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北京人和上海人都成了“杭漂“？
中国城市抢人大战的阵势里，杭州正在成为不可忽视的角色。
作为一线城市的北上广深，曾经是全国高阶人才和海归精英的流入地，但过去5年间，近乎单向的人才迁徙图发生了逆转，北上广深、以及海外的技术精英，开始越来越多地向一座二线城市——杭州汇聚。从前流行「北漂」、「沪漂」，现在，「杭漂」成了新趋势。
一个缩影是：2017年，阿里巴巴举办18周年年会，为把4万员工从全国乃至全球各地送回杭州，征用了100多趟航班、32班次高铁和1700车次大巴。
在继北京西二旗程序员，上海张江码农，深圳南山技术男后，中国工程师群体又多了一个冉冉升起的门派：杭派工程师。
工作在杭州，生活在上海或北京，出差在全球各地——这是杭派工程师们的常态，他们正在让上海和北京成为杭州的「后花园」。
他们为什么都不约而同选择了杭州？我们和其中几个工程师聊了聊，得到了不同的答案。
文｜韩逸
编辑｜金匝
制图｜yoyo
头图｜视觉中国
每周五晚20：45，我心里那个看不见的闹钟会咔哒一声，提醒我，该出发回家了。但我总会因为这样那样的工作再拖一小会儿，最晚卡着21：00准时出门。
家在北京，我在杭州，末班飞机是22：15，追赶它的旅程正式开始。行李只有一件，就是我的双肩背包，里面装着电脑和换洗衣服。充电宝能不带就不带了，因为过安检的时候要多拿出来一样，太麻烦。
出租车已经提前叫好等在楼下，高速上顺手用手机软件值机，选好座位，登机前30分钟就不可以手机值机了。等车停在距离安检最近的入口，把手机页面调到电子登机牌的二维码页面，抓起包，跑。
一边跑一边提前摘下手表，和所有其它杂物一起放进外套口袋。要穿运动裤，这样不用扎皮带——安检的时候仪器不会叫，可以节省10秒。没有充电宝，再省5秒。把电脑拿出来，外套脱掉，1分钟左右顺利通过。
飞机起飞前15分钟关闭机舱门，我好多次都是提前16分钟跑到登机口。过去4年中，我的里程数到了40万，一共飞了325次，飞行时间747小时，相当于整整一个月都呆在飞机上。除了往返北京和杭州，我还要时常飞去堪萨斯和东南亚国家出差。习惯了精简行李，我和我的双肩包一度在海关遭遇过边检人员的怀疑目光，差点被拦截：「这是出国，你只带这些？」
其实这就是我和我们团队成员的常态。来自十几个国家的一百多人，分别base在北京、杭州、上海、新加坡和堪萨斯，时差可以玩一把24小时接龙。同事们习惯了英语交流，讨论产品，研究技术，唱歌和互相调侃。团建撸串时，一道风景就是有口音的同事飚自带风格的英语，另一旁的同事一边笑一边拍小视频。
用「极客」形容他们贴切而恰当：不太擅长表达，但擅长用技术解决生活中的问题。有人看到肯德基买汉堡总是排队，就做了刷脸点餐；有人发现小区取快递忘记带手机会很麻烦，就做了刷脸取快递；有人为了测试浓妆对人脸识别算法的影响，就自己学习画脸谱；有人看到公司内部单身的人太多，就顺手设计了一个相亲APP，还真成了好几对。
我从小在新疆长大，后来考入人大计算机系，留在了北京工作，一度以为这座城市应该就是我奋斗的终点了，但没想到，我在杭州发现了人生新高度的可能性。
我们是做生物识别研发的，比如在餐厅里点餐，在超市刷脸结账，在火车站刷脸进站，又或者坐在家里完成各种认证，办理贷款。这样，老人们不必再像候鸟一样，每年必须从子女居住的城市返回户口所在地的街道办，因为不论身处哪里，只要在支付宝上刷脸，就可以继续领取下一年的养老金。这些老人里，还有一位已经有107岁高龄的，这让我们非常有成就感。
去年11月17日，CCTV1「机智过人」节目请来一对同卵四胞胎挑战我们的眼纹识别，眼纹是我们身上唯一且恒定的生物密码，但，如何精准提取并识别这个密码，也就是我们眼白里精细的血管分布细节，是一个极大的技术挑战。
那天，我在台上提着一口气，直到识别成功，才一下子放松下来。这意味着，我们的生物识别技术能力又达到一个新高度。就在同一天，我的两个儿子都坐在台下，他们一个8岁，一个4岁，听他们妈妈说，这俩小子把小手都拍红了。
我在杭州和上海之间最匆忙的一次奔波，是今年3月19日。这天是我小女儿的生日，我答应她，要回家陪她去一趟上海迪士尼乐园。
18日晚上7点多，我从杭州办公室出发。那天实在是太疲惫了，没有幸福大巴，我也没有力气开3个多小时的车，只能乘坐地面交通，再赶火车。折腾了4个小时之后，晚上11点左右，我终于回到家里。
第二天，我如约陪女儿在迪士尼乐园里跑了一整天。她很开心，我却累成了狗。等结束后，我只想在家睡个整觉，因为第三天早晨5点，我又要起床，赶最早一班动车回杭州上班。
这种奔波的日子久了，我养成一个习惯。提前买一张相对晚一些的火车票，不管时间是否合适，到了点儿，人站到检票口门口了，再想办法改签。如果来不及，就跟检票口商量一下，不要座位了，只要能用最快的方式回家，我站着都可以。
对于我来杭州这件事，我的妈妈特别不能理解。我在上海长到33岁，念书，成家，生子，还从来没有离开过这座城市。她担心她的儿子在杭州吃不好睡不好，更重要的是，她觉得我没必要吃这个苦。相比之下，我太太就成熟得多。她更关心996的工作模式，我能不能坚持下来。
事实证明，996只是互联网公司的一种说法，我最近的工作时长，加起来根本就不止996。虽然疲惫，但是我很享受，因为我们敲下一行简单的代码，可以对整个互联网行业造成非常大的影响。
阿里巴巴和别的互联网公司是不同的，它有一种自下而上的能力。一个底层工程师的能量，是不能想象的。他可以影响整个公司的技术决策，甚至可以影响一次双十一的成败。
记得去年双十一期间，我们组一位职级不算太高的同学，对某个数据库做了一点小小的改动，当海量用户同一时间抢购某一商品的时候，系统可以支持更多人完成这一动作。
这样用户在清空购物车里的iPhoneX时，不会再再碰到「系统忙，请稍后尝试」的画面，能否抢到最优惠的手机，可以单纯取决于各自的网速和运气。换句话说，每个人抽到奖的机会是均等的。而在这之前，如果抢购的人数太多，很多人其实连进入系统的机会都没有。
他的修改非常有用。零点过后，天猫智能手机的销售用了90分钟，就打破了去年14个小时创造的记录。
互联网对技术的需求越来越高，变化也越来越快。在我们的团队里，很可能今天有一个需求，明天就想看到实现这个需求的demo，后天就希望那个东西能上线。团队leader最常说的话，就是这件事情大家要「all in」。
所以，杭州也早已不是我小时候印象中那个慢节奏的旅游城市了。在我的工作里，所有的动作都非常非常快，科技创新的氛围也越来越浓厚了。在附近咖啡厅随便一坐，很容易就能听到隔壁的人在讨论如何用体感设备在家里和朋友相约跑步、踢球。
我在其它城市的朋友也都察觉到了这种变化，想要去杭州的梦想小镇去创业。3年前，我有几个前同事，组建了一个不到10人的小群。现在，这个群里跑来杭州的成员，已经接近200人。不少人问我，杭州现在怎么样？我总是卖个关子：你自己来感受一下。
我在公司的花名是NASA，美国宇航局的缩写。起这个名字，是因为我喜欢探索未知的世界。虽然我还从来没有坐过宇宙飞船，但至少每两周就会坐一次飞机，自从选择了在杭州工作，我就开始了北京、杭州两头飞的生活。
飞机其实不是我最喜欢的交通工具。相比之下，在高铁上不用关机，不耽误工作，感觉和世界完全联通在一起。如果有22点的高铁，我肯定首选坐它回家。可是现在高铁最晚只有19点的，对我们来说还是太早了。我一般会订22点左右的飞机，保证时间可控。
因为不少人跟我一样，选择了双城生活，所以周五晚上的末班飞机，经常是被同事们「包机」的。有次一位同事迟到了，登机口喊他的名字，「XX先生，您乘坐的某某航班就要起飞了，请抓紧登机。」一刷朋友圈，发现好几个人同时发了状态，原来大家都在这趟飞机上。
阿里人是很容易辨认的。搭眼一看，T恤，双肩背包，脸上挂着很疲惫的表情，就有一半儿概率了。上了飞机，如果还开着电脑处理钉钉消息，或者打开邮箱回复邮件，那就八九不离十了。最具标志性的场景是，有人会一直开着电话会议，直到起飞前最后一分钟，才对电话那头说，「不好意思，我要先挂了，要飞了。」我打赌他在飞机进入平流层以后，一准儿再次打开电脑，开始写周报。
我愿意在杭州生活，不止是因为工作。我们的公司就在西湖附近，时常有人即兴约起西湖夜跑，或是爬北高峰，这是在北京和上海无法想象和享受到的小兴致。有时候加班到夜里12点，走回出租屋，两边都是绿色，能听到流水的声音。不知道从哪里，传过来一阵花香，整个人会一下子松弛下来。比起钢铁水泥铸造起来的北京，这里更有温馨的感觉。我现在和同事一起合租，一起加班，一起吃饭，虽然远离家人，但我并不觉得孤单。
杭州没有适合我妻子的工作，孩子们也已经在北京上学，这些都是迫使我们两地分居的重要原因，也代表了很多从北京、上海来的同事的情况：大多已结婚生子，也都有北京、上海的户籍，论教育资源，还是要明显好于杭州。大家的普遍选择都是，把家人和孩子留在北京、上海，孩子在那里接受教育，把自己的奋斗新目标搬到了杭州，周末回家。某种程度上，我们把北京、上海变成了杭州的「后花园」。
在蚂蚁的工作也给我带来了全新的机遇，暂时的奔波和分别都是值得的。2017年，我们参与到雄安新城的建设中，为了让雄安未来的新移民可以租到真实、可信的好房子，我们组成了包括战略、产品、技术在内的团队，落地了国内首个区块链租房平台。我们团队曾一起站在雄安的地图前合了个影，感觉自己就是这个城市创造者的一员。
北京当然也有不能被替代的东西。我自小在北京长大，有个豆浆油条包子胃。来了杭州，吃早餐，都是急急忙忙去便利店拿一份面包牛奶。胃里的乡愁很好解决。等这周末回去，我们一家人就一起吃烤鸭去。
如果一个人持有美国绿卡，要去第三国出差，从台湾转机的话，杭州边检会不会放行？如果小孩在国外定期打疫苗，回国之后要怎么操作，到了什么阶段该继续打什么？
这些关于「国际事务」的问题会不时地从我的一个群里蹦出来。这个群是两年前成立的，叫做「大圣归来」，所有成员都是从硅谷回到国内工作的工程师。
我是他们中的一员。决定回国工作之前，我找了两位职业生涯中比较重要的老板，征求他们的意见。他们曾分别担任谷歌搜索和广告的工程副总裁，有一位还曾就任过雅虎的CTO，在业界和公司有很高的声望。他们向我感慨，已经有好几位非常优秀的工程师被阿里巴巴和蚂蚁金服挖走了。
在硅谷，尤其在谷歌，一位资深工程师可以拥有很多人羡慕的安稳生活。在工作上自由度很大，可以出于自己的兴趣和个人选择。而在正常的上班之余，可以有足够的时间享受家庭生活，陪伴妻子和小孩，很多人甚至开始在自家院子里种菜种花，过上田园生活。
现在，自己孤身回国工作，意味着我要开启双城生活模式，留下妻子和孩子们在美国。
吸引我回来的，是蚂蚁金服在金融科技领域的颠覆性创新，以及能触达所有人日常生活的巨大平台。仅就支付宝来说，Paypal主要用于线上交易，但国内已经在用支付宝解决衣食住行等方方面面的基础设施问题了。
国内互联网的蓬勃发展带来了极为快速的工作节奏，同时也意味着随时随地可能的快速变化。比如在硅谷，我们做项目时可能会有年度计划，月度计划，周计划，然后按照这个计划有条不紊地去实行。但是国内互联网行业的变化太快了，它随时随地都在发生。这里经常发生的情况就是，这周我们开会决定了一件事情，定下了项目规划，下周我回趟家再回来发现全盘计划必须要变，否则这个项目就挂掉了。也因为这种快速变化，对我这种双城模式提出了很大的挑战，很多时候我在太平洋上空仍然处在工作状态。
和这种快速变化契合的，是快速进入人工智能时代的行业。在一两年前，人们对大数据的应用还限于在一些有限的场景下进行一些试验性的工作，但到了今天，太多太多的具体场景要运用人工智能技术。所以我们要探寻更好的计算方法，这也成了我在往返中美的航班上一直思考的问题。在无人打扰的飞机上，我只是换了个地方办公而已。我们现在的某些开放体系架构，就是我在飞机上落实下来的。
这种更快速的节奏，让我觉得生命的价值翻倍了。同时能在如此大的平台上做，让我觉得每一天都有莫大的动力。但家人为我的选择同样付出了很多。今年年初，小儿子快出生时，出于安全考虑医生建议我太太不要再开车，但是因为我不在家，接送大女儿上学的任务就只能落到她一个人身上。有一天她把车从车库倒出来时被另一辆车不小心撞了一下，没什么大事，但后来她在跟我视频的时候情绪崩溃了，太大的压力，同时也担心小孩，那是她少有的脆弱时刻。我当时真是非常的愧疚。
我觉得未来的公司肯定会越来越国际化，这种地球村的生活模式可能也会越来越普遍，相当于我是在杭州开启了自己的这一段生活，这中间也是家人的支持给了我莫大的动力。但我非常希望能有更多的时间跟家人一起度过。今年我小儿子出生正好是我们制定整个财年计划最忙的时候，我希望以后哪怕工作再忙，我都能抽出时间一定去参加他的家长会。
8年前加入支付宝时，我办公地在上海，那时根本没有想到几年后，我会过上每周上海往返杭州的双城生活。业务变化太快，我们迈着步伐不停歇地追逐。
这8年间，我陪伴着支付宝从「线上」走到「线下」的拓展步履，从最初声波当面付「咻咻咻」的原始版本，到现在变成行业规范的「扫码支付」，最终让人们带着钱包走天下成为现实。每当去小店买东西，响起一句「支付宝到账XX元」，我总是会不自主笑笑。
8年间，我的生活重心也随着战役的推进而改变，到杭州的频率越来越高，朋友们都调侃我现在是杭州人，因为我90%的时间是在杭州度过。事实上，我的工作地在上海，而一年中至多有几十天真正在上海工作。我在上海工位的窗外就是世界顶尖的高楼大厦群；在杭州工作的感觉就完全不同。工位窗外是老和山，如果下了大雪，能看到山顶上的雪在闪光。有时到了中午，约上三两同事，爬一段山，微微出些汗，再去浙大留学生食堂来份性价比超高的午餐，回到公司继续干活，神清气爽。
每周最幸福的时刻，是每周五登上从杭州开往上海的幸福大巴，我开始期待即将到来的周末。下了大巴，老公已经等在小区门口接我，帮我拿行李。回到家里，有女儿的腻歪，有父母给我准备的夜宵：小米糕、酥烧饼、鸡汤面……还有我妈妈自己做的甜酒酿。每年春天的时候，如果能弄到一些鲜嫩艾草叶，还有艾米果吃，咬上一口，能吃到春天的味道。
下午5点多，溪西园区里各个楼层都有一群人像是接到了一个没有声音的讯号，会收拾好自己的双肩包，脚步轻快地下楼赶车。
园区门口，大巴车一溜儿排好。车是免费的公司福利，需要提前预约。但我经常忘记预约。为了不错过，有热心的同事建了一个群，群主总会在周三和周四提醒大家记得约车。我们的群还有重要的转让空位功能，有人预约了位子，又赶上加班，可以转给需要的人。
作为一个老阿里人，我见证了阿里人从基本都是浙江人，到越来越多周边省市的同学加入，接下来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也开始来人了，并且越来越越多，再接下来是来自全球各种肤色的同学……
开往上海的幸福大巴的数量每年都在增加。今年1月份，大巴一个月就发车266辆，比去年1月多出107辆。即便车次越来越多，大巴也几乎没有空位的。因为一周的奔波和疲惫，3个小时高速路上，很少有人发出声音，天色从明到暗，一直到完全进入黑夜，路灯一盏一盏晃过去，大多数人睡得很沉。
我不习惯在大巴上睡觉。这3个小时，多数情况是用手机钉钉处理各类公事。我还有个习惯，上了大巴，总会不时打开高德，选择「我的位置——家」的路线查询，默默计算离家还有多远。
杭州的工作节奏是快速而紧张的，所以日常并不会感到孤单。但是在家人需要我而我不在身边的时候，无助无力情绪会让我深深自责。
3年前，我正式开始两地奔波，女儿也恰巧小学毕业。那时候她已经考完了钢琴十级，我决心用对待成年人的方式对待她，尊重她自己决定，不再强迫她练琴。她像是得到某种特赦，很长时间都不再碰琴，成绩也忽上忽下，虽然表面上对女儿还是表现得很淡定，其实我内心着急，不知道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我不得不接受的现实是，现在我不知道女儿每天在学校里学到什么，做了什么，她的困惑是什么，都不再能事无巨细地了解。只能利用每个在一起的时刻，跟女儿商量分析问题所在和可以做的改变尝试。默默地耐心等待女儿的变化和成长。
前几天，女儿忽然对我和丈夫说，爸爸妈妈，我给你们弹一首曲子吧。我忘记了她弹的是《卡农》还是《菊次郎的夏天》，但我感觉，我等这样的时刻已经等了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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