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永安：找到生命最不可放弃的东西
过去农耕社会，大家追求的是收获哲学，这让年轻人陷入求学、就业、婚姻的程式里。但在现代社会里，梁永安觉得，更好的生活指向的应该是过程哲学，在每个人独特的生活里，释放自己独特的生长力。
在他眼里，更好的生活不是一种胜负论，而是一种自由感，面对形形色色的人生，始终有一种内在的从容在里面。生机从内生长，才能打开更丰富的生命维度。
寒山寺的108声钟响
文学教授梁永安的七十岁，是忙碌的一年。
和《人物》见面这天，他早上七点半起床，在线上做了本新书的对谈，十点，又出现在特仑苏的拍摄现场。往前倒两天，他还在澳门一所大学上课。频繁往返各个城市，琐碎的时间几乎都被分享、对谈占满。
这样的生活从七年前开始。2017年，他在复旦大学中文系做了33年的教授，因为一次演讲，《在单身的黄金时代，我们如何面对爱情》，突然在网络上爆红。梁永安对爱情的理念给年轻人们带来了慰藉，一夜之间成为「网红教授」。年轻人们开始向他咨询情感、人生的困惑。以此为契机，他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网络公共空间，和各行各业的人对谈，讲述自己的思考。
不知不觉中，他变得越来越忙。今年，梁永安在复旦大学没有开课，可依然没能留出自己的时间。除了学校一些读书的活动和对谈，每个月还在书店要开一次电影课，手头还有六本书稿在催。
马上要立冬，但上海的四季并不那么分明。温度还在20多度，叶子才刚刚黄了个尖。走在一处花园里，梁永安突然承认，这种忙碌其实让他困惑，「有点停不下来」。
「人在劳作之后，对休息有一种渴望。」过去在北方的乡村，他对此深有体会，到了立冬时节，秋收结束，家家户户立刻舒展很多。把土豆、红薯放在地窖里，开始为冬天做准备，也想想来年要做什么。在云南，农历的十月份就开始吃杀猪饭，一家杀一头猪，招呼亲友，享受一年劳作后的结果。
但在城市里，生活被钟表统治，每天朝九晚五，不管什么节令都在运转。梁永安说，他「特别想尽量地拿出时间，来给自己一个立冬的状态」。
他很需要这种暂停。从2003年开始，他就有一个习惯，每年跨年的这天，他会到寒山寺听迎接新年的108声钟响。这是他给生活设置的强制按钮。
起源是那一年，他喜欢张继的诗，「月落乌啼霜满天」。这是在张继人生最失意的时刻写下的。当时他到了寒山寺，又被阻拦，不得不停留，这时候听到了钟声，看到了满满的夜里的鸟，写下了这些诗句。这首诗最终成了张继一辈子留下的19首诗里，唯一被记住的一首。
「他写的这首诗，有种人生自己也意想不到的况味。」这种孤独的意境吸引梁永安也想去听一听。
108声钟响一直响了14分钟，最后一响正好敲在午夜的零点。这14分钟里，梁永安意识到，自己能彻底放空，把整个一年的事都在脑子里过了一遍。「那一瞬间，我感觉这一年很多东西能做到没做到，也错过很多，很可惜」。他提醒自己，下一年面对这些失去的东西时，「要有一种新的珍惜」。
从那以后，他每年都去，让这14分钟里的108声钟响，成为生活里强制的暂停和喘息。这是生命在自然尺度上必要的节奏，梁永安告诉《人物》，「这个时候就是要想一想，我们应该有一点什么样新的认识和体会」。否则人一直在紧紧张张的生活中，会产生很多焦虑。
除了每年到寒山寺听钟响，生活中还有两件事是他再忙也一定要做的。一个是游历，对他而言，游历才能对当下社会的变化和问题有足够的现场感。第二件事是阅读，阅读才能不断增加思考量，所以一有时间，他就抓紧让自己多读几本书。
但今年，他去了希腊和日本。新的思考和感悟至今没腾出空记录下来。「还是太忙了」。因此，他对明年已经有了清晰的计划，要找一个书院住几个月，心思单纯地做一些思考和探索，对这几年的生活也做一个复盘。
高黎贡，人生的冬天
面对着马上要来的冬天，梁永安总是想到一些大雪纷飞的日子。
小时候在西安上小学，北方的冬天总是突然下大雪，真的是「鹅毛大雪」，一大块一大块在窗外哗哗往下落。这样的画面深深刻在他脑海里。
他在韩国教学时也见过。当时的首尔还是汉城，有天他从学校出来，等车时的几分钟，肩头上就落了厚厚的雪。雪能让分割开的天地都交汇在一起。这种时刻，总带给他强烈的感受，人在自然中显得很渺小。
这不是一个温柔的意象，人们喜欢雪，但也害怕雪花般的生活。梁永安知道，因为那样的生活「飘」。人们看不清前面的路，总会伴随着强烈的迷茫和不安。
从节气上来说，立冬意味着秋天结束，忙碌终于到头。但也意味着温度骤降，暴风雨马上就要来临，充满神秘，也充满危险。
梁永安的人生里也经历过这样的立冬时刻。1973年的10月23日，高中毕业的梁永安下乡到云南高黎贡山劳作。他清晰地记得那一天，走下大巴，在怒江峡谷的山脚下，忐忑地等待村寨的人来接。面对默默流着的怒江水，他有些惶恐，「难道以后就要在这深深的怒江峡谷中扎下根来，日复一日地劳作？在高山与江水的笼罩中度过一生？」
那是充满孤独和迷茫的两年。第一天开始挖地，他就盼望着太阳赶紧落山，「（太阳）咚咚咚咚掉下去就可以收工了」，「但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挖地很费力，天黑的时候，如果没有月光，走在山道碎石小路上，也不知道自己会走到哪。后来读《百年孤独》，他特别能体会到，这种孤独来自于循环。「就觉得人生是不是一辈子都会在这种循环里？我还想去更广的世界」。
在那样望不到头的日子里，能抚慰他的只有读书。下乡时，梁永安带了两大木箱的书，「来接我的牛都驮不动」，他说，一到夜里，劳动归来，他就在房间看书。读狄更斯，读萨克林，也看世界史，「中国古代通史那么厚的六卷，都带过去细细的读」。看书的时候，才能觉得自己的世界又变大了。
1975年，也是10月23日，这种循环才终于被打破。整整两年，下乡结束，梁永安离开了高黎贡，回城当了工人。生活往意想不到的方向发展，1977年恢复高考，1978年2月，他考入复旦大学，从学生到教授，在上海扎根。
回头看，他才意识到高黎贡的两年，成了后来一切的起点。那些书帮助他后来成功高考，最终走向文学的道路。峡谷里的生活简单，春种、秋收、冬藏，这些本质的自然节奏中，他对生命有了原始的体悟。
「在那个时刻，我明白了幸福与快乐不是一回事儿：快乐是轻松欣喜，实现心之所欲；而幸福，那是一路艰辛的奋斗，是生命的展开，是一步一步地活过。」
高黎贡的日子像人生的冬天。但冬天正是休憩、冬藏蓄力的时节。后来梁永安在日本教书，有学生问他最难忘的是哪一段生活，他总是不假思索地说，「在云南高黎贡劳动的那两年」。
「现代生活无时无刻不经受着冲击，如何在纷纭中走自己的人生路？追昔抚今，所有的心绪都可以追溯到在高黎贡山的劳动中」。
回忆起冬天的画面，梁永安还想到了一件事。有一年，也是很大的雪，他一个人跑到大山里，遇到了一个农民。对方看他城市来的，很惊讶，强烈地留住了他。因为再往里走，就会危险。他在那家住了一晚，对方是个乡村放映员，和他聊了一晚上放映途中遇到的人和事。
「我就感觉真正的生活有人间的温暖」，再聊起雪，梁永安觉得雪花其实提供着很大的暗示。「我们在雪里面往往会体会暖，有对暖的渴望」。这种人生不易的时刻，其实让人更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么。
盈科，而后进
走上文学道路的几十年里，梁永安不是没有遇到过诱惑。90年代，大量的文人下海从商，他身边也有一些搞文学的朋友，打算去挣一笔钱，财务自由了好好写作。有的人亏了几十万，也有的人真发迹。
梁永安不是被财富诱惑，而是好奇，「这个世界最终真的会彻底走向商业化的时代吗？一切都会转化为金钱逻辑吗」？他想为时代做事，「如果社会不是朝你所认定的价值发展，那你一下子就变成一个局外人了」。
于是，他在一个假期里跑到一个朋友的公司，他们做了一个网络平台，梁永安帮着做一些策划和平台的发展规划。几个假期后，对方看他有很多思路都跟公司契合，想招他全职来做，他记得，当时开出的年薪就有一百多万。
但梁永安拒绝了，「下海」的几个月里，他明确地知道，这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他看到过去的朋友真的赚钱以后，早就忘了当初说的，财务自由后搞文学写作的初衷，「他说我不回去，现在我在跟别人竞争，我主动退出也不甘心」。
过去读《资本论》，他还没有如此强烈地感受到，资本主义的社会里，人人都处在一种异化中。但现在，他看着朋友为生意日夜焦虑，「其实是很苦的」。可能会有些额外的补偿，挣了钱，有了地位，受到夸奖，「你觉得好像我幸福了，实际上那个都是很虚无的。」
这个经历让梁永安在深处看到了那种生活和精神状态，此后，他更明白自己的内心，一下子安定了下来。1995年之后，他回到自己文学的领域，开始着手写长篇历史小说。
这段体验促成他写了王莽，在西汉末期，社会一片混乱中，各种力量交替出现了一个所谓的新朝。这其中，王莽也想找到个人价值，实现理想，建立一个想象中的乌托邦。「我为什么写这个？因为他跟这个时代都有主观性，最后为了目的不择手段，结果就是轰然倒塌。」
在人生的尺度里，这几个月对梁永安来说是一种试错和对想象的实践。就像孟子所说，「盈科而后进」。「科就是河床上的这些坎、坑，河流跑的时候都是先把这个坑填满、盈掉，再往前。」
这几年，总有年轻人来问梁永安人生的困惑。他越来越频繁地听到一个词，「空心化」。他总是会拿这段经历举例。匆忙的生活往往带来很多问题，「你真的是带着很多内心的科，如果不盈的话，浑身都是洞，越往前跑，问题只会越多。」「浑身带着太多未解的问题，其实内心深处越来越空。」
这个时候人就需要安顿、休憩、放缓。就像四季需要节气，人也需要一个节点停下来有新的省察和反思、沉淀，随时保持住对自我感受的珍惜。
年轻人如何「更好」地过一生
四年前，《人物》曾和梁永安有一次对谈，话题聊的还是爱情，「相爱为什么越来越难」。当时，梁永安发现青年一代在传统与现代的矛盾中，精神领域里普遍存在着焦虑、茫然，价值的坠落感与空白感，这些集中地在爱情中反映了出来，失去了对爱情的信仰。
但这几年，他明显感觉到，年轻人的忧愁已经从爱情转移到了更多层的人生选择。时代的不确定性下，年轻一代好像处在人生的冬天，有着迷茫和对掉队、被时代抛弃的恐惧。
他在自己学生身上具象地看到了这一点。一毕业，大家就紧张地投入工作，「哗啦啦在里面，到底什么是跟自己生命有真正深切关系的，应该要做什么事，过怎样的生活可能都还不知道」。大家总觉得选择一条新路很快就能成功，「但那是农业社会的逻辑，现在社会不是这样」。在当下，或许必须经历六七年各不相同的艰难，才能真正拥有自己的语言、故事，拥有自己的生存感。
在某一年的硕士论文答辩时，他见过一位江西来的女生。当时梁永安问她，毕业去哪个单位？对方说没单位。梁永安很诧异，就问她那毕业后干什么？这个女生给他留下的印象是「傻里傻气」，「不会去想那么多」。她回答，准备就在复旦附近租个房子，写剧本。「我问她那写剧本谁要呢，她说还不知道，就这么愣。但过了几年，真的写出来了。」
去年年初，梁永安还和毕业了六年的三个学生沿途聚了一下。这次聚会让他同样感慨，比起当年，她们都变得更从容，面对任何诱惑都不动心。尽管这六年过得坎坷，写的东西都没人要，但经过六年的磨练和孤独，有人获得了科幻文学最高奖，有人写的两个影视本子都被接受了。
另一位女生，写的小说虽然还没有被更多人知道，只在微博上发布后，有一位教授给她点过赞。但她保持了持续的写作，「最后你看，她会变成一个相当不错的作家」。
这一代年轻人身上，梁永安看到了上几代人身上都没有的东西，「内在的多元化」，「他们在现代化的发展中，其实储藏了非常丰富的东西，只是自己没有察觉」。这种宝贵的灵性和智慧，「让他们跟祖祖辈辈的人都不一样」。
过去农耕社会，大家追求的是收获哲学，这让年轻人陷入求学、就业、婚姻的程式里。但在现代社会里，梁永安觉得，更好的生活指向的应该是过程哲学，在每个人独特的生活里，释放自己独特的生长力。
在他眼里，更好的生活不是一种胜负论，而是一种自由感，面对形形色色的人生，始终有一种内在的从容在里面。生机从内生长，才能打开更丰富的生命维度。
「更好」也一直是特仑苏追求的，对「更好」的向往把大家聚在了一起。立冬到来，是时候更从容地面对人生的雨雪。
在「更好」的话题上，梁永安总是想到在云南时见到的南瓜。藤条刚长出来时那么短、那么细，没有叶子，没有花。在照不到阳光的地上，孤零零地爬坡，只有到了一个节点，才长出叶子，开出很小的黄花。黄花长大，南瓜才从胚胎里生长而出。
人的生命也一样，更好的生活，是找到自己的节奏，「（找到）那个不可放弃的东西」。在冬藏一般的沉淀中，积蓄出蓬勃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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