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洁癖困扰的人
我母亲对家庭整洁有着异于常人的苛求。在我的记忆中，家中的洗衣机在白天几乎从不停歇。有时，我会怀疑世界是否是伴随着洗衣机的旋转而诞生的。在购买全自动洗衣机之前，母亲总是一边让洗衣机转着，一边把洗衣机的水阀打开，她坚称「这样（以来）洗衣机里的水永远是干净的」。
除了不胜枚举的细节，我似乎对此没有更多的认知。于是，我找到了有着类似情况的11个人，其中8人因家属对清洁度的高要求困扰不已，另外3人有着不同程度的洁癖，在他们的讲述中，我对此有了更多的了解。
在日常生活中，有人会将「爱干净」视为洁癖，或者自嘲「有洁癖」。实际上，「爱干净」和洁癖是两回事。医学概念上的洁癖是一种精神疾病，属于强迫症的一种，主要表现为对清洁的过分关注和强迫性清洁行为。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的主任医师王振提到，很多人很难识别洁癖和爱干净的界限，而判断洁癖的简单办法，除了症状本身外主要看两方面——一方面是其本人是否因为这些行为感到痛苦或一起生活的人是否感到痛苦；另一方面是这些行为是否耗费了大量时间。
洁癖无一例外地给这些人的家庭带来大大小小的矛盾和影响。另外，许多洁癖患者还有一定的控制欲，会将自己的情绪和行为要求，延伸到家庭成员身上，让他们也倍感困扰。
一些认识到或者确诊过的洁癖患者，尽管知道是疾病在作怪，但也不时会心生自责和内疚。而作为强迫症的一种，洁癖的治疗过程较为反复和漫长，这对患者本人和家庭，都是艰难的试炼。
更多地理解这个疾病，以及被它困扰的人所经历的痛苦、妥协与和解，或许是疗愈它的第一步。
文｜李岩
编辑｜楚明
图｜受访者供图
吃西瓜在40岁的徐亭家中算得上一件麻烦事。西瓜在案板上被切开，家里的成员需要按固定顺序进入厨房，先是两个孩子，接着是她的父母，最后是她和丈夫。
家庭成员们站在厨房水池前，身体前倾，弯下腰，脸、西瓜和手必须停留在水池的正上方，确保咀嚼时汁水或者口水不会滴落在地上。吃罢的人从厨房里走出来，后面的人就会自然补上。
这是徐亭66岁的父亲定下的，4年来，全家人对于其中的流程已经相当熟络。除了西瓜，想吃橙子、芒果、薯片、瓜子、花生一类会掉渣或者淌汁的零食，都需要这样做。但由于流程过于繁琐，一家人现在几乎取消了室内吃零食的活动。
身为独生女，徐亭从小就渴望玩伴。小学三年级那年，她将一位朋友带回家中。大约两三次之后，面对她的再度邀请，朋友作出为难的样子。她有些纳闷，便继续追问，朋友犹豫着说出理由：「你家太干净了，玩得不舒服。」她这才意识到原来自己家和别人不一样。
徐亭父亲40多岁以前在一家国企里当电焊工人，过着朝九晚五的规律生活。每天早上6点，父亲就会起来擦地，一直到不得不出门上班。徐亭早上起床后，总能看到父亲正跪在地板上仔细擦着地板、家具。她小心翼翼越过父亲用抹布堆起来的小灰堆，「要是踩到了，我爸就会生气、嚷嚷」。
在她的记忆里，无论哪个季节，地板、家具都是湿漉漉的，很少有干爽的时刻。
来自浙江台州的张怡然，和徐亭一样，长期因母亲对整洁的过度追求而困扰不已。不过，幼年的张怡然身处其中并未感觉到有不对劲的地方，甚至家中的整洁一直带给她隐隐的骄傲感。
小学时，母女俩住在位于城乡结合部的一栋三层小楼里。母亲将一二楼出租给外来务工者，自己和女儿住在三楼。母女俩走到二楼转向三楼的第一个台阶，就要换一次鞋子，「我妈觉得别人踩过的楼梯不干净」。等到了三楼家门口时，她们又需要换上客厅专用的鞋子。家里每个房间门口，都会摆上两双拖鞋，即便只是客厅到卧室五六步的距离。每隔上一段时间，母亲还会换一批新的拖鞋。
幼年的张怡然对这一切繁琐的流程早已习惯。甚至在别人家，她也会暗暗比较。面对朋友「去你家里玩需要不停换鞋」的抱怨，她反而有些窃喜。
生活在苏北农村，周蕊从小就敏锐察觉出家里有些「异常」。而这些「异常」，均来自母亲的个性——无法接受和一切外人的肢体触碰。母女俩生活的村子里，串门是极其常见的事情。但周蕊发现即便自己家里大门敞开，也鲜有人愿意走进来，她也因此没有朋友。母亲则在她整个成长过程中不停灌输一个观念——外面的一切都很脏。
周蕊是独生女，母亲对其格外呵护。因此，小时候她对于母亲的话总下意识听从，严格遵守着母亲的一切规矩。她被路人撞到，母亲给她擦拭衣服，她同样地对路人产生出厌恶的情绪。
1997年出生的刘炎炎，在2021年的某一天，「毫无征兆」地开始极其爱干净。她带着刚出生几个月的女儿回娘家住了一段时间，回家后，她在衣柜里发现了一些老鼠屎。
接下来的四五天，她洗掉了衣柜里几乎所有的衣服。她被一种兴奋感包裹，「带完孩子就洗衣服，一洗两三个小时，使不完的劲儿」。那时候家人们也讶异于她突如其来的勤劳，不过也并未过多留意。
之后，刘炎炎出了一趟门。跨出家门后，她感觉到自己有些变了。她开始恐惧路面、草丛、路灯、栏杆以及外面的一切。她抑制不住地想象，外面一切物品的肮脏过往，比如路面是不是有人吐过口水、是不是还有粪便残留。想到这，她的双脚变得沉重，她想挪开，但觉得每一寸地面都有脏东西。出门对她变得困难，她总是犹疑着该如何下脚，下一步又该踩在哪里？
上初中时，张怡然偶然了解到「洁癖」的概念后，立刻将这个词和母亲的行为挂上了钩。家里所有物品都被整齐地关进柜子里。地板和玻璃洁净得反光，光影里总有个黑影起起伏伏，那是母亲佝偻的身影。
她想要分担一些，但总被母亲判定为「添乱分子」。比如，每次洗完碗，母亲都会嫌弃她把水滴在了地上；她去买水果回来放在灶台上、餐桌上或者冰箱，母亲总是说放得太乱，但她至今都不清楚怎么放才是正确的。于是，在母亲充满怒气的劳作中，女儿先是心疼，然后是忐忑不安，最后，她只剩些麻木。
长时间下来，张怡然偶尔会产生叛逆的情绪。具体表现为，她逆着母亲的「命令」坐在客厅吃饭，或者进卧室的时候「偷懒」不换拖鞋。两人经常因此拌嘴，随即升级为争吵，然后是人身攻击。她忍不住骂母亲「有病」，母亲则用差不多的话语回击她。
洁癖带给家属的痛苦是具体的，家庭内部的情绪斗争很容易被这些细碎而无法被理解的行为点燃。
21世纪初，徐亭许多同学的父母也和父亲一同下了岗。在她记忆中，那些叔叔阿姨都在想方设法地赚钱，而父亲似乎满脑子只有擦地。不久后，徐亭考上大学。在大学期间，她的生活费很少，衣服款式总是过时。
一次，徐亭在和父亲的争吵中，说出多年的委屈：「你有那个时间擦地，怎么就不能用来赚钱呢？」父亲生了很大的气，指责起家人忽视自己的劳动成果。但那之后，家里也没有什么改变。反而随着年龄的增长，父亲花在家务上的时间越来越多。并且在父亲的观念里，这就是正常人应该有的生活方式，他还将是否爱干净作为评判一个人的重要品质。
刘炎炎和家人的矛盾也在隐匿生长。当她发现自己无法完全掌控家里的清洁时，她开始向同一个屋檐下生活的人们求助，或者发号施令。她要求家人们从外面回来后换衣服、洗衣服、洗澡，家人们配合了一段时间，便不再有耐心。
女儿还小的时候，刘炎炎给其换衣服基本不需要经过同意。两三岁后，女儿有了自己的想法，从外面回来穿着鞋子在家里来回走动。她要求女儿换衣服，女儿不肯，她只好拿出零食央求对方做一笔「交易」。
洁癖深深影响着代际关系，参与访谈的8名家属都曾表示，在成长过程中因此困扰颇多，很多人甚至无法正常交友，也曾在某个阶段产生恐惧回家的情绪。
周蕊母亲见不得她和朋友们过分亲近，因此，整个小学和初中阶段，周蕊几乎都没有朋友。她的第一批朋友是在中专时住校才交到的。她从未对朋友们说起这些，「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
她和朋友们一起逛街、下馆子，但这些行为却被母亲视为反叛。有一天，她和朋友们玩到晚上快10点才回家，期间母亲一直打电话催问。回到家，她发现母亲坐在椅子上等她。母亲立刻嗅到了她身上的烟味和饭菜味，要她脱完衣服再进屋子。
或许是太累了，也或许是想对抗母亲，周蕊坚决不换。又一次，母女俩开始争吵、推搡，多年来的委屈一下子冲上来，她两眼一黑，晕了过去，醒来的时候已经在医院。
刘炎炎清晰地知道洁癖在折磨自己的同时，也将家人拉进「泥潭」。
她和洁癖抗争过，方法是不洗这些衣服鞋子。但每看到一次，她就忍不住洗一次手。大多时候她都处于一种极度疲累的状态，吃不好也睡不下。当她强迫自己起来做家务、或者运动一下，「总感觉桌子、椅子啥的很脏，不想去碰」。于是，她又陷入对自我懒惰的批判中。
她还尝试过用工作来转移痛苦。她在一家服装店工作过几天，店里来往的客人多，她逼迫自己不去想太多。但店里的马桶她从来不用，能不喝水的时候不喝，想上厕所也会尽量憋着回家。就这样，她坚持了几天，感觉到自己似乎好一点了。
直到有一天，一位妈妈带着孩子来店里上厕所。对方出来后，刘炎炎发现马桶上全是尿渍。她做了很久的心理建设才决定收拾马桶，清洗过程中，她觉得那些尿液一点点侵蚀自己的身体。
接下来的时间，她一直心不在焉，满脑子都想着要赶紧洗澡、洗衣服、洗鞋子。第二天一早，肮脏的马桶不停出现在她的脑海中，她没力气再挪动一步。于是，她拨通了店长的电话，放弃上班。
刘炎炎发现自己无法出门后，将自己对外界的恐惧告诉了母亲，母亲在网上查阅后发现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洁癖是一种心理疾病，并劝她就医。而在其他受访者的描述里，很多当事人可能一辈子也难以意识到这一点，而简单地将其归纳为爱干净，甚至认为这是优良的品质。
由于认知的匮乏，强迫症的就诊率很低，近些年来随着科普的增加，就诊率才有所上升，但也仅仅略高于十分之一。而作为强迫症其中一个小分类的洁癖，因被很多人认为只是「爱干净」而就诊率更低。
没多久，刘炎炎在丈夫的陪同下去县里看了心理医生。医生给她开了一些药，最初的几天，她能明显感觉到自己情绪有一些好转，但恐惧并未减少。一星期不到，她又回到之前的状态。
确诊后，刘炎炎不愿和他人聊起那些令她感到恐惧的细节。她曾向姐姐具体描述过，姐姐回家后发消息告诉她，自己也开始担心路上有没有口水、粪便。这让她心生愧疚感。
刘炎炎的生活空间变得更加逼仄。她先是减少出门的次数，后来觉得家里对她而言，也不再安全。家人们从外面回家，如果衣服鞋子不立即洗就摆在门口，她就无法抑制地认为整个家都被污染了。
从前的她性格开朗，外面的世界对她充满了吸引力。春天的花草、夏天夜晚的烧烤、秋天的落叶和冬天的雪花，一切都会是她出门的动力。但如今，外面于她而言，几乎只是一个由肮脏物组成的世界。
在家人的鼓励下，刘炎炎从县里到市里辗转多个医院寻求治疗，但病情总是反复。唯一一次让她彻底忘记强迫型洁癖症的经历是在一个晚上，她从外面回来后想着马上又要出门，「干脆不换衣服、不洗澡了」。于是，她第一次穿着「脏衣服」再度出门。她骑着电动车去了小区楼下附近，总共路程也就五六分钟。那五六分钟里，她没有想到口水和粪便。
在治疗过程中，刘炎炎曾被医生仔细询问童年以及过往的经历。但她觉得自己出生成长在一个极其普通的农村家庭，所拥有的一切都很普通，没有经历过重大挫折，也从未获得格外的关注。她唯一能联想到的，是和自己生产后的激素分泌以及成为母亲后的压力增大有关系。
生下女儿后，刘炎炎很长一段时间都有些无法适应母亲的角色。有时候，她会看着怀里的小人出神，不敢相信这居然是自己生的。丈夫上班后，她总是一个人抱着女儿在家务之间穿梭。持续一段时间后，她发现自己开始常常担心未来的事情，比如女儿的未来，将来家庭的经济，自己要不要出去工作等等。
产后患上强迫症的患者在王振的门诊里也十分常见。「生产之后，女性的内分泌变化加上照顾孩子的需求，会让有些妈妈压力加大，从而造成情绪上的紧绷和焦虑。如果她原本就有患强迫症的风险因素，很容易导致心理应对阈值降低，造成强迫行为的发生。」他说，洁癖也是其中很常见的一种。
家人为什么会有如此严重的洁癖？很多人也试图探究过其中的「原因」。
一种说法是，这种属于强迫症的洁癖往往和遗传有关。王振解释说，有人具有天生的强迫症易感性，往往和遗传因素有关。但如果生活平顺，心理应激较小，即便易感性高也可能不会发病；但如果生活中遭遇重大变故和心理应激过大，易感性低的人也可能会患上强迫症。
张怡然曾在17岁无意间翻到母亲抑郁症的确诊单，她并不意外，她早就感觉到母亲的痛苦状态早已超出常人。母亲总在做家务时候充满愤怒和焦虑，夜里总是失眠。或许，母亲不是不想躺下好好睡一觉，或者悠然坐在沙发上看个剧，母亲无法控制自己。但崭新的药瓶并未拆封，那代表母亲抗拒药物治疗。
张怡然听说母亲并不是生来就有洁癖，在人生的前30年，母亲一直表现得很正常。母亲从小学习成绩一直很优秀，高三时因外公生意破产被迫退学。退学后，母亲仍然坚持学习，据说在杭州一家大公司当起了职员，事业风生水起。那时的母亲是个不婚主义者，从未想过回归传统的家庭生活。
外婆眼看着母亲接近30岁还没成家，便找了借口将母亲从杭州骗回家，把母亲锁在屋子里。外婆已经安排了一门婚事，母亲被锁了一段时间后，被迫成家。之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母亲怀孕生下她。
张怡然无意间曾翻出过父母离婚官司的资料，发现母亲从怀孕期间就开始打离婚官司，父亲恶劣行径不少——赌博、骗钱、出轨等等。这场离婚官司一直打到张怡然五六岁才结束，她猜测母亲的精神就是这段时间被击垮的。
没过几年，母女俩遇到继父。在母亲不得不全身心投入地照顾她的那些年里，继父成了家里唯一的经济来源。张怡然说到这一段有些难过，她可以想象曾经那么独立的母亲，最后不得已向他人要钱，是多么挫伤尊严的一件事。
或许是对女儿倾注得太多，母亲对张怡然的一举一动都十分关注。母亲总是给她打来电话查岗，询问她在做什么、和谁在一起，夸张的时候一天能打上十几个。
王振还提到，不安全感是强迫症患者内心恐惧的重要来源。「不论是对外界失去秩序的恐惧，还是对他人的不信任，本质都是因为没有安全感。」
在周蕊眼里，母亲身世坎坷。她是外婆的长女，刚生下来看着就病怏怏的，外婆认为活不久，就把这个女儿扔进烂泥沟里。外婆的母亲看不下去，才捡回来抚养了几个月。母亲年幼时，因为发烧没有及时医治得了脑膜炎，「从那之后就看着和正常人不太一样」。
母亲有两个弟弟，弟弟们被送去上学读书，母亲从三四岁开始就帮忙做一些家务。母亲有时候只能偷偷溜到学校旁边偷听，还学会了算数。外婆也总是在教母亲如何做一个好姐姐，比如一定要让着弟弟，有什么好东西要先给弟弟。「我妈是被洗脑得很成功的『扶弟魔』」，周蕊这样总结。她认为，母亲之所以对外界那么恐惧，很可能是因为小时候没有得到过充足的关爱。
或许更多隐密的因素还难以挖掘出来，但在理解这个病症的过程里，一些妥协与和解在产生。
徐亭工作后没几年就去了日本，之后和丈夫在日本定居、生子。她曾不止一次为自己逃离那个湿漉漉的家庆幸。随着小儿子出生后，这个双职工家庭实在运转不动，父母不情愿地离开家乡来到日本帮女儿带孩子。
起初，徐亭丈夫早起看见岳父跪在地上勤恳地擦拭，常常感到愧疚，便和岳父一同进行这场劳动。坚持了几天之后，他发现岳父每天都要擦地，「不知道在擦些什么，屋里哪有灰啊？」之后，他便不再帮忙，对于之后家庭因卫生问题频繁产生的争执，也逐渐不耐烦。
徐亭家在三楼，父亲每天起床后，都要把自己的床单和被子拿到阳台，抖上好几下，他坚称上面有灰尘。他还把用完的抹布伸到窗外去拧，「这样自己家里就不脏了」。楼下邻居不乐意，光是因为抖被子，就举报了徐亭家5次。后来，在徐亭的严令禁止下，父亲「收敛」许多。
由于长时间跪着擦地，父亲的膝盖和腰都患上疾病，严重时好几天都不能正常行走或者弯腰。看着父亲这样，徐亭又生气又心疼。
从前她总是埋怨父亲，自从知道洁癖是疾病后，如今她多了一些理解：「可能他有很多不如意的事情，没什么发泄渠道吧。比如下岗后的一事无成，再到现在60多岁，可能也开始恐惧死亡了。」父亲不看球赛、不下棋，也不爱交友，总是孤零零在屋子里待着，擦地好像是他为数不多的发泄渠道。她除了忍让，似乎也别无选择。
这条分界线在周蕊家堂屋中间，白色部分只有母亲和娘家人能踏入
许多子女在长大后，都动过带父母去治疗强迫性洁癖症的想法，但实施起来却有着不少障碍。能让父母接受这是一种病症就尤为困难，何况还要受个人表达能力、经济因素的限制。
周蕊曾经想带母亲多出去走走，别太恐惧外面。但母亲出门后，她需要时刻提防母亲是否会因为和其他人触碰发生争执，实在疲惫。还有一次，她带母亲去隔壁城市旅游，但母亲从高铁站的安检员到路边等车的路人都给骂了一遍，让她十分难堪。她还计划过带母亲去治疗，但母亲智力方面有障碍，甚至无法清晰流利地表达自己。如今的她，已经放弃治疗母亲。
作为患者，刘炎炎仍在寻求治疗。去年年末，她转去北大六院强迫症科求医。医生告诉她，很多洁癖症患者因为恐惧，根本没有勇气走到医院来，长时间就被困在一个自认为干净、安全的地方，「能来医院的都很勇敢」。
医生给她推荐暴露疗法（指的是通过让患者频繁接触自己恐惧的东西，从而达到脱敏的效果）。
王振有多年的强迫症临床治疗经验，他向《人物》解释说，目前关于强迫症的治疗临床上常用的方法有三种：药物治疗、心理治疗（尤其是认知行为治疗，这其中使用更多的就是暴露疗法）、神经调控。
把自己暴露在不洁的环境里，刘炎炎在家尝试过，但几乎都以失败告终。这次在医院，医生陪她进行过一次暴露疗法，她恐惧垃圾桶，吃完饭医生要求她自己把剩饭倒进垃圾桶。她成功了，因为她不倒就没人倒。但那之后，医生只是偶尔过来询问病情，没有再陪她做暴露疗法。她认为这和在家自我治疗区别不大。一周治疗费用是7300元，钱是丈夫出的。虽然多年来，丈夫在治疗费用上很慷慨，但她总忍不住自责。在北京治疗不到一周，她就出院回家。
对很多强迫症患者来说，治疗的过程艰难而漫长。王振透露，根据国际报告的数据，强迫症的临床治愈率仅约20%。这里的治愈率指的是药物治疗后症状减轻到对生活基本没有影响，并非症状减轻达到35%的有效率。王振团队开展的一项全国多中心大样本研究显示，规范治疗后临床治愈率能达到约50%。但他强调，想达到这样的效果不仅治疗方案要恰当，还需要患者谨遵医嘱。但对患者而言，由于治疗过程漫长、药物不良反应、治疗过程中常有症状波动，很多人难以坚持下来。
三年反反复复的治疗下来，刘炎炎感觉身边人都不抱希望了。有时，她觉得这个病正在夺走自己的一切，家庭关系、人际交往，甚至「意志力」。
她和丈夫恋爱、结婚、生子，一切都很顺利。但突如其来的洁癖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夫妻关系，丈夫邀请她出门约会，她怕脏不去。三年来，丈夫的话越来越少。
她想再次步入社会，找一份女装店销售的工作，但几乎所有店主听说她有强迫症后，都拒绝了她。徘徊一周后，她找到一个录音的兼职，干了半天，赚了50元。来回的路程上，她在街头看见一个乞讨的流浪汉，她立即感觉到自己「脏掉了」。她回去洗了澡，第二天又完全失去出门的信心。
最让刘炎炎内疚的是母亲。谈起母亲，她忍不住在屏幕那头啜泣，母亲是家里唯一无底线包容自己的人。患病后，父亲和哥哥都指责过她：「这病是闲出来的，矫情。」只有母亲仍然坚持替她分担，总是在她脱掉衣服、鞋子后，立刻默不作声地洗干净、晾起来。
也是因为母亲的这份包容和支持，刘炎炎时常还是会燃起希望，劝自己好好治疗下去。
张怡然原本担心母亲会一直陷在痛苦和不安全感之中，好在这几年母亲有了一些转变。母亲在几年前养了一只小猫，那之后她的状态好了不少。后来，母亲又养了第二只猫。在她看来，母亲正在慢慢被小猫治愈，虽然「疗效甚微」。她明显感觉到，母亲更有安全感了。她曾经很难想象，母亲这样一个洁癖患者居然能够养猫，还养了两只。
母亲对猫比对她有耐心的多，将猫也养得和年轻人一样精细。母亲每天会给小猫用宠物湿巾擦拭身体；小猫每天都能和母亲一起在床上睡觉；为了防止掉毛，母亲经常给小猫吃鱼油；房间的各个角落都有母亲为小猫置办的玩具，猫爬架、猫抓球、猫沙发，这些玩具上几乎没有猫毛，「我妈每天都擦」。张怡然每次从外面回家，母亲都会要求她喷完酒精、消完毒才能摸小猫。
猫只要一拉屎，母亲就会冲过去铲起来，然后下楼扔掉。如果睡前猫没有拉屎，母亲会对小猫念叨：「你快去拉，拉完我就可以睡了。」第二只小猫曾被五六个主人转手，尤其没有安全感，夜里总是喵喵叫。母亲常常抱怨这只猫太吵，但从来没有表达过把小猫送走的意思。
王振表示通过养宠物治愈洁癖的案例还并未有过，但对部分人来说，确实能够起到缓解焦虑的作用，「她把关注点转移到宠物身上了」。
张怡然觉得母亲的洁癖可能无法治愈，但能感觉到母亲幸福了一些。她并不想强迫母亲去改变强迫症，「妈妈已经很累了」。从几年前开始，每年张怡然都许相同的生日愿望：希望妈妈开心一点。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徐亭、周蕊、张怡然、刘炎炎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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