受。晚饭时队医坐她旁边,她把草稿给他看了下。出于对她的保护,队医删掉了其中「太真实、可能是不能说的」一两句话。随后,那条微博在意大利晚间就发出来了。在快了7个小时的北京时间看来,她好像经历了一个不眠之夜。那条微博是这样写的:足足过去了十年,以这样的方式迎来了我的奥运冠军,得知消息后既开心又难过。开心的是我能成为自己心中的冠军,开心我可以拥有奥运金牌,虽然很多事情已经过去了,也不会拥有,但我有证明自己的奖牌。难过是我没有感受过冠军的样子,没有得到奥运冠军的光环,虽然光环是一时的,但那一刻的光环我想拥有……如今十年过去了,到了一切都看淡的年龄,明天开始依然又是「新的开始,零的起点」……
4月20日 上午 9:40

强制报告,为了我们的孩子

一年多前,在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出现了一例罕见的判决。一所小学的两位校长被判刑,罪名是玩忽职守罪——他们收到家长举报,得知有一位男教师性侵学生,却隐瞒不报,导致侵害继续发生,最终有9位学生受害。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教育工作者因为漠视未成年人受害而被起诉。起诉的原因,是2020年5月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家监察委员会、教育部等九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意见(试行)》。这份文件规定,学校、医院、儿童福利机构、宾馆等机构的工作人员,发现未成年人受到侵害,必须向公安机关报案,不报告而造成严重后果的,将受到处罚。2020年秋天,强制报告制度被写入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正式上升为国家法律。写入法律就意味着,对一部分人来说,得知有孩子被伤害,报告不再是一个道德选择,而是一项法定义务,一种必须承担的责任。到今天,这项制度已经实施了近两年,两年里有很多事情发生——全国共收到超过1600次报告。这意味着当目睹孩子受害后,有1600多人选择报警,他们中有医生、老师,也有酒吧员工、出租车司机。我们想知道这项制度的起源,谁推动了它的建立;因它而发现的1600多起案件,背后又有什么故事。为此,我们去到了各地的检察机关。在杭州萧山,我们见到了几位检察官,多年前是他们,因一起案件受到震动,建立起这个制度的雏形。在最高人民检察院,我们见到了决策者,了解到这项制度诞生的背景、推向全国的历程。我们也和最基层的县检察官聊天,他们讲述案件中人的遭遇与情感。我们发现,这项制度保护的,往往不是那些来自温暖、健全家庭里的孩子,而是那些缺少关爱、照护和陪伴的儿童,那些在不完整家庭长大的儿童,那些生活在社会褶皱地带的孩子。堆积如山的起诉书和判决书,记录的对伤害的惩罚,同时在保护的,也是我们的孩子的生活。文|林松果编辑|姚璐图|视觉中国(特殊标注除外)终于有了一位警觉的医生一切都要从那个深夜的电话说起。2017年7月31日,凌晨两点,杭州萧山区110热线,接到了一个来自医院的报警电话,报警人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的一位女医生。她说,自己在急诊中收治了一位特殊病人,觉得不对劲,希望警察能过来看看。她的病人,是一位13岁的女孩,到医院时下体已经撕裂,流着血。陪女孩来的是一位中年男子,自称是她父亲。医生处理完伤口,问孩子的伤是怎么造成的,男子说可能是不小心撞伤的。这个回答太荒谬。医生起了疑心,继续问女孩多大年纪、在哪个学校读书,男子支支吾吾,回答得模棱两可。医生觉得不对劲,拿起值班室电话,拨了110。随后赶到的警察,在男子的住处看到,卧室的床单、被套、地板以及男子的袜子、女孩的睡裙上都是血迹。之后的物证鉴定证明,房间里的一杯饮料被投放了安眠药。很明显——这是一起性侵案件。案情一点点廓清,负责该案公诉的萧山区检察官张功的感受是,能发现这个案子,真的很险。男子是女孩的邻居,对女孩的侵害已超过一年、发生过多次,但始终没人察觉——女孩是典型的留守儿童,父母在广东务工多年,从出生起,她就跟奶奶和大伯一家一起生活。一年多前,女孩在小区认识了这位中年男子,他看着人不错,有妻子、女儿,对女孩也很好,会带她去游乐园,给零花钱、陪她玩游戏。时间久了,家人也放心让她在男子家过夜。她遭遇的一切,家人都毫不知情。甚至最后案发,靠的也是一种偶然的运气。男子带女孩去了三家医院,前两家是规模较小的民营医院,医生看女孩的伤很严重,没有做手术的条件,都没有接收,建议转院。女孩受伤部位的特殊性,没有引起他们的警觉。直到最后,他们到了这家浙江顶尖的儿科医院,偶然遇上这样一位女医生,警惕、有正义感且勇敢,案件才浮出水面。在办理案件的过程中,萧山区检察院的检察官们有过一次讨论。检察官张功是这个案子的承办人,他说,这个案件,如果不是这位医生,真的很难发现,女孩被性侵还不知道会持续多久。「这个医生真的很有警觉性,有责任感和正义感,我们要不要表扬她?」和他对话的,是当时萧山区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办公室的主任章蕾,她也认为这个案件很特别,未成年人被性侵的案件,基本是由家长报警,医生报警很少见。「我们能不能建立一种制度,让医生碰见这种情况都报案?」检察官们苦这类案件久矣。2022年1月,我在萧山检察院见到了张功,他戴黑框眼镜,穿蓝色制服,很清瘦,脸窄窄的,今年是他从事检察工作的第11年。张功讲起,遇到这个案件时,他刚成为办理未成年人案件的专职检察官,正是一个好时机。一方面,当时检察系统正在改革。2011年,张功刚入职时,检察机关就开始设立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小组,专门办理涉未成年人案件。只不过,当时他还要兼办其他案件,比如环境污染、非吸和集资诈骗。不久后,检察系统意识到,办理未成年人案件需要更专业的队伍。到2015年末,最高检单独设立了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办公室,各省、市、区同样如此。从此,有了一群专门办理未成年人案件的检察官,大家可以腾出手来,精益求精,专注于这一件事。从情感上来说也是如此。做检察官十多年,张功对未成年人案件的情感更特殊。他认为,和办成年人的案件不同,未成年人有其特殊性,他们更脆弱,需要保护和矫正、关切和疏导,他们的命运还可以被改变。在那个时刻,检察官们有了更多空间和自由,可以好好想想,自己可以做些什么。接下来的一个疑问就是,还有多少未成年人被侵害的案件,没有被发现、没有进入司法程序。它们在哪里?未成年人被侵害,很大比例都是被性侵,这种案件太隐蔽,被侵害的孩子因为年幼、处于弱势地位,不知、不愿或者不敢报警,有的也不愿告诉亲人,甚至有时,侵害他们的人就是亲人。用张功的话说,这些案件往往「潜伏在冰层以下」,很难被及时发现。而性侵案件一旦报案不及时,证据就会消失。进入公检法程序的案件,或许只是冰山一角。这种情况之下,女医生的报案,就像在乱麻中的一个线头,提醒了张功和他的同事们,当孩子无力报警、家长又不知详情的时候,还有社会力量的存在。他们可以是医生、老师,也可以是所有公民。2018年年初,一个周末,张功加班,开始写一份名为「强制报告制度」的方案。当时能找到的法律依据很少,他想到,《执业医师法》有规定,医生发现患者涉嫌伤害或非正常死亡,应该报告。比如有一些医生遇到刀伤时,会选择报案。「那么遇到其他侵害情形,是不是也可以报案?」他又想到《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任何公民对任何犯罪,都有报案的权利和义务。这是一项原则性的要求。起草方案的另一个难点是,他必须清晰地列出需要报案的具体情形,大家才会知道什么时候该报案。他穷尽了十多种常见的情形:未成年人自杀、自残、生殖器受损、怀孕、流产、疑似遭受暴力、工伤、交通事故、坠楼、溺水、中毒,等等,这基本涵盖了未成年人可能遭受的侵害。这些具体的情况,是清晰的指导。在当时,这是国内从未有过的探索,他没有想得太大而全,想的是主要从医疗机构着手,这是最容易发现侵害的地方。在2018年4月,萧山区检察院与卫健委联合下发了《关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意见》,意见规定,遇到上述那些情形时,医疗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必须及时报案。这一规定的出现,如投石入湖,激起涟漪。检察系统内许多人都认为,它是如此及时有效。三个月后,杭州市检察院与卫健委开始在全市推广这项制度。很快,它的影响扩大到全国,各地陆续出台了类似的规定,报告的行业也从医院扩大到了学校和福利院……2019年春天,湖北省成为了第一个在全省推广强制报告制度的省份。女医生深夜的一个电话,牵出了一个案件,最终形成一项制度,开始与广大未成年人的命运相关。第一份检察建议,以及我们怎么看待儿童从一个检察官的书桌,到成为一条法律,强制报告制度只走了两年。2018年4月,萧山区开始试行强制报告制度,在同时,最高检就开始了对它的研究。经过广泛的调研、讨论、征求专家意见,一稿又一稿,2020年5月,最高检联合国家监察委员会、公安部、教育部等九部门正式出台了这项制度,推向全国。事情进展得如此迅速、顺利,出乎很多人意料。2021年冬天,我见到了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九检察厅李峰副厅长。第九检察厅,是专门从事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部门。李峰提到,强制报告制度背后,有一个更大的背景——2018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出过一份「一号检察建议」。「一号检察建议」分量极重。「一号」意味着「第一次」。这是最高人民检察院自成立以来第一次向国家部委发出检察建议书,它建议的对象,是教育部。这背后同样有一个惨痛的案例。2011年到2012年,在北方某省某县城的一个小学,一位男班主任齐某,利用午休、晚自习及宿舍查寝等机会,在办公室、教室和澡堂,对7位女童进行了多次强奸和猥亵。这起案件在判决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分歧——该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齐某死刑,缓期两年执行。但该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时,以部分事实不清为由,发回重审。该市中级人民法院重新审理后,判处齐某无期徒刑。齐某不服,提出上诉,最后,该省高级人民法院做出终审判决,判处齐某有期徒刑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该省检察院认为,这个案件的终审判决量刑畸轻,提请最高检抗诉。所谓「抗诉」,是检察院最强有力的法律监督手段——当检察院认为已生效的法院判决,确有错误、必须纠正时,可以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法院必须再审,重新作出判决。李峰告诉《人物》,最高检提出抗诉,是非常严肃、慎重的一项工作,必须经过最高检内部的最高业务决策机构——检察委员会讨论通过。但这个案件性质太恶劣,不但检察委员会高票同意抗诉,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检察长张军,还列席了最高法的审判委员会,申明了抗诉意见。他当时说,齐某利用教师身份,对多名幼女实施多次强奸、猥亵,有的还发生在学生宿舍等公共场所,必须严惩。最终,最高法采纳了最高检的抗诉意见,以强奸罪、猥亵儿童罪对齐某判处无期徒刑。李峰说,最高检内部复盘这个案件时,检察官们认为,这个案件暴露出很多问题,也很典型——发生在校园内的性侵案件,往往持续时间长,侵犯对象多,危害也大;这类案件往往发生在乡村小学,孩子们自我保护意识弱,家长又常常不在身边,很难及时发现。还有,为什么教师队伍会出现这种问题?为什么男老师晚上可以进入女生宿舍?「家长们会认为,学校是最安全的,孩子在学校他们放心。但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正因为这起案件,最高检向教育部发出了一份《检察建议书》,建议教育部加强校园管理,建立严密的制度,杜绝校内性侵案件再发生。最高检检察长张军,亲自打电话给时任教育部部长陈宝生,讨论了这份建议。「一号检察建议」代表了对未成年人的关切,而刚刚独立不久的未成年人检察队伍,也开始有了一块更为松动的土壤,各地的检察院,可以做更多的探索,防止伤害发生。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两个很好的、之后被广泛采纳的制度,一个是入职查询制度,教职员工在入职前要查询其犯罪记录;另一个,就是来自杭州萧山的强制报告制度,它被寄予厚望,大家希望借由它,可以打捞出更多不可见的黑暗。宋英辉是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十多年前,他曾在最高检挂职,2015年,他与多位专家联名给当时的最高检检察长曹建明写信,建议为未成年人检察工作设立独立机构。他还参与了最新《未成年人保护法》的修订工作,是我国少年司法领域最资深的专家之一。他告诉《人物》,这些制度的变化背后,也是整个社会、整个司法体系的儿童观,从传统逐渐走向现代的过程。所谓「现代儿童观」,发源于西方现代社会。人们认为童年是人生的重要阶段,儿童应该与成人一样,享受基本的人权和尊严,但同时,儿童在身体、情绪等方面更弱小,因此社会必须确定两个观念,一是「儿童最大利益原则」,二是「国家亲权」——在儿童、家庭和国家三者的关系上,儿童的成长和健康,与国家命运密切相关,国家和父母一样,都对儿童负有责任。甚至有一些国家认为,虐待儿童并非单纯的民事侵权行为,而是与吸毒类似的严重的社会危害因素。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都认为未成年人的问题是家事。比如父母打骂孩子,很正常,别人看到了也不会说什么。在我国,大的思潮变化,发生在2010年到2015年前后,那几年,接连发生了一系列极端案件——2012年11月,贵州毕节五个儿童在垃圾箱中取暖,窒息而死;2015年6月,同样是毕节,四名留守儿童集体喝农药自杀;2013年在南京,一位吸毒母亲外出后,两个女儿在家中饿死;2015年,南京的一位养母虐待自己收养的6岁男童,照片被传上网后,全国哗然……宋英辉说,当时这一系列案件让很多人认识到,在国家转型期,巨变发生的时候,孩子在遭遇什么。「社会正在急剧变化,原来大家都在家里,城里大家守着单位,农村大家守着村,相对比较稳定。现在大量的人脱离单位,尤其是农民工进城,出现了大量的监护缺位,监护不当,父母不知道怎么管教孩子,出现了暴力,甚至是打死孩子。这些事情冲击着人们的底线,就感觉非常不可思议,怎么会出现这样的事情?我们应该怎么去帮助?大家开始思考这些问题。」在这个过程中,现代儿童观在我国逐渐成为主流——儿童是国家和社会最重要的财富,父母要管,国家也要管。就像英国作家伊恩·麦克尤恩在他的小说《儿童法案》里借女法官之口说出的语言:「在法令中规定孩童的需求高于父母的需求,这是文明进步的重大标志。」但国家是一个抽象概念,具体来说,就是职能部门、司法机关、成人社会。儿童遇到危险、儿童的监护缺失,社会必须在场。但这一切的基础是——我们能够发现他们正置身危险。这是从最宽阔的角度来理解,强制报告制度在此时出现的背景。郓城,一个县城的微观视角之后的两年,最重要便是,如何将这样一个制度落到真实世界。截至2021年4月,中国大陆一共有2843个县级区划,包括1301个县、997个市辖区、394个县级市。它们是巨大机体的神经末梢,是真正触达到每个个体的触须。一项制度如何被执行者理解,如何被每一名医生和教师接受,它们最关键。我们联系了全国上报强制报告案件最多的省份——山东,山东省检察院向我们推荐了菏泽市下辖的一个县城,郓城县。在郓城县检察院,专职的未成年人检察官有两位,张晓航和汤静,她们都生于1990年,是两位年轻的母亲。她们是那一类会迅速让人产生信赖感的检察官,看起来亲和但刚直,不仅有司法人员的使命感,还有女性的同理心。她们讲起,如何从一个个惨痛的案件中,认识到医生、教师以及所有公民的报告有多么重要。第一个案件,发生在强制报告制度出台前。在一个偏远农村,一位单亲父亲,囚禁了两个亲生女儿,施以性侵、虐待和打骂,在这个封闭的家庭里,侵害持续了整整4年。最后案发,是因为大女儿找到时机从家里逃了出来,被村民通知了女孩的亲戚,亲戚报了警。长期遭受性侵和虐待,给两个女孩造成了不可逆的影响。两人都有轻度的精神发育迟缓,还有创伤后应激障碍。她们的表达能力不足,交流是艰难的,办案过程中,几乎有两个星期,张晓航都是陪她们呆在桌子底下,缓慢地、一句话一句话地问。后来,这位父亲因为强奸罪、虐待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八个月,撤销其监护权。但案件之惨烈、持续时间之久,用张晓航的话来说,是「匪夷所思」,一些问题无法忽视:村里人为什么不报告?如果邻居是害怕,那么村委会的干部为何不报告?至于与妇女儿童利益直接相关的村妇联,存在的意义又是什么?办理这种案件是痛苦的,因为你会看到,当对儿童的侵害发生在家庭内部,被人漠视、无人报告,会造成多么可怕的伤害。所以当2020年5月,强制报告制度开始在全国推行的时候,两位女检察官是很欢迎的。它提供了一种解决的可能——看到未成年人被侵害,报告不再是一种选择,而是责任、是义务,该报告却没有报告,是要受罚的。之后的一起案件,也让她们更加明白,这个制度的推广是必要的。那是2020年9月,每年秋季新学期开学后,检察系统都会组织检察官们进校园,给学生们上一堂法治课。那年的法治课,她们特意挑了一个偏远地区的乡镇中学,在课上重点讲了强制报告制度。那节课刚讲完,有一位班主任找她们要演讲稿,但又不只是为这事儿,她神色踌躇,说有个事不知道该怎么说:她在学生的QQ群看到了三段不雅视频,认出了视频里的女孩是她班里的学生,12岁。但这位老师犹豫的是,这似乎是自愿发生性关系,这种事要不要管?当然要管,两个检察官找到那个女孩的时候发现,她已经受到了很大影响——因为视频四处传播,她不再去上学;家长不知道她遭遇了什么;因为没有收到她的求助,班主任也没有意识到事情有多严重。司法介入后,与她发生性关系的17岁男生以强奸罪被判刑,同时,检察官帮女孩办了转学,通过司法救助程序,给了她家一些经济补助。伤害已经发生,但至少还没有到最糟,女孩开始在新环境里生活,没有放弃学业。后来,张晓航对郓城县的所有村妇联主席做过一次培训,讲强制报告制度——不管多么偏远,多么难以到达,有村庄的地方就有妇联主席,她们或许是最容易动员的力量。她学过心理学,当时设计了一个游戏:蒙住她们的眼睛,绑住她们的腿和手,堵住耳朵和嘴巴,遮蔽所有发声和求救的渠道,「让你感觉到孤立无援,你想走,你想跑,你想跳,你会发现都不行」。她说,强制报告作为一个制度,讲一千遍可能都没用,只能是让她自己知道疼,这个疼是怎么样的,不要忘了这种疼。在这个县城里,这个制度还获得了一些她们意料之外的回响。当地的一个酒吧里,有个18岁的男服务生,曾经参加过郓城县的一次普法活动,因此知道了强制报告制度。2021年夏天,一天夜里,他在酒吧上班,听到三个男子在商量,稍后要将一个女孩带到某家宾馆性侵。凌晨2点,他下了班,和三个朋友赶到这家宾馆,发现性侵真的发生了,马上报了警。4个月之后,他又一次报案。这次是他听到朋友说起,朋友的朋友被一位「派出所协警」带到宾馆房间,检查是否藏毒、吸毒,他听完觉得不太对劲——这不符合警察出警的程序,赶到那家宾馆,发现这位「协警」对受害人有猥亵行为,且无法出示警官证,他立刻报警,最后发现,那位「协警」果然是冒充的。作为检察官,要针对案件跟证人做复核,第二次遇见这个男生时,张晓航和汤静都有些震惊——一个人能两次遇见这样的事,并且坚持报告,已经很少见;而且这个年轻人早早辍学,一直在外流浪、游荡,在夜场工作,就算如此,还能保持这样的敏感和同情,他有一颗很好的心。从0到1600,报告是怎样出现的在郓城这样一个县城,我们会看到检察官的切身之痛,看到普通人偶然迸发的善意的火花。但在更广阔的范围,强制报告制度被普遍接纳,还需要时间。即使在发源地萧山,强制报告制度最初的推广也不完全顺利。杭州市检察院在部分小学做过一次调研,发现有80%的老师认为,报告上级部门或者报警会扩大事态,不利于孩子成长。而医生更多担心被打击报复,对去派出所做笔录有心理压力,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是一种普遍的心理。青岛市检察院的检察官韩千告诉《人物》,2020年5月到2021年3月,强制报告制度出台后整整9个月,青岛地区报告的案件数是0。当时韩千觉得很奇怪——这个制度很好,每年未成年人受侵害的案件也很多,但为什么没人愿意报告?他们做了一个调查问卷表,发给医院和学校,收回问卷568份,发现很多人说不知道该向哪儿报告,不知道哪些情形应该报告,还有36%的人认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医生在前线接诊,觉得会有(医患纠纷)隐患」。在青岛平度,一位检察官去了很多学校,跟老师们交谈,他发现跟医生相比,老师的顾虑会更多——医生和病人是陌生人,一面之缘,报告了也就完了。而老师报告学生的情况,不仅可能得罪施害者,还有可能得罪受害者(有时他们未必愿意此事被知晓),师生之后怎么相处?比起报告,有一些老师更希望的是,侵害不要发生在学校里。那之后,青岛市检察院做了普法视频,在全市6条地铁站、几十条公交线路上的十万个车载屏幕上播放,播了整整30天,每天8次。不管在市中心的地铁,还是在偏远郊区的沿海公交,都看得到。更好的操作思路,可能是抓住某些口子,重点击破。比如未成年人被性侵后,如果受伤或怀孕,必然会去就医,那么医院妇产科就是一个可以掐住的口子。在东部某城市,检察官们就是从医院入手,给所有的医生培训,讲哪些情形需要报告,怎么报告。为了减少医生的顾虑,医生可以报告医院的医务科,由他们来报警;报告如果引发了纠纷,报告人可以免责;同时,医生不及时报告,责任自担。接受培训的医生,主要来自妇产科、妇科、产科、儿科、生殖健康科、急诊科等所有可能与未成年人有接触的科室。在培训中,多位医生都提出了一个困惑:如何确定性关系中未成年人的意愿?如果双方都说自愿,要不要报告?检察官的回答是——按照法律规定,如果未满14周岁,不管她是否自愿,都必须报告;年满14周岁了,原则上也要报告,是否自愿,应该由公安机关来核实。当所有的顾虑都被理顺,医生们的报告出现了。从2020年5月至今,这座城市的一个区就接到了14起报告,其中11起来自医院,且全都是未成年少女怀孕后,到医院产检或进行流产手术,一旦看到她们的年龄小于18岁,医生就会立刻报告。2022年1月,我在这座城市见到了一家妇幼保健院的副院长,她一头短短的卷发,是个和蔼的人。她讲到多年来,医院碰到过不少案例,都是少女被性侵后怀孕,去医院流产,父母想要查出嫌疑人是谁,向医院申请保留胎儿的胚胎组织去做DNA鉴定。因此她认为,强制报告制度确实会帮助到一些人。但在另一些情况下,法律能做的有限——有一天,医院妇产科接诊了一个13岁的女孩,怀了孕,想把孩子生下来。这种情况很少见,年龄这么小的女孩怀孕,一般都会选择打掉。医生看她不够14岁,马上报了警。当时,女孩是被男朋友的妈妈领过来的,医院没给她建档,让她带着自己母亲来。结果没多久,她真的把自己妈妈带过去了,妈妈甚至也同意她生孩子。那个女孩13岁,退了学,已经和17岁、同样退了学的男友同居,稀里糊涂怀了孕,就决心建立一个家庭。因为她怀孕时未满14岁,男友已涉嫌犯罪。案件进入检察院环节时,她已经生下孩子,是抱着孩子去做的笔录。承办这起案件的检察官,曾办理过另外10余起少女被性侵案件。有时候,她是在城中村的日租房、酒吧和KTV找到她们,震惊于她们如此随意地处置自己的身体和人生。但当见到她们的父母时,发现一切皆有源头——她们或是来自离异家庭,由单亲抚养,或是留守儿童,由亲戚抚养。父母的爱、管教和陪伴都不多,「他们的教育理念很有问题,往往是两个极端,要么是非打即骂,要么觉得自己孩子做什么都是对的。」孩子的问题,最终是家庭的问题。大人们如何生活,孩子们就怎样长大。我们的孩子,在薄弱地带出于保护未成年人的目的,整个采访中,我们没有与受害的孩子见面。他们的面目是模糊的,但在某些时刻,那种刺痛感是清晰的。曹县的检察官带我们去了一处办案场地,他们称它为「一站式询问中心」。所谓一站式询问,指的是当孩子遭到侵害后,为了将伤害降低到最低,原则上,司法机关最好只询问孩子一次。一次把案件细节问清楚,全程记录在案,之后就不要再找他们,再造成二次伤害。这一次询问,公安和检察院都参与,之后办案,这些材料二者都可使用。这个小小的询问中心,不难看到检察官们的善意。它设在一家医院的一层,入口避开了大楼正门,而是从侧边开了一个小门——为了防止孩子被熟人撞见。里面的几间房布置得很温馨,卸去了司法的威严感。在安抚区,有带平板电脑的米黄色大沙发,有给孩子缓解压力的沙盘,墙边架子上,摆着各种乐高、恐龙、奥特曼和布娃娃。在询问区,怕孩子面对镜头恐惧,他们立起了几树假竹子,把小小的摄像机绑在竹叶中间。但同时也有一些细节提醒我们,来到这里的孩子经历过什么。询问中心最深处是一间检查室,里面空荡荡,只有一张病床——医生会在这里检查孩子受的伤。架子上穿着衣服的人形玩偶,还有一个作用,就是让孩子指认,当时发生了什么,如果是性侵害,是怎么发生的,事情到了哪种程度。
4月18日 上午 8:43

名校生成为深圳教师之后

同时拥有稳定和高薪,这样的美好,曾经在深圳教师这个职业上得以实现。越来越多的名校生因此涌向深圳,捧起这个教师界的「金饭碗」。而高薪的背后,也是高付出和高期待,以及可能面临的一些变化。文|曾诗雅编辑|楚明「站在山顶」收到深圳中学入职通知书的那一天,北大博士生林佳佳有种「站上山顶」的感觉。她的导师在论文预答辩时,一脸骄傲地说:「我的这位学生签约了深圳中学。」
4月15日 上午 9:22

一元人间

前往广东汕头市海滨路3号,搭乘一块钱的轮渡就可以欣赏到海上的夕阳,一位从广州来的游客来回坐了4次后才恋恋不舍地离去。1200多公里外的南京中山码头,刷一块钱的公交卡,也可以坐轮渡去看到江上的黄昏,太阳沉下来,一头是城市里鳞次栉比的高楼亮起了灯,另一头是老南京北站的旧址披上了霞光,如果沿着旧铁轨走上100米,还会发现一对夫妻正在卖烧饼,咸口的,一块钱能买两个。文|曾诗雅
4月2日 上午 9:04

春天,诗人余秀华尽兴快活

就像一个溺水的人以为只能自救,有时候也会忍不住把自己往深处推。这时候有人向你伸来了手。她就抓住了。至于之后是否继续牵着这只手走,走去很远的地方,她没有这个期望。厌倦总会到来,但她贪恋此刻通过手掌心传来的温度。这让她感到放松,开心,这是她人生中不可多得的时刻。文|戴敏洁编辑|槐杨图|戴敏洁1
3月29日 下午 4:36

​MU5735航班上的人们

刘志宏在广州的互联网公司工作,妻子则在昆明生活,因为短期内无法到昆明生活,「只能靠多回家了」,他曾答应妻子,「想我了就立马飞过去看你」「现在争取每月回家3次,然后消除异地的感觉」。
3月22日 下午 2:10

为什么《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是杨德昌最杰出的作品?

在影评人梅雪风看来,中国电影中,最具史诗感三部电影,分别是陈凯歌的《霸王别姬》,侯孝贤的《悲情城市》,还有杨德昌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在杨德昌的所有电影中,这是一部最特别的存在,关于它的特别之处,以下,是梅雪风细致、深入的分析与评述——
3月20日 上午 11: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