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家 战争旷日持久
人到中年，河流入海，大部分人归于宁静或幻灭，但麦家的内心仍然暗流汹涌险象环生。他的人生轨迹展示了一个人如何终其一生与自己的痛苦过往搏斗，无法摆脱也不能遗忘，被它伤害也被它成就，他所有的强大与脆弱都能在这场旷日持久的内心战争中找到根由。
文｜张月
编辑｜柏栎
摄影｜尹夕远
气球
麦家清晰地记得最后一次看到父亲的下午。那天他回了一趟蒋家村，从杭州开车回去大概40分钟的车程，一切看上去都很寻常，阳光明媚，老人坐在屋外晒太阳，皮肤白皙，麦家拿了一块月饼，一口一口喂给他，吃了两块月饼以后又给剥了一个大白兔奶糖。麦家用富阳话絮叨着：「这是你最爱吃的甜食。」父亲听不懂了，他得了阿尔玆海默症，已经认不出人。
吃完晚饭，麦家像往常一样给父亲擦了身子，安排老人上床睡觉。他没法住下，还得赶回杭州城里写稿。自从2008年凭借《暗算》获得茅盾文学奖、2009年根据他小说改编的电影《风声》大获成功之后，他进入了一段狂飙猛进的高产期，从2009年到2011年一共写了四本书，即分上下卷的《风语》和《刀尖》。那次回家发生在2011年9月28日，《收获》杂志编辑正催着要《刀尖》的下卷，麦家跟父亲说：「等我写完稿子再回来看你。」
也正是在那天半夜，助理江璐接到了麦家的电话，电话那头，他嚎啕大哭，泣不成声，嗓子全都哑掉了。没有任何征兆的，父亲于凌晨去世。
麦家几乎垮掉了，他料理焦头烂额的丧事，身体也出了状况，胃被中药烧坏，整个人瘦到虚脱，他本来像父亲一样皮肤很白，但由此面色变成了土黄色。「他当时特别特别崩溃，每天处于一种不知道为什么活着的状态，整个人失魂落魄，人已经没那个气儿了。」江璐告诉《人物》。
但世俗琐事不因他的崩溃而消失。那是他最受市场追捧的时候，出版商争相抢夺他的书稿和剧本，有人曾抱着300万现金，只要求他在某部剧里当个挂名编剧。《收获》杂志刚刚发表了《刀尖》上卷，马上要发下卷，但到截稿的最后几天，麦家还没有交稿，编辑急了，一次次打电话来催。父亲的突然去世给麦家提供了拖稿的理由，编辑很理解麦家的悲痛，他的父亲也在几年前去世，两人在电话里相对痛哭。然后，编辑冷静地说：「我再给你10天时间。」
10天里，麦家几乎滴着泪写完了最后5000字，某个瞬间他觉得悲哀又滑稽，「至亲的人都去世了，你却还在这里赶稿，没时间悲痛。你突然觉得你在做一件很滑稽的事情，而这所有的滑稽都是你自己追逐名利导致的，如果你没有那么强的功名心，怎么会这样？」他说。
交付那篇稿子后，麦家以漫长的沉默回应世界，再次出版新作《人生海海》，已经是8年后的现在。他于声名最盛之时陷入停顿，在一个人们记忆力越来越短暂的时代，这个停顿对于作家而言过于冒险，他的母亲一度担心他揭不开锅。
麦家一贯写得慢，成名作《解密》慢吞吞写了11年。但父亲去世的前几年，因着《暗算》和《风声》的成功，他觉得自己实现了某种自我突破，以前一天只能写五六百字，现在一天能写几千字，一年一本，甚至两本。「好像真的名利给了你自信，然后自信又给了你才华。人有时候在自卑的状态下某些才华体现不来，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哎呀，被社会肯定之后感觉内心更加自信了，自信之后确实好像才华爆棚了——只是好像。」
麦家一直自卑，他成名太晚，与他年龄相当的苏童、格非、毕飞宇等作家早在八九十年代纯文学尚热的时候成名，麦家的写作之路却一直不太顺利，直到2002年才出版了第一部长篇小说《解密》。但由此他也开创了中国文学的一个全新类型，加上后来的《暗算》和《风声》被成功影视化，他声名渐隆，有了「谍战小说之父」的称号。
长时间的被压制使他格外迷醉在「被人关注，被人肯定，作品不停地被出版」的状态，以前退他书稿的名刊现在留出版面等着他，很多著名导演打电话给他，希望可以获取作品的改编权。他的任何风吹草动，都被媒体追逐报道。
江璐回忆起那时的麦家，「他就像快要吹爆的一个气球一样，自信心特别的满，对待很多事情他是非常武断非常强势的，对人的态度也是，身边人看到他都非常紧张。」
直到父亲的去世戳破了这只气球。
剪不断
4月21日的新书《人生海海》发布会上，有一个环节是播放麦家前年在《朗读者》中关于父亲的访谈片段。他坐在台上，盯着屏幕看完，眼睛有点发红，嘴唇抿成一条线，沉默了一会儿之后说：「我觉得这种安排显然不妥，一下子让我情绪崩溃掉，我不敢保证下面我不说胡话，如果说胡话你们要原谅我。」
伤痛到现在依然是巨大的，何况是当时。但还有更多的痛苦来临，麦家在父亲去世之后陷入失语，他的作品却迎来一片嘈杂声，《风语》和《刀尖》普遍被认为是他的滑坡之作，人物和情节都有很多经不起推敲的地方。
在中山大学教授、文学批评家谢有顺看来，麦家是那种需要字斟句酌、很艰难地把语言逼出来的作家，「他这样的作家写作速度快不了，他一快可能就会写得很松……就变得不那么讲究。」
很少有作家愿意承认自己作品的失败，但麦家在这件事情上表现出了罕见的清醒和坦诚。在负面评论出现之前，他已经先意识到了问题。父亲去世后的一段时间，他待在蒋家村，每天足不出户，对着父亲的牌位朗读《刀尖》上卷，那是让自己心安的方式。在朗读的过程中，他发现很多由于仓促写作留下的谬误。他心中不安，跟出版方商量，能不能推迟出版，让他再修改一下。但出版方表示，书稿已经下厂，书讯广告也已发出，怎么能说不出就不出？《刀尖》最终还是如期出版了。
那本书依然卖得很好，但他说：「父亲的去世是老天做的主，而我作品的『去世』是我个人造成的，是我在名利面前失控导致的。」
对于这次仓促的写作，麦家一直耿耿于怀。后来他参加央视《开讲啦》，在这个节目中，他穿着灰蓝格子衬衫、牛仔裤，严肃地对着镜头说：「我要对读过《刀尖》的读者深深地致歉，我玷污了你对我的信任。老实说，我无法原谅自己把那么一部破绽百出的书交付你……我做了这个时代的俘虏，在名利和诱惑面前乱了阵脚，丢了盔甲。我成了自己的敌人，并且被打败了。」
这个演讲出乎所有人预料，节目录制前，编导魏婧看了讲稿后给他打电话，说这档节目受众面很大，怕有负面反应，建议他换个内容讲。麦家没同意：「我需要对读者道歉，但我更需要对自己扇耳光，扇自己耳光的目的是让自己去记住这种痛，别再次跌倒。」
回到2011年，父亲去世是痛苦的，作品失败是痛苦的，在接下来的3年里，麦家没有写作，他看书，健身，伺弄园子里的花花草草，长久地沉思。
但不写作同样也是痛苦的，他曾和作家洁尘聊过这件事情，自己越写越差，不想再写了。但真的从此不写吗？洁尘能感觉到他身上的困惑和空虚，「一个作家没写作，他实际上有点没着没落的，他找不到那个根基，找不到那个支点。」
她理解他的痛苦，在她看来，麦家与其他写作者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整个人的核心和支撑都是文学和写作，「他是为写作而生的。」
麦家曾在成都居住过很多年，在那里和洁尘等一些作家结下友谊。洁尘的丈夫做得一手好菜，他们经常在她家里聚会，其他人会聊一些生活上的琐事和八卦，但麦家会执着地把话题挪到写作上，「能看出来，他的注意力都在这个上面。」
她记得几年前与麦家有过一次争论，麦家认为文学是至高无上的，她不同意，她觉得文学是人生的一部分，有一些人可能必须依靠文学生存下去，但有另外一些人并不一定需要文学。
麦家大发雷霆，反应非常激烈，冲洁尘大吼：「你完全错了，你这个想法太荒谬了。」他认为，只有文学才能拯救人的灵魂，其他的渠道都是不够的或者低一等的。
「我虽然不同意他的看法，但会感觉到他那种极端和纯粹，对于文学有非常虔诚的信仰。」洁尘说。
作家苏童曾和麦家一起去伦敦，他去麦家房间，打开房门，看到麦家一个人望着窗外发呆，苏童疑惑地问：「你在干吗？为什么这样坐着？」麦家说：「不这样坐着，难道我能出去吗？我又不认识路。」
最终苏童带着他出去逛了逛。那个独自发呆的背影此后一直印在了苏童的脑海里。「他就是这样的人，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情愿在房间呆坐着什么也不干，他不会出门。」苏童告诉《人物》。
「写作之外，你有什么其他爱好吗？」《人物》记者问麦家。他迅速反问道：「你觉得我这人会有爱好吗？」
在成都这个崇尚享乐主义的城市，诗人、艺术家和作家们聚在一起，想方设法制造吃喝玩乐的机会，洁尘觉得，麦家在成都多年，从味觉到精神，一直没能融入这种氛围，他不吃火锅，不吃辣，「他过于精神化，对于吃喝玩乐从根本上不是很接受，他也不会全情投入……很多外地人到成都，很快就变成成都人了，但麦家一直不是一个成都人。」
洁尘觉得，麦家是个总体上不怎么快乐的人。某种程度上，这是麦家主动的选择，在他看来，作家的责任是探求人性的深渊，必然伴随着宽大的寂寞和孤独，世俗生活的琐屑、快乐和有趣背后都隐含杀性，会缓慢扼杀掉作家的表达欲，「快乐你就会陶醉进去，如果你在世俗生活面前特别迷恋或者特别得心应手，你就不会去写作，因为写作是很苦的。」
《人物》记者在杭州与麦家相处了两天，和他交谈，散步，回到故乡蒋家村爬山。他穿着褐色的休闲西服，戴副黑框眼镜，有着沉闷而严肃的气场，即使笑，嘴角上扬的幅度也是有限的。在采访中，他提得最多的一个词是：痛苦，一共提了35次，此外提了20次「孤独」、14次「伤害」和11次「忍受」。这些词语构成谈话的基调，他很少讨论快乐，尽管他清楚地知道那是人归根到底应该追求的东西，但觉得自己很难拥有。
「我能拥有的只有写作。」他说。
从决定沉默开始直到8年后，麦家终于写出了让自己更满意的作品《人生海海》。莫言读了两遍之后评价说：「麦家把他的家底子都抖擞出来了……这本书显示了麦家的语言能力和野心……在大部分篇幅中，他用了一种具有浓郁乡土色彩的、但业已驯化的陌生化语言。这一点让我欣喜，让我对他刮目相看，我一直认为一个作家必须能创造一种带有他的鲜明风格的语言，才有资格被称为文学家，否则就是一个小说匠人。」
麦家有理由高兴，但谈起自己的成功，他还是淡淡的，像一个旁观者。「从成功学上来说，我应该算成功，但从快乐上讲我还真的没有常人快乐，我还是依然生活在一种扭曲的心灵阴影之下。这种东西虽然我一直想告别，一直想剪断，我写作就是为了剪断自己的过去。」他说，「但还真是难以剪断，所以我还在写，哪天剪断了可能就不想写了。」
麦家55岁，人到中年，河流入海，大部分人归于宁静或幻灭，但他的内心仍然暗流汹涌险象环生。他的人生轨迹展示了一个人如何终其一生与痛苦过往搏斗，无法摆脱也不能遗忘，被它伤害也被它成就，他所有的强大与脆弱都能在这场旷日持久的内心战争中找到根由。
日记
在父亲去世后、决定不写作的3年里，麦家重新开始写日记。
对于普通人来说，写日记是件寻常的事，但却是麦家费了很大功夫才放弃的事，他用了「戒掉」这个后面通常跟着「毒品」和「瘾」的词。日记于他而言曾经也是这样的存在，从12岁开始，他写了20多年的日记，记录了自己整个少年和青年时代。
和麦家在蒋家村里走了走，这个1000多户人家的村子被清明的绵密小雨笼罩，村里的干部对麦家前呼后拥，撑着伞极尽殷勤。时间已经过去了40多年，漫长时光里好像发生了很多事，白墙黑瓦的老房子拆了很多，小时候的鹅卵石路铺成了青石板，麦家从一个沉默寡言的少年变成了功成名就的作家和乡贤。但又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这个地方留给他的痛苦从未随着时间消解。
到处都是不好的回忆。村子中心有一座建于康熙年间、保存得极为完好的蒋氏祠堂，粗大的红柱上刻着精美的狮子滚绣球，天井两侧的厢房是麦家上小学的教室，那是他和人打架被人欺负的地方；白墙黑檐的老屋还在，那是他被父亲斥责、打骂，痛哭的地方；老屋的二楼有一个昏暗的阁楼，墙上挖了个半米见方的窗户，晚上可以看见大大的月亮，那是他写日记宣泄内心愤怒的地方。
他的人生是从不被认可开始的，外公是地主，爷爷是基督徒，父亲被划成了「反革命」，都是「黑五类」，带着这样的成分，六七岁的麦家虽然懵懂，但已经隐隐觉察到自己的家庭被人歧视。
他的小学语文老师王玲娟向《人物》回忆起当时的麦家，脸圆圆的，眉毛很浓，有两颗很阔的门牙，个子很高但胆子很小，喜欢坐在祠堂的门槛上看破旧的小人书，总是闷声不响，怯怯的样子。「他有点受人欺负的，很自卑，不敢抬起头来做人。」
小学的一个冬天，外面下大雪，麦家坐在窗户下面冻得哆嗦，想趁着老师在黑板上写字时悄悄把窗户关上，但不小心发出了声音，当时的老师回头问他在做什么，他说有点冷，老师嘲讽他：「你头上戴着三顶黑帽子还怕冷啊？」
王玲娟第二天去麦家家里看他，他躲在阁楼上，眼泪一滴一滴掉下来，说再也不去上学了。她没办法化解整个时代加诸这个少年的痛苦，只能无力地拍他肩膀，哄他去上学。
12岁的时候，3个同学骂他父亲「反革命」、「牛鬼蛇神」、「四类分子」、「美帝国主义的老走狗」，骂麦家「狗崽子」、「小黑鬼」、「美帝国主义的跟屁虫」，他气疯了，跟人开战，结果被人多势众的对方打得鼻青脸肿。
他不甘心，堵在其中一个同学家门口，想决一死战。父亲提着一根毛竹抬杠赶来，不问青红皂白，当着同学父母的面狠狠扇了他两个大耳光，麦家的鼻梁被打歪，鼻血喷出来，流进嘴里，或是沿着衣服流到裤裆。
父亲以前也总是打他，但都没像这次这么令他恨过。他恨这种生来就有罪的境遇，恨这个村子，恨所有欺负他、歧视他的人，最恨的人是父亲，归根到底，「是他的身份害了我」。
王玲娟还记得麦家父亲的样子，典型的农村男人，皮肤黝黑，高大强壮，大大咧咧，口无遮拦，1953年土改时，县里工作组找他谈话，问：「共产党好不好？」他说：「好是好的，但就是没国民党的时候吃得好穿得好。」因此被打成了「反革命」。他性情暴躁，「动不动就用毛竹鞭打孩子」。
在村里，老子打儿子是无比正常的事情，没人会觉得大惊小怪，麦家的痛苦显得过于强烈而怪异。在江璐看来，麦家的内心过于敏感，在接收外部信息的时候，反馈的信号也比一般人要强烈，「他内心本来就有一块湿润的土壤，外部的环境一刺激，别的小朋友完了之后就回家去玩儿泥巴去了，但他可能会去想更多的悲伤的东西。」1989年考上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一位同学发现了他这个特质，跟他说：「你这块铁打得太细腻了，作为作家，这是个优点。作为一个普通人，你会比别人承受更多的痛苦。」
他的敏感、脆弱差点葬送自己。11岁时，他被一个同学欺负，跑到村里的抽水机房，那里有通电的闸刀，他想了结自己，伸手去摸闸刀。当时他站在一个槛上，触电的瞬间使身体变形，失去平衡摔倒了，阴差阳错救了他。
在很长的时间里，麦家痛恨自己身上的敏感脆弱，甚至隐隐羡慕父亲。那个高大的男人抽烟喝酒打孩子，看上去没心没肺，白天被游斗，晚上还有精神去唱戏。那时的麦家时常感到自卑，不敢在村里出现，总是夹着尾巴做人，父亲却依然大摇大摆，在村子里晃来晃去，天不怕地不怕，活得我行我素，理直气壮。
有天放学回家，麦家前面有几个同学，再前面是父亲，他没发现麦家跟在身后，经过一个小弄堂的时候，父亲放了一个屁，非常响，他迅速回过头来，盯着那几个同学问：「你们谁放的？你们谁放的？」同学面面相觑，麦家特别开心解气，仿佛父亲给他报了仇。
聊起这些时，麦家有点恍惚地感叹：「你看他就有这种心情，这种性格，他什么东西都放得下。」
他羡慕父亲身上这种莫名强大的东西，那是他无论怎样努力都拥有不了的。他和父亲是两种人，父亲是石头，钝且坚硬，不会轻易破碎。他是玻璃，剔透又脆弱，伤害在内心的镜面上来回反射加强，自我折磨。
被父亲痛打后，麦家变得更加阴郁寡言，不出门，不出声，出门习惯贴着墙边走路，整个人蔫蔫儿的，母亲叫他「洞里猫」。他发泄的唯一渠道是写日记，第一篇的内容是发誓再也不喊那个人爹。
「写日记是干什么？就是一种内心要宣泄，就是被人遗弃、被人歧视之后的一种自我挣扎。你在外面跟别人交流的渠道被阻断之后，你另辟蹊径，找到了一个特殊的方式。」他说。
于他而言，日记不是兴趣和消遣，它变成了救命稻草，「日记给了我一条缝，它一直在养着我，让我对这个世界或者对周边的恨有一个宣泄的渠道。宣泄本身是一种喘息，苟延残喘，不至于被压垮。」
当语言变成文字，会有更重的力量，麦家的仇恨也来得比别人更长久。他和父亲的冷战持续了10多年，再也没有叫过一声爹。他给家里写信，抬头只写「母亲你好」，从来不提父亲，休假回家时给母亲买衣服、食品、家用品，但从来不给父亲买一盒烟。母亲看不下去，只好以他的名义给父亲送香烟和衣服。和父亲不得已共处一室时，大多是沉默。
他结婚生子，没有请父亲去家里做过客。儿子两岁才第一次回去见到爷爷奶奶，他没有陪同，只让孩子和妈妈两人回去。他把身份证上的名字从「蒋本浒」改成了「麦家」。
他恨父亲，也恨村子。1981年他参加高考，别人都挑省内或者附近的学校，他上了解放军工程技术学院，目的就是要离家远远的。但村里有人知道他要去读军校后，私下还去人武部告状，说他家庭成分不好，诬蔑他在考试时「做了手脚」。
军校毕业后他也不回家乡，一直漂泊在外，福建、南京、北京、西藏、成都……不停地换地方，有很多次机会可以调回杭州，但他总是一概放弃。他说：「那时候我只想远离他妈的那个肮脏的村庄，远离父亲，决不妥协。」
「他是过不去的一个人。」苏童说。
麦家在军校学的是无线电专业，受过记忆力的特殊训练，20年前见过一面的人，20年后再见，麦家能如数家珍地讲出他当年转身时牛仔裤上露出的商标图案和颜色。即使是现在，一张银行卡在他眼前闪过，他也能把卡号全部记下来。
「回忆不断地被修复，不断被覆盖，这些可能都不是问题，但他的问题就是记忆力太好，记得住，不容易忘记，人生其实不懂忘记也是很悲惨的。」谢有顺说。
一寸寸逼近成功
童年的阴影深刻影响了麦家的人格，到现在，他都不愿意见到年轻时的自己，「一个可怜的倒霉蛋，自卑、孤独、脆弱、迷惘，除了年轻几乎一无是处。」
即使功成名就的现在，麦家在心理上依然自卑，怕见生人，怕被人指责，所以做任何事都力求做好。江璐记得，麦家从来不在写作过程中让人看内容，「他自卑到必须要拿出一个没有错别字、没有标点符号的错误、所有的版面都很干净的东西，他才会愿意给别人看。」
新经典文学总编辑黄宁群在编辑出版《人生海海》时，与麦家有过很多的交流。印象里他改稿子极其认真，修订的时候连一个「的」、「了」都会反复调整。前一天改好一版发给黄宁群，还没来得及等她看，新的邮件又来了：「小黄，昨天的邮件你看了吗？没有看的话就当没有收到。我觉得那样处理仍然不妥，应该如何如何……」
在快要印刷的时候，麦家终于觉得满意，给黄宁群打电话：「这个小说你再看一看，没有硬伤的话，不要再找我，我再也不想碰这个稿子了。」第二天电话又来了：「小黄，说不碰了，现在又要碰了，我觉得有个词还是要改一下。」
麦家常跟江璐说：「我是一寸寸在逼近成功，不是上帝在赐给我好运。」
麦家从来不相信天赋，他觉得自己没有马尔克斯的脑子，但因为有着不幸的童年，他是个天生的作家。「童年的不幸，它是让我成为作家的一个最好的训练。」
在开始写小说之前，他把所有的负面情绪交给日记，向它倾诉，也从倾诉中获得安慰。在这个过程中，他对文字产生感情和信任，写作成了他用来稀释痛苦的必需品，缓解了他和现实之间的紧张关系。他说：「如果这辈子我要不写作，没有这个出口，我很可能中途要么就自杀了，要么整个人就废掉了，内心一点力量都没有，完全被生活打趴了，正因为有写作这个通道，你一直在忍受当中成长起来。」
写小说的想法萌生于上大学的时候，他偶然读到了《麦田里的守望者》，塞林格自言自语的叙述方式和霍尔顿忤逆忧伤的情绪击中了他，他感觉和自己的日记很像，于是想，「小说既然可以这样写，我干嘛不照着写写看呢？」
1984年，军校毕业之后，麦家和同学姜汉进入部队保密单位工作，驻扎在福州的一座小山。姜汉记得，自己一头扎到了工作中，麦家则一头扎到了小说创作里。他向《人物》回忆，每次下夜班往山下走，他都会经过麦家的宿舍，灯亮着就会进去坐一坐，那是一个十来平方米的房间，刚好摆下床、书桌和柜子，没有卫生间，窗外种着一排翠绿的芒果树。麦家经常挑灯夜战，用钢笔在红格子的稿纸上写字，写得不顺时会生气地把稿纸一团，扔到垃圾桶里。
1987年，23岁的麦家参加了南京军区举办的文学创作学习班，海波当时是《昆仑》杂志编辑部副主任，给这些学员上课。海波记得当时的麦家，高瘦、白皙，戴着黑框眼镜，性格有点怪异。他组织班里同学讨论创作理念，麦家很少说话，「他的性情是极其内向化的，你能够感到他内心的东西特别特别多，他要通过写作这种形式来宣泄、排解。」海波告诉《人物》，他暗自猜测，这样的人过往应该有很多不顺。
麦家的情绪直接体现在了语言里，海波觉得麦家的语言有一种很特殊的情绪，「特别特别不正常的精神状态，特别的痛楚，特别的不安分，特别的饥饿、渴盼，特别的挣扎。」
他时常能感觉到麦家的急躁和渴望，同班的阎连科那时已经展现出极快的写作速度，像个写稿机器，中篇一个接一个发表，速度和数量都很惊人，「麦家出短篇的时候，别人已经出中篇了。他出一篇的时候，别人可能五六篇、六七篇出了，这个对阿浒（当时的笔名）会形成一个很大的压力。」
两人有时散步聊天，麦家会愤怒地说：「我怎么就写不出小说来？我怎么就写不出好小说来？」那种焦躁又愤怒的语气，海波到现在都清晰记得，「一般作者都盼望写出好作品，但阿浒的表达是一种愤怒，那个情绪比别人要强烈得多。」
麦家急躁、愤怒，想要在文学上杀出一条路，可他一直失意。
1989到1991年，麦家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读书。他的同班同学、解放军《文艺》杂志副编审殷实记得，班里同学经常在《人民文学》等文学刊物上发表作品，老师上课会表扬，但麦家频繁遭遇退稿，「一个都没有」。
1991年临毕业前，同学都已经准备离校，他发神经一样坐下来，准备写一个大东西，那就是后来的《解密》。当时的他不会想到，这部小说会耗掉他整个的青春。
开始写得很快，第一个月写了6万字，3个月写了19万字，写完之后就开始投稿，在忐忑中等待，3个月之后南方一本刊物给他退了回来。他翻了一下，稿子里面的折页都没有被翻开，他猜测，对方可能都没看。
这是《解密》第一次被退稿，之后还有无数次。1993年夏天，他再次收到了一封七八百字的退稿信。
一而再、再而三地被人退稿，麦家仿佛又回到了童年，再次品尝到了被人抛弃、被人歧视的滋味。敏感脆弱摧垮了他，他感到极度痛苦，脑子一团浆糊，在大街上胡乱地走，走到火车站，随便买了一张票，随便上了一辆火车。他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要干什么，一个老人坐他对面，看麦家一脸难过，主动跟他聊天，老人经历过「文革」动荡岁月，把自己的苦难拿出来开导麦家，他说：「虽然说作品是一个作家的孩子，但是说得难听一点就是一堆废纸，你为它伤心痛苦不值得，小伙子回去吧。」
后来麦家跟海波聊起这件往事，以他当时的痛苦状态，很有可能去自杀，「那个不知姓名的老人救了他一命，他一下子就把阿浒说醒了，重新又鼓起生的勇气来。」海波说。
麦家运气好，死里逃生，但是《解密》的运气一直都不好。2000年的冬天，殷实去成都看麦家，当时麦家在成都电视台做编剧，不用坐班。殷实到麦家家里，屋里非常冷，麦家穿着厚实臃肿的棉衣，还是沉默寡言的样子。房子是复式结构，殷实跟着麦家去二层参观，上面摆着一张孤零零的桌子和一个书架，桌上有一台开着的笔记本电脑。屋子里太冷了坐不住，他们只好出去找了家酒吧，喝了杯热咖啡。
「还写着呢？」殷实问。
麦家点点头：「写着呢。」
殷实能感觉到麦家当时的状态，「他还在黑暗中苦苦摸索，极其孤独」。他们已经很多年没有见过了，同学中成名的已经成名，转行的已经换行，文学的黄金时代早已落幕，经历了1990年代的市场化大潮，纯文学已经坐上了冷板凳，「可他还在写」。
麦家也着急，看完奈保尔的《幽暗国度》，麦家在最后一页写了一句话：「写这本书时奈保尔31岁，之前已经出版六本书。我马上四十岁了，却一本书都没写出来，愧愧愧！」
他不是没有想过放弃《解密》，特别痛苦的时候，他想要不写了，但每次又会重新捡起来，「它在我心中长得太深了，我已无法将它连根拔起。正如一棵盘根错节的树，即使拦腰砍断树干，来年照样生出小树枝，不屈服于死。」
2002年，经历了17次退稿之后，《解密》终于发表，此时麦家已经38岁，距离他开始写这本书已经过去了11年。发表那天，他写了6000字的日记，用第二人称高度表扬了自己，一边写，一边流泪，他觉得表扬的那个人是自己，又好像不是自己，他仿佛变成了新的自己。
戴眼镜的屠夫
麦家的经历深刻影响了他的写作，童年的痛楚和不被认可的孤独都可以在字里行间找到。在海波看来，能读懂麦家作品的，是那些有着原生酸楚和痛苦的人，蜜罐里泡大的、顺风顺水漂大的人读麦家，只能隔岸一观，玩赏罢了。
他在写英雄和天才，谍战和密码，总是把人物的命运推到绝境，放在锋利的刀刃上，「血将溅未溅，命将亡未亡地让你看，什么都未发生，又什么都发生了，让你心惊肉跳地不敢看，又移不开一丝丝目光。」
《解密》的容金珍是智商超高的数学天才，破译了敌方最复杂的密码，最后因为丢失涉密的笔记本彻底疯掉。《风声》的间谍李宁玉被锁在庄子里审问，无法脱身，最后用自杀的方法传出了情报。
海波自己也是写作者，他自问：「敢不敢把人物的命运推到这么极端？」想了想还是做不到。他试着去推测为什么麦家可以做到，可能是因为麦家受到的压抑、痛苦过于强烈，他身上没有包袱，他在最底层、最受歧视的状况下生长起来，身上不带任何优越感，「他对什么也没有崇拜，什么东西也不能限制他写什么不写什么。他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想怎样写就怎样写，所以他在编织故事情节和描绘人物命运的时候，就特别特别极端。」
他用了凶悍二字来形容麦家的文风，他记得麦家在处女作《变调》上写的小说观，充满杀气：「我欢喜把小说做得杀气腾腾。我要杀了你丑陋的一面！我要你杀了虚伪的一面！我要杀了你所有一切肮脏龌龊的玩艺！我是个戴眼镜的屠夫！」
海波当时很困惑，这么一个生于江浙、戴副眼镜的白面书生哪来这股凶悍之气。后来他听说了麦家的一次打架，遇到一个敲诈勒索的开黑车的司机，他和对方打了起来，拳拳到肉到骨，直到把对方打服。这次打架隐约印证了他心里对麦家的印象，「他的斯文不是那种很弱的斯文，惹急了，他绝对是一个很凶狠的人。」
麦家总在作品里表达愤怒和伤害，那是他的心理现实，但他从不敢在写作中回到真正的现实。他不写真实的世俗生活，他的英雄和天才都在庸常生活之上，是遥远神秘、和普通人无关的故事。
但他永远给不了笔下的英雄一个喜剧，他说有时也想让笔下的人物活下去，有个幸福结局，但潜意识里的处理结果总是惨兮兮的。他觉得那是童年给他留下的阴影，「你是被伤害过的，你对世界就是不信任的。这个是你骨子里的东西，你身上没那种细胞，也没那种情感。」
在谢有顺看来，麦家身上的诸般纠结、脆弱和痛苦放在普通人身上是不幸的，但放在作家身上，又是幸运的。他觉得，作家就应该是弱者，好的作家应该是弱的天才，他有的时候不是向这个世界呈现刚猛的、坚毅的一面，而是向人们呈现世界和人类心里那种脆弱的、不堪一击的、命若琴弦但是又值得用命去维护的那些东西，让人们看到世界脆弱的一面，易碎的一面，稍纵即逝的一面。
「它有的时候不是提示我们人活得多成功，其实恰恰提示我们人活得有多么的失败，多么的不堪，多么的无所适从，左冲右突，但是我们又不愿意这样活着，我们依然在卑微里还要开出花来，依然在泥沼里面，在污秽里面我们还要站立起来，这就是20世纪以来文学一直在强调的主题。」
和解
麦家在小说里不想面对的，终究要在现实里面对。
他和父亲的冷战终止于2004年，那一年，父亲被怀疑得了阿尔兹海默症，那个粗暴的老人开始缓慢遗忘所有人、所有事。
疾病与衰老总能敲碎所有的顽固和坚持。那年，父亲摔了一跤，住了院，麦家的儿子从老家回来后经常在麦家面前咿咿呀呀地说：爷爷，摔跤，打针，哭。年底，麦家从成都悄悄回了一趟杭州，第一次专程回去看父亲，父亲已然老去，变得弱小无能，「突然发现他不值得你恨，值得你同情了。血脉的东西说不清楚，恨真的有时候会一夜之间消失掉。」
他开始主动缓和关系，每个月给父亲打电话，一年回去看他一回，带他去北京、上海旅游。他的计划里还有一些大城市，他想带着父亲在记忆彻底消失前去走一走，但父亲并没有给他机会。
2008年，四川发生5·12汶川大地震，将近10万人遇难。麦家去灾区走访，看到很多失去亲人的老人，他哭到不行，他猛然意识到父亲留给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他必须要回去陪他度过最后的时光，他以最快的速度调回了杭州。
但他还是没有跑过时间，回去时父亲的病症已十分严重，不认识他，麦家就站在对面，老人盯着他问：「你是谁？我家老二（麦家排行第二）呢？」这一刻，麦家的眼泪哗地涌出来，他不知自己是回来得恰好还是太迟了。
从那以后，麦家每个周末都回村里，给父亲喂饭洗脚，按摩松弛的肌肉，抱他上床睡觉。村里人都夸他孝顺，觉得他父母有福气，但他的内心并没有好过一点，「我确实做了很多救赎性的补偿，但是真正他需要我爱的时候，我没去爱他，这是最让人难过的。他不需要的时候，你再去爱他，这完全是你在进行自我救赎，自我完善而已。」
他盼着父亲能偶尔清醒，认出他，在清醒的状态里收到来自儿子的道歉。他叮嘱家里人如果父亲清醒，马上给他打电话。有一天，父亲连续清醒了几个小时，母亲给他打电话，他匆忙赶回去，但在他进门前的几分钟，父亲又变成了糊里糊涂的状态，麦家趴在他怀里痛哭，父亲一脸的茫然。直到2011年父亲去世，麦家再没有见过他清醒的状态。
父亲去世3年之后，麦家开始坐下来写《人生海海》，他第一次在小说中触及故乡和父亲，他希望通过这次写作，和童年、故乡、父亲以及自己达成和解。
他终于在写作中回到了真实的现实，写了一直憎恨的那个村庄，村里威严的祠堂、窄小的阁楼，欺负他的同学，自己在学校里受的侮辱。最重要的是，他终于写了父亲，父亲有两个：一个是血缘上的，脾气暴躁，沉默寡言；另一个是理想中的，也就是小说的主角「上校」，慈悲又强大。
就像麦家自己的父亲一样，上校最终失去全部记忆，变成了一个幼稚的孩子，他写了这样一段话：「我心里的悲伤已经要胀破，这会儿终于破了，我哽咽着上前帮他穿好裤子，系好裤带，抱着他啜泣。泪水灼伤了我的双眼，他奇怪我为什么哭，我奇怪这世界为什么这么残酷无情，我后悔来这里，我恨不得连夜逃走。」
这是麦家滴着血养出来的一本书，他把心里最深处的东西挖出来献给了它。写到情绪浓烈的章节，麦家会久久地关着房门痛哭，屋子里响着哀乐，出来时眼睛血红，没有人敢上前问他发生了什么。
「这就是非常典型的麦家，文学是他活着的一种状态，生活是他文学的一部分。」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明俊说。
他的写作重新变得缓慢起来，他甚至严格规定自己每天只写五百字，写了删，删了写，从2014到2019，整整写了5年。他记得写完的时候是个凌晨，他给自己灌了一杯咖啡，眼冒金星，兴奋到一夜未眠。
第二天一早， 他把书稿发给了陈明俊，邮件里写道：「我感觉我好像写了个好东西，里面有在绝望中诞生的幸运和在艰苦中卓绝的道德，不知是不是幻觉？请批正。祝福！麦家。」
等了一周，陈明俊都没有回复，麦家忍不住，小心翼翼地去了个电话，问看了没有。「看了。」「怎么样？」「很好！我觉得你全面超越了自己。」
在陈明俊看来，《解密》故事足够精巧，但能够看出改了很多很多遍，每个词都非常用力，但在《人生海海》里，麦家松弛下来，文字从容而更具张力。
高晓松是最早的几个读者之一，读完之后，他很惊讶，麦家竟然会对书里的人物充满同情，哪怕是那些造成伤害的人。「我以为到了老麦这个年纪，这个历练，他下笔已经不再同情那些人，但他不但是同情，而且饱含了同情。」高晓松在麦家的新书发布会上说。
麦家终于和故乡取得了和解，书中的「我」在结尾处原谅了村子里那个造成自己家破人亡的仇人，他写下了这样一段话，「这是我的胜利，饶过了他，也饶过了自己，我战胜了几十年没战胜的自己，仿佛经历了一场激烈的鏖战。敌人都死光了，一个不剩，我感到既光荣又孤独，孤独是我的花园，我开始在花园里散步，享受孤独留给我的安宁。」
麦家觉得，这就是他真实的心境，通过这次写作，他终于可以坦然面对童年的苦难，甚至感谢那些苦难。童年的经历是刀子，也是磨刀石，它伤害了他，但最终也让他成为了作家。「它曾经让你不舒服，但它也磨炼了你的意志和忍受苦难的能力。你即使在童年没遇到那些苦难，你未来也不能保证不遇到，我是提前遇到了，提前我被按在磨刀石上磨了，磨得很锋利，你在往前走的时候，碰到荆棘的时候，你就可以把那些荆棘砍掉。」
也正是这场漫长的写作，终于让他接纳了那个自卑、敏感、脆弱的自己，他一直觉得那样的自己可怜又可恨，对他心怀警惕。但现在，他敢零距离地来拥抱自己了，「是写作让我去接受了他」。
父亲去世之后，蒋家村的村民们经常可以看到麦家站在父亲坟前的背影。这已经成了他的某种仪式。回村的时候，出远门之前，他都会去父亲坟前交代一声。他在坟前长久站立，有时沉默，有时会用富阳话跟父亲絮叨：「爹，妈妈生病了，你保佑好妈妈，让妈妈身体好一点。」
「爹，我们要出远门了，你照顾好自己，在那边吃好穿好，有什么需要跟妈妈说一下，我们给你带过来。」
天气好的时候，他会拔拔坟头的草，清扫一下掉落的树枝，旁边有一眼泉，在那儿把火盆洗干净。坟前一直病歪歪的小树已经长高，麦家觉得欣慰，这可能是父亲在告诉他，自己在那边过得不错。
伤疤
洁尘去年在杭州见到了麦家，几年不见，觉得对方有些变化。人胖了点，不像以前那般枯瘦，有了些中年人的润泽感，他一直给洁尘介绍菜肴，话多，笑容也多。4岁的小儿子在旁边玩耍，麦家看着幼子，眼神柔和。「他应该说比以前快乐很多吧。」
麦家看上去获得了某种平静，不再只活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姜汉最近见到他，觉得他比以前热心很多，会主动问及姜的子女工作和生活，而这「放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
他过上了安静的日子，在杭州西溪的院子里种菜养花，修剪树枝，院子里种上了悬丝海棠，苏铁，还有迎春花。
他以前不爱自己，也不知道怎么爱别人。他睡眠不好，妻子以前在他入睡的时候都不敢大声呼吸，怕吵到他。最近妻子比较忙碌，常常睡不好觉，他醒得很早，却一直不敢翻身，怕吵醒她，妻子觉得，「不可思议」。
故事看上去终于圆满，可以到此结束，但那并不是结局。
在截稿前，《人物》记者与麦家通了一次电话，确认文章中的部分细节，那通电话意外地延续了一个半小时。电话中，他再次谈到了和解，但更重要的，也谈到了那些终究无法和解的部分。
他的确变得温柔了一些，但内心深处依然像只惊弓之鸟，他害怕跟亲密的人近距离接触，会反复叮嘱妻子，不要让自己近距离接触儿子，「我这种内心扭曲、有阴影的人不能带孩子……你只要失控一次，孩子很可能就记你一辈子，内心就有个疤在那儿了。」他活得小心翼翼，生怕变成像父亲一样的父亲。
2018年夏天，他脱下了浙江省作协主席的名头，在外人看来作协主席是个虚职，并不影响他写作，相关领导力劝他继续当，但他回绝了。「说真的，我害怕跟人打交道，我怕自己孤僻的性格无意中伤害人，也怕自己被人伤害，合适的距离对我来说就是安全感，于人于己都好。」
洁尘觉得，即使是「快乐了一些」的麦家，眉宇之间，气息之间，依然是孤独的，那是他根深蒂固无法改变的特质。「总是有一种孤独的东西把他囚徒一样关在里面，一辈子不得解脱。」
那些疤永远都在，他所敢去触碰的只是低层次的和解，「并不是说你今天写了《人生海海》，就改变一切了。其实不是的，我内心的阴影和扭曲依然还在，只是被安抚了而已，我怕它们随时被激活。」他说。
他现在挣了钱挣了名，家庭幸福美满，但在他眼里，「这些其实都改变不了你童年刻的那个伤疤，像最华美的衣裳也抹不了身上的疤一样，顶多只是盖住而已。」
在麦家的好友、作家阿来看来，「与过往的和解，有些人能很快完成，有些人一辈子也没有完成，完成了可能就没有这一方面的新作再出现了，没有完成他就还会有新作，所以没有和解既是坏消息，也是好消息。」
麦家感谢痛苦对他写作的滋养，成全他当了一个作家。但当被问到如果能够重新选择一次人生，是成为一个功成名就的作家，还是拥有一个快乐的童年时，麦家没有犹豫，迅速回答：「那我什么功名都不要，只想要一个快乐的童年。」
那是他内心永远无法和解的一块儿角落，「我写着，并因之得到了很多，但有人天生有的一些东西，我天定是一辈子也有不了了。」他只能带着童年那些伤疤和伤痛的记忆走下去，并写下去，电话那边，他轻轻叹息：「这大概就是我无解的人生。」
（应采访对象要求，江璐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