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走过许多地震纪念地，这里拥有最多细节与情感
离开建川博物馆的那天，我第四次参观了「512-612震撼日记馆」。
建川博物馆是一个博物馆群落，位于成都大邑县的安仁古镇，由民营企业家樊建川买下500亩地建立。十年前，这里是一片河滩地。现今，25座场馆已经建成开放，是国内民间资本投入最多、建设规模和展览面积最大的民间博物馆。
汶川地震后一个月，震撼日记馆正式开放。其中展品均为馆方在地震时前往灾区现场收集的物品，展品数量在开馆后仍不断补充。日记馆以震后一个月的时间推进，将2000多件文物以时间顺序排列，试图还原震后初期人们的真实感受。
四次拜访过程中，我与讲解员及博物馆文宣办都进行了交谈，逐渐丰富了对这座博物馆的认知，也知道了更多展品背后的故事。因为一些原因，馆内的文字说明是有限的，但如果有心，参观者能够留意到几乎每一件展品的背后都有远远未尽的故事。
汶川地震十周年回访，我走过许多遗址和纪念地，但没有一处像这里，拥有这样多的细节与情感——关于死难者的、具体而微的故事。残酷与温暖并存，自省与希望并生，让这段痛史有了血肉。
托克维尔说过，「当过去不再照亮未来，人心将在黑暗中徘徊。」庆幸人们能够拥有这样一座博物馆，为那场牵动人心的灾难留下了具体的物证与纪念，如馆方所言，「人走物留，直到永远。」
文｜卫诗婕
编辑｜刘斌
图｜卫诗婕（除署名外）
在刘棉村的山头，樊建川曾捡走一块门牌。那是一个依山而建的村庄，地震时爆发泥石流，整个村庄被埋了。
生者捡了门牌匾，用粉笔在上面写「安息吧亲人」，点上香烛后离开了。还没等蜡烛烧完，樊建川带着工作人员赶到了。他一眼望见这个牌子，「马上就捡走了。」震后几天阴雨不断，他怕雨水冲掉上面的粉笔字。现在，这块牌子用相框裱起，挂在博物馆内的墙上。
博物馆里还有许多看起来类似的物品：连接道路、疏松灾民的木头桥，武警喝壮行酒后砸破的酒碗碎片，用于空投物资的降落伞 ……
物品旁的解说文字通常不会超过60字，但如果对地震了解得更多——以汶川为例，道路没有在第一时间疏通，阻碍了后续的救援——也许会从这些物品本身思考出更多蕴含的意义。
遇难者的小提琴、煤矿里挖出的算盘，以及绵竹年画村（全村被埋）的年画墙碎块，都被带回了博物馆。因为收集废弃物品，馆长樊建川曾一度被大众戏谑为「捡破烂的」。在一次采访中，他这样解释自己收集的标准，「什么东西能够证明这件事的存在和发展，就值得被收藏。」
馆中最令人驻足的物品，可能要数一件新娘婚纱。地震时，一个摄影师带着六个新人在鸳鸯池拍摄婚纱照，一对新人当场遇难。一个月后，樊建川带领工作人员回到现场寻找新人的遗物。因为水源堵死，且有尸体在其中腐化，本来清澈的湖水已经成为一潭死水，人们不得不在湖面铺洒许多层石灰消毒。
最终，樊建川用木棒找到了一截染血的婚纱。这件婚纱连同新娘曾穿戴的花环和高跟鞋一起，被放进了展厅。展品的上方，写有这对新人的爱情故事。
2000多件展品中，一封书信尤为重要。地震发生后，成都市民李培芳给时任市长葛红林写信，呼吁「抗震防灾，以防为主」。她在信中写下几点：1.督促各基层设立抗震防震机构；2.对已建房屋及建筑物，重要的设备设施进行普查，对未设防及未达标的建筑进行加固；3.加强设防管理，把好设计关。
市民李培芳写给时任成都市长葛红林的信
在信纸第一页的顶端，留有市长亲自批复的字迹。
5.12地震发生后，樊建川很快就决定成立震撼日记馆。工作人员白天去灾区收集文物，夜晚消毒，次日，前一天收集来的文物就被摆上展台。仅一个月，博物馆就向公众开放了。
这里不同于国内任何一间博物馆的明亮、精致。日记馆的白色水泥墙看起来涂抹不匀，像是一座毛坯楼。地板是钢筋材质的。每隔十米左右墙上就有破洞，洞里是不同震区现场的还原：破碎的瓦砾、废墟、裸砖，和暴露在外的钢筋。参观时，一股夹杂着粉尘、铁锈的气味，偶尔钻进鼻腔，隐隐约约，是废墟的味道。
鸟巢的中方设计者李兴钢也参与了馆内的设计。展品按照自身所代表的时间顺序，密集地陈设了两层楼。每一道门槛上贴着一张日历，从5月12日到6月12日，一间间房的天花板上印着黑色的统计数据：遇难者、伤者和捐赠金额。
设计者们力求还原震后初期的观感，参观者们行走数千米参观路线的同时，走的也是震后30天一个城市的重建，以及六万多人最后的生命历程。
日记馆的门前竖着一块牌子：馆内部分内容可能引起不适，请未成年人在成年人陪同下观看。正如它的名字一样——「震撼日记」，细细地全程走一遍，确实有不少震撼。
一幅幅影像记录着一张张真实的脸：三位困在大山里三天的灾民，艰难跋涉30多公里终于走出大山，情不自禁地相拥痛哭；穿着粗布、土鞋，将年迈母亲放进竹筐里背离灾区的中年男人正在擦汗；一位母亲哭着呼救，请人尽快救出还埋在废墟内的儿子……
因为工作关系，我去过国内一些知名的纪念馆和纪念碑。2016年，唐山大地震40周年时，我与同事蹲守在地震遗址纪念公园。让人印象深刻的是，长达数百米的黑色花岗岩石板墙上，正反两面刻满了24万个逝者的名字。有两面墙是空白的，留给那些没有被找到、统计到的名字。人名被烫了鎏金。除此之外，无论在这座公园还是唐山的地震纪念馆里，并没有关于一个逝去生命的具体故事。
而在汶川、北川的地震博物馆与各式纪念广场（公园），建筑恢宏壮阔，但数字之外，依然没能见到关于普通生命的故事。
震撼日记馆作为一个私人博物馆，提供了新的叙事逻辑。日记馆以日期为线索，将震后一月内的每一天还原，展品绝大多数来源于遇难者和幸存者，其中更不乏普通人的故事。馆中随处竖立着牌子：别说话，让文物说话。
在地震现场搜寻文物并没有想象中容易。
2008年5月31日下午，原成都军区某陆航团一架米-171直升机在执行运送受伤群众任务中，在汶川映秀镇附近失事。包括机长邱光华在内的5名机组成员和13名群众全部遇难。
为了搜寻失事的米-171直升机残骸，馆方花费了十天时间。整个搜救区域高山密林，人迹罕至，很多地方几乎是绝壁，余震不断，塌方、泥石流随时发生，搜救与搜寻工作只能一米一米地推进。最终，残骸在计划飞行的反方向被找到。樊建川把机身残骸、机长的飞行日志和部分遇难者遗物带回了博物馆。
在那个边缘有烧黑痕迹、比火柴盒稍大一些的绿色长方形小盒子里，记载着机长邱光华当天已经执行了7次飞行。「很可能是疲劳驾驶，飞了反方向而触崖。塔台最后留存的信息是指挥其向右飞行，但最终我们在左侧的山谷中找到了残骸。」博物馆文宣负责人黄毅告诉我。
一周前，我在位于映秀的5·12集体公墓中第一次知道了这个失事机组，他们在公墓中拥有一座专门的纪念碑。公墓在一座小山体上，顶端的花坛很美，白色蝴蝶在其间飞舞。
我从当地女孩那里买了一朵花，把它献给了这个失事的机组。我清楚地记得，在纪念碑旁边的金属牌上写着：突遇低云大雾和强气流，不幸失事。
很多年过去，我仍然记得地震发生后一篇流传很广的报道《灾后北川残酷一面》中写到的北川现场：孩子们的尸体是「青色和白色的，只有漂亮的头颅和柔软的身体仍旧是优雅的」。
我一直不知道，那些从废墟里伸出来的小手，其实是青灰色的。
在日记馆的二层，有一条向下的楼梯，通往一个独立的地下空间：学生与校园专题。没走几步就能看见一张放大的照片：从废墟中伸出的一只还紧握着铅笔的小手。
这里有一整面书包墙。从废墟里挖出的书包沾满粉尘，颜色是灰蒙蒙的鲜艳：红的蓝的黄的粉的。这里罗列了受灾最重的学校：北川中学、映秀小学、聚源中学、汉旺外国语学校……
书包墙
出于新闻伦理和一些其他原因，当年主流媒体登出的照片并没能展现出现场残酷的一面。在这座博物馆陈设的摄影图片里，许多没有出处与作者，但更惊心动魄。
一个父亲守在儿子的遗体旁边，用衣服盖住了他的上半身——但从轮廓可以看出，脖子以上的部分空了；那些哭倒在孩子身边的父母，身旁是正在燃烧的祭品与香烛；在聚源中学，尸体转运前，父母在孩子的袜子上写下了名字与电话。
我参观的那几天，几个年轻的女性都在这里落泪了。有男人用很轻的口哨声吹起了《天空之城》。
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说，樊建川在聚源中学收集文物时曾被拦住，要求放下所有手上的物品，「好遗憾，本来可以找到很多（文物）。」根据官方数字，聚源中学最终有278名师生遇难。
遇难者中，第一个被找到的学生叫胡慧珊。设计师刘家琨为她设计了一座「胡慧珊纪念馆」，内部被刷成她最爱的粉色，曾收藏了她的乳牙、脐带等物品。这是汶川地震中唯一一个纪念个人的纪念馆，设计师的初衷是「纪念、尊重所有的普通生命」。
「胡慧珊纪念馆」
不过，这座外形像救灾帐篷的小建筑隐藏在日记馆左侧不足百米的草坪中，被茂密的竹林遮蔽，没有任何指示牌。因为一些原因，胡慧珊纪念馆不再对公众开放。
十几天前，我在映秀参观了漩口中学遗址。地震时，整座学校下陷。政府保留了壮观的倒塌建筑，一面崭新的国旗挂在旗杆上，是整片遗址的最高点。最醒目的是入口处是硕大的汶川特大地震纪念表盘，以及那座由文字和浮雕组成的特大地震记事墙，是震后专门修建的，看起来价值不菲。纪念墙上的百字内容，介绍了地震的震源、震中、发生时间，以及伤亡人数和财产损失情况。
相比之下，日记馆中的学校专题馆更像一个细胞显微镜。这里没有任何宏阔的建筑和物品，只有一面高约五米的黑白照片墙。照片里，几十个家长将遇难学生的遗照捧在胸前，整齐地跪在一起。为了做出高达五米的效果，馆方将同一张照片进行了复制拼接，最终达成了震撼的视觉效果。
照片墙与纪念雕塑
黄毅告诉我，日记馆建成的那一年，几乎人人走进去必会「哭着出来」。
后来，看的人少了。每年五月，人流开始多起来，通常都会在5月12日那天到达顶峰。这一天接待的人群通常以单位党建和学校春游为主。
一名讲解员曾略带失落地告诉我，孩子们参观时「很闹」，即使是大人，绝大多数「更像是凑个热闹」，没有耐心深究展品背后的故事。
参观者们在震撼日记馆
只有少数特意赶来的，会显现出不同寻常的安静与投入。我凑巧碰上一对，在范美忠的展区。
范美忠那副眼镜静静地躺在玻璃罩子里，十年来接受了不少参观者的嘲笑。我站在边上时，身边就有不少人看到它后大喊——「这就是那个范跑跑」，「简直是无耻」。
十年前，得悉震撼日记馆开放后，范美忠主动联系了馆长樊建川，「想来看看」。因为地震中先于学生逃生，之后他又在网络发表了言论：「在这种生死抉择的瞬间，只有为了女儿才可能考虑牺牲自我，其他人，哪怕是我母亲，在这种情况下我也不会管。因为成年人我抱不动，间不容发之际逃出一个是一个。 」教师范美忠从此被网友讥讽为「范跑跑」。
「我们希望你能捐献你的眼镜，让我们展出。」听到樊建川的提议时，范美忠没有任何犹豫，当即摘下了眼镜。当天，他在博物馆所在的安仁古镇老街上，配了一幅新眼镜，幷将发票拿给樊建川报销。于是，发票也成为了展品之一。一口气捐出的，还有地震时，他正在讲课用的《红楼梦》，书的封面上写有：「正在讲课。范美忠5.12」。
这些物品上方的墙壁上，是樊建川的特别批注：「之所以展示范美忠老师，是因为我们尊重范老师的言论自由……针对范美忠老师的言行，社会公众评价褒贬不一，而这也正是社会多元化发展的表现。」
一对中年夫妇，叔叔手里拿单反，阿姨戴着副金丝边眼镜，看起来很有修养。仔细阅读了墙上的馆长与范美忠留言，女士沉默了一会儿后说，「他们一个代表的是个人利益，一个代表的是集体利益。」
其实，很长一段时间，博物馆的人气始终不如馆外的「猪坚强」展区。今年11岁的猪坚强大部分时间都淡定地卧在干净的稻草上，任由游客在玻璃墙外呼喊，它也只是微微地睁个眼。
图源网络
地震后，樊建川感动于猪坚强在废墟下被埋36天依旧生还的奇迹，将它带回博物馆，并用它作为日记馆路线的结尾——是一种「大难不死」的寓意，也是积极、顽强的象征，为一路参观的沉重稍作一些缓释。
猪坚强火了，建川博物馆也跟着沾光了。但樊建川对此并不高兴，他认为人们将过多的注意力聚集在了猪身上，「并不是它不重要，而是有更多更重要的事，需要被看到和记住。」
为了让人们记住，博物馆在出口右侧的圆拱门后，设立了三面纪念墙。它们合成了一块约30平米的长方形空间，看起来像是墓园里的壁葬区，不同的是，这里没有骨灰，只有用3d打印的遇难者像，金属牌上标有遇难者的名字、出生日期与遇难地。墙上还有许多空白的地方，留给那些未能找到照片的逝者。
一条白色的通道从圆形拱门伸向纪念墙，上面刻着大写的遇难者数字：陆萬玖仟贰佰贰拾柒。通道的尽头是三棵不及人高的雪松，像是三支未点燃的香。
图源网络
一座钢铁蒲公英陈放在圆拱门外，正对着纪念墙——这是美国艺术家史蒂夫·麦格鲁捐献的作品——一颗被风吹尽的蒲公英，根茎连着一颗光秃秃的花芯，隐喻逝去的生命，也寓意生生不息的希望。
一旁白墙上印着的红字，是摘自毛泽东语录的话：「四川很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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