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小叨是江西省九江市一所小学的语文老师，也是一名班主任。近期的一堂课上，她给学生们布置作业，没想到几个男孩用网络梗当场起哄，「包的包的」、「搞不了一点」。那一刻，文小叨被一种复杂的情绪击中了。她从2022年开始接手这个班级，当时，孩子在家里上了很长时间的网课，接触手机短视频后，就把网络流行的动作和语言带到了校园。有人做「电摇」动作鄙视别人，有人模仿短视频主播的腔调说话。孩子们的语言更新频率很快，到了三四年级，一些学生开始说轻佻的、具有攻击性的烂梗，甚至用唐氏综合征疾病的「唐」字讥讽同学。「当你脑子里只有这种话的时候，其他的那些优美的、好的语言都全部被覆盖了，你其实可以不说『包的』。你这个事情能不能做好呀？『我很有信心』，或者说『我势在必得』，哪个词语不比『包的』好听呢？」平时学生在玩耍时说梗，文小叨没有刻意纠正，但那天在课堂上，她决定严肃地和孩子们谈谈，「我真的很喜欢中国的文化，不希望到了我的学生这一代，被网络上的梗给盖住了，永远地给挡住了，像被绳子掐住了脖子一样。我希望我的学生嘴里说出来的是文明的话，优美的话，生动的话，好听的话。」这一幕被文小叨录了下来，发布在网络上，没想到引起了广泛的讨论，还被央视等主流媒体转发。许多家长和老师表达了相似的困扰，网络梗正在演变成一种黑话，「栓Q」、「笋啊」、「鸡你太美」等词汇不仅出现在孩子的日常表达中，还被用在组词、造句和作文里。2024年，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做过一项调查，69%的受访者担心网络烂梗泛滥影响青少年好好说话。有些梗充满低俗、暴力意味，甚至诱发了孩子之间的欺凌和摩擦。如何教会一个孩子「好好说话」？文小叨为此感到很头疼，表面看这是一个语言表达问题，背后却牵涉了更复杂的教育命题。在她的班上，最爱说烂梗的两个孩子，父母常年在外打工，爷爷奶奶溺爱，孩子从小哭一哭、闹一闹什么都能得到，于是他们习惯了用情绪作为表达。再加上手机的长期渗透，孩子的大量语言输入来自网络，屏幕成了唯一的朋友。久而久之，他们失去了对语言好坏的判断力以及理解他人的能力。文小叨试过用权威压制烂梗，制定各种规矩，但效果微乎其微。后来她明白，烂梗之所以流行，不只是因为网络的存在，还因为孩子内在的空虚。「因为在学习上找不到快乐和价值感，这些孩子就指望下课那10分钟抓紧快乐，抓紧时间表达，而网络梗就像是一种流行密码，是最能吸引别人注意的方式。」慢慢地，她转换了一种方式：用讲故事的办法，让孩子理解什么是烂梗；真正看见孩子，发现孩子说好话、帮助别人，就多夸；在班级推行自由阅读角，用糖果奖励阅读，让孩子觉得「读书是甜的」。她尝试用语文一点点托起孩子的世界，课堂上做飞花令，讲诗，课后一起读绘本。今年上半年，孩子要写一篇关于植物的作文，她就干脆带他们去看校园里的梅花，让孩子明白，语文从来不是死记硬背，而是闻得到、看得见和摸得着的。能感觉到，文小叨是一位很有办法的老师。她的嗓音有些粗哑，医生说，别人的声带边缘是光滑的，她的则有些粗糙，「得尽量少说话」，教师职业让这条医嘱变得不可能。当老师快10年了，身为一线教育工作者，她有过很多挫败的时刻，也曾为教学问题焦虑到失眠、耳鸣和幻听。但同时，热情似乎从未减退，她在网络上探讨如何制止烂梗和霸凌，教孩子们分清「事实」和「观点」，她始终相信教育的力量。她说，自己的职业梦想是「做一个小时候的自己渴望遇见的语文老师」，真实、有趣。她提起绘本《不一样的卡梅拉》：卡梅拉是一只小鸡，她说母鸡出生就是为了下蛋，但这个世界上，一定有比下蛋更好玩的事。文小叨理解的教育也是如此：「语文老师需要搞成绩，但一定有比搞成绩更有意思的事。」以下，是文小叨的讲述——文｜程静之编辑｜姚璐图｜（除特殊标注外）受访者供图1那天我是真的有点情绪上来了。那几天正赶上开运动会，孩子们几乎没有作业，整天疯玩，纪律变得很差。我觉得这样下去不行，必须得布置一点作业了，是个很简单的任务。男生们一听就起哄，「包的包的」、「包完成的」。我说运动员在场上跑得那么辛苦，但还没人给他们写加油稿，要不每个人就写一篇稿，画点插画，交到广播站，也算一起参与了这个活动。没想到听清楚任务之后，有几个孩子就不高兴了，嫌要写字，还要画画，太麻烦了，吊儿郎当地改了口气说，“写不了一点”、“搞不了一点”。起初只有一个孩子这么说，后来好几个人跟着学，包括一个很会画画的孩子，我知道他明明可以做得很好，但被那样的氛围带动，也说起网络流行的语言。那一刻我情绪挺复杂的，不是单纯的生气，而是感觉有点无力，甚至有点悲伤。我知道孩子们平时说话会用「没招儿了」、「我嘞个骚刚」、「那咋了」、「受着」这些词，但是在严肃的课堂上，他们的表达不经过大脑思考，像惯性一样只会用梗，完全没有认真对待布置作业这件事。我很早就注意到网络用语对孩子的影响了。七八年前刚做班主任那会儿，我在一所乡镇小学教语文，有一次批改作文，看到孩子描写打架，用了「我赶紧回手掏」这样的句子。我当时看不懂，以为是孩子自创的一个词语，特意画了波浪线，问是什么意思？结果后来我一查，才发现是个网络梗，指在游戏中出其不意，回头暴击对手。那个孩子学习底子弱，能写一篇作文就不错了，所以我当时没有严厉批评，只是告诉他写作文必须用规范的语言。后来我调到市区学校，从一年级开始带班，发现情况更普遍了。那时很流行一个动作叫「电摇」，对着人上下摇动身体，表达鄙视的意思。我发现很多男孩子开始模仿，后来严重到几乎全班男生都在做这个动作。当时就感觉，网络语言和行为的传染性太强了，口头简单制止是没用的，我得跟孩子们解释背后的道理，就专门开了一节班会课。我做了个小课件，开场放了一段视频：蝴蝶和气球同时在风里，一个被风吹走了，一个停在原地翩翩起舞。我问孩子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区别，他们就思考，「因为蝴蝶有生命，而气球没有。」我接着说，「网络烂梗就像那阵风，如果刮什么风学什么风，就像气球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但如果用眼睛去看，用耳朵去听，用脑子去想，判断风的好坏，就会像蝴蝶一样，不会被风吹得乱飞了。」那节课效果还挺好的，哪怕是一年级的孩子，也都听懂了，不再做电摇那样的动作。网络语言总是一阵一阵的，今天这个梗，明天又换一个，但只要不在课堂上出现，我平时也不会刻意去纠正。比如二年级的时候，孩子爱唱「一元一串的钵钵鸡」，我就顺着说，「哪儿卖，我也想吃」，或者「学校不能带零食，怎么还有钵钵鸡」，就用轻松的方式化解了。但到了三四年级，正好是9岁大脑发育很快的时期，孩子学习能力变得更强，接触的信息也更混杂，说烂梗的风气又起来了。比如那天我制止「包的」的时候，一个女孩忽然说：有个同学唱了一首老歌，结果被人嘲笑唱得好「唐」——这个「唐」是「唐氏综合征」的缩语，骂人弱智的意思，我就觉得很震惊，学生居然会用一种疾病来侮辱别人。借这个机会，我跟他们讲清楚什么是唐氏综合征，以后这样的烂梗更不能说。因为做自媒体的习惯，我顺手记录了下来。没想到视频发出去，一下子就火了，接近2万条评论，很多人留言支持，但也有人质疑，说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流行语，最终会随着时间消散，没必要上纲上线去教育孩子。我也反思过，以前「伤不起」、「我勒个去」流行的时候，我也说过这些话，是不是当了语文老师之后，我变得太有语言洁癖、太古板了？如果是孩子，会喜欢这样严肃的老师吗？但是后来又一想，我生气的其实不是那些烂梗，而是孩子的表达不分场合，如果是私下和朋友们玩，说两句好像也没什么。但是在课堂面对老师的时候，他们还是只能用梗回应我，说明脑子里已经找不到更恰当的表达，久而久之，语言的创造力是会被渐渐抹杀的。我一直觉得，语言的边界就是思维的边界。一个孩子如果能清晰表达自己的感受，说明他的思维是灵活的，如果只会复述烂梗，语言变得越来越匮乏，思维也跟着变麻木，那会是一件挺可怕的事。图源剧集《少年派》2在语文课堂上，我比较喜欢设置开放性问题启发学生。我发现，一些表达能力好、爱思考的学生，会觉得上课很好玩，总是举手分享自己的想法，如果没被点到名字，下课还会跑过来围着我讨论。而那些爱说烂梗的孩子，上课往往是魂不在的，经常不知道课讲到了哪里，老师看着他，他也没什么反应。孩子都是渴望被关注的。因为在学习上找不到快乐和价值感，这些孩子就指望下课那10分钟抓紧快乐，抓紧时间表达，而网络梗就像是一种流行密码，是最能吸引别人注意的方式。在我的观察里，爱说烂梗的孩子，对于语言的好坏是没有判断力的。最开始，他们只是好奇，觉得说这种话好玩。其次是跟风，别人说，我也会，觉得很酷。甚至一些很小的孩子，不知道梗是什么意思，也说得朗朗上口。我一问他们怎么知道的，他们说是从高年级学生那儿听来的，烂梗因为语言简短、直击情绪的特点，小孩子说起来就感觉有一股特别的爆发力，越说越上瘾，习惯之后，就把梗当成口头禅用了。一些带有攻击性的梗，在孩子之间流传得更快。比如最近，我发现孩子要鄙视一个东西，经常会带一个「狗」字——「那玩意狗都不吃」、「那饮料狗都不喝」，这么一说，好像就显得他们很了不起，很有个性。除了互相模仿，孩子的语言受到污染，手机影响肯定是最大的。比如我带过的，最爱说烂梗的小林和小航，他们的成长环境比较类似：父母常年在外面打工，从小由爷爷奶奶带大，老一辈人能照顾好孩子的吃穿，却不知道怎么提供精神上的陪伴，往往是孩子一哭闹，就把手机丢给他们了，孩子几乎是浸泡在手机里长大的。最早带班的时候，有一次去小林家家访，进门就看到他在刷短视频，全是打打杀杀、血光四溅的游戏画面，还有主播在里面说很多乱七八糟的梗，家长没有在旁边引导，各种语言就不知不觉被孩子吸收进去了。作为老师，这时候想要制止，就感觉已经来不及了，因为一个孩子对于语言和动作的模仿，其实在三四岁甚至更早的时候就开始了。我女儿今年6岁，她在读幼儿园小班的时候，刚好电摇很火，有一天回家，她也摇给我看了，说：「妈妈，今天我们班有个男孩这样。」我问她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她说不知道，我就跟她讲清楚，这个动作最早是古老的岩刻画的一个造型，后来被人觉得搞笑，在网上乱编辑，变成鄙视别人的意思。女儿当时很小，但听完大概也懂了，说，「那我不做」。可能因为从事语言工作，我对语言特别敏感，女儿说出不好听的词，我会马上制止，说出优美的词，我就立刻表扬。我手机里有一个专门的文件夹，记录女儿美的语言，比如她4岁的时候说：「妈妈，月亮为什么跟着我？是因为我可爱吗？/妈妈，太阳为什么跟着我？是因为我可爱吗？/妈妈，云朵为什么跟着我？是因为我可爱吗？/妈妈，你为什么总是跟着我？」虽然是简单的重复，但我觉得很生动，像一首诗一样，就会夸女儿，说你是一个诗人，能说出好多好棒的词语。慢慢地，孩子就会有一个东西油然而生，就是对好的语言有判断力。所以在童年早期，父母就是一个引路人，给孩子往哪边引，ta就往哪边走。如果只是把手机交给孩子，不管ta刷什么，那是很可怕的，相当于让孩子一个人走进迷雾里面，孩子不是很容易就走进岔路了吗？怎么控制手机，是困扰很多家长的问题。我也想了很多办法，比如屏幕小更容易上瘾，就尽量投在大屏幕给女儿看。我自己做博主，会经常刷视频，有时候，女儿在旁边也跟着我一起看，刷到她感兴趣的，我觉得内容没问题，就停下来给她看，还会关注她喜欢的博主。过个几天，她来问一下博主有没有更新，看完之后，孩子就把手机还给我了。内容是经过我筛选的，时间也不能是无止境的。怎么规划时间，孩子也是有参与权和反驳权的，比如上了幼儿园之后，我提出周一到周五不能看，孩子一开始不同意，我就加了星期五晚上可以看，她同意了，我们就拉钩形成约定。之后每一次，不管她大哭大闹也好，都要按照规则走，就变成不是我在管理，而是规则在管理，我们俩还是好朋友。我在农村教了五年书，那里的问题更复杂。很多孩子都是留守儿童，爷爷奶奶顾不上管，为了图省事，也是给孩子一个手机。结果孩子越玩越上瘾，几乎不学习，白天上课魂不守舍，晚上趁家人睡着，再偷偷玩到凌晨三点。爷爷奶奶觉得不行了，把手机藏起来，改密码，孩子就生气甚至会打老人，这样的事经常发生。有些爷爷奶奶实在没办法，就跑过来找我，「老师，孩子爸妈不在家，你帮我管管」。说实在话，我很害怕听到这句话，压力真的超级大。孩子最终还是家庭的。比如现在，我发现孩子状态不好，父母在身边，我会让父母每天睡觉之前跟孩子聊15分钟的天，如果不知道聊什么，话题都可以找好发给他们。但如果完全借不了父母的力，老师能够做的非常有限，像在乡村的时候，有的孩子没有精神寄托，沉迷手机，男孩就知道玩游戏，女孩会熬夜看言情小说，你知道问题在哪里，但也只能眼睁睁看着，没法从根本上改变。文小叨在乡镇学校3我曾经看过一本书叫《父母的语言》，里面提到，儿童早期的语言环境，能够影响他们日后的学习能力和性格特征。特别是三岁之前，孩子看起来什么都不懂，但大脑在一个迅速发育的阶段，家长与孩子对话得越多，孩子词汇量会增长得越快，到了三年级时，不同语言环境下成长的孩子会产生显著的差距。这本书对我的启发很大。比如爱说烂梗的小林和小航，这几年，我发现他们的表达能力确实越来越差了，特别是跟同学相处的时候，一旦发生矛盾，小林只会大喊大叫，而小航性格比较内向，就会咬牙齿攥拳头，一句话都不说，就感觉语言在他们身上失效了，根本不知道怎么沟通。还有一次课间，小林玩耍时被同学挤到了，没想到他也不问原委，转头踢了对方的肚子，那孩子捂着肚子疼了很久。后来，我问小林为什么打人，他说的一句话也很有意思：「他又不是不知道我的脾气。」那一刻我特别震惊，其实这件事用语言很容易解决，只要说一句，「你挤到我了，往那边去点吧。」，但小林完全以自我为中心，觉得他发脾气了，所有人都应该知道和让着他。所以表面上看，爱说网络烂梗只是一个语言表达问题，但背后牵扯的，其实是一系列复杂的教育问题。比如小林和小航还有一个共同特点——都是家里的「独孙」，爷爷奶奶那一代的思想里，就觉得是「根脉」，无限制地把宠当作爱。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放学的时候，我跟小林讲了很多遍，书包要自己背，爷爷奶奶年纪这么大了，背都驼了，不要让他们背。结果我看到的时候，小林就自己背一下，我一转头，马上老人就把书包接过去，「宝宝累了」。这种环境下，孩子和人相处不需要沟通。要求不被满足，只要一哭闹，大人都会尽量同意了。印象特别深，有一次小林不写作业，我给他留堂了10分钟，孩子就不乐意了，在我面前哭得满脸通红，还露出要呕吐的样子。我一下子吓到了，说你赶紧回家，别写作业了，结果这句话刚说完，他瞬间收住，不哭不闹，把书包一背走了。我就意识到，哭闹是他的手段，不是说故意要跟我耍，而是从小形成了下意识的身体和心理动作。对比之下，也有从另一种语言环境中长大的孩子——小萱，父母很重视「规则」教育，从不让她刷短视频，就是用书籍和纪录片把她「喂大」。她很懂礼貌，对规则有敬畏心，知道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纪录片节奏慢，小萱也明显受到影响，她特别沉静，喜欢看书，一个问题抛出来会考虑得很深，不只看表面现象。比如三年级的时候，有一堂课学苏轼的《赠刘景文》，很多孩子那时候都不知道苏轼，但小萱就说，她看过苏轼的纪录片，一生经历过很多苦难，所以他才能够劝刘景文要乐观豁达。她接着说，「但是老师，我想问你个问题，苏轼还写了一首诗，『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这不是三个地方吗？怎么跑一首诗里去了，是什么意思？」那一刻我惊到了，这是苏轼临死之前写的绝笔，意思是「你要问我一辈子做了什么事，我就告诉你三个地方，黄州、惠州和儋州」，没想到一个三年级的孩子跟我探讨这些。小萱上课不仅能接住我的话，还会主动引导，有时候我上课太着急了，课没有备得那么深，都能感觉到，她听起来会觉得没有什么大意思。我就觉得阅读引发的思考太有魅力了，不是靠一节班会课、一次语文课堂就能教出来的。我发现，一个爱看书的孩子几乎不会说烂梗，反过来，爱说烂梗的孩子几乎不看书，所以这几年，我其实想过很多办法，鼓励孩子多读书。虽然不能控制孩子的家庭和网络环境，但在学校里，我想还可以做点什么，引导一个孩子「好好说话」，拥有判断力和冷静思考的能力。但是怎样让孩子真正愿意读书？因为这个问题，我还跟其他老师争执过，她觉得应该让孩子统一看同一本书，然后设置几个考察题目，同时班级要搞借阅登记制度，防止书被弄掉了，才能建立有规矩的阅读。但我觉得，看书不是做工程项目，而是习惯的培养，越较真越培养不了。一件事情开头的成本这么大，孩子根本不会想碰书，所以一开始，我在班里办图书角，就把借书登记册给撕掉了。我希望孩子把看书变得像喝水一样自然，从来不考他们，而是用奖励机制，比如班里大家都在玩，有一个孩子把书捧起来了，瞬间就会被加分，奖励「阅读币」。我口袋里随时放着糖，就马上给读书的孩子，让他们知道读书是甜的。哪怕孩子捧着「假装」看，没关系，我也会夸，说你真是一个爱读书的小朋友，捧个三次，孩子可能就真的看进去了。我们班的书架有四层，最下层是绘本，给阅读基础弱的孩子；中间两层是适合他们读的；最上面一层是我自己的书，要站在凳子上才能拿到，读起来比较难，孩子们就会以能看我的书为荣。剩下的书是学生自己带的，一人一到两本，互相分享着看，尽量不带回家，在班级里丢不了。我也告诉孩子，既然把书带来了，做好丢的准备，自己赶紧先看，哪怕找不到也不要紧，谁拿走了也不要查，说明那是一本好书。班级图书阅读角搞了三年下来，我们班没怎么丢书，阅读氛围也挺好，书迷越来越多了。我亲眼看着一个对书没什么感情的孩子，现在能坐在那儿捧着书发笑，他绝对是看进去了。在这个过程中，有一部分孩子确实是被影响到了，语言和思维得到了训练，特别上课能感觉到，能回答开放性问题的孩子越来越多，有时候还会给出很不一样的想法。比如我印象最深的一个男孩，成绩中等，说话有点结巴，但特别爱思考。有次我们学课文《一粒豆荚里的五粒豆》，有的豆子被水泡了，有的被鸽子吃了，有的飘到小女孩病床边鼓励她，小女孩后来病好了……我就让大家讨论，哪粒豆子的生命更有价值？很多孩子都说，是鼓励小女孩的豆子，但那个男孩举手了，说被鸽子吃掉的那颗也有价值，因为对鸽子来说，如果当时它快饿死了，另一颗豆子也救了它。我当时觉得太牛了，孩子已经学会从不同角度看待价值。现在，我备课都不去预测答案了，因为孩子一旦被打开，会用自己的思维去理解世界，有很多次，他们说的答案远远比我预测的要好。语文课上，文小叨和孩子互动4我做语文老师快10年了，经历也很曲折，有激情有梦想，同时也有很多挫败感的时刻。记得一开始去乡镇学校任教，好多六年级的孩子拼音都写不来，部分孩子有阅读障碍，我当时特别有热情，和孩子都住学校，晚上下了课，会把孩子留下来讲作业，背古诗，孩子遇到心理困惑，也会和他们聊很久的天。那时候，我的教学能力一般，但对每个孩子都特别有爱，而且特别有执念，因为我也是从乡村走出来的孩子，就希望教育能够改变更多孩子的命运。但现实不是爽文故事，教育也不是童话。我越来越有一个感觉，爱更容易向不缺爱的孩子流动，教育也更容易向原本就爱思考的孩子流动。面对一些调皮的孩子，老师能做的太有限了，而且需要应对的问题越来越多，说烂梗只是日常教学中一个非常小的问题。很多人说做老师很无聊，几十年一行干到头，我说怎么会，在班里我几乎每一天都过得很刺激。作为班主任，有时候像是「救火队长」

十年后，陆庆松躺在病床上，脑部大大小小的肿瘤挤压出严重的脑水肿，那种剧烈的疼痛挤压在一起，像一直在爆炸的雷区，「那时候我想到了我姐，我在想她那时候的挣扎，那种炸裂的感觉，她当时的疼是不是就是这样」。

在时代的浪潮中生存，没有人能真正独活，也没有人能离开精神生活。余世存心目中的更好，是面对困境与寒冬时，个体不该被迫孑然一身。他认定，一定是自己要去问自己的内心，然后向外去问候这个世界，这才是嘘寒的本意，也是更好的方法。文｜莱克西编辑｜辛野

于是，他在一个假期里跑到一个朋友的公司，他们做了一个网络平台，梁永安帮着做一些策划和平台的发展规划。几个假期后，对方看他有很多思路都跟公司契合，想招他全职来做，他记得，当时开出的年薪就有一百多万。

对姜杰来说，一个重要的方式是内聚自我，为自己塑造一个稳定的内核，以抵御外界温差的变化。「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独特性，无论好坏都是你生命中的一部分，当我们的认知以及我们熟悉的一切发生变化的时候，内心依然要保持自身的笃定，面对生活中剧烈的变化，依然要保有一种稳定的状态，并将这一切化为己用。」文｜王唯编辑｜青蓝图｜受访者提供

现在，刘旸不想让来看他演出的人难过。也许在技巧上，没有更好的喜剧，但在情感上，每个人进剧场，应该是笑着出门的。刘旸再一次前进了一步，他希望来的人都能看见「你」自己，让冷场消解掉，每个人都能感到温暖。

走到37岁，郑执依然在追寻「更好」的生活和创作，只是，他不再执迷于「更好」。他觉得，人的一生，总是会遇到困难，会痛苦，会被卡住，关键还是放下对命运的掌控欲，找到一个平衡点，「平衡不是天平，而是一个自洽的过程」。

王笛说，他理解的「通透」，是看清了事情的本质和全貌，但依然在浪潮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锚点，从「该做什么」的声音中辨清「想做什么」，才是「更好」的自己。比如，当成功学、做人上人的浪潮席卷时，意识到过好日常也是一种幸福；在普遍迷惘的年代，不要陷入纯粹的消极，尽量找到支撑自己的事情。更重要的是，保持尊严而不被驯服。文｜王唯编辑｜楚明历史学家和他的日常

那天晚上结束之后，我妈跟我说，她其实已经猜到，我提到他们之后会落泪，他们心里也很感慨，她会觉得，父母为孩子做很多事情都是应该的，她理想中的亲子关系应该是比较轻松的，我为他们落泪，是他们没做好。

20岁8月初喜提人生第一台相机，这件事没告诉父母，因为他们不支持摄影这个爱好，更何况摄影很烧钱。但我偷偷攒钱买了这个相机，我提供的这张照片是我用这台相机拍摄的第一张照片，而我就把相机藏在了这个包里。

早几年的时候，杨九郎还会因为「不够忙碌」而焦虑，一段时间没有工作找来，他会担心，「是不是不再被工作需要了」。但现在，他不再需要某种「无聊的忙碌」来填补自己。处暑到了，对于接下来的秋天，杨九郎最期待的事就是找个时间，和朋友们一起进山露营，扎个帐篷，「就待在那里，什么都不做」，等待着微凉的秋风拂过身体的一刻。

在社交平台上，大厂离职人或吐槽前东家，或分享离职生活，这些都是常规操作。但在杭州，四名阿里P7级别的员工在被优化之后，没有去找新工作，而是凑在一起开了家包子铺。在阿里，P7通常意味着几十万的年薪、「精英光环」，以及一定的社会地位，而被离职，则往往意味着失去这一切，以及被推着被动去寻找新出路。

这种选择让他的自我和他的作品高度统一，戏是假的，但演戏本身做不得假。国民记忆中的陈佩斯轻快、活泼、透着一股子市井，但在漫长的后半生，陈佩斯选择了一条清苦孤绝的道路，时代的激流变了又变，陈佩斯始终还是那个陈佩斯。他笃信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把人生绝大多数精力放到创作之中，最终人生也回报给他甜美的果实。或许在外界看来，这果实不够大，不够漂亮，但陈佩斯收获得踏实，理直气壮，他喜欢秋天的分明，因为眼前的一切，都是他最想要的。文｜金壳编辑｜桑柳大道戏剧谷的初秋

22岁我的小狗今年已经14岁了，腿脚不是很好，有的时候还会摔跤。7月的某一天，他在家溜达的时候腿软摔倒了，我们决定在哪儿摔倒就在哪儿躺下歇会儿，最后，他躺在地上睡着了，我躺在沙发上一起睡了个午觉。

12年前，北漂青年陈鸿宇想象过什么是「更好」，那时候他希望在偌大的北京获得一席之地。他透过地下室的玻璃窗往外看，他想，那扇玻璃窗和写字楼玻璃幕墙的距离到底有多远呢？什么时候他可以拥有一扇更大、更明亮的窗户呢？

七月上旬，小暑时节，历史学家罗新要开始新的徒步了。罗新喜欢徒步，他说，这种时候，身体和思绪都在路上，充满想象力，有点像白日梦。他甚至能察觉到自己的思绪如何运转，也会看到，当人走出自己的生活，在广袤的天地里，会看到在历史中，前人有过的、很不一样的人生。

这就是心理学本科毕业，很多学校授予的是理学学位的原因。关于心理学和心理咨询技术，其实是两个不同的方向，只不过现在在国内学的大都是心理学，很少学的是心理咨询技术，所以要区分开这两部分，不然容易踩坑。

「健康地过好春天、秋天、冬天，才能更好地过夏天。这是一个系统。」单霁翔说。按图索骥地过好每一个节气，就是更好的一年，一年一年地积累，人就拥有了更好的一生。文｜王唯编辑｜桑柳「年轻人」单霁翔的退休生活

这次性骚扰事件，与此前许多事件不同，不仅受害者众多，且有多位蓬蒿内部人士站出来讲述——他们看到了什么，他们复杂的情感，内心的斗争，以及他们为什么最后决定说出这一切。当然，最后，他们也因此被起诉。

保罗·萨罗佩克是个一直穿越边境线的人。6岁那年，他就跟随父亲从美国搬到墨西哥，此后他一直生活在边境：地理上的，和心理上的。他曾经是个记者，两次获得普利策新闻奖，但后来，这些变得都不再重要，2013年开始，他从埃塞俄比亚出发，一路穿过非洲、中亚和南亚，并在2021年底到达中国。他在中国走了两年多，接下来，他还要一路走去美洲。他已经走了超过十万公里。

开店有一点跟世界脱节的感觉，太沉浸在自己的小世界里了，我又重新感觉到疲惫，因为你还是要面对，生活重新又陷入了一种平静和重复，刺激和成就感逐渐减少。好像不管是工作还是开店，需要解决的困境始终都在。

后来，她建了自己的微博，开网络直播。屏幕里的她披着头发，涂深红色口红，抱着一把吉他弹唱，那场直播只有30多人观看，始终没有人互动，有人看了截图评论「像女鬼一样」。直播结束后，许美静立刻注销了账号。

我后来到公司外面接戏，面试通过别人考核的时候，也会更有成就感，因为都是通过自己实力试上的戏。那个时候大家也都愿意给新人机会，行业也很好。对于我们所有演员来讲都一样，好像很容易就从一个网剧突然出来了。

个亿的职场精英，怎么现在还能拿2000块钱的失业救济金呢？但其实想想也就是自己心里的一场戏，没有人在乎。

不同公司的快递员都向我展示了他们手中的APP——一套严格的指标考核体系规范着他们的工作：签收率（每个时段都要考核）、投诉率、揽件及时率、物流停滞率……每一项都对应着清晰的罚款制度。

但他也写道，「资源整合或者被砍掉之后应该怎么办？没有补充力量进入，农村女性想要看妇科病、想要做产科手术只能去县城，结果是『看病越来越难也越来越贵』，这与我国长期坚持的医改方向与目标是相矛盾的。」

我就下定决心，一定把普通话练好，不管看剧还是看新闻，电视上面说一句，我跟着学一句。差不多半年的样子，我才慢慢改掉口音，先试着和同桌交流，再往前后桌扩散，有了更多的交谈伙伴，我才感到融入到了新生活里。

那个时候我开始有了一种切实感受，原来房子可以涨这么快，感觉一瞬间就涨起来了。也是那时候，我开始有紧迫感，被潮流推着，很快就在朝阳区买了一套47平米的老房子，我一个人住正好，离单位比较近，通勤很方便。

伟梦·清水湾里的临峰香阁和龙井香院都是高层建筑群，分立于小区的东北角和西北角。「太通风。」一位业主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自己曾看过临峰香阁的毛坯房，虽然是夏天，但进门后到阳台吹风，没多久就觉得冷。

婚姻里，向佳和丈夫陷入博弈，她感到很矛盾，又说不出具体来。以为孩子跟自己姓，约定好就行，上了身份证便板上钉钉。结果复杂的全在后面，这件事是种交换，需要筹码和代价。谁让了一步，一块「石头」就落在了对方心里，以后的账都会从这里算起。明面上体现在彩礼、嫁妆、房产的平衡中，更细碎绵长的拉扯深入进两个家族。在社交平台上，随母姓的话题多次引起公共讨论。在我们了解到的一些家庭中，有丈夫认为随母姓，有违对长辈的孝顺，也否定了自己为家庭的付出。而女性这么做的根本动机里，仍然掺杂为自己家族延续香火的因素，并非出于自己的意志。一直以来，向佳也是背负母亲的要求去做这事，闹到要离婚时，母亲放下执念开始劝和。那究竟为什么要付出这么多去争取？她忽然迷茫了。

在横店，几乎每一个和我交谈过的短剧从业者都说过两句话。一句是「王晶也拍短剧了」，另一句是「都要吃饭的」。业内流传着爆款短剧的创收神话：制作成本50万左右的《无双》充值过亿，《闪婚后，傅先生的马甲藏不住了》24小时充值过2000万……事实上，短剧虽然制作成本不高，但需要在视频平台大量投放信息流（简称「投流」）才有火爆的可能。据称，《无双》的投流费用超过8000万。只有在第一轮投流里获得较好收益的短剧，才会得到进一步的投流倾斜，大量短剧的结局是无声无息地沉底。即便赚了钱，大头也归于出品方，制作方只能分到微末的比例。至于工作人员和演员，都是拿着每天数百至数千元的报酬，像其他职业一样，靠出卖时间赚取生计。制片人张磊一说起短剧就生气，「这玩意儿不是个东西」，但他也说，短剧「养活了这个行业的很多人」。此时此刻，这个行业的风向也正在发生变化。从2022年12月，国家广电总局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网络微短剧管理

这个故事从始至终捍卫和保持着自身的复杂，观众在此刻也需要作出自己的「决定」，至于决定是什么，那是每个人的自由。（以下文字可能存在剧透）

日凌晨的雷达录像，而不是简单说没看到（飞机）。」还有一些像产品说明书，有着我完全看不懂的技术术语——「在

过去这些年，始终有人好奇，马诺现在过得怎么样了，「她坐上宝马车了吗？」当年马诺22岁，现在35岁，人生如此漫长莫测，她稀里糊涂做了一些选择，也错过了一些机会。她自嘲说，自己不仅没有坐在宝马车里笑，甚至是「坐在自行车上哭」。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肿瘤内科主任王洁，是中国肺癌精准治疗研究领域最顶尖的科学家。她说，在收到《人物》的邀请时，她是有些犹豫的，她经常在学术会议上谈论女性肺癌的话题，但是从来没有对医学专业之外的公众讲过这些故事。但眼前的事实是——全球数据显示，越来越多女性罹患肺癌，不吸烟的女性肺癌患者的发病率也在升高，背后是基本共识：很多女性可能受到二手烟及三手烟的影响，也可能因为她们在厨房接触了大量油烟，这些诱因可能共同导致了她们的身体里一个名为表皮生长因子的受体（EGFR）基因产生突变，导致肺癌发生。女性肺癌，逐渐成为了一个全球关注的课题。最终，王洁医生走上了《人物》「女性力量演讲盛典」的舞台，温柔又坚定地讲述了她与肺癌长达几十年的对抗。策划｜《人物》编辑部我是王洁，是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的一名医生。很高兴能来参加今天的活动，其实《人物》邀请我的时候，我听到主题是「女性向前一步」，就有很多话想要说。我想跟大家分享我们在女性肺癌领域的故事。说实话，决定来这里之前，我有些犹豫，我是一名专门研究肺癌的医生，女性肺癌的话题我经常讲，但那都是在学术会议上，我很少像今天这样，站在这样的舞台上，向医学专业以外的公众讲这件事。这对我是一个挑战。不过我现在站在这里，一来是我喜欢挑战，我愿意尝试从前没有做过的事，更重要的是，我也想要把女性肺癌背后的故事告诉更多人，尤其是女性观众们，我想来给大家鼓劲打气。我想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自己。我从小生活在一个医学氛围浓厚的环境中，家人大都是医生，妈妈、姨妈、舅舅都是学医的，我姐姐亦学医，所以我从小就心无旁骛，没有想过人生要选第二个专业。后来我在华西医科大学呼吸内科读博，开始选研究方向的时候，也是一路直奔着呼吸疾病里最难的肿瘤来了。我的想法很简单，既然要当医生，那就要当好医生，挑战最难的疾病。当时肿瘤研究非常落后，没有什么有效的药物，也没有什么好的治疗方法，但我从小的性格里就有种不服输的劲儿，我想要挑战这种未知，我想要找找新的路。我是从大概30年前开始踏入肿瘤的研究领域。那时候还没有女性肺癌这个概念，当时更多见的肺癌是肺鳞癌，这个类型的患者中大多数是吸烟的男性。这是我们很熟悉的概念，吸烟有害身体健康，吸烟是肺癌的高危因素，但随着新病例的出现，我们逐渐发现，不吸烟也可能得肺癌。在最近20年间，我们发现肺腺癌的发病率逐渐升高，甚至现在超过了肺鳞癌，这不仅是全球的数据，中国的数据也如此。而恰恰就是在肺腺癌的患者群体里，女性占到了很大比例。尤其是在我国肺癌新增病例中，不吸烟的女性比率大幅上升。我也在自己的研究和临床实践中发现，女性肺癌成为了一个全球关注的课题，甚至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题。不吸烟的女性肺癌患者的发病率升高，这一度成为了肺癌研究的难点，针对这个难点，全世界有很多研究。其中一个基本共识是，不吸烟的女性很可能因为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如二手烟甚至三手烟的影响，也可能因为她们在厨房接触了大量油烟，这些诱因可能共同导致了她们的身体里一个名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基因产生突变，最终导致肺癌发生。一开始，我们没什么药可以用，我在2002年到2004年曾在美国MD安德森肿瘤中心作访问副教授，当时针对EGFR基因的靶向药物已在美国上市，我在病房里亲眼看到化疗失败的患者用了靶向药之后，肿瘤明显缩小了。当时深感震撼，真的可以找到一条新的路，帮助病人继续往前走。于是，2004年底我回到北京后，很希望能在这条路上走的更远，帮助到更多人。在我的门诊中，不乏有很多的女性。坚韧、奉献在她们身上表现的淋漓尽致。她们总是竭尽全力去帮助自己的亲人，不弃不离。我常见到在门诊陪父母看病的女儿，陪丈夫来的妻子，甚至陪着孩子就诊的母亲，她们常常抱着厚厚的资料，一脸的疲惫和惶恐。但听她们所提的问题，就能感受到，她一定是做过功课的，明明不是医学专业的，却能把那些晦涩难懂的医学名词都记了下来，她们身上的那份热切和执着令我难忘。我深深地理解她们所承受的压力和责任，并希望能够通过我的专业知识和经验，为她们提供力量和支持。我想，我能够给予这些女性同胞的力量，就是希望。也许是上天在帮助她们。大量数据显示，中国女性肺腺癌患者里超过60%的人有EGFR突变，也就是说，针对这一突变的靶向药有可能给这些女性带来福音，改变她们的生存结局。当时，传统治疗只有大概十个月的生存时间，但是因为很多女性患者都有突变，应用靶向治疗后，她的生存时间可以一下子延长到四、五年，甚至治愈，在这些时间里，她可以一边吃药，一边工作，可以正常生活，做自己想要做的事。这是上天送给她们的礼物。不过，想要得到这份礼物，还有一个难关要过。使用靶向药前，需要确定病人是否有EGFR突变，这需要进行基因检测。对中晚期肺癌患者而言，这种基因检测只能通过取活检的方式进行，也就是取一块肿瘤组织进行检测，但问题是，在临床实践中，有些患者是没办法做活检的，可能因为高龄或严重基础病变不能做活检，有的患者肿瘤位置太靠近大血管，做穿刺风险太大，还有的病人肿瘤位置过于隐蔽，穿刺取不到样本，这都导致她们拿不到基因检测结果，无法指导用药，眼睁睁看着上天的礼物溜走了。我不甘心，我想要另辟溪径，探寻一条路。我一直在想，如果组织活检这条路走不通，有没有别的办法？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血液。血液检测有很多好处，它比穿刺活检更容易拿到，血液检测也可以实现动态监测，更早地发现耐药基因的出现。你不可能一直进行有创的穿刺活检，但是抽血是相对容易的事情。通过血液检测出EGFR突变以指导和调整治疗方案，我觉得这是一条新的路，更简便、可及性也更高，将使更多的患者有机会得到精准治疗机会。我们开始从大样本的回顾性研究里建立方法，去证明这个方法是可行的，是能够把这部分靶向治疗受益患者群体筛选出来的。事实证明，我们做到了。2009年，我们团队成功建立了外周血动态监测肺癌驱动基因的新技术和无创肺癌诊疗体系，成果发表在了美国最著名的临床肿瘤学会会刊《Journal

在《人物》「女性力量演讲盛典」的舞台上，思文是最特别、也最「叛逆」的一位，她讲述了自己离开脱口秀舞台后做了很多自己想做的选择，最终在播客的世界中找到快乐，至于这种叛逆有多重要——「自从开始叛逆，我的月经归位了，我的灵魂也归位了」。

2023年，是战鹰的「突围」之年，在成为职业棋手的第九年，她的人生仿佛「卡」住了，她做了很多尝试，学韩语、学直播、做解说，什么都会一点，什么都没有大起色。在她决定转行去当一名围棋老师的时候，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直播时，因为网友的一句安慰，她「破防」了，而那个真情流露的时刻，打动了很多人。每个人都可能有拼尽全力也得不到回报的时候，很奇妙地，这成了战鹰和年轻人最深刻共鸣的点，一种来自普通人的感受。战鹰也因此从职业围棋的世界中突围，成为了围棋圈新的「科普者」和「推广者」，也让更多人对女棋手有了更多元、鲜活的理解。但这并不是战鹰人生中的第一次突围，无论是小时候决定走职业围棋这条「窄路」，还是19岁那年终于穿过定段赛的「窄门」，战鹰一直如同她的名字一般，「勇敢、不轻言放弃」。策划｜《人物》编辑部1大家好，我是战鹰，一名职业围棋棋手，现在也做围棋直播和解说。不知道现场在座的大家有多少人会下围棋，或者说对这项运动感兴趣。我今天想做的，就是通过这十五分钟，让大家听听我的故事，对我们这些下围棋的人更了解一点儿。我从6岁就开始学围棋了，一开始只是少年宫的兴趣班，但学了半年，就在我们河北省的围棋比赛中拿了同龄人组里的第六名，爸妈觉得是不是有些天赋，就开始有意培养。等到了8岁左右，省里比赛我就能常常夺冠，我的围棋启蒙老师很郑重地建议我爸妈，可以考虑让我试一试走职业。如果想走职业，意味着选择了一条窄路，不再去学校上课，专心学棋。我们家其实没什么围棋背景，我爸爸是开战斗机的，妈妈是老师，他们很勇敢地做了决定，就觉得孩子有天赋，不能耽误孩子。为了培养我下围棋，妈妈办了停薪留职，我也休学了，我们俩的世界就开始围着围棋转。先是在河北省内学，我妈带着我，听说哪里有好的职业老师，就去找人学棋，把河北省的高手都找完了。后来，她又带着我来到了北京的道场学棋，开始进入一个更加残酷的生态圈，那一年，我12岁。在北京，我们从早上8点半就开始训练，一直训练到晚上8点半，中间吃两顿饭，晚上8点半回家后，家长还会督促你再接着练，练到10点半甚至11点，之后倒头就睡，第二天早上8点起来又是新的一天，天天如此。我记得有一天，我和同学在中午吃完饭去买了一个冰淇淋被我妈妈碰到，她都会觉得，怎么没有把时间花在学棋上。对于一个才十几岁的孩子来说，这样的生活挺压抑的。我们围棋老师也说，有时候看到我们这些十几岁的孩子，明明应该是在人生中最外向、最有活力的时候，但是一个个在道场，好像是来这里修行一样，必须集中全部的注意力，必须压制自己的欲望。我印象很深，15岁那年，我人生中第一次去

在写作的时候，我就一直觉得，我不能仅仅停留在讲台上，我如果真的想了解我的学生的话，我应该了解到他们背后的家庭。所以，从2017年开始，我就去学生家家访，一直到2022年，我去过二十多个学生家里面。

去年底，一部名为《大卫·赫尔姆斯：大难不死的男孩》的纪录片正式上映，它第一次完整地展露了哈利·波特扮演者丹尼尔·雷德克里夫的替身演员大卫·赫尔姆斯在特效拍摄过程中受伤、瘫痪、重建生活的全过程。

作为四枚冬奥会金牌得主，王濛的人生中有太多「向前一步」的时刻，但在《人物》2024年「女性的力量」演讲活动盛典上，她的故事不是关于胜利，关于四枚奥运金牌，甚至也不是关于短道速滑，而是自己的母亲，张晓霞。作为当晚第一位演讲嘉宾，王濛用她极具特色的东北方言，生动且深情地讲述了普通东北女性张晓霞的一生，这也是王濛第一次公开讲述妈妈的故事以及自己真实的成长经历。王濛说，在传统意义上，张晓霞不是一个潇洒的女人，也不是一个「向前一步」的人。但也正是因为张晓霞的「不进步」，最终才有了她的「向前一步」——王濛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带着张晓霞「向前一步」，「世界上，有多少的母亲也像张晓霞一样，用自己一生的隐忍、奉献、守护、承受，回击着这个世界对女孩们所有的禁锢和偏见，于是，张晓霞们不曾拥有的，最终才得以在女儿们身上实现。」策划｜《人物》编辑部

做大学辅导员近三十年，傅荣越来越觉得，这是一份什么都要干的工作。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傅荣考编进入黑龙江省一所普通师范类高校，主动选择了辅导员岗位。在她当时的印象里，无论是学历要求还是工作内容，辅导员都是高校岗位中最不卷的一个。但现在，不光是青年教师困在绩效里，辅导员也在承受不断加码的考核压力。尤其是这几年，家校联系加强，家长群几乎成了各大院校的「标配」。傅荣觉得，自己的工作正在从对学生和学校负责，演化为对学生的家庭负责，像是一个「24小时的总服务台」，辅导员的职能边界越来越模糊。我们联系到傅荣的前一晚，她刚从医院回来，一个学生因为恋爱「谈崩」自伤，被送去急救，傅荣再回到家时，已是凌晨三点半。傅荣说，半夜被喊起来去急诊是常有的事情。有时睡到一半，铃声突然响起，整个人会下意识从床上弹起来，感觉像是中了一枪。变化的不止有辅导员的工作。作为带过80后、90后和00后学生的「老」辅导员，傅荣见证着不同代际的学生的变化，家长的变化，以及大学教育环境的变化。这几年，傅荣发现，自己所在的大学越来越像一个「温室」，延续着高中的学习和管理模式。但她觉得，大学应该是学生走向成年、走向社会的过渡地点。学生的目标不仅只有学习，还包括找到人生的主线，这需要自由的探索空间。如果还是延续以前高中的模式，大学生怎么会不迷茫？傅荣也感到过迷茫，眼见高校辅导员队伍越来越卷，同事里，有人去东南亚卷博士，有人在表格里卷数据。细密的指标抢占了工作中原本富有生命力的那部分，「就像是每根头发丝儿都给你规定好了，应该是往上飘起30度」。经历过困惑、挣扎，傅荣和我们分享了她这么多年的思考、观察。还有她对辅导员工作的最新理解——用「达标」应对形式主义的卷，用省下来的时间和精力，「最大程度激发学生往前走的生命力」。以下，是傅荣的讲述。

3月16日，杨妞花在《人物》2024年「女性的力量」演讲活动盛典上，回顾了自己找回名字与人生的「复仇故事」。

也许你听说过这样一种疾病。发病初期，像是在减肥，患者严格控制食物，害怕热量，拼命运动；接着，在不知不觉中，开始感到减重上瘾，甚至无法准确判断自己的胖瘦变化；再接着，瘦到营养不良的程度，生理和社会功能都被严重损害；最后，体重逼近30kg，25kg，20kg……持续恶化，直到悄悄滑向最严重的死亡。

最近一段时间，「去非洲打工搞钱」成为95后最新的职业理想，相关帖子和词条频登热搜。在「内卷」「PUA」「996」被广泛讨论的今天，非洲似乎成为「只想搞钱」的毕业生们新的就业目的地：包吃包住，高薪无忧，还工时灵活，休假时候能去看动物大迁徙。年轻人在非洲生活，是否真如词条一样让人羡慕？《人物》找到了超过10名出海非洲的95后，他们中年龄最大的出生于1996年，今年27岁，最年轻的出生于2001年，去年刚刚毕业。接受《人物》访谈的年轻人都在中方企业上班，行业则主要分布在矿业、制造业和建筑业。在他们的讲述中，应届生去往非洲的平均工资在12000-15000元左右，确实是一个不错的开端。真实的非洲生活里，工资仅是很小的一部分。在和《人物》电话访谈时信号时断时续的另一端，大部分非洲的派驻地点像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一切都还在生长的阶段。高楼和板房互是邻居，路上汽车和牛车并肩行驶，甚至一些驻地就设在山沟无人处，最近的中方医院开车两小时才能到。就是在这样相对野生的环境，机会正在缝隙里生长，「热土」成为他们在访谈中频繁使用的词。但真实情况是，非洲地广人稀，国家、行业情况不同，即便是同一岗位，正式工、劳务派遣和普工之间的差异也巨大。为了高薪，一些人甚至暂时放弃了国内社保，拿着旅游签出国务工。多个年轻人提到家长们最开始反对他们去非洲，甚至有人的母亲打电话报警，原因是觉得女儿要被拐去做诈骗。几乎每个人都强调了一定要开车出门，有半数的人提到了自己或身边人经历过至少一次抢劫。疟疾、伤寒，这些在国内几乎听不到的病，在那里很常见。因为外面环境不稳定，外派非洲的年轻人多被「圈」在项目驻地，宿舍、办公室、食堂和篮球场就是生活的全部。这些95后倾向于不在非洲久留。但也许，在新一代年轻人的眼中，值得做一辈子的工作也不多。趁着身强力壮还充满好奇心，出去转转，不陷于公司与出租屋的两点一线，顺便攒起一笔钱，也许就是他们去非洲的最大意义。我们选取了其中的5个人，展开讲述他们的故事——

35年来，杨素秋一直生活在学校：出生在教师楼，长大在教师家属院，读完文学博士又进入高校为学生教课。很长时间里，她的生活没有太多复杂的东西，做科研、备课，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但在36岁这年，她决定去政府挂职，当一年临时的西安市碑林区文旅局副局长。那时她对政府工作的认知几乎全部来自影视剧和文学，面对办公室主任递过来请她批示的文件一脸茫然：阅、阅处、阅示，这些差别细微的文字表象背后，到底有什么实质不同？她原本想象的岗位职责，都被局长微笑着告知：这不归我们管。但入职第一周，她也接到一个实打实的任务，建设一座区级公共图书馆。从选址、招商、装修到选书，建造图书馆的各个环节挑战百出。杨素秋发现当她的手上有了那么一丁点权力，她就迅速地被各种商人包围，书商们发来的书目里也藏着「馆配书」生意的潜规则。甚至，她还因为精心选书，触及了他人的利益，受到威胁。当碑林区图书馆建成，她又因一篇介绍、宣传图书馆的文章「闯了祸」，不得不专程向上级领导道歉。这一切跌宕起伏都被她记录下来，写进了一本书：《世上为什么要有图书馆》。从她的书里我们能读到一个爱书人守卫书目的故事，也能读到许多爱书人怎样用书构建一个立体多维的精神宇宙，还有一个书生挂职区政府的365天。以下根据杨素秋的口述和书稿整理而成——

近几年，社交媒体上，亲戚二字几乎总是和「吐槽」联系在一起。在经历逃离、拉黑与试图和解之后，年轻人找到了亲戚关系的新解法：断亲。有人因为空间距离的分隔而不得不「断亲」，有人因为亲缘交往的负面体验，发现「断」了更好。到了今年，「断亲」似乎从以往零散的故事，变成了一个广泛的社会现象。为什么年轻人越来越多地「断亲」？《人物》找到了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胡小武。他长期关注城市社会变迁议题。2022年，他和他的研究生共同发表论文《青年「断亲」：何以发生？何去何从？》，这是学界最早关注「断亲」现象的研究论文。在1200份随机调查问卷中，胡小武发现，青年「断亲」现象确实已经成为一种社会常态。绝大多数的90后以及00后，家里如果没有事情就几乎不与亲戚联系。之所以关注「断亲」，也是因为早在十几年前，胡小武就有了「断亲」的体验。他出生于江西新余城郊的农村，是一位70后。在他的记忆里，一年里亲戚之间总会有那么三五回的交往，分散在不同的时间节点，维系了一种相对密切的亲缘关系。但当他离开家、到南京大学读研后，每年回老家的时间基本上只有一两次，二十多年间，和亲戚的联络变少了，即使回家，也能感受到明显的生疏，小时候自然的、有所关怀的话语，变成了一问一答的交往。在和学生的接触中，胡小武也发现，年轻人的亲缘关系也越发稀薄，「断亲」逐渐成为跨越各个年龄段的普遍处境。不同的是，他这一代的「断亲」更多是一种无奈，而越来越多年轻人则是主动「断亲」。他从过去四十年城市化带来的人口迁移、都市生活方式的变革以及内卷化的成长环境出发，向我们分析了「断亲」的成因。城市化不断深化的过程中，面临「断亲」的不止有年轻人，还有老年人。对于年轻人而言，「断亲」之后或许可以找到亲戚外的替代性关系。但对于更多老人来说，他们流动，或回乡，或不流动，本质上都是孤独的、纠结的，不圆满的老年生活。这是「断亲」背后更大的社会困境。但胡小武并不认为断亲是一个「社会问题」——它不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而是一个结构性变迁的结果。人们选择「断亲」，也并不是真的不在乎了，反而恰恰说明，我们越来越渴望能滋养人的亲情。这是生而为人的基本需求，怎么能断得了？也因此，他抱持着审慎的乐观，觉得今天「断亲」的年轻人，或许会有「认亲」的一天——只是那时候，我们对于「亲」的认识与选择，也许会和今天有所不同。以下是胡小武的讲述。

3月1日，电影《周处除三害》在中国大陆公映。令人意外的是，在春节档余温尚存之时，这部事先并未做太多营销推广的电影却掀起了观影热潮，而在所有关于影片的讨论中，「这都敢拍」成了出现频率最高的评语，这也一定程度上掩盖了电影本身的瑕疵与亮点。《周处除三害》究竟是一部怎样的电影，它不足与优秀之处分别是什么，以下是专业影评人梅雪风的点评——文｜梅雪风

我母亲对家庭整洁有着异于常人的苛求。在我的记忆中，家中的洗衣机在白天几乎从不停歇。有时，我会怀疑世界是否是伴随着洗衣机的旋转而诞生的。在购买全自动洗衣机之前，母亲总是一边让洗衣机转着，一边把洗衣机的水阀打开，她坚称「这样（以来）洗衣机里的水永远是干净的」。除了不胜枚举的细节，我似乎对此没有更多的认知。于是，我找到了有着类似情况的11个人，其中8人因家属对清洁度的高要求困扰不已，另外3人有着不同程度的洁癖，在他们的讲述中，我对此有了更多的了解。在日常生活中，有人会将「爱干净」视为洁癖，或者自嘲「有洁癖」。实际上，「爱干净」和洁癖是两回事。医学概念上的洁癖是一种精神疾病，属于强迫症的一种，主要表现为对清洁的过分关注和强迫性清洁行为。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的主任医师王振提到，很多人很难识别洁癖和爱干净的界限，而判断洁癖的简单办法，除了症状本身外主要看两方面——一方面是其本人是否因为这些行为感到痛苦或一起生活的人是否感到痛苦；另一方面是这些行为是否耗费了大量时间。洁癖无一例外地给这些人的家庭带来大大小小的矛盾和影响。另外，许多洁癖患者还有一定的控制欲，会将自己的情绪和行为要求，延伸到家庭成员身上，让他们也倍感困扰。一些认识到或者确诊过的洁癖患者，尽管知道是疾病在作怪，但也不时会心生自责和内疚。而作为强迫症的一种，洁癖的治疗过程较为反复和漫长，这对患者本人和家庭，都是艰难的试炼。更多地理解这个疾病，以及被它困扰的人所经历的痛苦、妥协与和解，或许是疗愈它的第一步。

这次「一封信」征集的主题是「慢慢来」，不免让人停下来思考：在越来越快的漩涡里奔跑的我们，有多久没想过关于「慢」这件事了？在这个争分夺秒的快时代，太多人急切想要一个答案，想要巨大的成就，想要瞬间的博学，想要立刻拥有财富，想要马上变瘦变美，想要爱情突然降临……就连人们常说的一句「慢慢来，比较快」，依然要在表达「慢」的过程的后面，加上一个体现「快」的结果，依然隐含着某种「慢」是为了「快」的意味。外界裹挟之下，女性更是被提出了越来越多的要求：要漂亮又要能干，要专业又要周全，要当个好职员，还要当个好妻子、好妈妈……那些「大女主」的模板，像时钟一样催促着她们朝着一个完美的路径奔跑，好像慢一点，就输了。《人物》「一封信」栏目联合「欧诗漫」共同发起38妇女节「珍珠女孩，美在慢慢来」的特别征集后，很多珍珠女孩讲述了自己的故事。每一封信，都是一位读者在小规模地展现着自己的跋涉历程。在那条路上，他们曾被迫进入一种「快模式」，同时也承受了「快」的副作用：焦虑，内耗，压力……「不敢停下来，哪怕一刻的休闲都感到是在蹉跎」、「好像不按时完成社会指标就是失败」、「我不知道如何走出这样的内卷和自耗」……这样的句子在来信中有很多很多。但当她们尝试着放慢脚步，才发现，原来问题是可以迎刃而解的，原来那些糟糕的状况，没什么大不了。就像养珍珠，每颗珍珠都需经历3-5年的时间慢慢生长，经过阳光和流水的打磨，逐渐长成自己的样子。很多人认为，好珍珠就是光亮、圆满，再加上足够大。但世界上是先有了珍珠，才有珍珠美的标准。每颗珍珠都会发光，养珍珠的人，必须给它时间，也给自己时间。以下是女孩们「快」与「慢」的故事。策划｜《人物》编辑部✉️

在新近上映的电影《周处除三害》中，演员王净饰演一个母亲为人顶罪入狱、孤苦的发廊女孩，被阮经天饰演的陈桂林从黑道大哥手中救下。戏份不多，却是她跟大陆观众见面的第一部电影。但或许很多人早已认识她，她的面孔出现在近几年一些备受好评的电影、剧集中。比如《关于我和鬼变成家人的那件事》里，王净饰演被看作「花瓶」的女警察，但结尾反转，她才是内鬼和终极boss，她的台词是，「花瓶哪是你一眼能看穿的？」这是创作者试图创造的崭新的女性形象。这些作品里，有被解构的男性主导的警探世界，有忧郁黑暗的原生家庭，有「我们不要就这样算了，好不好」的互相打气，作为演员的王净，正承担着这份新鲜的功能。角色之外，2月初，她刚刚过了26岁生日。9年前，她是一个着迷文字、以笔名「菌菌」出版了两本小说的高中生，意外得到试镜邀约开始演戏，这之后，她因为一段在出租车上演唱《小幸运》的视频走红，之后走上了演艺道路。她不是科班出身，但传递角色情绪时有异常敏锐和精准的一面。这种敏感是她的天性，也或许来自于她的经历。中学时父母分离，她和父亲从此没再见过，15岁时被送到美国念书，再到日本读大学，回台湾演戏，告别像轮回一般在她生命里循环，至今也没能适应。电影《瀑布》里，王净饰演一个在单亲家庭生活的女儿，有一场戏是和父亲告别，她把自己从未和父亲告别过的遗憾用在了戏剧里，演出了一种复杂的情绪，责怪、愤怒，但最终占据上风的，是爱和不舍。《人物》的采访里，我们试图跟王净聊聊这些伤痛，但随着成长，这些原生家庭的印记在她身上逐渐淡去了，聊起父母的过去，王净说，「那很像别人的人生，其实已经与我无关了。」电话这头，我感受到一种轻盈，她不被某一种叙事束缚，就像她在大众视野中呈现的那样，真实、坦率，被拍到恋情，她承认得很大方。25岁被视作四分之一人生，是成长过程中一个微妙的分水岭。刚刚过了25岁的王净怎么回看自己的人生，在女孩长大的故事里，这是属于她的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