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丰，女性向前一步
今年5月，在互联网上曾有一场针对冠姓权的激烈讨论。一些人发现，早在2014年，安徽的小县城长丰已经有过「姓氏革命」——孩子随母姓的家庭，将得到1000元现金奖励。这在当下的语境中显得超前和稀奇。因此《人物》去往长丰，想观察这个政策的结局与遗产。
但到了长丰后我们很快明白，这里发生的远不止这些。一个宽阔丰富的性别平等实验，在这个县城持续了7年。它相对纯粹，不设KPI，不与政绩挂钩，只追求人观念的革新、思想的解放。
它不是任何遥远的主义，不是口号，而是草莓地和稻田里真实开辟出来的空间，让女人们在自己的土地上更自由地生活。也是一点星星之火，留下一些回响，让后来人无需惊讶，那些现在看起来了不得的事情，勇敢的人们早已做过。
联合国官员的三次眼泪
距离北京一千公里，安徽中部，长丰县城的夏日景观与其他县别无二致。正是庄稼换季时，日头明亮灼热，沿着微微起伏的丘陵，地里都是收割小麦的农人。傍晚时分喇叭放着乡村新闻，农人们佝着腰，把秧苗一根根点进田里。车开在村道上，掠过刚刚空下来的草莓大棚、正当季的羊角蜜瓜大棚，水域宽阔，杉树高大。入了夜则是另一副样子，到处都是跳广场舞的人。男人在公园湖里钓鱼，巨大的鳝鱼在桶里挣扎，水珠溅开，好多人围上来看。
但如果再四处走走，会发现些独特之处——县城的水湖公园里，最显眼的雕像是爷爷抱着孙女，底下牌子刻着：「关爱女孩，幸福的女孩被爷爷高高举在肩头」。附近立了一个巨大的爱心门，是为了表达「自由的爱情」。走进路边公厕，比例科学，女厕蹲位比男厕蹲位要多一半。在街道上能看到女性城管在工作，而医院病房里有男护士。
在一个叫创新社区的村子，妇女主任陆瑞云领我去看一栋刚粉刷好的二层小楼。这栋楼比村委会还要崭新气派，这是女性村民们独立的议事空间，叫「妇女微家」。11位成员通过竞选产生。每个月一次，她们忙完农活，骑着车走过乡间道路，在这里开会议事，学《反家庭暴力法》和《婚姻法》，为村里的女性争权益，为道路水电之类的大事提意见。这种生活在这里已经存在许多年。
2013年6月末，也是这个季节，村子里麦浪翻滚，一些改变发生了。
这一天，创新社区要开村民代表大会，修订村规民约，这是村民民主协商与自治的基础。全村111位代表，来了105位，有些还是从城里赶回来的。小小的村委会议室，坐得满满当当。
一共31条细则，每条都要举手表决，超过半数即通过，不超半数则划掉。前面都比较顺利。但到第15条，卡住了——这条的内容是：鼓励妇女参政议政。村民代表中，女性代表的比例应该达到40%。
在这次修订前，村里女性代表实际占比35%。村规民约的草稿里，规划的是30%。在征集意见阶段，被提高到了40%。
但在现场，一位女性代表站起来问：「为什么是40%？为什么不是50%？既然倡导性别平等，男女代表就应该对等，一半对一半。」
这不是孤立的声音，她得到了全体女性的声援，但也让男女分裂成两个截然不同的阵营——先按50%表决，所有的男性都不同意，他们沉默了，没人举手。再按40%表决，所有女性都不同意。
双方互不相让，僵持好几分钟，最后是在场的乡镇官员出来调停，双方达成妥协：村民代表中女性代表的比例不应该低于45%。
这是一次临时的、突如其来的冲突。表决结束后，一位短发女士要求发言。她站到台前，声音哽咽，被自己的眼泪打断了三次：
「我倡导性别平等几十年，到过很多地方，当问到为什么女性不站出来主张自己的权利，大家都说几千年了，都习惯了。今天在长丰，我亲眼看到了女性站出来主张自己的权利，而且坚持不让步，让我看到了多年来的性别平等倡导有了希望。」
她是来自联合国人口基金的项目官员文华，也是人类学博士、性别项目专家。这一天文华本没有计划发言，但看到现场这一幕百感交集，她拿过了话筒。
从1990年代至今，文华一直关注性别领域的议题，参与了许多反对针对妇女暴力和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的项目，在全国各地做调研和田野。那是2013年，正是她觉得艰难的时刻——人们一听到性别平等，第一反应往往是：我们不是早就平等了吗？
但如果你拿着一个个更细的问题去问，隐藏的问题就会浮出水面。比如当你问：女儿嫁出去之后，或者嫁进来的妇人离婚之后，还能不能在村里分地？这时候人们的回答就会不一样了。
2011年，当时的国家计生委与联合国人口基金开始在长丰做一个性别平等的试点项目，修订村规民约就是这个试点的一部分。创新村那个午后偶然发生的争执与对话，女性的「向前一步」，触动了在场的很多人，至今仍在亲历者的记忆里熠熠闪光。
我们的女儿到底多优秀
当天会场第一排还坐着一个人，他没有上台发言，但感触跟文华一样深。时隔七年，他还能回忆起现场发生的一切，声音、画面、气味，纤毫毕现。他是这个实验在当地的主要执行者，时任长丰县计生委副主任的龚存兵。
在长丰，每当提起龚存兵，大家都愿意评价几句。他不喝酒，身材清瘦，写得一手好字。因为会表达，口才好，常常四处去讲课。听过他课的村干部们都不吝惜赞美，认为他有文化，思想超前，有人格魅力。
但在那时，这位计生干部还正为工作发愁。2010年前后，正是我国出生人口性别失调最严重的阶段，而安徽则是情况最严峻的省份之一——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安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达到了128：100——也就意味着每128个男孩儿出生，才有100个女孩儿出生，这个数据远超正常值。
有人口专家认为，当时我国民众的生育意愿下降，依然存在的男孩偏好，加上胎儿性别鉴定与人工流产技术的发展，共同造成了这个局面。
联合国项目开始前，龚存兵已经在长丰做了一系列改革，这算是某种意义上的穷则思变——2010年，长丰县出生二孩的性别比高达172：100。而当时的计生工作，涉及到考核和升迁——为了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当时的国家人口计生委，把出生人口性别比作为各级政府单项考核的硬性指标。
龚存兵是老计生干部了，1992年就开始在乡镇计生办工作，3年后调到长丰县计生委。他成天琢磨：为什么出生性别比降不下来？原因到底在什么地方？
那时候他还没有任何社会性别平等的意识，更多是靠本能和直觉——「工作很难做，感觉到女孩地位很低，是不是可以给女孩抬高抬高地位？也许这样大家就愿意生女孩了。」因此，当时长丰计生系统的工作重点有二，一个是全国都在做的打击「两非」；一个是长丰根据当地情况做的关爱女孩项目。
所谓「两非」，即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非法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这个词已很少在当代词典中出现，但过去许多年，打击「两非」始终是计生系统非常重要的工作。但在龚存兵看来，抓「两非」终究只是治表，是打急救针——抓得紧了，数据确实会降下来，会好看，但治不了根，一旦松懈就会很快反弹。
他更看重的是关爱女孩的政策，就带着计生委几个人，设计了一整套的方案。长丰那时还是贫困县，但还是花了上百万在县城公园立起了关爱女孩的雕塑。他们给农村独女户、两女户的父母办养老保险。每个考上大学的女孩，县里都给助学金。每年夏天县里都会做一台晚会，让所有独女户、两女户家庭里上了大学的孩子参加，自编自导自演，让大家看看，我们的女儿到底多优秀。
这套制度里有一条现在看来很激进——全县所有独女户、两女户家庭的女儿，中考都加十分。十分是什么概念？「比如长丰一中，差一分，甚至都上万块。加一分可能你就进了长丰一中，但你一分加上去，有可能让别的男孩下来了。」这个政策实行了几年，有人强烈反对，他们认为政策初衷应该是让男女站在同一起跑线，但加分造成了新的不公平，所以后来就取消了。但这种直接给利益的政策，足可见主政者的决心。
恰逢国家计生委和联合国人口基金做的性别平等项目，正在全国寻找试点县。这个项目的执行者、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员汤梦君向《人物》说起这场实验的源起——那时国家层面其实已经有「关爱女孩」活动，只不过还强调的是政府该怎么做，「你总还是觉得少了什么，比如源自基层和草根的自发力量，比如女性作为主体的一种声音，这是比较缺失的」。那时已经有几位中央党校的学者在河南登封做了一个民间实验，在村庄里修订村规民约，在最基层的制度里给女性地位，实验被认为是成功的，对村庄观念有巨大的革新。
汤梦君与她的同伴们也想着，能不能在村庄里实实在在做些事，看看会不会有变化，民间能生长出什么样的力量。在寻找的过程中，安徽省推荐了长丰，它最终入选，成为全国三个试点县之一。
不是倡导跟母亲姓，而是倡导讨论
实验并不容易。汤梦君记得，他们刚开始给官员们上课，讲什么是性别平等，大家都很懵、很困惑，有人说：「这个太抽象了，不好落实啊！」还有人问：这个和之前的「关爱女孩」项目有什么区别？很多男性干部一开始不太能认识到性别不平等，谈到这个话题，他们的第一反应往往是：「我的钱都给我老婆，我老婆比我地位高呀！」
因此学者们设计了一些参与性的课程，不是对着课本讲理论，而是从生活中很小的话题讲起，让他们明白性别平等这个事情离自己很近，身边每天都在发生。比如，为什么大家给男孩起名都喜欢用雄、伟，而女孩的名字都是丽、美？再比如，你给儿子玩什么玩具？给女儿玩什么玩具？是皮球还是洋娃娃？你心目中的男孩和女孩是什么样子的？
课讲得多了，慢慢触动就有了。龚存兵下了课就开始思考：为什么公交车上的扶手高度都是为男性设计的？女性要是个子不高的话够不着，为什么男性标准会成为社会的标准？
他意识到自己的观念正在变化。他开始觉得原来自己做关爱女孩项目，理念上是有问题的——「我们提出关爱女孩，其实是不准确的，关爱是对弱势群体的，但是女性并不是社会特殊群体。她们需要的不是关爱，而是平等。」
也是在那时，他的个人生活也经历了一次挑战——他的妻子当时正在一个三万多居民的社区做书记。他亲眼目睹妻子的辛苦，她的能力，她做事情不比任何男性差。但也因为忙碌，她不能照顾家庭。支持与抱怨，两种情感在他内心作战。
这种切身感受也让他更理解，女性要真正闯出一番天地，要经历多少艰难。「我们对女性的认识，第一就是你是不是会影响到家里。凭什么女性干工作会影响到家，男性干工作却不会有人这么觉得？还是男主外女主内的思想在作怪。第二，很多人觉得你女性再干又能干到怎么样呢？这又牵扯到男女发展机会是不是平等。」
想清楚这些，他觉得眼前豁然开朗：「哦，这个项目的空间太大了，能做的东西太多了，但我们要撇开两非，撇开性别比，撇开这些浅薄的事情。男孩出生偏高是社会性别不平等造成的，我们要找到社会性别不平等最根本的问题，去突破它、碰撞它、调整它。」
他的想法与人口专家的想法不谋而合。汤梦君在当时的一份报告里建议安徽省，不要用人口出生性别比的结果来考核这个项目——而是应该更多考察各部门是否出台了社会性别平等政策，是柔性的，「从治标转为治本」，这也为改革和探索留下更大的自由空间。
一个最典型的案例就是2014年的「姓氏革命」。2014年，长丰县在下塘镇、左店乡、朱巷镇等乡镇试点，倡导新生儿可以随父姓，随母姓，或者父母双姓。其中对随母姓的给予1000元奖励（其中有一个乡镇是男孩随母姓奖1000元，女孩随母姓奖800元）。
当时这个政策的目的不在于让多少家庭真的这样做，而是为了让家庭有讨论的过程。龚存兵说：「让新生儿随谁姓的问题上，有一个平等协商和讨论的过程，从而淡化父姓意识，从根本上解决男孩偏好问题。」
这不是一时冲动做出来的决定。汤梦君说，当时学界已经对男孩偏好有过很多研究。男孩偏好的根源是家族传承，传承的标志就是姓氏。学者们普遍认为，提倡随母姓，对改善男孩偏好是有用的。但之前这只是一个理论共识，并未付诸实践。
而长丰当时具有实践的条件：整个决策集体是支持这项改革的，且这个项目的灵魂人物龚存兵真正想干这件事。在基层做事，这两点很重要，汤梦君说：「如果他想干这件事，他又有推动力，那就是可以非常快推进下去的。」
在当年，这样一个政策出台，也仿佛一枚核弹投入舆论场。一家媒体用《子随母姓奖励一千元》的标题报道此事后，上百家媒体的采访电话打过来。法新社做了报道，联合国人口基金总部也发邮件到北京询问······大家都没见过这阵仗，县委书记紧张，龚存兵也紧张，「很担心，感觉这不得了，怎么搞啊」。当时国家计生委正好有工作人员在安徽，安慰他们：「不要怕，让他们讨论。」
龚存兵后来在央视的采访中解释了自己的想法：这个政策并非让孩子都随母姓，这跟让所有孩子都随父姓并无区别，只不过，有了这个政策，会激发家庭内部的讨论，政策倡导的正是这个讨论过程，这本身就是观念的解放。另外，正因为姓氏牵扯到每个家庭，牵扯到社会性别不平等的根源，才引发了全社会的关注。这正好证明他们选对了，触到了根本。
姓氏革命推行不久，同年12月，国家对《婚姻法》调整，原来规定子女可以随父姓、随母姓，但后来又增加了一条，「可以随父母以外的姓」。长丰的姓氏革命，也被评选为那一年的「中国性别平等十大新闻事件」之一。
比姓氏革命还早一些，在试点刚开始的2012年，长丰就在县内做了公厕改革。要求全县对新建公厕一律审查，看看是否符合社会性别平等的要求，具体来说，就是男女厕所蹲位要按照1：1.5来设计，没有达到这个比例的不予审批。不符合这个标准的旧公厕，也要改造。
这个改革思路来自当时安徽省计生委的一位副主任，他去韩国接受了一次性别平等的培训，回来后便提出在长丰做试点。他们认为公厕不是一件小事，那里面盛满了性别视角——你看到的不是蹲位多少，而是政府怎么去分配公共资源。
政策之外，龚存兵也尝试在教育的源头做一些探索。在一家乡镇幼儿园，他试图培养孩子们的无性别意识——男孩可以踢球，女孩也可以；女孩踢毽子跳绳，男孩也可以，没有某个项目只有男孩或者女孩才能做——他认为，如果只对成年人做性别平等的教育，那么等幼儿们长大了，这种成见依然不会改变。但这个过程并不轻松，最难的是教育教育者，反复去跟这些基层的老师们上课，让他们接受这个理念，并在日常中刻意去引导孩子。
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确实看到了一些美好的东西。小女孩的性别意识不强烈，她们愿意去和男孩一起踢足球，她们的勇猛、争抢、好斗，还没有被压制。她们的勇气、担当和竞争意识可以在这个过程中被培养。而男孩们也可以跳皮筋，也可以被允许是温柔的、安静的。
孩子们曾被要求在一张长长的画卷中画出自己心目中男性和女性的样子，龚存兵记得，他们的画里男性和女性的形象并不像成年人想象的一样，他们一起做家务，一起劳动。在这个年龄，他们的观念中，还没有那种刻板的定义：爸爸必须干什么，妈妈又必须干什么。
性别问题还在大量的乡村生活细节之中。比如外嫁女儿、离婚女性在宅基地、土地确权等问题上受到歧视，这些都在每个村修改村规民约时给了她们保障。还有一些看似微小却坚固的风俗，比如女孩不能上坟，比如老人去世后必须要有儿子顶棺下葬，女儿不行，如果死者没有儿子，那就相当麻烦，要找家族里其他年轻的男丁。
在创新村有过这样一个例子：父亲去世了，只有两个女儿，村干部就坐在他家里，让女儿去做所有的事情。家族里亲戚们不同意，翻脸了，闹得一塌糊涂，但最后还是做下来了。龚存兵当时跟村干部说：「也许这个做完，一百年都没人做。但就是一个星星之火，一百年后如果有人想做，可以把我们搬出来，我们已经做过了。」
从女孩到主任
关于这个试点是怎么改变了具体的村庄与人，汤梦君建议我去一个叫安费塘的村子，去找女村主任袁庆。傍晚时分，我在小学校舍改造成的村委会门口见到袁庆，她站在晒满小麦的篮球场边，30岁上下，一张柔和的圆脸，眼镜也圆圆的，整个人很斯文。她来招呼我，有一种温和的热情。
村委会墙边画满了性别平等主题的张贴画，颜色已经有些黯了。2016-2018年，联合国在这个村做了第八周期试点。也是在这个过程中，袁庆从村里的计生专干成了村主任。
汤梦君记得项目刚开始时袁庆的样子：「她很羞涩，我们去村里，她给我们介绍情况，脸涨得很红，结结巴巴的，还不擅于在公众场合说话。」而现在袁庆每天夜里骑着电动三轮在村里巡逻。我们一起走在村道上时，村民们自然地迎上来问事情，喊她「村长」。
走到这一步不容易。袁庆出生在安徽滁州的山村，她出生后，父母想再要个儿子，但又生了个女儿，当时计生政策严格，母亲的第三胎被引产，家里的牛也被牵走了。但奶奶重男轻女思想严重，逼着继续生，家里又欠着债，她父亲无法承受争吵与压力，便自杀了。当时袁庆4岁。
随后母亲改嫁，她被送到大姑家里，读到初中毕业就不让读了。大姑说，女孩总是要嫁人的，读那么多书干嘛？大姑的儿子继续往上读，16岁的她则进了服装厂当学徒，一个月300块工钱。工作没几个月，大姑来要钱，一起的小姐妹都跟她情况差不多，都气不过。她就这么打工，在夜市推荐啤酒，看仓库，稀里糊涂活到二十岁。遇到喜欢的男孩子，想结婚，家里还是大姑做主，要十万彩礼，对方给不起，但袁庆还是想嫁。她说自己从小不被爱，「好不容易遇到个对我好的人。」这很珍贵。
婚礼当天，娘家人都没出现。她自己买了件红旗袍，打着车，从滁州到了长丰，身边只有当时在工厂的几个小姐妹。嫁到安费塘村这个家，婆婆是聋哑人，公公视力障碍，还有年幼的小姑子小叔子，他们夫妻俩是唯一的劳动力。丈夫在外面打工，她在家里边带孩子边做零活，直到村里选她做了计生专干，情况才稍稍好转。
项目开始时，她心里也隐隐被某些东西触动着，但还说不清那到底是什么。她的一项工作就是发现身边不平等的案例，去记录和调解。2017年的某天，她写着案例，突然联想起童年往事，「我心里面想，我寻找了半天，原来自己就是这么一个典型的例子啊。」那种念头如冷水浇头，一下子迸发出来，「那种恍然大悟的感觉，好透彻。」
她也开始在这样的视角上看自己的村子——男人们常常有一种惯性，可以很自然地说出类似「现在已经男女平等了」这样的话，但那些具体的、细碎的、沉默而顽固的细节，仍存在于每个乡村女人的日常生活中。
就在几年前，村里有些家庭，每到逢年过节或者宴客，女人都不上桌。「做饭的是她们，吃饭的又是男人」。这被认为是一种不成文的礼数。袁庆把这个事情拎出来宣讲过几次，2017年又做了一个活动，性别角色互换——让男人做饭，做完了让女人们吃。女人们坐大桌上，男人们坐边上小矮桌。
她拍视频记录这一刻，举着手机问一位村民：叔叔，你今天在这个小桌子上吃饭什么感受？对方有点不好意思，说：还好吧。还有一个人说：「你们终于翻身了！」逗得大家哄堂大笑。到后来，村里有男人开始做饭了。但不多，有那么几个。
作为一个年轻的女性，就算是做到了村主任，袁庆也有她自己要面对和牺牲的东西。2016年她刚上任时，一次有领导来视察，她跟着村里的治保主任（一位年长男性）一块去迎接。领导见到他们两人，没问谁是谁，直接一步跨到治保主任面前，握住对方的手：哎呀，主任，你好你好。袁庆手都伸出去了，又收了回来，觉得非常尴尬，只好马上笑了笑。
五月底的某个夜里，我们骑着电动三轮车在村中巡视，怕有人在夜里烧秸秆。袁庆说起作为年轻女性处理村里大小事务的难处，她必须要隐藏一些东西——性格里本能的温柔的、好说话的、和善的特质，她要努力克服这些，转而展现一些无性别的、或者说刻板印象中男性气质的东西，比如彪悍的、雷厉风行的、说一不二的。这些会更好地帮助她工作。
饭桌上性别互换的小实验，大概只算是摇下父权制大树上的一片叶子。但还有些改革，是真正让女性自己从土地上生长出力量。安费塘村里留守女性多，家庭分工一般都是男人去城里打工，女人在家里照顾老人小孩，还要伺候几亩地，辛苦不说，总归是要管男人伸手要钱。
试点的三年，村里开始请人来做技能培训，有五位女性因此考到了家政资格证，在城市里找到高薪工作。那些被老人孩子绊住无法出门的女性，也开始做广泛意义上的女性创业——原来她们种水稻，一亩田一季度最多收入两三百块。后来镇上提倡虾稻共养，田里还是水稻，但田边沟里同时养小龙虾，同样的面积，一亩田能多挣一千多块。
钱的力量是真实、强大的，袁庆见证着家庭内部权力关系的变化：「以前女性在家里就是消耗钱，现在她们的收入可以支撑家里的开支，男人的钱可以存起来。这么着，男人就算想发脾气，是不是也要掂量掂量？」
五月底六月初，正是小龙虾上市的季节，路过田边，稻苗青青。在看似不变的辛苦生活中，女人们逐渐开辟出自己微小的、逐渐壮大的领地。
认真的 直率的 热情的
在安费塘村，我和46岁的村民陶有美聊了一次天。黄昏时分，她刚从田里回来，踢掉胶鞋，擦了把脸，笑着拉我到后院坐。地上一筐新蒜，地里一茬茄子，一树梨树已经结了小小的果子。客厅里坐着她9岁的小儿子和90岁的老公公，丈夫去城里打工，女儿去上大学，她一个人管家。
这几年，陶有美去过村里组织的每一次培训。一般是袁庆在群里通知，她算好时间，骑着电动三轮车开过村道，五分钟就到了村委会。几十个女人，就坐在院子里听，昂着一张张在地里被阳光雕刻过的脸。城里来的老师讲课，陶有美有时候听得懂，比如讲为啥不让女人上桌吃饭，她又赞同，又愤怒。但有时候老师讲一些理论，文绉绉的，她就不懂了，但也没关系，还是每次去。她非常肯定，这件事对自己有益无害。等到男人从城里回来了，她就把培训时听到的事儿告诉他，敲敲他的警钟。
也正是这样一群女性，正成为村庄治理中不可缺少的主体。在安费塘，女性村民代表占了一半比例。袁庆发现她们身上的一些特质非常可贵，比如公开和直率，敢说真话，抢着发言。原来村里评贫困户，男人们容易碍着面子，稀里糊涂把所有申请人都打上钩。而女人们锱铢必较，会问：这家人的情况我清楚，条件还可以，是不是不该选？
在创新社区的妇女议事会， 她们讨论村里的大小事，小的比如婆媳吵架、家长里短，大事比如修路、引自来水。
几年前，她们帮一位从四川远嫁而来又离婚的女性争得了五亩八分地。这位四川媳妇是1990年代嫁到村里，落了户，后来与丈夫离婚，婆家不愿意分地分房给她，她在这里没有亲人、没有依靠，但有权利意识，坚持要拿回属于自己的一半土地，双方僵持不下，找到妇女议事会的会长陆瑞云。
陆瑞云觉得她的要求理所当然。「我们要讲道理，不管她从哪里来，不管她现在住不住在村里，她现在是这个村里的人，拿回属于自己的东西，理所应当。」她们去这婆家讲道理，先找婆婆，再找丈夫，在对方家里聊了好几次，最终松了口。家里十多亩地，分给了四川媳妇一半。不仅如此，按照他们村规民约的要求，这位女性如果再婚，她的丈夫同样享受村民待遇。
试点进行的七年时间，汤梦君去过长丰十几次，逐渐与村庄里的女人们熟悉。她认为她们都有非常强的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她们中能人非常多，语言表达和思维都是很好的，参与的诉求也是很强烈的」。她们直率，能秉持正义或公道，「只要你给她们一定的教育熏陶，给她们机会」。
袁庆则跟我提起这两年让她印象深刻的两段对话。
一次是去年村里做土地确权。镇上的工作人员过来和村民签协议，有一家是女主人过去签，工作人员一看是女人来的，下意识抛出几个问题：「你是户主吗？你家男人呢？你能说话算话吗？得让你男人来签。」
女主人一下就怒了：「哪个讲不能签？我能做得了主，我做不了主干嘛来这儿。我既然来了，我就能做得了主。我会负法律责任的。」对方意识到自己问得不合适了，连忙跟她道歉，反复跟她强调，自己并不是歧视她，只是担心他们家庭内部没协商好。
还有一次是发生在袁庆自己家里。她十岁的女儿一直跟着母亲进进出出，在性别平等的环境里被熏陶。有一次袁庆的丈夫让袁庆去做饭，女儿就站出来问爸爸：爸爸，现在性别平等，你不能做饭啊？
小女孩的家庭哲学很先进，她说：「家务我可以做，但你们也得做。妈妈做，爸爸也要做，大家一起做。爷爷说自己做饭不好吃，就不做了，但爷爷，你可以学呀！」
2019年长丰县妇女干部培训班开展活动中 图源长丰县妇女联合会网站
星星之火
从2011年秋天到2018年夏天，这个实验在长丰持续了七年。今年五月我们到长丰回访，寻找这个实验的遗产，并与曾参与其中的人聊天，想看看这个实验是如何改变了人。
每一个受访者都多多少少描述过这样的画面——女人们人手一台乡间代步必需的电动车，骑着它们从村道中呼啸而过，去听一些与自己接近的、或者是遥远的知识，去开会议事，结束之后又骑着车呼啸而去，回到田里，继续埋头干她们的活计。
诚实地说，她们生活中的痛苦和琐碎没有任何变化。与过去许多年一样，她们白天站在长丰最常见的水田里、草莓大棚、羊角蜜大棚里劳作，夜晚则照顾孩子老人，将一生献身于家庭。但这几年的实验给了她们一些精神上的自足和丰盈。
在第七期试点结束后，龚存兵从长丰县计生委调任县委宣传部，不再负责这部分工作。但他始终认为那是一段最珍贵的时光，「值得一辈子回忆的五年」。现在再问他当年的事情，他都能记得是几月几号，细节纤毫毕现。
后来还有一次，当时的安徽省卫计委的一位领导问他：做这个事情你的收获是什么？
他愿意把自己一生分为几个泾渭分明的部分：「我这辈子就干了几件事，第一件事是为计生工作起草文件、写材料，第二件就是用五年时间做了这个项目，影响了一些人。」「我不再像以前那样，做事是为了升迁，为了证明自己能做什么。我做这件事，就是我想把它做好，不是为了做给别人看，这是我自己的东西。」
采访结束的晚上，他一定要把当时联合国人口基金驻华代表何瑞安写给他的一封信找给我看，在深夜的县委办公室，他在电脑里翻了半个小时，那是他非常骄傲的、像钻石一样珍视的东西。那封信上何瑞安形容他，「such a great partner」。
执行这个项目的学者汤梦君，是位干脆爽朗的女性。她回答问题时反应迅速，不拖泥带水，用词克制。但提到这八年试点对她的影响，她语气里也有了缓慢和温柔。
「我原来主要做理论研究，没有全身心投入去做一个这样的实践，在长丰是第一次。但只要你真心去做了，你会觉得特别有成就感，因为基层真的发生了变化。而且你就觉得，中国乡村那些女性，她们非常有前途、有智慧，在中国基层真的有很多能人。你千万要相信，只要有机会，她们真的有能力提升自己，改变自己。」
但汤梦君同时强调的是，回顾这个项目时我们必须承认——它成功，有天时地利人和之处。包括2010年那个时间点，计生工作仍是非常重要的工作，当时的安徽省政府对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有极大的重视和决心；再往下，合肥市和长丰县政府愿意给钱、给人、给资源；还包括项目实施者龚存兵，个人的热情和能力；甚至另一个偶然的、小的因素是，当时安徽省人口计生委分管性别治理工作的副主任，刚好就是长丰人。
这样的成功也许不易复制。第七周期结束后，专家们曾提出把试点成果在安徽其他地方推广，但正巧遇上国家机构改革，计生系统与卫生系统合并。在繁重的公共卫生管理中，平衡出生人口性别比不再是最重点的工作。另外2015年二孩放开，出生人口性别比也不像之前那样严峻。这项推广也就没有再继续了。
还有一些可以更深入的工作，因为项目结束和龚存兵离任，没有再继续。比如家庭内部的性别角色定位问题。做第七周期项目时，龚存兵意识到，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讲性别平等，最终还是要回到家庭。在第八周期项目时，长丰继续了一些家庭与社区的活动，但似乎不如七周期时那么轰轰烈烈。
文华和龚存兵都对《人物》提到他们的遗憾，这一类试点项目到最后最难的便是——持续性。「说实话，当时我们做项目时轰轰烈烈，感觉会把事情做得很大很大，但到后期项目推进就变得很难了。」他们都呼吁顶层设计，这样才能把在长丰点亮的灯，照亮到更多地方，通过制度的方式固定下来。
但他们也同样认为，至少在这个县城里，这项实验留下来了灿烂的遗产。村规民约不是遥远的文本，而是贴在每户人家墙上的法律。它把农村女性的政治和经济权利固定下来。更重要的是它带来的性别视角，它的启蒙与唤醒，深入到基层政府之后的每一次决策中，让性别平等的理念在此深入人心。
五月的夜里，我问龚存兵，回忆那五年，他脑子里第一个跳出来的是画面是什么？
他说是一些女孩子们的脸。那些在夏日晚会上演出的才华横溢的、来自长丰独女户家庭的女孩，那些提出让孩子跟自己姓的母亲，那些站起来争取平等选举权的女性村民代表，还有那个坚持要自己给父亲顶棺的女孩，「这是破除了我们几千年的传统，多么勇敢，是非常值得感动的事情。」
她们让他明白了一个道理，「所有女性骨子里都厌恶这种不平等，有争取平等的意愿，这种意愿是潜在的、强烈的、可以被激发的，而且激发起来会很强大。也是这种力量，在推动社会性别平等往前走。就像星星之火，我们要鼓励大家，继续往前走，继续争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