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还能不能「好好说话」？
在刚刚结束的春节假期，大概有很多人，都认识了一个新词语：龘，「龘，音沓，龙行龘龘，寓意群龙腾飞。」
每一年，总有新的词语流行起来，也有一些词语成为怀旧之音。自2008年起，《咬文嚼字》编辑部每年都会搜集、评选当年的十大流行语，从早年的「山寨」「雷」「囧」「非诚勿扰」到 2023年的「显眼包」「搭子」「多巴胺××」「情绪价值」「质疑××，理解××，成为××」，词语的兴衰让人们看到了语言生活的流变，也见证了不同时期的社会情绪。
流行语之外，《咬文嚼字》创刊以来，一直以「咬」语言文字差错而受到关注。他们「咬」过报纸，「咬」过春晚，「咬」过著名作家，近几年，短视频成为他们新的「咬」的对象。
网络语言尤其是短视频语言正越来越深入地侵袭我们的日常生活，很多人发现自己「提笔忘字」，面对美景想要慨叹时，只能用最粗粝直给的语言，却少了更多的词语来精确、细致地表述自己。我们是否变得越来越匮乏，或者越来越低幼？这样的话题，《人物》想要和黄安靖聊一聊。
龙年春节前，《人物》联系到了黄安靖，过程非常复古——拨打编辑部的热线电话。在人工智能语音时代，电话那头传来亲切的人声，并迅速安排好了采访事宜。而当真正和黄安靖聊起来，你会发现，他的口头表达也充满了「咬文嚼字」的风格，总是追求完整和精密。
黄安靖讲述了十几年来《咬文嚼字》年度十大语文差错和年度十大流行语的评选过程，也讲述了这些语词背后的时代印记，以及《咬文嚼字》的故事。这本一期5万字、一本7元钱的「小」杂志，在1995年由语言学家郝铭鉴创办。4年后，在小城镇做过几年语文教师、又从中文系研究生毕业的黄安靖来到这里，从发稿编辑做起，一步步到主编。
这些年，他习惯了「咬文嚼字」，「一丝不苟，非常认真，常常做过头」，为了辨析「蓝」与「兰」，他会从一条注释查到《大清会典》，再查到《清史稿》。日常生活中，给人发短信，他常常交代背景，把「短信」变成「长信」。这次接受《人物》的访谈，他事先列出了回答的要点，长达1.6万字。家人抱怨他说话啰嗦，但他说，我必须「咬文嚼字」，它已经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
年过五十的黄安靖从去年开始刷起了短视频。他观察着语言的流变，也在用自己的方式试图规范它。中间的分寸，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但归结起来，「语言是社会的匹配。有什么样的语言，一定会有什么样的社会。社会发展变化，也一定会产生新的语言成分来与之匹配」。
以下是《人物》和黄安靖的对话。
文｜王青
编辑｜槐杨
《人物》：不久前，《咬文嚼字》发布了2023年度十大语文差错，排在第一位的是「多巴胺」的「胺」字，「卡脖子」「帐号」也在其中。在你看来，今年的这些差错，呈现出什么样的特点？
黄安靖：最为明显的特征是，差错覆盖面宽，类型分布广泛。有读音差错，如把「多巴胺」的 「胺」的读音àn误读为ān，把「卡脖子」的「卡」的读音qiǎ误读为kǎ。有用字差错，如把「账号」的「账」误为「帐」，把 「蹿红」的「蹿」误为「窜」。有用词差错，如把「下军令」误为「下军令状」。有文化常识差错，如让岳飞自称「鹏举」。有百科知识差错，如把「白堤」说成白居易修建的，把「土耳其」误称阿拉伯国家。
《人物》：除了发布的这十条差错，今年的评选过程中，还有哪些让你印象深刻的语文差错？
黄安靖：比如电视剧《问苍茫》的剧名有语病。这个剧名源自《沁园春·长沙》，「问苍茫大地」问的是「大地」，「大地」可以「问」。而「苍茫」是形容词，指旷远迷茫，不能成为「问」的对象。也许类似用法古代时有出现，但在现代汉语中，属于搭配不当。
误读「将进酒」的「将」。「将」既可以读jiāng也可以读qiāng。读jiāng时，表示将要；读qiāng时，表示请。《将进酒》是一首乐府诗，「将」在里面是「请」的意思，「将进酒」即「请喝酒」。「将」的正确读法是qiāng，而不是jiāng。当然学界也有争议，但主流看法是这样。
把日本排放的「核污水」误称为「核废水」。「核污水」与「核废水」有本质不同。「核污水」指受到放射性物质污染的水，有较高浓度的放射性物质。「核废水」则指核电站在正常运行中产生的废水。由于地震造成核电站损坏，日本排到大海的水，直接接触了核反应堆芯内的核燃料及核反应物，是「核污水」而非「核废水」。一些媒体在报道相关新闻时，也把「核污水」误成了「核废水」。
《人物》：2023年十大差错的说明里，你提到，「短视频成为语文差错的一个新的泛滥区。」具体而言有哪些表现？
黄安靖：从近年来我们发现的语文差错看，短视频正在成为人们特别是年轻人交流、表达的重要平台，而短视频同样缺乏相关的把关机制，所以它又成为语言差错的泛滥区。
短视频上，有些问题是网友「有意为之」，比如已有人指出的用「泰裤辣」表示「太酷啦」、用「修勾」表示「小狗」、用「世界蕞大」表示「世界最大」等等。有些是态度粗疏造成的，比如我所列举的把「物业」误成「午业」、把「给钱」误成「给前」、把「价格」误成「架格」、把「茶杯」误成「插被」、把「喝水」误成「和谁」、把「读书」误成「毒素」等等。
《人物》：看到这些越来越普遍的错别字，你有什么样的感受？
黄安靖：对于一个「语言规范」的守护人来说，看到这些差错，是比较遗憾的。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在语言文字工作方面，我们做了大量扎实的标准化、规范化工作。但就目前而言，我们的语言文字运用水准未见有什么提高，还有下滑趋势。
《人物》：你觉得，是什么导致了这种「下滑」趋势？
黄安靖：有一个客观原因，是我们现在的语言文字运用场景变多了。改革开放前，图书出版没有这么多，也没有这么多报纸、杂志，更不用说网络平台。本来应用就少，当然差错也少，后来运用多了，差错也多了。
也有其他的原因，比如说出版界为了追求经济效益，把考核指标放得很高，但是语言文字方面的工作，比如说校对、把关的就少了。曾经有一个经济效益非常好的出版社老总告诉我，我们有些年轻人每年编辑出版的图书能达到40本左右。我当时心里咯噔一下，我们要求「三校一读」，一年40本书的量，你让他哪怕只看一遍，有时间看吗？
上世纪90年代，我刚去《咬文嚼字》的时候，它隶属上海文艺出版社。前辈告诉我，当时的工作量是每一个编辑每一年编80万字，你想想一年80万字，我可以认认真真地把每一个标点符号、每一个汉字和每一句话都查清楚，是吧？但现在一年要发40本书，编辑真的累死了，最基础的编校工作肯定就会被稀释掉，差错也就变多了。
《人物》：看起来有点奇怪，为什么人们受教育水平提高了，但语文差错现象反而变多了？
黄安靖：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教育有了很大的发展，人的知识体系要比以前完整，知道的东西更多，也更接近社会生活。但整体的教育趋势是重视数理化，语文学科的教育就被挤压了。现在很多人连标点符号都不会用，为什么不会用？因为基础教育没有讲过这个问题，或者讲得不透彻。
另一方面，我觉得我们对语文的理解是有问题的。我国的语言学理论主要来自西方，是建立在「客观主义哲学」的数理逻辑基础上的，总是强调用数理逻辑去分析语篇、语段、语句，像分析数学、物理一样去分析语言现象。你可以去看看我们的课本，看看我们的教学辅导资料，看看我们的语文试卷，都在强调所谓的「逻辑」分析。每年的高考试题，经常有作家出来说，自己的散文被用作阅读材料，但设计的题目连作家本人都做不及格。这说明什么问题？我们的语文教育中，对语言现象的教学、分析已经严重脱离语言实际。带来的结果就是学生的语言应用能力很差，造出的句子也都是干瘪瘪的，很别扭。
为什么很多人开玩笑说中文系毕业的人反而出不了大作家？我觉得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错误的语文训练，不符合语言规律的「语法」训练，把语言的真正的创造力抹杀了。
《人物》：《咬文嚼字》也会评选每年的流行语，关于2023年的流行语，你说，爆款少了，为什么？
黄安靖：我们从2008年开始发布年度「十大流行语」，已经发布了16年。相对来说，2023年的 「爆款」确实少了，一直到9月份，我们还没找到全社会都知晓、都使用的流行语。流行语使用出现「细分」趋势，能破圈到全社会的，非常少见。
这可能与短视频近年来的崛起有关。2023年，始发于短视频、在短视频上广为传播的流行语非常多，比如「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哈基米」「挖呀挖」「敌蜜」等等。但短视频的主要使用人群还是年轻人，特别是90后、00后，年长者还处在逐渐了解、接受的过程中。所以，很多流行于短视频的语言形式，被全社会接受还有一个过程。
《人物》：有一些流行词，比如「citywalk」、MBTI人格测试里的「i人e人」，其实是被使用得很广泛的，但没有被选入，为什么？是想要执着于汉语的纯正吗？
黄安靖：你提到citywalk，虽然它是一个外语单词，但去年真的太火了，我们本来想选用它的中文形式——城市漫步，实际上这个词也进入最后一轮的榜单了。但在专家论证环节，大家还是觉得相对citywalk来说，城市漫步用得非常少，流行度不高，所以落选了。
就整个语言系统而言，汉语当然不可能完全纯正，我们也并不执着于汉语的纯正。我记得在2012年，《现代汉语词典》第六版增加过一个附表，收录了以字母开头的新词语，引发社会上很大的争议，不少学者向法院提告，他们认为，作为权威性的现代汉语规范字典，怎么能把这些词放进去，这不是污染了汉语的纯正吗？我们就这个事件公开表态过，语言应用不是谁可以决定的。正是因为我们用到了这些词，《现代汉语词典》才会把它们搜集起来备查。
但我们评选流行语，应该选择最符合汉语特点、最能体现我们社会价值取向的语言成分。你提到的这些，虽然使用广泛，但它们不是汉语中的典型成分，不能代表真正的汉语。
《人物》：我翻查了过去十年《咬文嚼字》发布的流行语，早年也会有一些不完全符合汉语规范的词被选进去，比如2011年有「hold住」，2008年有「囧」。刚才提到「爆款少了」，是不是也和这几年流行语的筛选标准有关？
黄安靖：我们的评选标准确实有一个逐步优化、完善的过程。评选流行语并不是我们编辑部自说自话拍脑袋，而是须要考虑社会各方面的意见。2011年的「hold住」选出来后，社会的反弹很大，许多媒体甚至没有报道完整的「十大流行语」，认为像「hold住」这种类型的字母词是不应该选入的。
还有一些不太文明的流行词，比如「屌丝」，当年也已经进入最后的专家论证环节，有一位老先生听到这个词拍案而起，说「你们怎么能把这个词选进去，我都不好意思念」。后来我们只能把它删掉了。
流行语和语言应用是两个概念。我们不反对人们在日常交流中的一定场合使用「不纯正」的语言成分，也不可能完全回避使用，做不到。但评选流行语，首先是评选我们母语汉语的流行语，其次语言背后是有社会含义的，一旦被选出推广出来，一定会对语言、对社会产生影响。如果刚才提到的那些词被大量地、无限制地使用，对母语、对社会而言，都是不利的。
《人物》：评选了这么多年的流行语，你觉得，这些年流行语变化的趋势是怎样的？
黄安靖：我们发布流行语16年了，16年来语言生活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有几个变化是特别明显的。第一，文明度有一定提高。如过去的流行爆款「屌丝」「法克鱿」 「屌爆了」 「吉跋猫」等不文明语言的产生，有下降趋势。
第二，合法度也有一定的提高。如过去出现的四字格成语「喜大普奔」 「不明觉厉」 「 累觉不爱」「男默女泪」「人艰不拆 」「十动然拒」等等不符合汉语内部结构规律的语词的出现也在减少。
第三，非中文符号的语词在增多。如yyds、emo、i人/e人等等。这可能与现在国际化趋势加速、语言接触增多有关。
第四，游戏化倾向明显。如近年流行的「挖呀挖」「绝绝子」「夺笋」「干饭人」等等。
《人物》：你曾经说，2008年网络全面发展起来之后，因为没有报刊的审读机制，一些不符合规范的语言表达经由网络进入人们的生活，十几年过去，当网络对日常生活已经不可或缺，你觉得这十几年，网络给我们的语言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
黄安靖：互联网给普通民众提供了一个充分展示语言智慧的平台，使「语言创新、创造」不再是少数社会精英的专利，许多生动形象、极富表现力的新词、新语、新用法都源自网民的智慧。同时，语文传播空前迅疾。传统媒体时代，新词、新语出现后，是通过报刊图书等传统方式辗转、递相传播的，时空上的阻隔是无法避免的。互联网实现了即时交流、即时传播功能，新词新语新用法出现后立马就在全社会传播开来，这是前所未有的。语言的生态也日益复杂。网民素质参差不齐，只要有意愿，几乎任何人都可以在网上展现自己的「智慧」。而「智慧」不一定都是积极的，也有消极的。
就网络对语言的影响而言，我们还可以以短视频的崛起分成前后两个阶段。前者就是人们常说的「网络语言」。一开始《咬文嚼字》评十大流行语，我们除了看它在网络流不流行之外，还要看在大众传媒（主要是「书报刊」）上是否流行，后来这个原则就打破了，因为我们发现，基本上一个流行语在网络上开始出现，马上就会进入传统媒体，两个平台完全融为一体了。
而短视频崛起，形成了一个新的语言运用平台，在短视频上流行的语言形式，传播到全社会还有一个较长的时间差。当然，现在是否已经形成了新语体「视频语言」还有待观察。
年轻人在一起「刷」手机图源视觉中国
《人物》：很多人认为，网络语言的泛滥，使得我们的语言越来越匮乏，似乎很难再用准确、丰富的方式来表达心中的想法。你怎么看待这样的说法？
黄安靖：我们的语言表达怎么会匮乏呢？我不同意这种说法。语言是社会的匹配。有什么样的语言，一定会有什么样的社会。社会发展变化，也一定会产生新的语言成分与之匹配。现在网络铺天盖地，我们每天大部分的沟通都在网上完成，如果没有网络语言的话，我们怎么能够准确表达自己的想法？又怎么能够精准地描述社会的变化？
当然，网络给语言也带来了一些消极影响。但总体上说，网络给语言带来的主要是积极的影响，消极影响是次要的。
在我看来，说网络语言带来语言匮乏的，都是持保守主义语言观的人。《咬文嚼字》开设过两个栏目，「时尚词苑」和「网言网语」，专门谈社会上新出现的语言现象。有几位老先生看了之后非常生气，说怎么能发这样的东西，再也不看了。他们为什么会感到反感？因为不想接受，也不想理解。结果是，他们的语言真的匮乏了。
《人物》：过去几年，出现很多以食物、动物词汇来指代不同人群的现象，比如最近由哈尔滨旅游热带起来的「南方小土豆」；疫情期间的「热干面」「小羊人」；还有一些叠字的使用，比如「万物皆可绝绝子」。在你看来，我们的语言是否正在走向「低幼化」？
黄安靖：这里涉及一种语言使用倾向，特别是在民间日常话语系统中，人们往往使用幽默轻松的方式说话，突出的表现就是，用借代、转喻等方式称呼说话对象，常以取绰号的形式出现。绰号有中性的，也有尊敬型、歧视型的。比如「小羊人」谐音「阳人」，指的是病毒感染者，我们不主张用。疫情肆虐之下，病毒感染者处于生命危险之际，不宜使用幽默、轻松的表达方式，何况这种看似幽默、轻松的表达中，还有「歧视」色彩。
叠字本来是一种修辞格式，有多种表达效果，像把「小鸟」说成「小鸟鸟」、把「小狗」说成「小狗狗」等等。但是，叠字应该符合汉语固有的「语法」规则，否则人们就会觉得奇怪。「绝绝子」就是这一类。
任何规则的使用都应恰到好处，恰到好处会产生理想的表达效果。如果「过」了，就会走向反面，甚至导致不规范、错误出现。比如正式、严肃的会议场合，你不能也把小狗叫作小狗狗，这种「叠字」的不当使用，过了头，确实会导致表达的「低幼化」。
《人物》：在另一些语境中，类似的语言表达也被认为是一种「文字讨好症」的表现。比如职场微信聊天，回复必加叠字，语气词，很多时候还要叠加一个表情包。你怎么看待这个现象？
黄安靖：我们有一种语言符号的盲目崇拜症，认为我们都靠语言符号进行交流。其实不是，语境、肢体、语言符号都参与了交流。不管在哪种场合，交流时用一些叠字，调整说话的语调语气，用一些语气词，加上一些肢体动作，都是正常的。这是交流的本来面貌。
在微信等社交平台上，人们背对背地用文字交流，失去了现场感，对方的语气语调、轻重缓急等等也听不到了，对方的肢体语言无法看见。为了尽量不影响表达效果，人们用叠字，特殊的语气词，甚至表情包，是为了补强，补强非现场交流的缺陷。这是一种表达需要，很正常。比如，有年轻人发微信给我常用「好哒」，有时还配个笑脸、几枝小花等等。在一定程度上，我也用类似方式交流。我因为年纪大了，一般不用「好哒」，但我也会在「好的」后面加一个「呐」，「好的呐」。当然对这些手段的运用要恰到好处，不能过头，否则达不到理想的效果。
《人物》：我发现，即使在口头表达中，你的用词仍然很书面，很有规范感。但我也好奇，在语言变化如此剧烈的时代，坚持规范用字，还有没有意义？前两年有一篇《播音员主持人请注意，这些字词的拼音被改了！》引发过讨论，文章说，很多原本用错的拼音，因为用的人多了就被规范了下来，比如荨麻疹的荨，本来是念qián，由于念错的人实在太多，就变成了xún。
黄安靖：「很多原本用错的拼音，因为用的人多了就被规范了下来」，这种说法是不对的。从本质上讲，语言是约定俗成的；凡是约定的都有内在逻辑。大家都这样读，就一定有理据、逻辑存在，只是这个理据、逻辑还未被揭示或不易揭示出而已。
「荨麻疹」这个词的情况比较特殊，不是读错，而是不同地区的方言读法不同。「荨」当植物讲的时候读qián，当病症讲的时候读xún，这是方言的影响。普通话推广之后，有一种倾向是把原本就是一个词的读音融合起来。如果按照以前的两种读法标准，有不合理的因素，并且容易读错，后面就倾向于读成一个音了。
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注意，语言标准要有稳定性，不能变得太快，越是变化剧烈的社会，越需要稳定的语言标准。在频繁、复杂的语言交流中，如果没有大家共同遵守的规范，大家都各说各话，将会是一个什么结果？你提到《播音员主持人请注意，这些字词的拼音被改了！》当时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就是因为，相关人等不根据语言运用实际，强行改变某些字词的读音标准，而引起社会的反弹。
《人物》：如果按照「约定俗成」的逻辑，「多巴胺」的「胺」为什么要被纠正成àn？
黄安靖：按照语言文字的规律，「胺」的声旁是安，确实读ān更合适。但为什么规定读音是àn呢？因为「多巴胺」是一个化学用字，为了和化学元素里的「氨」区别开来，所以人为规定读四声。不然口语表达，大家会分不清到底在说哪个字。
《人物》：听完感觉，就像你说的，社会变动越剧烈，规范语言越重要，但怎么规范本身也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
黄安靖：语言真的太复杂了，不同的情况，有不同的处理。在大部分情况下，语言有一个经济性原则，越简单越好。如果同样一个词语或者同样一个语言实体，有两个形式去对应它，增加人的记忆负担，也不经济，所以一个词一个读音是最好的。
比如说「血」，读xuè还是读xiě？也是不同的地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读法，但是为了语言交流的方便，逐渐形成了读xuè的倾向。还有呆（dāi）板和呆（ái）板，以前有两个读音，现在统一读dāi。
还有另一些情况，比如法国的戛纳电影节。如果你去翻词典，会发现「戛」这个字读jiá。按照语言学的理论，如果是音译字词，汉字的发音最好接近外语的实际发音，读成gā比较合理。但读gā的读音只能写作「嘎」，很容易造成混乱，合理的处理方式是，这个字不加口字旁，并且还是读gā。相当于为「戛」增加一个读音，专门用在法国地名「戛纳」上。
图源电影《编舟记》
《人物》：能不能分享一下你的经历？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对语文产生了兴趣？
黄安靖：我是中文系毕业，毕业以后到一个小城镇做过几年语文教师。后来我考上研究生，读古典文献学，校勘、版本、古文字这些，也是和语言文字打交道。研究生阶段我就一直给《咬文嚼字》写稿，但从来没想过能去那儿工作。到了研究生三年级，我已经找到了两个单位，有一回和一个同学聊起来，他说他现在要不就留校任教，要不就去《咬文嚼字》，我才知道他们正好在招人。后来同学决定留校，我马上联系了我的导师，帮忙把我介绍给《咬文嚼字》，其实已经过了初试的时间了，但他们对我有印象，给了我面试的机会。最后，十几个人面试，招一人，我被招了进去。
那是 1999 年，我还不到 30 岁，也年轻过。先是做发稿编辑，接着做责任编辑、副主编、执行主编、主编。现在回想，我的学习、职业生涯都在与语言文字打交道。对语言文字的兴趣，一直都有。
《人物》：《咬文嚼字》的读者构成大概是什么样的？
黄安靖：每个刊物和报纸都会有自己的读者群，《咬文嚼字》读者群非常稳定，一旦喜欢上这本刊物，不会轻易改变，每期都看，而且看得都非常认真。我们的读者往往是有语言文字或者母语情结的人，社会上真的有一批这样的群体，不只是老一辈的读者，也有年轻人，他们构成了《咬文嚼字》的核心读者和作者队伍。
《人物》：现在网络时代了，很多语言问题通过搜索就能解决，你们会感到这本刊物变老了，或者担心它跟不上时代了吗？
黄安靖：以前有人误解，觉得《咬文嚼字》肯定是个「老夫子」编辑部，很保守，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咬文嚼字》1995 年创刊，我们很早就设置了《时尚词苑》栏目，每一期都会向社会介绍新词新语。比如，1995年第4期刊发了《从「的士」「巴士」说起》，详细介绍当时进入汉语词汇系统不久的「的士」「巴士」，以及「打的」「面的」「摩的」和「大巴」「中巴」「小巴」等词语。再如，1996年第12期刊发了《说「靓」》一文，详细介绍这个来源于广东话的「热词」。
网络兴起之后，我们又专门开了另外一个栏目，叫「网言网语」，介绍最新流行的网络语言。这是在网络和传统媒体还没有融合的阶段。现在，网络流行语和新词新语的区别在逐渐淡化，我们也做了一些区隔，挑选的时候，有些词可能是年轻人用得比较多，老年人还没那么快接受的，那么我们就放进「网言网语」里。像最新一期《咬文嚼字》里，《时尚词苑》这个栏目发了「科目三」，网言网语发了「累丑」和「好会」。
我们编辑部现在基本已经更新换代了，我是编辑部最老的老人了，最年轻的是1998 年的，前几天我们去退休的编辑家里拜年，他们能认得的也只有我了。
每个时代都会有不同的流行刊物，曾经我们隔壁编辑部的《故事会》的销量很大，这几年的影响力不比以前了，但是《咬文嚼字》是带有一定专业性的，相对来说影响还比较小。
《人物》：这些年你「咬文嚼字」，在日常生活中形成了哪些独特的习惯？你觉得自己有语言洁癖吗？
黄安靖：长期与语言文字打交道，长期「咬文嚼字」，自然会养成一些与之相关的习惯。比如重要的事，我会一丝不苟，非常认真，做到我认为的极致，不计「成本」，常常做「过头」，过去我当责任编辑的时候，领导让我出100道语言文字试题，我出了120道给他。我们杂志最后一个栏目是《向你挑战》，选一篇散文，由责任编辑设置10个差错。我当时一般会设置12或13个差错让领导挑选。现在，我家人还会常常说我「用力过猛」。
《咬文嚼字》曾检查过全国12个大城市的语言文字运用状况。我主持了北京的「检查」工作。天坛祈年殿旁有一方形石台，名叫「具服台」，介绍文字说：「皇帝于大典前先行至于此，净手并换上兰色祭服，恭候大典开始。典礼完毕，仍回此处，更衣后起驾回宫。」这里把「蓝色」误成了「兰色」。如果简单化处理，只要把「蓝」和「兰」两个字辨析清楚就可以。但我觉得我们是在编《咬文嚼字》，要有更高的要求，还要去查查有关皇帝祭天着装的资料。
当时网络没有现在发达，查资料远不如现在方便。我查了很久，在一本著作的注释中找到一条线索，说《大清会典》中有相关记载。我又跑到上海图书馆，终于在《大清会典》中找到了相关资料：清代皇帝用于祭祀的礼服有四种不同的颜色，祭祖用黄色，祭天用蓝色，祭日用红色，祭月用月白色。但我还是想确保无误，又去查了《清史稿》，查到了。到此，问题才算解决。
我对语言比较敏感，很重视语言表达的准确性。我给人发短信，会注意表达方式，也会担心别人会不会误解我的意思，为了避免误解，常常主动交代相关的背景。我说话和思考的方式也是类似。前几天，我问在上大学的女儿，什么时候回家，今晚还是明天？她微信回我说：「我回家了。」我第一反应觉得她用错了，明明还没回到家，怎么说「回家了」，「了」表示完成啊。但后来想想，她其实是在表达回家的动作已经执行，在路上了。后来我去查阅相关资料、经过深入思考发现，「了」不一定都表示动作已经完成，动作虽然没有完成但已经执行了，也可以用「了」。这种用法在汉语中并不少见。
我的家人有时候也会抱怨我想得太多，说话啰嗦。
「语言洁癖」应该算不上，也没有让我「无法忍受」的语言错误，我知道语言运用的复杂性，也了解语言运用的灵活性，我虽然追求表达的准确性，但对语言运用中出现的不准确有包容心。语言运用是个程度的问题，没有绝对的准确和绝对的不准确。
《人物》：对你来说，为什么要「咬文嚼字」？仔细地辨析字与词，对你来说有什么样的乐趣和意义？
黄安靖： 「咬文嚼字」是我的工作，是我安身立命的手段，我必须「咬文嚼字」，它已经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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