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圈的人际斗争有多激烈?
欧仁·德拉克罗瓦《希阿岛的屠杀》,布面油画,1824年
提到艺术,人们往往联想到的是优雅安静,但实际上艺术界经常会发生激烈的斗争。这种行为不是艺术家、艺术团体为发泄情绪的“幼稚”做法,而是推动艺术发展的必要保障。
打群架?下战书?
艺术流派间的竞争绝不是一群人凑在一起打架,或是齐聚一堂进行一番唇枪舌战就能解决。他们需要以作品“斗技”来证明实力。当然,人数对艺术流派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毕竟,拥护者的数量也是实力的表现之一。
欧仁·德拉克罗瓦《自由领导人民》,布面油画,260×325cm,1830年
人们对艺术流派间竞争的故事或多或少都会有所了解:新古典主义代表安格尔(Jean Auguste Dominique Ingres)与浪漫主义代表德拉克罗瓦(Eugène Delacroix)纠缠不休、彼此争斗;印象派命名来自于保守派对克劳德·莫奈(Claude Monet)画作的嘲讽等等。
让·奥古斯特·多米尼克·安格尔《雅克-路易·勒布朗夫人》,布面油画,119.4×92.7cm,1823年
欧仁·德拉克罗瓦《La Grèce sur les ruines de Missolonghi》,布面油画,208×147cm,1826年
都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陷入竞争中的艺术家都会在无意间偏向于所处流派,很多人认为单凭他们留下的传记去了解历史是不公平的。如果从第三方视角来看,情况又会如何?
在上世纪初期,许多中国艺术家选择前往欧洲留学,以此增强个人艺术修养,其中就包括徐悲鸿、林风眠、刘海粟等艺术大师。而徐悲鸿和刘海粟就曾因对印象派和野兽派看法不同而争吵不休。
亨利·马蒂斯《View of Collioure》,布面油画,59.5×73cm,1905年
徐悲鸿用“庸、俗、浮、劣”对野兽派大肆批评。他看不惯这些作品中浓重的色彩和奔放的笔法,甚至用侮辱性的话语评价亨利·马蒂斯(Henri Matisse),称他是“马蹄死”。而刘海粟则极为欣赏这种全新的艺术流派,二人关系极为不合,徐悲鸿甚至因此拒绝与其共同参加画展。
诗人徐志摩虽支持刘海粟,但认为二人不必因此而产生矛盾,于是准备劝和。在他指出希望徐悲鸿不要用过于严重的言语谩骂马蒂斯时,却只得到了对方的冷暴力处理,事情也因此不了了之。
亨利·马蒂斯《科利乌尔的风景》,布面油画,46.1×55.1cm,1906-1907年
事实上,印象派与野兽派之间并没有那么水火不容,有些印象派的艺术家后来也向野兽派发展。而徐悲鸿就像是一个狂热追星的“粉丝”,为了喜爱的艺术流派,连原本优雅而重礼仪的艺术家形象都顾不上了。这不就是生活里为了偶像与周围人争吵的普通网友吗?
中世纪艺术过于脱离现实,于是呼吁人文主义的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流派出现;巴洛克和洛可可艺术过于奢华矫饰,才有端庄优雅的新古典主义将其取代。
艺术之所以能不断向前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新旧流派之间的斗争。艺术流派的更替从没有成王败寇的说法,它只是为适应社会和时代的发展的产物罢了。
保罗·塞尚《玩纸牌的人》,布面油画,60×73cm,1892-1895年
扫描二维码,关注“时尚芭莎艺术”官方微博
更多精彩艺术内容,绝不容错过!
倔强的艺术家
巴乔·班迪内利《自画像》,布面油画,1530年
本韦努托·切利尼《帕尔修斯斩杀美杜莎》,雕塑
切利尼本身也是一个极为骄傲的人,二人一生因创作冲突不断。而和他们比起来,艺术家埃德加·德加(Edgar Degas)则显得无辜得多。
埃德加·德加《苦艾酒馆》,布面油画,92×68cm,1875-1876年
埃德加·德加《马奈夫妇》,布面油画,1868-1869年
阿尔西普·库茵芝《Chumatsky tract in Mariupol》,布面油画,1875年
阿尔西普·库茵芝《Autumn thaw》,布面油画,1872年
阿尔西普·库茵芝《Der Elbrus, Mondnacht》,布面油画,36.6×55.4cm,1890-1895年
阿尔西普·库茵芝《Christ in the garden of Gethsemane》,布面油画,1901年
斗到圈外?
当艺术界内变得和谐,艺术圈外的组织又开始“故意找茬”?艺术家借动物表达理念是再普通不过的事,但以动物为主题的作品往往一不小心,就会引来环保人士的抨击。
皮埃尔·于热《人类》
艺术家杜克·莱利(Duke Riley)曾策划过一件以鸟为题的艺术作品《长夜飞行》,他将LED灯绑在3000只鸽子身上并在夜晚将它们放飞。这一作品引起了当时民众的抗议,认为艺术家这一做法过于残忍。
杜克·莱利《长夜飞行》,天空中的线条是通过延时摄影技术记录的鸽子飞行的轨迹。
虽然公共艺术组织Creative Time在展出前便开始评估项目风险,向各方面专业人员寻求帮助,但抗议者们对这一系列做法并不埋单,甚至有人认为这是艺术家在敷衍群众,于是向市政府抗议。一件原本以展现鸽子的飞翔轨迹为观众带来美感的作品,却因彼此不理解而弄巧成拙。
达明安·赫斯特《生者对死者无动于衷》
即使艺术家在创作前做了再多准备工作,也总会有人对此“不埋单”。对艺术家来说,有争议也是好事,因为这证明其作品得到了大众的关注。反对声能帮助艺术家更理性地看待自己的创作,但如果因此便畏首畏尾、故步自封,就得不偿失了。
达明安·赫斯特《The Golden Calf》
有时候,斗争的主题会涉及到人权、法律等沉重话题,其结果也并未给当时的艺术家带来任何好处。但这样的斗争并非无意义,其在几年甚至是几十年后往往会影响时代的发展。
弗兰克·鲍林《Upright》,布面油画,188×135cm,2012年
1963年,美国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发表演说《我有一个梦想》,让黑人民权运动到达巅峰,而艺术家们又如何用创作体现黑人意识,支持这场运动呢?
弗兰克·鲍林《Spreadout Ron Kitaj》,布面油画,228.5×286cm,1984-1986年
一群被称为“Spiral”的非裔艺术家在民权运动的高潮时期,用艺术表达他们的信念。而艺术家萨姆·吉列姆(Sam Gilliam)以马丁·路德·金遇刺当天为题,创作的作品《April 4》更是其中的杰作。观者甚至不需要知道其背景,就会被画作中的悲伤所感染。
萨姆·吉列姆《April 4》,布面丙烯,279.4×456.6cm,1969年
艺术大师罗伯特·劳森伯格(Robert Rauschenberg)、贾斯培·琼斯(Jasper Johns)、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等人虽为白人艺术家,但都对当时的黑人艺术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从《黑豹》的封面,到弗兰克·鲍林(Frank Bowling)的彩色抽象主义画作,每一件都透露出黑人在当时虽处境困顿,但乐观、不放弃斗争的精神。
埃默里·道格拉斯《We Shall Survive Without a Doubt》,1971年
在当时的美国,黑人艺术很难在美术馆、博物馆中占有一席之地。他们的这一系列举动在人们看来不过是杯水车薪,甚至无人关注。但正是因为他们永不放弃的斗争精神和持之以恒的创作,才能让人们在几十年后的今天看到当时黑人艺术的模样。
弗兰克·鲍林《Sacha Jason Guyana Dreams》,布面油画,178×136cm,1989年
这些斗争从不是为了发泄个人情绪的幼稚行为,它是艺术家反抗命运、追求更高层次艺术成果的象征。正是因为有这些看似不和谐的艺术斗争存在,艺术才会有源源不断的生命力,一直向前发展。
精彩回顾:
[编辑、文/张欣彤]
[本文由《时尚芭莎》艺术部原创,未经许可不得转载]