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晚上结束之后，我妈跟我说，她其实已经猜到，我提到他们之后会落泪，他们心里也很感慨，她会觉得，父母为孩子做很多事情都是应该的，她理想中的亲子关系应该是比较轻松的，我为他们落泪，是他们没做好。

20岁8月初喜提人生第一台相机，这件事没告诉父母，因为他们不支持摄影这个爱好，更何况摄影很烧钱。但我偷偷攒钱买了这个相机，我提供的这张照片是我用这台相机拍摄的第一张照片，而我就把相机藏在了这个包里。

在社交平台上，大厂离职人或吐槽前东家，或分享离职生活，这些都是常规操作。但在杭州，四名阿里P7级别的员工在被优化之后，没有去找新工作，而是凑在一起开了家包子铺。在阿里，P7通常意味着几十万的年薪、「精英光环」，以及一定的社会地位，而被离职，则往往意味着失去这一切，以及被推着被动去寻找新出路。

22岁我的小狗今年已经14岁了，腿脚不是很好，有的时候还会摔跤。7月的某一天，他在家溜达的时候腿软摔倒了，我们决定在哪儿摔倒就在哪儿躺下歇会儿，最后，他躺在地上睡着了，我躺在沙发上一起睡了个午觉。

这就是心理学本科毕业，很多学校授予的是理学学位的原因。关于心理学和心理咨询技术，其实是两个不同的方向，只不过现在在国内学的大都是心理学，很少学的是心理咨询技术，所以要区分开这两部分，不然容易踩坑。

这次性骚扰事件，与此前许多事件不同，不仅受害者众多，且有多位蓬蒿内部人士站出来讲述——他们看到了什么，他们复杂的情感，内心的斗争，以及他们为什么最后决定说出这一切。当然，最后，他们也因此被起诉。

保罗·萨罗佩克是个一直穿越边境线的人。6岁那年，他就跟随父亲从美国搬到墨西哥，此后他一直生活在边境：地理上的，和心理上的。他曾经是个记者，两次获得普利策新闻奖，但后来，这些变得都不再重要，2013年开始，他从埃塞俄比亚出发，一路穿过非洲、中亚和南亚，并在2021年底到达中国。他在中国走了两年多，接下来，他还要一路走去美洲。他已经走了超过十万公里。

开店有一点跟世界脱节的感觉，太沉浸在自己的小世界里了，我又重新感觉到疲惫，因为你还是要面对，生活重新又陷入了一种平静和重复，刺激和成就感逐渐减少。好像不管是工作还是开店，需要解决的困境始终都在。

后来，她建了自己的微博，开网络直播。屏幕里的她披着头发，涂深红色口红，抱着一把吉他弹唱，那场直播只有30多人观看，始终没有人互动，有人看了截图评论「像女鬼一样」。直播结束后，许美静立刻注销了账号。

我后来到公司外面接戏，面试通过别人考核的时候，也会更有成就感，因为都是通过自己实力试上的戏。那个时候大家也都愿意给新人机会，行业也很好。对于我们所有演员来讲都一样，好像很容易就从一个网剧突然出来了。

个亿的职场精英，怎么现在还能拿2000块钱的失业救济金呢？但其实想想也就是自己心里的一场戏，没有人在乎。

不同公司的快递员都向我展示了他们手中的APP——一套严格的指标考核体系规范着他们的工作：签收率（每个时段都要考核）、投诉率、揽件及时率、物流停滞率……每一项都对应着清晰的罚款制度。

但他也写道，「资源整合或者被砍掉之后应该怎么办？没有补充力量进入，农村女性想要看妇科病、想要做产科手术只能去县城，结果是『看病越来越难也越来越贵』，这与我国长期坚持的医改方向与目标是相矛盾的。」

我就下定决心，一定把普通话练好，不管看剧还是看新闻，电视上面说一句，我跟着学一句。差不多半年的样子，我才慢慢改掉口音，先试着和同桌交流，再往前后桌扩散，有了更多的交谈伙伴，我才感到融入到了新生活里。

那个时候我开始有了一种切实感受，原来房子可以涨这么快，感觉一瞬间就涨起来了。也是那时候，我开始有紧迫感，被潮流推着，很快就在朝阳区买了一套47平米的老房子，我一个人住正好，离单位比较近，通勤很方便。

伟梦·清水湾里的临峰香阁和龙井香院都是高层建筑群，分立于小区的东北角和西北角。「太通风。」一位业主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自己曾看过临峰香阁的毛坯房，虽然是夏天，但进门后到阳台吹风，没多久就觉得冷。

婚姻里，向佳和丈夫陷入博弈，她感到很矛盾，又说不出具体来。以为孩子跟自己姓，约定好就行，上了身份证便板上钉钉。结果复杂的全在后面，这件事是种交换，需要筹码和代价。谁让了一步，一块「石头」就落在了对方心里，以后的账都会从这里算起。明面上体现在彩礼、嫁妆、房产的平衡中，更细碎绵长的拉扯深入进两个家族。在社交平台上，随母姓的话题多次引起公共讨论。在我们了解到的一些家庭中，有丈夫认为随母姓，有违对长辈的孝顺，也否定了自己为家庭的付出。而女性这么做的根本动机里，仍然掺杂为自己家族延续香火的因素，并非出于自己的意志。一直以来，向佳也是背负母亲的要求去做这事，闹到要离婚时，母亲放下执念开始劝和。那究竟为什么要付出这么多去争取？她忽然迷茫了。

在横店，几乎每一个和我交谈过的短剧从业者都说过两句话。一句是「王晶也拍短剧了」，另一句是「都要吃饭的」。业内流传着爆款短剧的创收神话：制作成本50万左右的《无双》充值过亿，《闪婚后，傅先生的马甲藏不住了》24小时充值过2000万……事实上，短剧虽然制作成本不高，但需要在视频平台大量投放信息流（简称「投流」）才有火爆的可能。据称，《无双》的投流费用超过8000万。只有在第一轮投流里获得较好收益的短剧，才会得到进一步的投流倾斜，大量短剧的结局是无声无息地沉底。即便赚了钱，大头也归于出品方，制作方只能分到微末的比例。至于工作人员和演员，都是拿着每天数百至数千元的报酬，像其他职业一样，靠出卖时间赚取生计。制片人张磊一说起短剧就生气，「这玩意儿不是个东西」，但他也说，短剧「养活了这个行业的很多人」。此时此刻，这个行业的风向也正在发生变化。从2022年12月，国家广电总局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网络微短剧管理

这个故事从始至终捍卫和保持着自身的复杂，观众在此刻也需要作出自己的「决定」，至于决定是什么，那是每个人的自由。（以下文字可能存在剧透）

日凌晨的雷达录像，而不是简单说没看到（飞机）。」还有一些像产品说明书，有着我完全看不懂的技术术语——「在

过去这些年，始终有人好奇，马诺现在过得怎么样了，「她坐上宝马车了吗？」当年马诺22岁，现在35岁，人生如此漫长莫测，她稀里糊涂做了一些选择，也错过了一些机会。她自嘲说，自己不仅没有坐在宝马车里笑，甚至是「坐在自行车上哭」。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肿瘤内科主任王洁，是中国肺癌精准治疗研究领域最顶尖的科学家。她说，在收到《人物》的邀请时，她是有些犹豫的，她经常在学术会议上谈论女性肺癌的话题，但是从来没有对医学专业之外的公众讲过这些故事。但眼前的事实是——全球数据显示，越来越多女性罹患肺癌，不吸烟的女性肺癌患者的发病率也在升高，背后是基本共识：很多女性可能受到二手烟及三手烟的影响，也可能因为她们在厨房接触了大量油烟，这些诱因可能共同导致了她们的身体里一个名为表皮生长因子的受体（EGFR）基因产生突变，导致肺癌发生。女性肺癌，逐渐成为了一个全球关注的课题。最终，王洁医生走上了《人物》「女性力量演讲盛典」的舞台，温柔又坚定地讲述了她与肺癌长达几十年的对抗。策划｜《人物》编辑部我是王洁，是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的一名医生。很高兴能来参加今天的活动，其实《人物》邀请我的时候，我听到主题是「女性向前一步」，就有很多话想要说。我想跟大家分享我们在女性肺癌领域的故事。说实话，决定来这里之前，我有些犹豫，我是一名专门研究肺癌的医生，女性肺癌的话题我经常讲，但那都是在学术会议上，我很少像今天这样，站在这样的舞台上，向医学专业以外的公众讲这件事。这对我是一个挑战。不过我现在站在这里，一来是我喜欢挑战，我愿意尝试从前没有做过的事，更重要的是，我也想要把女性肺癌背后的故事告诉更多人，尤其是女性观众们，我想来给大家鼓劲打气。我想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自己。我从小生活在一个医学氛围浓厚的环境中，家人大都是医生，妈妈、姨妈、舅舅都是学医的，我姐姐亦学医，所以我从小就心无旁骛，没有想过人生要选第二个专业。后来我在华西医科大学呼吸内科读博，开始选研究方向的时候，也是一路直奔着呼吸疾病里最难的肿瘤来了。我的想法很简单，既然要当医生，那就要当好医生，挑战最难的疾病。当时肿瘤研究非常落后，没有什么有效的药物，也没有什么好的治疗方法，但我从小的性格里就有种不服输的劲儿，我想要挑战这种未知，我想要找找新的路。我是从大概30年前开始踏入肿瘤的研究领域。那时候还没有女性肺癌这个概念，当时更多见的肺癌是肺鳞癌，这个类型的患者中大多数是吸烟的男性。这是我们很熟悉的概念，吸烟有害身体健康，吸烟是肺癌的高危因素，但随着新病例的出现，我们逐渐发现，不吸烟也可能得肺癌。在最近20年间，我们发现肺腺癌的发病率逐渐升高，甚至现在超过了肺鳞癌，这不仅是全球的数据，中国的数据也如此。而恰恰就是在肺腺癌的患者群体里，女性占到了很大比例。尤其是在我国肺癌新增病例中，不吸烟的女性比率大幅上升。我也在自己的研究和临床实践中发现，女性肺癌成为了一个全球关注的课题，甚至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题。不吸烟的女性肺癌患者的发病率升高，这一度成为了肺癌研究的难点，针对这个难点，全世界有很多研究。其中一个基本共识是，不吸烟的女性很可能因为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如二手烟甚至三手烟的影响，也可能因为她们在厨房接触了大量油烟，这些诱因可能共同导致了她们的身体里一个名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基因产生突变，最终导致肺癌发生。一开始，我们没什么药可以用，我在2002年到2004年曾在美国MD安德森肿瘤中心作访问副教授，当时针对EGFR基因的靶向药物已在美国上市，我在病房里亲眼看到化疗失败的患者用了靶向药之后，肿瘤明显缩小了。当时深感震撼，真的可以找到一条新的路，帮助病人继续往前走。于是，2004年底我回到北京后，很希望能在这条路上走的更远，帮助到更多人。在我的门诊中，不乏有很多的女性。坚韧、奉献在她们身上表现的淋漓尽致。她们总是竭尽全力去帮助自己的亲人，不弃不离。我常见到在门诊陪父母看病的女儿，陪丈夫来的妻子，甚至陪着孩子就诊的母亲，她们常常抱着厚厚的资料，一脸的疲惫和惶恐。但听她们所提的问题，就能感受到，她一定是做过功课的，明明不是医学专业的，却能把那些晦涩难懂的医学名词都记了下来，她们身上的那份热切和执着令我难忘。我深深地理解她们所承受的压力和责任，并希望能够通过我的专业知识和经验，为她们提供力量和支持。我想，我能够给予这些女性同胞的力量，就是希望。也许是上天在帮助她们。大量数据显示，中国女性肺腺癌患者里超过60%的人有EGFR突变，也就是说，针对这一突变的靶向药有可能给这些女性带来福音，改变她们的生存结局。当时，传统治疗只有大概十个月的生存时间，但是因为很多女性患者都有突变，应用靶向治疗后，她的生存时间可以一下子延长到四、五年，甚至治愈，在这些时间里，她可以一边吃药，一边工作，可以正常生活，做自己想要做的事。这是上天送给她们的礼物。不过，想要得到这份礼物，还有一个难关要过。使用靶向药前，需要确定病人是否有EGFR突变，这需要进行基因检测。对中晚期肺癌患者而言，这种基因检测只能通过取活检的方式进行，也就是取一块肿瘤组织进行检测，但问题是，在临床实践中，有些患者是没办法做活检的，可能因为高龄或严重基础病变不能做活检，有的患者肿瘤位置太靠近大血管，做穿刺风险太大，还有的病人肿瘤位置过于隐蔽，穿刺取不到样本，这都导致她们拿不到基因检测结果，无法指导用药，眼睁睁看着上天的礼物溜走了。我不甘心，我想要另辟溪径，探寻一条路。我一直在想，如果组织活检这条路走不通，有没有别的办法？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血液。血液检测有很多好处，它比穿刺活检更容易拿到，血液检测也可以实现动态监测，更早地发现耐药基因的出现。你不可能一直进行有创的穿刺活检，但是抽血是相对容易的事情。通过血液检测出EGFR突变以指导和调整治疗方案，我觉得这是一条新的路，更简便、可及性也更高，将使更多的患者有机会得到精准治疗机会。我们开始从大样本的回顾性研究里建立方法，去证明这个方法是可行的，是能够把这部分靶向治疗受益患者群体筛选出来的。事实证明，我们做到了。2009年，我们团队成功建立了外周血动态监测肺癌驱动基因的新技术和无创肺癌诊疗体系，成果发表在了美国最著名的临床肿瘤学会会刊《Journal

在《人物》「女性力量演讲盛典」的舞台上，思文是最特别、也最「叛逆」的一位，她讲述了自己离开脱口秀舞台后做了很多自己想做的选择，最终在播客的世界中找到快乐，至于这种叛逆有多重要——「自从开始叛逆，我的月经归位了，我的灵魂也归位了」。

2023年，是战鹰的「突围」之年，在成为职业棋手的第九年，她的人生仿佛「卡」住了，她做了很多尝试，学韩语、学直播、做解说，什么都会一点，什么都没有大起色。在她决定转行去当一名围棋老师的时候，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直播时，因为网友的一句安慰，她「破防」了，而那个真情流露的时刻，打动了很多人。每个人都可能有拼尽全力也得不到回报的时候，很奇妙地，这成了战鹰和年轻人最深刻共鸣的点，一种来自普通人的感受。战鹰也因此从职业围棋的世界中突围，成为了围棋圈新的「科普者」和「推广者」，也让更多人对女棋手有了更多元、鲜活的理解。但这并不是战鹰人生中的第一次突围，无论是小时候决定走职业围棋这条「窄路」，还是19岁那年终于穿过定段赛的「窄门」，战鹰一直如同她的名字一般，「勇敢、不轻言放弃」。策划｜《人物》编辑部1大家好，我是战鹰，一名职业围棋棋手，现在也做围棋直播和解说。不知道现场在座的大家有多少人会下围棋，或者说对这项运动感兴趣。我今天想做的，就是通过这十五分钟，让大家听听我的故事，对我们这些下围棋的人更了解一点儿。我从6岁就开始学围棋了，一开始只是少年宫的兴趣班，但学了半年，就在我们河北省的围棋比赛中拿了同龄人组里的第六名，爸妈觉得是不是有些天赋，就开始有意培养。等到了8岁左右，省里比赛我就能常常夺冠，我的围棋启蒙老师很郑重地建议我爸妈，可以考虑让我试一试走职业。如果想走职业，意味着选择了一条窄路，不再去学校上课，专心学棋。我们家其实没什么围棋背景，我爸爸是开战斗机的，妈妈是老师，他们很勇敢地做了决定，就觉得孩子有天赋，不能耽误孩子。为了培养我下围棋，妈妈办了停薪留职，我也休学了，我们俩的世界就开始围着围棋转。先是在河北省内学，我妈带着我，听说哪里有好的职业老师，就去找人学棋，把河北省的高手都找完了。后来，她又带着我来到了北京的道场学棋，开始进入一个更加残酷的生态圈，那一年，我12岁。在北京，我们从早上8点半就开始训练，一直训练到晚上8点半，中间吃两顿饭，晚上8点半回家后，家长还会督促你再接着练，练到10点半甚至11点，之后倒头就睡，第二天早上8点起来又是新的一天，天天如此。我记得有一天，我和同学在中午吃完饭去买了一个冰淇淋被我妈妈碰到，她都会觉得，怎么没有把时间花在学棋上。对于一个才十几岁的孩子来说，这样的生活挺压抑的。我们围棋老师也说，有时候看到我们这些十几岁的孩子，明明应该是在人生中最外向、最有活力的时候，但是一个个在道场，好像是来这里修行一样，必须集中全部的注意力，必须压制自己的欲望。我印象很深，15岁那年，我人生中第一次去

在写作的时候，我就一直觉得，我不能仅仅停留在讲台上，我如果真的想了解我的学生的话，我应该了解到他们背后的家庭。所以，从2017年开始，我就去学生家家访，一直到2022年，我去过二十多个学生家里面。

去年底，一部名为《大卫·赫尔姆斯：大难不死的男孩》的纪录片正式上映，它第一次完整地展露了哈利·波特扮演者丹尼尔·雷德克里夫的替身演员大卫·赫尔姆斯在特效拍摄过程中受伤、瘫痪、重建生活的全过程。

作为四枚冬奥会金牌得主，王濛的人生中有太多「向前一步」的时刻，但在《人物》2024年「女性的力量」演讲活动盛典上，她的故事不是关于胜利，关于四枚奥运金牌，甚至也不是关于短道速滑，而是自己的母亲，张晓霞。作为当晚第一位演讲嘉宾，王濛用她极具特色的东北方言，生动且深情地讲述了普通东北女性张晓霞的一生，这也是王濛第一次公开讲述妈妈的故事以及自己真实的成长经历。王濛说，在传统意义上，张晓霞不是一个潇洒的女人，也不是一个「向前一步」的人。但也正是因为张晓霞的「不进步」，最终才有了她的「向前一步」——王濛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带着张晓霞「向前一步」，「世界上，有多少的母亲也像张晓霞一样，用自己一生的隐忍、奉献、守护、承受，回击着这个世界对女孩们所有的禁锢和偏见，于是，张晓霞们不曾拥有的，最终才得以在女儿们身上实现。」策划｜《人物》编辑部

做大学辅导员近三十年，傅荣越来越觉得，这是一份什么都要干的工作。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傅荣考编进入黑龙江省一所普通师范类高校，主动选择了辅导员岗位。在她当时的印象里，无论是学历要求还是工作内容，辅导员都是高校岗位中最不卷的一个。但现在，不光是青年教师困在绩效里，辅导员也在承受不断加码的考核压力。尤其是这几年，家校联系加强，家长群几乎成了各大院校的「标配」。傅荣觉得，自己的工作正在从对学生和学校负责，演化为对学生的家庭负责，像是一个「24小时的总服务台」，辅导员的职能边界越来越模糊。我们联系到傅荣的前一晚，她刚从医院回来，一个学生因为恋爱「谈崩」自伤，被送去急救，傅荣再回到家时，已是凌晨三点半。傅荣说，半夜被喊起来去急诊是常有的事情。有时睡到一半，铃声突然响起，整个人会下意识从床上弹起来，感觉像是中了一枪。变化的不止有辅导员的工作。作为带过80后、90后和00后学生的「老」辅导员，傅荣见证着不同代际的学生的变化，家长的变化，以及大学教育环境的变化。这几年，傅荣发现，自己所在的大学越来越像一个「温室」，延续着高中的学习和管理模式。但她觉得，大学应该是学生走向成年、走向社会的过渡地点。学生的目标不仅只有学习，还包括找到人生的主线，这需要自由的探索空间。如果还是延续以前高中的模式，大学生怎么会不迷茫？傅荣也感到过迷茫，眼见高校辅导员队伍越来越卷，同事里，有人去东南亚卷博士，有人在表格里卷数据。细密的指标抢占了工作中原本富有生命力的那部分，「就像是每根头发丝儿都给你规定好了，应该是往上飘起30度」。经历过困惑、挣扎，傅荣和我们分享了她这么多年的思考、观察。还有她对辅导员工作的最新理解——用「达标」应对形式主义的卷，用省下来的时间和精力，「最大程度激发学生往前走的生命力」。以下，是傅荣的讲述。

3月16日，杨妞花在《人物》2024年「女性的力量」演讲活动盛典上，回顾了自己找回名字与人生的「复仇故事」。

也许你听说过这样一种疾病。发病初期，像是在减肥，患者严格控制食物，害怕热量，拼命运动；接着，在不知不觉中，开始感到减重上瘾，甚至无法准确判断自己的胖瘦变化；再接着，瘦到营养不良的程度，生理和社会功能都被严重损害；最后，体重逼近30kg，25kg，20kg……持续恶化，直到悄悄滑向最严重的死亡。

最近一段时间，「去非洲打工搞钱」成为95后最新的职业理想，相关帖子和词条频登热搜。在「内卷」「PUA」「996」被广泛讨论的今天，非洲似乎成为「只想搞钱」的毕业生们新的就业目的地：包吃包住，高薪无忧，还工时灵活，休假时候能去看动物大迁徙。年轻人在非洲生活，是否真如词条一样让人羡慕？《人物》找到了超过10名出海非洲的95后，他们中年龄最大的出生于1996年，今年27岁，最年轻的出生于2001年，去年刚刚毕业。接受《人物》访谈的年轻人都在中方企业上班，行业则主要分布在矿业、制造业和建筑业。在他们的讲述中，应届生去往非洲的平均工资在12000-15000元左右，确实是一个不错的开端。真实的非洲生活里，工资仅是很小的一部分。在和《人物》电话访谈时信号时断时续的另一端，大部分非洲的派驻地点像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一切都还在生长的阶段。高楼和板房互是邻居，路上汽车和牛车并肩行驶，甚至一些驻地就设在山沟无人处，最近的中方医院开车两小时才能到。就是在这样相对野生的环境，机会正在缝隙里生长，「热土」成为他们在访谈中频繁使用的词。但真实情况是，非洲地广人稀，国家、行业情况不同，即便是同一岗位，正式工、劳务派遣和普工之间的差异也巨大。为了高薪，一些人甚至暂时放弃了国内社保，拿着旅游签出国务工。多个年轻人提到家长们最开始反对他们去非洲，甚至有人的母亲打电话报警，原因是觉得女儿要被拐去做诈骗。几乎每个人都强调了一定要开车出门，有半数的人提到了自己或身边人经历过至少一次抢劫。疟疾、伤寒，这些在国内几乎听不到的病，在那里很常见。因为外面环境不稳定，外派非洲的年轻人多被「圈」在项目驻地，宿舍、办公室、食堂和篮球场就是生活的全部。这些95后倾向于不在非洲久留。但也许，在新一代年轻人的眼中，值得做一辈子的工作也不多。趁着身强力壮还充满好奇心，出去转转，不陷于公司与出租屋的两点一线，顺便攒起一笔钱，也许就是他们去非洲的最大意义。我们选取了其中的5个人，展开讲述他们的故事——

35年来，杨素秋一直生活在学校：出生在教师楼，长大在教师家属院，读完文学博士又进入高校为学生教课。很长时间里，她的生活没有太多复杂的东西，做科研、备课，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但在36岁这年，她决定去政府挂职，当一年临时的西安市碑林区文旅局副局长。那时她对政府工作的认知几乎全部来自影视剧和文学，面对办公室主任递过来请她批示的文件一脸茫然：阅、阅处、阅示，这些差别细微的文字表象背后，到底有什么实质不同？她原本想象的岗位职责，都被局长微笑着告知：这不归我们管。但入职第一周，她也接到一个实打实的任务，建设一座区级公共图书馆。从选址、招商、装修到选书，建造图书馆的各个环节挑战百出。杨素秋发现当她的手上有了那么一丁点权力，她就迅速地被各种商人包围，书商们发来的书目里也藏着「馆配书」生意的潜规则。甚至，她还因为精心选书，触及了他人的利益，受到威胁。当碑林区图书馆建成，她又因一篇介绍、宣传图书馆的文章「闯了祸」，不得不专程向上级领导道歉。这一切跌宕起伏都被她记录下来，写进了一本书：《世上为什么要有图书馆》。从她的书里我们能读到一个爱书人守卫书目的故事，也能读到许多爱书人怎样用书构建一个立体多维的精神宇宙，还有一个书生挂职区政府的365天。以下根据杨素秋的口述和书稿整理而成——

近几年，社交媒体上，亲戚二字几乎总是和「吐槽」联系在一起。在经历逃离、拉黑与试图和解之后，年轻人找到了亲戚关系的新解法：断亲。有人因为空间距离的分隔而不得不「断亲」，有人因为亲缘交往的负面体验，发现「断」了更好。到了今年，「断亲」似乎从以往零散的故事，变成了一个广泛的社会现象。为什么年轻人越来越多地「断亲」？《人物》找到了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胡小武。他长期关注城市社会变迁议题。2022年，他和他的研究生共同发表论文《青年「断亲」：何以发生？何去何从？》，这是学界最早关注「断亲」现象的研究论文。在1200份随机调查问卷中，胡小武发现，青年「断亲」现象确实已经成为一种社会常态。绝大多数的90后以及00后，家里如果没有事情就几乎不与亲戚联系。之所以关注「断亲」，也是因为早在十几年前，胡小武就有了「断亲」的体验。他出生于江西新余城郊的农村，是一位70后。在他的记忆里，一年里亲戚之间总会有那么三五回的交往，分散在不同的时间节点，维系了一种相对密切的亲缘关系。但当他离开家、到南京大学读研后，每年回老家的时间基本上只有一两次，二十多年间，和亲戚的联络变少了，即使回家，也能感受到明显的生疏，小时候自然的、有所关怀的话语，变成了一问一答的交往。在和学生的接触中，胡小武也发现，年轻人的亲缘关系也越发稀薄，「断亲」逐渐成为跨越各个年龄段的普遍处境。不同的是，他这一代的「断亲」更多是一种无奈，而越来越多年轻人则是主动「断亲」。他从过去四十年城市化带来的人口迁移、都市生活方式的变革以及内卷化的成长环境出发，向我们分析了「断亲」的成因。城市化不断深化的过程中，面临「断亲」的不止有年轻人，还有老年人。对于年轻人而言，「断亲」之后或许可以找到亲戚外的替代性关系。但对于更多老人来说，他们流动，或回乡，或不流动，本质上都是孤独的、纠结的，不圆满的老年生活。这是「断亲」背后更大的社会困境。但胡小武并不认为断亲是一个「社会问题」——它不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而是一个结构性变迁的结果。人们选择「断亲」，也并不是真的不在乎了，反而恰恰说明，我们越来越渴望能滋养人的亲情。这是生而为人的基本需求，怎么能断得了？也因此，他抱持着审慎的乐观，觉得今天「断亲」的年轻人，或许会有「认亲」的一天——只是那时候，我们对于「亲」的认识与选择，也许会和今天有所不同。以下是胡小武的讲述。

3月1日，电影《周处除三害》在中国大陆公映。令人意外的是，在春节档余温尚存之时，这部事先并未做太多营销推广的电影却掀起了观影热潮，而在所有关于影片的讨论中，「这都敢拍」成了出现频率最高的评语，这也一定程度上掩盖了电影本身的瑕疵与亮点。《周处除三害》究竟是一部怎样的电影，它不足与优秀之处分别是什么，以下是专业影评人梅雪风的点评——文｜梅雪风

我母亲对家庭整洁有着异于常人的苛求。在我的记忆中，家中的洗衣机在白天几乎从不停歇。有时，我会怀疑世界是否是伴随着洗衣机的旋转而诞生的。在购买全自动洗衣机之前，母亲总是一边让洗衣机转着，一边把洗衣机的水阀打开，她坚称「这样（以来）洗衣机里的水永远是干净的」。除了不胜枚举的细节，我似乎对此没有更多的认知。于是，我找到了有着类似情况的11个人，其中8人因家属对清洁度的高要求困扰不已，另外3人有着不同程度的洁癖，在他们的讲述中，我对此有了更多的了解。在日常生活中，有人会将「爱干净」视为洁癖，或者自嘲「有洁癖」。实际上，「爱干净」和洁癖是两回事。医学概念上的洁癖是一种精神疾病，属于强迫症的一种，主要表现为对清洁的过分关注和强迫性清洁行为。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的主任医师王振提到，很多人很难识别洁癖和爱干净的界限，而判断洁癖的简单办法，除了症状本身外主要看两方面——一方面是其本人是否因为这些行为感到痛苦或一起生活的人是否感到痛苦；另一方面是这些行为是否耗费了大量时间。洁癖无一例外地给这些人的家庭带来大大小小的矛盾和影响。另外，许多洁癖患者还有一定的控制欲，会将自己的情绪和行为要求，延伸到家庭成员身上，让他们也倍感困扰。一些认识到或者确诊过的洁癖患者，尽管知道是疾病在作怪，但也不时会心生自责和内疚。而作为强迫症的一种，洁癖的治疗过程较为反复和漫长，这对患者本人和家庭，都是艰难的试炼。更多地理解这个疾病，以及被它困扰的人所经历的痛苦、妥协与和解，或许是疗愈它的第一步。

这次「一封信」征集的主题是「慢慢来」，不免让人停下来思考：在越来越快的漩涡里奔跑的我们，有多久没想过关于「慢」这件事了？在这个争分夺秒的快时代，太多人急切想要一个答案，想要巨大的成就，想要瞬间的博学，想要立刻拥有财富，想要马上变瘦变美，想要爱情突然降临……就连人们常说的一句「慢慢来，比较快」，依然要在表达「慢」的过程的后面，加上一个体现「快」的结果，依然隐含着某种「慢」是为了「快」的意味。外界裹挟之下，女性更是被提出了越来越多的要求：要漂亮又要能干，要专业又要周全，要当个好职员，还要当个好妻子、好妈妈……那些「大女主」的模板，像时钟一样催促着她们朝着一个完美的路径奔跑，好像慢一点，就输了。《人物》「一封信」栏目联合「欧诗漫」共同发起38妇女节「珍珠女孩，美在慢慢来」的特别征集后，很多珍珠女孩讲述了自己的故事。每一封信，都是一位读者在小规模地展现着自己的跋涉历程。在那条路上，他们曾被迫进入一种「快模式」，同时也承受了「快」的副作用：焦虑，内耗，压力……「不敢停下来，哪怕一刻的休闲都感到是在蹉跎」、「好像不按时完成社会指标就是失败」、「我不知道如何走出这样的内卷和自耗」……这样的句子在来信中有很多很多。但当她们尝试着放慢脚步，才发现，原来问题是可以迎刃而解的，原来那些糟糕的状况，没什么大不了。就像养珍珠，每颗珍珠都需经历3-5年的时间慢慢生长，经过阳光和流水的打磨，逐渐长成自己的样子。很多人认为，好珍珠就是光亮、圆满，再加上足够大。但世界上是先有了珍珠，才有珍珠美的标准。每颗珍珠都会发光，养珍珠的人，必须给它时间，也给自己时间。以下是女孩们「快」与「慢」的故事。策划｜《人物》编辑部✉️

在新近上映的电影《周处除三害》中，演员王净饰演一个母亲为人顶罪入狱、孤苦的发廊女孩，被阮经天饰演的陈桂林从黑道大哥手中救下。戏份不多，却是她跟大陆观众见面的第一部电影。但或许很多人早已认识她，她的面孔出现在近几年一些备受好评的电影、剧集中。比如《关于我和鬼变成家人的那件事》里，王净饰演被看作「花瓶」的女警察，但结尾反转，她才是内鬼和终极boss，她的台词是，「花瓶哪是你一眼能看穿的？」这是创作者试图创造的崭新的女性形象。这些作品里，有被解构的男性主导的警探世界，有忧郁黑暗的原生家庭，有「我们不要就这样算了，好不好」的互相打气，作为演员的王净，正承担着这份新鲜的功能。角色之外，2月初，她刚刚过了26岁生日。9年前，她是一个着迷文字、以笔名「菌菌」出版了两本小说的高中生，意外得到试镜邀约开始演戏，这之后，她因为一段在出租车上演唱《小幸运》的视频走红，之后走上了演艺道路。她不是科班出身，但传递角色情绪时有异常敏锐和精准的一面。这种敏感是她的天性，也或许来自于她的经历。中学时父母分离，她和父亲从此没再见过，15岁时被送到美国念书，再到日本读大学，回台湾演戏，告别像轮回一般在她生命里循环，至今也没能适应。电影《瀑布》里，王净饰演一个在单亲家庭生活的女儿，有一场戏是和父亲告别，她把自己从未和父亲告别过的遗憾用在了戏剧里，演出了一种复杂的情绪，责怪、愤怒，但最终占据上风的，是爱和不舍。《人物》的采访里，我们试图跟王净聊聊这些伤痛，但随着成长，这些原生家庭的印记在她身上逐渐淡去了，聊起父母的过去，王净说，「那很像别人的人生，其实已经与我无关了。」电话这头，我感受到一种轻盈，她不被某一种叙事束缚，就像她在大众视野中呈现的那样，真实、坦率，被拍到恋情，她承认得很大方。25岁被视作四分之一人生，是成长过程中一个微妙的分水岭。刚刚过了25岁的王净怎么回看自己的人生，在女孩长大的故事里，这是属于她的版本。

1月21日，华中农业大学动科动医学院11名学生联名举报导师黄飞若学术造假事件在网络上发酵数天后，《人物》作者抵达武汉。次日，《人物》作者如约见到了11名学生中的张黎，听对方讲述了事件的大致经过。为了争取和其他参与举报的学生、学院相关领导、老师聊聊，接下来的几天，《人物》作者都在华中农业大学寻找愿意接受访谈的人。我们说服了一位在读博士生黄璐分享了她决定参与举报的过程，众多细节显示，造假行为令人触目惊心。遗憾的是，我们没能和黄飞若本人以及其他相关人员交谈。在华中农业大学发布通报，宣布对黄飞若的处理结果后再回顾，最令我们触动的是学生们的不易与勇气。因此，对这桩已经不再是讨论热点的事件，我们仍决定记录下了解到的每一个细节。

大年初二，「过年吵架」登上了热搜第一，阅读量超过了2.4亿，最多的网友留言是，原来过年吵架不只是我们家的保留节目。因此，《人物》发起了「这个春节，你经历了过年吵架吗」的征集。不到24小时，我们收到了超过1000份来信。有人花费2个小时，郑重地写下答案，也有人写了长达3000多字的回答。最终，这份总字数超过26万字的征集，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个中国式家庭过年吵架的真相——春节，是中国人最重视的传统节日，但也是家庭矛盾最容易爆发的时刻，家庭关系最亲密之时，也是伤害最容易发生之时，而这背后也有无数传统家庭无法摆脱的顽疾：承担过多家务劳动的女性、大男子主义的父亲，还有习惯性的扫兴、否定，缺乏边界感……最特别的是，这次征集也是人物历次征集中，平均年龄最大的一次。超过一半的投稿者年龄都在30岁以上，还有很多50岁、60岁的读者发来他们的故事，这在人物征集中是罕见的。他们在描述过年吵架带来的感受时，也用了非常激烈的形容词：痛苦，绝望，恐惧，崩溃，无奈，窒息，沮丧。小吵或许还可以被描述为「生活中有趣的花絮」，但大吵则让无数孩子留下了终生难以消除的阴影。一个孩子形容，爸爸妈妈们过年吵架，那挥舞着的四条手臂，在幼小的我看来，就如立即砍过去的大刀。至少10个投稿提及，过年吵架后，自己因此产生了轻生的念头。这样的伤痕也让更多的年轻一代开始反思：我们到底要怎么做，才能度过一个不再争吵的春节？文｜赖祐萱编辑｜金石因吃而吵春节的主题是团圆，那顿团圆饭是无数家庭最看重的，但往往引发争吵的，也是这顿团圆饭。龙土豆@成都

需求似乎是无限的，但英伟达的代工厂台积电产能有限，除了大厂之间的争夺，美国对中国的芯片封锁也让国内的大厂更难买到A100这样的高端芯片。包括A800、H100、H800，A100和它的「继承者们」，遭到各方的哄抢，价格水涨船高，最疯狂的时候，在短短一周里，一台由8张A800组成的服务器，可以从230万涨价到330万。有段时间，孙文博感到疑惑：怎么好像在炒比特币？文｜徐晴编辑｜赵磊一个赌局一个赌局在服务器销售的圈子里悄悄传开：香港新到的300台8卡A100服务器，总货值近8个亿，到底会花落谁手？关于这个赌局，有层层的迷雾——买家都有谁？不清楚，但有消息说，货是2023年10月的第三个周五进的香港，来自拼多多等公司的采购团队为了这个消息，连夜抵达，严阵以待；货从哪里来的？不知道，据说是一家手段高明的公司，通过英伟达的非授权渠道拿到；具体定价多少？没有准确数字，追踪着这个消息的服务器厂商高管孙文博说：「话语权在卖方，肯定会为这批货筛选到价格最高、现金最多、交易条件最好、未来有望继续合作的买方。」A100，一个颇具科幻气息的名字，容易让人联想到《终结者》中的机器人代号。实际上，这是一种GPU芯片，采用7nm制程，制造它的光刻机，需要在大约万分之一根头发丝细的空间里进行精细的雕刻。在大约826平方毫米——不到一张3cm*3cm便签纸大的面积里，容纳了足足540亿个晶体管。它的设计公司英伟达，用科学家的名字来命名产品，A来自电磁学科学家安培（Ampere），而A100的前代产品V100，来自电池的发明者伏特（Volta）。与每台电脑中都有的中央处理器（CPU）不同，GPU似乎离普通人有点远，它在电脑中的另一个名字是显卡，负责图像处理、视频渲染，热衷打游戏的年轻人，会为一块高性能显卡省吃俭用，而GPU的另一个主要场景是「挖矿」，单枚价值数万美元的比特币，就是GPU昼夜不停运作的产物。如果说CPU是一个数学系毕业的高材生，能计算各种艰深复杂的问题，GPU就像是汇集了一万个只会1+1=2的小学生，能以最快的速度处理海量简单重复的问题，而这正是训练人工智能最需要的能力，通过对庞大数据的学习、分析、推理，让机器像人类那样解决问题。学习的数据越多，机器越聪明，但处理海量数据需要强大的芯片，A100正是为此而生，它靠着超强算力，被誉为「GPU中的王者」

半夏是一名失去孩子的母亲，她唯一的孩子小酒，在2020年相继确诊了重度抑郁症和双相情感障碍，和疾病缠斗了接近三年后，给妈妈半夏留下一封信，「很抱歉实在坚持不下去……我真的很爱你，但我太想解脱了。」之后，小酒选择了自杀。她在这个世界一共停留了16年3个月零2天。这件事发生在大半年前。想到小酒，半夏的眼泪一秒钟就掉下来，甚至因为哭得太厉害，她的眼睛患上慢性结膜炎，伴随角结膜损伤，严重的时候，看东西都变得模糊。但她不愿意止步于伤痛，她总在想，为什么孩子会得抑郁症？为什么她会这么决绝地选择离开？她一点一点梳理出小酒生病的痕迹。初二上学期，小酒就表现出明显的躯体症状：头疼、起不来床、胃疼，后来有半个月甚至走不了路。半夏带她去看过儿科、神经科、消化科，最后是经消化科医生的提示，才转而去看心理科。事实上，在更早之前，小酒就主动提出过一次去看心理医生，但因为半夏的忽略、小城市医生不够专业等原因，导致疾病长时间被掩盖了。随着半夏铺陈开的讲述，我们逐渐看到一个典型中国式孩子的隐痛：被母亲长期控制，成长中失去父亲陪伴，被迫接受教育内卷，周末被各种才艺和辅导班填满，遭遇孤立和校园霸凌。也看到一位生活在三线城市的全职母亲的普遍性无助：一直无法接纳全职母亲的身份，深爱孩子，但对如何养育孩子感到茫然。根据《国民抑郁蓝皮书（2022～2023）版》的数据，在收回的6670份抑郁症患者群体的有效问卷中，18岁以下的抑郁症患者占总人数的30%，这里面有一半人都是在校学生。由于精神疾病慢性、长期、致残等特性，41%的抑郁症学生曾因疾病而休学。但有的家长因为对抑郁症还知之甚少，依然面临着强烈的病耻感；有的家长只看到孩子的行为表现，却看不到背后的情绪和精神因素，把问题简单定性为不爱学习、青春期叛逆或者意志力薄弱。曾经，半夏也是一名这样的家长，但孩子的离去让她彻底明白——每个生病孩子的身后，都有一个生病的家庭或病态的学校，糟糕的亲子关系、夫妻关系、师生关系和同伴关系。她摆脱了病耻感，并决定写文章，接受采访，用更大的声量把经历说出来，以此提示更多的父母，孩子确诊抑郁症后，不仅仅是让孩子吃药和住院，更重要的是家长要改变。做这件事，半夏不会觉得累，甚至把它当成后半生的一种使命，「好像多帮一个孩子，小酒短暂的生命就有无限生长的价值。」如今，半夏和女儿留下的一只宠物猫生活在原来的房子里。虽然她还没有真正做好准备和小酒告别，但她的生活已经在重建。她想要告诉小酒的是，「请你放心，妈妈会把你的猫照顾好，自己也会过得很好。你也一直活在妈妈心中。」以下根据半夏的讲述整理——文｜程静之编辑｜槐杨图｜（除特殊标注外）受访者供图1在小酒离世前一年，我曾经觉得只要脱离令她感到窒息的外部压力，她的病就能慢慢好起来。相继确诊抑郁症和双相情感障碍后，小酒很快休学了，在家里待了大半年，情绪越来越烦躁。我想，这个年龄的孩子还是要有一个集体生活，四处打听，听说成都有一所创新学校，那里的教学不以升学为目的，孩子可以发起感兴趣的项目，边学边玩，每学期还可以举办游学周，所有行程都由孩子自己安排。我就想，孩子不一定要在应试教育一条道上走到黑，也许在这里，小酒能不那么焦虑。小酒听完，虽然没有表现得那么期待，但也同意去创新学校看一看。我觉得这是一个好兆头，我们打包好行李，离开生活了几十年的桂林，去了1000多公里外的成都。第一个星期的试读也蛮顺利，我问小酒学校怎么样，要不要继续读下去，她说可以。那时候我感觉看到了一道曙光，她是一个极有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孩子，我相信她在创新学校会如鱼得水，疾病慢慢就会转好。应该讲，小酒对这个学校的感受和原来确实不一样。学校举行很多活动，她都很用心去参与，有一次为学长筹备成人礼，她主动留下来和老师布置场地，弄到晚上近十二点才回家

前段时间，「90后泥瓦工日薪2000元」「瓦工月入两万五」「装修工月入三四万」的词条相继登上热搜。新闻里，装修工人的收入远超很多都市白领，令大家惊叹也质疑。一线装修工人真的能挣这么多吗？《人物》找到7名在一线做工的95前后的年轻人，他们回应了这个数字，「不是没有可能」，但大多数并不能达到这样的水平。现实情况是，他们7个人的月收入普遍在1-2万元。收入之外，装修工作脏累，和年轻人追求的体面之间似乎形成某种反差。但事实上，《2023年蓝领群体就业报告》中有一组数据，以体力劳动为主的蓝领工作，年纪越小，就业意愿反而越高。因为收入、工作稳定性、工作时长等，年轻人越来越愿意做出这样的选择。在他们的故事里，我们看到装修工并不是一个没有门槛的工作。学工是技术活，大部分人从家人那里继承手艺。一名木工说，如果不是跟着父亲做工，很难起步，「徒弟徒弟，三年奴隶」，老师傅是不会轻易把核心手艺传给其他人的。而手艺、技术，带来的是对生活的确定性。这些故事里，有些人曾在教育行业做到管理岗，创业失败重返职场并不成功，最终选择做一个包工头；有人无法忍受职场上随时被替代的危机，在一门具体的手艺里感到一种踏实。不管哪个工种，这7个人共同提到了一个词，「自由」。他们认为，在装修的工作中，重新获得了对生活的掌控权。我们选取了其中的四个人，展开讲述他们的故事——文｜聪聪编辑｜楚明图｜（除特殊标注外）视觉中国「这工作干多少拿多少，也没什么中年职场危机」庞星

在刚刚结束的春节假期，大概有很多人，都认识了一个新词语：龘，「龘，音沓，龙行龘龘，寓意群龙腾飞。」每一年，总有新的词语流行起来，也有一些词语成为怀旧之音。自2008年起，《咬文嚼字》编辑部每年都会搜集、评选当年的十大流行语，从早年的「山寨」「雷」「囧」「非诚勿扰」到

2024年1月2日下午，日本航空JAL516次航班在东京羽田机场降落时遭遇撞机事故，随后，飞机失控，机翼和发动机同时燃起大火，在事故发生后的18分钟内，包括机组成员在内的379人全部安全撤离。随后，JAL516上发生的一切被称为「教科书般的救援行动」、「羽田奇迹」。在「奇迹」的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以及，这是否真的只是一次「奇迹」——一切都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深究，并永远铭记。文｜令颐编辑｜金石撞机2024年1月2日下午4点15分左右，日本航空JAL516次航班从北海道札幌的新千岁机场起飞，飞往东京羽田机场。这架型号为A350的飞机，最大载客量是390名旅客。当天，正值新年假期，客机内满满当当，一共有367名乘客，其中包括8名婴儿，此外还有12位机组人员。就读于东京大学的吉泽明子坐在经济舱内第51排靠过道的位子上，靠近飞机右翼发动机的后侧。几天前的新年假期，他回到了札幌的父母家过新年。假期结束，他选择搭乘JAL516次航班返回东京，今年他即将毕业，要继续赶论文。航班原定于下午3点50分起飞，但因为种种原因，延误了近30分钟后终于起飞。1小时30分钟的飞行全程，吉泽都在安静地看书，整架飞机并无异常状况发生。在日本STV通讯社工作的鸭田丰也是这架飞机的乘客之一，他在备忘录上记录了当天整个的飞行情况，他证实了吉泽的说法。鸭田丰的座位位于飞机中前排，靠过道的一侧。他记录道：「飞行中的广播告诉我这是最新的飞机，我环顾四周的内饰和设计，觉得整个旅程与正常飞行没有什么不同，我们像往常一样准备降落。」下午5时47分，JAL516即将在东京羽田机场降落，经塔台指示，它将会降落在C跑道。此时的东京，天已经黑了，羽田机场的停机坪上，人们肉眼能看到的只有建筑物外墙的轮廓灯和跑道的引导灯。就在这时，事故发生了。飞机落地的瞬间，吉泽明子并不知道机舱外究竟发生了什么，他只看到舷窗外有一团橙红色火球正在燃烧，整个机身也开始向右倾斜，他听到飞机发出咕噜咕噜的震动声。他下意识地抓紧了座位扶手，「当我落地的时候，我感觉到一股力量，把我的屁股从座位上提了起来。」机舱外的真实状况是——JAL516在降落时，与一架正准备起飞的日本海上保安厅运输飞机相撞。当时，落地后的JAL516次客机的滑行速度依旧高达每小时300公里。两架飞机相撞后，客机迅速偏离了轨道，开始不受控制地在跑道上打滑。在向前滑行了近1500米后，才停了下来。强烈的撞击致使装有汽油的机翼与发动机开始起火，同时，运输机也直接被撞飞，燃起大火。机身窗户不断冒出火焰与浓烟图源网络窗外的火苗越烧越旺，机舱内充满了浓烟。困在狭窄的机舱里，乘客们陷入了一片骚动。孩子们哭喊着「神明大人救救我们」，还有乘客开始埋怨，「为什么不早点出发？」「如果航班没有延误就不会发生事故了。」此时，吉泽的双腿也开始不停颤抖，「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认真地想，『我可能会死』。」想到这里，吉泽害怕极了，他在座位上泪流满面。坐在吉泽身旁的，是28岁的泽田翼还有他的女朋友。他们二人刚刚从札幌度假回来，第二天准备上班。看到慌乱的吉泽，泽田翼向他喊道，「我们一定会没事的！」说着还握住了吉泽的手，并且给了他一个口罩。5分钟后，空乘人员打开了3个救生门，分别位于机尾左侧，以及机头左右两端，并打开了救生滑梯，引导旅客们从滑梯撤离。最终，在事故发生后的18分钟，JAL516次航班上的367名乘客以及12位机组成员，共379人全部安全地离开了着火的客舱，有17位旅客报告了擦伤，无人员死亡。撞机事故后，日本运输安全委员会根据机场的监控，以及两架飞机的黑匣子初步分析，此次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是运输机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侵入跑道。这架运输机来自日本海上保安厅，是一架螺旋桨式的小型运输机。2024年1月1日，日本发生能登地震，这架运输机开始执行向新潟的空军基地运送救援物资的任务，在事故发生前的24小时，这架飞机已经在东京、新潟两地执飞过两次救援任务。根据羽田空港的塔台录音记录，塔台交通指挥员将这架运输机称为「1号」，这也暗示它被赋予最高的起飞优先权，当时，交通指挥员指示其继续前进、驶入跑道附近的待机位，但并没有下达准许起飞的指示。而运输机机长宫本元气在接受调查时强调，自己是听到了来自塔台允许起飞的指令，才继续向前进入了跑道——双方存在理解偏差，最终导致两架飞机相撞。事故录像分析显示，日航JAL516次客机在着陆时，保安厅运输机突然出现在C跑道上，并撞断了客机的起落架。由于前起落架缺失，客机的机头直接与地面摩擦，引发了火灾。根据国际民用航空组织（ICAO）出具的《2011年全球航空安全状况》显示，2005到2010年间，国际民航组织认定的三类高危事故发生类型中，与跑道安全相关的事件（包括鸟击、地面相撞、跑道偏离、跑道侵入、地面失控、未达跑道着陆/越过跑道着陆等）位列第一，跑道安全相关事故占据总事故的59%。在接受日航和日本运输安全委员会采访时，JAL516的机长表示，事发时，他只感觉飞机在向前滑动。「我们操作了刹车和方向盘，但没有起作用，飞机已经完全失控。」在机场跑道上被烧毁后的日航客机的残骸。图源视觉中国逃生在一架已经起火、失控的客机上，379人如何在18分钟内全部安全撤离，没有任何人员死亡——在不幸的撞机事故中，这也是无数人最关心的焦点之一。通过很多机上旅客拍摄的视频，人们都能看到，在昏暗、不明所以的紧急情况下，机舱内先是一片嘈杂，人们的质疑、孩子们的哭声、尖叫声、燃烧的轰鸣声混杂在一起。但在这样的环境中，几名空乘人员始终都保持着冷静——这是所有人能够获救最基本的前提。当时，由于飞机上的通讯线路也被切断，空乘人员们无法直接与坐在驾驶室内的机长联系，也无法听到机长的指令。紧急情况下，空乘人员面临着巨大的责任和压力——一方面，按照规定，客机上所有工作人员都应听从机长的指令；另一方面，如果不联系机长而贸然打开应急通道，很有可能会在开门的瞬间将大火引入客舱。在检查了应急通道后，空乘们的选择是，在未得到机长回应的前提下，尽快组织乘客逃生。前日本航空空姐江上泉表示：「如果飞机系统出现故障，无法与机长联系，我们一般在训练时会假设这个情况，并保证每个空乘人员能够独立判断，并作出决定，不能因为无法沟通而永远等待。」此时，事故已经发生了超过5分钟，飞机已经完全停下，机体尚未全部燃烧，但右侧发动机仍然处在喷火状态。经过检查，空乘人员发现，原本的八个应急出口只有三个可用，分别位于机头两侧和左后方，这几个位置尚未起火，地面上也有足够的空间可以放下滑梯。于是，他们果断地打开了这三个应急门，放下应急滑梯，开始引导乘客下机。由于飞机的广播系统也被损坏，空乘人员只能使用扩音器和自己的声音喊出指令，反复向旅客们强调：「请捂住口鼻，请弯腰保持低姿态。」空乘的这一选择以及随后的操作，也得到了很多航空专家的认可。曾经在日本航空工作了4年的资深机长陈建国在一篇文章中分析：「如果机组选择了错误的应急出口，那么旅客就有可能在撤离的时候遭受二次伤害。这说明日航机组的判断非常准确，临危不乱。」航空评论家青木义朝也表示，「每个机组人员都评估了火焰情况，选择了合适的紧急出口，并对乘客进行了正确、恰当的引导。」根据公开资料显示，JAL516次客机上共有3名飞行员和9名空乘人员，其中，机长50岁，飞行经验丰富，飞行时间超过12000小时，而9名空乘人员则全部都是女性。9名空乘中，有4位都是2023年春天刚刚加入日本航空公司的新员工。事后，乘务组的首席空姐在采访中表示：「我知道她们一定很慌张、害怕，但事实证明，她们做得非常好。」除了空乘人员及时、正确的操作，A350本身的特殊材质，也为乘客们赢得了尽可能多的逃生时间——根据日本航空的初步调查，事发后，机头前部被撞坏，但飞机前部的驾驶舱，基本上完好无损，这也正是A350的特别之处，不同于老式飞机采用铝制材料，A350主要由碳纤维复合材料制成，它不仅轻便又坚固，当飞机起火时，树脂浸渍的复合材料还会减缓燃烧速度。日本航空空客A350图源视觉中国当然，制造这场「逃生奇迹」的最重要因素，还是每一位自觉遵守逃生原则的普通乘客。尽管落地后机舱内嘈杂一片，但当应急门顺利打开后，「那个瞬间，没有人冲向门口。」根据乘客鸭田丰的记录，当时，距离出口最近的乘客开始撤离，而机上的剩余乘客们则自发有序地按照座位顺序起身。坐在51排的吉泽回忆，在整个过程中，机组人员即使蹲下也都在大幅度挥动着手臂，引导乘客前往前方，并且持续用手电筒灯光照着乘客们的脚，「他们冷静地指示我们逃生，稳定了我们慌乱的内心。」吉泽发现，身边的乘客们不仅没有慌乱、抢夺逃生通道，还在互相帮助，先从滑梯滑下来脱险的几位乘客，并没有离开，而是在滑梯边帮助滑下来的乘客安全落地。在整个撤离机舱的过程里，空乘人员们不断重复着几句话：「请脱掉高跟鞋」、「请不要携带行李」、「请留下随身行李」，「周围的乘客能遵循乘务人员们的指示，也让人感到没有那么危险。」吉泽说。撤离过程中空乘人员不断提醒不要携带行李图源ANN

20岁的杨幂无法预料自己之后的人生，38岁的杨幂也无法再做回那个20岁的自己，但好在，她再一次拿回了自己的人生选择权。文｜赖祐萱编辑｜金石摄影｜吴明妆发｜思梦造型｜StationX跳出去2023年是杨幂从艺的第34年，她做了一个决定，想丢掉过去几十年养成的表演习惯，给自己一些挑战，她要为自己找一位表演老师。投来的简历有很多，每个人都有丰富的表演经历和经典案例，他们都为杨幂量身定制了一套学习计划，几轮沟通后，工作室依旧拿不定主意，数份简历再次铺开，杨幂说：「选那位最要麻烦我的，需要我付出最多时间和精力的老师。」被选中的表演老师是郭尔泰，他提出的第一个要求是，从大年初五开始，一周的时间内，除了中午吃饭，其他时间都要待在排练厅，同时，杨幂要看完他列的电影片单。郭尔泰告诉《人物》，杨幂底子好，科班出身，可以迅速捕捉人物状态，对表演也有基本的理解，但这种理解「可以更深入」。课程开始后，杨幂每天都和几位演员泡在排练厅里，一起进行小片段排练。郭尔泰还给杨幂布置了第一个功课，是「观察人」，观察每个人的性格、语言习惯和他们之间的关系。从表演老师的角度来看，杨幂演了20多年戏，表演技巧已经成为她的一部分，让她笑，她立刻笑，让她哭，喊完action，眼泪就吧嗒吧嗒往下掉，演性感妩媚，她就跟玩儿一样。但是，笑与哭的背后，更深层的是什么，底层逻辑与人物关系是什么，包括对人的理解，是杨幂在那个阶段最为缺失的一块。「杨幂真正需要去深究的改变的，她也在努力改变的是，对待一个角色、一个作品的认知。以真正的演员角度出发，呈现还是以别的状态，那是完全不同的状态。」2月，郭尔泰开始陪杨幂进剧组，先后拍摄了电影《没有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事》（以下简称《火锅》）和电视剧《哈尔滨一九四四》。在具体的拍摄中，杨幂还有一些表演习惯需要调整。在拍摄现场，有时候杨幂会刻意找镜头，或是下意识露出自己更好看的那一边脸。「但是，人一定不是最完美的角度，是有各个角度的。」《哈尔滨一九四四》的导演张黎也告诉《人物》，刚入组时，杨幂确实在找镜头，他认为这是长期拍摄偶像剧带来的习惯，有些导演不考虑戏，只考虑脸好不好看，久而久之演员也形成了肌肉记忆。还有杨幂的眼神。张黎记得，刚开拍时，灯光组和摄影组都挺高兴，杨幂是那种很「好拍」的演员，随便给个光都能拍，确实好看。但很快发现不行了，怎么拍怎么不对，这种好看完全不属于角色。在这部剧中，杨幂饰演伪满洲国的特务科科长关雪，多疑冷血，心狠手辣，极其有心计。但拍摄时，她「眼睛水汪汪，波光粼粼」，张黎说，这肯定是不行的，这不是偶像剧，是谍战剧，她演的不是绝世美女，是特务头子。一些说台词的方式也需要调整。比如，杨幂过去说台词不爱张嘴，说一句台词就闭嘴，因为这样，才能确保镜头拍到她时，永远都是最好看的。还有，小动作太多，比如，「总愿意点一点桌子」。「演员最怕的就是用手演戏。」郭尔泰说，手部动作有时候是辅助，多了会破坏角色。作为表演老师，他还提出了一个更直接的问题—杨幂必须思考，所谓的漂亮是角色需要的吗？「想要跳出这个东西，就要把这种漂亮的、美的、给人感觉是无死角的状态全部打破掉」。疯狂运转面对以上这些问题时，杨幂已经是一位出道34年、拍摄过80多部影视作品的演员了。而在她整个表演生涯的前期，无论是普通观众还是业内人士，提到她时，大多会提及一个字：灵。杨幂从小参加小演员培训班，4岁出演《唐明皇》的童年咸宜公主，6岁在少儿电视剧《猴娃》中扮演女孩囡囡，戏份不多，却演技自然，活泼可爱。互联网上还流传着一段视频，那是四五岁时，为北京腔儿童教学带录过几段小故事，小孩子讲故事很容易用力过猛，显得做作，但她的演讲却很生动。15岁那年，杨幂开始为时尚杂志拍摄平面，16岁签下经纪约，17岁接到人生第一个正式的角色，19岁以专业第一考入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大学期间，她和同学一起排了很多舞台剧，尝试过很多角色，饰演过来自贫穷单亲家庭的女孩，向往金钱与物质，也有微弱的善意；反串过小男孩；还在经典话剧《北京人》中，演过一个始终苦但善良的女性—当杨幂成为真正的职业演员后，很多年来，她饰演角色的复杂性与丰富程度，都远远不及大学三年级的她。毕业前，杨幂还先后出演过几个经典人物，郭襄、王昭君、聂小倩，尽管有老版珠玉在前，但杨幂的表演也给角色写上了自己的名字。《王昭君》的导演陈家林，当时在全国范围内寻找新人演员，对比了3000份演员资料和表演后，最终选择了杨幂，他说，那时的杨幂眼中有一种「童真、朴实」。陈家林也是《唐明皇》的导演，杨幂入组后，他才知道她就是那个小咸宜。后来，杨幂还凭借这部电视剧获得了第24届中国电视金鹰奖观众喜爱的电视剧女演员奖提名。当年，杨幂接受采访时也说，自己最大的优势之一，就是灵气，还有与王昭君那个角色一样的纯真、可爱。很多观众印象最深刻的，还是06版《神雕侠侣》中杨幂饰演的郭襄。当时，这部剧在香港播出，有观众评价杨幂是史上最纯真的郭襄。与杨幂合作过两部电影的导演路阳告诉《人物》，他第一次注意到杨幂，就是在电视上看到她演的郭襄，眼前一亮，觉得她很灵，「表演还是挺丰富，挺有变化的。」后来，他特意搜了这个名字，记住了她。电视剧《神雕侠侣》剧照至今，在06版《神雕侠侣》的豆瓣短评中，依然有大批网友在怀念那个时候的杨幂，「郭襄真是惊艳啊，活泼、灵动又俏丽。」这种灵气也延续到了《仙剑奇侠传三》的唐雪见，有观众形容，当时的杨幂眼睛会说话，情绪起伏都在眼神之中，甚至直到现在还有人争论，郭襄和唐雪见，到底哪个才是杨幂灵气与演技的巅峰？在拍摄《仙剑奇侠传三》时，杨幂还同时拍摄着李少红导演执导的《红楼梦》。当时，杨幂在《红楼梦》中扮演晴雯，但她又是《仙剑奇侠传三》唐雪见呼声最高的人选，为此，《仙三》剧组特意找李少红协商，希望她应允杨幂能够接下《仙三》。那段时间，杨幂在北京与横店之间奔波，在北京，她是晴雯，在横店，她又是雪见。她在当时采访中说，自己「人格快分裂了」，根本没有时间休息。电视剧《仙剑奇侠传三》剧照在北京拍《红楼梦》时，晴雯最重要的一场撕扇子的戏，杨幂连拍了十几遍都没过，李少红指了指旁边的屋子说，你先去睡一个小时，一个小时之后再来拍这场戏。醒来后，杨幂又拍了几遍才过。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内，这种超负荷的运转也成了杨幂的工作常态。2010年，她拍摄了11部影视作品。4个月内拍了5部戏，两部古装，一部现代，一部科幻，还有一部恐怖片，她发微博记录，「昨天是温柔贤良，今天是个性叛逆，明天是热情奔放，后天杀手。」杨幂多年好友猫姐告诉《人物》，那时候她们没时间见面，只能打电话，每次接起电话都是杨幂说自己胃疼，没时间吃饭，饿过劲儿了，过几日再来电话，就是急性肠胃炎去医院了—那一年，杨幂共打了12次吊瓶，平均一个月一次，都是因为感冒、发烧或肠胃炎。为了节省时间，她只能在凌晨12点收工后，挂急诊，挂一夜的水，睡一两个小时，再继续开工。12年后，杨幂向《人物》回忆当时的状态，「感觉一整天24小时根本不够用，一直在无休止地工作，每天做得最重要的事情其实是卸了妆以后睡觉。」父亲杨小林在当年采访中也说过，女儿的时间表是按小时安排的，而不是按天。后来，在各种访谈节目中，杨幂常常被问到那段经历，有的主持人会直接问她，为什么啊？为什么接这么多戏？是公司逼你的吗？是失恋了吗？还有人问她，拍这么多数量的戏，没有考虑过质量吗？「完全没想过。」杨幂答。她之前有过好几次临时被剧组换掉的经历，那种心情「太恐怖了」，所以「有了机会就想好好把握」。在经历了「疯狂」的2010年之后，2011年，杨幂终于爆发。这一年，她凭借穿越爱情剧《宫》的女主晴川一角爆红，一跃成为人气偶像。这一年，也被称为「杨幂年」。当时，《南都娱乐周刊》以「85后一姐，来势凶猛」为标题，为她拍摄了一期封面。但在爆红的同时，杨幂需要面对的新的功课也逐渐显现。刺杨幂越来越红，关于她表演的讨论也越来越多，最初捅破这层窗户纸的，是被杨幂称为恩师的李少红。2012年，在一次采访中，李少红直言：「杨幂最大的问题，是因为她很小就在摄制组，对演戏是太习以为常。她自己都下意识地是一种程序化表演，快乐就是哈哈哈，痛苦就是哇哇哇，她不过脑子，以至于她最后想过脑子的时候，她不知道怎么过。」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几乎在所有的采访中，杨幂都会提到李少红对她的这段批评，她说，李少红的质疑把自己彻底打碎了，她想要重组自己，「我知道她说的是对的，但是不知道怎么做。」但现实中，已经形成的惯性却很难摆脱，「不知道该怎么做」的杨幂最终找到的方法是：戒掉情绪。十几年后，杨幂向《人物》讲述了自己戒掉情绪的过程，她打了这样一个比方，把艺人比作一朵花，她的隐私，她的社交，包括她的情绪和态度，都是花朵边上的枝蔓和刺。成为艺人，代价是把那些枝枝蔓蔓全都扒掉，所有的叶子、刺都清理干净，即便只剩孤零零的花束，「你就得那样干，你就得挺直了腰板，插在花瓶里，长在花园里，那样开着。」掰掉的过程会不会很疼，孤零零的花束失去了生动的细节和毛边，看上去会显得太过单调无趣，但杨幂说，它也会让你受益。那个阶段的片场，杨幂呈现的状态是非常复杂的—她是现场最敬业的演员之一，但表演却缺乏惊喜，没有人能走进她的内心，没有人知道她真实的情绪，她几乎将自己完全封闭了起来，免于外界的干扰，可以更高效地运转。谢依霖与杨幂相识于电影《小时代》，戏中，她们是好姐妹；戏外，她们也成为了多年的好友。谢依霖告诉《人物》，2014年，杨幂拍摄《小时代4》时，孕肚已经很大了，她每天看见杨幂都在说，拜托，不要再拍了，一个孕妇很危险。但杨幂总是跟她说，我不能走，还有几个场景要补拍，「那时候，她工作起来真的很疯狂」。另一个令谢依霖难忘的点是，在《小时代》的拍摄现场，面对镜头，杨幂总是快准狠，角度、走位、情绪，她都能以最快的方式完成要求，「导演说，三秒落泪，杨幂真的就做到三秒落泪，说两秒就两秒。」谢依霖因此给杨幂起了一个绰号—「镜头猎手」。电影《小时代》剧照也正是在那段时间，猫姐觉得，自己的好朋友杨幂从生活中消失了。猫姐和杨幂相识于十几岁，都是土生土长北京人。那时候，两个女孩成天像小动物一样黏在一起，什么都聊，杨幂当时已经开始拍戏，自己的日常心情，也会第一时间告诉猫姐。2011年，《宫》播完后，猫姐发现一切都不同了，「输入法里有她的名字了」，猫姐记得，当时在手机键盘按下ym，会自动弹出杨幂的名字，搜索引擎打下「杨」，跳出来的第一个关键词就是她。同时，猫姐也很明显感觉到，「我的朋友消失了」。这种消失并不只是物理上的消失，更是一种感觉的消失—猫姐记得，刚认识杨幂时，她的眼睛「亮晶晶，湿漉漉」，有着少女的纯真可爱，「见过她的人都会觉得这个人很鲜活。」随着杨幂走红，她的棱角慢慢锋利起来，在外始终保持一个专业的、不被情绪左右的艺人形象，即便是回来每次见朋友，她也从来都是打扫好情绪再来。但「人是不可能没有情绪的」，猫姐总感觉，杨幂一定在暗暗压着自己的情绪，但那究竟是什么，她从不外露。猫姐说，她觉得，那时候的杨幂像带刺的玫瑰，很漂亮，但靠近她时，总有点扎手。一步步戒掉情绪的同时，杨幂的事业也迎来了新的局面。2014年，她与当时的合作伙伴一同成立了嘉行传媒。此后的近9年时间里，杨幂成了这家公司的代名词，大众普遍认为，她就是「老板」。那几年，杨幂经常带着嘉行一众艺人上综艺，参加活动，还有公司的年轻演员在节目中直接喊她「老板」、「boss杨」。连新闻标题都这样写：杨幂签下艺人某某某，杨幂旗下艺人某某某。但从对外公开的纸面数据来看，2017年，杨幂的持股比例仅为7.125%。关于这段经历，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近年来被媒体反复提及的事件—2016年，嘉行传媒宣布向尚世影业发行定向股票，募资3个亿，为了获得这3亿投资，他们签下了业绩对赌协议。约定的条件是：2015年至2017年三年间，嘉行传媒累计税后净利润要达到3.1亿，若低于这个数字，嘉行必须以年收益率15%回购尚世影业持有的嘉行股票。这是一场高风险也高回报的赌局。7年后，2023年冬天，《人物》再次同杨幂提及这段往事，包括3.1亿这个巨大的数字对她究竟意味着什么，压力到底有多大？杨幂用「江湖传闻」回答了这个问题。但现实中，几乎所有关注她的人都能看到，从2015年到2017年，杨幂付出了她几乎全部的时间和精力，三年内，她接拍了13部影视作品，2部综艺。那些作品大多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观众评价，直到2017年初，《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爆红，最终拯救了这场赌局—这三年内，嘉行的估值翻了200倍，从2500万到50亿。电视剧《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剧照相比表演，资本的游戏更是一条无法暂停、只能狂奔的路。从2017年到2022年之间，杨幂共拍了8部电视剧，其中7部都是嘉行自制剧，伴随作品类型同质、口碑下降，杨幂也遭遇了很多质疑和批评，更有网友感叹：「杨幂曾经的灵气究竟去哪儿了？」盛大的资本游戏中，杨幂这些年究竟是怎么想的？她快乐吗？她如何看待自己在这期间的作品？所有的答案似乎都被「戒掉情绪」的她封存了起来，在接受采访时，她甚至表示自己已经练就了一颗「钻石心」—钻石被认为是这个世界上硬度最高的物质之一。谢依霖说，这期间她也见过杨幂几次，其中一次是在医院，杨幂又生病了，又在打吊瓶，谢依霖坐在旁边，陪她聊天。看起来杨幂的状态也和平常一样，两姐妹有说有笑，「可是你觉得她紧绷，她用很多的样子去掩饰自己的负面。」结束与开始2023年5月8日，杨幂发了一条微博，很短，只有八个字：「共有从前，各有未来」，宣布自己正式离开嘉行传媒。随即，「杨幂官宣离开嘉行」的消息迅速上了热搜，获得了8.4亿的话题阅读量。

杨晓培永远热气腾腾，过着一种高浓度、高饱和度的生活。她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对所有人保有同样的热情和关切，很多事情都要亲自把关，对所有细节有近乎严苛的要求，对「一成不变」保持警惕，对未知和挑战始终怀有激情。作为西嘻影业的创始人，她需要敏锐捕捉最当下的情绪，与更广阔的人群保持连接。2023是西嘻的第三年，走过夜路也遇到过沟壑，但杨晓培始终冲在路上。她总是提着一口气，想要做出一部真正有「时代记忆」的、可以影响更多人的作品。文｜王双兴编辑｜楚明摄影｜黎晓亮化妆｜王靖造型｜THEXIStudio「老板来了」「老板来了！」剧组里有人喊了一声，随即等在棚外的人全都起身，看向路口的方向。车子停稳，工作人员跑着把遮阳伞举了过去。2023年11月底，南方的气温还在20摄氏度之上悬着。这天，杨晓培陪同视频平台和当地广电局的领导来《焕羽》剧组探班。穿搭是黑色系的，黑帽子，黑外套，黑牛仔裤，黑靴子，保持着一贯的精致干练。同事们都知道，只要杨晓培在场，所有人都会「提着一口气」。她在剧组的时候，连剧照师和场务都是紧张的；她在公司的时候，保洁也都是跑着的。她对细节有近乎严苛的要求，不止体现在剧本和拍摄上，对来访者的接待，也一定要妥帖完美。进棚后，她陪平台的人去看景，介绍道具的同时，不忘提醒对方小心脚下的台阶。他们所在的地方是剧中男主角的家，生活用品怎么摆、摆什么，甚至地板砖的纹路，都是在她的建议下决定的。作为一家影视公司的创始人、CEO、项目的艺术总监、总制片人，很少有人会参与到如此具体的环节，但杨晓培一直如此，同事说起她，最爱用的两个词就是：事无巨细，亲力亲为。不仅参与，还会一再拿出她的那套严苛的标准参与。前不久，杨晓培换掉了一个项目的整个制片团队。起初，她在北京和上海的时候就已经听说了剧组的问题，于是没有通知剧组，自己订了机票、酒店和车，带着助理便出发去了剧组。「突击检查」让杨晓培看到不少问题。她在现场待了一个多小时，发现剧组管理一片混乱，导演每拍完一个镜头没有人催场，现场制片在哪里？不知道，场务在哪里？不知道。杨晓培的新助理没人认识，但却可以自由进出，「怪不得那么多路透出来」。然后她钻进了机房，看了3个小时的素材回放，心里有了数。怎么解决问题？其实来之前，她已经考虑了多种可能，包括最极致的：她在公司内部盘了自己的制片团队，「我们现在手里还有多少人？」获知现场制片、生活制片、车管等另外一支兵马都在，确定有富余力量可以支援。回放看完，她通知剧组的制片团队，一个小时以后开会，在会上严肃沟通了自己发现的问题，但遗憾的是，制片始终不能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最终没有达成一致。最后，她拿定主意，「劝返」这一组人马。第二天早上10点，新的制片团队「整个平移过来」，直接到岗，没有耽误一分钟。类似的事情在杨晓培身上并不少见。制片人金日善早在2020年筹备《千古玦尘》时就进入了杨晓培的团队。和很多人一样，对老板，都是未见其人先闻其名声，江湖流传的标签无外乎那几个：杀伐果决，雷厉风行，尽善尽美，以及，脾气有点大。这些标签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是准确的。有一个严苛、脾气大的老板，身边人最直接地承接了这种压力。《千古玦尘》的筹备期正赶上疫情，团队无法随时关注服装的生产制作，也一直没看过成品。直到开机前20多天，它们才被运往横店，演员开始试装。「大爆炸」，金日善说。当着所有主创的面，杨晓培「原地爆炸」：「这个品质怎么可能是我做出来的东西？造型设计没有任何新意，材质和效果一点都不高级，你让周冬雨怎么穿这些衣服？这个腰带怎么能这么配，你们就没有一点审美上的把控吗？」那天，女主的30多套造型一套没留，全部被推翻。「马上开机了，女主没有衣服，从头做起，这种事情放在别的地儿也不会发生。」金日善说。那一次，金日善在横店的服装厂住了十几天，找了另外的造型指导来支援，两个团队并行，重新做设计图、打版，由杨晓培逐一确认，再重新制作。时间有限，只能拉出计划表，先把开机前15天的10套做出来，争取出余地继续做后面的衣服，一点一点，终于度过了「危机」。这样的故事，在杨晓培的公司西嘻影业，一抓就是一大把。《梦中的那片海》主题曲做了十几首杨晓培都不满意，所有人都被困在瓶颈，抓狂，一直到几个月后找出那个「对」的旋律。《梦中的那片海》王为是今年收官的、西嘻出品的「爆款」剧《好事成双》的导演。杨晓培的这份严苛和亲力亲为，他在和她第一次见面时就感受到了。那天，她用一贯飞快的语速，开门见山地告诉王为，这部剧她要什么，不要什么。影视行业的老板们因为项目很多、工作繁忙，所以，他们对项目的了解，大多来自内部开会获取的信息，至于剧本的内容，很可能就不甚清晰了。但在和杨晓培初次见面的交谈里，王为听到了她对项目方向详尽的构想，甚至细化到某一场戏、某一个人物。「沟通成本非常低，减少了很多次的碰面、开会、商量。」「超长待机」、「对自己太狠了」，大家开玩笑地说她。这次合作之后，王为也经常在各种场合讲其他的「狠」事。比如拍戏时，他大多早上七八点起床，八九点跟着大部队出工。到现场后，幕布还没完全支开，剧组还没开始干活，但大家发现，杨晓培已经到了。入行近20年，王为接触过的制片人不少，老板们的探班时间大多是在下午三四点——上午睡个懒觉，中午吃个饭，下午带着咖啡到现场晃一晃，慰问一下大家，看一看片子，「是一个相对正常的时间规划」。但杨晓培永远是一大早就到了。《人物》也见到了这样的杨晓培。第一次见面时，她刚刚从会议中下来，穿着彩色条纹毛衣，像一道彩虹跳进办公室。采访结束后，她留出几分钟妆造时间，紧接着去参加晚上的颁奖典礼，第二天飞日本，随后到美国参加电视节。她习惯在每次出发前拍下飞机舷窗，那扇窗像相框一样，有时框住清晨的阳光，有时框住夜晚的灯，有时框住国内的云，有时框住国外的雨……同事和合作伙伴们早已经习惯了她的「瞬间转移」。「要是偶尔一两次咱就不聊了，一直都这样。」王为在电话那边加重了语气，更「恐怖」的是，「昨晚拍戏拍到十一二点，看朋友圈老板在北京开会；完了第二天早上9点你到现场，发现她车在门口，你不吓人吗？」这部剧的总导演滕华涛有同样的感受。入行这些年，他合作过的制片人，对每个项目都从头至尾把控的并不多。但杨晓培是个例外，从剧本创作到演员选择，从和导演碰风格、想法，到制作当中的美术、造型，杨晓培总是全程参与。她更是少有的紧密盯后期的制片人，西嘻公司里有一部专门的iPad，每个项目的每个剪辑版本都会以最快速度传进去，杨晓培会随时查看项目进度和情况，并标记出需要修改和调整的地方。在杨晓培的项目里，不能「差不多得了」，无形中成了所有人的共识。「做最好的」杨晓培要做最好的。西嘻成立三年，杨晓培就这么事无巨细地盯了三年。仅仅是即将过去的2023，她交出了《梦中的那片海》《好事成双》两部爆款剧，以及一部S级热播剧《神隐》，每一部都收获了很高的收视率和热度值。去剧组探班的这天，杨晓培在晚宴上感慨，以前，她做的古装剧爆了，外界觉得她只能做古装，于是她做了《梦中的那片海》；后来，这部剧爆了，外界觉得热度来自于主角肖战。于是，她继续一部一部地做了下来，想要打破所有标签，像《好事成双》里演的那样，不是被照亮，而是靠自己发光。按图索骥地看向来时的路，不难发现，杨晓培一直都是如此，不喜欢一成不变，好胜心刻在骨子里，永远要把自己推向充满未知和挑战的崖壁上。最早，杨晓培差点儿就成了一位主持人。就在一切都按部就班推进的时候，她突然停住了脚，觉得自己能一眼看到未来：从一个新闻主播，变成一个小有名气的新闻主播，唯一的变数，可能就是名气的大和小。「我为什么要过这种一成不变的生活？」当时是千禧年初，整个社会都在涌动着新的暗流，蓬勃、向上，充满未知和可能性。北京申奥成功的消息更是催化着这种氛围，一个自信和开放的年代来了，广阔世界的画卷正在朝着年轻人徐徐展开。杨晓培和家人说，她想去留学。家人不同意，甚至用断绝父女关系相逼。她就自己攒钱，然后找中介，飞机落地，她到了英国。那是一段安静适意的时光，她每天听着音乐和海鸟的叫声，沿着海边走路去上学，中午吃自己做的三明治，整个人在读书和探索世界的路上，慢慢沉淀了下来。生命际遇的转变在当时很难察觉，但很多年后回过头来看，全是一些很重要的节点。回国后，她加入SMG（上海广播电视台）。20多岁，有用不完的力气，一个猛子扎进海里，只顾往前游。杨晓培说，好胜心在那时候就已经露出了苗头，她只想做最好的那个。上班第一天，她看到墙上贴着的「优秀员工」照片，就跟自己说：这一年我一定要拿到这个。在SMG，杨晓培负责栏目发行。为了卖片子，她借来带子，在一两个月时间里把所有栏目看了一遍，详细到主持人的风格以及每一期的娱乐点。有时要去送样片，她就拎着个大黑箱子，火车转大巴、大巴转火车地折腾，很多时候到当地已经是晚上了，一个人住在几十块钱的旅馆。「现在想想真是无知者无畏，胆子太大了。」杨晓培说，「就觉得要把这个事情做好。」一年后，杨晓培的照片也贴到了墙上——她是那一年的优秀员工。那时候，办公室甚至还没有属于新人杨晓培的工位，她就坐在一套临时放在旁边的桌椅上，埋着头看片，每天看到八九点，最后一个离开单位；中午也不去吃饭，一边看片一边忙着帮同事接电话，像地鼠一样在办公室里四处穿梭，哪里电话响，就冲去哪里。时任SMG副总裁、影视剧中心主任的杨文红，是把杨晓培招进SMG的人，也是最早看到她的认真的人。杨文红识人很准，她早早就说杨晓培：「你做不了主持人，你适合市场，你将来会是一个非常好的制片人。」后来，SMG投了第一部动画电影，从各个子公司抽调能干的员工，杨晓培被选中了，做电影宣发。她把卖栏目的劲头继续拿过来卖电影。电影比电视残酷许多，全看排片，上映第一天排6场，成绩不行，第二天立刻砍半。杨晓培就每天上午跑去看排片，下午跑去和院线经理沟通，期间还要去影院门口拉观众。杨晓培负责武汉、成都、重庆三个城市，她要不停地往返其中。每天晚上10点，区域经理们向杨文红汇报票房「战报」，杨晓培常常是第一，但凡跌到第二，她都要立刻想办法弥补回来。西南的夏天像火炉一样，兼职的大学生不愿意穿玩偶服，杨晓培就自己钻进去，一张一张发传单。有时票房不行，还会人为干预观众买票，拉着家长说:「你选这部不好看，你来带孩子看我们这部。」……关于那段时间的经历，杨晓培不止一次提到，「把脸装进口袋里」。隔着桌上大大小小的茶杯，她讲得很动情，旁边的同事眼眶一红。这是很多做影视的人共有的记忆，不过，她们也是第一次知道，老板同样做过这么基层的工作。后来，那部电影票房可观，在总结大会上，杨文红让杨晓培代表所有宣发人员做了主题发言——当时一同被抽调的，有各个中心的主任、副主任，而杨晓培只是一个发行经理。「所以一下子就让SMG的领导比如黎叔（黎瑞刚，时任SMG总裁）他们认识了我，后来才有机会把我调到了影视剧中心做制作，真正接触到了这个行业的核心。」杨晓培一直相信，遇到谁、遇到什么境遇是运气，但前提是地基要好。直到现在，她身上依然保持着这股「劲儿」，时刻为未知的可能性做好准备。她常年健身，就连出门扔垃圾，也不允许自己穿得邋遢，「万一路上遇到谁呢？」

年轻人的视野里，老人常常踪迹难寻。他们在公共空间隐身，年轻人没有兴趣、也没有渠道窥探他们的真实生活。但走进上海的85度C，像瞬间进入了一个微缩版的老年社区，有让人艳羡的退休日常，也有令人心酸的衰老、疲惫和疾病——老了之后，人究竟会是什么样？竟然能在这样一家面包店里，找到一些答案。文

「面对一个很不稳定、不太好的世界，你要坚定、勇敢地建立自己的附近，不要牺牲日常。勇敢是一种信任，它可以非常具体，信任到什么程度，你可以自己观察，不断去调整。但如果你没有那个附近，你是不可能对世界产生信任的，你对世界的信任是来自于你对周边的信任，必须是这样。」文

看完《繁花》，很多人忍不住去尝一客「排骨年糕」。两个看起来不搭嘎的食材，合在一起又成了一道菜，就好像剧中汪小姐和阿宝的关系一样。这道原本在上海也不算特别大众的地方小吃，在最近勾起了全国观众的兴趣。《繁花》热播，剧中的上海美食一道受到大家的关注，黄河路上的餐厅重新大排起长龙，夜东京上的「宝总泡饭」、范总手里的「油墩子」、菱红啃不完的「鸡爪」等等小吃也被大家津津乐道。在《繁花》中，一道菜可以是一个人物的判词。剧集之外，这些美食所折射出的那种具体、市井、日常的沪上生活方式，也正在取代那些都市符号，成为最近大家讨论「上海」这座城市时的焦点。我们与《繁花》的文史资料顾问、《繁花食谱》设计者李舒聊了聊《繁花》美食背后的故事。她来自上海，八零后，是长期关注美食与历史的写作者。在她的文章里，食物常常作为理解一个地方、一段历史的切口。《繁花》筹备期间，她和调研团队采访了大量八九十年代在上海开餐厅的老板娘、收集了当年的老菜谱，也通过这些人和菜，看到了当年上海的一个个小江湖。对李舒而言，「食物是研究人的一把钥匙」。沿着这个舌尖地图的线索，李舒与我们聊起《繁花》，聊起上海的这些人，以及人们在这座城市的日常生活。以下是李舒的讲述。文

不能免俗地，我们让辛爽用一个字概括自己的2023年，他给出的字是「忘」，一个作品出来，被大家喜爱，被大家讨论，这当然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但时间滚滚向前，没有哪一个季节会永不结束，往前看，会有新的游乐园，当然也会有新的故事发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