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时代的浪潮中生存，没有人能真正独活，也没有人能离开精神生活。余世存心目中的更好，是面对困境与寒冬时，个体不该被迫孑然一身。他认定，一定是自己要去问自己的内心，然后向外去问候这个世界，这才是嘘寒的本意，也是更好的方法。文｜莱克西编辑｜辛野

于是，他在一个假期里跑到一个朋友的公司，他们做了一个网络平台，梁永安帮着做一些策划和平台的发展规划。几个假期后，对方看他有很多思路都跟公司契合，想招他全职来做，他记得，当时开出的年薪就有一百多万。

对姜杰来说，一个重要的方式是内聚自我，为自己塑造一个稳定的内核，以抵御外界温差的变化。「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独特性，无论好坏都是你生命中的一部分，当我们的认知以及我们熟悉的一切发生变化的时候，内心依然要保持自身的笃定，面对生活中剧烈的变化，依然要保有一种稳定的状态，并将这一切化为己用。」文｜王唯编辑｜青蓝图｜受访者提供

现在，刘旸不想让来看他演出的人难过。也许在技巧上，没有更好的喜剧，但在情感上，每个人进剧场，应该是笑着出门的。刘旸再一次前进了一步，他希望来的人都能看见「你」自己，让冷场消解掉，每个人都能感到温暖。

走到37岁，郑执依然在追寻「更好」的生活和创作，只是，他不再执迷于「更好」。他觉得，人的一生，总是会遇到困难，会痛苦，会被卡住，关键还是放下对命运的掌控欲，找到一个平衡点，「平衡不是天平，而是一个自洽的过程」。

王笛说，他理解的「通透」，是看清了事情的本质和全貌，但依然在浪潮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锚点，从「该做什么」的声音中辨清「想做什么」，才是「更好」的自己。比如，当成功学、做人上人的浪潮席卷时，意识到过好日常也是一种幸福；在普遍迷惘的年代，不要陷入纯粹的消极，尽量找到支撑自己的事情。更重要的是，保持尊严而不被驯服。文｜王唯编辑｜楚明历史学家和他的日常

那天晚上结束之后，我妈跟我说，她其实已经猜到，我提到他们之后会落泪，他们心里也很感慨，她会觉得，父母为孩子做很多事情都是应该的，她理想中的亲子关系应该是比较轻松的，我为他们落泪，是他们没做好。

20岁8月初喜提人生第一台相机，这件事没告诉父母，因为他们不支持摄影这个爱好，更何况摄影很烧钱。但我偷偷攒钱买了这个相机，我提供的这张照片是我用这台相机拍摄的第一张照片，而我就把相机藏在了这个包里。

早几年的时候，杨九郎还会因为「不够忙碌」而焦虑，一段时间没有工作找来，他会担心，「是不是不再被工作需要了」。但现在，他不再需要某种「无聊的忙碌」来填补自己。处暑到了，对于接下来的秋天，杨九郎最期待的事就是找个时间，和朋友们一起进山露营，扎个帐篷，「就待在那里，什么都不做」，等待着微凉的秋风拂过身体的一刻。

在社交平台上，大厂离职人或吐槽前东家，或分享离职生活，这些都是常规操作。但在杭州，四名阿里P7级别的员工在被优化之后，没有去找新工作，而是凑在一起开了家包子铺。在阿里，P7通常意味着几十万的年薪、「精英光环」，以及一定的社会地位，而被离职，则往往意味着失去这一切，以及被推着被动去寻找新出路。

这种选择让他的自我和他的作品高度统一，戏是假的，但演戏本身做不得假。国民记忆中的陈佩斯轻快、活泼、透着一股子市井，但在漫长的后半生，陈佩斯选择了一条清苦孤绝的道路，时代的激流变了又变，陈佩斯始终还是那个陈佩斯。他笃信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把人生绝大多数精力放到创作之中，最终人生也回报给他甜美的果实。或许在外界看来，这果实不够大，不够漂亮，但陈佩斯收获得踏实，理直气壮，他喜欢秋天的分明，因为眼前的一切，都是他最想要的。文｜金壳编辑｜桑柳大道戏剧谷的初秋

22岁我的小狗今年已经14岁了，腿脚不是很好，有的时候还会摔跤。7月的某一天，他在家溜达的时候腿软摔倒了，我们决定在哪儿摔倒就在哪儿躺下歇会儿，最后，他躺在地上睡着了，我躺在沙发上一起睡了个午觉。

12年前，北漂青年陈鸿宇想象过什么是「更好」，那时候他希望在偌大的北京获得一席之地。他透过地下室的玻璃窗往外看，他想，那扇玻璃窗和写字楼玻璃幕墙的距离到底有多远呢？什么时候他可以拥有一扇更大、更明亮的窗户呢？

七月上旬，小暑时节，历史学家罗新要开始新的徒步了。罗新喜欢徒步，他说，这种时候，身体和思绪都在路上，充满想象力，有点像白日梦。他甚至能察觉到自己的思绪如何运转，也会看到，当人走出自己的生活，在广袤的天地里，会看到在历史中，前人有过的、很不一样的人生。

这就是心理学本科毕业，很多学校授予的是理学学位的原因。关于心理学和心理咨询技术，其实是两个不同的方向，只不过现在在国内学的大都是心理学，很少学的是心理咨询技术，所以要区分开这两部分，不然容易踩坑。

「健康地过好春天、秋天、冬天，才能更好地过夏天。这是一个系统。」单霁翔说。按图索骥地过好每一个节气，就是更好的一年，一年一年地积累，人就拥有了更好的一生。文｜王唯编辑｜桑柳「年轻人」单霁翔的退休生活

这次性骚扰事件，与此前许多事件不同，不仅受害者众多，且有多位蓬蒿内部人士站出来讲述——他们看到了什么，他们复杂的情感，内心的斗争，以及他们为什么最后决定说出这一切。当然，最后，他们也因此被起诉。

保罗·萨罗佩克是个一直穿越边境线的人。6岁那年，他就跟随父亲从美国搬到墨西哥，此后他一直生活在边境：地理上的，和心理上的。他曾经是个记者，两次获得普利策新闻奖，但后来，这些变得都不再重要，2013年开始，他从埃塞俄比亚出发，一路穿过非洲、中亚和南亚，并在2021年底到达中国。他在中国走了两年多，接下来，他还要一路走去美洲。他已经走了超过十万公里。

开店有一点跟世界脱节的感觉，太沉浸在自己的小世界里了，我又重新感觉到疲惫，因为你还是要面对，生活重新又陷入了一种平静和重复，刺激和成就感逐渐减少。好像不管是工作还是开店，需要解决的困境始终都在。

后来，她建了自己的微博，开网络直播。屏幕里的她披着头发，涂深红色口红，抱着一把吉他弹唱，那场直播只有30多人观看，始终没有人互动，有人看了截图评论「像女鬼一样」。直播结束后，许美静立刻注销了账号。

我后来到公司外面接戏，面试通过别人考核的时候，也会更有成就感，因为都是通过自己实力试上的戏。那个时候大家也都愿意给新人机会，行业也很好。对于我们所有演员来讲都一样，好像很容易就从一个网剧突然出来了。

个亿的职场精英，怎么现在还能拿2000块钱的失业救济金呢？但其实想想也就是自己心里的一场戏，没有人在乎。

不同公司的快递员都向我展示了他们手中的APP——一套严格的指标考核体系规范着他们的工作：签收率（每个时段都要考核）、投诉率、揽件及时率、物流停滞率……每一项都对应着清晰的罚款制度。

但他也写道，「资源整合或者被砍掉之后应该怎么办？没有补充力量进入，农村女性想要看妇科病、想要做产科手术只能去县城，结果是『看病越来越难也越来越贵』，这与我国长期坚持的医改方向与目标是相矛盾的。」

我就下定决心，一定把普通话练好，不管看剧还是看新闻，电视上面说一句，我跟着学一句。差不多半年的样子，我才慢慢改掉口音，先试着和同桌交流，再往前后桌扩散，有了更多的交谈伙伴，我才感到融入到了新生活里。

那个时候我开始有了一种切实感受，原来房子可以涨这么快，感觉一瞬间就涨起来了。也是那时候，我开始有紧迫感，被潮流推着，很快就在朝阳区买了一套47平米的老房子，我一个人住正好，离单位比较近，通勤很方便。

伟梦·清水湾里的临峰香阁和龙井香院都是高层建筑群，分立于小区的东北角和西北角。「太通风。」一位业主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自己曾看过临峰香阁的毛坯房，虽然是夏天，但进门后到阳台吹风，没多久就觉得冷。

婚姻里，向佳和丈夫陷入博弈，她感到很矛盾，又说不出具体来。以为孩子跟自己姓，约定好就行，上了身份证便板上钉钉。结果复杂的全在后面，这件事是种交换，需要筹码和代价。谁让了一步，一块「石头」就落在了对方心里，以后的账都会从这里算起。明面上体现在彩礼、嫁妆、房产的平衡中，更细碎绵长的拉扯深入进两个家族。在社交平台上，随母姓的话题多次引起公共讨论。在我们了解到的一些家庭中，有丈夫认为随母姓，有违对长辈的孝顺，也否定了自己为家庭的付出。而女性这么做的根本动机里，仍然掺杂为自己家族延续香火的因素，并非出于自己的意志。一直以来，向佳也是背负母亲的要求去做这事，闹到要离婚时，母亲放下执念开始劝和。那究竟为什么要付出这么多去争取？她忽然迷茫了。

在横店，几乎每一个和我交谈过的短剧从业者都说过两句话。一句是「王晶也拍短剧了」，另一句是「都要吃饭的」。业内流传着爆款短剧的创收神话：制作成本50万左右的《无双》充值过亿，《闪婚后，傅先生的马甲藏不住了》24小时充值过2000万……事实上，短剧虽然制作成本不高，但需要在视频平台大量投放信息流（简称「投流」）才有火爆的可能。据称，《无双》的投流费用超过8000万。只有在第一轮投流里获得较好收益的短剧，才会得到进一步的投流倾斜，大量短剧的结局是无声无息地沉底。即便赚了钱，大头也归于出品方，制作方只能分到微末的比例。至于工作人员和演员，都是拿着每天数百至数千元的报酬，像其他职业一样，靠出卖时间赚取生计。制片人张磊一说起短剧就生气，「这玩意儿不是个东西」，但他也说，短剧「养活了这个行业的很多人」。此时此刻，这个行业的风向也正在发生变化。从2022年12月，国家广电总局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网络微短剧管理

这个故事从始至终捍卫和保持着自身的复杂，观众在此刻也需要作出自己的「决定」，至于决定是什么，那是每个人的自由。（以下文字可能存在剧透）

日凌晨的雷达录像，而不是简单说没看到（飞机）。」还有一些像产品说明书，有着我完全看不懂的技术术语——「在

过去这些年，始终有人好奇，马诺现在过得怎么样了，「她坐上宝马车了吗？」当年马诺22岁，现在35岁，人生如此漫长莫测，她稀里糊涂做了一些选择，也错过了一些机会。她自嘲说，自己不仅没有坐在宝马车里笑，甚至是「坐在自行车上哭」。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肿瘤内科主任王洁，是中国肺癌精准治疗研究领域最顶尖的科学家。她说，在收到《人物》的邀请时，她是有些犹豫的，她经常在学术会议上谈论女性肺癌的话题，但是从来没有对医学专业之外的公众讲过这些故事。但眼前的事实是——全球数据显示，越来越多女性罹患肺癌，不吸烟的女性肺癌患者的发病率也在升高，背后是基本共识：很多女性可能受到二手烟及三手烟的影响，也可能因为她们在厨房接触了大量油烟，这些诱因可能共同导致了她们的身体里一个名为表皮生长因子的受体（EGFR）基因产生突变，导致肺癌发生。女性肺癌，逐渐成为了一个全球关注的课题。最终，王洁医生走上了《人物》「女性力量演讲盛典」的舞台，温柔又坚定地讲述了她与肺癌长达几十年的对抗。策划｜《人物》编辑部我是王洁，是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的一名医生。很高兴能来参加今天的活动，其实《人物》邀请我的时候，我听到主题是「女性向前一步」，就有很多话想要说。我想跟大家分享我们在女性肺癌领域的故事。说实话，决定来这里之前，我有些犹豫，我是一名专门研究肺癌的医生，女性肺癌的话题我经常讲，但那都是在学术会议上，我很少像今天这样，站在这样的舞台上，向医学专业以外的公众讲这件事。这对我是一个挑战。不过我现在站在这里，一来是我喜欢挑战，我愿意尝试从前没有做过的事，更重要的是，我也想要把女性肺癌背后的故事告诉更多人，尤其是女性观众们，我想来给大家鼓劲打气。我想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自己。我从小生活在一个医学氛围浓厚的环境中，家人大都是医生，妈妈、姨妈、舅舅都是学医的，我姐姐亦学医，所以我从小就心无旁骛，没有想过人生要选第二个专业。后来我在华西医科大学呼吸内科读博，开始选研究方向的时候，也是一路直奔着呼吸疾病里最难的肿瘤来了。我的想法很简单，既然要当医生，那就要当好医生，挑战最难的疾病。当时肿瘤研究非常落后，没有什么有效的药物，也没有什么好的治疗方法，但我从小的性格里就有种不服输的劲儿，我想要挑战这种未知，我想要找找新的路。我是从大概30年前开始踏入肿瘤的研究领域。那时候还没有女性肺癌这个概念，当时更多见的肺癌是肺鳞癌，这个类型的患者中大多数是吸烟的男性。这是我们很熟悉的概念，吸烟有害身体健康，吸烟是肺癌的高危因素，但随着新病例的出现，我们逐渐发现，不吸烟也可能得肺癌。在最近20年间，我们发现肺腺癌的发病率逐渐升高，甚至现在超过了肺鳞癌，这不仅是全球的数据，中国的数据也如此。而恰恰就是在肺腺癌的患者群体里，女性占到了很大比例。尤其是在我国肺癌新增病例中，不吸烟的女性比率大幅上升。我也在自己的研究和临床实践中发现，女性肺癌成为了一个全球关注的课题，甚至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题。不吸烟的女性肺癌患者的发病率升高，这一度成为了肺癌研究的难点，针对这个难点，全世界有很多研究。其中一个基本共识是，不吸烟的女性很可能因为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如二手烟甚至三手烟的影响，也可能因为她们在厨房接触了大量油烟，这些诱因可能共同导致了她们的身体里一个名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基因产生突变，最终导致肺癌发生。一开始，我们没什么药可以用，我在2002年到2004年曾在美国MD安德森肿瘤中心作访问副教授，当时针对EGFR基因的靶向药物已在美国上市，我在病房里亲眼看到化疗失败的患者用了靶向药之后，肿瘤明显缩小了。当时深感震撼，真的可以找到一条新的路，帮助病人继续往前走。于是，2004年底我回到北京后，很希望能在这条路上走的更远，帮助到更多人。在我的门诊中，不乏有很多的女性。坚韧、奉献在她们身上表现的淋漓尽致。她们总是竭尽全力去帮助自己的亲人，不弃不离。我常见到在门诊陪父母看病的女儿，陪丈夫来的妻子，甚至陪着孩子就诊的母亲，她们常常抱着厚厚的资料，一脸的疲惫和惶恐。但听她们所提的问题，就能感受到，她一定是做过功课的，明明不是医学专业的，却能把那些晦涩难懂的医学名词都记了下来，她们身上的那份热切和执着令我难忘。我深深地理解她们所承受的压力和责任，并希望能够通过我的专业知识和经验，为她们提供力量和支持。我想，我能够给予这些女性同胞的力量，就是希望。也许是上天在帮助她们。大量数据显示，中国女性肺腺癌患者里超过60%的人有EGFR突变，也就是说，针对这一突变的靶向药有可能给这些女性带来福音，改变她们的生存结局。当时，传统治疗只有大概十个月的生存时间，但是因为很多女性患者都有突变，应用靶向治疗后，她的生存时间可以一下子延长到四、五年，甚至治愈，在这些时间里，她可以一边吃药，一边工作，可以正常生活，做自己想要做的事。这是上天送给她们的礼物。不过，想要得到这份礼物，还有一个难关要过。使用靶向药前，需要确定病人是否有EGFR突变，这需要进行基因检测。对中晚期肺癌患者而言，这种基因检测只能通过取活检的方式进行，也就是取一块肿瘤组织进行检测，但问题是，在临床实践中，有些患者是没办法做活检的，可能因为高龄或严重基础病变不能做活检，有的患者肿瘤位置太靠近大血管，做穿刺风险太大，还有的病人肿瘤位置过于隐蔽，穿刺取不到样本，这都导致她们拿不到基因检测结果，无法指导用药，眼睁睁看着上天的礼物溜走了。我不甘心，我想要另辟溪径，探寻一条路。我一直在想，如果组织活检这条路走不通，有没有别的办法？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血液。血液检测有很多好处，它比穿刺活检更容易拿到，血液检测也可以实现动态监测，更早地发现耐药基因的出现。你不可能一直进行有创的穿刺活检，但是抽血是相对容易的事情。通过血液检测出EGFR突变以指导和调整治疗方案，我觉得这是一条新的路，更简便、可及性也更高，将使更多的患者有机会得到精准治疗机会。我们开始从大样本的回顾性研究里建立方法，去证明这个方法是可行的，是能够把这部分靶向治疗受益患者群体筛选出来的。事实证明，我们做到了。2009年，我们团队成功建立了外周血动态监测肺癌驱动基因的新技术和无创肺癌诊疗体系，成果发表在了美国最著名的临床肿瘤学会会刊《Journal

在《人物》「女性力量演讲盛典」的舞台上，思文是最特别、也最「叛逆」的一位，她讲述了自己离开脱口秀舞台后做了很多自己想做的选择，最终在播客的世界中找到快乐，至于这种叛逆有多重要——「自从开始叛逆，我的月经归位了，我的灵魂也归位了」。

2023年，是战鹰的「突围」之年，在成为职业棋手的第九年，她的人生仿佛「卡」住了，她做了很多尝试，学韩语、学直播、做解说，什么都会一点，什么都没有大起色。在她决定转行去当一名围棋老师的时候，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直播时，因为网友的一句安慰，她「破防」了，而那个真情流露的时刻，打动了很多人。每个人都可能有拼尽全力也得不到回报的时候，很奇妙地，这成了战鹰和年轻人最深刻共鸣的点，一种来自普通人的感受。战鹰也因此从职业围棋的世界中突围，成为了围棋圈新的「科普者」和「推广者」，也让更多人对女棋手有了更多元、鲜活的理解。但这并不是战鹰人生中的第一次突围，无论是小时候决定走职业围棋这条「窄路」，还是19岁那年终于穿过定段赛的「窄门」，战鹰一直如同她的名字一般，「勇敢、不轻言放弃」。策划｜《人物》编辑部1大家好，我是战鹰，一名职业围棋棋手，现在也做围棋直播和解说。不知道现场在座的大家有多少人会下围棋，或者说对这项运动感兴趣。我今天想做的，就是通过这十五分钟，让大家听听我的故事，对我们这些下围棋的人更了解一点儿。我从6岁就开始学围棋了，一开始只是少年宫的兴趣班，但学了半年，就在我们河北省的围棋比赛中拿了同龄人组里的第六名，爸妈觉得是不是有些天赋，就开始有意培养。等到了8岁左右，省里比赛我就能常常夺冠，我的围棋启蒙老师很郑重地建议我爸妈，可以考虑让我试一试走职业。如果想走职业，意味着选择了一条窄路，不再去学校上课，专心学棋。我们家其实没什么围棋背景，我爸爸是开战斗机的，妈妈是老师，他们很勇敢地做了决定，就觉得孩子有天赋，不能耽误孩子。为了培养我下围棋，妈妈办了停薪留职，我也休学了，我们俩的世界就开始围着围棋转。先是在河北省内学，我妈带着我，听说哪里有好的职业老师，就去找人学棋，把河北省的高手都找完了。后来，她又带着我来到了北京的道场学棋，开始进入一个更加残酷的生态圈，那一年，我12岁。在北京，我们从早上8点半就开始训练，一直训练到晚上8点半，中间吃两顿饭，晚上8点半回家后，家长还会督促你再接着练，练到10点半甚至11点，之后倒头就睡，第二天早上8点起来又是新的一天，天天如此。我记得有一天，我和同学在中午吃完饭去买了一个冰淇淋被我妈妈碰到，她都会觉得，怎么没有把时间花在学棋上。对于一个才十几岁的孩子来说，这样的生活挺压抑的。我们围棋老师也说，有时候看到我们这些十几岁的孩子，明明应该是在人生中最外向、最有活力的时候，但是一个个在道场，好像是来这里修行一样，必须集中全部的注意力，必须压制自己的欲望。我印象很深，15岁那年，我人生中第一次去

在写作的时候，我就一直觉得，我不能仅仅停留在讲台上，我如果真的想了解我的学生的话，我应该了解到他们背后的家庭。所以，从2017年开始，我就去学生家家访，一直到2022年，我去过二十多个学生家里面。

去年底，一部名为《大卫·赫尔姆斯：大难不死的男孩》的纪录片正式上映，它第一次完整地展露了哈利·波特扮演者丹尼尔·雷德克里夫的替身演员大卫·赫尔姆斯在特效拍摄过程中受伤、瘫痪、重建生活的全过程。

作为四枚冬奥会金牌得主，王濛的人生中有太多「向前一步」的时刻，但在《人物》2024年「女性的力量」演讲活动盛典上，她的故事不是关于胜利，关于四枚奥运金牌，甚至也不是关于短道速滑，而是自己的母亲，张晓霞。作为当晚第一位演讲嘉宾，王濛用她极具特色的东北方言，生动且深情地讲述了普通东北女性张晓霞的一生，这也是王濛第一次公开讲述妈妈的故事以及自己真实的成长经历。王濛说，在传统意义上，张晓霞不是一个潇洒的女人，也不是一个「向前一步」的人。但也正是因为张晓霞的「不进步」，最终才有了她的「向前一步」——王濛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带着张晓霞「向前一步」，「世界上，有多少的母亲也像张晓霞一样，用自己一生的隐忍、奉献、守护、承受，回击着这个世界对女孩们所有的禁锢和偏见，于是，张晓霞们不曾拥有的，最终才得以在女儿们身上实现。」策划｜《人物》编辑部

做大学辅导员近三十年，傅荣越来越觉得，这是一份什么都要干的工作。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傅荣考编进入黑龙江省一所普通师范类高校，主动选择了辅导员岗位。在她当时的印象里，无论是学历要求还是工作内容，辅导员都是高校岗位中最不卷的一个。但现在，不光是青年教师困在绩效里，辅导员也在承受不断加码的考核压力。尤其是这几年，家校联系加强，家长群几乎成了各大院校的「标配」。傅荣觉得，自己的工作正在从对学生和学校负责，演化为对学生的家庭负责，像是一个「24小时的总服务台」，辅导员的职能边界越来越模糊。我们联系到傅荣的前一晚，她刚从医院回来，一个学生因为恋爱「谈崩」自伤，被送去急救，傅荣再回到家时，已是凌晨三点半。傅荣说，半夜被喊起来去急诊是常有的事情。有时睡到一半，铃声突然响起，整个人会下意识从床上弹起来，感觉像是中了一枪。变化的不止有辅导员的工作。作为带过80后、90后和00后学生的「老」辅导员，傅荣见证着不同代际的学生的变化，家长的变化，以及大学教育环境的变化。这几年，傅荣发现，自己所在的大学越来越像一个「温室」，延续着高中的学习和管理模式。但她觉得，大学应该是学生走向成年、走向社会的过渡地点。学生的目标不仅只有学习，还包括找到人生的主线，这需要自由的探索空间。如果还是延续以前高中的模式，大学生怎么会不迷茫？傅荣也感到过迷茫，眼见高校辅导员队伍越来越卷，同事里，有人去东南亚卷博士，有人在表格里卷数据。细密的指标抢占了工作中原本富有生命力的那部分，「就像是每根头发丝儿都给你规定好了，应该是往上飘起30度」。经历过困惑、挣扎，傅荣和我们分享了她这么多年的思考、观察。还有她对辅导员工作的最新理解——用「达标」应对形式主义的卷，用省下来的时间和精力，「最大程度激发学生往前走的生命力」。以下，是傅荣的讲述。

3月16日，杨妞花在《人物》2024年「女性的力量」演讲活动盛典上，回顾了自己找回名字与人生的「复仇故事」。

也许你听说过这样一种疾病。发病初期，像是在减肥，患者严格控制食物，害怕热量，拼命运动；接着，在不知不觉中，开始感到减重上瘾，甚至无法准确判断自己的胖瘦变化；再接着，瘦到营养不良的程度，生理和社会功能都被严重损害；最后，体重逼近30kg，25kg，20kg……持续恶化，直到悄悄滑向最严重的死亡。

最近一段时间，「去非洲打工搞钱」成为95后最新的职业理想，相关帖子和词条频登热搜。在「内卷」「PUA」「996」被广泛讨论的今天，非洲似乎成为「只想搞钱」的毕业生们新的就业目的地：包吃包住，高薪无忧，还工时灵活，休假时候能去看动物大迁徙。年轻人在非洲生活，是否真如词条一样让人羡慕？《人物》找到了超过10名出海非洲的95后，他们中年龄最大的出生于1996年，今年27岁，最年轻的出生于2001年，去年刚刚毕业。接受《人物》访谈的年轻人都在中方企业上班，行业则主要分布在矿业、制造业和建筑业。在他们的讲述中，应届生去往非洲的平均工资在12000-15000元左右，确实是一个不错的开端。真实的非洲生活里，工资仅是很小的一部分。在和《人物》电话访谈时信号时断时续的另一端，大部分非洲的派驻地点像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一切都还在生长的阶段。高楼和板房互是邻居，路上汽车和牛车并肩行驶，甚至一些驻地就设在山沟无人处，最近的中方医院开车两小时才能到。就是在这样相对野生的环境，机会正在缝隙里生长，「热土」成为他们在访谈中频繁使用的词。但真实情况是，非洲地广人稀，国家、行业情况不同，即便是同一岗位，正式工、劳务派遣和普工之间的差异也巨大。为了高薪，一些人甚至暂时放弃了国内社保，拿着旅游签出国务工。多个年轻人提到家长们最开始反对他们去非洲，甚至有人的母亲打电话报警，原因是觉得女儿要被拐去做诈骗。几乎每个人都强调了一定要开车出门，有半数的人提到了自己或身边人经历过至少一次抢劫。疟疾、伤寒，这些在国内几乎听不到的病，在那里很常见。因为外面环境不稳定，外派非洲的年轻人多被「圈」在项目驻地，宿舍、办公室、食堂和篮球场就是生活的全部。这些95后倾向于不在非洲久留。但也许，在新一代年轻人的眼中，值得做一辈子的工作也不多。趁着身强力壮还充满好奇心，出去转转，不陷于公司与出租屋的两点一线，顺便攒起一笔钱，也许就是他们去非洲的最大意义。我们选取了其中的5个人，展开讲述他们的故事——

35年来，杨素秋一直生活在学校：出生在教师楼，长大在教师家属院，读完文学博士又进入高校为学生教课。很长时间里，她的生活没有太多复杂的东西，做科研、备课，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但在36岁这年，她决定去政府挂职，当一年临时的西安市碑林区文旅局副局长。那时她对政府工作的认知几乎全部来自影视剧和文学，面对办公室主任递过来请她批示的文件一脸茫然：阅、阅处、阅示，这些差别细微的文字表象背后，到底有什么实质不同？她原本想象的岗位职责，都被局长微笑着告知：这不归我们管。但入职第一周，她也接到一个实打实的任务，建设一座区级公共图书馆。从选址、招商、装修到选书，建造图书馆的各个环节挑战百出。杨素秋发现当她的手上有了那么一丁点权力，她就迅速地被各种商人包围，书商们发来的书目里也藏着「馆配书」生意的潜规则。甚至，她还因为精心选书，触及了他人的利益，受到威胁。当碑林区图书馆建成，她又因一篇介绍、宣传图书馆的文章「闯了祸」，不得不专程向上级领导道歉。这一切跌宕起伏都被她记录下来，写进了一本书：《世上为什么要有图书馆》。从她的书里我们能读到一个爱书人守卫书目的故事，也能读到许多爱书人怎样用书构建一个立体多维的精神宇宙，还有一个书生挂职区政府的365天。以下根据杨素秋的口述和书稿整理而成——

近几年，社交媒体上，亲戚二字几乎总是和「吐槽」联系在一起。在经历逃离、拉黑与试图和解之后，年轻人找到了亲戚关系的新解法：断亲。有人因为空间距离的分隔而不得不「断亲」，有人因为亲缘交往的负面体验，发现「断」了更好。到了今年，「断亲」似乎从以往零散的故事，变成了一个广泛的社会现象。为什么年轻人越来越多地「断亲」？《人物》找到了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胡小武。他长期关注城市社会变迁议题。2022年，他和他的研究生共同发表论文《青年「断亲」：何以发生？何去何从？》，这是学界最早关注「断亲」现象的研究论文。在1200份随机调查问卷中，胡小武发现，青年「断亲」现象确实已经成为一种社会常态。绝大多数的90后以及00后，家里如果没有事情就几乎不与亲戚联系。之所以关注「断亲」，也是因为早在十几年前，胡小武就有了「断亲」的体验。他出生于江西新余城郊的农村，是一位70后。在他的记忆里，一年里亲戚之间总会有那么三五回的交往，分散在不同的时间节点，维系了一种相对密切的亲缘关系。但当他离开家、到南京大学读研后，每年回老家的时间基本上只有一两次，二十多年间，和亲戚的联络变少了，即使回家，也能感受到明显的生疏，小时候自然的、有所关怀的话语，变成了一问一答的交往。在和学生的接触中，胡小武也发现，年轻人的亲缘关系也越发稀薄，「断亲」逐渐成为跨越各个年龄段的普遍处境。不同的是，他这一代的「断亲」更多是一种无奈，而越来越多年轻人则是主动「断亲」。他从过去四十年城市化带来的人口迁移、都市生活方式的变革以及内卷化的成长环境出发，向我们分析了「断亲」的成因。城市化不断深化的过程中，面临「断亲」的不止有年轻人，还有老年人。对于年轻人而言，「断亲」之后或许可以找到亲戚外的替代性关系。但对于更多老人来说，他们流动，或回乡，或不流动，本质上都是孤独的、纠结的，不圆满的老年生活。这是「断亲」背后更大的社会困境。但胡小武并不认为断亲是一个「社会问题」——它不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而是一个结构性变迁的结果。人们选择「断亲」，也并不是真的不在乎了，反而恰恰说明，我们越来越渴望能滋养人的亲情。这是生而为人的基本需求，怎么能断得了？也因此，他抱持着审慎的乐观，觉得今天「断亲」的年轻人，或许会有「认亲」的一天——只是那时候，我们对于「亲」的认识与选择，也许会和今天有所不同。以下是胡小武的讲述。

3月1日，电影《周处除三害》在中国大陆公映。令人意外的是，在春节档余温尚存之时，这部事先并未做太多营销推广的电影却掀起了观影热潮，而在所有关于影片的讨论中，「这都敢拍」成了出现频率最高的评语，这也一定程度上掩盖了电影本身的瑕疵与亮点。《周处除三害》究竟是一部怎样的电影，它不足与优秀之处分别是什么，以下是专业影评人梅雪风的点评——文｜梅雪风

我母亲对家庭整洁有着异于常人的苛求。在我的记忆中，家中的洗衣机在白天几乎从不停歇。有时，我会怀疑世界是否是伴随着洗衣机的旋转而诞生的。在购买全自动洗衣机之前，母亲总是一边让洗衣机转着，一边把洗衣机的水阀打开，她坚称「这样（以来）洗衣机里的水永远是干净的」。除了不胜枚举的细节，我似乎对此没有更多的认知。于是，我找到了有着类似情况的11个人，其中8人因家属对清洁度的高要求困扰不已，另外3人有着不同程度的洁癖，在他们的讲述中，我对此有了更多的了解。在日常生活中，有人会将「爱干净」视为洁癖，或者自嘲「有洁癖」。实际上，「爱干净」和洁癖是两回事。医学概念上的洁癖是一种精神疾病，属于强迫症的一种，主要表现为对清洁的过分关注和强迫性清洁行为。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的主任医师王振提到，很多人很难识别洁癖和爱干净的界限，而判断洁癖的简单办法，除了症状本身外主要看两方面——一方面是其本人是否因为这些行为感到痛苦或一起生活的人是否感到痛苦；另一方面是这些行为是否耗费了大量时间。洁癖无一例外地给这些人的家庭带来大大小小的矛盾和影响。另外，许多洁癖患者还有一定的控制欲，会将自己的情绪和行为要求，延伸到家庭成员身上，让他们也倍感困扰。一些认识到或者确诊过的洁癖患者，尽管知道是疾病在作怪，但也不时会心生自责和内疚。而作为强迫症的一种，洁癖的治疗过程较为反复和漫长，这对患者本人和家庭，都是艰难的试炼。更多地理解这个疾病，以及被它困扰的人所经历的痛苦、妥协与和解，或许是疗愈它的第一步。

这次「一封信」征集的主题是「慢慢来」，不免让人停下来思考：在越来越快的漩涡里奔跑的我们，有多久没想过关于「慢」这件事了？在这个争分夺秒的快时代，太多人急切想要一个答案，想要巨大的成就，想要瞬间的博学，想要立刻拥有财富，想要马上变瘦变美，想要爱情突然降临……就连人们常说的一句「慢慢来，比较快」，依然要在表达「慢」的过程的后面，加上一个体现「快」的结果，依然隐含着某种「慢」是为了「快」的意味。外界裹挟之下，女性更是被提出了越来越多的要求：要漂亮又要能干，要专业又要周全，要当个好职员，还要当个好妻子、好妈妈……那些「大女主」的模板，像时钟一样催促着她们朝着一个完美的路径奔跑，好像慢一点，就输了。《人物》「一封信」栏目联合「欧诗漫」共同发起38妇女节「珍珠女孩，美在慢慢来」的特别征集后，很多珍珠女孩讲述了自己的故事。每一封信，都是一位读者在小规模地展现着自己的跋涉历程。在那条路上，他们曾被迫进入一种「快模式」，同时也承受了「快」的副作用：焦虑，内耗，压力……「不敢停下来，哪怕一刻的休闲都感到是在蹉跎」、「好像不按时完成社会指标就是失败」、「我不知道如何走出这样的内卷和自耗」……这样的句子在来信中有很多很多。但当她们尝试着放慢脚步，才发现，原来问题是可以迎刃而解的，原来那些糟糕的状况，没什么大不了。就像养珍珠，每颗珍珠都需经历3-5年的时间慢慢生长，经过阳光和流水的打磨，逐渐长成自己的样子。很多人认为，好珍珠就是光亮、圆满，再加上足够大。但世界上是先有了珍珠，才有珍珠美的标准。每颗珍珠都会发光，养珍珠的人，必须给它时间，也给自己时间。以下是女孩们「快」与「慢」的故事。策划｜《人物》编辑部✉️

在新近上映的电影《周处除三害》中，演员王净饰演一个母亲为人顶罪入狱、孤苦的发廊女孩，被阮经天饰演的陈桂林从黑道大哥手中救下。戏份不多，却是她跟大陆观众见面的第一部电影。但或许很多人早已认识她，她的面孔出现在近几年一些备受好评的电影、剧集中。比如《关于我和鬼变成家人的那件事》里，王净饰演被看作「花瓶」的女警察，但结尾反转，她才是内鬼和终极boss，她的台词是，「花瓶哪是你一眼能看穿的？」这是创作者试图创造的崭新的女性形象。这些作品里，有被解构的男性主导的警探世界，有忧郁黑暗的原生家庭，有「我们不要就这样算了，好不好」的互相打气，作为演员的王净，正承担着这份新鲜的功能。角色之外，2月初，她刚刚过了26岁生日。9年前，她是一个着迷文字、以笔名「菌菌」出版了两本小说的高中生，意外得到试镜邀约开始演戏，这之后，她因为一段在出租车上演唱《小幸运》的视频走红，之后走上了演艺道路。她不是科班出身，但传递角色情绪时有异常敏锐和精准的一面。这种敏感是她的天性，也或许来自于她的经历。中学时父母分离，她和父亲从此没再见过，15岁时被送到美国念书，再到日本读大学，回台湾演戏，告别像轮回一般在她生命里循环，至今也没能适应。电影《瀑布》里，王净饰演一个在单亲家庭生活的女儿，有一场戏是和父亲告别，她把自己从未和父亲告别过的遗憾用在了戏剧里，演出了一种复杂的情绪，责怪、愤怒，但最终占据上风的，是爱和不舍。《人物》的采访里，我们试图跟王净聊聊这些伤痛，但随着成长，这些原生家庭的印记在她身上逐渐淡去了，聊起父母的过去，王净说，「那很像别人的人生，其实已经与我无关了。」电话这头，我感受到一种轻盈，她不被某一种叙事束缚，就像她在大众视野中呈现的那样，真实、坦率，被拍到恋情，她承认得很大方。25岁被视作四分之一人生，是成长过程中一个微妙的分水岭。刚刚过了25岁的王净怎么回看自己的人生，在女孩长大的故事里，这是属于她的版本。

1月21日，华中农业大学动科动医学院11名学生联名举报导师黄飞若学术造假事件在网络上发酵数天后，《人物》作者抵达武汉。次日，《人物》作者如约见到了11名学生中的张黎，听对方讲述了事件的大致经过。为了争取和其他参与举报的学生、学院相关领导、老师聊聊，接下来的几天，《人物》作者都在华中农业大学寻找愿意接受访谈的人。我们说服了一位在读博士生黄璐分享了她决定参与举报的过程，众多细节显示，造假行为令人触目惊心。遗憾的是，我们没能和黄飞若本人以及其他相关人员交谈。在华中农业大学发布通报，宣布对黄飞若的处理结果后再回顾，最令我们触动的是学生们的不易与勇气。因此，对这桩已经不再是讨论热点的事件，我们仍决定记录下了解到的每一个细节。

大年初二，「过年吵架」登上了热搜第一，阅读量超过了2.4亿，最多的网友留言是，原来过年吵架不只是我们家的保留节目。因此，《人物》发起了「这个春节，你经历了过年吵架吗」的征集。不到24小时，我们收到了超过1000份来信。有人花费2个小时，郑重地写下答案，也有人写了长达3000多字的回答。最终，这份总字数超过26万字的征集，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个中国式家庭过年吵架的真相——春节，是中国人最重视的传统节日，但也是家庭矛盾最容易爆发的时刻，家庭关系最亲密之时，也是伤害最容易发生之时，而这背后也有无数传统家庭无法摆脱的顽疾：承担过多家务劳动的女性、大男子主义的父亲，还有习惯性的扫兴、否定，缺乏边界感……最特别的是，这次征集也是人物历次征集中，平均年龄最大的一次。超过一半的投稿者年龄都在30岁以上，还有很多50岁、60岁的读者发来他们的故事，这在人物征集中是罕见的。他们在描述过年吵架带来的感受时，也用了非常激烈的形容词：痛苦，绝望，恐惧，崩溃，无奈，窒息，沮丧。小吵或许还可以被描述为「生活中有趣的花絮」，但大吵则让无数孩子留下了终生难以消除的阴影。一个孩子形容，爸爸妈妈们过年吵架，那挥舞着的四条手臂，在幼小的我看来，就如立即砍过去的大刀。至少10个投稿提及，过年吵架后，自己因此产生了轻生的念头。这样的伤痕也让更多的年轻一代开始反思：我们到底要怎么做，才能度过一个不再争吵的春节？文｜赖祐萱编辑｜金石因吃而吵春节的主题是团圆，那顿团圆饭是无数家庭最看重的，但往往引发争吵的，也是这顿团圆饭。龙土豆@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