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记者如何面对刘震云的壳？｜通惠河新闻河童工作报告
《通惠河新闻河童工作报告》，动态版「新闻工作室」，取意《人物》办公地点靠近通惠河，故记者自封新闻河童。《人物》河童，一个以真正手艺人方式做内容，用内心、奢侈的慢时间和零距离去感受采访对象的杂志从业者，带你以另一种更真实的体验亲临新闻现场、名利场中心、商战时刻和凡人之心。
从一个不酷而有趣的作家那里我学到了什么
文｜刘磊刘震云不端着。拍摄现场，他会拍着你的肩膀称你「兄弟」。他和你说话，很容易产生戏谑的氛围，似乎这不是一个著名作家的采访，而是回老家，在村西头遇上了儿时的玩伴狗剩子，调侃着扯闲篇。
刘震云难采。正因为谈话中有戏谑和调侃的氛围，他很轻松地就把你抛过去的问题绕开了。就像拳头打在一团棉花上，伤不到你的手，但你打出的拳头不见效果。
他是如何形成这种滴水不漏、擅长打太极的话语方式的，我不得而知。但一位曾经在1990年代采访过他的文化记者告诉我们，他并不是一开始就如此的。他说，那时的刘震云更像一个文学青年，掏心掏肺地跟你聊。「我挺怀念（那个时期的）刘震云。」这位记者前辈对我们感叹。
既然是一个如此不愿意谈论自己的作家，如果不是新片《一句顶一万句》的契机，或许不会有这次的封面专访。第二次采访安排在风山渐的某间小会客厅里，刘震云穿着大裤衩坐在我对面，我从他的童年开始，一点点地往下问。他对这种在各种往事和细节上纠缠的采访方式表达了不满。「我觉得这种采访方式啊，我要是在《农民日报》，我都不会同意，太老套，太家常。」读者不会感兴趣的，他说。
第三次采访是在西安的一家五星级宾馆的房间里，他依然穿着大裤衩，坐在沙发上，和我聊。他和女儿刘雨霖一起到西安参加丝绸之路电影节。这天上午的《一句顶一万句》发布会上，他和女儿讲起了「相声」，讲完之后，有当地媒体的群访。记者在台下提问，刘震云和导演、演员们回答。刘震云的回答总能赢来一片笑声。
我想，这是刘震云习惯的采访方式。这种采访不需要在细节上纠缠，没有追问，调侃着就把问题回答了。而调侃带来的风趣总是以坦诚和真实的缺失为代价的。
关于这一点，其实刘震云很清楚。他曾经谈过对幽默和有趣的理解。他认为世界分为两类人，一种是有趣的人，一种是无趣的人（无趣的人占到90%）。什么叫有趣的人呢？分四种。第一种是一说话你就笑。第二种是他说时你没笑，出了门你突然笑了，回到家洗洗睡了，突然又笑了。第三种是破涕而笑，他说着说着把你说哭了，突然你噗啼又笑了。第四种是他说时你没笑，事后也没笑，偶尔想起，在心里笑了——这叫会心一笑。
第一种幽默在他看来是特别浅的层次，如果对这感兴趣，「你改说相声就完了」。他看重的是第四种，前三种说的都是事儿，笑了就完，而「会心一笑」说的是事儿背后的见识，保质期特别长。按照这个界定，被别人贴上幽默标签的刘震云在公众场合说的只是第一种幽默，这种浅层的幽默是他的面具。他把「会心一笑」藏在了作品里。
刘震云是一个典型的外圆内方的人。他的内核当然是一个极具洞察力的严肃文学作家，但他用一个圆滑的壳把有棱角的核严严实实地包裹起来了。这是他与很多作家的一个最大的不同。
这种难以进入的状态一度让我有些沮丧。是最后一个外围采访意外地扭转了局面。
这个采访对象是刘震云的太太郭建梅，一位非常令人尊敬的公益律师。由于彼此的时间关系，我们的采访约在了晚上。采访开始半个多小时后，聊天的餐馆打烊了，我们到一家咖啡馆外走廊下的桌子旁坐下，继续聊。中途下起了雨。
几乎不大用我提问，郭建梅就在那里一直讲，我听。那个被刘震云藏起来的刘震云慢慢地清晰起来。
生活中的刘震云低能。换灯泡、装家具这样的家务活都是郭建梅做，刘雨霖在家时，也帮着妈妈一起做。刘震云甚至连食品包装上的保鲜膜也不会撕，鞋带有时也系不好，郭建梅教他。
刘震云生活上不讲究，还倔。
郭建梅的话语中是一种充满爱意的责怪：「特别轴，执拗，十头牛拉不回来。你比如说穿一个衣服，那你不让他穿，那是不行。鞋，他能落着一个鞋，他逮着穿三年，他都不带换的，你给他换了绝对不行。像他现在能穿个皮鞋能上去，就是他闺女逼的，他从来就是一个邋遢的……我今天看妞妞给我发了个照片，他今天有一个讲座吧？我就发现他又穿着那个旅游鞋，一个特别不讲究的一个，天天跑步的裤子又上去了，他就这么一个人……」
有一次女儿跟她说，妈，你老了，你可受罪了，我也不在北京，比如说我在美国或者自己有家了，你跟这么一个倔老头怎么办啊？
记得以前在网上看过一个故事。这是刘震云本人说的，或者只是个段子，已经闹不清了。大意是，刘震云从北大中文系毕业后，到《农民日报》，领导看他写不好新闻稿，但会写小说，就对他说，那你安心写小说吧，就不给你派活了。
我当时很羡慕地想，刘震云能碰上这样的领导，真是幸运。
但从郭建梅那儿听到的真实情况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工作的最初几年里，刘震云只能用工作之余的晚上熬夜写小说；夏天一边写，一边汗啪嗒啪嗒地掉；单位里默默无闻，不受待见，文学上是不断的退稿，退稿，退稿……还有养家糊口，送女儿上学这些家庭的担子与琐事。这个故事里的「幸运」不过是事后的云淡风轻罢了，其实是苦熬过来的。
郭建梅说，如果换作她，她可能就放弃了。但刘震云在妻子劝他放弃时说，我一定成功，你放心吧，我一定成功。我问刘震云坚持写下去的动力是什么，他说，还是觉着能写好吧。随后又补充：「但是什么时候能写好，那你也不知道。」
刘震云的耐力还体现在他的生活习惯上。每天作息非常规律，早上六点半起床，晚上九点半睡觉。每天跑两个小时的步，下雪照常，下雨也照常——就在地下室跑。
除了耐力，还有定力。郭建梅有时会觉得他过得苦，心疼。看他整天整天地待在书房，读书和写作几乎是他生活的全部。他从不接手机，手机放在旁边，「一天都不带看一眼的」。在双鱼座、A型血，骨子里喜欢浪漫的郭建梅眼里，这是老夫子似的苦日子。
他有着在喧闹与安静间极其自如的切换能力。刚拍完《一句顶一万句》，回到家就关起门来写小说。进了书房，之前所有的嘈杂都立刻与他无关了。
当郭建梅讲起这些时，我想起了一年前的两位采访对象。一位是百度技术副总裁王海峰，他从小学起，每天如铁律般6点起床，至今如此。另一位是龙泉寺方丈学诚法师，这位出家人给我留下的最深的印象也是在动静之间自如切换的定力。用佛教的说法是，禅定的功夫。在几拨客人到访的间隙，他匆匆接受了我们的采访。但在他坐下的那一刻，你似乎感到整个世界瞬间安静了。
在我有限的采访经历中，我发现对自我的极强的控制力几乎是所有在某一领域有所成的人的共同特质。作家如此，互联网人如此，僧人如此。
刘震云说的一点我很赞同。他说，一个作者，他首先得喜欢生活。比如他有一个特别的爱好就是坐在街边上，几个小时不动，在那儿看人来人往。他见到修鞋的老大爷，买菜的大姐，就兴奋地往那一坐，跟人聊。他反感为了从生活中得到故事而体验生活的功利心。
刚做记者的时候，我就有这样的功利心。采访时心里只想着故事，采访对象不过是挖掘故事素材的矿。但后来这样的心态逐渐转变了。得到故事，完成工作，当然是职责所在。但我逐渐发现，对个体来说，记者这一职业在故事之外的意义也许更重要。记者不是裁判，更不是上帝，我们每个人都要过属于自己的生活，走自己的人生之路。那么，每一次采访，其实是一个在人生经验上「偷师」的过程。
所以，做完任何一个采访，即便没有写出一个精彩的故事，但只要对自己的人生哪怕有一点启发和触动，其实都是值得的。
具体到这次刘震云的采访。我想，他对我的最大启发是，一个「内方」的人如何与外界，如何与自我相处。或者换一个更直接的说法，一个理想主义者如何在现实世界落地？理想、情怀、自由、诗和远方、有趣、酷等等概念在文艺青年们的小清新式追求中成了一锅炖的简化概念。其实真正重要的是，我们该问一下：有趣究竟是什么？酷真的重要吗？如何实现理想？自由如何追求？
在我眼里，刘震云是真正有趣的人，他的有趣不在他所言的浅层的逗人一笑，而是他在一副幽默的面具下却藏着严肃的、孤独的灵魂。一个和你说相声的人其实是个书房里的老夫子，这多么有趣。
他酷吗？他一点也不酷。借用他的说法，酷也是浅层的，它只是一种范儿。这个时代的急功近利的表现之一即是对范儿的追捧。实质没人在意，有最表层的就够了。但刘震云要的当然不是这些。
他是一个相信笨功夫，也肯下笨功夫的人。他在时代面前有着属于他的自信。我问他对如今文学的衰落怎么看。他非常自信而骄傲地说，文学的衰落不存在——他的《一句顶一万句》卖了180万册。他相信，只要你写得足够好，在任何时代都可以出来，当然也包括所谓文学衰落的当下。
他很少谈论书。问他为什么，他说喜欢谈论书的都是读书少的人。这位有着惊人阅读量的人，他选择闭口不谈。
还有，如何追求自由？追求自由就是轻率地拒绝眼前的一切束缚吗？未必。
刘震云在2003年前后辞职成为职业作家之前，从未换过工作。在他有能力靠版税养家之前，他也从未想过撂挑子不干去做他的职业作家，他首先想的是，「你用这个工资，你要养家糊口」。我问刘震云喜欢《农民日报》的工作吗，他的回答是：「我觉得可以啊，而且我在《农民日报》还当了编委呢。」有时候，对某些束缚的接纳与和解，也许反而是实现自由的捷径。
追求自由也不应急功近利。欲速则不达。
最后记下另外两个对我有启发和触动的小细节。
刘震云的姥姥，对他影响最深的亲人。她对外孙媳妇儿郭建梅说：「闺女啊，我跟你说，做人啊、办事啊，咱们不占人家的便宜。如果有个岗的话，你叫人家站上，咱站到地下，不吃亏，我一辈子就是这么过来的。」郭建梅用河南话重复给我听的时候，我想，这就是刘震云所说的见识吧。超越阶层身份和知识背景的见识。
郭建梅讲到刘震云对她公益律师工作的支持。刘震云说：「如果你要真的有事儿的话，那我一定会站出来……我不管它什么什么，我就会全力地支持你」
也就是说，在关键的时刻，他会毫不犹豫地从他精心包裹的壳里跳出来。
在那个雨夜，听到这个爱的故事，我有些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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