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杨振宁，95岁的老人向我们讲述人生新发现｜新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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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6月刊内容精彩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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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 如果向一个完全的外行去描述物理学之美，你会怎么来描述？
杨振宁：世界的结构的美是多方面的，所以对于这个美的感受也是多方面的，你比如说我看电视有时候有一个鸟去栽到水里头抓一个鱼，它的那个速度，它的那个准确，这是我想自然的这个结构，是妙不可言的。所以中国的诗人，西方的诗人，在描写这个老鹰能够准确地来抓捕一个小动物，就有很多有名的诗句，这个是一种美。
我想在基本科学里最深的美，最好的例子就是牛顿。我想一百万年以前的人类就已经了解到了，太阳东边出来，西边下去的这个规律。可是没有懂的是什么呢，是原来这些规律是有非常准确的数学结构，懂了这些数学结构，你可以非常非常非常准确地预言明天太阳什么时候要出来。就是对于大家所看见的这规律背后有准确的数学结构，这件事情的认识是牛顿告诉整个世界的。这个是牛顿对人类最重要的贡献，也是人类对于自然的美最深入的了解的开始。今天牛顿所写下来的方程式准确到什么程度呢，你像现在这个卫星上天，对撞起来，天宫一号、二号对接，这些事情都是极为准确的，不是到分、秒，是到百万分之一秒的这种准确，这些都是牛顿的方程式所告诉我们的。这种美使得人类对于自然有了一个新的认识，我认为这个是科学研究的人所最倾倒的美。
《人物》：你说60岁那年有一个很大的发现，就是生命是有限的。这90多年的人生当中像这样的「大发现」还有哪些？
杨振宁：确实是，就是我60岁的前后呢，突然有一个感觉，原来生命是有限的。这就是代表说那个以前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事情，所以这是相当突然的一个新的认知。你问我说是我现在到了九十几岁，有没有新的想法呢，有，可是不是那样子突然的一个了解。现在渐渐地越来越深的这个新的想法是什么呢，就是觉得自然界是非常非常妙，而且是非常非常深奥的，就越来越觉得人类是非常渺小，越来越觉得人类弄来弄去是有了很多的进步——对于自然的了解，当然是与日俱增的——可是这些与日俱增的里头的内容，比起整个自然界，整个这个结构，那还是微不足道的。你也可以说年纪越大，这种对于自然界的敬畏感是越来越深。
《人物》：那你怎么看人生的意义？
杨振宁：我想从整个宇宙结构讲起来，人类的生命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一个个人的生命那更是没有什么重要的。不过，从一个个人讲起来的话呢，虽然了解了他这个个人的生命在整个宇宙之间是一个非常渺小的事情，这并不代表说是他就不必或者是不应该去想法做出来他能做的事情，这是我现在的态度。我觉得个人的态度最好是一方面了解到自己的渺小，一方面要尽量地希望这个渺小的生命还是有点意义。
《人物》：你觉得渺小生命的意义是什么？
杨振宁：我想世界上有很多大家都公认的有意思的事情。比如说是能够帮助人类克服一种疾病，我想这个没有人会否认这是一个值得做的事情。帮助一部分的人改善了他们的生活状态，这个我想大家也都认为是有意义的事情。我想这个所谓有意义，这个定义，自己也是可以商讨的。不过我想所有可以商讨的事情，从某种立场上讲起来，都一定是有它的意义的。
《人物》：你是怎么理解和看待上帝的？
杨振宁：我想为了不搞到复杂的讨论上去，我们不要用「上帝」这个名词。就是自然界。我想尤其是你看世界上的生物，我们的生物稀奇古怪的种类多得不得了，尤其是现在研究的越来越多了，人类有细胞，有单细胞的生物，可是还有病毒，病毒不是细胞，比细胞更简单，可是病毒自己就是非常复杂，而这个里头的相互作用，这简直是没法子……另外，有许多事情，你看了自然界的话，你觉得这是没法子想象怎么变成这样。你比如说你在电视上看见一个小牛出生，出生了以后它几秒钟之后它就想法站起来，常常站不起来，因为站起来立刻就摔倒，然后它又站起来。怎么一个安排，就使得它知道它要站起来，而且失败了以后还可以再尝试，然后等到最后站起来，它就知道要去吃它妈妈的奶，这个母亲跟这个小牛之间的关系，这是一种非常神秘的事情，所以就是自然界非常稀奇的事情非常之多。就使得我想到，现在不是大家都热衷于人工智能吗，他们研究的东西里头也是很稀奇的东西，可是这些东西离小牛跟它母亲之间的复杂的这个关系那还是差得很远呢。我很难想象说是在以后两百年之间，生物学家会对母子之间的bonding，能够有深入的了解。就是这一类的事情使得我越看多了以后越觉得我们所做的东西其实是——从整体讲起来还是非常渺小的。
在采写这期封面报道之前，我对杨振宁先生的了解非常有限。同很多人一样，我只对他有概念层面的了解：有名的科学家，诺贝尔奖得主，年轻的太太。他在物理上有多大的成就？生活中他是一个怎样的人？我一无所知。起初吸引我接下这个选题的点是，一个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他的故事中一定有动人的科学之美。「在电话那头听到吴健雄说出实验结果的瞬间，杨振宁感觉自己『看见了宇宙一个很深奥的秘密』。那种感觉里混杂着震撼、惊奇与恐惧，用他的话来说——『仿佛看到了凡人不该看到的东西』。」两年前《人物》大师特刊做过一篇杨先生的相对简短的报道，其中的这个细节我印象深刻。
采访中，最初吸引我的点当然没有让我失望。他讲到晚年最新的一个发现（严格说来不是一个新发现，而是他一生中所有发现的升华），就是对自然越来越感到敬畏。
在电视上看到鸟栽到水里抓鱼，刚出生的小牛立刻就知道站起来，这些细节都让他深刻地感受到自然的「妙」与「深奥」。他在工作中曾经一次次地感受到这一点：宏大而复杂的自然竟然可以用简洁优美的方程式描述，这无法不令他感到「震撼、惊奇与恐惧」。为什么是这样呢？他的回答是「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这位95岁老人对人们视若无睹的寻常事物有着敏锐的洞察力。我在第一次采访中就感受到了。当我谈论爱因斯坦的工作时用「创业」打了比方，他非常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态度：「我知道现在大家都在用这个名词。创业这个名词用到爱因斯坦身上，或者是不同的重要的科学发展上，不太妥当。」然后他非常耐心地作了具体解释——态度中有知识分子面对记者时少有的平视的诚恳。
与这种平等待人的态度形成鲜明反差的是他在物理学上的地位。这是一个远超出我此前想像的重要地位。在熟悉他的人对他和他的工作的描述中，我频繁见到大词——伟大、划时代、里程碑……而且作出这些描述的人都是一些包括诺贝尔奖得主在内的世界著名科学家。对我们这些生活在「小时代」的人来说，这一切实在有点陌生。他远非一个普通的诺贝尔奖获得者。
杨振宁先生将自己认识的大物理学家归为两类，一类是aggressive的，一类是谦谦君子的。他喜欢后者。他自己也属于后者。我们的外围采访对象本身就多是备受尊敬的老先生或世界知名的物理学家，但在采访过程中，我们深切地感受到他们对杨先生发自内心的敬重——这种敬重不是仅仅靠地位可以获得的。一位年近八旬的中科院院士在接受采访时反复强调「我们小人物」，并叮嘱「你们不要出现什么错误」，「杨先生是世界级的大人物。」84岁的吴大峻先生为了这次采访费了很大力气花几天时间注册了Skype账号，在得知杂志上会有杨先生的照片后，他反复叮嘱我们给他寄一份杂志，因为他有两年没和杨先生见面了。南开大学陈省身数学研究所的葛墨林院士热情邀请我到南开「好好谈谈有关杨先生的事」。三个小时的采访中，他用了约三分之二的时间动情地讲了杨振宁先生对中国科学所作的具体贡献。网络上各种有关杨先生的与事实相去甚远的声音让他又气愤又无奈。
我由此想起一个多月前看的阿根廷电影《杰出公民》，影片中的主人公是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重回故乡之后，遇到的也并不全是温情和善意。《圣经·马太福音》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 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我无权扮演上帝，但我觉得，至少在「论断」之前，是否可以先认真地做一番功课呢？在没有作深入了解前，「论断」时是否可以多一些谨慎、犹疑和起码的善意呢？——尤其当你是在「论断」「中华民族最最值得骄傲的一位先生」（著名华裔物理学家张首晟语）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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