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语文老师？
语文跟每个人相关。它不仅仅是语言和文学，还是一个人「精神的底子」。
这是一个语文老师的故事。也是一群语文老师的故事。这故事像极了一个「圆」——一个人遇到过很好的语文老师，被好的语文教育滋养过，最终自己也成了一名语文老师。
好的语文教育究竟能带给一个人什么？毕业多年后，他的学生们给出了回答：那是独立的人格、丰沛的精神生活、无功利的阅读习惯，和遵从内心的勇气。
巴赫曼先生
故事或许可以从巴赫曼先生讲起。
今年春天，柏林国际电影节展映了一部纪录片，名叫《巴赫曼先生和他的学生》，片子很长，217分钟，节奏也很慢，很朴素地记录了一位老师和学生们的相处。纪录片现身三大电影节的主竞赛单元本就不多见，这部片子最后还拿了银熊评审团奖。
电影中的老师巴赫曼先生是一个看起来很普通的德国大叔，他年轻时是个艺术家，迫于生计才做了老师。一开始，导演玛利亚·施佩特本来是去拍小孩子初恋的故事，结果发现，这位巴赫曼先生一聊起学校就没完没了，镜头于是转向师与生。
巴赫曼先生所在的施塔特阿伦多夫是一座小镇，人口两万出头，其中七成有移民背景，1/4的人没有德国国籍，他班上20人不到，却来自12个国家，有些孩子还没完全掌握德语——要教这样一群正值青春期，家庭背景和学习进度都大不相同的孩子，难度可见一斑。
但巴赫曼先生不焦灼。他身上有一种沉静的力量，笃定又平和。导演跟拍了他两年，学校里麻烦事不少，几乎没见他发过脾气。一个最常见的画面是，他坐在讲台上，或坐在树下，一群孩子围着他，他抱把吉他，或是拿本书，和孩子们一起，唱歌、阅读、聊天。
巴赫曼先生带的班级每周都会集体阅读，阅读姿势不限，怎么舒服怎么来，靠在沙发上，坐在桌子上，甚至钻到座位底下，都没有问题。读什么书也按兴趣来，想读什么读什么，每当集体阅读时，教室总是很安静，巴赫曼先生会找个角落，和大家一起读书。
他很愿意引导孩子们讨论更深层次的议题，包括「什么是祖国」、「如何看待同性恋」、「婚姻中的男性和女性」。讨论同性恋议题时，一位女同学说，她觉得同性恋「恶心」，巴赫曼先生不会评判她的想法，而是与之讨论为什么，很真诚地问她，人类和人类相爱为什么会觉得恶心呢？
影片中，巴赫曼先生像个胖胖的影子，孩子在哪里，他就在哪里。他是孩子们的朋友，他们相差几十岁，语言还有点不通，却总是聊天。他们聊性，聊原生家庭，聊嫉妒。巴赫曼不仅倾听，也交付自己，朋友不就该这样——孩子们知道他谈过几个女朋友，也知道他的童年伤心事，知道他父亲周末可以喝掉一整箱啤酒，喝醉后变得粗鲁，以至于他小时候放假总不愿回家，总去踢球。
他们还一起办篝火晚会，巴赫曼先生弹吉他，他们一起唱《knockin’on heaven’s door》，也唱以色列民谣《shalom chaverim》，有个女孩唱歌不错，他便鼓励，「即使周围这么吵，你的歌声仍然合上了E小调。你相当有天赋，真的。」
有一个急躁的男孩，玩一个简单的堆石子游戏，把三块石头摞在一起就算成功，男孩尝试几次都失败，就放弃了，巴赫曼先生会默默演示，把三块石头摞好，推倒，鼓励男孩再试试。终于，男孩成功了，他兴奋地要拍照发在社交平台，巴赫曼先生在一边笑，「你可以写上，巴赫曼先生很开心。」
作为老师，巴赫曼先生并不看重分数。发试卷时，他会鼓励成绩垫底的同学，「你表现很好，上课会经常举手」，他还告诉班上的每一位同学：「成绩只是暂时的，分数根本无法代表你们，它只是某一瞬间的影像，更重要的是，你们都是很棒的孩子和年轻人，你们要坚守这份纯真。」
导演玛利亚·施佩特接受采访时曾说，相处两年多，她特别喜欢这个班级的气氛，学生们语言都不太通，却会突然大喊，「我爱我们班！」或者「我好喜欢老师！」这样直接的表达方式让她深深着迷。她也时常能见到一些学生下课了也坐在教室里，就因为「喜欢待在班里」。
在这部纪录片里，玛利亚·施佩特使用了大量的空镜。工厂、森林、山坡、火车，这个城市天黑得很早，她能闻到空气中似乎飘着巧克力的味道，还有工厂的气息。难以置信，在这样一个偏僻又荒凉的小镇上，存在一个如此温柔又开放的课堂。
今年夏天，北京一家咖啡馆里，青年导演仇晟同我提起这部纪录片。他希望我去看看，在一个知识水平参差、原生家庭混乱的环境下，巴赫曼先生如何带领学生去做一些美的教育，「维持一个理想国」——在柏林影展的放映现场，他深深地被这位老师触动。
他说，这部纪录片让他想起了自己的中学语文老师郭初阳。
一扇干干净净的窗
《郭初阳的语文课》——这是一套书的名称，也是认识郭初阳最好的方式。
那套书记录了郭初阳的十堂语文课，其中一堂，讲的是莫泊桑的《项链》。故事讲一位叫玛蒂尔德的姑娘为了参加晚会，向朋友借了一串钻石项链，不料意外丢失，于是借钱买了新项链还给朋友。为了还债，她从此节衣缩食，劳苦十年，最终发现，原来她借到的，是一串假项链。
按照传统教学方向，许多老师会将《项链》视为一个女性追求虚荣的故事，但郭初阳有自己的理解。他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去读莫泊桑的《论女性》，读莫泊桑的随笔，了解作者的创作观，最后对文本作出「属于自己的、新鲜的阐释」——他认为，莫泊桑虽极力克制，却依然在文字中流露出了对玛蒂尔德的惋惜。《项链》并不是一个关于虚荣的故事，而是一个关于女性对抗命运的故事。
更让人惊叹的是，郭初阳通过反复精读文本，发现了《项链》的故事模型——《灰姑娘》，两个故事有太多相似的要素：舞会、马车、丢失的东西、午夜时的逃跑，但内核却是截然不同的——灰姑娘因爱情跨越了阶级，获得了幸福的结局，玛蒂尔德却失去了十年的青春，人生滑落。灰姑娘的故事写的是青春，莫泊桑写的是衰老。「莫泊桑很有意识地写了一个『反灰姑娘』的故事。」
郭初阳的这堂《项链》，带着学生从人物，到故事模型，最后回到作者莫泊桑——莫泊桑的小说世界是一个痛苦多、欢乐少，笼罩着一片悲观主义凉雾的世界。
下课时，他还留下两个问题：1、中国古典小说中「才子佳人模式」与欧洲大陆的「灰姑娘模式」有何异同？2、有关盲作家，从古希腊的荷马，到英国的弥尔顿，到莫泊桑，创作《项链》时，莫泊桑几近失明，盲作家的生命体验与他们的创作之间有何关系？
这就是仇晟受到的中学语文教育。
这对师生相识于2005年的杭州外国语学校，一片自由之地。那里的学生都经过选拔，入学考试分两场，笔试可能是在无纸笔的情况下听一段时长将近一小时的录音，再发试卷根据录音里的信息答题，口试则是复读老师读的一段不知名小语种——只有学习能力强，语言天赋好的孩子才能被选上。
仇晟念中学那会儿，杭外的学生没什么升学压力，因为高三保送/自招名额数量可以用「惊人」来形容，还有大量海外高校可供选择，当时仇晟所在的班级，大多数学生没有参加过高考。
郭初阳还记得自己第一次在杭外上课，讲的是鲁迅的《最先与最后》，因为学生底子太好，上得实在太顺了，他准备了55分钟的材料，半小时就讲完了。一个问题下去，大家讨论一下，聊一聊，马上举手，站起来就是正确答案。他从来没有教过这么好的学生，惊呆了。
郭初阳在这所学校任教了6年。这里的老师大多都很特别，仇晟记得，隔壁班有个语文老师叫倪江，时常从他们班走廊经过，见他们在看电影，瞥一眼屏幕，就能报出片名，像个扫地僧。教物理的蔡锦曦老师，上课不仅会讲物理定理，还会专门辟出三分之一的时间给大家讲物理史，讲物理学家是如何发现这个定理的——但郭初阳是尤为特别的那一个。
开学第一课，他让同学们投票，这本语文书中，哪些课文是不想学的，然后全班讨论，为什么不想学，最终筛掉了四分之一的课文。「这是他做的一个民主化的尝试」。一星期5节语文课，他顶多花3节讲课本，剩下的时间讲随笔，讲拓展阅读，有时是诗歌，有时是小说，有时看电影。
在课本之外，郭初阳给低年级学生讲意大利儿童文学作家贾尼·罗大里的《水晶人》。故事讲的是在某个国家，有一个叫乔高木的水晶人，他的身体是透明的，每个人都可以看透他。当他说谎了，前额就会有个火球，当他有了秘密，胸腔里就有一个黑色的球在旋转。有一天，一位凶狠的独裁者当上了国王，人们开始变得沉默，学着隐藏自己，但乔高木依然是透明的，他的愤怒、谴责明晃晃地展露在众人眼前。后来，乔高木被抓了起来，投进了监狱......
郭初阳特意隐去了故事的结局，让学生们自己续写，孩子们写出了「越狱版」「起义版」「悲剧牺牲版」等多个结局，他一一点评，并提出鼓励，「大家的创意非常多」。最后，他才讲到罗大里书写的结局——一件特别奇异的事发生了，关着乔高木的小狱室墙壁变成透明的了，过了一会儿，整个监狱的墙壁全变成了透明的，他在想些什么，大家看得清清楚楚。乔高木虽然被锁链铐着，但却无比强大。「因为真理比任何其他东西都强大，比白天更加明亮，比暴风雨更加可怕」。
郭初阳的课总是带有强烈的个人审美和价值观。出去上公开课，他会给小学生讲里尔克的诗，那首《沉重的时刻》，他在许多学校都讲过，「此刻有谁在世上的某处哭，无缘无故地在世上哭，哭我。此刻有谁在夜里的某处笑，无缘无故地在夜里笑，笑我。此刻有谁在世上的某处走，无缘无故地在世上走，走向我。此刻有谁在世上的某处死，无缘无故地在世上死，望着我。」
课堂上，许多学生因为年纪太小，一开始并不理解诗的意思，还有人读着读着就笑了起来，但郭初阳带着他们反复朗读，读了10多遍，孩子们真的体悟到了「沉重」的感觉——这是郭初阳的教育理念，他很认同阿尔贝•雅卡尔《睡莲的方程式：科学的乐趣》里讲的那段话：「即使是最微妙的概念也可以很早就介绍给青少年，不一定非要让他们完全理解这些概念的所有细节，但目的是要激发他们的兴趣，朝这些概念指示的方向进一步探索。不是要详细地探索一个新领域，而是在这个领域里转一转激发他们的渴望，一种到了知识武装完备的那天更向前冒险的渴望。」
他会给学生看反乌托邦叙事的电影，比如《蝇王》。片子讲的是一群被困在荒岛上的儿童在完全没有成人的引导下，建立起一个脆弱的文明体系。最终，由于人类内心的黑暗面，这个文明体系无可避免地被野蛮与暴力所代替。
每节语文课开始之前，他还设置了「微型讲座」，按照学号进行，学生作5-10分钟的讲演，话题由讲演者自定，以下是他们班讨论的部分话题：我看《流行性物欲症》、爱情中灵与肉的区分、达利与超现实主义、你相信特异功能吗、记忆：唐山大地震、时间是什么、名妓与名士、李银河的同性恋研究、我对马加爵的评价。
毛明超是郭初阳在杭外的学生，在他记忆中，语文课总是飞快的，时间总不够用，郭初阳老师上着上着课，就说「我突然想到一本书……」或「某某某曾经说过……」，讲这些的时候，他总是要走下讲台，一屁股坐到某个同学的书桌上，右手只伸出食指，向他手指下面的空气敲打，时不时地呷口茶，然后走上讲台，用「郭体字」写下作者、书名、出版社，再继续上课。很经常的，他的课四十五分钟，连计划的一半都完成不了，于是他常常抱怨说「不讲了，不讲了，再讲下去课就上不完了……」。
关于高中语文课，仇晟记得一个很经典的画面，同学们时常因为某个问题吵成一锅粥，「但是郭老师在那边笑着，看着我们讨论」。他总是鼓励孩子们想得深一些，会用问题引导大家思考。一次，一位外地老师来学习他的课，做了统计，《项链》一堂课，他抛出问题共计157次。
那是2003年前后，论坛风行的年代，来自不同城市、不同学校的语文老师们会在教育论坛上传自己的课件，相互点评。郭初阳的《项链》一课上传后，「震惊」教育界。同行们在论坛里热烈地跟帖点评，大家用三个字来评价他的语文课堂——「革命性」。他也因《项链》一课，获得了首届全国中小学「个性杯」语文课堂教学大赛冠军。
大学同学、好友蔡朝阳说，「很大程度上，郭初阳找回了语文的尊严，找回了语文课堂的尊严。他赋予了语文课堂以学术的深度、理性的光照、自由的启蒙，以及民主的思想和生活方式，从而极大地提升了语文课堂的文化品格」。
如果一定要以一个比喻来形容郭初阳，毛明超初三写的一篇随笔很恰切：许多语文老师和他们上的课是墙，郭初阳和他上的语文课是窗，一扇干干净净、透明的窗。
摸索
今年夏天，我在杭州见到郭初阳。他很好认，确如好友所形容的，「脑门宽阔，闪闪发光，常常开心一笑露出一粒尖利的小虎牙」。十多年前，他的学生毛明超在随笔里写他，其貌不扬，一年到头都是板寸头，穿着漫不经心，很少穿西服，一般来说是衬衫、牛仔裤或者休闲裤，外加休闲款式的皮鞋。如今也还是这样。
那天下大雨，他参加一席的演讲，讲了自己对于语文教材和语文教学的一些思考，虽然最后一个出场，他收获的掌声却是最多的。他的演讲和他的课堂一样，既有听者紧张思考的追随，也有不自禁的笑的穿插。
但在最初站上讲台时，郭初阳并不是现在这个自信的「郭老师」。他第一次当老师，是在杭州市翠苑中学，那时他20出头，刚刚师范毕业，还是「小郭」。翠苑中学是杭州一所很普通的小区配套中学，校名就是小区的名字。学校生源很一般，他带的那届共招了五个班，开学考试后还分出两个重点班，他执教两个普通班的语文。
初中的小孩很难教，一个班乱哄哄的四十多人，对新老师来说，维持纪律，让课堂顺利进行下去就是一桩难事。班上什么样的孩子都有，有一个孩子大脑发育不太充分，他也得带，这样的孩子教了一遍过一会又忘了，再讲一遍又忘了，只能安慰自己，教育的意义就是讲了就忘，忘了又讲。
因为缺乏教学经验，他走过许多弯路。刚当老师那会儿，他只敢按部就班，「勉强地按着教材上语文课，把自己和孩子们填进去就算完成了任务」，可心里总是不甘心，想要上一节自己心目中「理想的语文课」。
终于，某次班会课，他逮着了机会，左手抱书，右手提着录音机，走进教室就开始演说，「同学们，之前上那些课文的时候，我只是一名教育工作者，上今天这节课，我才算是一个老师。」接着打开《诗经》，读起了一首《考槃》：考槃在涧，硕人之宽。独寐寤言，永矢弗谖……诗念完了，又把录音机横在讲台上，向孩子们介绍瞎子阿炳，按下播放键，二胡声咿咿呀呀响起来，一个孩子终于忍不住喊了出来：「郭老师你在教些什么呀？听也听不懂的。」
这节课的挫败感如此强烈，以至于他至今都记得。如今他在平静中回忆，无论是《考槃》还是《二泉映月》，都是绝佳的教材，但因为当时自己太年轻，犯了许多教学方式上的错误，比如不应该把优秀作品毫无理由地叠放在一起，试图在一节课里完成，也不应该忽略孩子们的诉求和他们的认知水平。
幸运的是，他在翠苑中学遇到了两位指导老师，给了他许多教学上的帮助。
方顺荣老师，时任翠苑中学教导主任，一次课后，他在走廊上对郭初阳说了八个字，他至今难忘，「深文浅教，浅文深教」，这是方老师几十年的经验总结。
王曜君老师，郭初阳刚毕业时，王老师是引进人才，浙江省教坛新秀，那还是板书时代，王老师会通宵备课，他上叶君健的《看戏》，到最后可以用简笔勾勒出淋漓浪花，将之前的板书全部融为一体，所有的学生都进入了文章的场景：潮在涨，没有谁能控制住它。这个一度平静下来的人海又忽然膨胀起来。戏就是在这时候要到达顶点……
在这两位老师的帮助下，郭初阳渐渐理清了思路，并且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教学风格。
他会带着全班同学一起阅读《小王子》，这本畅销全球的小书，不仅是给孩子看的童话，更充满哲理与思考，它阐释了孤独、友谊、爱情以及失去。
他还给孩子们分享自己很喜欢的电影，那是上世纪90年代，黑泽明的《梦》、伊朗电影《小鞋子》，都是他很喜欢的片子——从那时起，在郭初阳的语文课上，电影就是一个重要的教学手段，一个让学生们认识世界的窗口。
那还是20多年前，当时翠苑中学教室没有多媒体，年轻的小郭老师就把这些电影转成录像带在教室放。当年的学生至今都记得那个场景，郭初阳走进来，把灯一关，接下来的两三个小时里，在黑暗当中，所有人都盯着屏幕。
后来，郭初阳执教的翠苑中学第一届初三学生，拿到了杭州市中考语文的第一名。
立体的语文
教育家蔡元培认为，教育分成两个层面：一是「现象世界」的教育，目的在于为国家建设培养人才，服务于现实利益。另一个则是「世界观世界」，即人不仅仅是为了追求眼前的物质利益而活着，还应有一种超越于现象世界的追求，也就是培养学生的一种终极关怀，培养人的信仰和信念。
北大教授钱理群曾写过一篇文章，叫《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语文教师？》。他认为，中学文学教育的基本任务就是唤起人对未知世界的一种向往，这是人的一种本能。文学教育就应该唤起人的这样一种想象力，一种探索的热情，或者说是一种浪漫主义精神。「应该给孩子以梦，给孩子一个『精神的底子』，这也是一个语文教师的责任。」
郭初阳一直在践行这种责任。他的语文课并不是扁平的，他致力于教给学生「立体的语文」。
阅读是他最看重的事。他鼓励学生大量阅读，很多学校请他分享教育理念，他总会提到一本书，叫《阅读的力量》，这本书是南加州大学教育领域的荣誉退休教授Stephen D.Krashen写的，书很小，只有163页，附录的参考文献和索引就占了13页。
这本书提出了一个基本概念，叫FVR（Free Voluntary Reading），翻译成中文就是「自由自主阅读」。所谓自由自主阅读，就是没有压力的阅读，没有任务的阅读，没有课后练习的阅读，不需要考试的阅读；想读就读，不读就不读；想读漫画也可以，想读奇幻类的也可以，什么都可以；坐在马桶上读也可以。这样的阅读，恰恰是最有效的学习语文的方式。
郭初阳把这种自由阅读视为马拉松，「应试阅读像跨栏跑，一个马拉松跑得很好的人，在没有接受任何跨栏训练的情况下去参赛，不一定能取得好成绩，但马拉松和体能训练肯定能给他打下很好的底子」。
他上课大多都会准备「阅读材料」，比如讲川端康成《父母的心》一文，讲到亲子关系，他就准备了6篇阅读材料，分别是周作人的《小孩的委屈》， 纪伯伦的《先知·论孩子》，川端康成的《母亲的心》节选 ，列王纪里的《真假母亲》 ，刘以鬯的《寒风吹在脸上像刀割》，以及川端康成简要年谱。
其中刘以鬯的《寒风吹在脸上像刀割》，详细地描写了母子送别的场景，摘录如下——
天色阴暗，寒风吹在脸上像刀割。母亲先将一卷钞票塞入我的衣袋；然后紧握我手，跟着黄包车在人行道上奔跑。「阿妈，」我说，「回去吧！」车夫逐渐加快脚步，母亲不得不松手。车夫将车子沿着胶州路朝爱义路拉去。拉了一段路，我回过头去观看，母亲依旧站在人行道上，向我挥手。
车夫继续跑了几十步，我回头观看，母亲依旧站在人行道上，向我挥手。
车夫继续跑了几十步，我回头观看，母亲依旧站在人行道上，向我挥手。
车夫继续跑了几十步，我回头观看，母亲依旧站在人行道上，向我挥手。
车夫继续跑了几十步，我回头观看，母亲依旧站在人行道上，向我挥手。
车夫将车子拉到爱义路口，转弯。我乘此侧过脸去眺望，母亲依旧站在人行道上，向我挥手。
——讲到这里，郭初阳对学生们说，「这是我在现代文学当中看到的，最有力量的重复」。
在中学阶段，他就会给学生上写作课，按照现在时髦的说法，叫creative writing，创意写作。先是模仿，模仿张爱玲的短篇《爱》，模仿刘亮程的《一个人的村庄》，或者就摘取《追忆似水年华》里玛德琳蛋糕那一段，让学生写一个能够唤起记忆的小东西。
模仿过后，难度升级，他有的是玩法。他布置过「顶针故事」，顶针是一种修辞，前一句的结尾就是后一句的开头，他让学生自己找拍档，只有一个要求，前面那个人的结尾是你的开头，内容不限，文体自定。最后交上来的作业他都吃惊，班上有同学结为四个小组，做了一个连环顶针故事，A的结尾是B的开头，B的结尾是C的开头，C的结尾是D的开头，但是D的结尾又回到了A的开头。
他还布置过一篇随笔，题目就四个字，随便写写。学生一片叫苦，「从来没有写过这么难的东西」。每隔一段时间，他都会把学生们的随笔集结成册，经过民主投票，同学们将这本「班刊」命名为《芦苇》。
在郭初阳的教育构想中，语文教育不仅局限于语言和文学，它还包括德育和美育。他关注学生的全面发展，他曾说，「现在的中学开始高谈爱的教育，暗行酷的教育，匮乏性的教育，遑论死的教育」。
为此，他鼓励学生自己去办「性教育主题班会」。大家先检索资料，他会帮忙买一些书籍。同学们上网检索，无法避免地会进入到一些黄色网站中，这些高中生会开始思考：为什么倡导正常的性教育的网站寥寥无几，而色情图片与广告却充斥着各个网站？这些再正常不过的困惑，却只能做贼似的悄悄地提出，再悄悄地得到答案。为什么会这样?
关于性，班上每一位同学都提出了自己想讨论的主题，最后投票得出班会上讨论的四大块内容，分别是：自慰、性交与避孕、同性恋、社会环境与社会责任。他们自己制作PPT，两位同学还现场演示了避孕套的结构原理和用法，「就像学会如何使用灭火器一样」。
一位名叫李若云的同学记录了这次班会，她是这么写的：无论如何，这是一个开始，一个尝试。相比西方国家那些早已完成性教育的同龄人，这也许来得有些晚，这个同龄人的讲座，相比那些性心理教育专家，也显得粗糙，但是至少我们迈出了稳健的第一步，我们有勇气坦率地、公开地讨论性，并且对此发表意见，这也应该是「活在真实中」的必要内容吧！
这堂特殊的班会课，吸引了许多人，同年级的同学听说了，也想来参加，年轻的数学老师，也悄悄地走了进来，静静地听到结束。
郭初阳还会鼓励学生给《南方周末》投稿，他告诉孩子们，「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从2011年到现在，郭初阳的学生在《南方周末》上发表了几十篇稿子。主题很多样，比如「路旁的梧桐树为什么要把它砍掉」；「公交车可不可以停得离站台更近一点」等。
他还和学生们一起排过《雷雨》的话剧，那半个月，同学们每天用碎片时间排练，熄灯了还在继续对台词，连平时开玩笑也用台词，说话一不小心就带出了话剧腔。演出闭幕、奖项宣布结束后，已近十点了。郭初阳走出小剧场，身后山影模糊，抬头星光满天，他长长吁出一口气，心中流动的，确如曹禺所说，「看戏的人们回家，带着一种哀静的心情」。
滋养
走近郭初阳，你会发现，他与语文的故事像极了一个「圆」——他是好的语文教育的传授者，同时也是受益者。
郭初阳的妈妈就是一名小学语文老师，也是他的启蒙老师，一年级时，妈妈教他拼音与造句，直到现在，他都保留着一本当年的作业本，封面上的名字是妈妈替他写的。
再长大一点，四年级时，他转学去了保俶塔小学。那所小学很漂亮，距离西湖只有两三公里，里头有密密的梧桐树，学校在一个小弄堂里，弄堂的名字很美，叫桃花弄。在这里，他遇到了自己的恩师邬锡宜。
邬锡宜老师清瘦而朴素，她眼神温柔，却有一种力量，走进教室，左右望一望，教室马上就安静下来了。郭初阳是转学生，刚到保俶塔小学，也没什么朋友，他喜欢一个人在教室玩，还给自己发明了一个游戏：把一枚硬币平放在课桌上，捏着另一枚，眯着眼瞄准了，放手让它落下去，看能不能打到桌上那枚，偶尔命中，随着轻轻「叮」的一声，滚到地上去了，再捡起来继续新的一轮。
他能感觉到，总有一个眼神在默默关心着他。邬老师给过郭初阳很多次肯定，有时是因为一个成语，有时是因为别的。郭初阳还记得，有一天，他一个人在玩游戏，听到讲台那边有人说了一句，「这个伢儿心蛮静的」，是邬老师的声音。
现在想来，邬老师的教学颇具前瞻性，1983年左右，她就自创一门信息课，每周末回家，每位同学都要收集一个信息，下周在班上分享。
这些四年级的小娃娃，有的去图书馆，有的看电视，每到信息课，大家都好踊跃，郭初阳记得，自己讲得最好的一次是讲鸭嘴兽，当年有个同学叫陈鸣鸿，他分享了哈雷彗星将于1986年2月9日回归的消息，还登上了当地的报纸。
1983年，中国尚未发出第一封国际电子邮件，尚未获准加入互联网，可邬老师却告诉孩子们，21世纪是信息的世纪。
邬老师重视写作。每次习作批改完，她都会挑一些优秀作文出来念，郭初阳作文写得不错，她印象很深，这个学生，个子小小的，坐在前排，一念他的作文，「他就是这样（缩起来状），很腼腆。」
我和邬老师在一个阵雨天见面，能感觉到，她是那种很爱孩子的老师，她的爱温柔且平均，就比如念作文这件事，其实郭初阳每次写得都不错，她却不会次次都念，有些同学成绩不好，稍微写了一段好的句子，「我就要读，我也在欣赏」。她也不会区别对待学生，家里穷的富的，她都喜欢，当时班里有个同学因为贫困准备辍学，邬老师去家里请了3次，最后这个孩子一直念到了高中。
邬老师陪伴郭初阳度过童年，给了他一个很好的语文底子。等到了大学，他又遇到了黄岳杰老师——现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主任，校园戏剧耕耘者，学生们喊他「老黄」。
郭初阳认识老黄时，是1992年，黄老师还在中文系资料室工作。严格意义上说，他并不是郭初阳的任课老师，却是大学时对郭初阳影响最深的老师。老黄是一个很随性的人，一到暑假，包一背就出去了，到处旅游，郭初阳入学那年，他同太太结婚，没办婚礼，旅行结婚，出去了一趟拍了好多照片，回来做了一个展，他和郭初阳在展览上认识。
这对师生经常聊天，聊刘小枫的《拯救与逍遥》，费正清的《剑桥中国史》，李泽厚的《中国思想史论》，他们总有很多话说，「反正围着操场一圈一圈这么绕着走」。
老黄带着郭初阳走进了文学的大门。图书馆、湖边的三联书店，是他们常去的地方。当时杭州有个特价书店叫「南华」，那家书店的老板对郭初阳印象极深，据说，郭初阳去南华淘便宜书的时候，计量单位是捆。「他那个哪里叫买书，他是批发书」。
老黄印象很深的一个画面是，一次，他去书店里买书，排队付账，看到前面一个人买了两摞书，书买得有点杂，但很明确，都是他评价体系里的好书，「这可能是一个在读博士」，他想。等对方结完账，他就听见，「哎，黄老师」，声音轻轻的。那是郭初阳。
老黄是一个纯粹的人。近30年来，他一直致力于做校园剧社，不计工作量，没有报酬。他是杭师大校园剧社的创办者，他给这个组织取名「流霞」，寓意是，「云是平凡的，当它被奇异的光亮照亮时，就会有色彩斑斓的呈现」。他认为，人的一生，如果沐浴到了文学和戏剧中的艺术光亮，生命也就更亮了。
郭初阳在很多个场合都说过，老黄是整个大学四年对他影响最大的老师。他的大学同班同学蔡朝阳也说，中文系本科的四年，他心怀感恩，在这里，他养成了安静读书的习惯。因为有老黄，有这些书籍，他开始自我启蒙，开启孤身一人的精神旅程，「从一个野蛮的乡村男孩，成长为一个保持独立思考的个体」。
选错并保卫
郭初阳很喜欢博尔赫斯的诗歌《棋》，里边有这么一句：他们不知道/是棋手那杰出的手/主宰着他们的命运。
他也是万千棋子中的一枚，成为语文老师并不是他的主动选择。
郭初阳小学时拔尖的是数学，那会儿有珠算课， 每天都得背着算盘上学，一根带子穿起两头，斜挎在肩上颇为威风，仿佛一杆冲锋枪。他的算盘打得飞快，从一加到一百，常常第一个完成。毕业后听说他当了老师，好多小学同学理所当然地以为，那必然是个数学老师。
高中时，他感兴趣的是考古和医学，可惜高考没考好，报师范院校可以加10分，于是填了杭州师范学院，分数出来一看，450分，加上10分，正好就被录取了。
他是有文学梦的那类年轻人。在杭州师范学院念书时，郭初阳身边有个小团体，四个男生一个女生，都是热爱文艺的青年。大学时，郭初阳很喜欢《红楼梦》，很多个晚上，寝室熄灯了，蔡朝阳还扒在窗户上，拉着他「再聊会儿」。他们听摇滚乐，崔健到浙江省体育馆开演唱会，开了三天他们就听了三天，价票太贵，那就等开场之后进去，票就便宜了。他们每周都去湖边的三联书店，那是独属于他们的精神暗号。
直到现在，这种文艺气息都没有消逝。在绍兴，蔡朝阳同我谈起他们的大学生活，讲到有一次出去玩，很随意的，他描述了一个特别诗意的画面：「我们去西溪，那时候还不是国家湿地公园，蛮荒僻的，我印象很深，一条木船在水里面划，两边有乌桕树，我们是冬天去的，一棵非常高的柿子树，柿子都掉光了，上面只剩下一个鲜红的柿子，在树顶上。」
包括那位小团体里唯一的女生金铃，我们一起吃饭，一碗玫瑰冰粉端上来，她尝了尝，感觉玫瑰花直接吃口感不是很好，很干，应该带一点玫瑰香气就行。很自然的，她就讲起了《红楼梦》里贾母想听笛声，「叫一个人爬到后面的山上，在有月亮的晚上，在后山上，远远地吹，顺着风飘过来一点就可以了」。「贾母是生活家。」她说。
这些怀揣着文学梦的年轻人，在20出头的年纪，没有人甘于去做一名「中学语文老师」。郭初阳想离文学更近一些，他想考研去复旦大学中文系，但失败了。蔡朝阳也不甘心，他热爱写作，梦想是成为一个作家——可现实是，这五个热爱文学的青年，一毕业就被分配，通通成了中学语文老师。郭初阳被分配到社区中学，蔡朝阳更是远在绍兴，他在文章中写下：「我蜗居绍兴，就像离开了一个场，独自品尝着理想主义的溃败。」
那是一段失落的时光。郭初阳给我分享了一封他在1999年写给蔡朝阳的信，行文中溢满惆怅，明明是春天，信里却写：四月的太阳疏朗地照着，操场边上一株桃花已将残红拂了一地，寂寞的一围。依稀可以听到三楼一间教室里的诵读，缓慢而陈旧，与四月间弥漫的蓬勃生命力并不协调。
但在缓慢的摸索过后，这群年轻人逐渐意识到，语文教师是有一方天地可为的。当年的四个男生和一个女生，两个高个子男生成了中学校长，女生成了语文教研员，而郭初阳和蔡朝阳，都在公立学校做了十几年语文老师，然后辞职，一个做独立教师，另一个做儿童教育。道路不同，而精神共同体尚在，他们都在自己的领域里突围。
周霖超成了中学校长，我们在萧山一所即将竣工的中学施工现场会面，他同我讲了许多语文教学中的困惑与无奈，科技发达了，学生反而更累了，他上中学时，八点半就上床睡觉，听《小说连播》，现在的孩子写作业到十点。一切都数据化了，电子阅卷后，每道题的得分率一目了然，他经常在改作文时感觉悲哀，市面上有一本优秀作文选，第一篇文章讲的是盲人盖井盖的故事，一次大考，许多同学都化用这个故事——他能做的，就是在自己能力范围内，尽可能平衡语文的「工具性」和「文学性」，在夹缝中寻找一些呼吸的空隙。
金铃，杭州市下城区语文教研员，需要指导任课教师任课。她曾主动申请到一所民工子弟学校教学一年，带孩子们看电影、读书，给他们美的引导，一年过去，那个班的学习成绩进步非常大。她想身体力行告诉一线教师，强行抓应试不是语文的出路，语文应该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
郭初阳做了12年公立学校的教师后，又做了12年独立教师——离开杭州外国语学校后，他创办了自己的教学机构「越读馆」，在这个小小的课外机构，他每年教几十个孩子的语文，他们有些是初中生，有些还在小学，这个课堂不主张简单复制、分数追逐和短暂的功利，而是希望学生能在课堂上享受健康、智慧、灵性和快乐。
在越读馆，郭初阳不仅在杭州授课，还会带孩子们出国游学，他们去旧金山城市之光书店，去斯坦福大学，去瓦尔登湖。去瓦尔登湖那天，郭初阳带着孩子们在湖边安静冥思十分钟后，才开始环湖。
一个孩子在随笔中记录了那十分钟自己的心情：大地的表面是柔软的，人脚留下了踪迹；同样的是，心灵的行程也留下了路线。我再也不愿意下到舱底去了。这十分钟是个凉丝丝的烙印，想甩都甩不掉的。
回国后，郭初阳将孩子们的随笔集结成书，书名叫《从西湖到瓦尔登湖》，在这本书的封底，他写道：为什么少年特别需要旅行？因为旅行是亲历，是解放，是绝佳的教育。
当语文老师25年了，郭初阳如此评价自己的语文教育生涯：选错并保卫。刚毕业时，他只想「逃跑」，现在却觉得，「老师或者说语文老师，简直是天底下最好的职业」。
种子
今年5月，我和郭老师在杭州见面，恰逢两位翠苑中学曾经的学生来看他，我听他们聊了两个多小时的天。那是一个很美好的下午，当初「小郭」教他们的时候，才26岁，现在两位学生都36岁了，他们坐在一起闲聊，谈到了卢梭、鲁迅的《故事新编》、BBC纪录片《文明》。
那两位学生，一位叫房涵，另一位叫高铭，郭初阳只教过他们一年。回忆那一年，房涵用的是「明媚」这个词，他们虽然在一所很普通很普通的中学就读，但因为遇到了好老师，「色调是明亮的」。如果非要用一种颜色来形容，他说，不是粉红色，「是橙色的」。他们的中学是橙色的。
房涵现在做动画，他36岁了，说起话来还像个高中生，和高铭两人一动一静，对比极为明显。关于郭初阳带给他们的影响，房涵是这样说的：「就很神奇，这一年至少对我个人或者我觉得对我们整个班都很奇妙，就好像埋下一个种子。就感觉这个班整个风貌不一样了，会多想一些，包括后来大家从事各行各业，都挺有想法的，没有特别随波逐流的人。」
而郭初阳记得的是，中学毕业那天，毕业典礼结束大家都散去了，到处都乱哄哄的，教室也乱哄哄的，等郭初阳从办公室收拾回来，他发现，「一位老兄留下来把教室打扫得很干净」，那个人是高铭。
高铭在学生时代是一个沉默的孩子，到现在话也不多，他做质检工作，却一直保持着良好的阅读习惯。郭初阳记得，他和高铭时隔多年第一次重逢，好奇对方最近在读什么书，高铭的回答是，《社会契约论》。
在郭初阳教过的学生里，杭外的学生们无疑是幸运的。和他们交谈，很多人都提到了一个词，「奢侈」。他们没有面临激烈的高考竞争，奢侈地进行教学探索。他们知道这样的环境是「天时地利人和」的结果，是难得的，甚至是「羞愧的」。他们中很多人其实不太愿意畅谈自己中学时宽松的环境，「那是一种幸存者偏差」。
但他们愿意谈到郭初阳。
林子人是一位文化记者，也是郭初阳当年在杭外带的学生。他们相识于初一，那时林子人刚上初中，刚离开「不停划中心句，概括段落中心思想」的小学语文课堂。郭初阳的语文课让她感觉很新鲜，课本只上一半，剩下的都是自选教材，语文课一下变得好玩起来，她甚至每天都很期待，一上语文课就「特别特别开心（笑）」。
后来，郭初阳成了林子人的高中语文老师兼班主任。也正是那三年，给了林子人「精神的底子」。
「我会觉得普通意义上的语文教育，它太过黑白分明，太过强调事情有一个正确答案，但是真实的生活不是这样子的。」林子人记得，在郭初阳的课上，他们经常讨论社会事件，各抒己见却相互尊重，这个班的学生从不轻易批判跟自己意见不一样的人。
郭初阳会鼓励学生去接近「真实」。他还曾让学生们分小组，每个小组写一篇深度报道。林子人已经不记得自己写的是什么了，但郭初阳记得，她们那个小组写的是杭州基督教生存状况。
谈到这位对自己影响最大的老师，林子人也提到这个词：种子。郭初阳在中学阶段的语文教育，给她埋下了一颗种子，那颗种子教会她，独立思考，看到事物的复杂性，世界很大，不要局限于眼前的东西，要做一个有价值的人，一个与社会共情的人。在这个班级里，每一个学生都是未来世界的小小公民，正如郭初阳为这个班级选择的班训：认识你自己，爱你的邻居。
回忆高中生活，毛明超首先想起来的是「那种阅读的氛围」。他记得一些书，如果不是郭初阳，那个时候他是不会读的，比如博尔赫斯的短篇小说。他记得自己高中不仅读鲁迅，还读林贤治写的《人间鲁迅》，以及《鲁迅的最后十年》。
他至今都很感激的一件事是，在中学时代，他就领略到了阅读的快乐。那时，他们会办「写作大赛」，每个人写一篇关于文学的论文，毛明超写的是威廉·福克纳的《八月之光》，研究了里面的叙事手法。
这本书是他在熄灯后读的——当时他住校，宿舍在一层，窗帘拉不严实，如果开台灯的话，保安叔叔看见会来敲门，他把衣柜门拉开，把台灯放在衣柜里面，这样的话，外面就看不见灯光了。那个夜晚，他被这本书精巧的叙事结构深深吸引，关于那本小说的情节，他一个都想不起来了，可那个读书的场景，他至今难忘。
他很庆幸，自己在高中的时候，能拥有那样一个瞬间或者一段时间，可以暂时忘记做题带来的厌倦感，安静地读书。那些漫无目的看书的下午，「虽然什么也没有得到，但是好像得到全世界」。
毛明超现在是北京大学德语文学方向的老师。他能感觉到，现在的学生都很实际，从大一进来，就开始规划大四的出路，他们会想暑假去哪实习，大一先把四六级考了，不仅没有时间，更没有心境，「去阅读那些跟绩点无关的东西」。他曾试图给学生列书单，但发现在进入大一第一次期中考试之后，他的书单就只能给自己看了。
看这些学生的论文，毛明超感觉心疼，许多学生没有读文学的sense，止步于故事情节，或止步于描述人物行为，没办法分析或理解作者想借此传达的，无论是情感还是思想。最关键的是，他们没有办法享受。
在这样一个万物都讲求有用的时代，那样一种无目的、非功利的阅读思考太难得了，正因为如此难得，他会觉得，「很怀念那样的时候。」
其实毛明超也说不上来，遇见郭初阳，和现在做这份工作，中间有无绝对关联，但他觉得，肯定是有影响的，「其实都是一种潜移默化的过程」。
郭初阳在杭外教的那批学生，也都30多岁了，这些学生大多毕业于一流学府，外语出众，找到一份世俗意义上的「好工作」不是难事。但观察他们的人生选择后，不难发现，他们都在努力遵从自己的内心，做自己真正想做的、觉得有意义的事情。
关于郭初阳，毛明超不愿把他放得太高，他觉得郭初阳在他们的生命中起到的是一种「放大的作用」。郭初阳会放大他们内心当中追寻意义的冲动，「他会给我们辩护，因为这件事情有意义，所以你们要去做」。
如果没有郭初阳，毛明超可能还是会读威廉·福克纳，但可能不会看得那么痴迷，「如果没有郭老师，我们最后可能也会成为这样的人，只不过我们会多一些纠结，或者中间多走一些弯路，走上这条路的时候，可能没有那么自信或者说没有那么坚决」。
「Blowin' in the Wind」
和仇晟见面那天，他执导的真人短片《生命之歌》刚刚获得了第24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最佳真人短片奖。他是个理科生，大学念的是清华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医疗器械专业，现在是一名青年导演。之前，他的处女作长片《郊区的鸟》获得2018年FIRST青年电影展最佳影片。关于郭初阳老师对他的影响，仇晟的答案很明确，「走上电影这条路，与郭初阳老师有关」。
仇晟还记得那个场景，一节语文自习课，郭老师在小教室里放《黑暗中的舞者》，那个片子对他的冲击特别大，看完电影，同学们都走了，他一个人留在教室里，坐在那儿哭。这部电影不同于他之前看过的所有电影，完全跳脱了通俗电影的范式。
还有一次，是高二排《雷雨》，他在里面做主演，演周朴园，同时也兼导演。当时排《雷雨》，他用了一个非传统的排法，为了压缩时间，他想了个办法，舞台左侧跟右侧同时进行，两端对话，先是左台灯亮，左边说几句，接着右台灯亮，右边说几句，算是初步的电影化的尝试。当时郭初阳并不指导仇晟那个班，他只是来旁观，看完散场，郭初阳在走廊里把仇晟叫住，很兴奋地跟他说，「那个点子是不是你想的」。这是这对师生的默契，聊完之后，他还拍拍仇晟的肩膀，说「仇晟很棒」。
作为青年导演，仇晟在很多次采访中被问到电影启蒙相关问题，他都会讲到郭初阳老师，他也不知道，这些采访郭初阳有没有看到。那些感谢的话，仇晟当面都没说过，就像他们曾经都很喜欢的那首歌，「Blowin' in the Wind」，答案在风中飘荡。
他们之间保持着那种最理想的师生关系——高山流水，亦师亦友，平时也没什么联络，但有事却可以直接找对方。仇晟要选小演员，会直接给郭老师发微信，郭老师想组织一次小学班级聚会，也会请仇晟想想点子。
郭初阳组织的那次小学班级聚会，就是为邬锡宜老师筹备的。邬老师今年70多岁了，精气神还是很好。她也许是保俶塔小学最令人羡慕的老师。她只教了20多年书，剩下12年时间被校长分配去办厂，却有最多学生回来看她。
她教的第一届学生都60多岁了，在她生日那天，悄悄买了蛋糕，给她惊喜，她当时眼泪就出来了，「没想到他们对我这个小学老师印象嘎深」。还有许多学生，隔两三年就来看看她，她很感动，他们会一起戴上红领巾出游，学生还给她自制了「终身成就奖」的奖状。
郭初阳提到一件事，那次小学同学聚会，一位走过歧路、入过狱的同学，那天却玩得特别开心，他说自己已经很久没这么开心了，吃过饭还组织大家一起去唱歌，四五十岁的人了，就是舍不得跟同学分开。这是邬老师的力量，她总是让孩子们感到温暖，在郭初阳所在的小学班级，曾有同学把邬老师的一段音频传到班级群里，一位名叫滕群雷的同学说，「听邬老师讲话，要哭的」。
邬老师现在是郭初阳口中的「老太太」，他们平时不怎么联系，但郭初阳每出一本书，都会送去给老太太看。他的每本书，老太太也都认真读了。邬老师还看了郭初阳上课的视频，看过后评价：「你的课上得真是好。」郭初阳曾在自己的公众号上写过一篇关于邬老师的短文，被老太太发现了，挨了顿数落：「耶个小鬼，给我写篇文章，我要出名啦，下次不准哦。」
当老师就是这样一件事情，黄岳杰老师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你每天埋头种种种，有一天不经意回头一看，后面绿树成荫」。
前段时间，杭师大的校长让黄岳杰统计一下这些年他做剧社的成果，有老师帮他发了抽样调查——他们随机调查了流霞剧社出去的140位学生，发现其中有约70位成为了语文教师，在这70位同学之中，有25位同学在自己执教的学校成立了剧社。这些中学教师，将剧社带到了温州、湖州、衢州——好多地方黄岳杰都没去过，但剧社在那边重新开花了。
黄岳杰将此视为一种浪漫，「如果自己人生经历过这些美好，慢慢能够将它跟孩子们一起分享，能够带他们进入到那个世界当中去，你说这算罗曼蒂克吗？」
他记得，有一次谢幕后和学生们去食堂吃宵夜，校长也在，他点了一份面条，上面有一大块肉，有个学生很自然地走过来，把肉夹走了。那时老黄胰腺炎，不能吃油腻的东西，校长看了都说，「黄老师我真羡慕你，这是只有女儿才会做的事情。」
还有一次，有学生回学校办事，遇到老黄，说了一句话，他眼泪一下子就出来了，那个学生说，我们学校自我们毕业后三易其址，令我们这些回到杭州的人总是找不到家，幸好黄老师在，黄老师在哪里，母校就在哪里。听到这句话，老黄心里边突然觉得，那些苦哈哈的事情算什么呢？他有时候会跟好朋友说，你们知道吗？我可以享受这个世界上最好的、最理想的一种人际关系。
但这些话老黄都没有跟郭初阳说过。他们是君子之交，一年难得见两面。在老黄看来，郭初阳这样的学生是师范大学应该培养的目标，好的语文老师应该有一种气质，那是一种天真的，有能量的，「会突然间冒出来那种小孩一样的东西」，郭初阳身上就有这种气质。
今年夏天，郭初阳决定休息一段时间，暂时离开教育一线。最后一讲下课后，他收到了许多礼物和花朵，回到家整理教案，才发现里头有一张折叠着的小纸片，打开一看，是一段留言，不知是昨天课前什么时候，有人放在讲台上的，参差的段落仿佛一首散文诗——
我记得我第一次来时不情不愿的表情
我也一定会记住我最后一次离开这儿的表情
……
我会珍藏这段奇妙的友情
不问归来何时
何惧华发苍面
一日为师
终生为师
也必终生为友
谢谢您
郭老师
郭初阳将它摊平放在灯下读了好几遍，这张有着交错折痕的小小纸片，就像颁给他二十多年教师生涯的一份荣誉证书。
巴赫曼先生的孩子们也要毕业了。在纪录片的最后，这个头上永远戴着毛线帽的老师和同学们围坐一圈道别，学生和他握手、拥抱，然后一一走出教室。一位来自保加利亚的同学送给他一顶帽子，是保加利亚国旗的配色，巴赫曼先生收到后立马戴上，「哇，从此它就是我最爱的帽子了！」
等孩子们都走了，教室空了，镜头里只留下了一个彩色的后脑勺。最后一个学生也唱着自编的歌曲离开，巴赫曼先生抬起左手，默默擦了擦眼角。那个学生唱的是：「从前有一个巴赫曼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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