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庆松：螺丝不肯拧紧
他的活法是北漂生活的一种不常见答案，一条少有人选的路。租一辈子房，干一辈子零工，一辈子不看领导眼色，不跟甲方打交道，从没写过工作汇报，也不用开会，所有的成年人生存焦虑，他都不思考。
有段时间他常常说这样的道理，「把没挣来的钱买时间」，「我总觉得我最需要的是时间，这时间不管是拿来玩，拿来看书，拿来练琴，这是我的自由」。
文｜李斐然
编辑｜鱼鹰
摄影｜尹夕远（除特殊标注外）
在春天种花才是正经事
风吹柳絮漫天飞的日子，北京的春天就来了，太阳没那么烈的时候，陆庆松在院子里种花。他住在顺义山里的农村小院，距离北京市区60公里，院子有一块正方形的花圃，里面有一棵桑树，一棵杏树，一墙葡萄，一盆睡莲，还有不断栽种进去的花、草、树。种花的手变糙了，连着好几天手机指纹解锁都识别不出来。
一年只有短暂的春天，植物才能种得好，所以他现在干不了别的事，趁着春天只能种花，这是陆庆松说的道理。但是，他不应该蹲在院子里种花的，跟他的履历不符，跟他的职业相悖，跟这座城市大部分人的活法都不一样。
陆庆松，贵州独山人，10岁半被选拔进京，成为国家重点培养的音乐专业人才，读中央民族学院（注：现为中央民族大学）艺术系的预科班，15岁上大学，学了三年小提琴，两年作曲，20岁大学毕业，进入清华大学任教，在音乐教研室工作，带乐队、上课、演出，25岁离开清华大学，履历自此之后的近30年是同一行：自由职业。
离开清华后，陆庆松靠当钢琴家教挣吃饭的钱，靠住得远节省花出去的钱。他的工作日从星期天早上开始，到星期天晚上结束，他只在周末定闹钟，早起进城教小孩子学钢琴。剩下的日子每天睡到自然醒，练琴、看书、骑车、踢球、打网球，陪弟弟聊天、做饭、种花、玩游戏，偶尔见见朋友，大部分时间一个人独处，直到今天。
前几年身份证丢了，他去派出所补办证件。办事员盯着他的材料，一条一条地跟他核对：
你是110开头的身份证？
是。
你在北京上大学？
是。
毕业到清华当老师？
是。
你现在北京没房，没固定工作，快50岁还一个人租房？
是。
这份罕见的人生样本看上去像一个造了假的履历，但每一则细节都真实发生了。后半程的问询主要由反问句构成——怎么不留在清华啊？怎么不买房啊？怎么能没工作啊？核查到最后，办事员不平静了：「你在骗我吧？」
他的活法是北漂生活的一种不常见答案，一条少有人选的路。租一辈子房，干一辈子零工，一辈子不看领导眼色，不跟甲方打交道，从没写过工作汇报，也不用开会，所有的成年人生存焦虑，他都不思考——买房、贷款、学区划片、996、绩效、职称、晋级……这些常规意义上的人生大事共同构成了城市生活，把人卷入日夜奔腾的大机器，一天又一天，焦虑研磨出更多焦虑，压力像齿轮旋转、加速，紧紧咬合在一起。一颗螺丝停了下来，向自己的人生提问——我不拧紧行不行？
「我早就放弃当一个螺丝钉，哪怕是在学校当一个很舒服的螺丝钉。这个地方太舒服了，只适合养老，但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老。」陆庆松告诉《人物》，「我觉得一个人没有老的时候。你可以年纪很大了，大到你走不动路，但是你不老，我内心里面一直是这样想的。我没有养老的心态，那时候的事，那时候再说吧。」
松弛地进入54岁，没结婚，也没孩子，不在任何公司拥有一个能够等价兑换的职级头衔，阿里的P、腾讯的T、字节跳动的M和E对他都毫无意义。在音乐专业领域，他只在学校排练厅办过一场非公开的演奏会，只给弟弟的纪录片改编过片尾曲，除此之外，正式作品为零。他骑了很多年自行车去上钢琴课，后来骑电动车，大部分时间坐公交，直到最近两年搬家才买了车，开一辆logo坏掉的二手车。
为什么这样过？这个问题他听过无数次，提问来自陌生人，也来自老师、同学、朋友、自己家亲戚。不了解他的人猜不中答案，以为他是闲云野鹤，喜欢遁世隐居，做一个现代陶渊明，了解他的人知道这不是答案，他虽然住在农村，但跟乡村生活没什么关系。他的小院是座孤岛，搬新家快一年了，他不认识邻居，不知道附近哪儿有饭馆，每天闭门自己在家，喝手磨咖啡，听音乐，弹钢琴，和外面村子最主要的关联是开车去村口取快递。
陆庆松身上活着一个人的复杂。他有一种对赢的本能追求，喜欢刺激，喜欢争第一。跟人打网球的心理目标是「把对手灭掉」，开车时看到黄灯亮起来，他会近乎本能地加速，一脚油门冲过去。他喜欢有赢家的运动，最喜欢足球，因为觉得「足球比赛像一场战争」。他讨厌防守型的球队，喜欢的球队在巴西、英格兰、荷兰里面转，上场谁拼得凶就喜欢谁。
但他又有一种天生的松弛，生活越到细处越宽松，为了赢玩命比赛，一旦输了，他也不计较。他用咖啡壶泡茶，手磨咖啡也懒得用滤纸，总带着咖啡渣一起喝。他以职业钢琴演奏家的标准审视自己，想要凭借专业作品赢得认可，但这件事没办成，他也不着急，慢慢练琴，慢慢等。较劲和松弛共同构成了他的生活：一个不服输的人，想以松弛的姿态赢。
这事儿多小啊，他常常说这句话。对他来说，挣钱多了少了，房子近了远了，干活亏了赚了，人与人之间，谁付出得多，谁得到的少，都是人生小事。人生当然有大事，弹了不起的大曲目，写不凡的音乐，做一个真正的音乐家，但是大事也得松弛着做，先把春天安顿好，他才能安心练琴、作曲，干自己的正经事。
松弛就这样住在这个院子里，在这里，大事和小事平起平坐，没有谁不可或缺，没有什么至关重要，也不是只有胜者才能存活。枯萎的花，碎掉的瓷盘，只剩下香味的佛手柑，谁都可以留下来。活着也可以没有标准答案，或强或弱，或生或死，花与树任意生长，人也一样。
兄弟
陆庆松的钢琴放在卧室里，是一架雅马哈三角钢琴。柳絮跟着春风吹进了放琴的房间，一块儿进来的蜜蜂绕着钢琴嗡嗡地飞。不练琴的时候，坐在这个房间可以听到门口吵架的狗，路过的拖拉机，每天下午飞过来的鸟。村里大喇叭中午有几分钟的循环广播，以大于钢琴百倍的音量，宣读促销商品目录，那天推销的是花布，「欢迎前来选购」。
房间在白天也拉着纯白色的窗帘，太阳透过细细的麻布照进来，整个房间有柔和的光。钢琴上放着上学时候的教材，1984年人民音乐出版社的曲谱，《巴赫平均律》，《贝多芬钢琴奏鸣曲集》，每一页都已泛黄， 《肖邦练习曲十二首》的扉页上有浅蓝色钢笔写的赠言：
「音乐当是比一切智慧、哲学……更高的启示，谁能渗透音乐的意义，便能超越常人无以振拔的苦难。赠陆庆松。」
陆庆松十岁开始学音乐，在此之前，音乐对他来说是童谣、民歌、爸爸弹的脚踏风琴。学校来招预科生的时候，他正在河边玩，爸爸跑来叫他去面试，他的第一反应是不去，「那多耽误我玩啊」。十岁的孩子，玩是人生大事。后来老师专门来叫他，他不好意思，就跟着去了，唱了国歌，给人看了自己的手掌，比划了一下手展开有多宽，重复打了听到的节奏。过了没多久收到通知，可以去北京。
在他家里，活着是每个人的个人问题。爸爸妈妈担心他年龄太小，离家太远，商量着要问他的意见，十岁的陆庆松隔着门偷听，几十年后写这段回忆加了一个小括号，「那还用问」。那时候，当音乐家对一个孩子还是过于模糊的概念，他的目标是到北京玩一玩，回来跟小伙伴嘚瑟。
在北京，教他小提琴的老师叫做阮寿宁，他教陆庆松在空弦上拉一个长音，教给他音乐的意犹未尽。音乐从那时起开始变得有意思，「他给我的实际上就是真正的音乐，让我感觉到音乐的迷人之处、动人之处……我听着就想，哇，音乐原来是这种感受，只是一个简单的声音，你就被它抓住了，把你留了下来。」
左图，少年时拉小提琴的陆庆松。右图，陆庆松10岁半到北京读预科班，与同学的合影。
人生在音乐里有了清晰的目标。陆庆松20岁从本科作曲专业毕业，打算在钢琴专业继续深造，他也展现出为之努力的勤奋和自律。上学的时候流行看国外引进的电视剧，一到播出时间，电视放在楼门口，老师学生都围着看，《姿三四郎》和《加里森敢死队》，万人空巷的热潮，但他一眼也没看过，空荡荡的琴房里，陆庆松一个人练琴，「我的目标很明确，我要弹好钢琴，别人谁也干扰不了我。」
毕业时他拒绝留校，理由是，学校很好，但我需要离开这个地方。后来分配到清华当老师，他也直接告诉领导，课我会好好上，但我终究需要离开这个地方。他用自己的时间学英语，准备托福考试，想要去国外继续攻读钢琴专业，到纯粹的音乐里去。
陆庆松有一个比自己小六岁的弟弟，在大山里的贵州老家，他用打架度过了自己的青春期，打过同学，打过老师，砸过派出所的门窗。他常常一次性写二三十份检讨书，一个月里差不多每天都得用一份，填一下日期就能交了。打完老师的那天晚上，弟弟拎着书包随便扒上一列火车，离开大山里的家，开始流浪。
1988年，哥哥21岁，毕业工作第一年，弟弟15岁，辍学流浪第一年。兄弟俩在人生的十字路口遇上了。哥哥把弟弟带到北京，找过北京的学校，想让弟弟继续读高中，上了没几天课，打架，退学了，换了一个，还是打架，还得退学。哥哥就把弟弟留在身边，跟他一起住。
和父母一样，陆庆松的原则是，活着是个人问题。哥哥照顾弟弟，但不约束他，也不干涉他的选择。他的目标是给弟弟一个长大的空间，让他学会独立，只要能养活自己，之后路怎么走，「那是他的事」。
那时候哥哥每月工资70多块钱，咬牙买了39块钱的足球送给弟弟，教他踢球，带他认识清华的同学，每周从清华图书馆给他借七本书，都是中外名著，不带课的日子带着弟弟坐在大梧桐树底下，一人一包清华自己出的酸奶，一起看书。
遥远的兄弟开始变得具体。哥哥十岁半就一个人离家上京，两个人有十多年没在一起生活，彼此都很陌生。弟弟知道哥哥在家乡只有一个朋友，来了北京发现，他在这儿也只有一个朋友。和小时候一样，他为人温柔，不和人吵架，但他也不跟人来往，整天沉浸在自己的琴里。
弟弟开始认识哥哥和他的音乐。陆庆松喜欢巴赫，喜欢贝多芬，喜欢肖邦，他对学生说，音乐最高的境界是达到从容，「音乐给予我的最大益处：所有内心中的蛮横、激越、无理的力量，都收归于柔和。」
两个人坐在房间里听the Beatles，哥哥跟弟弟讲自己的打架故事。他在公主坟等车，路边有人刻章，一时好奇刻了一个，刻之前要价两块，刻完突然要五块，争执起来围了一圈人，有人动手打了哥哥左脸一巴掌，哥哥挑衅对方说，有本事再打一次右脸，对方愣住了，没动手。
弟弟说，「这事讲到这儿我都不觉得怎么样，我想着，是我的话，那哥们就惨了，我打架很厉害。」结果哥哥接着说的是，「我想起那个人，觉得他挺可怜的。」
「这句话对我影响非常非常大，那时候我还是16岁，山里来的一个少年，很多事情我不懂。以前就想着，我被打死之前，我打死一个不亏，打死两个我就赚了，从来没有去思考活着的意义是什么。后来我自己时不时会想起这句话，想他为什么这么说，那个人为什么可怜，我从那个时候才开始明白人生是什么。」弟弟说。
哥哥常说这个道理，暴力是最后的策略，没有办法了才去打人，没有路能走才用拳头。选择打架的人只有一条路，而大部分时候，路还很多，路还很宽。
此后的弟弟不再打架，他的人生有了足球、朋友、音乐和书，还有哥哥。不到三个月，弟弟就在清华踢出了名气，拳头上的力气开始转化成其他天赋，他开始尝试更多的路。
和弟弟一起生活的第五年，哥哥走到了自己的十字路口。九十年代的大学改制，工作不再是铁饭碗，留下来需要学校的聘用合同。哥哥在学校带乐队，领导过来提意见，这儿你得这么弄，哥哥说，这个我执行不了。哥哥扎长头发，领导跟他说，把长头发剪了吧，哥哥说，这个我也做不到。管教研室的小领导是个好人，找陆庆松谈话，你把头发剪了，聘用就可以继续了，「低个头，一切都好说」。
「（劝的人）都说你就低个头，让你剪头发，剪了不就完了嘛，对你有啥影响？对我影响就在这儿，我听还是不听。每一件事情最后都要我听，那我就想，不听会怎么样？」陆庆松说。
人生的十字路口上，哥哥选了自己的路。陆庆松还是陆庆松，他不打架，可他也不低头。长头发是剪掉了，直接光头回来，以挑衅拒绝了服从。不再有领导说任何话，也没有新的聘用合同，25岁那一年，他不再是清华大学的老师，也没有了体制内的工作。
没有人干预过他的决定。八九十年代在贵州小县城，一个孩子在清华当老师是荣耀门楣的大事，但哥哥离开清华，爸妈只问了一个问题，你能不能养活自己，哥哥说没问题。关于这件事的家庭讨论就结束了。
搬出清华之后，哥哥还是带着弟弟一起住。弟弟觉得哥哥突然变了，整天懒懒散散的，干什么都没兴趣。托福考了550分，也有国外学校给他发了录取通知，他看上去没兴趣，不愿意去。弟弟喜欢植物，在家里鼓捣越来越多花，哥哥也不感兴趣，只说「看着可爱」。他带着哥哥一起种，结出小葫芦的时候一起笑。他还带哥哥认识新朋友，一起踢球，一起熬夜打麻将，打拖拉机，谈天说地。哥俩一起迷上了摄影，弟弟成天拿着相机拍，拍父母的生活，拍自己长大的家。
来北京的20多年，弟弟的人生转过很多路，踢过足球，下过矿，当过编辑，在酒吧干过驻唱，他最终选择的路是拍纪录片。2017年，弟弟拍摄的第一部个人作品公映，取名《四个春天》。片尾曲是哥哥改编的五十年代集体舞曲《青年友谊圆舞曲》，也是他弹的。《四个春天》获得了FIRST青年电影展最佳纪录长片奖，并入围金马奖最佳纪录片、最佳剪辑的提名。弟弟不再是成天打架的小陆同学，越来越多人记住了他的名字，纪录片导演陆庆屹。
陆庆松、陆庆屹的父母都爱好文艺。父亲喜欢鼓捣乐器，母亲酷爱唱山歌，他们朴实而富有诗意的生活，被陆庆屹的镜头捕捉，打动了很多人。 图源纪录片《四个春天》
「一个好小的房间」
陆庆屹说起哥哥，讲了四次「可惜」。他花了很多年才明白，发生在哥哥身上的懒散是什么。哥哥不出国，说的理由相互矛盾——自己弹钢琴不够好，童子功不够，奖学金只给了三分之一，不想出国打工……真正的答案是从哥哥的同学、朋友，还有父母那儿的信息拼凑出来的，那些对不上的逻辑终于变得清晰。
「最大的原因是我。他担心他出国了，我怎么办。带我到北京的时候，他跟我妈说，庆屹交给我，你们放心。虽然不全是因为一个诺言搞得自己的人生没了方向，只是在那个时刻，这个诺言确实让他对前途产生了某种怀疑，做出了另一个决定。」陆庆屹说。「现在想起我哥为什么觉得可惜，因为一想到他后面的发展，我内心有愧疚吧。那个时候我挺让人操心的，又没找到工作，又成天在外面晃荡，他是想我在外面再怎么晃，实在饿得不行回他那儿还有口饭吃。如果只是因为三分之一的奖学金不出国，第二年还可以再争取，但他再没有去争取过。」
哥哥以自己的方式承担了弟弟的存在，给他空间，让他活成自己。在哥哥的生命里，另一个人也曾这样承担了他的存在。刚到北京读预科时，陆庆松的基础最薄，不少同学来的时候就会拉小曲子，他得从零开始学。预科毕业时他原本要被从名单里刷下去，送回贵州，阮寿宁在教研室跟人吵了起来，坚持这个孩子有进步，有希望，有资格留下来。
陆庆松也是在很多年后才知道，平时待人温和的老师第一次发了火，气得躺倒在琴房的凳子上，「他说这个人回去就废了，这种状况就是中专毕业，多数会到州歌舞团，随便拉拉琴，或者干脆不干这一行了。他爱才，不希望一个人浑浑噩噩地废掉。」
只不过，成为严肃音乐作曲家的理想只在一个极其狭窄的机会窗口成立，那是一个比北京柳絮期更短暂的春天，错过就错过了，活着从此有了边界。
陆庆松找过乐团的工作，古典音乐的乐团本就不多，一个乐团往往只需要一两个作曲家，几十年不换人，机会很少。给商业项目写糖水音乐他不愿意，也不想再去学校。当钢琴家教挣的钱并不多，但他住得远，开支也少，他不着急，日子还像20岁那样过，练琴，看书，打网球。
同学见面问他，你一年能挣多少钱啊？你有作品吗？他就开玩笑，我有作品，弟弟就是我的作品。有段时间他常常说这样的道理，「把没挣来的钱买时间」，「我总觉得我最需要的是时间，这时间不管是拿来玩，拿来看书，拿来练琴，这是我的自由」。
挣来的近30年时间里，他和学生时代一样，每天练琴，弹古典曲目，也做了很多不划算的事。他当过乐团指挥，天天带着管弦乐团排练，但他只负责工作，功劳没算在他身上，挂名的正式指挥是另一个人。他在大学当过网球教练，陪人练球，带队训练，花了好几年时间带校队打比赛，拿过高校网球比赛团体冠军。赢下冠军的时候，教练栏写的是陆庆松的名字，但赢了就只是赢了，之后的事情跟他没太大关系，他既不属于这所大学，也没人给他发工资。他只得到了赢本身，没有引申义。
聊起这些经历的时候，他正在仔细地剥核桃吃，看上去既不生气，也不着急。我问陆庆松，什么是不公平？他的答案是，不愿意才是不公平。
「公平就是我乐意。当时跟这帮人玩挺开心的，我带着他们排练，都爱围着我玩，我觉得挺好的。拍马屁、给领导送礼，这种事我根本不想干，不愿意的事让我去干，那就叫不公平了。我喜欢自由自在，我也要让别人自由自在，想干嘛干嘛，他愿意干这种事，如果他因此高升，被领导器重，我根本不觉得不公平。」陆庆松说。
因为网球打得好，朋友常常邀请他一起打球。有时候打双打，对面是朋友的领导，他看得出来朋友想给领导让球，也会配合朋友让球。「我是忍受不了这种官场的人，我自己不这么干，但我不会拆朋友的台，就是他的一种活法吧，那是他们的事，跟我无关。」
「我走了很多岔路，但我是自愿的。那个时候觉得，如果专门只是想把琴弹好，最后你特别厉害，特别牛，又有什么呢？和这个相比，我弟需要我，我能给他提供更好的机会，如果我不管他，他一个问题儿童，不会回去好好读书，不会在正常的道路上长大，像这种时候，我更愿意照顾我弟。这种喜悦是最真实的，就像巴赫，你说他的作品重要还是他养一家子重要？他就是为了养一家人才狂写那么多东西啊！听巴赫的音乐，你就知道他内心充满了幸福和喜悦，每一个音符都是那种由心底涌出的欣喜。」陆庆松说。「放远一点看，我的作品还是我的作品，我以后还会写更多曲子，还会自己上台演奏，但我收获了两个人的亲情，陪着他一起玩，一块踢球，一块认识朋友，给我内心带来真正的喜悦，我的收获其实是超出付出的。」
弟弟的纪录片得奖后，陆庆松用手机记事本写了这样一段话：「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无论是怎样的无忧无虑，都常常会觉得在泥潭中。有时是经济压力，有时是心理包袱。更可能是在衣食无忧后，时间带走了理想，人情世故繁多，让人怠惰麻木。但无论怎样的泥潭，平凡的人生也可以活得积极，豁达，充满爱和热情，让我们内心自豪、喜悦和慰藉。」
2019年底，陆庆松举办了第一场个人演奏会，那一年他52岁，已经有接近30年没有上台演出过。老同学帮他订了大学里的排练厅，但当时的状况下，他没法一个人登台，只能按学生演出的邀请嘉宾出场。演出开始，学生乐团先上台拉了一曲，然后他再上台，开始自己的演奏会。
这场演奏会找不到任何完整记录，只有两段不足5分钟的手机录像和零星的照片。舞台上堆着没收拾的椅子，观众席只坐了两三排，主要是兄弟俩的朋友们。那天的曲目很简单，全是贝多芬的钢琴奏鸣曲，一首《悲怆》，一首《热情》。
听《热情》的时候，弟弟哭了，他后来在豆瓣上写道，「也许是他在练琴时我听过太多次，那种反复勾勒的状态，有一种习作感，我逐渐没有了聆听的愿望。经过那么长时间的努力，在他登上舞台的那个时刻里，我才感受到了那种庄严的仪式感，非常感动……感谢这世界有光、有声音。」
弹完最后一个音，陆庆松说他松了一口气，「还行，没撂在台上。」他花了很大力气准备这场演奏会，但太久不上台了，舞台上的很多小事让他感到不适应，台下的注视，观众的呼吸，他还提到一个其他钢琴家很少提到的理由——钢琴本身。那天排练厅里是一架施坦威钢琴，和平时习惯的声场不一样，尽管在弹一首谱都背下来的曲子，听起来却不熟悉，「经常被自己的声音吓到」。
我没有听到陆庆松的完整演奏。每次提前约好弹琴，一见面他总是反悔，「下回吧」，下回到了还是「下回吧」。他弹了一小段肖邦，还有巴赫的片段，他的手指能轻松驾驭复杂的技巧，但弹贝多芬似乎是种压力，《黎明》只弹了四个小节就停下来了，「下回吧，我好好练，不然也是敷衍你。」
陆庆松很喜欢的一首曲子，是贝多芬第二十九钢琴奏鸣曲「槌子键琴」，作品Op 106。20多年前开始弹，「弹着弹着我就觉得，他跟我年纪也差不多吧，他是怎么样的？弹琴的时候，他好像就在耳边说话一样，那种贴近内心的抚慰。他是你的一个朋友，在跟你诉说，他有一种强大的力量揪着你。」
写这首槌子奏鸣曲的时候，贝多芬正在照顾弟弟的儿子小卡尔，弟弟去世了，他承担了这个青春期少年的生活，给他找学校上学。与此同时，他自己也在和生活作战，耳聋越发严重，观众只想听「快乐的旋律」，乐团也常常抱怨他，作品越来越难，没法演奏。
贝多芬在这部作品的草稿上写了一句话，「一个好小的房间」，我把这个细节告诉了陆庆松，他想了想，「我想他是觉得，这房间太小了，我这曲子太大了，你们根本装不下」。
这部作品是贝多芬写过最漫长的奏鸣曲，长达45分钟。陆庆松弹得更慢，常常要一个小时才能弹完。他最喜欢第三章的慢板乐章，弹的时候像在音乐里探索无穷无尽的情感，痛苦、希望、攀登顶峰之前又迷了路。同样的演奏感受在其他钢琴家的访谈里也出现过——对抗、挣扎、折磨、考验、炼狱、浮士德、圣女贞德。它或许还有一种更简单的表达：失败。
这份体会也许是音乐最公平的礼物。钢琴面前，声名往往只会被极少数人得到，但共鸣却可以属于所有人。布劳提冈说他弹的时候，感觉「就像一个人积极努力往上爬，结果踩了香蕉皮」，布赫宾德弹这个乐章常常哭，布伦德尔说这是贝多芬奏鸣曲中「最辛苦、最高的杰作」。
晚年的贝多芬听不到，靠写小纸条与世界对话。槌子奏鸣曲是他晚期作品中最具雄心的一次尝试，里面很多段落极其困难，复杂到几近无法演奏，直到今天还有人怀疑贝多芬是不是写错了。在晚年的小纸条上，作曲家也许已经把答案告诉了所有人：「困难之处，也是美、善、伟大之处。」
「我想只要他愿意，贝多芬最后一定能在那里写出非凡伟大的音乐，他却把挣扎、对抗和失败都留在乐谱上。」与焦元溥对谈时，布劳提冈这样理解作曲家的用心：「这一定有他的道理——人的努力不见得都能成功，但我们不能因此不努力。」
未必正确，但没问题
疫情期间，陆庆松已经搬了两次家，越搬越远。过去每周只出去工作一天，最近他开始周末两天都上课。他开始常常提起「紧迫感」这个词，也开始说，「人应该强迫自己」，「人需要压强才能做成事」。陆庆松给自己设了Deadline——55岁之前专心练琴，办一场说得过去的演奏会，然后专心作曲，写不了严肃音乐就写电影音乐，写糖水音乐也可以，但他要写出不俗。
然而，松弛也活在他的Deadline上。距离目标还有不到12个月，今年春天他花了一个月给花圃铺砖，又一个月种花，下个月的大事是把院子里的杂草一根根拔掉，种些小瓜，给小雏菊灭虫。前两天开车遇到路边的文冠果树林，连说好几遍「多可爱啊」，下车跑去问园林工人怎么种，回到车里下了决心，他舍不得这么好看的树，回去也要种一棵。
院子里的植物跟陆庆松一样，松弛地活着。门口的金竹今年春天枯死了，放在盆里不管，也许下个春天还会活。朋友留下的多肉，有的活了，有的死了，任由它们在院子墙角自己过。给花浇水也很随意，想得起来的时候就多浇，没想起来就旱着，死就死了，蔫就蔫着，活就活下来，听天由命，日子也能这么过。
过往的一切都以这种自由姿态留在他的生活里。毕业那年买的旧钢琴，所有的音都走调了，走调就不弹了，搁在客厅当花架，弟弟十几年前送给他的玻璃花瓶摆在上面，里面插着找他爬山的朋友摘的花，早已枯成干花。打开琴盖时，一只蜘蛛从泛黄的白键迅速逃向落了灰的黑键。几次搬家撞坏了琴板，撞坏就撞坏了，它就缺个角站在那儿。
「他一直活在自己的乐趣里面，音乐和网球他喜欢，但你要让他再也不打网球了，可能他也不在意，让他现在就没有了钢琴，我想他也可以接受。我提起他觉得有点悲凉就是在这儿，他还有更多有待挖掘的可能性，但在这个时代，或者说因为什么东西，被搁浅了一点。说起他来，我就觉得人的一生太短暂了，你想探索的事情太多，但没有那么多精力跟能力，就可惜吧。」陆庆屹说。
2021年，哥哥54岁，弟弟48岁。哥哥长了白头发，还在弹钢琴，弟弟成为导演，房间里摆满了花。他交了很多朋友，喜欢给朋友做一大桌子好吃的。他的豆瓣名叫做「起床，吃饭」，更多人称呼他饭叔、饭爸，他的时间线里几乎全是快乐的小发现——早上煎鸡蛋的时候，蛋黄像个外星人，在车站等公交的时候，站台广告牌像个哈哈镜。
他们成为了真正的兄弟，彼此记住对方身上很多的人生小事，两个人有说不完的共同回忆。弟弟的棒球贴纸粘在哥哥的笔记本上，哥哥的车里循环播放古尔德的巴赫，但音乐列表排序第一的是弟弟给他的歌单，叫做《贵人相助来的》，里面没有一首古典乐。
弟弟来北京的第二个生日，两个人都穷得叮当响，哥哥跑去五道口买东西，回来告诉弟弟，我要送给你一份礼物，是一堆亮晶晶的东西。这份礼物一直没收到，弟弟老追着哥哥问，我的礼物是什么？很多年后他才知道，答案是一包味精。这件小事他一直记到现在，亮晶晶的东西没得到，他得到了一个温柔而浪漫的哥哥。
《四个春天》公映以后，弟弟搬出了哥哥的房子，去年结婚了，工作也越来越多，他经常出差，满世界地跑。哥哥一个人住，总是搬家，从很远的六环外搬去更远的六环外。最近一次搬家拉了五车行李，一车钢琴，一车自己的家具，剩下的全是植物，弟弟的栀子花，朋友的多肉，兄弟俩一起种的小葫芦，还有许多朋友送来、他叫不上名字的花花草草。
院子里的香椿长了新芽，哥哥打电话给弟弟，想吃香椿吗？弟弟想吃，他就从山里开了60公里，摇下车窗递给弟弟一把香椿。管理员不让停车，催哥哥赶紧走，弟弟生气要吵架，哥哥依然好脾气，答应管理员「好的好的」，嘱咐弟弟好好过，一句话和一把香椿，开车一个多小时送过来，掉头再开一个多小时回去。
弟弟出了书，和纪录片同名《四个春天》，封面上印着他写的句子：「温柔能带来这世上最美好的东西。」今天的陆庆屹不再打架，现在的他这样描述自己的人生目标：「很久以前，我心里有这么一个想法，假如说我这生能够让一个人幸福，那就是一项特别伟大的成就了。对我个人而言，如果我以自己的力量，能够影响一个人，那就算是成功。」
回家的时候，父母偶尔跟哥哥搬老道理，刚说完「不孝有三」，他就指着弟弟开玩笑，说自己已经完成任务，「我已经把这个养得还可以了。」
兄弟俩身上活着同一种活法，他们都很自信，活得很松弛，「我肯定活得下来，这没问题」，不管经历怎么样的波折，「觉得这事办不成，这种念头从来没有过」。哥哥喜欢说，「路还很宽」，弟弟喜欢说，「人有很多可能性」。他们共同的信念是，活着是自己的事，人生路自己选，互不干涉。
「所有的决定未必是通常意义上的正确和对，但是他这么过，没有问题。活得问心无愧，说起来也挺简单的。」陆庆屹说。「人活着嘛，只要不影响到别人，做什么都可以吧。人生有那么多可能性，你怎么知道什么东西是适合你的？也许不当老师是适合他的，现在过得不也挺逍遥。有时候我是有点可惜他的人生，我可惜他有很多的才华没有得到释放，但这是他自己的事情，他好像也不是特别在意。」
危机感偶尔也会出现，不过只是一闪而过的念头。陆庆松有时候会做噩梦，梦到房东通知又要搬家，醒过来发现不是真的，又安心地睡着了。他坦率地觉得自己的生活方式不值得推荐，「按我们这个毕业的（人），早就应该不是这样的状态了，自由是自由，我也一直是个穷光蛋。」
或好或坏，20岁永远留在了陆庆松身上。他没有中年人的社会积累，但人到中年的常见恐惧——退休、养老、积蓄、疾病——在他身上也不成立。他的生活像是一场春天的露营野炊，从花圃里掐一把最嫩的葱做葱油面吃，把吃不完的水果拿到院子里晒干，摆在盘子里好看，把无花果树干磨成小花瓶，里面插着晒干的狗尾巴草，放在车里装饰。聊天时提到音乐，他会自然地哼唱起来，弹琴的时候也是，边弹边唱，他说自己的工作本质就是「和钢琴一起唱歌」。
阮寿宁92岁的时候，陆庆松去看望他。他一生默默无闻，院系官网上都搜不到他的名字，但他过得自在，骑自行车出门逛，过生日要吃蛋糕。喜欢他的学生组成了一个群，叫做「阮老师好」。有人问这位老师，当初那么坚持，帮陆庆松争取上了大学，结果他也没跟着你学小提琴，这是不是辜负了你、背叛了师门？
老人头发全白了，他的回答是，不是只有小提琴才是音乐，我教他喜欢音乐，他做的一切都是音乐。
陆庆松喜欢音乐，也留在了音乐里，只是人生大部分的夜晚，他总在没有人听得到的地方弹钢琴，在距离北京60公里以外的小院，没有掌声，没人喝彩。他的听众是客厅里的松与竹，留在玻璃瓶里的花，偶然飞进来的柳絮和蜂，村里永远亮着的路灯。我最终也没能听到他弹的槌子奏鸣曲，理由依旧是「下回吧」，但他说自己会好好练，人生最后一定会弹这首曲子，特别是那段慢板乐章。
或许有一天，住在这个院子里的人能成为一位真正的音乐家。这天或许明天就来，或许不会来，或许早已来过了。他应该专心练琴、作曲，挣更多的钱，弹更好的琴，但他没有选这条路，这未必正确，但没问题，毕竟，活着是每个人的个人问题。
人生的第54个春天，空气里又一次扬起柳絮，太阳没那么烈的时候，陆庆松还是蹲在院子里，照顾花与树，他舍不得让植物错过它们的春天。此时此刻，这里住的是一个温柔的普通人，和满院子的人生小事。跟他告别的时候，一只眼睛受伤的小狗路过，安静地趴在他家门口。大门旁边的水泥缝里，不知道从哪儿飞来的种子，一株蒲公英活了下来，开出一朵小小的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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