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艺术家必须有一间工作室，如果没有呢？

芭莎TOPIC 第3期

多年以来，关于艺术家工作室“消失”的情况从未停止，而工作室作为艺术家们创作的基本需求之一，已经变得越来越奢侈。早已退居到城市边缘的艺术家们，依旧难以逃脱频繁搬迁的命运。为何艺术家必须有一间工作室，如果没有呢？

对于艺术家来说，工作室一直是个心照不宣的话题。几乎谁都有过频繁搬家、听闻或是亲身遭遇被拆的经历。近日，多处艺术区再次面临“消失”的命运，曾经能够临时安身的艺术区，在未来即将再次不复存在。

德萨画廊即将搬离，2018年7月20日（左）；李桥艺术区拆迁现场，2018年8月1日（右）

往往，城市中这些无人问津的不毛之地，才是艺术家做工作室最合适的选择。对于大面积空间的基本需求，这些缝隙间的废旧土地无疑是能够消费的起，又能有所受用的。

当然，在城市的发展进程中，原本零散的闲置土地理应进一步实施合理规划。但是已经退到城市边缘的艺术家们，依旧逐渐失去着其艺术创作赖以生存的“方盒子”，对于未来的艺术创作，只剩下无处安放的无奈与担忧。

艺术家位于宋庄的工作室，2018年8月3日

如今已经成为北京城市名片的798艺术区，最早也是得益于一群年轻艺术家的入驻。798早已不是当年那个破旧的废工厂，而是成为只有少数人消费得起的黄金地段。为了进行艺术创作，除了798以外，北京还自然发展了许多艺术区，或者说是艺术村落。

798、草场地、将府、崔各庄、黑桥、环铁、东坝、索家村、孙河、燕郊、罗马湖、蟹岛、东营、北皋等等艺术区层出不穷，但其中多数也已经不复存在。

1993年，圆明园福缘门村，画家方力钧在他的画室内。

1993年5月，圆明园福缘门村，第一家画廊开业。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圆明园艺术村，可谓是北京最早形成的艺术区。当时，一群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轻艺术家在北京西郊靠圆明园附近的村落安顿下来，雄心勃勃地进行着各自的艺术探索。其中不仅有艺术家，还有搞摇滚的，窦唯、朴树等都在圆明园待过。

当时，这些艺术家的作品很具反叛精神，所以逐渐引起了官方的警惕。1995年，住在村落的近百名艺术家和家人被一并疏散，圆明园艺术村从此成为历史。

从最早的圆明园来看，艺术区的消失仿佛是命中注定的。其实，“打一枪换一炮”早已是大部分艺术家的生活常态，大家心里也都十分清楚，“搬”是早晚的事。但即使如此，他们还是需要一个能赖以生存和创作的“方盒子”。

“六年，我换了6间工作室。”

艺术家祁磊曾在费家村的工作室，2015年4月-9月

2012年10月，祁磊来到北京追求自己的艺术梦想。六年来，他搬过6次工作室，最长的一个也没有待超过两年。刚来北京时，祁磊在宋庄找了间60多平米的地方，一年租金一万元左右。在那里，他画了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批创作。

祁磊曾在宋庄的第一个工作室，2012-2014年（左上）；京旺家园租的公寓，2014-2015年（左下）；费家村的工作室，2015年4月-9月（右）

6年来，祁磊幸运地躲过了一次次狼狈的搬迁，都恰巧先一步挪了地方。离开了宋庄第一个简陋的工作室后，他曾在京旺家园租过公寓；2015年4月又搬到费家村，待得也并不愉快；同年10月，祁磊搬到环铁，不久费家村就没了；后来环铁的租金一路飙高，让他再次感到压力倍增，只好先找了个小房间作为过渡，再次开始了找寻工作室的生活。

祁磊在宋庄的工作室，2018年7月-至今

就这样，每搬一次家都像是掉了一层皮，颠沛流离之余还严重影响着创作的节奏。今年7月，祁磊终于在宋庄找到了心仪的工作室。“6年了，转眼又回到了宋庄。”祁磊看似平淡的一句话，却并不让人感到简单。如今，他唯一的期望就是能够安稳地待上几年，全身心继续创作。

“我已退到城市边缘，

再没退路了。”

艺术家王瑞琳位于李桥的工作室，2018年

王瑞琳本科毕业后的6年里一直在黑桥租工作室，2016年，那里通知要拆之后，他开始了四处寻觅工作室的生活。频繁搬家完全是迫于无奈，用他的话说，“我没办法，因为雕塑必须需要一个场地，所以只好一直换下去。”

离开黑桥的他，几乎把北京各处艺术区溜了大半圈，短短两年内来回换了6个地方。即使越找越偏远，也没能逃过短期内被拆的命运。此外，从事雕塑仅仅保住工作室还不够，还要保住生产环节。很多工厂也在面临外迁，原来在黑桥时仅一墙之隔的铸铜厂，现在都已搬出北京。

艺术家王瑞琳位于李桥的工作室，2018年

去年年末，王瑞琳在李桥安置好了工作室，两年来的频繁搬家总算得到休息。可如今一年未满，艺术区还是“迎来”了通知。他从新疆采风中匆忙归来，万幸的是自己这间暂时留了下来。

“我现在已经退到城市最边缘，几乎没有退路了。除此之外，时间、精力以及经济上也都不太能支持我再继续建工作室。”王瑞琳心里清楚，这间一点点打造出来的工作室，随时也可能划上句号。

他的邻居、校友夏理佳接到通知的第二天就果断搬离了工作室，曾有许多朋友有过类似经历，所以他深知搬家事不宜迟。接下来，夏理佳暂时不打算再弄工作室，而是选择搬进燕郊某小区。

夏理佳在李桥的工作室，2018年

由于木雕制作周期长、工序复杂，并且会产生极强的噪音，所以在居民楼里是不可能进行创作的。突如其来的通知让夏理佳的木雕创作暂时搁置，他只期望之后能幸运地在美院燕郊校区找个小空间继续创作。

两年以来，很多雕塑艺术家经不起折磨，只好被迫选择其它发展方向。不少人搬到了写字楼或居民楼，改为创作国画、油画等艺术形式，以解决对大型工作室的需求难题。

正在拆迁中的李桥艺术区，2018年8月

那时的黑桥，像个乌托邦。

在许多艺术家的记忆中，曾经的黑桥二道八号院艺术区就像是个艺术的乌托邦。上千户艺术家聚集在那，纷纷沉浸在各自的创作氛围中。

拍摄地点：二道八号艺术区鱼塘，使用8×20英寸胶片拍摄，2016冬©白夜照相馆

虽然，当年的黑桥居住环境非常差，大部分土地也是在垃圾场上填起来的，但却给年轻艺术家们提供了6年多追求理想的时光。相比较，如今刚毕业但需要工作室来继续创作的年轻人，仿佛连那样一种环境都难以找寻。

曾经的黑桥二道八号院艺术区房东老张回忆，当年从通知到真正拆除有半年多时间，所以大家并没有十分狼狈。散伙前，老张请几百位艺术家吃火锅。黑桥没了，但大家的情谊还在，直到今天他们还保持着生活上的联系。“都在一个院儿生活，就像一家人似的。”老张如此回忆道。

《海内存知己 黑桥2018重聚合影》，摄于2018年5月©白夜照相馆

白夜照相馆是2007年老张盖房的时候，就在黑桥的最早住户。创办人杨威也毕业于中央美院，从创办到拆迁，白夜经历了全部过程，并记录下许多珍贵的画面。当年拍下的大合影，今天还悬挂在老张家的客厅，也存放在许多艺术家手中。

无论上世纪末或是今天，艺术区都仿佛城市发展中暂时绚丽的泡沫，它承载过艺术家的集体理想。然而，艺术家只是暂时填补了城市发展的空隙，这些地方虽是艺术的，但终究不是艺术家的。

在此，时尚芭莎艺术有幸邀请到中国当代艺术最具影响力之一的艺术家叶永青做客本期“芭莎TOPIC”。回忆过去，思考当下，他的分享想必会对你有所受益。

艺术家叶永青

叶永青，以创作者、策展人、艺术组织者和评论人的身份活跃于艺术界，曾在世界各地举办个展和艺术群展。他曾在昆明创办和发起“上河会馆”与“创库”艺术区，如今工作生活于北京、重庆、昆明、大理、伦敦、清迈等地。

“颠簸流离的生活，

对艺术家来说都不会陌生。”

左起：张晓刚、王林、叶永青，1989年

90年代末，我就已经在北京了。这种颠簸流离的生活对于北京的艺术家来说都不会陌生。可以说，我是在这个过程里最早的艺术家之一。

1991年，我在圆明园艺术村做《艺术潮流》杂志。那是我见过中国最早一批有自己工作室的艺术家，他们把农民小院改造成能够满足艺术创作的空间。但没几年就开始出问题，艺术家就逐渐往宋庄搬了。虽然有的艺术区在今天已经成为神话，但当初完全是城市边缘不为人知的地方。

1999年前后，很多人开始在花家地租公寓创作。那会儿，中央美院还没搬来，也还没有798。最早来的是几个四川艺术家，其中就有我和张晓刚。所以，花家地成了最早位于都市里的艺术区。之所以在花家地，是因为我们希望能居住在北京，而不是去某个接近河北的农村。我们想成为在北京这座都市里生活的人。

由于当时的房型很小，不太方便创作，张晓刚便负责和房东交涉。他提议把客厅和其中一个房间打通，便可获得一个将近30平米的空间，方便画画。房东说打墙可以，但要给他3000块钱。所以，这就成了当时的一种模式，多出3000块钱即可获得一个简易版工作室，我们纷纷这样做。就这样，我们过上了标准的、城市职业画家的生活。

说到底，最重要的还是你对创作的欲望，和因地制宜的能力，这样的努力是很关键的。

“无所在，无所不在”，

是我对工作室的理解。

叶永青创库工作室，昆明

一直以来，我的工作方式都像个“业余画家”，对工作室的要求不高。早年，很多作品都画在能随身携带的羊皮纸上，还有丽江和其它世界各地的手工纸。这样的材料卷起来省空间，展开又足以做很大的展览。这种创作方式就像生存方式一样，逐渐养成了。

2004年以后，我才在北京有了工作室。之后在昆明、大理、清迈等地也有了能创作的地方，其中大多是合作模式，比如一年中某三个月可以供我使用。我曾用过一句话——“无所在，无所不在”，这就是我对工作室的理解。

我们没必要一定被艺术体系驯化，变成被规则约束的人。艺术家，并不意味着一定要通过像样的工作室、画廊、市场等艺术系统来完成思考，反而看似在体制外的艺术家所看到的生活更为真实。对艺术家来说，任何方法都是可变的。

叶永青位于望京SOHO的工作室

我在望京SOHO也有个小空间用来创作，十分有趣。每天我和很多小朋友一起“上班”，他们大多数是90后，早上满满的电梯里只有我一个老头。因为主要画水墨和丙烯，所以唯一的要求就是离水管近就行。我经常在走廊打水，一些小朋友就探头看我。

我的创作可以随时开始，也可以随时结束，这也是被我的生活方式逐渐调整出来的。对我来说，最宝贵的是时间和创作。不管走到哪，创作才是真正的轴心，所以到任何地方，能赶快开始是最重要的。

“在这个社会，

艺术家并不代表什么。”

叶永青在将府的工作室，如今已拆

国外很多艺术家都有别的工作，他们没把艺术当作养活自己的饭碗，还是源于一份热爱。但也有人把艺术视为工作，养很多团队、助手，把它变成公司化的东西。

后来我想通一件事，那就是在80年代，艺术家、知识分子确实是时代的先驱，代表最前沿的想法或行动力。但到了90年代后期，这种先验性就逐渐没有了。在我们这个社会，艺术家并不代表什么。真正关心这个世界，让世界发生改变的，不是艺术家这个人群。

所以，艺术家的身份我一直是很怀疑的。我甚至觉得今天的艺术家、艺术工作室、艺术生产线，其实是一个接活平台。最早看到这种景象是在德国，我去基弗（Anselm Kiefer）的工作室谈事。那时他已经必须要骑自行车在他的工厂里工作了，那时我开始有了疑问，这还是艺术家吗？我觉得他就是一个老板、包工头，或是项目经理。

后来有一年我在日本，去奈良美智的家乡。黄昏，我俩吃完饭在小路上散步，有个老奶奶从后面叫我们。她追上来捧了一碗味增汤，让奈良美智喝下。后来奈良跟我说，他家乡有6000人靠他养活，这些人都在卖他的衍生产品。那时我就想，艺术家已经变了。

今天，艺术系统和资本、社会的力量好像能帮你成就更大的名气，但说到底还是帮你解决不了还没画完的那几笔，1000平方米的工作室也帮不上忙。我们当然希望条件好点，但更重要的还是那支笔能继续画下去。

精彩回顾：

[编辑、采访、文/张婧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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