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钓鱼的人，很难理解他们对钓鱼的热情。在地铁站，这些老人很少用走的。去年4月，有人拍到他们在地铁站跑着出站的场面，发在了网上，底下评论说，「可以申报奥运会了」。
文｜吕蓓卡
编辑｜楚明
视频｜茂一 艾力
没有人组织，几乎每天早上6点40分，在地铁站翔宇路南，你都会看到他们。七十岁上下，男性为主。每个人都背着双肩包，扛着鱼竿，提着一个白色油漆桶改装成的水桶，高级一点的，桶会绑在买菜的小推车上，连穿的衣服都很像——颜色大差不差的冲锋衣，从南京市区的各个角落准时赶到这里。登上只有三节车厢的地铁S9第三班车，驶离城市，到它的终点站去钓鱼。就像《哈利·波特》里的九又四分之三站台，早到或者晚到，你都可能看不到这样的场面。之所以是第三班，因为对住在主城区的人来说，这是他们能赶上的最早一班。为此，一位70多岁，住在鼓楼区的大爷每天4点多就要出门，精确地掐着时间——先坐夜班公交，「4点50那趟」，去赶S1的首班车，晚一点，「5点10分那趟就赶不上了」。说他们有「上百人」毫不夸张。即使是寒意还未彻底褪去的二月，车厢里没有空调，南方的湿冷很快穿过衣服侵入皮肤里，地铁上也几乎没有空座。这些老人戴着帽子，在凌晨的夜幕里登上列车。天气好的时候，中间的过道也坐着人。地铁站的工作人员早已习以为常。从4年前，2017年12月30日S9正式运行的那天开始，就有了这群来钓鱼的老人。他们似乎在地铁开通之前就得到了消息，早已盼望多时。他们的目的地都是高淳。在南京，只要钓鱼的人几乎都知道这个地方。它是南京南部最远的郊区，四分之一的地方都是水域，大片的公共河沟、池塘散落在各个村子里，一年四季都有鱼钓。今年大年初一，高淳的216路公交车司机还碰上了两三位南京来钓鱼的老人。他们为自己选择的时机十分满意，因为没人跟他们抢，站在车上跟司机得意地说，「都没人，就我们几个」。但高淳距离市区有八九十公里，在此之前，这些老人想到高淳钓鱼是奢侈的，只能开车。而S9的开通让来高淳变成了一件几乎不用花钱的事。因为70岁公交地铁都可以免票，60岁以上也能半票。一位戴着眼镜的69岁老人，从4年前就盼望着自己赶紧70岁。「不然（往返）十几块的地铁票太贵了。」不钓鱼的人，很难理解他们对钓鱼的热情。在地铁站，这些老人很少用走的。去年4月，有人拍到他们在地铁站跑着出站的场面，发在了网上，底下评论说，「可以申报奥运会了」。人多时候的地铁 受访者供图
反倒是一位当地的公交车司机时常为他们担心，「跑那么快，这个年龄摔一跤可不得了」。他见到过有老人摔倒了，在脑门上贴个创可贴还要继续去钓。而跑这么快，是因为钓鱼不仅讲究时机，赶早去抢位置，还要保证自己的好位置没有被人发现，不然鱼很快就被钓光了。所以几年下来，他们早已在当地勘测出了各自的秘密基地。下了地铁，他们纷纷登上不同的公交车，在不同的站点下车，两三人一组，神秘兮兮，迅速遁入一片树林，或者消失在一片田野里。错过了时间，想找都找不到。如果你问当地人他们在哪儿，大概会得到这样的回答：「我都不知道他们在哪钓。我不知道的地方他们都知道。」就这样，在下了地铁之后，这一百多位老人瞬间四散而去，在整个小镇彻底醒来之前，遁入这里的村村落落，很快消失不见，到自己的小沟小渠里快活了。老人们飞奔出站
第二天我才知道，要找到他们，不仅要下对站点，还要在不走错的情况下，起码再走5公里。有些人穿着胶鞋，一看就对当地地形十分熟悉，有备而来。有些人还会借用当地人的小船，划过一片池塘，去深处钓。每当发现一片鱼多却没什么人去过的小沟小渠，这些老人们未来起码一个月都充满期待，这是他们钓鱼的乐趣所在。因为在城市里，生活常常是单调的。疫情导致S9停运的那些日子，穿蓝色衣服的吕大爷就只能在家跟妻子两个人一起「刷刷锅，打扫打扫卫生，听听收音机，看看电视」。还有人周一到周五都要接送孙女上下学，周日孙女还要去上跳舞课，只能周六来钓鱼。所以每到这一天，他说，「刮风下雨都拦不住我」。被问起为什么喜欢钓鱼，几乎所有人都会说出一个相同的答案，「总比打麻将好吧」，似乎除了打麻将，他们实在想不起来还能干什么。吕大爷已经80岁了，他以前也打麻将，但是打麻将有输有赢，输了钱就跟人赌气，「一天下来难受死了」，不如钓鱼，「玩玩，钓到钓不到无所谓」。钓鱼是个体力活，一站就要好几个小时。吕大爷是左撇子，左手撑竿架在腰间，能站上几十分钟一动不动。这是年轻时候留下的功底，他以前是军人，在安徽当过好多年兵，如今依然身体硬朗。嘴上说钓不到也开心，但他还是会偷瞄不远处的另一个人起了几次竿。他总是小心翼翼地表现着自己的胜负欲。待了一会后，他让我顺着小路往里走去看看，「里面还有很多人」。等我出来，他刚见到我就开口问，「其他人钓得怎么样？」得知都没钓到，而他已经钓到了5条，突然笑起来，「那我今天还不错」。吕大爷是左撇子，钓鱼时总是左手撑竿架在腰间
吕大爷的技术好，很多人都知道，包括73岁的李桂梅。她是这些人里少见的女性，穿着一件红色的羽绒服，戴着一顶红色的鸭舌帽，两年前跟着丈夫一起来钓鱼。她说，吕大爷钓鱼好是因为「有秘方」。之前很多人都想知道他的饵料是怎么配的，每天跟着他，跟他玩得很好，想套出他的秘方。「但是他不讲，后来大家都不跟他玩了」。钓鱼的女性少，除了安全问题，也因为鱼竿伸出十几米，需要足够的臂力才能稳住。年龄大的女性往往没有这个力气。但李桂梅可以。她虽然看起来瘦弱，尽管已经穿了4条裤子（秋裤、毛裤、绒裤、外裤），两件毛衣一件羽绒服一件背心，看起来依然瘦瘦小小。但她撑着鱼竿，也能站上4个小时不用坐下休息。李桂梅的两个孩子都反对她钓鱼，怕她掉进水里。但她是个闲不住的人。原本退休后一直在外面打工，做保洁，一直打到70岁。因为年龄大，没有地方再愿意要她，她才不得不回家「养老」。在家待了一段时间，她就觉得实在太没意思，「躺一天浑身难受」，看电视看得眼睛都快不行了。也睡不着，晚上八九点睡觉，凌晨2点就醒，躺床上消磨时间。两年前，她开始跟着当时已经75岁的丈夫一起来高淳钓鱼。第一次就钓到了，还有一次比丈夫钓得还多，慢慢的，她越来越上瘾。重要的是，钓鱼不怎么花钱，一根鱼竿能用两三年。手套还是退休前单位发的，她把大拇指和食指的位置剪掉，露出两个手指正好可以捏鱼饵。冬天，还会在手套里套个塑料袋，保暖。蚯蚓2块钱一盒，两个人能用很久，为了节省，她每次钓到鱼还要从鱼嘴里把蚯蚓抠出来。虽然看起来瘦弱，李桂梅却可以撑着鱼竿站上4个小时
钓鱼的时候，时间过得很快，因为需要全神贯注，眼一直盯着鱼浮，一动就要赶紧拉竿，很久不上鱼，就得想想怎么办。没有时间发呆，不像在家里，李桂梅说她会经常想些不愉快的事，「折磨自己」，「钓鱼就什么也不用想」。因为跟我说话，在一次鱼浮动了后她没及时收竿，让鱼给跑了，这之后的十几分钟，她一直叹气咂嘴，「哎呀，浮子都已经送上来了」。除了看着浮子，李桂梅还要时刻注意着有没有其他人来。快10点钟，一位一条腿有些残疾的大爷，提着水桶一瘸一拐地路过。他是高淳当地人，骑了20公里摩托车赶过来的，但是显然太晚了，找了一圈也没有找到位置。他跟李桂梅打招呼，问她「钓到了吗？」李桂梅给我使了个眼色，说，「只钓到了一条小的」。她用余光一直瞄着那位大爷，直到他完全走开，才解释，「不能讲，讲了别人要跟着我们抢位置」。越靠近中午，太阳的光线就越强烈，照在水面上，反射的光斑很快淹没了鱼浮。看不清，李桂梅只能靠感觉，每到这个时候，她就会感叹，「这个眼睛不饶人啊」。夏天的光线更强，她头上那顶红色的鸭舌帽，两年前在市场上买的，如今被晒得，表面已经褪了一层雾蒙蒙的白色。就这样，她跟丈夫二人保持着来两天，歇一天的频率，已经钓了两年了。每次坐3个多小时的车到高淳，钓4个小时鱼，再坐3个多小时的车回去，一天就过去了，她把这叫做——「混度时光」。李桂梅的丈夫姓洪，今年已经77岁了。他是老手，钓了一辈子鱼。小学时候就跟同学到处找鱼钓，没有自行车，全靠两条腿跑，跑得好远。路上还要经过一个坟场，「我们心里都很胆怯」。那时候还是竹子做的鱼竿，削成一节一节的。钓鱼也被认为「不是个正经事」。但他就是钓鱼上瘾，上了班也继续钓，「礼拜天不钓难受」，两点就起来钓鱼，除了钓鱼，「么得其他爱好了」。钓鱼的时间过得很快，「自然而然就老了」。退休之后，突然有了大把的时间来钓鱼。但钓鱼已经不单单只是乐事，洪大爷还把它看作抵抗衰老的方式。他越来越感觉到，年龄越往上走，「身体说不转就不转了」。疫情时候不能钓鱼，在家待了一个月，浑身就「困困」地疼。而坚持钓鱼，他总结道，不仅需要集中精神，「可以预防老年痴呆」，而且每天都走很多路，「身体好」。半年前，他在钓鱼时不小心摔了一跤，左腿膝盖的关节处伤到，「一走路就打软」，但钓了半年鱼，「没事了」。在高淳，他见过年龄最大来钓鱼的有90岁，但只在前两年见过几次，就再也没见过。讲起他，洪大爷说，「不知道他现在还在不在」。在钓鱼这件事上，洪大爷现在很少涉险。他不会找太陡的位置，因为之前有一次他正钓鱼，旁边一个老人不小心滑进了水里，他赶紧放下竿，把人捞了上来。「得学会自己照顾自己」，这是他这两年愈发意识到的事情。去年，他的岳母101岁去世，去世前，几个孩子轮流排班去照顾。但他跟妻子两人都70多岁，有些兄弟姐妹已经80多了，「自己也没那个能力，自身也很困难了」。这让他反应过来，「不能只从自己角度考虑，还得从孩子的角度考虑」。他坚持来钓鱼，也是尽量保持自己身体好，不给孩子添麻烦，「不能成为她们的负担」。所以在鱼饵的选择上，他从来不用其他人常用的「红虫」，因为红虫太细太小，一不小心鱼钩就会扎破手指。他担心细菌进入血液里，「会治不好的」。在钓鱼这件事上，洪大爷现在很少涉险
洪大爷说话很慢，但不影响他喜欢开玩笑，他总是笑眯眯的。他主动把装鱼食的瓶子让我闻，味道酸涩又刺鼻。我问他，「这里是加了酒吗？」他得意地点点头，这是他的「秘方」。但当我问具体怎么做的，他的警惕心又起来了，「不能告诉你，告诉你上网我们就完蛋了」。几十米外一个钓鱼的大爷是他们的邻居，两个小时还一条鱼都没上钩，洪大爷主动提出把自己的位置让给他，「弄两条过过瘾」，他拒绝了。洪大爷撇撇嘴，低声说：「咦，还很好面子呢。」老人们之间虽然有竞争，但也细腻地维持着关系微妙的尺度。洪大爷不喜欢一些人，在一个地方打七八个窝子，「打这么多，人家就玩不起来了」。说到底，钓鱼毕竟是娱乐，「自己玩，也要顾得人家」。两个小时，他钓到了12条鱼。他问我他妻子钓到了多少，「大不大？」得知没有自己多，就指指妻子的方向，压低声音对我说，「别跟她讲，我钓的比她多，她回家要冲我发火」。为了尽可能多的钓鱼，他和妻子两个人一上午都不吃不喝。早上4点半在家吃完早饭，一直到下午一点钓鱼结束，才拿出饼来吃。不到11点时，他的肚子叫了两次，还说自己不饿。他们两人1970年结的婚，到现在已经一起走过了半个世纪。李桂梅说，就是「臭味相投」。不过年轻的时候老吵架，现在几乎不吵了，洪大爷解释说，「吵架容易上火，好不容易有个伴，吵走了怎么办」。毕竟现在陪在他身边的，就只剩妻子一个人了。以前，还有个外孙女。从不到1岁开始，他带了她10年。17年过去了，他还记得外孙女被爸妈接走去深圳那天的场景，「她不愿意走，在房间里绕，围着床一圈一圈绕」。但现在，也几乎不怎么见面。前两年，爷孙俩因为观念不合闹了一次矛盾，外孙女就再也不理他了，洪大爷笑着说，「现在都把我给忘了」。他不愿意跟女儿们生活在一起，生活方式不一样，束缚得慌。到了晚年，洪大爷给自己定的目标就是跟妻子两个人互相照顾，「你关心我，我关心你」，吃什么，穿什么都自己决定，在家听听广播，出来钓钓鱼，呼吸呼吸新鲜空气，「过一天就算一天了」。2022年2月23日这天，在高淳钓鱼的人很多遭到了「轰赶」。这里的水域今年被大批承包了出去，私人所有的地方，就不再允许个人钓鱼了。得到消息的李元喜很快跟同事换了班，准备第二天赶去钓「最后一次」。他今年59岁，还差一年退休，在钓鱼的人里，算相当年轻的。24日这天是周四，他穿着一双胶鞋，深绿色的冲锋衣，里面穿着一件v领毛衣和衬衫的组合。跟几个已经退休的朋友约好，一大早4点多，就开车往高淳赶，6点半就到了。他准备一直钓到下午5点，毕竟按现在趋势，每次到高淳都可能是最后一次。在这里，某片水域被承包的标志是插上红旗，在没插上之前，都算公共的。但插上以后，就再也没有回旋的余地了。这两年，高淳的红旗越来越多。跟七八十岁的老人不同，李元喜是技术挂的，他很较真。他会分析哪个季节钓哪种鱼，哪种鱼吃哪种食。「冬天顺风钓鱼，夏天逆风钓鱼」，适合钓鱼的位置、风向、温度都被他分析得头头是道。他会突然掏出来一个蓝色的盒子对我说，「你知道为什么我能钓到，他们钓不到吗？因为这个」。盖子打开，里面是红虫和蚯蚓，这是他的鱼饵。李元喜享受钓鱼带来的成就感，他说，「你钓得多你不会感觉很荣耀吗？」那意味着他配的鱼食、鱼饵都更好，他钓鱼的水平也更高。如果钓得没别人多，他回家就会想很长时间，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想明白，然后改进，「下次再来超过他们」。他最得意的是自己掌握的一个秘诀。钓到的鱼，抓过鱼的手不能再抓鱼食。这是他小学时候在学校广播里听到的知识，因为鱼遇到危险身上会释放某种黏液，这是一种化学信号，是在提醒别的鱼这里有危险。所以他会在腰间系一条毛巾，每次抓完鱼都要擦一擦。他擅长这些。因为他的工作就是跟各种参数打交道，他曾在一家军工企业做标准化管理，很多时候，他就是那个制定标准的人。但临近退休，很多时候工作上的事他插不上手，都要交给年轻人去做。他时常安慰自己要接受这些，「新陈代谢很正常，如果我们一直在位，年轻人怎么成长？」看着池塘对面的一棵树，他想到了一个形象的比喻，「森林里的大树为什么要死啊，它必须死啊，它不死，年轻的树就起不来。」从小在大院里长大的李元喜，生长在集体主义的时代。在他的人生里，证明自己的价值一直都是重要的。我们刚刚见面不久，他就掏出了他的无偿献血荣誉证给我看。尽管没有到70岁，但拿着这张证书，坐地铁也可以免票。而获得这张证书的最低门槛是，无偿献血至少20次。每次献血必须间隔半年以上，这张证书意味着，他连续献血已经超过了10年。但在女儿那里，他遭遇了一次严重的打击。女儿在德国念书，去年突然告诉他，自己不想回国了。她觉得国内的环境存在很多对女性歧视的地方，她想留在德国工作。但这些观念距离李元喜太远了，他不能理解。他很生气地跟女儿吵了一架，他说，「那你就背离了我们的初衷，我们让你出去，是希望你学洋人的东西，来为国家效劳，而不是出去了就不回来了，为别人卖命。」在他的身上，有他那一代人的坚持。但同样，让女儿接受他的观念也是不可能的。他给女儿打了一个比喻，「你就算没有去造导弹，你去造服装，但是造导弹的人穿的是你造的服装，你这不还是帮着别人对付我们中国吗？」但没想到，女儿回他，「你这观点，是大清时候的观点」。他很无奈地笑着问我，「你是不是也觉得我的思想很落后啊？」所以，他越来越喜欢钓鱼。只有这件事，还能让他有力可使。一上午，他不仅自己钓鱼，还到处看别人钓了多少。钓得少的，他就张罗着用自己的鱼食去帮别人打窝子。在他眼里，比他大十几岁的那群老人从来不是对手，因为他们就是来玩玩，但他的目标可不止这样，他说，「我一天钓不到5斤，就算白来」。每次钓完鱼，回家后他都会把这些鱼铺在厕所的地上，拍下来，称一个总的重量，再把其中几条大的单独称重。有时候，一条大的就有一斤多。这天我们见面时，他已经钓了一上午，见到我后，把鱼从鱼网里全部倒在田地上，一条一条数给我看，一共24条。他炫耀着自己的战绩，数完还补充解释了一句，因为换地方不想拿，还给别人了10条。
李元喜的「战绩」
下午2点，这些消失的老人会纷纷在公交车上出现。216路、217路，连着好几站，几乎都有提桶上车的老人。在回程的公交车上，大爷们已经暗地开始较劲了。鱼钓得多的，比如吕大爷，一天钓了15条，一上公交车就坐在了第一排，把脚架在桶上。这个位置靠近前门，意味着每上来一个钓鱼的人就会问他，「今天钓得怎么样？」没有钓到鱼的，会自觉坐在最后。他们会自嘲今天是「空军」，「他是空军司令，我是副司令」。这是一个钓鱼界的专有名词，空手回家的意思。一位钓到了5条鱼的大爷指着另一个提桶上车的大爷对我说，「他应该是没钓到，他的桶看着就轻飘飘的」。在回程的公交车上，他们不再像来时那样精神抖擞，一个个搭两句话，就都靠着休息了。但是，他们对钓鱼的敏感还在。一位穿着荧光粉色羽绒服的大爷低着头睡着了。车开过一座桥，车厢里有人聊起天来，说到，「今天对面钓鱼的人还挺多的」。听到钓鱼俩字，大爷的眼突然睁开了。高淳当地人对这些南京来的老人却时常流露出嫌弃。因为他们上公交车时，总是鞋子上带着很多泥巴，水桶里的水洒出来，搞得车厢里脏兮兮的。4年前地铁刚开通的时候，村子里一些地方还挂着横幅，欢迎他们来钓鱼。后来，来的人太多了，有些老人顺手摘农家地里的菜，或者是乱踩别人的菜地，影响被搞坏了。一位当地人跟我评价他们，「总是有些人手脚不干净」。老人们也在乎这些评价，一次我走在地里，一位大爷特意提醒我，小心脚下的蚕豆，「我们是来玩的，人家是过日子的」。回程的公交车上，老人们聊着各自的「战绩」，暗暗较劲
老人们凑在一起时，总是讨论起高淳的鱼越来越难钓了。洪大爷说，最早时候一个人来，打一个窝子能钓三斤，一天能钓到六七斤鱼。现在夫妻两个人加起来都钓不到这么多。相比之下，他们很少谈论高淳要被承包的事。每当我提起，他们就会不以为然，「就当耳旁风，真不让钓，插上红旗再说」。即使是李元喜，这天又遇到有人来赶，他一边很失落给我发了一个大哭的表情，「以后真的没这么好的地方了！」一边很快就接受了，没有跟人争论，东西一收拾就走了。他说，「我们也自觉」。这里不让钓，他就去找下一个钓鱼的地方。他们已经习惯了这件事，就像洪大爷小时候钓鱼的河沟，早就随着城市的规划消失不见，而高淳被承包，故事无非是循环着又上演了一遍。到了晚年，生活就是不断失去的过程，他们更多是平静地接受。我跟李桂梅并排坐着，窗外的阳光刺眼地照进车厢，她看着窗外突然开口说了句，「人过了七十，就是下山的太阳」。下了公交车，这些老人不再像早上一样走路用跑的，直视前方目标明确，而是一个个放慢了脚步。大爷们回程的时间不集中，下午的地铁，也时常坐满了人。他们零星几个淹没在人群里，从踏上这趟驶回城市的列车开始，就仿佛又回到了过去的生活里。没有座位，他们就找个角落，坐在自己的钓鱼桶上，眯着眼睛，倚靠着休息，或缓缓睡去。一天的力气都用完了，3个小时的回程，他们难掩疲惫，眼神里不再有期待的闪光，而是重新变回并不引人注意的「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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