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被规训的她们，拿起了笔
这是一群初看起来几乎与写作无关的女性。她们大多中年，从农村来到城市，住进不属于自己的家里，做着家务、照顾幼儿或者老人。作为家政工，她们长时间居住在雇主的家里，没有属于自己的空间，时间也几乎全都交付给了别人。
当这样的一群女性拿起笔，她们首先会写什么？出乎意料的是，她们在赞叹生活的美好。看似辛苦、艰难谋生的城市生活，是她们获得收入、拥有较为独立的生活和身份的难得的方式。她们给自己取「美美的」笔名，进行「美美的」抒情，这是一种乐观的、心怀希望的体现。
但真正的写作不能停留于此，它还关于你如何去看待自身以及自身所遭遇的，关于你要去写出生活里更丰富但也更复杂的面貌。艺术家静远在2020年给一群家政工上过写作课，除了告诉她们「每个人都可以写作」之外，她还说，写作的实质是「我需要面对我自己，面对现实」。
静远并不来自于她们，她在广西的一个小城镇长大，考进大学，又出国留学，成为一个艺术家。她在女工的写作里，看到了完全与自己不同的叙事：她们常常因性别和贫穷而失去教育的机会，被婚姻和生育束缚，之后又困于一种责任感和道德感。她在她们的故事里看到了一个更艰难但同时也更广阔的图景。
写作课之后，静远和一些女工保持了长久的、深入的联系，这得以让写作课从课堂走进了彼此的生活，写作课就是她们的生活，不只是教学，也是聊天。她们一起面对一个具体的困难、一个具体的选择，成为一个句子和一个段落，成为了「在向世界说话」。
以下是静远的讲述——
文｜戴敏洁
编辑｜槐杨
2020年初，我受北京一家专门服务于家政工的公益机构邀请，给一些女家政工上写作课。每个人上来都会跟我强调，「我文化水平很低，我根本不会写，我从来没写过」……我说，每个人都能写作，不需要主题，也不管教育程度。
这次写作课有30多人，参加的家政工大多数年龄在40-55岁，在老家下了岗，当地的妇联带她们来北京，做家政工。她们报名来参加写作课，最经常的需求是为了能够表达一些平时没有机会表达的感情，包括工作环境的压抑，遇到了不公平，在异地的难以适应，对老家一方面思念另一方面想摆脱的感受，还有一个很大的话题是家庭问题，比如儿子要结婚没有聘礼，女儿没考上大学，老人病了怎么办，和老公的关系如何处理……这是她们很关心、很焦虑的问题，是她们延绵不断的问题。还有一些人特别有写作冲动，她们很执着，想把自己的故事在人间里留一笔。这是一个写作理想，是她从周围划清自我的很重要的方式。
一开始给她们上写作课，我的设想是，她们最想说的可能会是一些对自己命运的不满或者困境，但让我吃惊的是，有了写作这个工具之后，她们发出的大致是关于生活多么美好、对自己终于有了一定机会的感叹和抒情，比如说终于看到天安门，看到故宫，有了互联网，可以给家里打电话，随时可以视频，我们的生活多么美好之类。她们很害怕文章是一个灰色的结尾，总是要非常「正能量」的结尾。
接触了很多这样的例子后，我就会想：为什么她们彼此都不认识，但是写出的都是相似的抒情体？她们给自己取的笔名，往往也是「美美的」。
我想，这可能是她们通过写作来表达愿望的方式吧？写美的，生活看起来就美一点了，我觉得这是她们写作时真实的心理活动，也是一种乐观精神。这些家政工女性都是咬着牙说我要让儿子读完书，结完婚；或者我婆婆病了，或者我老公病了……她们都是靠着这股气，等于是说给自己听的吧。从这一方面她们是挺可敬的。
但是我还是希望，她们的写作可以面对现实，可以更深地观察周围和自己。
写作课上，有一位家政工叫梦雨，今年56岁。她在文章里劝家政工姐妹，她写道，疫情无法返京期间，自己和家人难免嘁嘁喳喳闹点儿矛盾，但那又有什么关系，再怎么都是一家人，牙和舌头那么好，有时还会咬一下呢，活着多好，还能多跟家里人聚聚。这是她一开始给我的文本。但是我们微信聊天的时候，她跟我说，回到老家后，她其实宁愿自己去死。为什么一个写出了那样文字的人会突然说她宁愿死？
我就问她，你心里的真实想法到底是什么？
她试着重新写，一开始没办法把让她纠结、不爽的事情直接写进文章里，我跟她说，先别想这篇文章，先把你不爽的那些写出来。她写出来了，写自己天天遭受谩骂和白眼，不得已待在家里的生活，让她更加意识到了家庭给她的创伤，她很难融入她心心念念的老家生活。写完之后，我再帮她把这些段落放进文章里。这是一种特别难受、矛盾的心态，不再停留在表面的呼吁上了。
我们反复修改，改了10稿之后，我依然会反复跟她确认：这是你想写的吗？同时也不断问自己，她们的文本是受到很多规训的，难道你的就没有受规训吗？如果你的一生也是像她们那样过，你的文本就会好吗？我得到的答案是，所有人都是被规训的，但是一部分人会有意识，会试着去分析和反抗，这是第一步。
我跟她们熟悉一年后，问过她们，为什么你第一次写东西是这样的？有人说，以前在学校里，老师说你只能写这个；有人是受周围的影响，认为太多负能量的大家都不爱看；还有一些是成功学的影响，想追求情商高的比较体面的文字。
她们被规训的形式和她们的性别身份有关。她们大多是农村长大的，当地重男轻女思想非常严重，很多女孩子辍学是为了帮衬哥哥或者弟弟读书，还有女性赚钱以后要给家里起房子。她们回忆起小时候，是被排挤、被欺凌甚至还有性侵，她们要带着弟弟妹妹去上课，最初的教育环境又卡掉了很多机遇，稍微长大一点就要面临被逼婚、催婚，然后马上就是催生。所有这些，已经让一个女性基本上没有什么选择了，她被早早地放到这样的命运里了。
也是在跟她们接触更多之后，我会发现，家政工这份工作，对她们来说是特别厉害的一件事，因为会带来自由。很多人在老家遭受家暴，到了城市，很辛苦，但比起被家暴、被一大堆家务困住且没有任何价值，她们觉得做家政工更独立，有一种全新的自由。看起来，有一些问题可以解决，她们可以稍微地改变一点命运。
写作课结束之后，我和一些女工的联系还在继续，写作老师的身份被延续下来，也和她们开始了一种长期的、私人的关系。去年，我向认识的几位女工约稿并协助她们写作，这些文章后来结集成了一本书，叫做《住在亲情里的疫情》，它是一本女工专辑，也是我的「写母亲」项目的第五季。
「写母亲」是我在2017年开始的一个项目，一开始是朋友之间的讨论集，后来范围逐渐扩大，有公务员、县城高中老师的加入，但还是局限于城市中产。到第五季，我希望范围能够真正地扩大到我原本不了解的人的领域，我希望能够看到更多人真实的东西——你很仔细地观察生活，表达你看到的生活，再去检验你的观察。
书里第三章叫《雁子的脚印》，作者雁子是生活在深圳的一位女工，我们是在写作课上认识的。我和她约稿，一开始她交给我一首诗，表达的是深圳我多么爱你。我觉得那首诗只能反映一个面向，她特别想留下来，她特别眷恋这个地方。但我了解她生活里的情况，她正因为孩子在深圳上学的事情左右为难。我问她，深圳都没有给你孩子读书机会，你为什么那么喜欢深圳？是不是可以从自己和深圳的一些实际的关系开始写起？
她回去尝试了一下，跟我说，她必须从她的童年开始写，从她的村子开始写起。我觉得，当她开始思考「如果我要写什么，那我必须从什么谈起」的时候，写作就真的在她身上发生了。因为写作和她的生命经验开始产生了关系。
在这篇五万字的文章里，雁子写了她在农村时所面对的，比如男女不平等，比如物质的匮乏，所有这些都在解释她为什么更喜欢城市，她第一次到深圳可以坐地铁，可以买到这么多东西，她可以在深圳挣到钱，她获得了一个独立女性的角色。你很容易可以理解她。
文章都是她们写的，我做的是一遍遍问，尝试补齐故事。这个过程里最常见的是，她们经常会因为说不清一个事情，就想放弃。这种时候我会让她先把所有的想法「倒出来」。雁子在遇到一些令她疑惑、不服的说法的时候，会找我聊天，我告诉她，先不要想怎么把它写成一个句子、一个段落，你就说你当时感觉什么，一二三四聊出来，你再去组织成一个东西。
她说自己不知道怎么写下去。写作对她而言，除了技巧上的问题，还有很难的心理过程，她常常觉得自己不能胜任。有几次，遇到困难，她开始否定自己写的一切。我每天都会收到这样的信息，老师，我写不下去，我写不了，你是不是在假装鼓励我，我写的难道不就是流水账么……我会不断地告诉她们，没有问题，你可以的，很多问题在哪怕擅长写作的人那里也是常见的，想写什么都可以，你先写出来。
除了陪伴和鼓励，我也会帮她们梳理感情，我会问她们，你对这个事情只有这个感情吗？有没有可能还有别的感情没记上或者没注意？用这样的方式是在鼓励她们尝试其他的视角。
梦雨写文章时，我们有蛮多这种来回。她写了两篇自己的母亲，但两篇不同。第一篇写的是，妈妈，我怎么感激你，我怎么回馈你，就结束了。我问她，你跟妈妈的感情完全是这样？她说就是这样，因为我妈救了我的命，没有她我就被淹死了。我说，那你有没有想过你妈妈可不可以做什么改变？能不能从别的方式去理解一下你和妈妈的感情？后来，她写了一个新的结尾，妈妈说，现在的社会多好，否则我们哪有今天之类的。她叹息了一声：唉，我可怜又可爱的老母亲啊！我想，这个结尾比较真实。
这三年多来，深入她们的生活和世界，我和她们有很多的误解和冲突，我知道我并不来自她们。但是这些东西也会帮助我，让我觉得没有任何一件事可以想当然，如果我们存在不同，那我们就一起去面对这个不同。
比如一开始和她们接触的时候，她们会假设我来自一个很了不起的地方，我跟她们说要给她们出书，她们会觉得非常惶恐，再也不敢提这个话题。后来我才知道，有的女工小时候画画被老师揪耳朵，差点就把耳朵揪聋了，工作之后，在流水线上经常会被骂蠢，这就是她的经验。她觉得要是给你写了，画了，肯定会有不好的地方，你还要骂我。这件事连接起她整个的情感反应。
不止是不自信，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情感过程，她们很害怕你对她有期望。她们一直没有得到关怀或者是重视，当她们感觉到你对她们有一种很认真的期待，她们第一反应是慌张。慌张之后，她们会拒绝，因为觉得自己肯定会失败，而你会失望，她们很害怕你失望。
这个心理过程其实直到今年我才完全了解。它来自我们漫长的相处，我们现在天天聊天，什么都聊，有时我会去她们的家，或者邀请她们来我工作室住几天。我也会在生活的基础上谨慎地给出我的建议。有一回，雁子和我说她的孩子好不容易报上了深圳的公立学校，但婆婆劝她把孩子放到老家去养。我说，我认为孩子在父母的身边以及在大城市读书会更好，建议留在深圳。当时她愣住了，说她也是这样想的，但是没有人支持她这个想法。最后她的决定和我的建议是一致的，并不是我决定了她的决定，而是她从我的建议里，找到了一种支持她坚持自己判断的外部力量。
去年，这本书出来，雁子整个人自信了很多，做了很多她以前不敢做的事情，比如申请了深户，后来发现，她是最后一拨申请到的，之后政策就变了。她在深圳留了下来，越来越有思辨性，别人拿什么东西过来，她不会马上就接受，还会跟对方辩论。她跟我说过，在老家，为了生育一个男孩出现各种荒诞的事情，如果是之前，家里人要求她这样，她是没有办法反抗的，但是现在她很明确知道，自己不要成为那一部分了。
「写母亲」第五季已经出版了一年，一年后我再去回看，发现了一个有点「蹊跷」的事情：我认识的一些人，她们有大学学位，在城市工作，已经买房、落脚，成为中产，但她们说，对于书里面的故事非常有共鸣。
比如一位朋友，原来是大学老师，后来辞职，到深圳买了房，是为了小孩能够上学。她读到雁子为了孩子上学而做的种种努力，觉得情感上特别地关联。我第一反应是，为什么你会有共鸣？你又不是跟她们一样的生活轨迹，也不是跟她们一样的现状。但是她们会觉得，她们跟母亲的关系、情感，在这本书里得到了一个完全的解释。我发现，她们是真心有所共鸣的，包括心中那种焦虑和不安全感，还有作为一个女性，在压抑之下，很想向外去连接、去求救，想改变自己的生活的冲动，这些似乎是被联系得最多的情感。
不同出身的女性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比如逼婚。书里有很多地方提到这样的情节。梦雨说，她不希望女儿被她的丈夫、婆婆催婚，她希望女儿有一个自由的生活，但是她的女儿因为是留守儿童，由上一辈人养大，和上一辈人观念更近。所以梦雨会觉得自己很无能，很无力。我们一个读者是在北京生活的文字编辑，在她的生活里，父母依旧将催婚作为最重要的事情。每次她放假回到父母家里，都会遭受压力、批评和指责，让她感到只要没结婚，就不配活着，不配说话，不配吃饭。有一次清明假期，她甚至两天时间都没吃家里的饭，没有上桌。
还有亲子关系。书里有杨蓦的故事，她是北京的一个家政工，小时候经历了父母的离异，长大之后特别想嫁人，又特别自卑，就想找一个不大好的老公，这样轻松一点。她的公婆对她不好，她也都忍受了，对儿子有很多的期望。我把杨蓦的文章发给她的儿子，他写了一篇回复，也收录在书里。你会看到，因为父母没有学历，特别希望小孩有学历，但是小孩看到了一个很苍茫的未来。仍然有很多城市中产从这个故事里获得共鸣，她们会觉得自己或者自己的母亲就是从农村出来，她们觉得自己的母亲就像那几位母亲一样，人生转折都是被命运推动着的。
我也在故事里得到了很多的共鸣。比如雁子，我对她的共鸣一开始是直觉性的东西，比如我们都是壮族，拥有相似的长相、语言等等。逐渐我会想，我们都是在广西长大的，那些年里，我在干吗？她在干吗？我也没有生活在什么特权家庭，就是小城市里的普通家庭，但是相对她，我知道自己幸运很多。小时候我和父亲去旅游，遇到了一扇门，他说你不要去，门锁着。我不信，我去推了一下，推开了。后来，我一直都在尝试，但是很多女孩没有这样的机会，这本书的插画作者小希，小时候第一次画画就被人打了，她之后不敢画了，也不敢想了。
三年前，跟她们一起做项目的时候，我只是从自己的身份出发，对某一类人群感兴趣。三年里，我看到了其中重要的社会意义。比如杨蓦那篇《我糟糕的一生》，讲述父母糟糕的婚姻，自己不幸的婚姻，下岗的经历，她基本上可以告诉别人，当一个家政工站在你面前的时候，她之前经历过什么。而她的老家天水，也是很多家政工的来源。如果有更多的人看到了她们的故事，看到了她们的改变，是不是会有更多家政工觉得自己可以写、可以改变？
更重要的是，三年过去了，我跟她们建立了友情，也从她们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
她们让我更坚强。我接触到的很多人，包括我自己，会有一种很强的无力感，觉得做什么事情都没什么用。但是跟她们接触，会看到她们背负了很多的责任，一直在面对具体的事情。雁子作为一个妈妈，双减的时候，她的孩子没地方托管，她下班又晚，丈夫又一直不在场，突然多了突如其来的压力。如果我有这样的婚姻，我都不知道如何去面对我的孩子，但她有真实的能力去解决生活中一个个的事情。
她们显示出和我很不一样的生命力。她们更宽容，这宽容里当然也包括了隐忍和妥协，但是我知道了她们这样也能解决问题。在她们的生命里，很少有具体的鼓励，活下去就是她们的韧性，但她们不会很具体地恨，也并不麻木，她们会为很小的事情开心。她不一定脑子里有所谓的社会、社区、大公无私这样的词语，但是她们会去做，比如雁子，她主动影响她认识的人，向别的女性推荐图书室和绘本教育，她能给就给。
而写作是她们的新工具，她们尝试有所表达，尝试以后还要去检验它和现实的关系，这个严肃的、完整的、独立的思考过程，就是创造。这个时候，她们就可以说，我在说话，我在向世界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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