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多前，在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出现了一例罕见的判决。一所小学的两位校长被判刑，罪名是玩忽职守罪——他们收到家长举报，得知有一位男教师性侵学生，却隐瞒不报，导致侵害继续发生，最终有9位学生受害。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教育工作者因为漠视未成年人受害而被起诉。起诉的原因，是2020年5月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家监察委员会、教育部等九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意见（试行）》。这份文件规定，学校、医院、儿童福利机构、宾馆等机构的工作人员，发现未成年人受到侵害，必须向公安机关报案，不报告而造成严重后果的，将受到处罚。2020年秋天，强制报告制度被写入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正式上升为国家法律。写入法律就意味着，对一部分人来说，得知有孩子被伤害，报告不再是一个道德选择，而是一项法定义务，一种必须承担的责任。到今天，这项制度已经实施了近两年，两年里有很多事情发生——全国共收到超过1600次报告。这意味着当目睹孩子受害后，有1600多人选择报警，他们中有医生、老师，也有酒吧员工、出租车司机。我们想知道这项制度的起源，谁推动了它的建立；因它而发现的1600多起案件，背后又有什么故事。为此，我们去到了各地的检察机关。在杭州萧山，我们见到了几位检察官，多年前是他们，因一起案件受到震动，建立起这个制度的雏形。在最高人民检察院，我们见到了决策者，了解到这项制度诞生的背景、推向全国的历程。我们也和最基层的县检察官聊天，他们讲述案件中人的遭遇与情感。我们发现，这项制度保护的，往往不是那些来自温暖、健全家庭里的孩子，而是那些缺少关爱、照护和陪伴的儿童，那些在不完整家庭长大的儿童，那些生活在社会褶皱地带的孩子。堆积如山的起诉书和判决书，记录的对伤害的惩罚，同时在保护的，也是我们的孩子的生活。文｜林松果编辑｜姚璐图｜视觉中国（特殊标注除外）终于有了一位警觉的医生一切都要从那个深夜的电话说起。2017年7月31日，凌晨两点，杭州萧山区110热线，接到了一个来自医院的报警电话，报警人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的一位女医生。她说，自己在急诊中收治了一位特殊病人，觉得不对劲，希望警察能过来看看。她的病人，是一位13岁的女孩，到医院时下体已经撕裂，流着血。陪女孩来的是一位中年男子，自称是她父亲。医生处理完伤口，问孩子的伤是怎么造成的，男子说可能是不小心撞伤的。这个回答太荒谬。医生起了疑心，继续问女孩多大年纪、在哪个学校读书，男子支支吾吾，回答得模棱两可。医生觉得不对劲，拿起值班室电话，拨了110。随后赶到的警察，在男子的住处看到，卧室的床单、被套、地板以及男子的袜子、女孩的睡裙上都是血迹。之后的物证鉴定证明，房间里的一杯饮料被投放了安眠药。很明显——这是一起性侵案件。案情一点点廓清，负责该案公诉的萧山区检察官张功的感受是，能发现这个案子，真的很险。男子是女孩的邻居，对女孩的侵害已超过一年、发生过多次，但始终没人察觉——女孩是典型的留守儿童，父母在广东务工多年，从出生起，她就跟奶奶和大伯一家一起生活。一年多前，女孩在小区认识了这位中年男子，他看着人不错，有妻子、女儿，对女孩也很好，会带她去游乐园，给零花钱、陪她玩游戏。时间久了，家人也放心让她在男子家过夜。她遭遇的一切，家人都毫不知情。甚至最后案发，靠的也是一种偶然的运气。男子带女孩去了三家医院，前两家是规模较小的民营医院，医生看女孩的伤很严重，没有做手术的条件，都没有接收，建议转院。女孩受伤部位的特殊性，没有引起他们的警觉。直到最后，他们到了这家浙江顶尖的儿科医院，偶然遇上这样一位女医生，警惕、有正义感且勇敢，案件才浮出水面。在办理案件的过程中，萧山区检察院的检察官们有过一次讨论。检察官张功是这个案子的承办人，他说，这个案件，如果不是这位医生，真的很难发现，女孩被性侵还不知道会持续多久。「这个医生真的很有警觉性，有责任感和正义感，我们要不要表扬她？」和他对话的，是当时萧山区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办公室的主任章蕾，她也认为这个案件很特别，未成年人被性侵的案件，基本是由家长报警，医生报警很少见。「我们能不能建立一种制度，让医生碰见这种情况都报案？」检察官们苦这类案件久矣。2022年1月，我在萧山检察院见到了张功，他戴黑框眼镜，穿蓝色制服，很清瘦，脸窄窄的，今年是他从事检察工作的第11年。张功讲起，遇到这个案件时，他刚成为办理未成年人案件的专职检察官，正是一个好时机。一方面，当时检察系统正在改革。2011年，张功刚入职时，检察机关就开始设立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小组，专门办理涉未成年人案件。只不过，当时他还要兼办其他案件，比如环境污染、非吸和集资诈骗。不久后，检察系统意识到，办理未成年人案件需要更专业的队伍。到2015年末，最高检单独设立了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办公室，各省、市、区同样如此。从此，有了一群专门办理未成年人案件的检察官，大家可以腾出手来，精益求精，专注于这一件事。从情感上来说也是如此。做检察官十多年，张功对未成年人案件的情感更特殊。他认为，和办成年人的案件不同，未成年人有其特殊性，他们更脆弱，需要保护和矫正、关切和疏导，他们的命运还可以被改变。在那个时刻，检察官们有了更多空间和自由，可以好好想想，自己可以做些什么。接下来的一个疑问就是，还有多少未成年人被侵害的案件，没有被发现、没有进入司法程序。它们在哪里？未成年人被侵害，很大比例都是被性侵，这种案件太隐蔽，被侵害的孩子因为年幼、处于弱势地位，不知、不愿或者不敢报警，有的也不愿告诉亲人，甚至有时，侵害他们的人就是亲人。用张功的话说，这些案件往往「潜伏在冰层以下」，很难被及时发现。而性侵案件一旦报案不及时，证据就会消失。进入公检法程序的案件，或许只是冰山一角。这种情况之下，女医生的报案，就像在乱麻中的一个线头，提醒了张功和他的同事们，当孩子无力报警、家长又不知详情的时候，还有社会力量的存在。他们可以是医生、老师，也可以是所有公民。2018年年初，一个周末，张功加班，开始写一份名为「强制报告制度」的方案。当时能找到的法律依据很少，他想到，《执业医师法》有规定，医生发现患者涉嫌伤害或非正常死亡，应该报告。比如有一些医生遇到刀伤时，会选择报案。「那么遇到其他侵害情形，是不是也可以报案？」他又想到《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任何公民对任何犯罪，都有报案的权利和义务。这是一项原则性的要求。起草方案的另一个难点是，他必须清晰地列出需要报案的具体情形，大家才会知道什么时候该报案。他穷尽了十多种常见的情形：未成年人自杀、自残、生殖器受损、怀孕、流产、疑似遭受暴力、工伤、交通事故、坠楼、溺水、中毒，等等，这基本涵盖了未成年人可能遭受的侵害。这些具体的情况，是清晰的指导。在当时，这是国内从未有过的探索，他没有想得太大而全，想的是主要从医疗机构着手，这是最容易发现侵害的地方。在2018年4月，萧山区检察院与卫健委联合下发了《关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意见》，意见规定，遇到上述那些情形时，医疗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必须及时报案。这一规定的出现，如投石入湖，激起涟漪。检察系统内许多人都认为，它是如此及时有效。三个月后，杭州市检察院与卫健委开始在全市推广这项制度。很快，它的影响扩大到全国，各地陆续出台了类似的规定，报告的行业也从医院扩大到了学校和福利院……2019年春天，湖北省成为了第一个在全省推广强制报告制度的省份。女医生深夜的一个电话，牵出了一个案件，最终形成一项制度，开始与广大未成年人的命运相关。第一份检察建议，以及我们怎么看待儿童从一个检察官的书桌，到成为一条法律，强制报告制度只走了两年。2018年4月，萧山区开始试行强制报告制度，在同时，最高检就开始了对它的研究。经过广泛的调研、讨论、征求专家意见，一稿又一稿，2020年5月，最高检联合国家监察委员会、公安部、教育部等九部门正式出台了这项制度，推向全国。事情进展得如此迅速、顺利，出乎很多人意料。2021年冬天，我见到了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九检察厅李峰副厅长。第九检察厅，是专门从事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部门。李峰提到，强制报告制度背后，有一个更大的背景——2018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出过一份「一号检察建议」。「一号检察建议」分量极重。「一号」意味着「第一次」。这是最高人民检察院自成立以来第一次向国家部委发出检察建议书，它建议的对象，是教育部。这背后同样有一个惨痛的案例。2011年到2012年，在北方某省某县城的一个小学，一位男班主任齐某，利用午休、晚自习及宿舍查寝等机会，在办公室、教室和澡堂，对7位女童进行了多次强奸和猥亵。这起案件在判决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分歧——该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齐某死刑，缓期两年执行。但该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时，以部分事实不清为由，发回重审。该市中级人民法院重新审理后，判处齐某无期徒刑。齐某不服，提出上诉，最后，该省高级人民法院做出终审判决，判处齐某有期徒刑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该省检察院认为，这个案件的终审判决量刑畸轻，提请最高检抗诉。所谓「抗诉」，是检察院最强有力的法律监督手段——当检察院认为已生效的法院判决，确有错误、必须纠正时，可以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法院必须再审，重新作出判决。李峰告诉《人物》，最高检提出抗诉，是非常严肃、慎重的一项工作，必须经过最高检内部的最高业务决策机构——检察委员会讨论通过。但这个案件性质太恶劣，不但检察委员会高票同意抗诉，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检察长张军，还列席了最高法的审判委员会，申明了抗诉意见。他当时说，齐某利用教师身份，对多名幼女实施多次强奸、猥亵，有的还发生在学生宿舍等公共场所，必须严惩。最终，最高法采纳了最高检的抗诉意见，以强奸罪、猥亵儿童罪对齐某判处无期徒刑。李峰说，最高检内部复盘这个案件时，检察官们认为，这个案件暴露出很多问题，也很典型——发生在校园内的性侵案件，往往持续时间长，侵犯对象多，危害也大；这类案件往往发生在乡村小学，孩子们自我保护意识弱，家长又常常不在身边，很难及时发现。还有，为什么教师队伍会出现这种问题？为什么男老师晚上可以进入女生宿舍？「家长们会认为，学校是最安全的，孩子在学校他们放心。但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正因为这起案件，最高检向教育部发出了一份《检察建议书》，建议教育部加强校园管理，建立严密的制度，杜绝校内性侵案件再发生。最高检检察长张军，亲自打电话给时任教育部部长陈宝生，讨论了这份建议。「一号检察建议」代表了对未成年人的关切，而刚刚独立不久的未成年人检察队伍，也开始有了一块更为松动的土壤，各地的检察院，可以做更多的探索，防止伤害发生。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两个很好的、之后被广泛采纳的制度，一个是入职查询制度，教职员工在入职前要查询其犯罪记录；另一个，就是来自杭州萧山的强制报告制度，它被寄予厚望，大家希望借由它，可以打捞出更多不可见的黑暗。宋英辉是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十多年前，他曾在最高检挂职，2015年，他与多位专家联名给当时的最高检检察长曹建明写信，建议为未成年人检察工作设立独立机构。他还参与了最新《未成年人保护法》的修订工作，是我国少年司法领域最资深的专家之一。他告诉《人物》，这些制度的变化背后，也是整个社会、整个司法体系的儿童观，从传统逐渐走向现代的过程。所谓「现代儿童观」，发源于西方现代社会。人们认为童年是人生的重要阶段，儿童应该与成人一样，享受基本的人权和尊严，但同时，儿童在身体、情绪等方面更弱小，因此社会必须确定两个观念，一是「儿童最大利益原则」，二是「国家亲权」——在儿童、家庭和国家三者的关系上，儿童的成长和健康，与国家命运密切相关，国家和父母一样，都对儿童负有责任。甚至有一些国家认为，虐待儿童并非单纯的民事侵权行为，而是与吸毒类似的严重的社会危害因素。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都认为未成年人的问题是家事。比如父母打骂孩子，很正常，别人看到了也不会说什么。在我国，大的思潮变化，发生在2010年到2015年前后，那几年，接连发生了一系列极端案件——2012年11月，贵州毕节五个儿童在垃圾箱中取暖，窒息而死；2015年6月，同样是毕节，四名留守儿童集体喝农药自杀；2013年在南京，一位吸毒母亲外出后，两个女儿在家中饿死；2015年，南京的一位养母虐待自己收养的6岁男童，照片被传上网后，全国哗然……宋英辉说，当时这一系列案件让很多人认识到，在国家转型期，巨变发生的时候，孩子在遭遇什么。「社会正在急剧变化，原来大家都在家里，城里大家守着单位，农村大家守着村，相对比较稳定。现在大量的人脱离单位，尤其是农民工进城，出现了大量的监护缺位，监护不当，父母不知道怎么管教孩子，出现了暴力，甚至是打死孩子。这些事情冲击着人们的底线，就感觉非常不可思议，怎么会出现这样的事情？我们应该怎么去帮助？大家开始思考这些问题。」在这个过程中，现代儿童观在我国逐渐成为主流——儿童是国家和社会最重要的财富，父母要管，国家也要管。就像英国作家伊恩·麦克尤恩在他的小说《儿童法案》里借女法官之口说出的语言：「在法令中规定孩童的需求高于父母的需求，这是文明进步的重大标志。」但国家是一个抽象概念，具体来说，就是职能部门、司法机关、成人社会。儿童遇到危险、儿童的监护缺失，社会必须在场。但这一切的基础是——我们能够发现他们正置身危险。这是从最宽阔的角度来理解，强制报告制度在此时出现的背景。郓城，一个县城的微观视角之后的两年，最重要便是，如何将这样一个制度落到真实世界。截至2021年4月，中国大陆一共有2843个县级区划，包括1301个县、997个市辖区、394个县级市。它们是巨大机体的神经末梢，是真正触达到每个个体的触须。一项制度如何被执行者理解，如何被每一名医生和教师接受，它们最关键。我们联系了全国上报强制报告案件最多的省份——山东，山东省检察院向我们推荐了菏泽市下辖的一个县城，郓城县。在郓城县检察院，专职的未成年人检察官有两位，张晓航和汤静，她们都生于1990年，是两位年轻的母亲。她们是那一类会迅速让人产生信赖感的检察官，看起来亲和但刚直，不仅有司法人员的使命感，还有女性的同理心。她们讲起，如何从一个个惨痛的案件中，认识到医生、教师以及所有公民的报告有多么重要。第一个案件，发生在强制报告制度出台前。在一个偏远农村，一位单亲父亲，囚禁了两个亲生女儿，施以性侵、虐待和打骂，在这个封闭的家庭里，侵害持续了整整4年。最后案发，是因为大女儿找到时机从家里逃了出来，被村民通知了女孩的亲戚，亲戚报了警。长期遭受性侵和虐待，给两个女孩造成了不可逆的影响。两人都有轻度的精神发育迟缓，还有创伤后应激障碍。她们的表达能力不足，交流是艰难的，办案过程中，几乎有两个星期，张晓航都是陪她们呆在桌子底下，缓慢地、一句话一句话地问。后来，这位父亲因为强奸罪、虐待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八个月，撤销其监护权。但案件之惨烈、持续时间之久，用张晓航的话来说，是「匪夷所思」，一些问题无法忽视：村里人为什么不报告？如果邻居是害怕，那么村委会的干部为何不报告？至于与妇女儿童利益直接相关的村妇联，存在的意义又是什么？办理这种案件是痛苦的，因为你会看到，当对儿童的侵害发生在家庭内部，被人漠视、无人报告，会造成多么可怕的伤害。所以当2020年5月，强制报告制度开始在全国推行的时候，两位女检察官是很欢迎的。它提供了一种解决的可能——看到未成年人被侵害，报告不再是一种选择，而是责任、是义务，该报告却没有报告，是要受罚的。之后的一起案件，也让她们更加明白，这个制度的推广是必要的。那是2020年9月，每年秋季新学期开学后，检察系统都会组织检察官们进校园，给学生们上一堂法治课。那年的法治课，她们特意挑了一个偏远地区的乡镇中学，在课上重点讲了强制报告制度。那节课刚讲完，有一位班主任找她们要演讲稿，但又不只是为这事儿，她神色踌躇，说有个事不知道该怎么说：她在学生的QQ群看到了三段不雅视频，认出了视频里的女孩是她班里的学生，12岁。但这位老师犹豫的是，这似乎是自愿发生性关系，这种事要不要管？当然要管，两个检察官找到那个女孩的时候发现，她已经受到了很大影响——因为视频四处传播，她不再去上学；家长不知道她遭遇了什么；因为没有收到她的求助，班主任也没有意识到事情有多严重。司法介入后，与她发生性关系的17岁男生以强奸罪被判刑，同时，检察官帮女孩办了转学，通过司法救助程序，给了她家一些经济补助。伤害已经发生，但至少还没有到最糟，女孩开始在新环境里生活，没有放弃学业。后来，张晓航对郓城县的所有村妇联主席做过一次培训，讲强制报告制度——不管多么偏远，多么难以到达，有村庄的地方就有妇联主席，她们或许是最容易动员的力量。她学过心理学，当时设计了一个游戏：蒙住她们的眼睛，绑住她们的腿和手，堵住耳朵和嘴巴，遮蔽所有发声和求救的渠道，「让你感觉到孤立无援，你想走，你想跑，你想跳，你会发现都不行」。她说，强制报告作为一个制度，讲一千遍可能都没用，只能是让她自己知道疼，这个疼是怎么样的，不要忘了这种疼。在这个县城里，这个制度还获得了一些她们意料之外的回响。当地的一个酒吧里，有个18岁的男服务生，曾经参加过郓城县的一次普法活动，因此知道了强制报告制度。2021年夏天，一天夜里，他在酒吧上班，听到三个男子在商量，稍后要将一个女孩带到某家宾馆性侵。凌晨2点，他下了班，和三个朋友赶到这家宾馆，发现性侵真的发生了，马上报了警。4个月之后，他又一次报案。这次是他听到朋友说起，朋友的朋友被一位「派出所协警」带到宾馆房间，检查是否藏毒、吸毒，他听完觉得不太对劲——这不符合警察出警的程序，赶到那家宾馆，发现这位「协警」对受害人有猥亵行为，且无法出示警官证，他立刻报警，最后发现，那位「协警」果然是冒充的。作为检察官，要针对案件跟证人做复核，第二次遇见这个男生时，张晓航和汤静都有些震惊——一个人能两次遇见这样的事，并且坚持报告，已经很少见；而且这个年轻人早早辍学，一直在外流浪、游荡，在夜场工作，就算如此，还能保持这样的敏感和同情，他有一颗很好的心。从0到1600，报告是怎样出现的在郓城这样一个县城，我们会看到检察官的切身之痛，看到普通人偶然迸发的善意的火花。但在更广阔的范围，强制报告制度被普遍接纳，还需要时间。即使在发源地萧山，强制报告制度最初的推广也不完全顺利。杭州市检察院在部分小学做过一次调研，发现有80%的老师认为，报告上级部门或者报警会扩大事态，不利于孩子成长。而医生更多担心被打击报复，对去派出所做笔录有心理压力，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是一种普遍的心理。青岛市检察院的检察官韩千告诉《人物》，2020年5月到2021年3月，强制报告制度出台后整整9个月，青岛地区报告的案件数是0。当时韩千觉得很奇怪——这个制度很好，每年未成年人受侵害的案件也很多，但为什么没人愿意报告？他们做了一个调查问卷表，发给医院和学校，收回问卷568份，发现很多人说不知道该向哪儿报告，不知道哪些情形应该报告，还有36%的人认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医生在前线接诊，觉得会有（医患纠纷）隐患」。在青岛平度，一位检察官去了很多学校，跟老师们交谈，他发现跟医生相比，老师的顾虑会更多——医生和病人是陌生人，一面之缘，报告了也就完了。而老师报告学生的情况，不仅可能得罪施害者，还有可能得罪受害者（有时他们未必愿意此事被知晓），师生之后怎么相处？比起报告，有一些老师更希望的是，侵害不要发生在学校里。那之后，青岛市检察院做了普法视频，在全市6条地铁站、几十条公交线路上的十万个车载屏幕上播放，播了整整30天，每天8次。不管在市中心的地铁，还是在偏远郊区的沿海公交，都看得到。更好的操作思路，可能是抓住某些口子，重点击破。比如未成年人被性侵后，如果受伤或怀孕，必然会去就医，那么医院妇产科就是一个可以掐住的口子。在东部某城市，检察官们就是从医院入手，给所有的医生培训，讲哪些情形需要报告，怎么报告。为了减少医生的顾虑，医生可以报告医院的医务科，由他们来报警；报告如果引发了纠纷，报告人可以免责；同时，医生不及时报告，责任自担。接受培训的医生，主要来自妇产科、妇科、产科、儿科、生殖健康科、急诊科等所有可能与未成年人有接触的科室。在培训中，多位医生都提出了一个困惑：如何确定性关系中未成年人的意愿？如果双方都说自愿，要不要报告？检察官的回答是——按照法律规定，如果未满14周岁，不管她是否自愿，都必须报告；年满14周岁了，原则上也要报告，是否自愿，应该由公安机关来核实。当所有的顾虑都被理顺，医生们的报告出现了。从2020年5月至今，这座城市的一个区就接到了14起报告，其中11起来自医院，且全都是未成年少女怀孕后，到医院产检或进行流产手术，一旦看到她们的年龄小于18岁，医生就会立刻报告。2022年1月，我在这座城市见到了一家妇幼保健院的副院长，她一头短短的卷发，是个和蔼的人。她讲到多年来，医院碰到过不少案例，都是少女被性侵后怀孕，去医院流产，父母想要查出嫌疑人是谁，向医院申请保留胎儿的胚胎组织去做DNA鉴定。因此她认为，强制报告制度确实会帮助到一些人。但在另一些情况下，法律能做的有限——有一天，医院妇产科接诊了一个13岁的女孩，怀了孕，想把孩子生下来。这种情况很少见，年龄这么小的女孩怀孕，一般都会选择打掉。医生看她不够14岁，马上报了警。当时，女孩是被男朋友的妈妈领过来的，医院没给她建档，让她带着自己母亲来。结果没多久，她真的把自己妈妈带过去了，妈妈甚至也同意她生孩子。那个女孩13岁，退了学，已经和17岁、同样退了学的男友同居，稀里糊涂怀了孕，就决心建立一个家庭。因为她怀孕时未满14岁，男友已涉嫌犯罪。案件进入检察院环节时，她已经生下孩子，是抱着孩子去做的笔录。承办这起案件的检察官，曾办理过另外10余起少女被性侵案件。有时候，她是在城中村的日租房、酒吧和KTV找到她们，震惊于她们如此随意地处置自己的身体和人生。但当见到她们的父母时，发现一切皆有源头——她们或是来自离异家庭，由单亲抚养，或是留守儿童，由亲戚抚养。父母的爱、管教和陪伴都不多，「他们的教育理念很有问题，往往是两个极端，要么是非打即骂，要么觉得自己孩子做什么都是对的。」孩子的问题，最终是家庭的问题。大人们如何生活，孩子们就怎样长大。我们的孩子，在薄弱地带出于保护未成年人的目的，整个采访中，我们没有与受害的孩子见面。他们的面目是模糊的，但在某些时刻，那种刺痛感是清晰的。曹县的检察官带我们去了一处办案场地，他们称它为「一站式询问中心」。所谓一站式询问，指的是当孩子遭到侵害后，为了将伤害降低到最低，原则上，司法机关最好只询问孩子一次。一次把案件细节问清楚，全程记录在案，之后就不要再找他们，再造成二次伤害。这一次询问，公安和检察院都参与，之后办案，这些材料二者都可使用。这个小小的询问中心，不难看到检察官们的善意。它设在一家医院的一层，入口避开了大楼正门，而是从侧边开了一个小门——为了防止孩子被熟人撞见。里面的几间房布置得很温馨，卸去了司法的威严感。在安抚区，有带平板电脑的米黄色大沙发，有给孩子缓解压力的沙盘，墙边架子上，摆着各种乐高、恐龙、奥特曼和布娃娃。在询问区，怕孩子面对镜头恐惧，他们立起了几树假竹子，把小小的摄像机绑在竹叶中间。但同时也有一些细节提醒我们，来到这里的孩子经历过什么。询问中心最深处是一间检查室，里面空荡荡，只有一张病床——医生会在这里检查孩子受的伤。架子上穿着衣服的人形玩偶，还有一个作用，就是让孩子指认，当时发生了什么，如果是性侵害，是怎么发生的，事情到了哪种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